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英军：总2.9万人（同上，包括1.2万英国人，1.5万印度仆从军，数千其他殖民地奴隶兵）
看似清军仅仅动员的部队就是英军4倍，但各位注意由于清军处于守势，在上千公里的沿海以及沿运河布置了大批兵力，英军则四处流窜机动，兵力集中。所以在局部战场上清军人数一直是劣势，参见如下：
镇江战役，守城八旗800人，汉军600人，团练100人，攻城英军共17000人。
厦门战役，守岛清军（包括外屿、鼓浪屿）1600人，其中700人为八旗，攻击的英军共有风帆巡洋舰、蒸汽战列舰16艘，登陆部队4500人。
舟山战役，清军守卫部队仅八旗200人，汉军900人，英军攻击部队接近10000.
定海战役，奕祈手下共八旗2000人，汉军1700人，团练1500人，攻城英军为11000人。
虎门战役，守军仅1000人不到，攻击英军超过3000人。
所以清军无所谓人海战术，局部兵力无优势。
有人以为清军有海无防，没有海军，这是极其愚蠢的想法。
清军在1839年海军力量如下：
一等师船（200-400吨）43艘
二等师船（120-200吨）90艘
大型巡逻船190艘
小型巡逻船110艘
划桨战船155艘
内河平底战船310艘，
总计890艘6.9万吨。舰载火炮780门，海军37000人。
英军远征舰队直到1842年共调集：
蒸汽战列舰（当时归为一等巡洋舰）6艘
二等巡洋舰（风帆巡洋舰）11艘
三等巡洋舰4艘
武装运输舰16艘、大型炮舰11艘，辅助炮船22艘
总计70艘6万吨，舰载火炮530门，水兵5400人。
可见清军并非有海无防
还有，清军并不是只有大刀长矛的，当时清军步、骑兵火器装备率为30.6%，主要为火绳枪（14.6毫米或17毫米口径）、抬枪（身管长2.2米的26毫米口径超长火绳枪）以及短管燧发手枪（从荷兰、西班牙人那里买来的洋货，类似黑森黒骑军的手枪）和极少量燧发步枪（来源同上）。陆军在各要塞、城市里配置了1600门以上的前装填铜质火炮（铸造炮），还有约900-1000门野战炮（多为小口径锻造铁炮）。英军火器装备率为89%,均为燧发火枪，其陆军与海军陆战队共携带火炮190门。同时，双方均拥有火箭弹。清军陆、海军共装备了1000-1200枚火箭，均为黑火药纸壳大火箭，英军携带火箭600多枚，也是黑火药推进，不过是铁壳、有原始稳定翼。
可见，双方的武器并没有代差（我们现在与美军就有），基本上除了蒸汽机（那种原始的蒸汽机其实故障百出，功率低下，还增加后勤负担——中国没有适合机器用的煤炭）外，双方的武器对方都有相应的装备，但战果却出人意料：
虎门外海海战：清军6艘师船被击沉，死伤260人，失踪90人，英军两艘二等巡洋舰轻伤，死伤8人。
虎门战役：英军攻占6座清军炮台，清军死伤700人，陈连升阵亡，英军死伤35人。
珠江沿岸的战斗：清军4处炮台被占，损失20艘船只，伤亡600人。英军1人死于步枪走火，一人在用缴获的清军抬枪开火时由于炸膛把自己炸死，伤100人（一半是晒伤）。
广州外围作战：清军伤亡1400人，英军伤亡103人。一清军把总曾企图率120人伏击英军一个10人分队，结果清军死50人伤98人，英军死1人伤7人，清军宣布获得大胜。
广州炮战：清军49门炮被抛弃，80门炮被击毁，炮兵死伤200人，英军2门炮被击毁2门炮陷进泥潭抛弃，炮兵死6人伤18人，郭富将军轻伤。
厦门战役：清军死50人伤118人，英军死2人伤36人（有一位是在上岸时掉到水里被自己的船挤死的），缴获火炮110门，击沉清军师船三艘。
定海战役：清军死伤1000人，裕谦阵亡，英军死伤67人。
清军对定海的反击战：清军死伤3500人，英军死伤32人。
芜湖附近的战斗：清军死伤170人，英军未死一人，5人爬山时从山上摔下重伤。
吴淞口战役：清军死伤1100人，陈化成阵亡，明轮船、师船、炮船被击沉23艘。英军死3人伤51人，四艘战舰轻伤。
上海战役：清军死伤400人，英军1人在搬运缴获的清军炸弹时被劣质炸弹炸死，伤25人，缴获大炮35门。
在伊里布议和无果后，道光酋长的乖儿子后来集结了4万清军对定海、芜湖、宁波发动反攻，结果伤亡15000人，各种舰只被击沉超过110艘。英军伤亡127人，一艘炮艇被击沉，一艘巡洋舰被台风吹到礁石上撞沉，后清军将该舰部分残骸上缴道光酋长，所有人均受到重赏。
镇江战役：清军死伤1000人，海龄阵亡，英军死37人，伤121人。
整场战争英军阵亡266人，战伤1790人，不及非战斗减员（2400人）多，清军伤亡在60000-62000之间，中国民众死伤约80000-85000人。
再看看祖鲁战争双方伤亡比，比较一下（祖鲁人才是用大刀长矛在对抗19世纪80年代装备了恩菲尔德的英军）
祖鲁：死伤46000人
英军：死伤10200人。
布尔战争我就不讲了，讲起来汗颜。
倒是和柯尔特兹征服阿兹特克的伤亡比有得一拼：
阿兹特克：伤亡（战斗伤亡，不算病死的）237000人。
西班牙殖民军伤亡：550人，当地叛军伤亡4500人。
至于我们说的“极度不对称战争”伊拉克战争：
伊军：伤亡失踪（截止5月1日）28000人 外国志愿军伤亡约8000人
盟军：伤亡失踪（同上）2400人
似乎还要好些。
唯一可以与之媲美的就是英军侵藏战争了，喇嘛们的表现与八旗勇士差不多：
英军死119人（一半为非战斗减员），伤667人（60%并非战伤）
藏军死4620人，伤5770人（占总噶厦政府总兵力45%）
也就这个有可比性。
英军在战争中统计：
清军损失了1200门火炮，但其中一半未使用过，约850门是被缴获的。
整场战争仅仅发生了不到20次真正意义上的肉搏战，80%的战斗是在120米距离外进行的。
清军打死英军一人平均约耗费5.3吨弹药。
清军火枪故障率2.2%，英军为0.11%。
八旗兵在战斗中平均伤亡率2.1%，汉军为9%，团练乡勇为10.2%，英军为0.122%
鸦片战争中的清军战术
鸦片战争中,一艘清军战船被英舰击中。英国画师爱德华·邓肯油画作品，绘于1843年。
■ 糊涂读史
鸦片战争期间，清朝政府出于对敌人的无知，玩了诸多“有特色”的战术，结果不但全无收效，很多还成了笑柄。
□端木赐香（历史学者）
宏观方面，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扬威将军奕经的幕僚臧纡青曾建议曰：从山东、河南招丁壮万人，从本地招丁壮两万，让他们分伏宁波、镇海与定海，人自为战，战不择地。各地士绅领团勇伏于城内，大军伏舟港口，声东击西，内外交逼，英夷必败。奕经报上去了，但清政府没采纳。与此同时林则徐提出的战术是：“或将兵勇扮作乡民，或将乡民练为壮勇，陆续回至该处，诈为见招而返，愿与久居，一经聚有多人，约期动手”，“杀之将如鸡狗”。林公与臧纡青一个意思，只不过他比臧纡青还多一个意思，那就是利用民力抗夷。清政府采用了，但收效不大。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大臣蒋琦龄给咸丰皇帝上了一个《请幸太原疏》：“我众彼寡，则分军为三四，仿古人更休叠战之法，或扰之不听其休，或环攻以分其力，我败有援，贼死无继。”他说，北京的“妇孺皆有激昂思奋之意，岂行间遂全无同仇敌忾之心？”他的意思是，国军完全可以“人海战术”了，但他没有建议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其实封建统治者最害怕的就是人民力量的动员，人民，唯有人民，才是专制政府最大及最终的敌人，所以政府的国防思想乃是防民甚于防寇，动员民众，政府敢吗？
微观方面，那就是八仙过海了。英国炮艇围住了虎门炮台，关天培演出的是冷兵器时代《三国演义》里玩剩的疑兵术——让士兵们围着炮台后的小山转圈跑，以造成增兵无数的假象。英兵起初不明白他们干吗，等明白后笑翻了。参赞大臣杨芳目睹英船的威风，认定“必有邪教善术者伏其内”，采用巫师建议，在广州城内遍收女人马桶，打仗时将女人马桶向之，以破其妖术。广州人民为此给他编了段子：“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传遍粤城中。”
奕经在浙江作战前亲自去抽了一签，上书：不遇虎头人一唤，全家谁敢保平安。过了三天有土司带了兵前来助战，每个兵都戴有虎头帽；各路兵会集个差不多的时候，奕经与参赞大臣文蔚又不失时机地同时做了一个梦，梦见鬼子全被打跑了。1842年3月10日四更时分出兵，这叫虎年虎月虎时虎分。事后，宾汉的《英军在华作战记》对清兵尸体描述曰：“他们的帽子有一种特别的不普通的样子，是用老虎面部的皮制的，附有老虎尾巴垂在他们身后。”英国佬不知这叫虎吃羊（洋）战术。
奕经手下还有人上演了猴战术。买来19只猴子，希望它们身背鞭炮蹦到英夷船上，引燃英船上的火药。问题是，临阵时怎么把猴子弄上英船呢？ 鸦片战争清军如何战败:信迷信用屎尿对付洋枪迷信，是指人对事物痴迷信任的状态，人一旦迷信，就会丧失理智，做出种种乖张可笑的举动。在历史上，清末是特别迷信的时代，不仅民间各种奇谈盛行，连统治者也“宁信其有，不信其无”。
比如以务实著名的雍正皇帝，便“因迷信道士，服用丹丸过度死于圆明园”，清代皇帝生辰八字不对外公布，以防“厌胜之术”，还会找一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儿童在雍和宫出家，作为“替僧”。此外，皇家建筑颇重风水，梁上往往收有经文，以镇压邪魔。但效果有限，比如天坛，传说能防火，但清嘉庆十二年（1807年）即发生火灾，斋宫、寝宫被焚，光绪十五年（1889年）8月24日，祈年殿再遭雷击焚毁，今天我们看到的祈年殿是光绪时重建的。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皇帝迷信，大臣更夸张。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扶乩术盛行，清军主将杨芳、奕山、奕经、文蔚等溺于迷信，视军事如儿戏。为对付洋枪洋炮，杨芳竟想出“以邪制邪”的战术，收集大量粪尿，并筑星坛，结果贻误战机，损失惨重。
最可笑的是奕经，到西湖关帝庙求签，签文有“虎头人”语，以为虎年虎月虎日虎时出兵能获全胜。于是决定在1842年3月10日4时进攻。时浙江冬雪，不便作战，加上奕经兴师动众选择吉日，导致信息外泄，英军知道后，设伏消灭清军五六百人。为使“虎头人”说应验，奕经还让士兵戴上虎皮帽，英人宾汉在《英军在华作战记》中颇感奇怪地记载道：“他们的帽子具有一种特别不普通的样子，是用老虎面部的皮制的，附有老虎尾巴垂在他们背后。”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两广总督叶名琛自信有法术护体，竟使出了“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绝招，结果被英军掳走，客死于加尔各答。这种迷信思维甚至左右了后来清廷的建军思路，比如成立“虎神营”，装备了先进火器，取意为以虎驱羊（洋），以神克鬼，专门对付“洋鬼子”，虽然讨了口彩，可实战效果却不佳。
八旗是马上得天下，历代皇帝颇讲求务实，1786年，“叫魂”迷信突然在中国南方爆发，乾隆皇帝高度重视，不断发出谕旨指挥全国搜捕，其目的虽是为了稳定皇权，且造成了许多冤狱，但其中也不乏强调理性精神的含义。可为何到了清末，迷信氛围竟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也许，唐代刘禹锡在《天论》中的说法值得深思：“生乎治者，人道明，咸知其所自，故德与怨不归乎天；生乎乱者，人道昧，不可知，故由人者举归乎天，非天预乎人尔。”意思是，政治不清明，人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就会迷信，而化解迷信的钥匙，其实就掌握在统治者的手中。荒唐战争：鸦片战争时清军用妇女便器迎敌1840年6月，英国40余艘船舰和4000余名士兵到达中国广东海面，第一次鸦片战争正式开始。双方打打停停，浙江定海于7月初失陷。1841年元月，广东的大角、沙角炮台又被英军攻占。消息传到北京，道光皇帝慌忙派皇侄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调集各省军队共17000余人开往广东，与英军作战。
此时已至古稀之年的湖南提督杨芳，距广州最近，所以在3月初率先带领大批湖南兵勇进入广州。他是贵州松桃县人，行伍出身，曾是林则徐部下。他早年从军参与镇压湘黔苗民起义，升守备；嘉庆年间，随军清剿川楚陕三省白莲教起义军，又参与镇压河南李文成起义，升甘肃提督；道光初年，历任直隶、湖南、固原提督；在平定张格尔之役中，用计生擒张格尔，战功卓著，被封为三等果勇侯，加太子太保衔；不久又因平定彝族起义而晋封为一等果勇侯。鸦片战争爆发前后任广西、湖南提督。就在他进入广州之前，虎门炮台失守，关天培战死，英舰驶入省河，广州城直接暴露在英军炮火的威胁下。这时，琦善已被革职，即将押解去京，而奕山、隆文尚未到任，杨芳以参赞大臣的身份短时期主持了一段广东军务。杨芳武功赫赫，以善战闻名，所以他一到前线广州，当地民众如大旱之望云霓，据说所到之处“欢呼不绝”，当地官员也认为他是一道可以倚靠的“长城”，甚至已被解职、但仍居广州的林则徐也特地出面为这位老部下祭旗。
3月6日，也就是杨芳到广州的第二天，广州城附近又有两座炮台被英军攻克。时人梁廷枬写的《夷氛闻记》记载，杨芳看到夷舰上的大炮总能击中我，但我却不能击中夷；我方炮台还是在陆地固定不动，而夷炮却是处在“风波摇荡中”的舰船上；我主夷客，种种条件都大大有利于我而不利于夷，但夷炮威力远在我炮之上，认定“必有邪教善术者伏其内”，于是广贴告示，“传令甲保遍收所近妇女溺器”作为制胜法宝。他将这些马桶平放在一排排木筏上，命令一位副将在木筏上掌控，以马桶口面对敌舰冲去，以破邪术。此事，《粤东纪事》也有记载，杨芳初到广州，“惟知购买马桶御炮，纸扎草人，建道场，祷鬼神”。3月18日，英军进犯，杨芳的这些招数自然完全无用，筏上副将仓皇而逃，英舰长驱直入，杨芳急将部队撤回广州内城，匆忙与英军“休战”。在给皇上的奏折中，他却文过饰非，反称自己如何用计巧妙，英勇退敌。然而，杨芳在难得的休战期间并不积极备战，而是白天热衷于购买西洋钟表和其他洋货，“夜则买俏童取乐”，有时地方巡捕买不到“俏童”，便只得“将女子剃发，装跟班送进”。
在杨芳主持军务的一个多月中，实际上并没有与英军进行过什么较大的战斗。4月14日，奕山、隆文与新任的两广总督祁贡同时到达广州。奕山等实际上也“不知兵”，仍依靠杨芳出主意。几仗之后，清军大败，奕山等于5月末向侵略者求和，签订《广州和约》。在求和谈判的过程中，杨芳很是积极，曾亲至城上与英方讲和，对英方要求悉数答应，并按期交付了他们索取的“赎城费”——洋元六百万元。所以《粤东纪事》说自杨芳到广州之后，“未打胜仗，鬼子之毛，未拔一根”，而“至今兵临城下，开库求和，欺君辱国，贻害无穷，此杨芳之大罪也”。
对杨芳的所作所为，当时就有人以诗讥讽道：“杨枝无力爱南风，参赞如何用此公。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长播粤城中。芳名果勇愧封侯，捏奏欺君竟不羞，试看凤凰冈上战，一声炮响走回头。”(《平夷录广东·感时诗》)还有人作对联嘲笑琦善、杨芳、奕山和祁贡道：“琦侯爷痛哭龙牌，杨参赞广收马桶，奕将军潜师赴敌，祁宫保出示安民。”(《入寇志·省中联语》)
不过，以马桶，尤其是妇女溺器等作为破敌法宝，并非杨芳的发明，而是颇有些年头的传统。其实，杨芳还算是“文明”的，因为他并未如传统那样直接以妇女下身面对敌阵。
明万历年间，四川播州土司杨应龙造反，巡抚李化龙奉命征剿。据李化龙编撰的《平播全书》记载，当他用火炮轰击敌阵时，杨应龙令数百裸体妇女排立于高处，手拿箕器，“向我兵扇簸，而贼锋厉，我兵即以狗血泼之”。在他的记载中，此法似是普遍，因“贼凡遇我兵放铳，即令妇人脱去中衣，向我兵以箕扇之”，果然“炮不得中”。他找到的破解之法是“军中即斩黑狗血洒之，法立破”。名重一时的明代大思想家、哲学家方以智向来注重方术，所以又被认为是明代的科学家，他的《物理小识》对此事亦有记载。方以智同时还记述了崇祯八年(1635)，张献忠围攻安徽桐城时，守城官军在城上架炮，张献忠逼迫妇女“裸阴向城”，城上火炮顿哑，但官军立即“泼狗血、烧羊角以解之，炮竟发矣”。方以智认为，这也是自古以来凡铸剑、铸钟、炼丹等都不许妇女在场的原因。据《流寇志》记载，张献忠在围攻安徽滁州时，将许多妇女斩首，裸体倒埋坑中，使其阴部露出向城，结果城上大炮不是一放即裂就是哑不能放。守城官军立取民间粪器挂在墙头，于是“炮皆发”、“贼大创”。后来，李自成进攻开封时，也以“阴门阵”攻之，守城官军则以僧人裸体站在城墙上破之。
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山东王伦白莲教起事，乱军围攻临清城，被守军所败，《临清寇略》详记此事。开始时，城上守军向敌军开炮，但并不能命中，敌军仍然向前冲锋。守将叶信将鸡血、粪汁洒在城上，并叫来一些妓女站在城上以阴门向敌。此招果然有效，一开炮就命中敌兵敌将，临清之围遂解。大学士舒赫德在给乾隆皇帝的奏折中也细述此事，只是他说守军在城上洒的是狗血。
由于其由来已久，杨芳在鸦片战争中自然仍用此法宝。甚至几年后，太平军可能也用过此法。鲁迅在《阿长与山海经》中回忆了小时家中女佣阿长的故事，阿长对他说，长毛占城时“我们也要被掳去。城外有兵来攻的时候，长毛就叫我们脱下裤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墙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来；再要放，就炸了”！此事使年幼的鲁迅对她产生过空前的敬意，因为“这实在是出于我意想之外的，不能不惊异”，“不料她还有这样伟大的神力。从此对于她就有了特别的敬意，似乎实在深不可测”。
直到20世纪初的义和团运动时，团民们也认为女性身体是污秽之物，攻打不下教堂皆归因于教堂内有许多妇女赤身裸体或手拿秽物站在墙头，或骑在炮上，破坏了神拳的法术。当他们因火烧教堂或一些店铺而延烧到附近民房时，则经常归因于路过的妇女或出门泼“秽水”的女性。因此对女性外出有种种“以防污秽”的限制、规定，有时严禁外出，有时准许外出但必须头戴红布或轿盖红布，有不少不知者无辜被杀。由女团民组成的“红灯照”，却有避秽去邪的神功。
这种相信女性具有破邪魔力的观念，来自于传统的认为妇女“不洁”、“肮脏”的深深歧视。在国门大开已久的20世纪初，义和团还坚信此点，那么，在国门尚未打开的19世纪中叶，杨芳在鸦片战争中以“粪桶妙计”御敌便不足为怪了。相反，不能不令人啧啧称奇的，却是在此背景下，林则徐、魏源能“睁眼看世界”，进而提出“师夷长技”；他们因此被指为“溃夷夏之防”、有失国体而受到舆论的强大压力，也就不足为怪了。愚昧排外、坚持“天朝上国”的妄自尊大观念仍主宰着“世道人心”，据当时人记载，由于被“夷”所败，不要说“师夷”，连谈海外之事都成为禁忌：“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即茶房酒肆之中，亦大书‘免谈时事’四字，俨有诗书偶语之禁。”林、魏的“师夷胜夷”主张，当然更是“犯诸公之忌”而“举世讳言之”。“师夷长技以制夷”在中国近代化“开篇”的遭遇，预示着中国近代化进程的艰难曲折。 清军鸦片战争失败真相：并非武器比英军差在鸦片战争中，中英双方武器杀伤效果的差距，远比武器性能悬殊得多。清朝的失败，首先是制度上的失败，然后是技术上的失败。
糟糕的滑膛枪
鸦片战争时期，英军装备的标准轻武器是前装燧发滑膛枪。说实话，这不是先进武器。近代步枪武器技术的几个重要发明，比如起爆药、火帽、圆锥弹丸、击发枪机刚刚发明出来，来不及用在这种枪上。带有膛线、射程远、准确率高的线膛枪，就是俗称的来复枪，造价高，一直没有成为欧洲士兵的制式武器。
前装燧发滑膛枪的最大射程不超过300码(1码约合0．9米)，可以对人体进行瞄准射击的距离为100码。1814年，英国陆军的汉格上校写下一段话：“想用一支平常的枪，射击200码外的人，你不如改为射击月亮，命中的机率都是一样的。”
在战场上，士兵非常容易出错。常见的错误之一就是装填后，忘了将通条抽出枪管，一扣扳机，通条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自然无法再装填。另外，常见的错误是在忙乱之间，误将弹头而非火药塞入枪口，造成不发弹。士兵只能退出行列，站到后面，使出吃奶的力气，慢慢地把弹头挖出来。更麻烦的是，火枪是队列齐发的，那么多枪一起发射，许多士兵根本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开枪，有没有哑火，往往多次装弹，把枪管塞得满满的。
清军武器不算差
这时候，清军虽然没有完全放弃冷兵器，也有一半的士兵使用火器，主要是鸟枪和抬枪，数量最多的是鸟枪，属于滑膛枪，是用火绳发射，潮湿的时候，不大方便。
总体来说，鸟枪射程稍小于英军滑膛枪，抬枪射程要超过英军滑膛枪。鸟枪的射击速度，较之滑膛枪，可能不会相差很多，大约为每分钟2发。不过，清军鸟枪、抬枪的命中精确度，较英军燧发枪则低。主要原因在于，鸟枪、抬枪都是手工打造，较之英军燧发枪工艺粗糙，枪膛精度不高。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英军燧发枪每分钟发射3发，命中率90％；清军鸟枪每分钟发射2发，命中率70％。假设两军士兵各10名，射击同样距离的若干目标，在一分钟内，英军士兵可以发射30发子弹，击中27个目标；清军士兵可以发射20发子弹，击中14个目标。燧发枪效能约为鸟枪的2倍。这样的差距，完全可以利用清军的人数优势来弥补。
相比之下，双方火炮性能差距可能更大。清军火炮的主要问题是，侵彻力不够和命中精度不高。侵彻力不够，主要是因为中国火药不好；命中精度不高，主要是火炮机动性差造成的。同样口径的火炮，清军火炮要重得多，缺乏灵活转动的炮架。那些重达3至5吨的大口径火炮，要在英军猛烈的炮火下，一点一点地瞄准，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对英国军舰威胁最大的，恰恰是这些重炮。英军对清军火炮颇为畏惧，屡屡惊呼“猛烈”、“厉害”。弓箭赛过枪
为什么只有一半的清军使用火器?原来，清军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看家本领——弩弓，他们的弩弓在作战效能上，可能不比当时的火枪差。
一般说来，古代弩弓的最大射程为300米，宋代的神臂弓最大射程达到五百余米，清朝雍正皇帝更是自诩清军的弓箭为历代最强。弩弓的准确率很高，可以精确瞄准。一个训练有素的弩手，可以准确命中200码外一个人型大小的靶子。
弩弓的射速大约是每分钟三四发，操作十分简便，大家很难想象有人会装错。唯一的问题是，需要人手拉弦，发射次数太多，容易疲劳，速度减低。可是，火枪连续发射后，一样会因枪管发热，造成炸膛，或者子弹威力减弱的情况。
弓的穿透力甚至比火枪子弹更强，神臂弓的箭可以穿透两层铁甲，而普通火枪子弹做不到。不过，箭的破坏力不如枪弹，伤口比较容易处理。箭也有优点，可以涂毒药，或者加装炸药。所以说，这时的弩弓威力超过火枪，甚至在英国军队中，常常有人提出恢复传统的长弓，拒绝使用糟糕的滑膛枪。
刺刀改变战术
清军火枪火炮跟英国相差不多，弓箭还要厉害一些，怎么输得那么惨呢?
首先说说英军装备的一样不太起眼的武器——刺刀。滑膛枪是一种射程近、射速低的武器，战斗中，白刃战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在刺刀发明前，滑膛枪兵必须有长矛兵保护。刺刀发明后，一个使用装有枪刺的滑膛枪的士兵，就是一个长矛兵，使用冷兵器的士兵不再是必需，导致战法和战术的进步。
英军作战时，一般排成两列横队，队列中的士兵，不能做单兵机动，站立装弹，立姿或跪姿齐射。横队周围有由散兵组成强有力的屏障，与敌保持接触，骚扰、杀伤敌军，并分散敌方火力，使己方队列不致过分暴露在敌人火力下。清军作战也须排成队列，并组成各种不同阵式。列阵时，通常是重火器在前，其次轻火器，再次冷兵器。临敌时，在远距离上，以火炮轰击，稍近，开放抬枪；再近，则以鸟枪击打。三击不中，继之以冷兵器肉搏拼杀。结果，清军打仗恨不得排出十几列队伍。这种阵型，作战效能很低。
为了协调冷兵器和火器部队的步调，清军整个阵列只能以缓慢的速度移动，战术机动性相当差，很难运动到能最大限度发挥火力的有利位置。灵活的英军队形，往往能够成功地通过迂回等机动动作，对清军最薄弱处实施攻击。以逸待劳的英军
当时，清军的总兵力大约80万人(包括八旗、绿营兵)，在鸦片战争中，先后投入战争的有十万人左右。英军最初派出大约海陆军七千多人，最高增至2万人。在具体的战役中，这种兵力上的优势却未能显现。英方利用船坚炮利的优势，牢牢掌握制海权，也掌握着进攻的主动权。
为了防御英军可能的入侵，清政府在从盛京到广东的七个省，几十个海口都得设防，分到每个重镇，驻守的部队就在4000人至1万人。如此分兵，在每处都难以集合优势兵力，中英间的多次战役，中方投入的部队往往与英军相当，甚至处于劣势。
交通不便、调兵速度的缓慢，加重中方的困境。1841年10月10日，英军攻占宁波，道光帝调四川建昌、松潘两镇精兵2000名，前往浙江征剿，等到该部风尘仆仆，历经两千余公里赶至前线，英军已经在宁波休整近半年，以逸待劳，清军怎么能不输呢?荒诞的巫术——鸦片战争中清军用女人内裤制敌 进入17世纪，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展了工业革命，加快了文明进程；而古老的中国却渐渐落伍，文明未见发展，巫术反倒发扬光大，道光帝时，巫术竟然还被朝廷的官员用在真刀真枪的战场上，实在是荒诞至极。
鸦片战争后期，清政府节节败退，道光二十一年，道光皇帝将主和的钦差大臣琦善撤职换成奕山，还派去了一位善于作战的果勇侯杨芳当钦差参赞大臣。杨芳一到广州，马上下令"广收马桶，排列沿河"，还在城隍庙做法事，将符水装入坛中埋在地下，"种种设施，不一而足，其捍患御侮之法可谓良且尽矣"。原来他看到英舰英炮很邪门，认为他们可能用的是妖术，所以他要以邪避邪。于是在广州城遍收女人尿盆，弄到木筏上，让尿盆口集体朝着敌人的大炮方向。中国古代主流思想存在歧视妇女的偏见，那尿桶更是不堪了，英国人并不怕尿桶阵，杨芳当然大败，丢失了炮台。当时有人写诗感叹道：
杨枝无力爱东风，
参赞如何用此功？
粪桶尚言施妙计，
秽声传遍粤城中。 在腐朽的清朝官员眼中，西方列强完全受制于他们施行的巫术。
其实杨芳这种战术就是一直以来盛行不衰的迷信思想，但是在民间流传着这样一种风俗，如果一个女人成了寡妇，也就意味着随便某个男人可以抢她回家，成亲三天之后，男方再上女家送礼道歉，这事就算成了。寡妇虽然可以任人抢走，但是她有一件有效武器，这就是女人的内裤，寡妇若当场解下这些小物件对着男人摇晃，男人认为沾上这些亵物就会终身倒霉，因而望风而逃。杨芳来到战场上无计可施，只好采用这个传统的方式来对付英国人。
杨芳失败后奕山继续用军，他听说西湖关帝庙十分灵验，作战前就亲自去抽了一签，上面书有：不遇虎头人一唤，全家谁敢保平安。过了三天，有土司带了兵前来助战，每个兵都戴有虎头帽。各路兵汇集个差不多的时候，奕山又不失时机地做了一个梦，梦见鬼子全被打跑了。梦与签与现实合到一块儿测算，最后决定出兵，在虎年虎月虎时虎分对英军发动进攻。战争结束后，英国士兵对清兵尸体的描述中有如下句子：“他们的帽子有一种特别的不普通的样子，是用老虎面部的皮制的，附有老虎尾巴垂在他们身后。”
为了配合统帅在关帝庙抽的签和在被窝里做的梦，清朝的士兵干脆打扮成了老虎的样子。这样的战略战术，如果能够取胜，才是奇谈。 中英鸦片战争时林则徐杨芳的荒唐战术：马桶大粪御敌
【核心提示】尤其令人诧异的是，这场“大粪之战”上演之时，民族英雄林则徐就在广州。杨芳是他的老部下，林公做湖广总督时，杨芳为湖南提督，两人关系非同一般。从3月5日到18日的十四天之内，两人见面十一次。后来，杨芳干脆住到了林则徐的寓所，一住就是八天。广东士绅笔记中载：“杨候初来，实无经济，惟知购买马桶御炮，纸扎草人，建道场，祷鬼神”。可以说此战的策略部署乃至战争整个过程，林公完全是圈中谋划之人。
摘自《中国历史的教训》 作者：杨师群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阅读中英鸦片战争的历史，其中最令人揪心的，就是国人为什么这么愚昧?从皇上的敕谕、诏书、圣旨中，看到的是自欺欺人的狂妄自大，自以为天朝威猛，是天下共主，让人啼笑皆非。从官僚的奏章、策论、书信中，看到的也是一些牛皮哄哄、无知幼稚的内容。如连天朝最有头脑的林则徐都认为英兵“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
甚至“一仆不能复起”，其舰艇在海上能占点上风，一上陆地便活动不开，所以只要抓住英兵的这一弱点，要战胜英人并非难事等等。从一系列的战事中，虽也看到几个反侵略的英雄战士，但更多的是官场腐败中“脱颖而出”的窝囊废与民族败类。官员战败后，向朝廷谎报军情的奏折，基本捏造或篡改事实，致使皇帝在看了这些战报后瞎指挥……
人们或以为这些主要是不甚了解西方的种种误解，并不能说明中国文化有多少缺陷，那么我们就来看看让中国文化丢脸的发生在1841年3月广州的那场世界史上最荒唐的战争。林则徐虎门销烟后，英国很快就派出远征军舰队，侵略军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诸地挑战，攻陷定海、占领香港，烧杀掳掠，气焰嚣张。
1841年1月底，道光皇帝发布对英宣战诏书，随后任命宗室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赶赴广州指挥攻剿事宜。而此时已在广州的钦差大臣琦善却一味向英军妥协，默认英军对香港的占领。2月，英军进攻虎门，提督关天培殉国，守军溃败，珠江口门户被打开，英军长驱直入。3月初，省城广州已然在英舰炮火的威胁之下，道光一怒之下，下令将琦善革职拿办。3月5日，参赞大臣杨芳抵达广州，因主帅奕山尚未到达而成为清军前线的最高指挥官。杨芳一到，广州百姓“欢呼不绝”，“官亦群倚为长城”(《夷氛闻记》)，似是救星到了。 杨芳一方面着手部署广州防务，一方面接手对英交涉。交涉很快失败，英舰进攻日益凶猛，打下猎德、二沙尾炮台。杨芳看到英军炮火威力强大且落弹准确，认为此必为邪教妖术，“夷炮恒中我，而我不能中夷。我居实地，而夷在风波摇荡中。主客异形，安能操券若此，必有邪教善术伏其内。”(《夷氛闻记》)中国传统文化中有污秽制邪术的古训，或说有巫师告诉他，如果打仗时能将马桶，尤其是女人的污秽物对准英夷的炮口，便能以邪制邪。
于是，杨芳传令当地保甲，遍收民间使用的马桶、溺器，装满女人的粪便、秽物，令载于木筏小船，布满海上江面，要求将马桶、溺器之口对向敌舰炮口，以为如此便可破其炮火之妖术。又在省河上钉筑木排竹筏，在上面安放马桶，桶内同样装满粪便，或塞进毒药桐油，以为可以阻挡英舰的前进。如此部署只是苦了广州城里的人家，没了应急时的要紧家什，着实不“方便”。
英舰指挥官从望远镜中看到水面上的木筏马桶，闻到了水面上的熏天臭气，以为是什么新式武器，当即下令开炮，将木筏马桶打得箍裂板飞，舰队在海上横冲直撞，势如破竹。战争从3月16日打到18日，英军势不可挡，当驶近岸边时，炮台上已空无一兵。18日下午登陆，占领一系列炮台与十三行商馆。而清军被打得一败涂地，单18日一天的战斗，天朝就丢失六座炮台，损失一百二十三门大炮，二百多名官兵阵亡，而英军无人死亡，才六人受伤。省河两岸诸军事要地失守，英军兵进城下，杨芳指挥战事不到半月时间便只得妥协投降。
他不顾清廷禁止与英通商的严令，派官员赴英舰乞求停战，当天签订《停战贸易协定》。当时有诗嘲讽：“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传遍粤城中。”而杨芳一再向朝廷报捷，说天朝打了大胜仗，却又汇报说与英国鬼子“先通商暂作羁縻”。道光皇帝一直被蒙在鼓里，只是觉得既打胜仗就不该再通商，气愤后也就给杨芳一个革职留任的处分。
湖南都督杨芳是当时清廷最出色的将领之一，贵州松姚人，据说“少有干略，读书通大义”。他十五岁参军，因战功而不断升迁，年轻时以平定川楚白莲教和河南天理教叛乱而闻名，最大功勋是十六年前任陕西提督时，为平定新疆少数民族叛乱，率军狂奔千里将叛首张格尔擒获。杨芳在当时那些四肢发达的军官中，应算有些学识，所以一路建功，春风得意，获得道光皇帝的重赏，晋封御前侍卫，三等果勇侯。1841年临危受命，杨芳已界七十一岁高龄，是久经沙场的名将，道光皇帝此时委以如此重任，实寄以厚望。然而这位中国名将在西方的先进军事科技面前，却设计出如此荒唐的战术策略。同时还“终日为购买钟表洋货为事，夜间则买俏童取乐”。杨老将军不但与妻妾、妓女快活，还玩弄男童，是个同性恋者，真是英雄自古多风流。
尤其令人诧异的是，这场“大粪之战”上演之时，民族英雄林则徐就在广州。杨芳是他的老部下，林公做湖广总督时，杨芳为湖南提督，两人关系非同一般。从3月5日到18日的十四天之内，两人见面十一次。后来，杨芳干脆住到了林则徐的寓所，一住就是八天。广东士绅笔记中载：“杨候初来，实无经济，惟知购买马桶御炮，纸扎草人，建道场，祷鬼神”。可以说此战的策略部署乃至战争整个过程，林公完全是圈中谋划之人，却不见这位最有头脑的民族精英对此有什么阻抑的言行。而从两人如此亲密的过往来看，或许此战略战术是两人的共谋也未可知，至少可以说林公对此战术是认可的。那么，发生这样荒唐的战事，其原因就不单是杨芳等将领的个人素质问题，而是有其更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它是有关宇宙观的反映，蕴含着这神秘文化千年积淀中的荒诞内涵。
到一年后的1842年3月，扬威将军奕经在浙江指挥的一场战事中，为了配合统帅在关帝庙抽的签和在被窝里做的梦，将士兵打扮成老虎的样子，以为虎吃羊(洋)，便可打败英军，不料这些“虎兵虎将”同样败得很惨……这些战事细节已经非常清楚地预示着这场战争的结局，一个拥有四亿人口、九十万军队、一千多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大帝国就被几千名英国士兵给打得稀里哗啦，惨败后签订赔款割地、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然而清廷的君臣却少有反省者，没人主张考研失败之原因，没人要求改组军队改革装备，更没人提议派员出洋考察……当道光皇帝问起英军为何“有进无退”时，参与《南京条约》谈判的大臣耆英回答，因为英军都是光棍，没有老婆，所以打起仗来不怕死!而更多的人对西方先进武器的结论竟是：别看西夷厉害，那些玩意儿中国古已有之，都是咱玩剩的，不足为奇!
不知反省，引来第二次鸦片战争，且跌得更惨。战败签订《天津条约》后，僧格林沁在大沽口伏击前来换约的人马，把对方打得人仰马翻。当英法派员前来谈判时，又活捉对方三十九人，并虐杀俘虏二十名，最后只放回伤痕累累的十九人，招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报复，火烧圆明园。
还有后来的义和团，是传统神秘文化的又一次大招摇。一帮拳民崇拜道教诸仙，自诩得有神助，组成红灯照、蓝灯照等团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