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一面以杀头相威胁,一面以高官相引诱。于炳然既不为所屈,又不为所动,凭借大智大勇,巧与周旋,使戴笠无可奈何。
他早年在英国加入共产党,回国后从事抗日救亡、统战和情报工作;他是一位传奇人物:张学良认定他是大才;蒋介石亲授他一项重要使命;他与以高官相诱惑、以杀头相逼迫的戴笠斗智;他深受周恩来的器重与关爱;他最早站出来批判陈伯达,而遭康生陷害;他成功密说卫立煌,加速了辽沈战役的胜利……
他就是于炳然,在对敌斗争隐蔽战线上,演绎了一幅传奇、壮丽的人生画卷!
一、在欧洲,同张学良从论政到相知
于炳然,原名于斌,1903年生,黑龙江省望奎县人。1917年7月,16岁的于炳然考入齐齐哈尔黑龙江省立第一中学。在校读书期间,被推选为学联主席,先后领导了反对军阀吴俊陞和贪官耿之光的两次学潮。
1923年,于炳然中学毕业后,被选送日本留学,恰逢东京大地震,在生死线上挣扎15天后,终于脱险归国。1924年9月,他又考入国立北平法政大学。“五卅惨案”发生后,北京各大学为声援上海学生的斗争,举行示威游行。于炳然是这次游行的组织者之一。1928年冬,日本侵略者要在东三省强修铁路,北平各大学东北籍学生,联合起来组织“东北旅平学生路权保持后援会”,掀起声势浩大的护路运动,于炳然是总指挥、请愿总代表。
1930年夏,于炳然大学毕业。后来,黑龙江省招考公费留欧学生,于炳然在考试中一举夺魁,于1931年4月动身赴英国,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研究国际问题。九一八事变后,他苦苦求索救国之道,加入了英国共产党中国语言组。不久,他被选为中语组书记,领导着“反帝大同盟”等多个进步组织,开展抗日救国活动。
1933年春,张学良出访欧洲。5月,到达罗马。于炳然给他写了封信,提出三个问题:一、东北之失,你以为原因何在?二、你是否准备收复东北?三、如想收复,将采取何种方法与步骤?
一星期后,于炳然收到张学良的亲笔回信。对方恳切地表示,愿意就抗日救国问题共同探讨。对第一个问题,张学良说是因为当时东北建设的飞速发展,深为日本人嫉恨,所以他们迫不及待地侵占东北。对第二个问题,张学良的答复是肯定的,并说“没有比张氏父子更早就与日本人合作的了。日本人所以杀死我父亲、夺取我的防地,正是因为我们不再与之合作。国仇家仇,誓死必报。”对第三个问题,他说:“待世界第二次大战时,只要我们站在日本对立一方,就一定会打垮日本……”最后说:“不久将去伦敦,愿当面详谈。”
7月下旬,张学良到了伦敦,于炳然又写了一封万言长信,以中国共产党的观点阐述了抗日救国方略,并驳斥了“等待第二次世界大战”之说。
两天后,张学良托陈洪海约于炳然共进晚餐。这是一次朋友式的会面,同餐者只有陈洪海和张学良的两个儿子。餐后,张学良说:“明天我去北欧参观丹麦、挪威与瑞典,返回伦敦,再约你详谈。”
张学良由北欧回来,即约于炳然面谈。张学良围绕抗日救国提出一连串问题,于炳然仿佛面对一个老朋友,滔滔宏论达四小时之久。张学良倾听后,说:“我很想了解一下社会主义的情况;如果你愿意,就作个准备,同我去莫斯科。”
十天后,张学良又约于炳然谈话。他先说:“颜大使已有回电,苏联记了我1929年(指‘中东路事件’)的仇,不同意我前去。这次出国,最想看的是四个国家——德、意与苏、土。苏联看不成,土耳其便不想看了。”又说:“据我了解,你确是个人才。但你的思想是左倾的。不过我并不怕你。你若愿意在伦敦读书,我帮助你学费。但我希望你去苏联读书,去后与苏联朝野人士好好联络。将来我们抗日,如能得到苏联的支援,那要比你带十万大军作战的功劳还大。”
10月,张学良又约于炳然会面。几次长谈,于炳然一方面看到了两人在政治观点上的同异,另一方面,张学良真诚磊落的品格、深沉的爱国之忱,留给他极深的印象。
1934年8月,张学良来信,告诉于炳然,去苏联留学已办成。于炳然把信寄给共产国际中国代表团,不久接到复信,同意他去莫斯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