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约365~427),字元亮,又名潜,或名渊明。自号“五柳先生”,晚年更名“潜”,文学家,卒后友人私谥“靖节征士”,浔阳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人。出生于一个衰落的世家,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父亲早死,因家贫,曾做过几年的官,却因“质性自然”,不愿“以心为形役”、不肯“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而解绶去职,过起了躬耕自足的田园生活。
陶渊明的诗和辞赋散文在艺术上具有独特的风格和极高的造诣,开田园诗一体,为古典诗歌开辟了新的境界。作品平淡自然,出于真实感受,影响唐代诗歌的创作。
晋代文学家。以清新自然的诗文著称于世。相关作品有《饮酒》《归园田居》《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诗》(桃花源记为此诗的序)等。
陶渊明是两汉魏晋南北朝800年以来最杰出的诗人,也是杰出的词赋家与散文家。陶诗今存125首,计四言诗9首,五言诗116首。陶文今存12篇,计有词赋3篇、韵文5篇、散文4篇。
陶渊明词赋中的《闲情赋》是仿张衡《定情赋》和蔡邕《静情赋》而作。内容是铺写对爱情的梦幻,没有什么意义。《感士不遇赋》是仿董仲舒《士不遇赋》和司马迁《悲士不遇赋》而作,内容是抒发门阀制度下有志难骋的满腔愤懑;《归去来兮辞》是陶渊明辞官归隐之际与上流社会公开决裂的政治宣言。文章以绝大篇幅写了他脱离官场的无限喜悦,想象归隐田园后的无限乐趣,表现了作者对大自然和隐居生活的向往和热爱。文章将叙事、议论、抒情巧妙地融为一体,创造出生动自然、引人入胜的艺术境界;语言自然朴实,洗尽铅华,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韵文有《扇上画赞》《读史述》九章、《祭程氏妹文》《祭从弟敬远文》《自祭文》;散文有《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又称《孟嘉别传》,是为外祖孟嘉写的传记;此外还有《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与子俨等疏》等。总的说来,陶文数量和成就都不及陶诗。
陶渊明长于诗文辞赋,诗多描绘自然景色及其在农村生活的情景,其中的优秀作品寄寓着对官场与世俗社会的厌倦,表露出其洁身自好,不愿屈身逢迎的志趣,但有时也流露出逃避现实的老庄思想,宣扬“人生无常”,“乐安天命”等消极情感。陶渊明的诗感情真挚,朴素自然。其艺术特色,兼有平淡于爽朗之胜,语言质朴自然,而又极为精炼,具有独特风格。因此,陶渊明有“田园诗人”之称,也是田园诗派的鼻祖。他的诗从内容上可分为饮酒诗、咏怀诗和田园诗三大类。
饮酒诗折叠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大量写饮酒诗的诗人。他的《饮酒》二十首以“醉人”的语态或指责是非颠倒、毁誉雷同的上流社会;或揭露世俗的腐朽黑暗;或反映仕途的险恶;或表现诗人退出官场后怡然陶醉的心情;或表现诗人在困顿中的牢骚不平。从诗的情趣和笔调看,可能不是同一时期的作品。东晋元熙二年(420年),刘裕废晋恭帝为零陵王,次年杀之自立,建刘宋王朝。《述酒》即以比喻手法隐晦曲折地记录了这一篡权易代的过程,对晋恭帝以及晋王朝的覆灭流露了无限的哀惋之情。此时陶渊明已躬耕隐居多年,乱世也看惯了,篡权也看惯了,但这首诗仍透露出他对世事不能忘怀的精神。
咏怀诗折叠陶渊明的咏怀诗以《杂诗》十二首,《读山海经》十三首为代表。《杂诗》十二首多表现了自己归隐后有志难骋的政治苦闷,抒发了自己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高洁人格。可见诗人内心无限深广的忧愤情绪。《读山海经》十三首借吟咏《山海经》中的奇异事物表达了同样的内容,如第十首借歌颂精卫、刑天的“猛志固常在”来抒发和表明自己济世志向永不熄灭。
田园诗折叠陶渊明的田园诗数量最多,成就最高。这类诗充分表现了诗人鄙夷功名利禄的高远志趣和守志不阿的高尚节操;充分表现了诗人对黑暗官场的极端憎恶和彻底决裂;充分表现了诗人对淳朴的田园生活的热爱,对劳动的认识和对劳动人民的友好感情;充分表现了诗人对理想世界的追求和向往。作为一个文人士大夫,这样的思想感情,这样的内容,出现在文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在门阀制度和观念森严的社会里显得特别可贵。陶渊明的田园诗中也有一些是反映自己晚年困顿状况的,可使读者间接地了解到当时农民阶级的悲惨生活。陶渊明的《桃花源诗并记》大约作于南朝宋初年。它描绘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社会。表现了诗人对现存社会制度彻底否定与对理想世界的无限追慕之情。它标志着陶渊明的思想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陶渊明是田园诗的开创者。
他的田园诗以纯朴自然的语言、高远拔俗的意境,为中国诗坛开辟了新天地,并直接影响到唐代田园诗派。在他的田园诗中,随处可见的是他对污浊现实的厌烦和对恬静的田园生活的热爱。在《归园田居》中,他将官场写成“尘网”,将身处其中比喻为“羁鸟”和“池鱼”,将退隐田园更是比喻为冲出“樊笼”,返回“自然”。因为有实际劳动经验,所以他的诗中洋溢着劳动者的喜悦,表现出只有劳动者才能感受到的思想感情,如《归园田居》第三首就是有力的证明,这也正是他的田园诗的进步之处。
陶渊明的诗在南北朝时影响不大。刘勰著《文心雕龙》,对陶渊明只字未提。钟嵘《诗品》列陶诗为中品,称陶渊明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认为其诗“其源出于应璩”。梁代昭明太子萧统对陶渊明推崇备至:“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文选》收录陶渊明的诗文十余首,是作品被收录较多的作者。陶渊明的田园隐逸诗,对唐宋诗人有很大的影响。杜甫诗云:“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宋代诗人苏东坡对陶潜有很高的评价:“渊明诗初看似散缓,熟看有奇句。……大率才高意远,则所寓得其妙,造语精到之至,遂能如此。似大匠运斤,不见斧凿之痕”。苏东坡更作《和陶止酒》《和陶连雨独饮二首》,《和陶劝农六首》《和陶九日闲居》《和陶拟古九首》《和陶杂诗十一首》《和陶赠羊长吏》《和陶停云四首》《和陶形赠影》《和陶影答形》《和陶刘柴桑》《和陶酬刘柴桑》《和陶郭主簿》等109篇和陶诗,可见陶渊明对苏东坡影响之深。
相关信息折叠编辑本段归隐原因折叠陶渊明被称为“隐逸诗人之宗”。其隐逸文化总的风格有三:其一是柔,其二是淡,其三是远。他的创作开创了田园诗的体系,使中国古典诗歌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从古至今,有很多人喜欢陶渊明固守寒庐,寄意田园,超凡脱俗的人生哲学,以及他淡薄渺远,恬静自然,无与伦比的艺术风格;同时对陶渊明归隐田园的原因以及他的隐居生活情况进行研究分析。下面结合陶渊明的诗歌对此作出探讨。陶渊明
陶渊明少年时受传统儒经的影响,怀有兼济天下大济苍生的壮志。但是,由于门阀制度的存在,庶族寒门出生的人不可能突破门阀士族对高官权位的垄断,在这样的情况下,陶渊明的理想是难以化为现实的,他理想的梦幻注定会破灭。陶渊明直到二十九岁的“高龄”才出仕为官,但终其一生,他所做的也不过是祭酒、参军、县丞一类的芝麻小官,不仅壮志无法施展,而且不得不在苟合取容中降志辱身和一些官场人物虚与委蛇。到他三十九岁时,多年来的经历使他的思想发生了质的变化,他开始转向躬耕自给自足,追求心灵的宁静与澹泊。此后,他又为彭泽县令,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上任八十余日就解印挂职而归。从此,他结束了他仕途的努力和曾经的彷徨,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归隐田园之路。 自四十一岁归隐田园之后,陶渊明确确实实享受了一段“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的田园乐趣。然而书香门第出来的陶渊明毕竟不是稼穑的好手,“开荒南野际”的辛勤也未必能使他过上衣食无忧的小康生活。义熙四年在陶渊明四十四岁时,一场灾祸更使得他全家一贫如洗,倾家荡产。
这年夏天,诗人笔下洋溢着生活气息的“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被一场无情的大火烧光了,全家只好寄居在船上,靠亲朋好友的接济过活。永初三年(422年)陶渊明五十八岁时生活已近绝境,其情状反映在《有会而作》一诗中,“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元嘉四年(427年),诗人贫病交加,在其《挽歌诗》中第二首自挽诗中,诗人对死后可以“鼓腹无所思”的幻想读来让人心酸:“在昔无酒饮,今但湛空觚。春醪生蜉蚁,何时更能尝。肴案盈我前,亲旧哭我傍”。元嘉四年(427年)十一月,六十三岁的陶渊明淡然离世。
关于陶渊明的出仕与隐退,人们习惯于从社会大环境崇尚隐逸之风和他内儒外道的思想去解释。其实,抓住陶渊明五次仕宦经历,历史地具体地去分析他为何隐退守拙的原因,可以得出一些新的认识。可归结为两点:一是陶渊明本性使然,一是社会现实使然。陶渊明性格的本质特征是追求心灵的最大自由和心态的闲适优雅,仕宦生活不符合他崇尚自然的本性。陶渊明处于一个崇尚自由、玄风扇炽的时代,政治上的篡夺和杀伐使一意寻求避祸全身的士人极易形成隐逸的品格。陶渊明隐逸性情的形成,应当说与东晋士族文人这种普遍企羡隐逸,追求精神自由的风尚不无关系。就是这种崇尚自然、悠然洒脱的天然禀赋,使他不堪“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而最终挂官归田。
他写了《归去来兮辞》,在诗中他十分坦诚地讲,就任县令,是为生计所迫;之所以辞职,是因为“质性自然,非矫励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超然的性格使他宁可饿肚子,也不愿违心地逢迎上司而混迹官场了。在《归园田居》中,诗人歌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短短几句,对仕途的厌恶之情溢于言表。因“质性自然”“本爱丘山”,视仕宦之途为樊笼的陶渊明,终辞职归隐,抛离尘杂,返归自然。 陶渊明归隐田园不仅要与他率真的个性结合考虑,更要从广阔的政治背景以及他的仕宦生涯去体察,他的入世与出世可以说都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有关。陶渊明虽最终解职归田,但他少壮时,却是有一番建功立业、兼济天下的思想的。在《饮酒》《杂诗》等诗歌中,他曾道:“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表明了他并非一开始就有出世的想法。他出生于世代官宦的家庭,又是元勋之后,也曾期望在仕途中有所进取,在政治上有所作为。
但他所处的东晋末年时局动荡:宗室内部的斗争,军阀对政权的野心,不断引起血腥的杀戮乃至激烈的火拼。这种社会动乱不仅给人民带来灾难,同时在社会上层也造成严重的不安感。这使陶渊明的政治雄心不得不有所消减。另外,在这种权力争夺之中,一切卑污血腥的阴谋,无不打着崇高道义的幌子,这使秉性真淳的陶渊明也难以忍受。从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二十九岁的陶渊明第一次出来做官,到四十二岁挂冠归田共十三年。这期间,陶渊明一直处于“出世”与“入世”的矛盾斗争中,这在他的诗中多有体现。在《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等诗中,他叹道:“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聘”,诗中蕴籍着诗人太多的失望和悲慨,可以看出诗人也曾为是否归田有过痛苦的徘徊和犹豫,但终究“爱丘山”的夙愿压倒了“逸四海”的猛志,他终于找到了他最终的路——归隐田园。所以说,他的归隐是社会现实使然,是他的思想与社会现实无法调和的结果。
从陶渊明归隐后的生活来看,陶渊明的归隐不同于东晋时借归隐买名邀誉的其他隐士,他是真隐,是一种人生的选择,是一种对“举世皆浊”、“众人皆醉”的厌恶。且看陶渊明一生大致经历:始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后仕职于桓玄、刘裕、刘敬宣的幕下,最后任职彭泽令八十余日,因不肯为五斗米向乡里小人折腰,毅然辞职归耕田园。后有人劝他再度出仕为刘宋王朝服务,他宁愿贫病交加,穷困潦倒也不愿再涉官场。可以说,陶渊明归隐得真守拙得真。在《归园田居》、《饮酒》等诗中,诗人对自己归隐后的生活作了描写,“白日掩柴扉,对酒绝尘想。时复墟里人,披草共往来。相见天杂言,但道桑麻长。”“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陶渊明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些别人都瞧不上眼的乡村、平凡的事物、乡间生活,在诗人笔下却是那样的优美、宁静,显得格外亲切。归隐后的陶渊明还亲自参加生产劳动,歌颂劳动,这使得他的田园诗更具劳动生活气息。《癸卯岁始春怀左田舍》《归园田居》《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等,都描写了诗人参加劳动的情况:“在昔闻南苗,当年竟未践。屡空既有人,春兴岂自免。夙晨装吾驾,启涂情已缅。”癸“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人负来还。”“温原长如此,躬耕非所叹。”在早出晚归的辛勤耕作中,诗人与劳动人民的关系更为密切,对劳动人民的感情也更为真挚:“且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问于为谁欤,田父有好怀。壶觚远见候,疑我与时乘。”
从这些诗中,读者可以看出,在这种闲适的田园生活中,诗人心情自然而宁静,达到了心灵发展的真正和谐的境地,这才是真正的归隐。
陶渊明的隐居生活并非完全的出世,他隐居的本身就是对于黑暗现实不同流合污的一种反抗,这和逃避现实不一样。诗人在农村长期参与田间劳作,感情上越来越贴近劳动人民,更了解人民疾苦,在他的诗中对劳动人民的贫寒生活以及仕途的黑暗虚伪多有反映。他在诗中写到:“夏日常抱饥,寒夜无被眠”,“旧谷既没,新谷未登,颇为老农,而值年灾,日月尚悠,为患未已”,“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重华去我久,贫上世相寻”。虽然归隐田园,但诗人心中并不平静,他不愿也不可能完全抛却社会现实,他将自己未尽的政治理想寄寓诗中。
在《桃花源记》里,诗人描述了一个心中的理想社会:“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重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人人都“怡然自乐”。这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劳动,大家过着富庶和平的生活。这个“世外桃源”反映了诗人美好的愿望,它和当时黑暗的社会现实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是诗人对现实社会的一种否定。它是诗人归田后对农村生活实践的结晶,是诗人思想进一步发展的结果。这也足以证明,归隐后的陶渊明并未完全脱离现实。
《桃花源记》的创作背景:
《桃花源记》选自《陶渊明集》,陶渊明代表作之一。约作于南朝宋永初二年(421年)。作者生活的时代正是晋宋易代之际。东晋王腐败,对外以为投降,安于江左一隅之地。统治集团内部互相倾轧,各割据势力连年混战赋税徭役繁重,统治者加重了对人民的剥削和压榨。晋王熙二年(420)年6月,刘裕废晋恭帝为零陵王,改年号为“永初”。次年,刘裕采取阴谋手段,用毒酒害死了晋恭帝。这些不能不激起陶渊明思想上的波澜,激起了他对刘裕政权的不满,加深了他对当时社会的憎恨。但他无法改变,也不愿干预这种现状,只好借助创作来抒发情怀,撰写此文,虚构了一个与污浊的黑暗社会相对立的美好社会,以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与美好品德。
作品风格关键词折叠平淡自然、顺应天理、顺从自然、简洁含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