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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密宗7世纪出于印度，唐代传入中国，在西藏与当地民间信仰相结合成为藏传密宗。藏传密宗佛教（俗称喇嘛教）作为佛教的一支，其追求的终极目标与其它教派并没有什么不同，但与被称为"显教"的汉地佛教相比，显教以理论探索为主，而藏传佛教以密教为精髓，以高度组织化的咒术仪礼、俗信为其主要特征，宣传口诵真言咒语(语密)、手结印契（身密）和心作观想(意密)三密相结合的修行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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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传统佛教，即所谓显宗是绝对排斥“性”的。尤其是早期佛教坚决主张贯彻禁欲。色戒是佛教最基本的戒律之一，任何佛教徒都不得违犯。佛教所包含的这种坚决的古印度禁欲主义传到中国后，曾与重视男女天伦及“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中国文化传统发生激烈碰撞，于晋唐时期曾遭受儒、道为代表的本土文化集团的攻击指责。另外，佛教宣扬人生即苦，四大皆空，性欲和肉体是人生“苦”的根源，是使灵魂堕落，不得超脱涅的邪恶之源。因此，佛教认为现实人生的康乐长寿及喜乐体验是不值得追求的。《法句经》指出，如果将灵魂比喻为火的话，那么身体只是炭、草、粪、薪一类卑贱肮脏的东西，只是精神暂居的虚幻的躯壳而已。由此可以理解、旨在康乐长寿的房中养生文化不可能在佛教显宗中产生任何共鸣和理解。
密宗却是明显的例外。同佛教显宗不同，密宗是带有浓厚市俗化色彩的佛教派系。密宗讲究通过“三密为用”来“即身成佛”。所谓“三密”，指身密、口密、意密，即手结印契(特定的手势和坐法)、口诵本尊真言(咒语)、心观想佛尊。这种通过三密即身成佛的教义直接将密宗修炼引向了人的现实生命和自我身体。例如，密宗的身密修法，包括手印<手和指结合成不同形状)、身印(身的特定姿势)以及人体内部气、脉、轮的修法，后者与道教气法非常相似。这样，尽管密宗并不直言追求生命健康长寿，但三密以及瑜伽的修炼却将其引上了长寿康乐的效果。
既然密宗将目光关注于自我生命的“即身成佛”，性生理也就成为重要研究对象。他们吸收了古代印度瑜伽性能量“军荼力”．(Kundali—niyoga)理论。按照这一理论，人体主要的气脉有三轮七脉；三脉是中脉、左脉、右脉。左脉为红色，下通右睾丸。为阴脉(d)，象征雪山女神、阴性能量(s'akti)和月。右脉为白色，下通左睾丸，为阳脉(pingala)，代表湿婆、阳性能量和太阳。左右两脉交叉缠绕而行，中间是最重要的中脉(susumna)。中脉在脊髓中间，晕蓝色，上端达头顶“梵穴”(百会)。向前弯下至两眉中间，下端开口于“密处”(外生殖器口)。左右二脉在脐下四指处与中脉会合。三脉于顶、喉、心、脐等处缠绕成结，称为“脉结”，是阻止气入中脉而自控生命、心识的生理性障碍。常人左右二脉被精、血充满，而中脉却扁缩不通，如干枯羊肠，密道修炼者即要打通脉结，将一切气注入中脉，便能获宇宙能量而永生。
怎么样才能打通中脉?这就要求观想中脉上的轮脉，以激发性力“军荼力”冲开脉结。关于脉轮的说法，有四轮、五轮、六轮、七轮、八轮等各种说法，其实大同小异，只是于某些轮有所侧重而已。现以七轮为例：
(1)密轮。又称海底轮、脊根轮、育乐轮。位于会阴之上。该轮是性力之源，其形四叶，红色，有“军荼力蛇”(又称灵蛇、拙火、灵力、灵热)以三蜷半之形蜷卧休眠，头部向下垂落。
(2)生殖轮，又称密杵轮。力源轮位于外生殖器根际及末端，呈黄色六瓣莲花形。为“乐空双运”(双修)的关键部位。
(3)脐轮，亦称化轮。位于脐后，其形为灰色的十叶莲花。
(4)心轮。又名F轮。位于二乳连线中点内中脉相合处。白色．(或红色)十二瓣莲花状。
(5)喉轮。又名报轮、受用轮。位于喉根处，呈紫色十六瓣莲花状。
(6)眉间轮。位于两眉间三角骨内中脉上端，呈双瓣白莲花形。
(7)顶轮。又称梵穴轮、大乐轮、涅磐轮。位于顶门中脉处，中脉以此为出口，呈杂包干瓣莲花状。
密宗无上瑜伽“乐空双运”双修法的生理学根据便是三脉七轮及“军荼力蛇”学说。所谓“乐空双运”，即是密宗无上瑜伽密的教义及特别修行法。其理论根源于密宗《大日经》与《金刚顶经》。本来早期佛教在性排斥问题上是决无妥协余地的。然而密宗圣典《大日经·住心品》中却说学佛须以“菩提心为因，大悲为根本，方便为究竟”。其中关键在于最后一句为密宗所独具。“究竟”意为“彻底”、“极尽”；“方便”意为“善巧”、“灵活掌握”、“权变”，这句话为密宗突破大小乘佛教杀、盗、淫等根本戒律真正开了“方便之门”。这就是，为了达到成佛的目的，没有什么手段不可以使用。只要“佛祖心中留”，没有什么不可违背的戒条。菩萨应持不邪淫戒，但为了度人度己，修成佛果，可以利用女性作为修法道场，以“摄护众生”。
另一重要的密宗双修依据出自《金刚顶经》：“奇哉自性净，随染欲自然。离欲清静故，以染而调伏”。所谓“调伏”的观念，是指借助性欲和性能达到“自性净”而成就佛果。这与道教房中派和内丹双修派欲借性修炼成就仙道异曲同工。所以《大日经》宣称：“随诸众生种种性欲，令得欢喜!”《喜金刚帐本续》更说：“腹中误中毒，复以毒中取；以楔而出楔，以垢中除垢；若耳中水入，以水能令出……若有贪欲情，以欲中调伏”。
根据“调伏”的说法，密宗双修已是顺理成章。菩萨天人均有了性修炼伴侣。天人有天后，天女为伴，降伏“恶魔”的诸尊明王相应有明妃(佛母、空行母)陪伴。《大日经疏》卷9说：“明是大慧光明义”，又说：“妃是三昧义，所谓大悲胎藏三昧也”。
明王与明妃双修交媾便成为“以万便(悲)为父，以般若(慧)为母”这样一个“悲智和台”的象征。密宗信徒依此观念，遂以金刚上师为父，以上师修法的性伴侣以及一切修密的女性这空行母，以“男女双身大乐”为修法成道的手段，称之为“欲乐定”、“莲杵氤昧三定”。
解决了双修的教义及戒律方面的问题后，佛教密宗便以古印度瑜伽的气、脉、明点等生理学说为根据，发展出“乐空双运”的双修实践体系。
密宗无上瑜伽认为，蜷伏沉眠于人体密轮之上的性潜能“军荼力蛇”须赖明王明妃两性交媾中所击发的性能来刺激唤醒。也就是说，他们认为两性性交时所产生的体内性激素和性能量最容易激发人体潜能。他们认为，人在两性交媾过程中达到性兴奋时，心间不坏明点与意念及全身的气皆往下身走，凝集于脐下。所谓“明点”(blndu)是印度古瑜伽概念。指人体中生命能量的凝聚点及水液。其中有些明点与道教内丹的“精”类同，故有译为“精”、“真精”、“真火”的。“不坏明点”类同道教内丹的“元精”、“真精”，为人生命及心识之本，终身不坏，禀自父精母血，为意识底层的心识之本“阿赖耶识”与命根气的结合，住于中脉中，随人的心理生理活动而于中脉中变化移动。
当性欲冲动时，并随其渐达高潮，不坏明点从顶轮降至喉轮、心轮、脐轮，这时全身心识与气皆聚一处。若以瑜伽加以修炼调控便能转化发生智慧。密宗又认为。一般人在性立时射精将性能量释放，使女性怀孕产子，这里将性能传递转移给了后代。而密宗双修者通过性交媾运动激发己身内的性能量，但是不射精，而是以意念调动密杵轮的性能去制激唤醒“军荼力蛇”。《诃陀瑜伽灯明》说：“知瑜伽者当保其精。耗其精者死，存其精者生”。这种观念，与道教内丹认为人的阳精“施之于人则生人，施之于己则成仙”完全一致。
当密道修行者通过性交激发的能量使密轮上沉睡之“军荼力蛇”觉醒，蛇头开始由低垂而高昂，喷出拙火。在不断的用意、念咒、呼吸修炼过程中，金黄色蛇体渐渐由蜷曲而伸直上窜，喷出的拙火也愈加明亮、炽热，灿烂，经过诸轮，沿中脉升腾，直达顶轮与明点相合，烧融顶轮中脉出口处的脉结即“白菩提”，此时左中右脉接通，滴下甘露，收一切气入中脉，人与大梵接通，天人合一。此时密道行者感受到大喜乐境界，生理与心理发生极大变化，入高深定境，获得空、明、乐、无念的禅定之境。
密宗双修理论与道教房中理论在本质上是基本相通的。首先，二者都认为，人体生命能源是性能量。道教炼精化气。炼气化神；还精补脑是以性能量—一元精为生命物质基础；密宗所谓“军荼力蛇”、“灵蛇”、“拙火”也是以性能为生命修炼根基。其次，二者都采用男女性交媾的技术操作来达到激发性能——生命潜能的修炼目的。道教内丹双修要求有法、财、侣、地。取坎填离、乾炉坤鼎合炼成丹；密宗则有明妃、空行母作为性修炼伴侣。且二者都有一套完整的性修炼技术操作体系。第三，无论是道教房中还是密宗双修，回精与逆流都是最根本技术和行为。道教房中无论哪派都以“从而不施”、“不泄于道路”为根本法则，并讲究“黄河逆流”，将精气循督脉运至头顶，形成周天；密宗则以性交激发性能，将未射出之精气击发拙火，循中脉上升至脑。达到这——步的便被称为“逆精者”(ordhvaretas)。第四，道教房中和密宗双修都以信仰为基础，目的是成为登逾彼岸者。道教房中术的信仰基础是神仙不死，羽化飞升。内丹双修派更要达到“阳神出顶”，“炼神还虚”。但在现实客观意义上，却与祛病治疾，健康长寿紧密相关。密宗双修的信仰基础是即身成佛、涅寂静；客观效果上也有长寿——虹化的现实意义。第六．作为宗教行为，道教房中与密宗双修都伴随着神秘的宗教仪式仪轨。道教天师道的“合气之道”须集体进行“真人日礼”、“诏冥醮录”，“男女至朔望日先斋三日”；还有专门的“师尊”进行性修炼指导，“入私房诣师立功德”。密宗双修则要举行隆重而神秘的无上瑜伽密灌顶仪式。又称灌顶大法。具体包括密灌顶与慧灌顶，均为上师对其弟子在双修知识和实践上的言传身教。密宗有严格规定，未经此二灌顶者绝对不能用“乐空双运”之双身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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鎏金铜欢喜佛。清代,高12.4厘米,此佛像的“双身”可以分开，男女生殖器可以套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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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德外八庙最著名的密造象—上天乐佛
承德外八庙中最吸引人的一尊密宗造像就是乐寺旭光阁内供奉的一尊上天乐佛像，就是一尊男女双身像，又称“欢喜佛”男身为上乐王佛，是大日如来的法身，代表智慧女像为佛母代表禅定，只有“定慧兼备”才能跻身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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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千作品《大威德（欢喜）佛》。纸本重彩镜片 83X49.5公分，无纪年，约庚寅（1950）作。
大威德佛是佛教密宗一支之菩萨造像，据《西藏新志》记有「喇嘛云佛公佛母秘戏像」，亦即世俗所称的「欢喜佛」。画上的佛公有五面十六臂，他的眉心皱起作怒目状，侧像的神情比较平和。独腿曲立在莲座上，一腿上缩露出红色足底。佛公较深的肤色，正好衬托出佛母白晰而丰满的身材。佛公的双臂交叉在佛母背後，两体面对面相拥，而佛公的双手托著朱色的法器。佛母面目皎好，仰首垂发，以口唇迎向佛公，左臂环抱佛公颈项，右臂斜举手持法器。佛母左腿曲立与佛公相叠合，右腿上举紧勾在佛公的腰际，作相拥欢舞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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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著名的卡修拉霍性庙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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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中术或称阴道，黄赤之道，混气之法，男女合气之术，为道教倡导在男女性生活方面的养生术。道教认为，精、气、神为人生“三宝”，精足则气充，气充则神旺。如人能时常保持精足、气充、神旺的状态，必然健康长寿，乃至长生；反之，不断耗损三宝，必罹病夭亡。为此以“爱气、尊神、重精”为宗旨，讲求重精、宝精的修炼之术。
房中术源于战国神仙家。据今人蒙文通先生考证，晚周仙道分行气（含导引）、服饵、房中三派，行气导引源于巴蜀，尊彭祖、王乔、赤松子为始祖 服饵兴于齐鲁，以羡门、安期生为中坚房中起于秦中，以容成、务成子为代表。
《汉书·艺文志》著录房中书八家百八十六卷，计：《容成阴道》二十六卷，《务成子阴道》十六卷，《尧舜阴道》二十六卷，《汤盘庚阴道》二十卷，《天老杂子阴道》二十五卷，《天一阴道》二十四卷，《黄帝三王养阳方》二十卷，《三家内房有子方》十七卷。表明战国至秦汉间，房中术是十分盛行的。以上诸书早佚。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大批帛书和部分竹、木简，经整理，发现医学著作15种，其中有5种为房中术著作，被定名为：《十问》《合阴阳》《天下至道谈》《养生方》《杂疗方》。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房中术著作，据此可以概见先秦至汉初房中术的基本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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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道教在全面继承方仙道术时，即将房中术纳入其道术系列中。最早创立的五斗米道，即引进此术，以之和行气、符咒术等配合修习。魏晋期间，方士道士多习此术。在曹操招致的大批方士中，“甘始、左元放、东郭延年行容成御妇人法，并为丞相所录”。后左元放（即左慈）传郑隐，郑隐传葛洪。葛洪《抱朴子·遐览》著录房中书多种，计有《玄女经》《素女经》《彭祖经》《子都经》《天门子经》《容成经》等。
可见汉魏两晋时，房中术也很盛行。东晋以后，一些道派和道士相率反对房中术，如东晋中期出现的上清派，崇尚存思、行气，贬斥黄赤北魏寇谦之改革北天师道时，称房中术为“三张伪法”，要男女道官箓生“断改黄赤”。但是历晋至南北朝，不论道教内外，房中术并未断绝。南朝梁大医药学家著名道士陶弘景在所著《养性延命录》中即辟专章《御女损益篇》阐述房中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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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书·经籍志》道经类称有房中书十三部，三十八卷，但未著录书名，而在医方类却著录房中书《玉房秘诀》十卷，《素女秘道经》一卷，《素女方》一卷，《彭祖养性经》一卷，《彭祖养性》一卷（似重出），《序（玉）房内秘术》（葛氏撰）一卷，《玉房秘诀》八卷（似重出），徐太山《房内秘要》一卷，《新撰玉房秘诀》九卷。可知南北朝至隋代，房中术照样盛行不衰。至唐代，著名道教医学家孙思邈在其名著《千金要方》中又辟专节阐述“房中补益”，王焘在医书《外合秘要方》中又引录《素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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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又在医术类著录房中专书葛氏《玉房秘术》一卷，冲和子《玉房秘录诀》八卷。可知房中术在唐代亦继续流行。直至宋代，由于理学的兴起，在理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倡言下，房中术成为首先被冲击的对象，加上当时有人专事张扬房中术之糟粕，使其沦为玩弄妇女的淫秽之术。在此情况下，房中术遭到社会的摈弃，很多人不敢或不屑于修习和研究；《宋史·艺文志》等再无房中新书的著录，唐前古书亦大多亡佚，房中术渐趋湮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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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清末，叶德辉始从10世纪日本学者丹波康赖所著的《医心方》及唐人医方中，辑录出《素女经》《素女方》《玉房秘诀》（附《玉房指要》）《洞玄子》《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等各一卷，载入《双梅景闇丛书》。人们通过这些残篇，才得以略窥唐前房中古籍之面貌。
房中术的本旨是调协阴阳以养生，有其某些合理内核：
节欲慎施 房中家一般都不主张绝欲，只主张节欲。他们从阴阳说出发，认为男女交合是天道之常，施之以法，有益于身心健康；如果强制禁欲，反而有害。葛洪认为“人复不可都绝阴阳，阴阳不交，则坐致壅阏之病”；但又不可纵欲，必须加以节制，如果“任情肆意，又损年命。唯有得其节宣之和，可以不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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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思邈说：“此方（按指房中术——引者注）之作也，非欲务于淫佚，苟求快意，务存节欲以广养生也。非苟欲强身力行女色以纵情，意在补益以遣疾也。此房中之微旨也。”他又提出加强意志控制的办法，说：“善摄生者，凡觉阳事辄盛，必谨而抑之，不可纵心竭意以自贼也。”
据说，彭祖曾提出“上士别床，中士异被，服药千裹，不如独卧”和“一岁之忌，暮须远内”的主张，其中心思想就是断绝异性接触，减少性欲冲动。
房中术不仅要求节欲，更要求慎施，即不任意施泄精液。葛洪称之为“节宣”，即对宣泄精液实行节制。孙思邈将精液比作燃灯之油，谓油料充足，则灯火旺盛，不注意节油和添油，随意耗费，终至油尽灯灭。房中家忖度“节宣之宜”，根据人的年龄、健康状况，及气候变化等条件，提出不同的施精次数。《素女经》提出：人年二十岁者，四日一泄 年三十者，八日一泄 年四十者，十六日一泄；年五十者，二十日一泄 年六十者，即闭精勿泄，若体力犹壮者，一月一泄。道士刘京提出：春三日一施精，夏及秋一月再施精（两次），冬常闭精勿施。孙思邈则提出：一月再泄（两次），一岁二十四泄。目的都是为了控制施精次数，防止施精频率过高，影响身体健康。房中家还提出数交一泄或多交少泄的原则。《养性延命录》说：“数交而时一泄，精气随长，不能使人虚损；若数交接则泻精，精不得长益，则行精尽矣。”数交而一泄，意味着多次交接中不能泄精，如何才能作到交接而不泄精呢？房中家曾提出若干交接方法与姿势，这些内容是否有益于性生活和性卫生，尚须科学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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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中禁忌 为了保精养生，诸书都强调房中禁忌。《养性延命录》提出“奸淫使人
不寿”，谓其不寿，并非鬼神所为，实因其人用意俗琐，竭力无厌，又因心理不安，惊惶恐惧，只能导致惊狂或生恶疮。
《素女方》和《玉房秘诀》提出日月晦朔、雷电风雨、饱食后、体疲劳，及大汗未干等不宜房事之七忌。据说彭祖加以归纳为三大忌：大寒、大热、大风、大雨、大雪、日月蚀、地震、雷鸣等自然变化强烈时，为天忌 醉饱、喜怒、忧愁、悲哀、恐惧、疲劳、远行初归、金疮未愈、女子月事未绝、忍小便交接等，为人忌；神庙、寺观、井灶等处为地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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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书并对违犯上列禁忌之恶果作了详细说明。如《素女方》谓，日月晦朔时合阴阳，“令人临敌不战，小便赤黄”；雷电风雨时合阴阳，“生子令狂癫，或有聋盲瘖痖”；饱食后合阴阳“六腑损伤，腰脊疼痛”。
《养性延命录》和《千金要方》谓，忿怒中交接，令人发痈疽 忍小便以交接，令人得淋病，或茎中痛 远行疲劳行房，则五劳虚损 妇人月事未绝以交接，生白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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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精补脑 房中家主张交而不泄或多交少泄，不仅是为了避免耗精过多，导致疾病，更重要的是为了还精补脑。葛洪说：“房中之法十余家，或以补救伤损，或以攻治众病，或以采阴补阳，或以增年延寿，其大要在于还精补脑之一事耳！”AC道书说，贮精之所为肾（此说不科学），它与大脑有经脉相连，人们可以采取方法不让精液外流，而迫使其循上述连通之脉返归大脑，使大脑获益。此说载于《胎息精微论》之《胎息神会内丹七返诀》，又名“留精回气补脑”。它说：“缘肾中精属水，常被脑脉来克，脾气应脑为泥丸，泥丸是土，有两条脉下彻肾精，其精在肾谓精，流入泥丸则为脑，脑色黄，故象于土也。脑有两条脉，夹脊降到脐下三寸，是名气海，脑实（满实）则气海王（旺），王则元气盛，盛则清，清则神生。故水能长养万物，水竭则万物枯干。”上述理论和方法是否正确，或如何正确理解，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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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房中术较有积极意义方面的内容，元人李鹏飞在《三元延寿参赞书》中曾将其归纳为如下几句话：欲不可绝（指不能禁绝正当的性生活），欲不可早（指性未成熟的青少年不宜房事），欲不可纵（指必须节欲），欲不可强（指不能用暴力强迫对方及情绪不佳、精力不足时勉强行房），欲有所忌（指房中禁忌），欲有所避（指避开气候不佳之时和神庙寺观之处）。并引证诸书逐条加以解释。AE这可说是对房中术主旨的基本概括，也是值得加以科学总结的内容。
房中术产生和发展于古代社会，主要的修习者和研究者又大都是方士、道士，必然受到社会条件和思想条件的限制，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许多糟粕。首先，房中术是在以男人为主体、女人为实验对象的思想指导下创造出来的（故又称御女术），它的着眼点是如何使男方不损和受益，对女方是否有益或有害则不在考虑之列。尤有甚者，为了企求补益男方，更不惜采取损害女方的所谓“广御众女”以“采阴补阳”。这种作法，不仅缺乏科学依据，而且为社会道德所不容；它只迎合了封建统治者的欲求，为他们纵欲和广置姬妾提供了理论依据。
房中术虽然精华糟粕杂呈，但就其主体说，实为我国性医学性心理学最早的记录。它所记述的性卫生知识、治疗性机能障碍的方法、以及注意男女情绪的和谐、促进性高潮到来的方法等，都有研究的价值。
佛教密宗双修法与道教房中术本质相通并不是偶然的。
在历史上，印度的佛教于公元2～3世纪以来曾大举进入中国并成为中国主要宗教之一，这已是众所阂知的事实。然而，在此同时，中国的道教也曾逆向远播至印度。并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佛教，使之演化出密宗，则鲜为人知了。由于印度密宗的产生晚在公元7世纪以后，而中国的房中术依据马王堆西汉墓竹简房中书推断，不应晚于战国晚期至西汉初，也就是公元前3世纪前后，因此在佛教于公元2—3世纪循南、北丝绸之路进入中国时，中国的房中术完全可能循同样的道路随着当时兴起的道教传播至印度。密宗经典对此有不少蛛丝蚂迹可寻。如密宗古典《楼陀罗问对》卷17说，梵天之子瓦西沙曾苦修数年而未得成就，于是其父劝他求取“中国修炼法”。他后来到了中国，见佛陀身边有无数裸体术士饮酒吃肉并与美女性交。他感到惶惑之际，佛陀乃以性仪及五摩之义授与他。所谓“五摩”，(5m)，乃是饮酒(madya)、食鱼(matsya)、食肉(mamsa)、性准备(maithuna)、男女群体性交(mudra)。这也就是印度教性力派的“五摩(m)字真言。”这里所载的很有可能指的是西南天师道所举行的“合气”仪式。另外一部权威的密教经典《梵天问对》、又称《风神合璧旦多罗》也记载了大体相同的传说，说是密宗大师殊胜曾远赴“摩诃支那”和“秦地”学习正道，却见佛陀沉缅于醇酒美妇，疑问之下，佛陀向他传授了“五摩功”。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的张毅先生曾在《印度宗教与中国佛教》一书中指出，道教传播印，度，主要是通过滇缅线，即今所谓南方丝绸之路进行的。此论甚为精到。根据此论，中国道教房中术传播路线为，西端连接西南丝绸之路终点的印度密宗发源地迦摩缕波(阿萨姆)，东端连接西南丝绸之路另一终点，即道教天师道发源地川西成都地区。大约在公元2世纪到4世纪间，佛教沿西南丝绸之路东传同时，道教天师道的“合气之道”也循同一路线西传，由此刺激了邻近中国的迦摩缕波地区奉“五摩字真言”的“外道’’流传，最后衍变为佛教密宗，并于公元8世纪回传到中国汉藏地区。由此，除去佛教信仰教义及来自古印度瑜伽生理学外，我们可以解释为何印度佛教密宗双修与中国道教房中术竟然如此类同，如出一辙了。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就此曾指出：“乍视之下，密宗似乎是从印度输入中国的。但仔细探究其(形成)时间，倒使我们认为，至少可能其全部东西都是道教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荷兰著名汉学家高罗佩也指出了这一点。他说：“由于基于止精法的房中秘术从纪元初便盛行于中国，而其时在印度却毫无迹象，所以很明显金刚乘的这一特点当是经阿萨姆邦从中国传入印度”。(《中国古代房内考·附录》)
密宗双修传自印度，源于中国道教房中术。且在西藏等地区，已演变为道地的中国佛教宗派。其双修法，包含了深刻的信仰、哲理、人体科学知识和认识，并有一系列观想、行气操作方法，在一定的前提下，对人体健康和长寿有一定益处和效果，因而是中国房中养生文化的组成部分。但是与道教内丹双修一样，密宗双修要求的个人条件及心理生理修养水平很高，(西藏黄教规定，未经二叶余年显宗课程修习及严格考试是不允许学密的)一般人是不可能自己独自修炼的。至于作为修密准备的各种炼气法门，如金刚数息法、宝瓶气法、金刚诵法、九节风法、大圆满次第法等则可以作为自身习炼气功以祛病健身、追求长寿的参考。（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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