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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烦忧》是戴望舒的一首著名的短诗，全诗运用独特的回环体形式，来表现“隐与现”的完美诗境。在诗歌的内容上，作者注重诗情以及意象的运用，融合了中国古典诗词和象征主义诗歌的韵质，读来感情含蓄深沉，令人耳目一新。
关键词：戴望舒 《烦忧》 回环体 诗情 表现与隐藏
在中国文学史上，诗人戴望舒无疑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的诗歌作品虽然不多（现存只一百多首），但在诗歌艺术上，却呈现出了独特的艺术成就与魅力。他诗歌中蕴含的多种思想与艺术气质，都显示或潜存着新诗的发展与流变的种种动向。他早期的诗歌细腻、含蓄、典雅，具有浓厚的中国古典诗的情韵，他所营造的忧郁、伤感的诗情、诗境，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戴望舒的短诗《烦忧》就是其中的一首，全诗如下：
说是寂寞的秋的清愁，
说是辽远的海的乡思。
假如有人问我的烦忧，
我不敢说出你的名字。
我不敢说出你的名字，
假如有人问我的烦忧。
说是辽远的海的乡思，
说是寂寞的秋的清愁。
这首小诗运用回环的手法，抒发了作者缠绵、悠长的情绪和难以名状，难以排解的忧愁。回环的诗体，在古典诗词中经常运用，这是造成诗意浓郁的一种方法和手段，多运用复沓、叠句、重唱等方式，使旋律回环往复而富有乐感。巧妙地运用回环，有助于抒发缠绵悱恻的情感，使诗的意境更加蕴籍与深沉。
《雨巷》一诗使戴望舒名噪一时，也为他赢得了“雨巷诗人”的雅号，叶圣陶先生为此评他“替新诗底音节开了一个新的纪元”。但诗人不久便勇敢地反叛旧我，声称：“诗不能借重音乐，它应该去了音乐的成分”（《诗论零札》），同时他又不是绝对地机械的反对诗的音乐性。他在《诗论零札》中又说：“把不是诗的成分从诗里放逐出去。所谓不是“诗”的成分，说的是在组织起来时对于诗并非必需的东西。例如通常认为美丽的辞藻，铿锵的音韵等等。当他们对于诗并非必需或妨碍诗的时候，才应该驱除他们。诗的韵律不在字的抑扬顿挫上，而在诗的情绪的抑扬顿挫上，即在诗情的程度上。”[1]可见，诗人反对的只是因讲究抑扬顿挫的韵律，而伤害诗的情绪。
这首诗最大的特点在于它富于音乐感的回文形式与丰富情感含蕴的完美结合。整首诗由两节组成，第二节恰恰是上一节的回文，这种巧妙的回环体形式使诗的旋律循环往复，绵延不绝。通过句式的位移，诗句顺中有变，使诗歌显得有规律又富于变化。“我不敢说出你的名字，假如有人问我的烦忧。”这一倒装句式，语气加强使得整首诗的情绪得到充分渲染。
戴望舒是一位典型的东方诗人。他的诗追求东方人的含蓄与深沉，追求“表现与隐藏”完美融合的诗境。同时，他也是中国现代派诗歌的代表人物，受法国象征派诗歌影响颇深，在诗的创作上以象征化的意境和氛围传达感情，是戴望舒对中国现代派诗歌的一个重要贡献。象征派诗人追求的是把强烈的情绪寓于蒙胧的意象中，主张诗要写得像“面纱后面美丽的眼睛”，传达出内心的最高真实。戴望舒创作与接受的审美标准正是使诗歌处在表现与隐藏之间，即诗歌的蒙胧美。这首小诗中，诗人以两个意象：“寂寞的秋”来表现清愁，以“辽远的海”表达相思，敏感的读者则马上从两个“说是”中深测到诗人真正的烦忧是“你的名字”。诗人没有明确告诉人们“你的名字”代表什么，读者则可以想：是一场刻骨铭心的爱情？是一件不堪回首的往事？是生活的艰辛险阻？还是民族存亡的危机？似乎都不是，又似乎都是，整首诗平添了一层神秘之美，也增大了诗的内涵。
对于烦忧的主题，研究者有不同的看法。罗振亚先生在《戴望舒诗歌的特质情思与传达策略》一文中指出：《烦忧》一诗：“沟通了个人内心的波澜与时代风雨的的现实，达到了自我意识与群体意识的沟通与复合，兼容着恋爱烦忧与政治烦忧，是个人抑郁与时代忧郁的共振体”。[2]可见，罗振亚先生的观点属于政治加爱情说，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我们来看这首诗的创作背景，这首诗写于大革命失败后的1929年，当时中国的政治局势与知识分子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敌人的疯狂反扑下，全中国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包括戴望舒在内的曾经满腔热情为理想而投身革命的许多进步青年，心情异常沉闷、失落。理想和现实的矛盾，救国无门的苦闷，再加上此时正是诗人自己情路多舛的时期，与好友施蛰存妹妹施绛年的恋爱一波三折，起起伏伏，作者心中交织着失望和希望、幻灭和追求的复杂情感。《烦忧》一诗就是他的这种心情的表现，《望舒草》中的许多诗篇都真实地记录了这一段情感历程。他的另一首《单恋者》，也表达了这样的情绪。他这样写到：“我觉得我在单恋着/但我不知道是恋着谁/是一个在迷茫的烟水中的国土吗？/是一枝在静默中零落的花吗？/是一位我记不起的陌路丽人吗？”这是一首单恋丽人的诗，但单恋的对象又远不止丽人，而是日常生活情绪、自然情绪与政治情绪的复合体。
稍加注意就会发现，戴望舒的诗歌基本上避开了直抒胸臆的巢臼，采用“思想知觉化”的方式进行抒情，即把思想还原为知觉，通过意象这一情绪的客观对应物或象征的营构加以暗示。这种表现手法与象征派的诗观有很大关联。在谈到戴望舒与法国象征派的关系时，杜衡先生说“象征诗人之所以会对他有特殊的吸引力，却可说是为了那种特殊的手法恰巧合乎他既不是隐藏自己，也不是表现自己的那种写诗动机的缘故”［3］，龙泉明先生认为这种“写诗的动机”，其实就是既要表现自己，又要隐藏自己。
严格的说，戴望舒的《诗论零札》的核心思想是“诗情”。在浪漫诗风与象征诗风之间走了一条中间的道路，“即融汇晚唐五代诗歌求镜花水月的风度与波德莱尔、魏尔仑等人诗歌缥缈闪烁的朦胧个性，进行隐约抒情，既不直抒，也不全隐，在赋予诗歌以朦胧多义性的同时，又以明晓控制隐约，以清新融化醇厚”。［4］所以，杜衡也评价他的诗“很少架空的感情，铺张而不虚伪，华美而有法度，走的是一条诗歌的正路”。［5］
这种努力一方面使戴望舒的诗歌文本充满了丰富的内涵，另一方面也使诗歌表达更加含蓄深沉、情真意切，因而更富于情思。
注释：
[1]戴望舒：《诗论零札》，（王文彬，金石主编《戴望舒诗全集》），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
[2][3]罗振亚：《戴望舒诗歌的特质情思与传达策略》，《文艺理论研究》，2001年，第3期。
[4][5]杜衡：《望舒草·序》，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参考文献：
[1]龙泉明．中国新诗流变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郑月香 永州 湖南科技学院舜文化研究所 425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