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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巴里什尼科夫：《我们的火车头》）
— G R O U N D B R E A K I N G —
历史从未像今天一样符合马克思的描述：无产阶级是一个被剥夺了一切现实性的阶级。如今这种现实性不是就生产资料或者广义的财产来说的，而是就身体（它曾经必须保有身体以便工作）乃至话语来说的。我们不可能再找到无产阶级的团体或者个人，甚至不可能再找到记载着无产阶级话语的预言书。并非是一个首先由与生产资料所有权的绝缘界定出来的无产阶级在不断遭到剥削；而是要反过来从剥削本身领会无产阶级的意义，即是说，我们被迫把被剥削、被剥夺、被禁止、被证伪，乃至不可能的一切视作属于无产阶级的。无产阶级真正成为了“存在之零度”。无产阶级仍然可能发生出来，可能从文明边界的广袤荒漠中以暴力的姿态发生出来，真正作为“幽灵”而呈现自身，但它无不遭到侮辱谩骂，道德上或者知识上的诋毁，千夫所指，无疾而终。
马克思哲学继黑格尔哲学而起，是完全符合这种逻辑的：如果后者以一种大全式的哲学体系占据了所有可能性，那么前者就必然是一种无产阶级的哲学和有关不可能性的哲学的结合。从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的解读中能够更明显的看出后一方面：马克思是在黑格尔的抽象概念世界与真实的断裂关系中进行运思的；这种断裂意味着，真实并非由概念及其可能性来通达，而是恰恰由其不可能性来通达。从这一宏观视角而来，这种策略几乎成为了后黑格尔哲学的一种普遍策略，相似的主题我们可以找到“先验还原”（胡塞尔）、“对存在的遗忘”（海德格尔）、“真实界”（拉康）、“解构”（德里达）与“自在差异”（德勒兹）等等概念。它们的共同问题是：一种业已全面完成的象征系统的内在不可能性是如何可能的？这种不可能性不仅应该能够被寻找出来，而且应该无处不在。
(图为五月风暴海报，大意：持续抗争，支持占领，为了人民的胜利！图片来源：网络)
如果理论家是最热衷于寻找革命路线的一群人的话，革命的逻辑就总是和理论的逻辑纠缠在一起。因此，以资本主义业已完成的普遍性为前提，革命往往被设计为一种象征革命：前者同时是它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以波德里亚的理论为代表，这种设计的逻辑如下：由于已经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真实，革命必然是象征的；然而象征系统本身的铁板一块的完成状态使得象征革命必然具有整体的效果，即能通过象征系统的整体性本身对其实现整体的颠覆。在真实已经消失的领域中进行的革命运动，应当与象征系统本身一样，具有德勒兹所谓的“无限速度”；它不会遭遇来自真实存在者的本体论摩擦，因为这种摩擦已然被资本主义本身（它首先吞噬小农所有制，进而吞噬真实本身）消灭殆尽。
不难看出，这种出自对局势的最恶劣估计的斗争蓝图隐藏着过于乐观的一面，而其绝不带有任何妥协（它甚至不是矛盾中的另一方，而是矛盾的不可能性）的立场同样带有某种全面的依靠。实际上，我们从未成功的论证过象征的崩坏不属于象征系统本身，我们甚至不断的见到相反的例子；乃至，我们有时必须承认，资本主义本身已经不是一种典型的象征系统，因为它依靠象征的崩坏本身来使象征川流不息的运动。实际上，如果不可能性本质地内在于可能性，那么我们的问题就并不是这种不可能性的发生如何可能，因为我们向来已经身处其中，一双训练有素的眼睛甚至可以在任何象征性关系中发现它。我们的问题实际上是象征性事件如何被长期确保为事件本身，而不为解释所耗尽。事件自身不能自行达到这一效果，否则我们必然已经向来处在这种境况之中。
（图为斯皮瓦克，图片来源：网络）
在斯皮瓦克对福柯和德勒兹的著名批判中（Can the Subaltern Speak?），后两者被指出是从资本主义国家机器本身的普遍性出发在设计斗争策略，而这种普遍性本身是不可能的。在这里我们就来到了逻辑最为纠缠的一点上：如果可能性本身内在的包含不可能性，那么普遍性本身将是不可能的；而任何对普遍性的主张，都属于一种相信未完成的且不可完成普遍性的、实际上是阶级性的立场。因此逻辑地，包含着对这种普遍性的依靠的理论本身至少有着属于这种阶级立场的一面。当然，斯皮瓦克的批判尽管理论上是合理的，但现实上却是来自对德勒兹思想的无知；在《反俄狄浦斯》中，德勒兹曾经系统论述过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这种本质的不完全性。在全球资本主义的宏观视野中，这种不完全性在各个发展中国家非常明晰的表现出来。而且，这种批判在其结论处毫不意外的失败了，因为斯皮瓦克本人实在是太过“政治正确”了：她是居住在美国的一位印度裔女性，调用德里达的方法批判法系左派最激进的思想。她指责后者并没有从学院派小资的处境中超拔出来；然而她自己的情况如何呢？我们只需看一看这一番批判的结论：一种来自发展中国家女性的象征革命。这不过是一种逻辑上很高级的反讽罢了。
因此，如果资本主义体系本身的不完全性是本质的，就有必要以这一道眼光审视其发展史的整体。吞噬真实的任务从来没有完成过，或者说从开始的时刻起就内在的带有对不可完成性的保障、不断的创造出其不可吞噬的东西。我们来审视阿尔都塞对列宁革命的评价：它来自对多种势力的关系中“窗口期”的把握，来自革命主体在其中的迅速崛起以及对力量关系的适当调配。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这一过程不是在业已完成的系统的内在空缺内进行的，而是在一个巨大的空缺所包含的系统中进行的，这个空缺作为“帝国主义链条上的最弱一环”，本身标记着这一链条的不可完成性。这一条巨大的裂缝随着全球资本主义的历史不断延伸，经常在某些部位被弥合掉，但是弥合的努力总是创造出裂缝向其他方向的伸展。然而，如果象征系统只是一个自身本质上不可完成的系统的已然完成的部分的一种内在机制，那么从这一条巨大的裂缝而来的斗争策略将完全没有必要是象征的。我们再来看看阿尔都塞眼中列宁是怎么做的：他建立了无产阶级政党，占领了资本主义国家机器。我们不得不承认，如果如前所述，我们的问题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事件作为事件的长期保有和必然发生，那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必然从有别于象征领域的其他地方来：来自全球资本主义本身的不可完成性所赠送给我们的国家机器，来自作为列宁主义政党的“无主体的主体性”，来自这二者的结合所产生的远远大于象征运动的力量。面对这一事实，我们同样必须承认，至少有一部分理论家的任务是发现它、承认它并（或者更重要的）止于此处。
（图为《摩登时代》剧照，图片来源：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