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什么是教育？
教育是生成善念、关爱和文化忠诚的一种生活。区别对待是教育的唯一原则。
人穷志短，马瘦毛长。孩子从小匪气十足，只有从小对其进行良好的行为品德教育，才能成为真正的人。人一旦在青春期到来之前，还没有形成良好的自我品质和约束力，那他的一生都有可能处在蒙昧与混乱之中。这种人很难产生进取心，生活总是只顾眼前，充满敌意，危机四伏：做事总爱朝三暮四，思想不专，内心不诚。比如学生到了初中阶段，还没有形成学课兴趣，经常接而连三地向老师请教同一问题，这并不是虚心好学的表现，而学生学习大败退的前兆，也是对老师工作的轻侮和亵渎。对于这样的学生，学习知识以不重要，重要的是要采取惩罚性教育策略，来规正他们的求学之心，产生优良的本性。
现代社会，成功的人生是一个有效教育终身积累的过程，那种读一时书享用一生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在发展迅速的社会里，在某个领域经验丰富的人，都可以做其他人的老师。确切的说某个人是这方面的老师，在那方面将变成学生。
最好的教育方法是：对知识的学习应由浅入深，循序渐进；对教材的组织不能过于严谨，过于严谨的教学，会使教育工作千篇一律，令所有参与者失去快感，减少学习者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机会，直接挫伤人的学习本性，不利于创造力的培养和发挥。
社会进步促进教育发展；教育发展反过来推进社会进步。西方社会自1870年至1890年教育系统化，尤其是师范教育系统化以来，教育随社会的发展出现了五个不同层次的转变，社会也相对应的出现了五个不同层次的智能群体。五个发展层次为：
1、德国哲学家F·赫尔巴特所倡导的备课、讲课、比较、归纳和应用这五个教学步骤。这种教育模式提高了人对知识的重复能力，它着重肯定死记硬背的功夫。面对问题，往往从过去、从已知、从书本中寻找重复性解决问题的办法。这种方式特别排斥身体娱乐方面的教育，思维僵化，按部就搬，适应变化的能力差，培养的人适宜做普通重复性劳动。
2、英国哲学家H·斯宾塞，根据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主张教育的目的在于增长儿童适应环境的能力，着重提高受教育者有效规定性的能力，使受教育者善于掌握专门技术，产生自我情结。
3、美国心理学家W·詹姆斯，提出教育要通过研究知识产生联想，建立有用的习惯体系，并很快得到教育人士的广泛承认。这种教育提高了人们相互间的言语理解力，着重肯定有效沟通。受教育者面对困难时，善于用交流与合作的方式去克服困难。他们不但懂技术还懂管理，而且自我意识强。
4、美国心理学家E·L·桑代克，由心理测验总结出来的学习规律。他认为真正的科学教学法，必须以心理学为基础。这种教育提高了人的用词流畅度，着重肯定高效的组织力。受此种教育的人面对困难时，喜欢用系统思维，有组织、有层次地组织各种力量迎接挑战。受教育者不但善于管理组织，还善于雄辩，并具有强烈的自我信仰。
5、美国哲学家J·杜威提倡的“实用设计”教学法，对美国教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种教育提高了人的逻辑推理，着重肯定人的创新力。受此种教育的人在面对困难时，喜欢立足现实去探索未知问题。受教育者对政治、经济、科学等诸多方面，不知道的问题产生综合兴趣，并产生自我能力强的复合式领导素养。
以上五种教育方式，可模糊性的分为“保守主义”和“进步主义”两种范畴。
保守主义教育强调课程和教学法的重要性，强调课堂秩序以及鼓励儿童努力学习的教学方法；要求教师是所任学科的内行和道德行为的表率；必须建立师生共同向往的学术成就的客观标准。保守主义教育带有很强的功利性。孩子从小只能从分数中受到恩泽，他的真爱也只能围绕分数利益旋转。这种功利的潜在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学生成为社会人之后，他的真爱往往只会在家庭、家族、同学、同事之间才会流露。他一般只对自身利益，或自身集团利益比较关心，容易制造出投机分子，他渴望受益于社会所提供的好处，却毫不关心回报。虽然保守主义也可以培养出大批高技术人才，却无法培养出具有独立精神社会信托人才。保守主义教育中的教师从别人那里得到为数不多的尊敬，并不是因为他们的道德行为为别人做出了表率，为别人的幸福做出过什么，而只不过通过反复的知识训练，帮少数人通过考试选拔，仅此而已。
进步主义教育强调要依据儿童的天然兴趣，和好奇心理来制定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方法；承认儿童求学的动机，学习能力和学习方式各有不同，因而教学法和课堂组织也就有了灵活应用的必要；与其把教师看成是讲师，不如把他看成是儿童学习的组织者；他还必须把不同学科的教材综合成对儿童生活经验富有意义的课题和科目。进步主义教育强调人受教育是为了寻求真理或者改善生活质量，教育不但要求学习者掌握改善生活的技术，还要学习改良社会所具有的勇气、胆量、正直和诚实的领导才能。进步主义教育不太注小圈子里的道德，而是让每个受教育者明白建设一个美好的社会是关乎每个人生死存亡的大事，因为人天生不缺乏生存智慧，而缺乏对社会的纯正品质。
人性美好东西需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在呕心沥血的社会有效改良中，才能分阶段分层次地加以提高，我们却直接拿它来要求成长中的少年儿童，使少年儿童无论怎样努力，看到的总是差距，得到的总是批评。而这种一味拔高标准的教育，会让人们感悟童心之心死去，学生没了灵气，等到他们长大成人，成家立业，面对自己的孩子，从学校那传承下来的教育方式除了溺爱、惩罚外，就是没完没了的唠叨。比如每个国家对学生都有一定的规范要求，但有那个国家的要求能像中国的《中学生守则》和《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那样高那样细！世上根本不可能有人能做到，就是圣人孔子再世也会差着许多。
这种标准式的评价体系，使受教育者只有他人人格，无法产自我人格。在这种体系里长大的孩子，从家庭到学校再到社会，对自己的肯定，对生活方向的指导信息都必须通过他人，或通过宣传媒介提供线索，早早把自己的成长变成对他人的依赖。随着年龄的增长，虽然具体生活目标会有改变，但对成功，对生活，只有得到他人的承认时方才有效，并对失败有着无法抑制的焦虑。他们无论年龄多大，在性情上总像儿童，其行为是任性的，和应付现状的。对现实和自身的知觉常会发生扭曲，而不能进行富有成果的工作。因为他所有的成长能量全都用于保护扭曲的、不真实的自我上了，为此他们极有可能受着神经病症状的磨难。
进步主义教育的可贵之处是让知识通过实践，让受教育者产生自我意识，生成变量很大的自我力量。有了自我的人，可以无视友侪的希望，具有强烈的自我欲望和抱负，他只服从自己内心的信念。只要达到固定目标即为成功；对于失败只产生过失感。总体来说自我力量强的人，对外部世界的理解，与自知上是客观的，他们的活动一般都是按照较长时间来规划，因此能坚持日程安排和计划，能遵守做出的决定，能从可选的事情中做出果断的抉择，不会为自己的内驱力所倾覆，把自己引入有益于社会的途径当中。更为重要的是，自我力量大的人，当他选择了一个由自己选定的行动方向时，能够抵御当时的环境和社会压力，按照自己选择的途径行动。
自有人类以来，无论怎样的教育，最终的成果都会体现在战争上。每当人类有一种重大发明，必然会出现一次全球财富的重新分配。过去通过有形的战争，用先进武器来掠夺财富；现在通过无形的战争，用智慧席卷财富。它如同裂变，是军事掠夺的上千倍。智慧战争以把人类未来的生存之战，推向了一场教育创新的竞赛中。
对教育活动中的一切事情，保留某种程度的不完善是最好的教育。它使事物显得更加有趣，让人产生丰富的联想，感到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人天生就有学习与生活相关知识的欲望，以此来提高生存能力。这种天性，只有在区别对待的状况下，通过善解人意、启发力强的老师才能实现，这样的老师必须具有学术上的成就，和上佳的品德。
中国教育从体系规则上是漠视区别对待的，我们对学生发展的评价错误地定位在各学课成绩平均发展上。它就像体育比赛，我们只承认十项全能选手的成绩。实际上，十项全能只是一个比赛项目，适合它的人很少。它所具有的社会影响力也微乎其微，能够呼风唤雨的恰恰是那些有特点的单项选手。像刘翔、伯尔特等。同样，在完成各类社会事业的顶尖高手中，你也找不到全能型人才的影子，都是些具有特质的人。像阿里巴巴的马云，微软的比尔盖茨，苹果的乔布斯等，数不胜数。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中国教育中的均化分数评价体系是极不合理的，它在无形中变成了毁人的利器。我们却一直无知的怪罪孩子不争惜时光，怪他们厌学。以上说得太抽象较难理解到位。我具体以数学教育为例简单一说您就一清二楚。
数学对各类事物向高水平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数学教育是一种应用领域，它从数学以及晚近的计算机科学和统计学派生出它的内部，从教育学派生出它的方法，从心理学、社会学、哲学和人类学派生出它的理论。
数学具有很强的抽象性．抽象思维是人类通过百万年的进化才具有的一种特殊基因，绝大多数人这种其因是比较弱的，而它根本不能通过强化学习得到加强。所以，社会上主要从事与数学方面有关工作的人是很少的，其组成主要有三类：1、中小学数学教师；2、大学数学教师；3、较少量的数学研究者。尽管学校课堂里的数学教育工作者占数学从业人员的95%，除了本职工作外，他们在数学教育方面一般是不积极的，或者说他们本身对数学根本就没什么兴趣，只是天生拥有了较强的抽象思维而已。例如美国、英国和加拿大是世界上公认的数学教育方面最强、最积极的国家，他们只有大的10%的任课教师属于当地的、州的、或省级的组织，不到5%的是属于全国性或国际性的团体。由于绝大多数数学工作者对数学本身无兴趣，他们大都不愿意参加与数学有关的活动，数学教育的领导权无耐地交托给了大学的师资培养者和大学中极少数的数学研究者。
半个世纪前，几乎所有中学教的数学是1800年代的大数学。数学教育工作者关心的事情有：内容——教什么，课程安排——怎样组织教学大纲，以及方法——怎样最好地把教学大纲的内容教给学生。其中有些方面的内容是重叠的。教学改革的步伐很小，或没有什么变化。由于1957年10月4日，苏联第一枚人造卫星“伴侣”－1号的发射成功，此举标志着西方失掉了科学领导地位的皇冠。在随后的50年里，人们对有别于教育学领域的数学教育，进行了意义深远的所谓新数学改革。它几乎影响到世界所有国家。
新数学主要是那些在数学教育上贡献较小，而又被认为要把“数学教育提高到20世纪的水平”的不懂教育的大学数学研究家们的一种尝试。美国给予了这种活动以巨大的政府资助，英国则只是私人基金会给予了资助；其结果是十分可怕的。
这种活动把诸如集合、非十进制计数、向量和矩阵、概率论和数理统计、以及形式逻辑等，这些新的内容介绍到中小学去，并向更低的年级大力推行这种教育。例如，学生在小学开始学习文字题的代数解法（把“小虎比小明多五颗子弹，他们总共有九颗子弹”写成T＝M﹢5和T﹢M＝9）。还采取了一个重大步骤，把算法（固定的算法或通常是未经证明的，像“除以分数是颠倒除数再相乘”的计算方法）提高到把注意力集中于象“对于任何a有a·1＝a这样的更一般的原则性概念上去，以此来说明，为什么许多具体的数学计巧用起来没有问题。把新数学用于课堂教学，很大程度上都失败了。
实际上，在绝大多数数学教师对新数学内容和课程还不熟悉的情况下，被迫放弃了老一套有用的教学方法，转向了一种即无启发性而又脱离生活意义的应用教学结构。因此在代数课中，虽然向学生介绍了分配律a·（b﹢c）=a·b﹢a·c,但学生难以充分了解分配律的实用价值，像33×23,0.5+0.8,（a﹢b）中那样，或者在更高水平上去理解分配律是把另一种单个的加法和乘法的基本运算联在一起了。
到70年代初，美国与加拿大出现了大批厌学的学生，和日益严重的学生情感问题，政府深切的感到新教育对学生成长具有强烈的破坏性，并产生很大的社会问题。随后他们号召数学教师再不要使用新数学这一名称。对新数学的回归基本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是回到基础训练方向，直接删去比较新的课程，完全回到30年代大多数学生能够理解与按受的算术课程范围内；第二种是从数学课程的发展到对选修数学的学生进行心理学研究的一般性运动。
经历了新数学教育的惨痛教训，现在欧美发达国家对学生的评价更多的是用学分制。比如数学学科共11学分，对数学抽象理解力差的学生只需要得到3学分就合格了，这样有效避免了学生出现过度无谓学习的情况，让学生在自己喜欢，或具有特质的科目上去多争取学分，努力达到总学分的要求。教师对有深度的数学教学，只针对有能力研究的同学，把他们带到课堂内，或在一个小组中，或与个别学生一起工作。
这对人类事业的发展是一个决定性的福音，因为世界95%以上的职业并不需要抽象的数学思维去理解与解决问题，它需要的是与生活紧密相联的朴素算术，去求解基本的生活问题。
中国在这场教育竞赛中，最惨痛的教训当属各重点大学集中财力、物力和人力举办的大学少年班。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不但没有产生期待中的大批尖端人才，反而出现了一些连生活都不能自理的偏执狂。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这种失败的经验，却被各类缺少实际能力的所谓教育理论家们通过教改推向了基础教育。一时间重点校、重点班、尖刀班、尖尖班、比升学率风靡全国。各类专家从自身利益集团出以，过分夸张了自己学科的重要性，基础教育出现专门化倾向，视野越来越窄，到后来一个教育产业化的高见，彻底把教育拆了个七零八落，使教育成为了市场化的俘虏和受害者，而不能观察人受教育的全部及其实质。教数学的只看数学，教语文的只看语文……似乎知识越抽象，越难学，越能开发学生的智力，越有助于人的成长。
这种天依无缝的教学，让知识变得死板，让认知变得浮浅，所培养的人在静态社会中还能生存，但要进入到动态社会必然处处碰壁。因为稳定的社会是保守的，它需要人否定自己的优点，去广泛适应别人；动态社会是发展的，需要人最大限度的展示自己的优点，去创造属于自己能够掌控的生活。自我肯定，不但是人生自信的表现，更是人对动态社会必须具备的诚实品德。改革开放以让中国社会从静态进入动态，教育却还处在静态之中，青少年出现大量成长性问题就再所难免。
无知是生命存在与发展的必要条件。教师不严谨的教学和善于启发的技巧，能够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和问题意识。学生的成就感是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的实践过程中获得的，并为此建立起对自己独自解决问题的信心。也只有在问题环境下的教育，学生才会注重细节，刨根问底，学会掌握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由于认识上的偏见，直接导致教师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研究知识与教学技巧上，把教育中最重要的“对人的研究”抛到了一边。比这更可怕的是管理上的无知，比如对教学能手、骨干等荣誉的评选，本应是对教师一段时间教育教学工作成绩的肯定，我们却用讲一堂课的办法来评定，在这种方向的指引下，谁还会真正关心学生成长中的问题？知识只是用来求真的，无法替代身心发展，不但不能解决美的问题，更不能解决善的问题。说实话，从管理学角说这种评先进方法只是一种罪，最后摆脱不了权钱交易的归宿。
有效的教育必须有很强的生活性。在教育过程中，如果只为服从某种强求，才去学习的活动是可怕的。参加这种学习的人，根本不可能产生思考力。像学校为了完成升学率、达优率等功利性目标而教学，学生所获得的知识肯定是死板与浅薄的，日后他不会从学习中获得有益于人生价值的东西。若从行为心理学角度讲，这种争优赶先以学生分数为荣的教育，只不过是以伤害孩子为代价，来满足某些有权之人的比较欲和占有欲而已，只是一场无须负责的罪恶游戏。
任何事情的成功必须地有一定合理的形式和条件，尤其是人在学习知识获得经验的过程中，若能早早获得正确的指点，日后的矫正和责怪就会大大减少。成长初期的人，一般会朝三暮四，内心浮燥，求教心不诚，无知的人相信用无尽的爱就能教育好孩子，结果孩子长大后却变成了父母、老师的死对头，让人从感情上无法接受。
初始教育应该严厉，不惜使用刑罚，只有惩罚之后才会出现最佳的沟通机会，产生良知，但刑罚要有度，过分使用引起不良反抗就适得其反。对于学习，学生无论怎样的问题都接而连三的去请教，便是对老师的不敬。如果老师有求必应，那么这个学生就不会产生自我学习的能力，“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对他来讲将永远是个梦。对这种学生，老师最好采用冷处理的方式，不再回答学生的问题，只有规正了学生的求教之心后，才能实现教育的目的。
没有教育不好的孩子，但每个孩子只有一次教育的过程。不合适的教育是人失败的最大因素。那什么是合适的教育？
合适的教育简约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2岁之前通过大量的实践活动，建立受教育者的基本道德要素，认为遵守道德标准是对他人的一种职责，可避免自我反责。一旦违反道德标准，会引起他的焦虑或犯罪感。比如不遵守约定、不对别人负责、不能独立完成事物所产生的犯罪感等等。第二阶段：12岁至15岁进行基本的学习，重点是对母语理解与应用，与此同时，先前培养的道德力与自制力，要同青春期的七情六欲所产生的成长烦恼进行殊死搏斗，谁的道德力与自制力能较妥善地面对待这些矛盾、克服这些弱点，谁的未来便有可能有更大的成就。第三阶段：15、16岁以后，实践丰富的孩子会从生活中萌发学习意向，并想通过学习去争取展示自己才华的机会。人一旦有这种动机，无论他学什么，这辈子的幸福也就有了依靠，国家应为他们提供所期望的不同层次的大学。
教育违反了这个次序，无论您的孩子考试分数有多好，长大成人，走向社会性格与情感能力上出现问题的概率将会大大增加。
在前两个阶段，体育与劳动教育应是教育的重点。因为只有体育与劳动教育才会使人产生勇敢、节制、公正、忠诚的四大优秀素质。体育能从以下五方面培养人的“我能行”的自信意识，并建立道德、勇气、纪律、团队等价值归属。
第一、在学习动作中产生“我能行”
动作是体育的基本内容之一。动作是生活的基础，是手与脑的综合产物。一个漂亮的动作，不但发展人的心智，还会产生自我欣赏、造就和谐个性的功能。从传统上说，中国绝大多数老师和家长对“玩”中的科学缺乏认知，常抱怨说“这些孩子东跑西跑，不爱学习就爱玩”。玩是有目的的，东跑西跑不是玩，是孩子精力过剩无处释放的表现，有目的的玩是塑造精神品质最好的教育手段。人的动作先天杂乱无章，必须通过大量练习才能掌握自己喜欢的动作，生成业余爱好，这个过程大约需要一万小时才能实现。在动作学习过程中，成败之事会频频发生，它要与别人产生情愿，或不情愿的交往。这样为了学会动作，完成学习任务，学生必须被迫放弃以自我为中心的心理，学会站在别人角度思考问题，关心理解他人的心情。否则，许多配合性练习或竞赛将会遇到麻烦。为此，动作学习会让人在合作中产生自我控制，宽容忍让，重新评价自己，调整自己的能力，否则很难找到合作者，也不能感受到成功的快乐。
人皆有向上之心，学生更是如此，他们正是借助于体育的特点，在教师的引导下，通过一次次的误会、争吵与和好，使自我调控能力不断得到增强，也只有体育教学才能为学生提供不断犯错误，又不断改正错误的机会，使他们逐渐有了相信自己能化解矛盾的“我能行”意识，
第二、在勤奋中认识“我能行”
勤奋，是学生从小必须培养的一种品质。它是人最重要的品质之一，是幸福生活的源泉。如果一个人的精力不能使用在有益方面,就会成为一种破坏力量。尤其对精力旺盛的学生，大力开展体育运动显得更为重要。因为体育运动有益于消耗学生成长的多余精力，是培养学生勤奋的最好途径。只要我们为不同水平的学生，提供稳定的展现自己的平台，每个学生都会在运动中找到自己喜欢的项目，并为此付出汗水。他们通过比赛会对自己的对与错、进步与退步做出反思。这种反思是在学生自我意识主导下完成的，通过动作表现出来，赢得比赛，产生通过勤奋“我能行”的心理。
第三、在别人的肯定中坚信“我能行”
人的自我们肯定来源于他人的评价，而体育运动是人最容易产生自我肯定的来源。对成长中的学生来讲，教师几句鼓励性评价，或学生对他动作的喝彩，都会让他深深喜欢上这个运动项目。一旦学生有了方向，就会去奋斗、去争取，努力成为这个项目的热切工作者。
对体育动作的学习，有个人都有从陌生到熟悉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哪怕是极其简单的动作，所有学生都要付出许多汗水和意志。当某一天，一个文静柔软的女学生在班级篮球赛中投篮入筐，同学的欢呼，及她个人产生的英雄感，与乔丹、姚明等篮球明星是一样的，只不过代表的范围大小不同罢了。关键最神奇的是，人从这种情绪变化中所得到的自我肯定，不会因失败而消退。这种经历引发的心理变化，会使学生与事物之间建立情感，与同学之间发生友谊，并从别人的肯定中坚信“我能行”。
第四、在团队中相信“我能行”
人世间能够随意支配金钱的人并不是幸福的人，幸福的人是能够支配自己的人。所以，人一旦有了支配自己的自制力，将来的生活幸福也就有了保障。学生正处在高速成长期，有着无尽的精力，如果让它任意发挥将是很危险的事。体育运动对学生自制力的培养是由体育方式自然决定的。体育的组织手段都以团队协作为主，每个学生在各自的团队中扮演不同角色。有的学生产生了喜悦，他会为争取胜利变得更加主动；有的学生产生了阻丧，他会在同学生的带动下，为了集体的利益被迫去努力。在个人与集体的达磨中，对参加活动结果的偏差进行自我矫正，学会调整实现目标的策略。并能根据实际情况把握自己，
体育为学生心理成长提供了大量需要自制力才能完成的活动，对人在人格、心理上形成独立、专心、协调和秩序的习性。为他们长大成人进入社会后，遵守生活规则与法律秩序奠定了“我能行”的团队人格。
第五、在协作中相信别人“我能行”
人类社会最缺乏的是道德而不是知识。教育不只是开发学生的智力，更重要的是培养高贵的人格。
人是一种极端自私的物种。这种习性能通过教育得以适度矫正，而体育是最佳的途径。在体育运动中，各类竞赛需要他人的帮助才能实现目标。在这个过程中，随时都有批评、敌视、恐惧、嫉妒、鼓励、容忍和赞扬等事发生，这些众多的事件就是思考与教育的契机。比赛中关于胜负的那些事，促使人们自觉反省，积极交流，彼此鼓励，让所有人都能感受到集体的温暖。当人们在运动中为了集体荣誉，学会对自己提出进步的要求时，他也就学会了支持、团结、等待、礼貌、问候等社会规则。所以说以身体合作为主的实践活动，能让人从小知道为别人着想，富有同情心。一个人，一旦有了相信别人也能“我能行”的品质，他就不再是一个利己主义者。
体育是身体与身体的对抗，心灵与心灵的交流。它是友谊的殿堂，情感的港湾，能让思维变的活跃，具有改变人性的力量。世界上，没有哪个出类拔萃的人，不是以身体硕健、热爱生活、知识渊博、勇于创新、情绪稳定、忠诚于国家为特征的。平心而论，雷锋精神不是用知识教出来的，哥伦布探求新大陆的勇气也不是书本能够给予的。体育的价值是让人血气方刚，是人冒险前的人格准备，是发现创造的前提，是人生永久的金矿，开发起来难度很大。
可惜，中国自1905年废科举，体育随科学的概念进入中国，由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历史习性，我们对体育的理解被养身观念所消融。百年来，我国的体育一直被“活动活动”的浮浅观念所统治，使体育游离于体育之外。
这些年，学生的体质连年下降，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今年春季清华大学也首次公开了连续十多年学生入学体质测验的数据，按照《国家学业体质健康标准》，结果无一人获得优秀(总分90分以上)，获得良好(75-85分)的考生占总数的7.8%，获得及格(60-74分)的考生占总数的28.7%，而不及格(60分以下)的考生占到了总数的63.5%。与此同对应的是，北京等大城市的学生肥胖率却超过了20%，比多数欧美发达国家还严重。多么触目惊心的数字。虽然国家主席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针对学校体育工作每年都有重要讲话，国家有了 《体育法》，并将体育也列入到中考之列，可情况为什么没有任何改观呢！
如果达尔文进化论“适者生存”的观点是正确的话，可以肯定地说，高考不考的东西最终都要死亡。在中国，老师若向体育投入激情，那就是不务正业。人是功利性很强的动物，再优秀的校长与老师不可能对抗过体系的力量。从组织管理学角度讲，在短期内牺牲学生健康，用分数为自己，为学校争取到更多利益是合情合理的事。这里并不是教育工作者文化沉淀深不深的问题，也不是良心与良知的问题，更不是教师道德水准问题，而是组织管理出现思维障碍的大问题。
对发展事业来说，管理出现思维障碍是最可怕的事。它只相信理论不承认现实，只会用强权维持现状，直至产生更大的灾难。比如把体育列入中考的目的是让体育走进学生的生活，可我们的评价方式却是竞技化的。活动活动的体育课一下了变成了训练课，它让体育离体育又远了一步。学生只要在考试前咬牙训练上一段时间，就能在考试中获得一个好分数，而心里却留下了是对体育的恐惧与憎恶，尤其是女同学，绝大多数人终身离开了体育。现实也在验证着这些，这几年我们在奥运会金牌数上超过了美国，但国民的医疗费却增至美国的十倍。
如今，教育人士对体育没有兴趣，体育教师的工作价值感也出现了危机，僵死无趣的课堂让学生开始讨厌，甚至痛恨体育课。令人展现力量、令人精神松弛、令人血气沸腾的体育课，都会让人厌烦，那么，我们教育还能存活什么？
在中国，毛泽东是第一个真正为体育呐喊的人。1917年4月毛泽东在《新青年》“体育之研究”一文中指出：“体育一道，配德育与智育，而德智皆寄于体，无体是无德智也。”强调德、智、体三育并重，阐明了身心正常、健康、和谐发展这一体育真谛。“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只不过是他老人家在特殊时期的一句口号，许多人却断章取义地把“增强体质”当成本质去推广，现在又变成“健康第一”。
从古代斯巴达体育到中世纪骑士体育再到现代体育，体育中根本没有“增强体质和健康第一”的意思。它是体格健壮的人们为了寻求娱乐，锤炼自己“羸得起，输得起”的社会属性，服务于现实生活创造的一种精神活动。若从学术上说，体育要在以下几方面提高受教育者的素质：1、增强责任感。提高人未来对配偶的忠诚度，这种忠诚越高对生活、对国家的依恋度就越大；2、提高开放性。积攒人改变自我的勇气，也就是增加未来工作跳槽的能力，提高社会活跃度；3、促使性格外向化。外向化性格，是人产生乐观、活跃、开朗、健谈、善交际品性的根本，也是合作能力的基础；4、生成情绪性。人生十有八九不如意，体育活动实质是一个情绪波动器，从中提高人面对成败的稳定性；5、拥有随和性。能从别人角度看待问题，对失败者产生怜悯心。人一旦拥有以上五种智力特质，性情将变得稳定，且难以改变。这是家庭稳定、社会稳定的基石。
而劳动教育，是以身体为本的教育。身体能力是人自尊心最重要的来源，尤其12岁以前的劳动教育更为重要。有些人，往往把劳动与劳作相混谈，这对指导学生劳动实践非常有害。比如在充足的阳光下，劳动教育从小孩搬用收拾玩具开始，不断为其提供有目的的，可自由施展身体能力的空间。随着年龄的增大就要经常主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有目的的公益劳动。
劳动中，人为了完成任务被迫与同伴产生沟通，并在合作中变得机敏灵活。与此同时，劳动让孩子的大脑体积增大，皮层变厚，神经元长得饱满，神经元上生出的树状突、轴状突长得多，神经元成分也齐全。缺少劳动教育的人，情况正好与此相反。
由于人的生理机能有很强的遗传性，生理学家反复指出：“如果幼儿时期进行多种身体活动，以此来刺激脑细胞活动的话，记忆分子的核糖核酸就会增加，就能生成高质量的脑细胞、培养出头脑聪明的人。”西方国家以此为基础，不断完善他们的劳动实践教育，希望更好的完成以下四方面的任务。
第一、促进神经系统的发育，促进大脑皮层功能的发达，除了必要的营养外，最重要的要保证少年儿童有足够的信息刺激，这种刺激必须是多渠道的，必须是听觉、视觉和触觉作用于躯体的。有效的劳动实践能让更多的有用信息通过身体传到大脑，从而有效地促进脑细胞的发育和大脑功能的完善。
第二、利用劳动实践提高神经系统灵活处理事物的能力。劳动实践，尤其是集体劳动，对人的思维、分析、综合、判断、推理、情感能力的提高具有决定意义。它不但能培养孩子的集体情感，还大量接触社会事物。许多不理解的事物要学的去理解，许多学校外的规则要学着去记忆。有效的劳动实践必然让人产生灵活处理社会事情的能力。
第三、劳动能有效提高大脑的工作效率。大脑皮层有严格的分工。有语言区，有运动区，有情感区等，根据兴奋与抑制过程相互诱导的规律，科学证明只有适宜的劳动才能让脑中各种不同神经中枢轮换得到休息，从而提高大脑的工作效率。
第四、只有劳动教育才能提高孩子们的社会属性。劳动条件愈好，人掌握的技能就越多，大脑对外界的信息就越敏感而精准。儿童少年时期智力和体力交替领先向上发展，虽然这阶段主要的活动是记忆等接受性学习，但必须通过更为具体的劳动教育，去形象地认识新知识，使学习意识社会化。劳动表面看是体力活动，其核心是综合智能的较量。这样自然加大了社会对人的认同。
虽然学术论述苦涩无趣难以理解，但社会结果却鲜活生动永生难忘。世界上，缺少劳动与体育教育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美国总统富兰克林了。尽管富兰克林在《穷理查德》中劝人劳动，但他却不让自己的儿子威廉从事任何体力劳动，他一心想把儿子培养成上等人。1751年，富兰克林任宾州议会议员，他竟采取世袭制，让他儿子接任议会办事员。1751年富兰克林带儿子去英国，威廉进了伦敦的贵族学校。1762年牛津大学赠富兰克林名誉法学博士学位，并在同一典礼上又增他儿子威廉名誉文学硕士学位。缺乏归属感的威廉，最终成为美国死心塌地的叛徒，服务于英国。
号称多面能人的富兰克林费尽心血，却培养出一名叛徒儿子。这儿子所谓的叛，不仅指叛家，更指叛国。虽然富兰克林多次规劝儿子，但均无丝毫效果。他一直无法原谅儿子的叛变行为，唯一出气的办法就是在遗嘱中把财产全部留给女儿和孙子。
富兰克林是“学而优择士”教育的典型代表。这种教育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缺少劳动与体育教育，而劳动与体育教育所产生的情感忠诚和价值归属是任何知识教育都不能给予的。
对社会来讲，“学而优择士”的教育，在绝对封闭与稳定的环境中，在封建制度保护下，所产生的教育恩泽最多也就维持五世，像中国的夏、商、周。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学而优择士”的教育又被赋予“升官发财”的功能。这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穷、富的二元结构，使中华民族掉进了苦难深渊，不断进行着生灵涂炭的战争轮回。社会也逃脱不了三世而斩的命运。
在动态社会从管理科学角度讲，那种“学而优择士”所产生的衙内式的专治政治更是站不住脚。社会既想要竞争，又想做衙内，那最多只有一世而斩了。中国改革开放刚刚不过三十多年，以明显出现富不过二代的倾向，这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一百多年前，西方国家也是从应试教育发展而来的。总结其经历可以看出，人从8岁到15、16岁，他们的智力与体力还不足以进行十分艰苦的学习和狭窄的活动。如果硬要这样去做，孩子就会成为过早耗尽精力的牺牲品，其结果是，起先是这些年轻幼嫩的人煞有介事地具有成人气派。不懂教育的教育工作者会把这些看成是优秀的教育成果进行推广，当孩子长大成人，该成为大人的时候却反而沦为孩子。他们性情浮燥，无心学习，情感淡漠。
人的成长阶段，最好的课本应是在学习知识的同时，传授有用的事实和良好的原则。如果谁不珍惜这段光阴，智力就会变的迟钝和衰退，若在这一时期不经常从事运动，智力同样会变得迟钝和衰退。智力寄生于肉体。无论是毛泽东、华盛顿、林肯等伟大领袖；还是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等科学巨匠；及悉心家庭的普通民众。在其身心成长、进展和衰退的过程中无不明显、严格地体现出身体与智能的共鸣关系。在对世界做出重大贡献人群的研究中，我们很难找出从小到大品学兼优出类拔萃的人。所以说从小对学生进行德才兼备，求全求稳的培养范式，绝对不是一种好的教育策略。
教育有了问题，人的领袖力就会不断消退，社会现实正在应证这种观点。比如大清时期，中国反日货、反美货等运动还能够坚持好长时间。如今我们反日货、反美货的热情只是短短的几天，面对惨重损失，民众总有“恨铁不成钢”的报怨。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们看看以下历史，相信每个人都会明白一二。
大清晚期，上海创造了一个所谓“对华门户开方政策”而闻名于世。说来奇怪，这门户开放政策的谈判对象竟然不是中国。因为腐败的清政府早以宣布“大清天下，宁赠友邦，不予家奴。”只要有助于镇压革命就国门大开，不存在开门不开门的问题。故美国所要求的开放，并非要求于清政府，而是要求于其他列强，即其他帝国主义。第一，美国是一个新兴帝国主义，其侵华历史比不上英法老牌帝国主义；其次，美国离中国太远，比不上日本和沙俄可以近水楼台先得月。当时，中国这块肥肉被英法日俄划分成各自的势力范围，不许旁人染指。正是这样，美国才要求“对华门户开放”。
按理说，我对你开放，你当然也该对我开放。但实不然。任何一个美国人，不管了是达官富人，还是流氓瘪三，都可以随时随地大摇大摆地进入中国。但中国人却不能随意去美国。说是这会给美国带来“黄祸”。
在1894年，美国同卖国的清政府签订过一个限制华工入境条约，这个条约有效期为10年。1904年该条约到期，理应重新修订或干脆失效。但美国国会却在劳工联合会头目贡泼斯的催促下，表示一字不动地延长该条约。这个决议案首先在华工中引起极大的愤怒，他们纷纷致电清政府要求废除此项不平等条约，否则就抵制美货。但对清政府来讲，洋人是万万不能得罪的，华工的呼吁当然就石沉大海，得不到反应。
正在这时，旧金山码头又发生了一起侮辱华人事件。有一批中国商人和知识分子，其中包括二名新闻记者，在码头受到美国移民局无理搜查和人身侮辱。记者马上原原本本地把这个事情汇报给上海同行。于是上海商人和知识分子闹出了一场当时震动清朝，同时又震动美国的抵美货运动。
上海商务总会会长曾少卿领导了这场运动。曾少卿是当时正在萌芽的民族资本主义的代表，这个阶级本来就感到美货对中国的倾销给中国工商业带来的严重威胁，所以他们对抵制美货的建议是愿意采纳的。
上海振臂一呼，全国群起响应。抵制美货运动从1905年4月开始，一直持续了两年，在这两年内，美国对华输出下跌了一半。其中，受到影响最大的是马萨诸赛州。马萨诸赛的选民纷纷向州长洛奇提出质问。洛奇正愁眉苦脸。此时罗斯福不但不谋求妥协，反而火上浇油。他竟在报纸上称：“美国作为一个强国，必须使中国人明白，在必要时用武力来使他们明白，他们不但不能搞什么义和团来杀害他们不喜欢的外国人，而且也不能搞什么抵制外货运动来向强国施加压力。”
洛奇见此，更是叫苦不迭，不知如何才好。此时恰巧一位长期在中国做传教士的老朋友史密斯来看他。洛奇向朋友请教解决问题的良策。史密斯说：“中国会煽动闹事的就是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很少，但能量却很大。领导太平天国造反的是一个没考上举人的秀才洪秀权，搞戊戌宫廷政变的是广东知识分子康有为，最近在搞反清运动的是一个留美留日知识分子孙逸仙。中国知识分子都是个人主义者，你及早满足他的愿望，他就为你所用；否则，他就要造反。我最近才发现孙逸仙曾向清延进万言书，如果当时清延接纳了万言书并委以重任，那么，孙逸仙肯定就会成为梁启超第二，而不可能成为孙中山先生。
目前这个抵货运动，实际上也是从知识分子惹起的。华工问题早已存在几十年了，年年在闹，但从来闹不大。这一次牵涉了几个商人和知识分子，问题就闹开了，而主要闹事者还是上海一批知识分子，中国的舆论操纵在一小撮知识分子手里，商人讲实利，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惧世事艰难的知识分子。但知识分子既然为数极少，因此，其制服也易。我们几十年来光懂得推销商品，现在该轮到推销知识分子的时候了。这叫精神产品。”
洛奇听得入神，大笑不止，赶忙问道：“依你之见，此事如何去做？”
史密斯笑了笑说：“我最近想了一个办法，不知是否可用？我们所得的庚子赔款，没动用多少，我们干脆做得漂亮，把款子退回给中国政府，也就是说，它不必继续把钱支付给我们，而规定它把钱用来那家立一所大学，由我们美国人来培养中国学生。要知道，人的价值是无可限量的，他们将来为美国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估计的。相反的，你瞧瞧，现在日本人正在大量的拉拢中国学生，如果我们不动手，就要落后了。”
洛奇茅塞顿开，心花怒放，他马上拖着史密斯去见总统，把刚才说过的话原原本本又说了一遍。罗斯福听了史密斯的高见，又一次大笑不止。罗斯福当夜就给旧金山海关移民局下了一道命令，说：“凡持有签证的中国人，必须给以礼遇，不准刁难。如有违者，立即予以撤职。即使中国人的签证有问题或有作伪，也不要给他们以刁难。中国人不懂英文，时常被欺领到假签证，他们是受骗者，受罚的应是骗他们的美国人，而不是受骗的中国人。”
第二天，报纸都公布了罗斯福的命令，于是，一个夜晚，罗斯福的反华形象，就变成了关怀中国人的义士狭客。
美国一方面向清廷施加压力，一方面拉拢了上海一批动摇的商人，另一方面又大吹特吹罗斯福的新姿态，这样抵制美货运动也就逐步瓦解了。
接着，罗斯福马上建议退庚子赔款，并在圆明园旧址建立了清华大学，培养了一批美国需要的知识分子。
美国政府这一着棋立即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它的成效引起了洛克菲勒和摩根的注意。他们觉得这鳌头不能由政府独占，他们也需要实业界自己的知识分子。于是这两家也出巨资，在中国境内大办其大学。
这样，北京有了协和医学院和燕京大学；南京有了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学院；上海有了圣约翰学堂扩大之后产生的圣约翰大学和沪江大学；济南有了齐鲁大学；成都有了华西协合大学；广州有了岭南大学；苏州有了东吴大学；杭州有了之江大学；长沙有了湘雅医学院。中国的大学几乎有一半操纵在美国人手里。
西方国家在我们最弱的时候掌控了我们的高端教育，它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比如改革开放国门一开，在我们这个语种相对单一的汉语国家却把对99%以上的人少有用途的英语置于汉语之上，这不是与国际接轨而是文化侵略的延续，更是汉语种族的奇耻大辱，世界上找不出第二个这样的国家。
文化不同与其它产品，它的影响会对人产生终身难以磨灭的作用，并加以久远的传承。在这种文化侵略中，中国知识分子不但失去了原有的仁义与节气，也没学到西方的信仰与仁爱。像2010年12月12日，国家在黄山救援某一流重点大学遇险的18名学生。面对牺牲的武警战士，这些国家培养的“精英”所表现出来的冷漠，让国人很不理解大骂他们麻木，是不知人间冷暖的怪物。
人是感情的动物。说实话，大凡心智正常的人，不要说在荒野遇险，就是平常被别人帮助也会用好吃好喝来表达自己的感谢之意。这是人之常情。它就像人天生具有感谢父母养育之恩，老师教诲之情一样，是不能被任何事情所冲淡的。可我们在教育创新几十年后，却突然发现我们必须对所有动物天生就有的感恩之情也地回头重教育！更让人想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中华民族数千年沉淀下来的“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情怀也在逝去？学生与老师之间、学生与家长之间有了敌意。老师打学生，孩子杀父母之事以不鲜见。
如果把英精大学学生对国人的冷漠，与现在中国在南海、东海和各种商业活动中总是扮演受气包的角色放在一起考虑，会让人产生很多忧虑！它不得不让我想起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虽然他有着中国男人的样，但却不是中国心。
没有好老师，就没有好学生。有什么样的学生，就有什么样的老师。中国教育面对堆积如山的各类“分数金牌”时常感叹——中国人这么聪明为啥出不了天才？
其实，中国人的聪明不是聪明而是诈。这种诈，敢为利益去做任何丧尽天良的事。教育一旦被功利所主导，就容易产生大量的阴谋家。在阴谋家的社会里，情商、机遇和人际关系被无限夸大。他们把“人脉是金”拜若神灵。从历史来看，皇帝可以说是人脉最广的人，可绝大多数皇帝却是短命的。“人脉是金”的实质，是在暗地里对社会法则的践踏，使人屈从于某种利益的控制。
对于学校来说社会急速发展，学生的个人意识、情感尊严等现代元素迅猛增长，它向学校的现代教育力提出了挑战。学校深感恐慌，纷纷用军事化管理来加以磨灭。虽然书越教越巧，学生知识符号也有所增加，但精神萎缩是显而易见的，许多孩子成为没有一丝节气的假书呆子。
人上学读书，是为了对问题产生一连串能力的过程，并从中学会怎样去认识问题，解决问题，来提高自己的生存能力。比如所读的书是否有特别的意义？特别是有关历史、品德、诗文、旅游、医药、工艺技术等？最近社会有什么新情况，与我们所读的书有什么不同？有什么值得向大家交流的？最近社会上成功与失败的人和事，其原因是什么？它与我们学习的东西有什么不同？有什么联系？其中的原因是什么？
读书，有的人是为了解决某些问题，他所受的教育是正面的，也可以是反面的。正面的比如马克思在伦敦博物馆读书是为了写《资本论》，探求人类面临的困惑。反面的如类似于欧阳修式的人，读书受教育是想做官。有的人读书受教育是由老师、父母、或其他人的责令，这种人所受的教育大半不会有什么成效。过去中国历代帝王，尽管请了最好的太子傅，然而太子少有良才。这种没有教育力的教育，把人的成长直接置之于危险的荒野之上，所培养的人会想尽办法，尽可能多有从国家获得利益。当在国家需要他的紧要关头，他会撇下一切，懦怯地各自逃命。这是人世间最不能容忍的事。可悲的是，我们教育正在强化这种情况，而我们却全然不知，乐此不疲。
比如我们在提出素质教育的概念后，推出了以“魏书生”、“杜郎口”、“洋思”等系列榜样学校。这些学校的共同特点是，不断鼓励学生对每一分，每一个名次进行努力，只要学生进步了，那怕是最微小的进步都会得到老师的肯定，学生在学校的日子就会好过一些。反之亦然。
从表看这种“爱与鼓励”的教育非常感人，但实质上它连应试教育都不算，而是功力性教育的进一步升级。学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提高的那点分数与名次，对他的人生进步有什么影响没人会知道，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种方式会让所有人变成理性思维者。
这话就奇怪了，让学生成为一个有理性的人，是当今教师引以为自豪的事，也国家现行教育评价的方向，怎么会有问题呢？
过去，美国等列强欺负我们也到罢了；现在，菲律宾等弹丸小国也欺负我们！过去，我们在没有条件的情况下，敢拚上性命去跟美国人打仗；现在，我们条件好了面对别人的欺负却只剩下嘴上的功夫，让人感到极度的窝囊。虽然我们找了很多原因，但实质上它是不合时宜的教育惹的祸。
长期以来，在西方“囚徒试验”的核心惯穿于所有教育活动，要把孩子培养成一个善于竞争的人，争防止他们成为一个理性工作者。“囚徒试验”难以述说，但举一个例子你就一清二楚。比如Ａ、Ｂ两人得到１０块钱，如果ＡＢ两人都有一定的非理性思维，最后的结果是每人５块。如果Ｂ是个理性思维者，此时Ａ只给他１块钱，虽然Ｂ感到很不痛快，但心里却想“有总比没有强，不要伤了和气”会接受１块钱的结局。如果反过来，１块钱由Ｂ给Ａ，Ａ就会感到这是一种奇耻大辱，心情好时Ａ会争取平衡，若心情不好Ａ会一把抢过钱来撕个粉粹，破口大骂，谁也别得。最可怕的是，若Ａ知道Ｂ是个理性思维较重的人，Ａ就不会给Ｂ一分钱。因为Ａ知道Ｂ会这样想：反正那１０块钱也是意外之财，身外之物，不给我，我也没失去什么。也就是鲁迅所说的“阿Ｑ”精神。
现在中国的教育范式，正在训导着国民向超极理性化发展，中华民族正在失去竞争的血性。如果不加以改变，我们将重回“阿Ｑ”时代。
真正的师者，其本身必须成熟老练，具有为人师表的兴致，并做到严格而不焦躁，同情而不超过身份。他包容资质不同的学生，以平等的身份奉献知识和经验，并听取学生的要求。真正的师者能争辩任何问题。没有经过理解的学问只会让人的灵魂变成废虚，面对一切学问和生活苦闷之事，没有了本事。
教育的首要任务是让孩子学会对父母的尊敬，在此基础上，人才能生成慈善之心。人一旦有了慈善之心，自我造就，取妻育子，兴家立业都是自然而然的事。
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不喜欢接受无知者的尊敬是知识分子特有的一种风骨。它表现出的是一种内心品质，和不见异思迁人生信念。“宁惜家乡一捻土，不望它乡万两金”就是这种文化忠诚的写照。
可中国教育产生化后，学校数量极速扩张，培养教师的师范学校生源每况愈下，基本上是最差的学生当老师，它直接导致如今教师开始招到世人的轻视、侮辱和咒骂。
牛会拉犁，羊会产毛，战士能保卫国家，商人能为国家输送必要的商品。教师应以博学为世人送去教导和训诫，让人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向，也就是古语所说：“的传道、授业、解惑。”现在的教师正在失去这种本领。有些教师，一见到有权势的人便不顾一切的靠近，或过于贪迷钱财，谁都知道哪个人与这样的人为伍，必然一事无成，痛苦一生。与这样教师为伍的学生，将来会怎样……
从教育的发展来讲，教育者的思想受到了束缚，一切教育活动必然脱离实际，产生事与愿为的结果。坚持已见，唯我独尊，是愚人的特征。愚人所看见的东西是他所愿意看见的，他拒绝接受真理。世上谁也不能对以本为本，以掌握知识符号为荣的人有所帮助。谁在教育初级阶段遇上了这样的老师，真是人生最大的不幸。谁要在教育的起始阶段，对书本知识花费太多的时间，他最终必将变为懒汉。
面对当今中国，考试好的学生带红领巾，考试差的学生带绿领巾；考分高的同学穿红校服，考分高的同学穿绿校服。大批学校拿自己培养了多少留居国外的学生当荣耀去宣传。这真是我们悲哀，它说明中国教育正被一批不懂教育的功利主义者所统治，教育的文化忠诚力正在崩溃。
从2008年开始中国政府用优厚的待遇进行海外人才招聘，一流的人才少有回国。想想刚建国时，邓稼先、钱学森等大批世界一流科学家冒着生命危险，想尽办法回国效力，真是感叹万分。再看看我们邻国日本，他们的留学生回国效达100%，你跟本看不到有能力的日本人会为别国做事。这才是真正的教育——文化忠诚。
国家若想强大，其组织必须地有能力把人群中占8%最有问题意识，最有智慧，最有公德心的人吸引到教育中来。因为只有这样的人组成的教育体系，才有可能产生学术能力和问题能力；也只有这样的群体才能产生文化忠诚，并生成社会改良的新力量。好的教学设施与技巧，只需要3至5年就能打造而成；教师的内在的善念、良知、公德和信仰，则需要数十代人的有效积累才有望提升。
那些求知欲望强，并承认自己才疏学浅的人，最乐意接受别人的指教，他们处处会轻易受到各种老师的欢迎。一个人，只有从小接受到多方面经验的启蒙，成人后才能堪称重任。因为生活经验本身就是一部书，它所蕴涵的知识比世界上所有图书馆的知识还要浩瀚而有用。知识是过去经验的积淀，但它无法将未来的所有经验置于书架上。也不能阻止广大民众运用他们的手、脚、眼、耳、舌，对未知事物产生更强的理解力。
对所有人而言，强烈的学习动机并不来源于学习本身，而很大程度上是由其所处的外部环境造成的。所以，任何时候预防都优于治疗。初级教育最重要的责任并不是对知识的学习，而是要使孩子懂得社会的一贯常识，品味学习的意义。
对蛮横无理的蒙昧之人，最高明的老师也不会让其变成智者。老师对此类人要采用和缓的方式进行教育，过激的教导反而会使他们行为偏激，走向犯罪，好心酿成大祸。
教育是富民之本，文化是强国之根。教育要坚决维护本民族的文化，保持其鲜明的民族特征，防止其它文化同化而异化人心。教育要依据实际情况，积极应用区别对待的原则，把真正的科学知识普遍传播给广大人民群众，当人们判断力开时发展之时，要教导他们知道如何去忠诚于本民族的文化，教他们懂得如何去获得他们自己的最大幸福。而这一切只能出自于实践经验，并非理论，更不是知识。
教育的成功不在于考了多少分，考了什么样的大学，而是看能培养多少40不惑的社会人。40不惑的人，向上能敬老爱国，向下能育子爱家；他既讲道理，更善竞争，不被理性所统治。这种稳定的优质基因会随后代向下遗传，起到优化人种的作用。
人才，是上天为苍生不分贫富贵贱播下的种子。那个国家不全力去物色和享用这些人才，国之亡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