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我们可以在《史记》中寻觅到上古游侠的身影，卿相如春秋四公子，匹夫如朱家剧孟，多以品格义行称，几乎与“武”无涉，倒是被司马迁另列开去的刺客，更类于后世小说中的侠者。此时，“剑”还没有成为主角，刺杀过程多泛泛带过，《史记》的基本态度是征实的，也反映了彼时的武学水平：匕首因其便携性成为最常用的格斗工具，尤其是刺杀时，招式简单，直来直往，并没有多少技术含量。
尽管实战中不受重视，古人却对剑术抱有很大兴趣，最早的讨论可以追溯到《庄子·杂篇·说剑》，《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中也借越女之口道出剑道的玄妙：“杳之若日，偏如腾兔，追形逐影，光若佛仿，呼吸往来，不及法禁，纵横逆顺，直复不闻。”这种境界非一般人可及，书中越女和袁公以竹代剑，对战显得轻盈迅捷，招式也富于变化。《吴越春秋》为东汉赵晔作，袁公化猿的结尾使这则记载的真实性大打折扣，倒不妨视为汉代武学进步的折射，《汉书·艺文志》中有《剑道》三十篇，说明至晚到东汉，已有了系统的理论，惜已亡佚，不能窥其全豹。
不过，剑术在当时竞技的意味更浓些，曹丕在《典论·自叙》中追述他和邓展斗剑，虚实变化，颇似后来于日本盛行的剑道。剑是古老的短兵之祖，《释名·释兵》曰：“剑，检也，所以防检非常也。”《孔子家语·好生》载：子路戎服见于孔子，拔剑而舞之，曰：“古之君子，固以剑自卫乎！”《初学记·武部·剑》引《贾子》：“古者天子二十而冠，带剑；诸侯三十而冠，带剑；大夫四十而冠，带剑；隶人不得冠，庶人有事得带剑，无事不得带剑。”可见，剑的装饰性和防卫性更甚于作战性和攻击性。三国名将多用刀枪，真正在两军阵前，是鲜少以剑为武器的。
“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久低昂。霍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唐人将剑术和舞蹈结合，又赋予其观赏性。其实，剑舞并非唐人首创，带有表演性质的剑术展示都可称为“舞”，项庄鸿门宴上“请以剑舞”，汉代画像砖上也有很多舞剑的图画，但真正将武术与艺术完美结合的，还是唐代的剑器舞。公孙氏之舞已是神乎其技，裴旻将军的剑舞更登峰造极，名列“三绝”，《独异志》载其“走马如飞，左旋右抽，掷剑入云，高数十丈，若电光下射，旻引手执鞘承之，剑透室而入。”或许有些夸张，但对一个剑术高手而言，并非不可能。掷剑作为剑术的一种，古来有之，颜师古注《汉书·司马相如传》曰：“击剑者，以剑遥击而中之，非斩剌也。”同近身剑搏相比，掷剑更易于突破空间的限制，在晚唐小说中也被赋予了更神秘的色彩。
段成式的《酉阳杂俎》中就有不少精彩描写，兰陵老人将七口剑舞得风生水起，“横若掣帛，旋若规火”，掷地形如北斗，京西店老人更是深藏不露，“有顷，风雷总至，韦下马，负一大树，见空中有电光相逐，如鞫杖，势渐逼树稍，觉物纷纷坠其前。韦视之，乃木札也。须臾，积札埋至膝。”这里的“剑术”甚至可以不必拘泥于实体的剑，隐然已达后世武侠小说中飞花摘叶皆可伤人的境界。《北梦琐言》中写一僧“于头指甲下抽出两口剑，跳跃凌空而去”。更开御剑术之先河。时下小说、游戏、漫画等轻文化中流行的仙剑系列，御剑术是标志性的要素，除了直接承袭自晚清剑仙小说，更早的萌芽，大概便是在唐代豪侠小说中了。
同时，在诗歌中，剑渐渐成为侠的符号象征，匕首也没有退出小说的舞台，昆仑奴磨勒面对围追的甲士，“遂持匕首，飞出高垣”（《传奇》），红线盗盒“胸前挂龙纹匕首”（《甘泽谣》），虬髯客“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虬髯客传》），究其原因，既有创作者潜意识里对上古侠者的追慕，又基于一定现实基础。中晚唐时期，各藩镇佣兵自重，蓄养武士，刺杀成为排除异己的重要手段，匕首便于携带和隐蔽，又适合近身攻击，自然是武器的上上之选。
剑的实战性不如匕首，但匕首又缺少招式的变化，观赏性和神秘性不足。这一矛盾在唐人小说中得到了完美解决。此前所谓剑术，更多指用剑的理论和技术，而在唐传奇中，剑术开始抽象为一种与飞行、隐身、变化等术法相联系的，又保持了自身观赏性的存在。
飞行术，或曰轻功，是唐豪侠小说中一个重要元素。《聂隐娘》中写空空儿一搏不中，即翩然远逝，“才未逾一更，已千里矣。”其他作品中也随处可见对轻功的描写。
艺术源于生活，想象总能捕捉到现实的影子，武学自身的发展是其现实土壤，轻功在当时确实存在，当然没有如此夸张。唐代始行武举制，授予武艺出众者以相应称号，如“矫捷之士”、“疾足之士”，此为武学进步的动力；源于道教的导引行气之法日盛，养生健体，乃至激发人的潜能，使武术有可能突破某些常人的极限；散乐百戏是民间表演艺术泛称，唐代十分盛行，作为主要形式的跳剑伎、高絙伎、缘竿伎等对灵巧和平稳性要求极高，也为轻功身法提供了某些技巧。
《聂隐娘》中写空空儿的隐身术，“人莫能窥其用，鬼莫能蹑其踪，能从空虚而入冥，善无形而灭影。”与精精儿的斗法，不见其人，只有“二幡子，一红一白，飘飘然如相击于床四隅”，可见变化术的神妙。红线盗盒，于森罗侍卫中来去自如，若入无人之境，虽未道破，想来也用了隐身术；板桥三娘子用烧饼将人变成驴，大约也算变化术的一种。怪力乱神的术法与传统的武学器艺合流，较之两汉史料的写实，魏晋乃至盛唐游侠诗的抒情，唐豪侠小说对武侠技击的描写，可谓有着质的飞跃。
这种变化，从文学继承来说，可以前溯至魏晋志怪小说，再深究下去，还是要归结到道释两家的影响。神鬼世界的奇谲和彼岸国度的神秘大大刺激了人们的想像力，打破时空的藩篱，三界六道，无所不能。在道释两家的一些经典著作中，可以找到唐豪侠小说的若干重要元素，无论是潜移默化，还是有意借鉴，都不能视为巧合。
总之，武学自身的进步加上宗教因素的影响，在晚唐豪侠小说中，武器、技艺和术法实现合流，大大增加了作品的传奇性和欣赏性，也丰富了豪侠题材文学自身的元素。宋代以降，现实中的剑术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套路和流派，作品里的剑术却失去往日的煊赫，刀枪棍棒开始占据侠义小说的舞台，直到近代以还珠楼主为代表的剑仙小说兴起，“剑”与“术”再次携手，幻化成一个如诗如梦的武侠世界，可算作对唐豪侠小说一种遥远的呼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