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摘 要：根据大学生的历史教科书对戊戌维新变法运动的叙述，结合慈禧太后的态度分析，尝试探讨运动失败的原因；再借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经验，体会维新变法的历史意义，从而寻找历史事件带给现代人的启示。
关键词：戊戌维新；康有为；改良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12-0296-02
自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有感“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的中国知识分子，主导了一场变革的维新运动，推动了西方先进思想在中国的传播，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思想启蒙。翻开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出版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我们找到了以下的叙述，“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主是由于维新派自身的局限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强大的守旧势力的反对”[1]，这场运动缘何会失败？其背后实质上是暗涌多年的帝后之争的爆发，是维新派和守旧派之间的利益冲突。错综复杂的历史原因，造成了这场宫廷政变以维新派的失败作为结果。
一、变法初期的慈禧太后
研究清末历史，无可避免地谈及一位争议颇多的人物，那就是垂帘听政的西太后慈禧。戊戌变法发生在1898年，从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的诏书开始，历时仅有103天。短短的一百多天内，却是风云四起，打破了维新派和守旧派之前维持的平静。根据掌握的资料显示，不难看出慈禧太后在这期间的态度是阶段变化着的。而她态度的变化，是由形势所致同时也影响了整个时局大势。
首先从形势上分析，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的拉锯，从一开始就存在实力上的差异。这场百日维新，尽管有“民族危机越来越严重”[1]的因素，但更重要的起因是光绪帝想“从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中夺取统治大权”[1]。慈禧太后能否看出光绪帝的意图呢？这里有一个例证，就是维新变法当中关于修筑铁路、举办邮政、裁军练兵、提倡西学、废除八股等等游离于政治范围以外的政策都被批准，而实质对于光绪帝有利的核心提议，如开懋勤殿，则被驳回。在能把握总体节奏的情况下，慈禧太后十分懂得什么该放什么该收，变法初期她显得游刃有余。客观地说，两派之间微妙的平衡让维新变法有了继续下去的环境。
其次，制度上有着让光绪帝进行改革的余地。“政变前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的政治权力关系存在着两种制度：其一是事后报告制度……二是事前请示制度……在胡孚宸劾张萌桓案中，又可以看出，慈禧太后虽可控制光绪帝，但因体制问题，她还不能直接通过军机处向步军统领衙门下达懿旨。”[2]帝后身份的局限，让慈禧太后触及不了所有的领域。由此可见，一些制度上对慈禧太后的限制，为光绪帝进行改革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便利。
再从内容上分析。“同甲午战争前连要不要修铁路都辩论十多年的状态比，朝廷明确地把学习西方作为国策，主流文化正在悄悄地起着非同小可的变化，而这些变化是在慈禧卵翼下实现的。作为儿皇帝的光绪亲政不久，对‘圣母皇太后’奉命唯谨，大事都及时请示报告，没有留下什么对抗的记录。在和战问题上两人态度一致，说甲午战争中有帝党主战、后党主和之争的论断，不过是特定历史时期人们热衷于编造路线斗争史的又一案例”[3]据改革内容来看，此次百日维新所主张的政令属于体制内的改革，力度和强度比不上后来的清末新政，尽管是发生在前，我们也有理由相信慈禧在初期是能够同意进行改革。这一时期的慈禧太后没有使用她的雷霆手段将维新变法扼杀在摇篮当中，正如袁伟时先生所说“把她说成是维新变法的天敌没有足够的根据”[3]。
过多发挥历史正义感而将变法失败一味归咎于慈禧太后，忽略了她态度的阶段变化的这一事实，显然是并不科学的。同时也需明确，在变法的后期，慈禧太后因感到权力受到动摇而采取一系列强硬手段，如抓拿康有为、未经刑部提审而下令处死“六君子”，这些致使戊戌维新运动最终走向失败的罪恶也不能被忽略。
二、维新派的改良
评价此部分内容，首先需要指出教科书上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以教科书上此专题内容为例，运用了“封建势力”[1]、“封建政治制度”[1]、“封建主义”[1]等词语，似有将“封建”扩大化使用的错误。冯天瑜先生曾专文论述“封建”这个词语的含义，得出的结论是“‘封建’被泛化为奴隶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之间必经阶段的通用名目”[4]、“这样，从语义学入手，以历史学为背景和具体内容，我们便不难发现：‘泛化封建论’所使用的‘封建’一词，全然脱离了该汉字词的传统意蕴，其含义的引申、变异也不合乎词义转化的逻辑（因其超出了‘封建’这一汉字词形提供的意义空间），同时，此种变异了的‘封建’义，与对译的英语feudalism的固有内涵又相去甚远。”[4]在此不展开介绍该文，但可以明确的是，冯天瑜先生的研究所得颇有道理，撰写历史教科书的相关专家应多加参考。
对于评价戊戌维新运动失败的教训，教科书给出的答案是“戊戌维新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次表演，竟失败得这么快，这不但暴露了这个阶级的软弱性，同时也说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企图通过统治者走自上而下的改良的道路，是根本行不通的。要想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富强，必须用革命的手段，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联合统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制度”[1]。改良与革命，作为相对的两种手段，在中国的变法历史上曾相继发挥它们的力量，导致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领导的运动也是历史的不同选择，而教科书的叙述是值得讨论的，“必须”的结论是基于历史事实做出的判断，就像是知道答案做的选择题。而历史，并不一定是非此即彼。而根据简单的数学法则，改良与革命，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起码会有四种不同的组合。“1982年，广东学术界曾召开过一次关于重新研究戊戌变法的座谈会，提出了许多新观点。其中，张磊的见解是：认真研究和评价戊戌维新运动和康梁，显然是一桩艰巨复杂的任务。就以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表明中国近代改良主义‘此路不通’的通论为例，这种具有高度概括性的论断，并不一定反映了历史的真实。就运动本身的结局未能改变中国社会性质来说，那末，近代中国社会的三种进步社会运动——农民战争、维新运动和民主革命——岂非都是此路不通？为什么要厚此薄彼地突出维新运动才是‘死胡同’呢。”[5]这也带给我们新的思路，属于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失败了（如维新变法），不能推导出“改良”本身也会失败。而革命的成功，是一个综合指数，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配合。教科书说“‘百日维新’期间颁布的各项政令大多是接受了维新派的建议而制定的，旨在开放一定程度的言论、出版、结社自由，使资产阶级享受一定程度的政治权利，促进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因此，戊戌维新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但是，在光绪皇帝发布的新政诏令中，并没有采纳维新派多次提出的开国会等政治主张。这些政令和措施未触及封建制度的根本，所要推行的是一种十分温和的不彻底的改革方案”[1]。客观看来，维新派内部存在影响这场运动失败的因素，但不可抹杀的是它的历史意义。特别是申民权和开议院的措施，带有君主立宪色彩的政治主张 ，通过变法削弱守旧派的权力，一系列的变法内容体现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具体诉求。不少学者认同维新派的改良方式，尽管它也脱离不了“君主”这一限制，但相比于直接革命的方式而言，它似乎更有程序正义性，能够减低变动政治体制的牺牲成本。而最具说服力的例子非英国的光荣革命莫属。对此，袁伟时先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改良运动也有其血腥的一面。“英国光荣革命后走向文明，它的标志是1689年之后实行了法治，不再诉诸革命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但是不能因此就掩盖英国革命残酷的一面。不论法国和英国，如果权力不受到制约，肯定会带来灾难”[6]。应当说，历史现实已证明了革命的可行性，而改良亦并非绝无可能，两者都需要设计出一套权力制约和监督的环节才可长期运作下去，“法治”是其重中之重。而清末新政和预备立宪，则是延续了戊戌维新大部分改良方案，让我们看到了经过戊戌维新洗礼后的重要影响。
维新派的改良方案尽管有其进步之处，恨的是大环境仍未成气候。民智仍昧，开化之人无几，他们超前的眼光并不能得到广泛的认同。维新派的改良方案中，启蒙民众的措施得以持续下去，无意间为之后的时局布下重要的棋子。维新派已认识到民众培育的重要性，但少了要将团结群众力量上升至战略一环的设计，不得不让人留有遗憾。
百日维新尽管失败了，但它奏响了辛亥革命的序曲，进行的多项改革影响深远，超越了时空的限制。可以肯定的是，变则通，这是戊戌维新留给现代改革发展的一大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 沙健孙.中国近现代史纲要[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50-56.
[2] 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38.
[3] 袁伟时.慈禧、康有为的两面性及其启示——戊戌维新百年祭[J].东方文化，1998，（1）.
[4] 冯天瑜.史学术语“封建”误植考辨[J].学术月刊，2005，（5）.
[5] 李喜所.梁启超对戊戌变法的反思——兼评百年来学术界对变法失败原因的考察[J].河北学刊，2001，（3）.
[6] 袁伟时.勇闯思维的禁区[J].侨星，2012，（7）：12-19.
[责任编辑 吴 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