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公元200年，袁绍率领大军南下官渡。曹操用计烧毁了袁军的粮草，击败袁绍，取得了“官渡之战”的胜利。东汉末年轰轰烈烈的黄巾农民大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它却沉重地打击了汉朝地主阶级的统治，使早已腐朽不堪的东汉政权分崩离析，名存实亡。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各地州郡大吏独揽军政大权，地主豪强也纷纷组织“部曲”(私人武装)，占据地盘， 形成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转入争权夺利、互相兼并的长期战争，造成中原地区“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凄惨景象。当时的割据势力，主要有河北的袁绍、河内的张杨、兖豫的曹操、徐州的吕布、扬州的袁术、江东的孙策、荆州的刘表、幽州的公孙瓒、南阳的张绣等。形成群雄并起的局面，在这些割据势力的连年征战中，袁绍、曹操两大集团逐步壮大起来。
公元196年(建安元年)，曹操迎献帝，迁都许县，自始挟天子以令诸侯(“奉天子而征四方”)，威势大增。他先后击败吕布、袁术，占据了兖州、徐州以及部分豫州、司隶。公元199年(建安四年)，袁绍最终战胜公孙瓒，据幽州、冀州、青州、并州，尽有河北之地，意欲南向以争天下。这样，华北最重要的两个政治军事集团，决战势所难免。起初形势袁强曹弱。袁绍已无后顾之忧，地广人众，可动员的兵力在十万以上。曹操则是四面受敌，除了北方的袁绍，关中诸将尚在观望，南边刘表、张绣不肯降服，东南孙策蠢蠢欲动，暂时依附的刘备也是貌合神离。尽管如此，当时的一些有识之士，包括曹操的谋士荀彧、郭嘉，还在张绣麾下的贾诩，以及凉州从事杨阜，在综合分析了曹、袁的优劣后，认为袁绍外宽内忌，好谋无决，他们都看好曹操，认为局势会向着有利于曹的方向变化。建安三年(公元198年)十一月，吕布被曹操消灭，建安四年六月，袁术病死，十一月张绣投降曹操。刘表中立，孙策保守江东。局势变得更加明朗。
建安五年一月，袁绍率精兵10万南下。在此之前，曹操为避免腹背受敌，已先击溃与袁绍联合的刘备，并进驻易守难攻的官渡。四月，曹操以声东击西之计，于白马(今河南滑县境)击斩袁将颜良，败袁军。袁绍初战失利，锐气受挫，改分兵进击为结营紧逼。两军对垒于官渡，相持数月。其间曹操因兵疲粮缺，一度欲回守许都(今河南许昌东)。谋士荀彧认为，曹军以弱敌强，此时退兵必为所乘;反之，袁军轻敌，内部不和，相持既久必将有变，正可出奇制胜。曹操纳其言，派兵袭烧袁军粮车;又亲率精锐5000奔袭袁军乌巢(今河南境)粮屯，全歼袁军，烧毁全部囤粮。消息传来，袁绍所部军心动摇，纷纷溃散投降。曹操乘机全线出击，歼敌7万余，袁绍父子仅率800余骑北逃。官渡之战，奠定了曹操统一北方的基础，袁绍则从此一蹶不振。官渡之战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以少胜多的有名战例。
东汉末年的三大战役各有各的历史价值：官渡之战成就了曹操，使其有了一统河山的可能;赤壁之战则彻底碾碎了这种可能，初步架构了三国鼎立之格局;随着夷陵之战(或叫猇亭之战)刘备的惨败，三方均元气大伤，谁也奈何不了谁，三国博弈的历史才真正开始。
正史上，官渡之战爆发于汉献帝建安五年(200年)。
在这之前的199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威势大增;袁绍兼并公孙瓒，得了幽、冀、青、并四州，雄踞河北，意欲南向以争天下。斯年六月，袁绍挑选精兵十万、战马万匹，企图南下进攻许都，序幕由此拉开。
次年正月，双方在官渡一带展开了长达八九个月你死我活的大会战。结果，曹操以区区两万疲惫之师(一说三万)力克袁绍，“乘胜席卷，将清河朔”，将北方之地尽收囊中，完成了地区统一。
就《三国演义》的叙述而言，官渡之战这个桥段并不如赤壁之战写得精彩，但其中的胜败原因，特别是双方主要领导人的驭臣之术及其产生的迥异后果，足以让我们不必亲历刀光剑影，也能从中汲取前人的经验教训。尽管当时后世学人多有总结，唯其“多有总结”，才更值得我们去重视。
那么，袁绍为何会输?他到底输在哪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