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著作，包括写文章、写报告、写指示、写电报、写信函，还有开会讲话，与人谈话，经过记录整理，还是转化为著作。这是他极重要的工作方式，是他的为别的政治家所不及的专长，是他毕生的习惯、风格和爱好。
他一般是不叫别人为他拟好现成的文稿和讲稿的。他总是自写文稿，自拟讲话提纲。讲话记录，秘书们帮他整理，他总是亲自过问并且反复修改。党内经历多一些的同志都知道这个情况。这些年国外境外不断有一些传言，我们这里也有人相信，说毛泽东哪篇哪篇著作是谁谁谁写的，说毛泽东哪部选集中有多大部分是别人写的。这全属无稽之谈。
在斯大林动议以前，中共中央就已经着手编辑正式的《毛选》了
一九五一年出版由中共中央正式编辑的《毛泽东选集》的时候，在《本书出版的说明》中，一开始就说：“几年前各地方曾经出过几种不同版本的《毛泽东选集》，都是没有经过著者审查的，体例颇为杂乱，文字亦有错讹，有些重要的著作又没有收进去。”
以前那几部毛选，对于宣传和学习毛泽东思想是功不可没的，但就其编辑工作的缺憾来说，这几句话倒是说得很中肯。所以，中共中央有必要编辑一部经著者亲自审定的、编辑体例合理、文字没有错讹、篇目没有重要遗漏的《毛泽东选集》。
编辑这样一部选集的动议，有许多文章说，是来自斯大林，是毛泽东一九四九年底第一次访苏时斯大林提出来的。这样说，有根据，因为斯大林的确作了这样的动议。但是，此说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不知道在斯大林动议以前，还在西柏坡的时候，中共中央就已经着手做这件事情了。
据黄洛峰（中宣部出版委员会主任）的工作报告，这部正式毛选的初编稿一九四九年五月六日已经发稿。六月一日中共中央致电斯大林，说经毛泽东校订的选集六月底就会出版，希望苏联不要急于出版根据东北书店版译出的选集俄译本。
但是，因为开国前后内外事务的繁忙，毛泽东没有时间顾及审定工作。据即将出版的逄先知等所著《毛泽东传（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介绍，直到抗美援朝三次战役胜利，战局初步稳定下来，毛泽东才腾出身子，带着几位秘书，到石家庄郊外的一栋临时装上暖气的房子里，静下心来审定出版社送来的一百多万字的毛选清样稿。
一九五一年七月开始，已经编定的校正本毛选第一卷的若干篇文章，提前在《人民日报》陆续刊载，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十月，第一卷正式出版。我至今还记得读到这篇新编的《毛泽东选集》时那股喜悦的心情，因为它有过去选集所没有的详尽而且有分量的题注和注释，还包括许多篇过去没有见过的著作。
不过，这书的出版，距过去通报苏联的时间（一九四九年六月底），已经推迟两年多了。
当时预定，毛选分四卷，第四卷是解放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著作。发行时是四卷一起出售，后面几卷凭预约卷在出版时领取。第二卷、第三卷分别于一九五二年和一九五三年出版。第四卷却延迟到一九六零年才出版。
这一卷显然是重新编过的，内容同原来设想的不同，只包括解放战争时期的著作，不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著作。据《毛泽东传（一九四九——一九七六）》介绍，毛泽东一九六零年二月底到三月初，带领几个人在广州郊区的一处别墅里，花了一周的时间，来做这件事情。这次不像在石家庄那次那样，不是在别人的帮助下毛泽东自己来做编辑工作，而是在他主持下一篇篇审读别人帮助整理的文稿，审读别人起草的题注和注释。
毛选四卷出齐以后，毛泽东不准备接着就出第五卷
第四卷出版，包括建国以前毛泽东全部主要著作的毛选四卷就出齐了。
是不是接着就要出版毛选第五卷呢？
我知道，其实那时已经编出了待毛泽东审定的第五卷的一个粗编稿。一九六二年在讨论为《红旗》杂志写的一篇评论时，一位负责人便拿出这个秘本，给我们念过一九五六年毛泽东在知识分子会议上讲话中的一段话。
但是，毛泽东认为建国以前的著作，已经经过了实践和时间的检验，建国以后的著作，还不像建国以前的著作那样经过检验，所以他不愿意那时就出版他建国以后的著作。他倒是建议编刘少奇选集。
一九六四年出版《毛泽东著作选读》甲、乙种本，从毛选四卷中选出若干篇，又从建国以后的著作中选出若干篇，供更广大的读者阅读。建国以前著作那部分，主要增加了一篇《反对本本主义》，这是编毛选时还没有找到的一篇重要著作，一九六一年已经在党内印发过；建国以后著作那部分，有过去已经在报上公开发表过的，也有新整理发表的。
也许是因为有了这个包括建国以后若干篇重要著作的选读本，可以满足急迫的需要，毛选第五卷的事还是没有摆上议事日程。
这时还出版了一部（两册）很有用的书：《毛泽东著作专题摘录》，附以类似索引的“各篇细目”，是田家英主持编成的，不过摘录的范围仅限于毛泽东已公开发表的著作，而且发行范围仅限于很少的领导干部和理论工作者，不得外传。
经不住不断提出的进言和劝说，毛泽东终于同意，要以选择他建国以后的还没有公开发表的重要著作，一篇篇在党内一定范围印发。于是，一九五六年讲的《论十大关系》，于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在党内印发了，印发时中央还特别说明毛泽东对这份整理稿还不满意，先印发征求意见，以便将来修改。一九六二年《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即七千人大会讲话），一九六六年二月在党内印发了，这是在武汉向毛泽东汇报了《二月提纲》之后，王任重最先提出，经毛泽东同意，经彭真、陆定一、康生、田家英、吴冷西、胡绳、许立群一起推敲修改，再经毛泽东认可，才发出的。我因为参与准备《二月提纲》，跟随许立群到了武汉，偶然地得到机会，参加了毛泽东这篇讲话的推敲。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这样的工作。
我参加过一段毛选五卷“材料组”的工作，因批邓风云而中断
“文化大革命”中间，中央是不是编辑过《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呢？一九七零年批陈伯达的时候，涉及他在编第五卷时的错误，但没有听说他是瞒着中央的。
一九七五年，在邓小平、胡乔木主持下（还有康生，但康已病重，只是挂名），有一个名为“材料组”的小组，由李鑫、胡绳、吴冷西、熊复负责，有从中央党校来的几个人参加，在做毛选第五卷的编辑工作。
这个材料组，在中南海乙区庆云堂西四院工作，是胡乔木主持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一部分，但专做毛选的编辑，同在中南海丙区工字楼和武成殿的政治研究室的工作是分开的。一九七五年十月，我被调到这个组来了。
我那时已经获得“解放”，分配在教育部工作。胡耀邦复出后主持中国科学院工作，提出了一个向国务院的汇报提纲，胡乔木叫我也来参加提纲的讨论和修改，大概是因为我曾经参加过聂总关于科学十四条的文件和报告的起草吧。接着，胡乔木又决定把我调来政治研究室。先是要胡绩伟和我参加邓力群主持写出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一文的改写。胡乔木认为这篇文稿原稿写得不错，但是太剑拔弩张了，如果这样发表，就像“一个拳头打了出去”。这当然是指打向“四人帮”。当时，乔木不赞成这样写。要胡绩伟和我重新改写，完全从正面写，写邓小平提出的“三项指示为纲”，分别写毛泽东这三项指示一项一项的意义，再写这三项指示两两之间的关系。我和胡绩伟聊了几通。记不得是不是写了一个粗粗的提纲，或者是连提纲也没有写出来，胡乔木又找我谈，说：写这样的政治评论，是吴冷西的专长，已经请他来写，你没有经验，还是过西四院来参加毛选的编辑工作吧。我过来以后，李鑫告诉我，《论十大关系》已在胡乔木主持下依据两份原始记录（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的一次和接着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的一次）重新整理，已经毛主席看过同意，算是定稿了。还有一些讲话记录，如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一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等等，还有待整理。他要我先阅读毛主席讲话记录的档案，又向我交代了整理讲话稿的原则。当然首先要求忠实于原稿。但原讲话记录不单有文句不完整的问题，表达不准确的问题，逻辑不严密的问题，论述太重复的问题，还有引据的事实、历史、文句待查证的问题，等等。所以要做很细致的整理工作。还有，毛主席有些观点后来有发展变化，有些是重大的变化，这就要根据后来发展了的观点，来加工整理前面文稿中的观点。他还说，所有经过整理的稿子，都要毛主席看过，毛主席认可，才能算数。他还举了陈伯达整理第五卷文稿时有些篇目调动过大、过于随意的教训，要我们做编辑工作时引以为戒。这些叮嘱我都谨遵，觉得编辑毛选大概一直是遵循这些原则的。我在一九六六年二月参加整理毛泽东一九六二年一月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的记录稿，不就是按一九六二年九月八届十中全会时毛泽东关于阶级斗争的观点，改动了一九六二年一月讲话记录稿中原来的表述吗？我那时对用后来的观点改动原先的观点是否恰当，一点也没有发生疑问。
很快，反击“右倾翻案风”起来了。我为查证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涉及的已发现的化合物数量等情况，去化学家袁翰青家里请教。他详细地作了解释，但他关心的却是为什么要批邓，反复陈述他对此举的不理解，以为从我这里可以得到某种解答。其实，这也正是我极不理解、极其苦闷、得不到解答的问题。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周恩来逝世，大家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批邓反右，却风声越来越紧，教育部要求我回去“参加活动”。这时，政治研究室已经处境不妙，只得放我回去。我要求再给我几天时间，读完已经给我看但还没有看完的毛泽东讲话记录的档案，李鑫同意了。李鑫还交代，我在毛选材料组的工作，属于高度机密，不得在外面讲，教育部也不得过问。
教育部在批邓运动中，被搞了个脚朝天。开头，集中批判部一级的领导，部长周荣鑫心脏病发被斗致死。然后准备一步步往下，听说我也被列入批判名单。可是，六月我父亲病危、逝世，为了陪床和治丧我请了一段时间的私假；七月六日朱总司令逝世，大家忙于哀悼；七月二十八日唐山大地震，大家住进了地震棚。地震形势稍缓，教育部正要重整批邓反右旗鼓，毛泽东主席逝世了！不久，“四人帮”被粉碎了！
我所知道的毛泽东的殡葬观和全集观
这时，报上登出中央的决定，一是保存毛泽东遗体，建立毛泽东纪念堂，一是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准备出版《毛泽东全集》。
这两项决定都有令我生疑的地方。毛泽东是领头签过名，倡议实行火葬的，怎么现在又决定保存遗体了呢？“文化大革命”以前，许立群告诉过我，毛泽东不主张出全集，认为写那么多东西，哪能篇篇重要？并且引用了郑板桥的话。郑在编定自己的《诗钞》时在《后刻诗序》中说：“板桥诗刻止于此矣，死后如有托名翻板，将平日无聊应酬之作，改窜烂入，吾必为厉鬼以击其脑！”许立群告诉我，毛泽东只赞成出好选集。
关于全集的这个意见，知道的人可能不多；关于火葬的那个意见，党内很多人都是知道的。
至于出毛选第五卷，那是我知道，还参加过一点工作的。
没有几天，上面来了调令，要我立即到中央办公厅报到。教育部里传说，是调我去参加清查“梁效（两校）大批判组”；我猜想，是调我去毛选材料组。报到才知，是要我参加写批判“四人帮”的文章。
负责这事的是李鑫。大家知道，粉碎“四人帮”这个重大决策是华国锋同叶剑英、汪东兴和一些老革命家商量确定的。而李鑫也曾向中办主任汪东兴、向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提过要解决“四人帮”的建议。后来抓捕“四人帮”的行动，用的名义就是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毛选第五卷。“四人帮”中的王洪文、张春桥是政治局常委，姚文元因为议题是“讨论毛选”而被通知列席常委会，都来“参加会议”，落网被抓，江青则是同时另外单独被抓的。抓捕“四人帮”之后，政治局开会，通过了许多重要决定，包括上述那两项决定。
李鑫告诉我，毛选第五卷的事，他们正在抓紧收尾，就不要我参加了。现在从教育部调我和郑必坚来，还有别的单位的几个同志来，是要写批判“四人帮”的文章，也可能会有中央交办的其他事情。这些事，他同胡绳、吴冷西、熊复都参与，毛选第五卷编完后，他们就把精力都放到这边来。
以后就是毛选第五卷在一九七七年四月隆重出版，就是成立毛泽东主席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汪东兴兼主任，李鑫、吴冷西、胡绳、熊复等为副主任，我和郑必坚为这个办公室的理论组的负责人，还有选集组、全集组，等等。
（选自《党史札记二集》/龚育之 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11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