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物理学：1）热力学：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宇宙迟早将处于“热寂”状态。唯物主义主张宇宙无始无终，绝对不能接受此说，前苏联和当时中国，几乎每本热力学教科书既讲热力学第二定律，又不得不对“热寂论”进行猛烈炮轰，搞得前言不搭后语。
2）狭义相对论：爱因斯坦发表狭义相对论是受到马赫思想的启发。彭加莱是狭义相对论的前驱。马赫和彭加莱都是实证主义学者。辩证唯物主义眼看着沾不到边，恨得牙痒痒的，对他们一个劲儿的恶骂。
3）广义相对论：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发表后，被苏联认为是唯心主义。为此，苏联科学院院士福克专门写了一部名为《时间、空间和引力理论》的书。据说，是根据辩证唯物主义指引下写出来的。然而，尽管有院士威望，却响应者寥寥，以后连半点声息都没了。
4）量子力学：海森堡根据实证哲学，由测不准原理推出了不确定原理。对海森堡的批判是一定要进行的。尴尬的是，前苏联和中国的量子力学的教程里，一方面到处要引用不确定原理，却偏偏只说是测不准原理，搞挂羊头卖狗肉的买卖。脱离了原理的来历讲原理，讲的人越讲越糊涂，听的人如堕入五里云雾之中，教出来的学生到头来只能死套公式。
宇宙科学：根据广义相对论，宇宙有限。二十世纪哈勃等人的天文观察也表明，宇宙在不断膨胀中。以后，科学家又提出了宇宙大爆炸理论，并得到大量观察证实。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和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却说：宇宙就是我们生存于其中的客观世界，宇宙在时间和空间上都是无限的。其他的理论都是离经叛道的异端邪说。苏联从三十年代起就开始谴责相对论宇宙学，1949年后的中国沿袭了这个立场，使得宇宙学成了一个禁区，甚至把英文中的cosmology一词译成宇宙论而不是宇宙学。结果，二十世纪宇宙学蓬勃发展，却没有前苏联和中国人的份。
化学：著名美国科学家鲍林是量子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的创始人。由于他的工作，许多重要的化学概念得到更新。由于他在化学领域里的杰出贡献，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还由于他反对核武器和反战行动，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但是，他所提出的共振论，在前苏联和当时的中国当作唯心主义猛烈批判，严重阻碍了本国的量子化学的进展和研究。
生物学：1）物种演化：在前苏联和当时的中国，长期以来把法国科学家居维叶提出的“灾变说”，当作是《圣经》里大洪水泛滥的诠释，予以严厉批判。然而，一系列考古表明，地球上发生过不止一次巨大灾变，例如：寒武纪的生命大爆发，6500万年前恐龙等物种的大灭绝等等。居维叶在这方面并没错。
2）基因和遗传。最大和最惨重的失误，莫过于基因和遗传领域了。1865年，奥地利的孟德尔，提出了生物遗传基因学说。20世纪初，他的学说被重新发现，美国生物学家摩尔根等对染色体的研究，使得基因学说得到飞速发展。前苏联以李森科为首的一伙人，建立起据称是高举辩证唯物主义大旗的米丘林学派，对孟德尔-摩尔根学派进行火力最猛的围剿和批判。尤其荒唐的是，1953年，沃森和克里克发现了基因的载体DNA的双螺旋结构，前苏联和当时的中国的批判依然尘嚣甚上。从基因、染色体到DNA，人家一件件真凭实据都已经摊了出来，还要喋喋不休的反对，脸皮也真厚了。但是，纸包不住火，米丘林学派的旗手前苏联的首席科学家，农业科学院院长李森科终于现了原形，原来不过是一个伪造实验数据的江湖骗子。与国家大事相比，一个骗子院长身败名裂毕竟是件小事。前苏联和中国的遗传学被耽误了几十年，让人何等痛心！
谎言的理论基础就是马的辩证法。这期间还有一个滑稽插曲。一位名叫勒柏辛斯卡娅的女人声称发现了一种非细胞形态的“生活物质”，能够演变为细胞。眼看着非生命体可以演变为生命体了，再不需要上帝了，这是何等了不起的伟大成就！伟大的辨证唯物主义指导下的科学研究，证实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伟大！勒柏辛斯卡娅学说受到广泛宣传，写进高等学校的教学大纲中。前苏联政府号召大家学习，还授予她斯大林奖金，真是名利双收。但是，以后发现所有一切都是伪造。
几乎所有自然科学的重要领域，不是让辩证唯物主义的“死对头”占了先机，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硬要出头结果闹得个大败亏输。可以说，辩证唯物主义在所有前沿科学领域无不一败涂地，全军覆没。辩证唯物主义在前苏联和当时的中国被奉为官方哲学，哪位科学家还敢冒着被戴上唯心主义或资产阶级学者的帽子，去对着干？即使想对着干，也拿不到科研经费。非但如此，在改造资产阶级思想的幌子下，许多科学家不得不天天做检讨，思想受到严重禁锢。因此，包括：宇宙科学、量子化学、遗传学等许多科学领域的研究，在前苏联和当时中国都受到了严重阻碍。这些都是在辩证唯物主义法大旗下对科学的粗暴干涉的严重后果。
1971年林彪913事件后，周恩来以批判林彪的“极左”为口号，逐步恢复了科学刊物，其中最早的一本叫做《物理》杂志。1972年《物理》杂志发表了一篇论文，“关于标量—张量理论中含物质及黑体辐射的宇宙解”，作者是中国科技大学的讲师方励之。毫不夸张地说，这篇文章是中国进入相对论宇宙学研究领域的开端——而且是在文革这样极左的年代！然而在当时，它的发表却让 “上海理科批判组”有了最新的攻击目标，因为该文所支持的大爆炸宇宙论直接与辩证唯物主义有关宇宙无限的教条相抵触，因而被认为是反动学说。《爱因斯坦在中国》一书说：“方励之公开支持反马克思主义的大爆炸宇宙学，激怒了'上海理科批判组’和其他正统马克思主义批判者，他们组织了一场批判方励之及其支持者的运动。从1973年初至1976年秋，在全国性的报刊和学术杂志上，至少有30篇文章针对大爆炸理论或方励之的论文做了批判，其中许多批判文章出自'上海理科批判组’。……1975年秋，方励之及其同事们得以发表一篇回应批判的文章。在这篇题为'河外天体红移是可以认识的’的文章中，方励之认为， '无论大爆炸理论正确与否，射电天文学等最新进展已使得宇宙学成为一门实验科学，可以通过通常的科学方法而不是哲学讨论来研究’。”
中国媒体对于宇宙学的批判，并不因为四人帮的垮台而结束。在华国锋执政的时代，又发生了一场关于宇宙学的争论。这一次是由钱学森的一次讲课引起的。当时党国领导人为了表示对科学技术的重视，请科学家进中南海给他们讲课。第一讲是介绍国际科学技术的新进展，由当时的“首席科学家”钱学森担任“御前侍讲”。他介绍了自然科学的各个分支，在谈到宇宙学时，他说西方现在有所谓“宇宙学”，主张宇宙有限、宇宙膨胀，是一门伪科学。这篇讲话发表在当时的《人民日报》上，方励之见到之后致函《人民日报》再次指出宇宙学不是“伪科学”，同其他科学分支一样，它是一门建立在实验基础上的科学。方励之要求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他的这封信，为宇宙学辩诬。不用说，《人民日报》没有答应他的要求。
钱学森为什么要说这番话？钱学森完全知道宇宙的膨胀是有观测方面的坚实基础。1969年10月23日的审查“相对论批判”的会议上钱学森的发言说“爱因斯坦在全世界都有影响，这个事要慎重”。他在发言中还说，“辩证唯物论是人类的最高智慧，全面经验汇总到毛泽东思想。”他说，在批判相对论这个理论时，“千万不能忘记了毛泽东思想，一定要依靠这个。”最后，钱学森希望“相对论批判”一文能写得“更深入”，希望“批判相对论学习班”的成员“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下苦功夫，扩大已得的成果，（以）取得伟大的胜利。”这些话有一些是当时流行的套话，但并不是全是，而是反映了他对辩证唯物论和毛泽东思想的崇拜。正是这种崇拜导致的迷信使他不能以实验事实来判断大爆炸宇宙论的真伪。
辩证逻辑批判
“辩证法”一词出自于古希腊，意为“对话”。辩证法一词，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那里，实际上是“辩论法”，即对任何一个概念，都必须经过多方多次的辩论之后，才可能获得相对准确的界定。
亚里士多德为帮助人们正确辩论，在前人的基础总结出来一系列的逻辑规律，发展出形式逻辑，为几何学的成功奠定了逻辑基础。亚里士多德为人们所熟悉的就是三段论的推理方法，他的逻辑不止三段论。最初的逻辑用在辩论中。当时雅典实行民主制，辩论成了一种社会风气；因为只有在辩论中才能出真理，才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不像中国人谁权力最大说了算，中国人不许辩论。所以中国人思维能力和说话的能力就较差。外国人讲究演讲术，而演讲术里边最重要的就是在于逻辑。必须把一件事情讲清楚，只有讲清楚才能做清楚，只有做清楚才能做成功，只有做成功了才能有发展。
康德的先验逻辑和先验哲学已把亚里斯多德以来的西方逻辑和哲学推到了最高峰。辩证法在康德那里，指的却是导致产生悖论和矛盾的有害的思维方法。
黑格尔取消了先验逻辑，推出了他自己的逻辑学所谓辩证法的逻辑学。辩证法被黑格尔变成思维的规律和存在方式，并将自然界同化其中，变成了走向绝对理性的几乎惟一的方法。“辩证法”家黑格尔有一句名言：“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合理的就是存在的。”这是明显地把事实（真假）判断与价值（善恶）判断等同起来的谬论。存在与否属于事实判断，合理与否属于价值判断。合理的是存在的，是正确的；但存在的是合理的，则不一定成立。存在的不必是合理的。怪不得叔本华说黑格尔是骗子，他既骗了革命者（合理的是存在的），又骗了反革命者（存在的是合理的）。黑格尔犯了把事实判断混同价值判断的逻辑错误，这就是辩证法家的伎俩，也是辩证逻辑的死穴。黑格尔的辩证法把德国古典哲学最终推向了死路。20世纪世界公认的最聪明的人之一，英国哲学家罗素说黑格尔的学说“几乎全部是错误的”。
马克思在接受黑格尔的辩证法后，又吸收费尔巴哈的朴素唯物论，批判黑格尔哲学的非唯物主义立场，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去掉，加了物质第一性而已。马克思只是简单地颠倒了黑格尔辩证法中主客体的地位，仍然用辩证思维规律替代宇宙规律。
所谓的“自然辩证法”就是说整个自然界都遵循了马的辩证法“规律”在发展，恩格斯专门写了《自然辩证法》，闹出了各种笑话。恩格斯反对热力学第二定律，即熵增原理；同意电磁波和光线在宇宙空间必然通过某种物质即以太的振动来传播。恩格斯认为数学基于物质直观，总喜欢将各种数学运动和物质运动直接对应，并认为计算机不过是不可靠的“数学演算同纯逻辑演算的滑稽的混合”。此类谬论，在《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中不可胜数。当年德国工运领袖伯恩斯坦把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手稿交给爱因斯坦征求意见。爱因斯坦的回答是，如果不是由于恩格斯是一位有名的历史人物的话，就根本不值得出版。
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本书里，处处挥舞政治狼牙棒。事实上，在受马赫思想影响而诞生的狭义相对论已发表了三年之久，才出版的这本光辉著作，列宁居然还把马赫等人骂成最凶恶的敌人。以这样两部书为依据来指导自然科学，还能指望有什么好结果。
唯物主义者宣称，唯物论和辩证法结合到一起产生的辩证唯物主义，是研究自然科学战无不胜的锐利武器。主张辩证法的人认为：形式逻辑不过是刻板的死脑筋，而辩证逻辑则能适应千变万化，具有更高级的意义。辩证唯物主义的三大规律自然就是辩证逻辑的规律。
形式逻辑是大家熟悉的。你可以凭借形式逻辑，从欧几里得的公理出发，一步步严格证明，诸如三角形内角和等于180度等许多定理和推论来。也可以从牛顿定律进行行星轨道计算和地面上的各种力学计算。事实上，无论是各门科学还是演说辩论，都得符合形式逻辑。
辩证逻辑最初是辩证方法论的翻版。相对于形式逻辑，辩证逻辑并不纯粹研究思维的形式，而是从思维形式与客观内容的结合上，来考察思维形式的变化规律。由于不存在辩证的一般运动，同时现代科学已证明自然界不是决定论的，所以一般的辩证逻辑规律是不能确定的规律，因而不存在所谓的辩证逻辑。即使辩证法能结合各种领域的具体内容得出具体的规律，但这些规律没法得到统一的辩证逻辑，仍然只有辩证方法论。
有学者试图将辩证逻辑发展成与形式逻辑并列的思维规律。如同黎曼几何依靠和欧氏几何完全矛盾的平行公设建立起来，可以把形式逻辑中不能为真的矛盾式以某种形式包装为基本公理，建立辩证逻辑体系。黎曼几何和欧氏几何是地位平等的几何学，黎曼几何完全不依靠任何欧氏几何的定理。辩证逻辑的推导却不可能离开形式逻辑，而其公理是违反形式逻辑的。所以这种辩证逻辑体系从一开始就是完全错误的。
任何一个稍微受过点学术训练的人都知道，提出一个命题，所用的概念必须经过明晰准确的界定，这才能让那命题有点确定性，也才能让他人理解、验证和运用。恩格斯将形式逻辑斥为“形而上学”，率先使用“辩证思维”的非人思维方式，它的特点就是从不明晰界定概念，吐出大量云雾，让你怎么理解都行。
辩证法自称是变化哲学，能适应各种变化，决不会傻头傻脑地把话说死，因此，其最大专长莫过于当事后诸葛亮，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到头来都能用辩证法解释得通。很多人即使不能未卜先知，如果有当事后诸葛亮的能耐，一样能吃得开，混得转。关键是两点：一是事先把话说得越模糊越好；二是要牢牢抓住最终解释权。掌握了这两点，就永远不会穿帮。辩证法如同算命瞎子，没本事预言未知，解释已经发生了的事倒头头是道。“父在母先亡”不就是准确预言天下一切父母死亡时间的宇宙运行规律么？父母死于同一时刻的概率小到几乎不会发生，如果父亲先死，那就是“父在母先亡”；如果母亲先死，那就是“父在，母先亡”。这种处处反对形而上学的辩证思维，岂不是无往而不胜？和尚和道士是这方面的老手，到庙里或道观求签，竹签上玄而又玄的文字，最终当然由他们来解释。商家们深明此道，把格式合同的条款写得模模糊糊，最后附上一条：该合同最终解释权归本公司。死板板的形式逻辑只知道，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能跟着独裁者的意志转，当然不合独裁者的心意。而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灵活性，最能博得独裁者的青睐，反正最终解释权掌握在他们手中，愿意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辩证唯物主义还真成了他们最得心应手的锐利武器了。
这套“辩证思维”最受统治者欢迎。毛就是什么都不说清楚，只是云天雾地地暗示一通，还一定要强调“两种可能”，让下属去揣摩圣意。如果事情办好了，他就说是他的英明指示使然；如果办砸了，他就说是你违反了他的教导──他不是早就强调过失败的可能了么？
没有了形式逻辑思维的基础，辩证逻辑便完全变成了诡辩逻辑、骗人逻辑、说谎逻辑。辩证逻辑是伪逻辑、假逻辑。在今天，人和人之间，互相不信任，辩证思维应是罪魁祸首之一。正是深得辩证之道，大人物才能在罪恶之后心理平衡下来。他们根本用不着解释什么？只要事后一辨正，什么都是为了劳苦大众。文革前，有这样一段真实的笑话：干部学哲学时，一个农民干部发言说：“马克思主义就是'折了主义’，怎么说怎么有理。”于是，他们继续错误着昨天错误，罪恶着昨天的罪恶。只要有辩证法来撑腰，也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了。正过来看是不行，就反过来看。反过来看不行，就再倒过来看。只要用心厚黑，就没有什么不能实行的东西。唯物辩证法，完全是为所有邪恶行径狡辩的歪理邪说。它不仅不能帮助人们进行正确、有效的思维，更搅乱人们的正常思维，把人们的思维引向错误，引向根本不能产生新发现、新发明、新创造的死路，甚至索性把“辩证法”变成了诡辩法。
1949年以来，中国人的哲学教育中，完全只教辩证唯物主义，极不重视甚至完全不教形式逻辑。中国学生被告之，形式逻辑是“孤立、静止、片面”的形而上学，是错误的思维理论。殊不知，丧失了“孤立、静止、片面”的思维起点、深度、高度，何来联系、运动、全面的思维发展？事实证明，孤立的、静止的、片面地来研究事物的方法，在人类现有的认识情况下是最好的方法论，才可能了解事物的本质。因为事物之间的联系千丝万缕，如果把所有的关联都考虑进去，就等于什么也干不成，就象我们老祖宗一样，只能抱着个“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的混日子。而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是总想一口吃成个大胖子，一开始便从总体上提出本质的观点。这种带有原始思维特征的传统正与辩证法不谋而合。
黎鸣说:辩证唯物主义教育完全迎合了中国历史上独断论思维传统的需要，致使中国人的平均思维能力普遍低于西方人，乃至低于日本人、韩国人，甚至低于香港人、台湾人。中国（文）人不仅不会思维，而且还反思维，倒退思维，这种趋势更突现在中国的教育，特别是中国的大学教育，以及所有文化媒体的传播之中。譬如：李泽厚、刘再复说：“中国没有垮，是因为抓好了经济这个根本，老百姓满意”。这些天真的人们不加分析地相信“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这句老话。因此他们断定，凡是保住了政权的必定是好政权，凡是失去了政权的必定是坏政权；成者王败者寇。这是典型的以偏概全的奴猪思维：“猪没推翻屠夫的统治，就证明了屠夫的仁慈”。
中国革命的次数也不少了，为什么不能民主？因为中国人不懂正义、不讲正义的。讲正义首先得讲“形式正义”——即程序方面的正义。形式逻辑就是思维方面的形式正义！没有逻辑，中国不可能民主；逻辑是理性思维的前提！没有理性，是不可能民主的！中国人根本问题是没有遵守逻辑的同一律。对他人严，对己松；对上级拼命的吹捧，对下级百般愚弄或刁难。在他们的心中永远没有平等，他们只有强盗逻辑和法西斯逻辑。有人鼓吹“不平等是人类发展的动力”，真是反人类的奇闻！动物世界是不平等的世界，人类社会是追求平等的社会。人类追求平等的前提就是人能遵循思维的形势正义——形式逻辑的要求；否则，搞类比推理，把人当牛当马当猪当砖头当螺丝钉，最后必然走向东方似的非人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