自秦统一七国初建封建帝王制度,将所有的权力集中于皇帝一人之后,每个王朝的兴衰存亡也就紧紧依附于皇帝的性格能力。崇祯一朝十七年,“不近声色,忧勤惕励,殚心治理”,兢兢业业但也难以力揽狂澜,常常被称为中国历史上最具悲剧色彩的皇上。但崇祯之败并非生不逢时,而是个人才干性格不足以救国,后人哀叹其非亡国之君更多的只是一种惋惜。
明朝自神宗主政以后,“三大征”耗尽国库民力,后来又因国本之争,东林党争误国,明神宗逐渐疏远政事。明熹宗时,官宦倾轧,政治更加混乱,王朝从上到下都不关心民间疾苦。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起兵,连年重创明军,攻占辽东地区七十余城,大明节节败退辽东仅剩关宁锦防线一带。
同时万历后期至天启年间恰逢小冰河时期,中国北方气候变化异常,降雨量急剧减少,旱灾以及伴随而来的寒流、蝗灾、鼠疫、瘟疫摧残着中原地区的百姓。到了明熹宗时期,土地兼并严重,国家财政破产,苛捐杂税繁重。明思宗朱由检登基以后,国家诸多矛盾已经突破极限,崇祯元年又遭遇全国性大灾荒,由陕西爆发起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史书记载朱由检常“临朝浩叹”,感概自己得不到杰出的人才。可事实并非如此,崇祯一朝名将能臣辈出,关键是不会用人。朱由检常常独宠一人不顾其他,丝毫不加以约束,不信任后又弃之如敝履。这种用人方式最大的坏处就是,被宠信的将领官员常常恣意妄为,而不被信任的将士正确的意见也常不被采纳。
杨嗣昌一生颇得思宗信任,但其常提拔推荐亲近之人,打压有不同意见的卢象升和孙传庭等将领,这些行为与魏忠贤何异?
袁崇焕受宠信之时,独得皇恩意气风发,夸下海口“五年复辽”,思宗对其言听计从,许将许兵许粮许银,袁与大将满桂不和时便将其调回关内,袁崇焕因此更加骄横,又于崇祯二年五月,擅杀东江镇主将毛文龙。同年十一月,皇太极率军数十万大举攻明,自龙井关、大安口至京师城下。
朱由检至此不再信任袁崇焕,既恨袁崇焕一时诳语,更恨袁崇焕多年沐达皇恩,百依百从,却仍然无力达到自己想要的结果,一时龙颜大怒,待京师解围后便将袁崇焕下狱凌迟处死。朱由检对于此前信任的将领尚且如此,那些从来没被亲近过的将领就更没好日子过。
崇祯二年后金入侵,袁崇焕被杀,孙承宗历经多次沉浮后,重新主宰退敌复土之事。崇祯四年又被猜忌贬职,孙承宗一气之下辞官居于高阳城七年之久。崇祯十一年,后金再次入侵,孙承宗率领全家驻守高阳城,满门壮烈殉国。
卢象升、孙传庭两人的情况则颇为相似,都是以剿灭农民军起家,最终结局也是兵败力战而死。崇祯十一年十二月,卢象升因朝廷议和与杨嗣昌不和,进驻巨鹿被清军主力包围,太监高启潜拥兵不救,虎大威、杨国柱总兵溃退,卢率军死战,力竭而死。
崇祯十二年,孙传庭上疏请见皇帝,被杨嗣昌百般阻挠未成。孙传庭以病辞官,朱由检大怒,将其贬为平民后禁囚三年有余。十五年二月又因李自成围困开封,从狱中提调孙传庭援助开封。孙传庭刚在潼关站稳脚跟,朱由检连番催促其进攻李自成,传庭无奈出兵,苦吞柿园之败。崇祯十六年十月初,李自成攻克潼关,孙传庭率军战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