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文化强国与软实力：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方向<?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
2015-11-19 宣讲家网
李艳艳 中国社会科学院特邀研究员，北京联合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师
核心提示：习近平同志曾形象地说道：“文化的力量，或者我们称之为构成综合竞争力的文化软实力，总是‘润物细无声’地融入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之中，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导航灯’、社会和谐的‘黏合剂’。”在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加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文化建设已经成为当今中国迫切需要建设的凝神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本文从时代背景、主要成就、现实问题、推进改革四个方面分享其对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理解与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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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艳艳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北京联合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师
2016年将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文化作为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文化建设作为中国社会主义五位一体建设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十分值得我们加以关注和思考。
最近，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公开发表。讲话围绕着“实现中国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五个方面展开。这个讲话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各方人士普遍认为，这个讲话很有针对性，很有发展导向性和方向引领性。文化领域的改革，必将成为全面深化改革新时期的重要领域。
而在刚刚闭幕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了“十三五”规划的十大目标和任务,其中就有“改革体制机制、推动协调发展”。既然文化建设是属于“五位一体”建设总体布局的重要领域，那么体制改革必将成为文化改革这一重点领域的重要方面。在此，我分析一下文化建设的一些情况，也对这个领域做一些展望和期许。
首先我们从一些基本的概念开始。
文化是什么呢？从观念层面看，文化是指一定历史社会条件下的人们在日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的价值理念、伦理道德、风俗习惯、社会心理等。我们党和国家也是在这个层面上来使用文化概念的。对于我们普通的民众来说，文化是什么呢？它对我们来说恰恰是一些具体的形式，比如说小说、散文、戏剧、电影、电视等。
文化有什么用途呢？其实，我们都能够从浅显之处都能感觉到，我们对于一个人的评价形容他是一个文化人，那么说的是这个人是学识渊博、知书达礼、情趣高雅等。对于国家和社会来说，文化是社会和谐的“黏合剂”，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剂”，也是政治文明的“导航灯”。文化是中华民族血脉，是中国人民的精神家园。
今天，在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加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文化建设已经成为当今中国迫切需要建设的凝神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
下面，我将从时代背景、主要成就、现实问题、对策展望四个方面向大家做一个汇报，供大家参考。
一、文化强国与软实力建设时不我待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时代背景。我认为，文化强国和软实力的建设对于今天来说时不我待。恩格斯曾经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文化立基于一定的时代，是一定时代的产物。文化建设的任务、目标正是对时代精神的反映，也是对时代呼唤的回应。
列宁也曾经深刻阐述了时代和国家政策的关系，指出只有在“首先考虑到各个‘时代’的不同的基本特征”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够正确制定自己的策略”。那么，我们今天正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这是我们科学制定文化方面政策的现实依据。
从国际局势来看，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期，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的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任务可谓是更加艰巨。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对于当今这样一个时代做了这一判断。
一方面，世界的政治多极化趋势日益明显。世界政治多极化的发展，显著增强了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范围，也使文化多样性成为世界绝大多数人民的思想共识。200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把文化多样性视为“人类的共同遗产”，提出“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于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基于物化多样化发展的共识，世界各种思想文化就此可能摆脱文化霸权主义的束缚，开始在平等往来的氛围当中，进行更加密切频繁的交流交融。这为中国文化的当代发展提供了空前难得的机遇。
另一方面，世界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始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之初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而日益发展，特别是在上世纪90年代苏东剧变之后，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呈现了加速发展的势头。同时，信息化、市场化又加速了全球化的趋势。西方发达国家积极推行着文化霸权，输出着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积极争夺主流话语权，培植亲西方的大众文化领袖，这些举措极大地消解着第三世界国家对于本民族的文化认同。种种试图以西方单一的文化模式取代世界文化多样性的模式和手段，使得世界其他地方的人民不知不觉地为实现西方垄断资本集团的他们的利益服务。另一方面，一些国际敌对势力加紧了对我国的文化输出，炮制“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等丑化我国的言论，对我国展开了“西化”“分化”攻势。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华文化的独立性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华文化价值观受到被同化的威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遭受被解构的危险，当代中国的文化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威胁国家安全的重大因素。
（2）
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按照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新要求，到二〇二〇年文化改革发展奋斗目。这个奋斗目标将成为即将到来的“十三五”的一个重要指导方针，指引着文化建设的前进和方向。在《决定》中提到的文化改革的奋斗目标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文化产品、文化事业、文化产业以及文化管理体制、文化产品经营机制、文化人才队伍等方面内容。
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作为党的新一届领导核心，主动顺应了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新时代的要求，深刻地认识到文化建设是事关改革开放全局和前途的灵魂工程，作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着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大战略决策。可以说，从中央到社会各个领域，对于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已经形成了高度的共识，文化发展迎来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二、“十二五”期间我国文化改革发展成就回顾
我们回顾一下“十二五”时期，我国文化改革方面的成就。我认为可以体现在以下这些方面。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获得了长远的发展。放眼全国，一个包括国家、省、地市、县、乡村和城市社区在内的六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已初步形成。置身这个网络，百姓可以“走进去”享受服务，像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科技馆、文化宫等；也可以在家里享受服务，主要是通过农村广播电视村村通、户户通工程，免费听广播、看电视。当然对于我们城市居民来说，我们不光可以在电视看电视，还可以进影院、走进剧场。此外，还有一些活跃文化生活的服务，集中在各级文化馆、村（社区）文化室以及乡镇（街道）文化站
在文化产品方面也取得了空前的发展，文化活动相当丰富。近年来，尤其是文艺工作座谈会召开一年来，越来越多的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为百姓送文化，到基层种文化。有数字显示，仅中国文联和全国的文艺家协会直接组织的各种活动就已经达到了140多场，各种艺术门类的1000多位老中青文艺工作者都踊跃参与其中。
除此之外，在文化领域，我们获得了很多国际上的高层次的大奖，国际社会的认同感增强。2012年10月，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中国作家莫言。时隔三年，作家刘慈欣凭《三体》斩获“科幻艺术界诺贝尔奖”——雨果奖。这些国际大奖，也极大了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文化自信。
据统计，目前我国已与157个国家签署了文化合作协定，初步形成覆盖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间的文化交流和合作网络。到“十二五”期末，海外中国文化中心数量增至将近30个。在134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495所孔子学院和1000多个中小学孔子课堂。
建设“一带一路”，文化也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也就要坚持文化先行。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丝绸之路文化之旅、海上丝绸之路等一系列品牌活动次第开花，提升了中华文化在沿线国家的相关影响力。这为增强了我们和沿线国家人民之间的长期友好、合作共赢的打下了民意基础。
在2015年9月份举办的第二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上，《马可波罗》《苏武牧羊》《梅兰芳》等一大批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剧目，展现了荡气回肠的中国力量。
在过去的5年时间中，中国还先后了担任了伦敦书展、美国书展的主宾国，在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举办了大型对外文化出版交流活动。一些电视剧走出国门，比如说《媳妇的美好时代》走进了非洲，大家熟悉的《甄嬛传》登陆了美国、日本，《金太狼的幸福生活》热销于东南亚。作为世界的第二大电影市场，仅2014年，我们国家在44个国家以及港澳台地区举办了65次中国电影节展活动，有70部影片在22个电影节上斩获了117个奖项。
（3）
三、当前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为了更好地在“十三五”期间，取得文化建设的更大的成绩，我们还需要反思、回顾一下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否存在着一些不足？因为我们知道，事物只有不断的运动发展，才有可能不断超越自身。在西方文化思想史上，有许多的思想家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生活、思想，他们的影响力直到今天。欧洲文艺复兴及启蒙运动以来，但丁、薄伽丘、达·芬奇、黑格尔、康德、马克思等人作出了具有开创性的思想贡献，开启了人们的心灵。那我们国家就更多了，从老子、孔子、庄子、孟子、屈原、王羲之、李白、杜甫、苏轼等一直到20世纪以来的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产生了灿若星辰的文艺大师，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艺精品，不仅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丰厚滋养，而且为世界文明贡献了华彩篇章。像我们所熟知的一些世界名著《神曲》《十日谈》《老人与海》《战争与和平》等，以及我国古代的著名典籍、四大名著，近现代的《家》《春》《秋》《四世同堂》《骆驼祥子》等，深刻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精神世界。当代同样如此，物质水平越是发展，对于精神世界的需求就会越加强烈。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文艺大师、文学巨著。
然而，我们要正视的是，我们文化产品的发展水平还不高，与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还不相适应，与日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不太相适应，与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趋势也不相适应。这集中表现在，文化发展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的问题亟待解决，文化内容的主旋律与多样化发展的关系、文化资源的市场配置与政府宏观调控的关系、文化产业与文化事业发展的关系、中华文化“走出去”和“引进来”的关系还没有得到充分理顺。
《论语》有言：“日月逝矣，岁不我与。”面对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交流、交锋和交融，相互激荡，面对国家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对文化发展的新要求，面对社会文化生活空前多样活跃的态势，如何进一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的文化，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这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键时期和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攻坚时期，摆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的崭新课题，也必然将会成为“十三五”建设的重要领域。
（4）
四、文化强国与软实力建设要求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
如何解决上述问题，使我们的文化建设更好更快地发展呢？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要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播下一种思想，更要收获一种行动，思想只有在行动当中才可能开花结果。同样，我们要想使文化产品硕果累累，我们一定要深化文化体制机制的改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审时度势，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也提出了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崭新的要求。习近平同志讲到，“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而深化”。30多年来，我们用改革的办法推动了文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新道路。
那么，我们也知道，认识运动本身就是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从认识到实践，再实践、再认识，不断反复以致无穷。那么，我们的改革绝非一朝一夕之功，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习近平同志已经认识到，我们在不断推进文化改革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新情况，产生了一些新问题，因此，必须知难而进，迎难而上，不断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机制的进一步改革。
首先，科学处理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性的关系，建设以核心价值体系为主旋律的文化传播体系。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已经得到全文的公布，其中提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艺创作迎来了新的春天，产生了大量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同时，也不能否认，在文艺创作方面，也存在着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存在着抄袭模仿、千篇一律的问题，存在着机械化生产、快餐式消费的问题。”
当前，我们国家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经济制度的调整带来了利益结构的变化，利益关系发生了显著变化，呈现出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的日益多样化，这反映在思想文化领域，必然会产生社会思潮、价值观念的多样化。
随着我国步入经济社会转型期和深化改革的深水期，思想文化价值观领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
一是以文化软实力为核心的综合国力竞争非常激烈，各种思想文化交融交锋更加频繁。在互联网等开放平台上，一些西方敌对势力加紧向我国输出西方价值观，他们用西方“民主宪政”否定中国政制，用“新自由主义”瓦解公有制基础，用所谓“新闻独立观”左右舆论，用所谓“普世价值”迷惑民心，用“公民社会”消解凝聚力，用“历史虚无主义”否定新中国的历史，试图操纵中国社会的民意。
二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受到巨大挑战，主流价值观的感召力、向心力和凝聚力出现弱化的趋向。受国内外复杂环境因素的影响，我国的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也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也相应着发生着深刻变化，一些社会成员出现了信仰危机和真空的状态。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正在对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主导地位产生着冲击。部分社会成员对于金钱的过分崇拜心理，产生了“一切向钱看”的唯利是图价值观。被网民形象地称为“土豪”的一些暴发户们，一掷千金，炫富消费，更是激化了社会的不平衡心理，诱发了社会的仇富情绪，加剧了社会的两极分化。同时，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也在一些党员干部身上有不同程度的存在，他们精神懈怠、不思进取，追名逐利、贪图享受，讲究排场、铺张浪费，弄权贪腐、生活腐化，进而在社会上产生了不良影响，败坏了社会风气。
三是传统文化受到文化多样化的挑战，文化自信心显得不足。大量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价值观以“非意识形态化”“去意识形态化”的面目悄然登陆我国，对我国进行了文化的渗透，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遇到外来文化的巨大冲击，甚至在许多文化领域出现了以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为参照，将现代性的建构等同于对西化价值观的顶礼膜拜。加之当今中国正处于激烈变化的社会转型期，社会的变动不居，也使很多民众产生了复杂多样的利益诉求，从而导致社会文化价值观的多样化。这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其核心价值观形成了巨大冲击。
俗话说“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面对当前我国文化价值观领域存在的诸种问题，必须抓住一个能够有效解决上述问题的“牛鼻子”。习近平同志强调：“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价值观的意义就在于，在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的基础上，要坚持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引领社会思潮，最大限度地形成社会思想共识，从而使各种错误的价值观念、社会思潮不攻自破、无以立足。
对于这样一个目标，我们具体来怎么做呢？我们知道，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发挥作用，必须融入社会当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也依然如此，我一定要做到让人们可知可感、可行可践。“要注意把我们所提倡的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在落细、落小、落实上下功夫”。“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于社会生活方方面面”。文化价值观发挥作用的过程一般来说要经历两个基本阶段：一是，“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使人们在思想上产生广泛的认同；二是，在内化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使人们在行为上自觉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化和外化是一个彼此连接的系统性工程，需要我们通过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实践养成、制度保障等措施进行综合建设。
（5）
在即将到来的“十三五”时期，我们应该选取通俗易懂的、人民所喜闻乐见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方式，以达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良好效果。对此，我们需要大力发展丰富多彩、生动形象的各种文化形式，“生动具体地表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高质量高水平的作品形象地告诉人们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什么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
其次，科学处理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关系，建设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文化产权制度。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性，需要由具体的文化生产经营单位来贯彻落实。文化事业具有公益性的特征，因而一直是弘扬主旋律、传播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主要力量。文化产业作为市场的经营性主体，具有盈利性的特征，因而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多样性文化需求、建设大众文化的主要力量。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始终把文化建设放在党和国家全局工作的重要战略地位，在促使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共同发展方面做出了很大的成绩。
当前，我国文化产权制度的改革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快发展，文化企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鼓励国有文化资产社会化融资，降低社会资本和外资进入文化产业的门槛，这些种种举措正如火如荼地展开。
这些举措极大地解放了文化生产力。但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亟待解决的一些新问题。
第一，文化企事业分类改革过程中的市场化问题。全国出版单位95.9%已经完成了企业转制，发行单位有97%已经完成了转企改制，而电影制片厂和电视剧制作机构已经完成了93%。文化事业单位的转企改制工作使得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实现了分离，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法人实体和市场主体，实现了国有制和市场经济的有效结合，担负起了国有文化资产保值增值的责任。然而，在使文化产业的经济效益复归，使文化产品的商品属性复归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突出问题。
其一，文化产业出现了市场化的倾向。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他咨询了几位艺术家意见，问当前文艺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这些艺术家不约而同地说：“浮躁”。有一些艺术创作者认为，为一部作品反复打磨，不能及时兑换成实用价值，或者说不能及时兑现，不值得，也不划算。但是，从人类文艺发展历史来看，我们可以看出，急功近利，竭泽而渔，粗制滥造，不仅是对文艺的一种伤害，也是对社会精神生活的一种伤害。低俗并不代表通俗，欲望并不代表希望，单纯的感官娱乐不能够等于精神快乐。文化市场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文化产品生产的质量和效益不高，文化市场有序竞争的环境有待改善，文化产权保护的能力有待提升。当前文化产品的粗制滥造的现状，给我们提出了上述的要求。
其二，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亟待理顺。经营性文化产业长期依赖政府，缺乏闯荡市场的实力和能力。党和政府放松了对于文化生产流通的监管，甚至也出现监管缺位。
其三，文化发展与经济发展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失衡。相较于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对于文化事业的重视程度有所降低。片面注重文化产业的经济效益，缺乏具有文化内涵的产品，导致一些“三俗”文化产品招摇于市。
其四，在积极吸收社会资本和外资进入文化产业领域的过程中，一些国外大型文化集团打着投资自由化、贸易自由化的旗号应大举进入我国文化市场，抢占了巨大的市场份额，这对我国的文化安全造成了很大的影响。
第二，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过程中也存在着私有化问题。一些地方和行业片面地、歪曲地理解中央“鼓励非公有制文化企业发展”的精神，把文化体制改革等同于国有文化单位的私有化。有的在产权改革方面，允许改制、改组、兼并、出让和出售等多种方式，采取先出售后实行股份制或者股份合作制形式，以产权结构调整为主线，实行整体改制，国有资本全部退出。有的实行开放式改制，把国有文化企业净资产进行评估，然后公开出售给内部职工、社会法人或者自然人，实行开放式改制，将国有文化事业单位转变为民营公司制、合伙制或者个人独资企业。有的实现半开放式改制，对于国有资本一次性退出有困难的企业，采取净资产部分出售、折股的办法，建立股权多元化的公司制企业。一些地方和行业甚至为了改制而改制，把国有文化企业私有化视为改制的方向，大卖贱卖国有文化企业，对于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已无疑形成了巨大冲击。
第三，生产经营过程当中存在自由化问题。一些文化企业为了追求利润，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全然不顾社会责任，甚至曲意迎合低级趣味，反而以低俗、庸俗、媚俗等为自身牟利的“特色优势”。还有一些文化传媒以名利为经营的理念，以造谣为能事，专门散布一些小道消息，他们成为了充当夸大社会矛盾、制造社会不良舆论的阵地。
当今中国正在进行的文化产权制度改革，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是一条完全意义上的新路。因此，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上述的一些问题在所难免，我们应该有信心、有能力去着手的加以去解决。习近平同志在8.19讲话当中提出，“关于文化体制改革，我只强调一点，就是要在继续大胆推进改革，文化产权制度的改革过程中产生的问题，需要而且能够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来加以解决”。习近平同志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以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为中心环节，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这就要求，无论是公益性的文化事业单位，还是经营性的文化产业都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对于公有制文化企业的要求就是要在文化产业中发挥主导作用。缺乏监管的市场必然混乱。对于文化事业单位的转企改制工作决不是政府撒手不管，任凭市场作为。习近平同志明确说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并且特别强调，“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这就表明，转企后的文化企业，虽然要主动遵循市场经济规律，但决不是意味着完全不受干预的绝对自由，而要服从于国家对于文化发展的宏观调控，服从于国家的文化整体发展战略。
而对于文化企业的改制工作，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一点是，决不能够私有化，一卖了之。由于文化产业具有不同于其他经济产业的意识形态属性，文化产品承载的价值观直接影响国民价值观念和社会风尚，间接影响人民对于社会主义的认同的程度。习近平同志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要问题的决定>的说明》中强调：“必须好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公有制文化企业作为国家或集体投资设立的文化企业，具有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文化强国和软实力建设战略目标的自觉意识，能够主动地、自觉地服从国家文化发展的大局。因此，国有或国有控股文化企业在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产业格局中，应该控制关系国家文化安全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文化产业经济命脉，拥有文化产业的主要资本的比例，占据文化产业的主要市场份额，在文化产业发展中发挥总体上的主导作用。
巩固和扩大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可以说是防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弱化，防止文化价值观混乱的关键。对此，我们的同志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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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科学处理文化“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关系，建设以民族文化为主体的文化开放体系。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曾经明确提出要“提高文化开放水平”。文化开放已经成为文化强国和软实力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开放，一方面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提高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吸引力；另一方面要积极吸收各国优秀文化成果，在消化吸收过程中创新中华文化，提高中华文化的信服力、凝聚力。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文化“引进来”和“走出去”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无论从数量还是从质量上看，我们的文化“引进来”和“走出去”的比例还不协调，具有当代中国特色和国际影响力的文化产品还比较欠缺。为了进一步提高文化开放水平，“扩大对外文化交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的话语体系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必须建设以民族文化为主体的文化开放体系。
影响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水、土地、大气等自然生态环境问题，今天已经引起了我们的高度重视。但是，由于影响人们精神状态的文化生态污染不像对自然环境的污染那样显而易见，而是隐性的、不知不觉的，它对国民精神的腐蚀、对于社会道德的凌夷，往往不会在短时期内呈现出危害，因此，文化生态问题一旦为人们所发现时，往往已经处于严重污染的境况。
当今，我们中国文化生态环境正面临着三大因素的影响和挑战，这需要我们防微杜渐。
其一，全球化背景下西方文化与民族文化的交流与碰撞空前的激烈。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文化全球化也已经成为了一种典型的时代特征。虽然全球化有经济的外壳，以世界经济贸易一体化为目标，但是全球化问题从一开始就有着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全球化本质上是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全球化，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大潮中不仅处于经济弱势地位，在思想文化领域也正遭受着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挑战与冲击。一些西方学者纷纷明确的提出，全球化是第一个真正的全球文明的先导，目标就是要创造一个全球融合的世界文明，并作出判断说，世界各国文化在无形的全球化市场中正逐渐形成一个世界统一化的“国际文化”或者“全球文明”。
由此可见，西方文化与中华民族本土文化的交流日益密切，竞争也日趋激烈，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价值观试图一统世界的目的已经非常显见，在全球化进程飞速发展的状况下，如何防止我们的民族文化被西方文化同化，防止中华文明被西方文明蚕食，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现实问题！
其二，市场化背景下主流价值观与多样化社会思潮的并行和竞争的趋势已经出现。新中国成立以后相当一个时期，我们将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等同于唯一的价值观，社会思潮呈现出高度一致的状况。然而，在改革开放过程当中，我们解放思想的同时，拉开了市场化改革的大幕，这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立足于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自我完善与发展。同时，在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化的过程中，思想解放的程度进一步提高，社会思想出现了活跃多样的状态。我们知道，“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只有确保社会主义在社会价值观体系的主导地位，才能保证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地位不动摇。特别是对于我们今天正步入改革开放深水区的特殊历史时期，在利益日益多元化的状况之下，社会价值观也日趋多样化。一些与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相脱离的“非主流价值观”思潮纷纷出现，对于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产生了冲击甚至是消解作用。一些与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相悖离的“反主流价值观”思潮也纷纷出现，向社会主义主流价值观直接发起冲击和挑战，甚至试图篡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进而篡夺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权力。如何防止马克思主义思想被多样化思潮消解，防止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主导地位被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冲击和取代，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现实问题！
其三，信息网络化背景下的文化主权问题也正在呈现。当今世界，互联网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已经日益成为社会成员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言论开放、交流自由的的互联网也已经成为社会舆论斗争的主战场，日渐被人们称为除了“领土、领海和领空”之外的“第四空间”。
当前，一些境外敌对势力已经将互联网作为对我国渗透破坏的主渠道，一些人以“言论自由”为名，出于政治或商业利益炒作热点的敏感问题，对我国政府进行攻击诋毁；一些人利用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工具散布不实消息，造谣生事，制造社会不安甚至恐慌情绪，试图破坏我国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互联网上的意识形态领域渗透和反渗透的斗争正在愈演愈烈。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能否在互联网上取得绝对优势地位，已经成为事关国家文化主权的重大问题。而近年来，从美国的“棱镜”“X-关键得分”等监控计划看，西方反华势力利用互联网对于我们施加的影响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如何防止互联网上的国家文化主权受到侵犯，防止文化安全进而国家安全遭到威胁，已经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现实问题！
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中，习近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鲜明地将“提高文化开放水平”单独列出、详细阐述。可以说，提高文化开放水平，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拓展我国文化发展空间的重大战略举措，这也必然将成为“十三五”文化建设中的重要领域。对此，我认为从增强文化自觉、自信、自强、自省四个方面来具体展开。
形成文化自觉，提炼与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外交理念。“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和平、和睦、和谐等价值追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深深溶化在中国人民的血脉之中。这些价值理念直到今天仍然具有感化作用，容易得到世界人民的理解和认同，对于这些理念的阐释工作还需要进一步做好、做深和做透。
树立文化自信，在保障文化安全的前提下进行文化开放。苏联亡党亡国的历史经验启示我们，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文化安全问题关系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目前，在西强东弱的文化交流格局当中，我国被一些西方国家视为头号对手，我们所面临的文化安全威胁。对此，习近平同志高瞻远瞩，采取了“正面宣传和舆论斗争相结合”破立并举的方式，应对中国对外开放过程中的文化安全问题。一方面，以正面宣传为主，201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通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另一方面，要坚持舆论斗争不放松。习近平同志也深刻认识到，西方正在加紧对我国进行文化价值观的输出，其目的是同我们争夺阵地，争夺人心，争夺群众。对此，我们对于这些西方传播扩散的错误思潮要敢抓敢管，敢于亮剑，特别是对根据形势发展需要，把网络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抓好抓落实。深入开展网上舆论斗争，严密防范和打击网上的文化渗透行为，组织力量对错误思想观点进行批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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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文化自省，总结反思文化“引进来”过程中的利弊得失。在文化开放的过程中，中国对于西方文化采取了十分包容的态度。一些神化西方、丑化中国的思想也趁机而入，在一些人的头脑中产生了“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的文化自卑心理。针对这种不设防线、敞开大门引进西方文化的现象，习近平同志要求，一方面要紧跟世界形势变化，加强宣传世界上所出现的新事物新情况、各国出现的新思想新观点新知识，以利于积极借鉴人类文明创造的有益成果，我们不能够闭上眼睛不看世界；另一方面，需要注意的是，了解世界的目的是为中国自己的发展服务，而不能在国际比较中迷失了自己，甚至否定了自己，防止产生西方文化一元化的民族文化虚无主义思想。
争取文化自强，在坚持文化“引进来”的同时，着力做好文化“走出去”的工作。要防止政府部门包揽外宣工作，要以企业为文化“走出去”的主体，理顺内宣外宣体制，支持重点媒体面向国内国际的发展。培育外向型的文化企业，支持文化企业到境外开拓市场，在输出文化产品的同时传播中华文化。同时鼓励社会组织、中资机构等参与孔子学院和海外文化中心建设，承担人文交流项目，引进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文化“走出去”工作，努力形成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社会参与，扩大对外文化交流的文化“走出去”格局。
最后，科学处理市场主体和政府调控的关系，建设好党政和市场双重作用相协调的文化调解机制。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讲道，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根本保证。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文艺的根本宗旨也是为人民创作。把握了这个立足点，党和文艺的关系就能得到正确处理，就能准确把握党性和人民性的关系、政治立场和创作自由的关系。
当前我国文化市场开放程度不足、文化市场结构尚不合理，文化精品供给不足，而庸俗文化产品却呈现出泛滥的态势，文化市场主体呈现出分散化、个性化的态势，直接导致社会思想多样，信息流动多元，这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主导地位产生了巨大冲击甚至消解作用，也成为一些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加以利用的可趁之机。因此，为了防止市场调节的自发性、逐利性的弊端，防止自由化的倾向，必须健全和改进我国的文化调节方式，建设党政与市场双重作用相协调的文化调节机制，实现文化资源的优化配置。
从总体上看，我国的文化市场体系仍处于创建的阶段，发育水平滞后于全国市场体系发展的一般水平，与建设文化强国和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要求仍不相适应。首先，文化市场开放程度低，企业自主经营权利、消费者自我选择权利都比较有限，市场配置资源的程度也较低、效率较差。其次，文化市场结构不合理，短缺和过剩同时存在。一个鲜明的表现就是，思想性强的文化精品供给不足，而粗制滥造、平庸无常、低俗恶俗的一些产品却时有泛滥。再次，文化市场中，体制性、行业性的壁垒突出，文化条块分割严重，阻碍了文化资源的流动，致使各类文化企业难以做大做强。
我们在研究中也看到，政府监管调节职能的错位、越位和缺位现象屡见不鲜。目前，我国的文化管理调控仍然未能突破计划经济时期就业已形成的分业管理、竖井式管理、属地化管理模式，由于微观主体的管办不分，这便造成按照行政分割模式监管调节市场，市场监管手段滞后，多头监管、交叉监管，管理错位、越位和缺位等现象时有发生。文化管理机构重叠臃肿，各自职能界限不够明甚至相互交叉，这导致管理真空与多头管理并存。文化管理手段仍然相对滞后，政府作为资源配置的主体，习惯于按照行政系统的方式来分配资源，采用财政、税收、价格等政策进行调节的能力不足，造成文化市场条块分割，布局不够合理。监督机制和绩效管理缺乏，改革在片面强调转企改制，把文化事业单位推向市场的过程中，却缺乏相应的约束和监督机制，致使部分文化企业偏离了意识形态，偏离了为社会效益服务的发展方向，沦落为以追求经济利益为唯一的目的。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曾经提出过，要“建立健全现代文化市场体系“，同时“按照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原则，推动政府部门由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推动党政部门与其所属的文化企事业单位进一步理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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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防范市场的调节机制失灵，就需要进一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市场和党委政府是文化调节的“两只手”，要两手齐抓共管。一方面，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要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强调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
在市场经济调节下通过价格、供求和竞争等市场机制要素之间互相作用而产生的市场调节功能是对于价值规律的充分尊重，是文化产业健康发展的基础。针对文化市场体系不健全的问题，我们应该要完善文化市场的准入和退出机制，鼓励各类市场主体公平竞争、优胜劣汰，促进文化资源在全国范围内充分流动；针对于文化市场主体不成熟的问题，我们需要继续推进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加快公司制、股份制改造，对按规定转制的重要国有传媒企业探索实行特殊管理股制度。推动文化企业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兼并重组，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
为了弥补自发性市场调节机制的不足，自觉按照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软实力建设的战略要求合理配置社会文化资源，就需要调节整个文化生产与服务的行为。针对政府对于文化管理的错位、越位和缺位的问题，习近平同志提出的，要“按照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原则，推动政府部门由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推动党政部门与其所属的文化企事业单位进一步理顺关系。建立党委和政府监管国有文化资产的管理机构，实行管人管事管资产管导向相统一。”
以上我从文化传播体系、文化产权制度、文化开放体系、文化调节机制四个方面对于“十三五”建设时期文化建设领域进行了一些展望。总的来说，文化体制改革必须要牢牢把握党管导向的基本原则，创新文化调节机制，这是加强和改进党对文化工作领导的内在要求，也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我们需要进一步培育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管理、市场决定、行业自律、社会监督、企事业单位依法运营的文化调节机制。着眼于处理好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和产业属性，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始终保证无论改什么、怎么改，导向都不能丢，阵地不能丢，推动文化改革发展迈向新步伐、登上新台阶，为推动我们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