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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台当红主持胡一虎自传：我是谁 作者：胡一虎
序
老虎40了。为什么人到了40总会有一些感悟？
回想人生过去的4个10年，心境经历不少转变：
10岁的老虎，简直是小老鼠：初进学堂，胆小怕事，跟着人群唧唧喳喳，没有自我，用课业分数为自己壮胆；
20岁的老虎，简直是小猫：初入社会，全身敏感，深怕动辄得咎，卖力工作，用工作绩效为自己说话；
30岁的老虎，简直是小马：崭露头角，驰骋奔放，左右逢源，却不知何去何从，用不断前进为自己喝彩；
40岁的老虎，似乎才露出一点老虎面貌：初省人生，学会以虎踞龙盘之姿，俯瞰来时路，既学会嘲笑自我，也懂得暂时放下工作绩效压力，还能悠闲停下脚步，梳理人生。更突发奇想，胆大包天在众人面前狐假虎威，裸露真实的自己。
为何痴痴地等，等待人生40这道坎儿，才能有所体会？说穿了，也就是孔老夫子“四十不惑”这句话，给后世千千万万中华男子一个莫名的精神压力。2007年过完40岁生日后，我反复思量：孔老夫子何其神通广大，在经历人生14 600天后，就能有洞穿世事、了然于心的不惑心境。千年之后的我，为何仍总是对人情世故一知半解困惑丛生？孔子这位身材魁梧，体型宛如今日猛男的山东大汉, 到底解了什么惑？至今，我依旧百思不得其解。
倒是在我身上，40岁的老虎，找到了一把钥匙，解开了心中些许困惑，让我决定说出心中的秘密，与有心人、有缘人一起分享。
当我带着这把钥匙去看自己成长的过程时，猛然发现，老虎何其有幸，生长在今天这个人人勇于做梦的年代。虎父的40年，是在国共不共戴天、势不两立的环境下成长，是在中国人打中国人氛围中受教育，是在一家人有弟皆分散的时代悲情中煎熬，整个时代似乎人人都在摇头叹息。正因为经历那样的年代，父亲从安徽老家只身一人来到台湾高雄眷村后，就以积极进取的态度，与母亲合力培养胡家5个子女，希望打造一个没有妻离子散，没有战乱苦痛，没有孤独悲情，只有热情欢笑的心的故乡。
在这心的故乡里，有他对故乡爷爷奶奶的思念，有他对安徽桐城派文学的情有独钟，有他对中华文化的薪火相传，更有他对下一代的努力栽培与无尽的爱。
父亲以自己人生全程的感悟，用感恩这把钥匙开启了我闭锁的心门，培养出了今天的老虎。相较之下，老虎的40年，虽有芝麻丁点儿大的坎坷路，但开放开明的大时代，给了我幸运，让我能学有所用，让我敢虎望天下，用专业热情与全球华人连线；
正因为有了这把钥匙，当我打开人生一扇又一扇神秘之门时，困惑渐渐消退，答案就在眼前；
正因为有了这把钥匙，我幸运地走在了一条父亲想走，却没有机会走的大道上，也就是：在一个屋檐下与来自五大洲，不同面貌的华人朝夕共处、专业共事、艺术共鸣、人生共舞。
这一切，就在凤凰之家实现了。
如果没有飞入凤凰，我不敢想象我的人生能如此幸运与丰富；
如果没有在2000年12月31号两个世纪交接之处的隙缝，我做了事业抉择，离开台湾，到了香港，我不会有今天的思维与说话方式；
如果没有在2002~2005年，我用自己的双脚、双眼，跟着《纵横中国》节目，行遍各省市自治区，我不会放下过去两岸课本给对岸设下的主观意识形态；
如果没有过去7年，我不可能飘荡在华人世界不同角落，不可能得到心灵碰撞的朋友、知己的鼓舞，今天，我也更不会对“华人”这个词有如此深厚的情感；
当然，如果没有在2005年经历父亲的仙逝，让我痛彻心扉，我也不会在人生四十不惑的时节，好好反思“我是谁” 这道人生不得不面对的大题目。
在40岁的关口，我心怀忐忑交出了答卷，答案就在书中。
感恩父亲母亲：言教身教，让我知道：是谁辛苦养育我。
感念岳父岳母：帮我教女，让我知道：是谁为我心分忧。
感谢姨丈小阿姨：帮我照顾母亲，让我知道：是谁如此疼爱我。
感谢兄姐大嫂与姐夫：提携爱护小虎弟，让我知道：是谁如此关心我。
感谢亲朋好友，尤其是：台北—小巴、阿牟、建文、齐怡、歧凤姐、丽琴、台北四公子；香港—明泉兄嫂、圣贤兄嫂、双龙兄嫂、蓓蓓姐；北京—小马、小林两位好兄弟，大邓、小邓、小徐三人组；海南—郭姐；广东—王静为这本书的诞生，启发我一个又一个灵感，让我知道：是谁真情对待我。
感恩贵人：凤凰卫视刘长乐老板及所有凤凰人，7年岁月一群电视疯子，风雨同舟，让我知道：是谁提升今天的我。
感动全球华人观众：捎来的只言片语，给我努力向上的动力，让我知道：是谁无私帮助我。
感激完成这本书的伙伴：朱冰以及中信出版社，尤其朱冰用她绝佳的文字把我平淡的言语变成了丰富亮丽的彩笔，是她让我知道：是谁费心成全我。
最后让我深深地说一句：感恩我的老婆与女儿分别用大气与淘气，让我知道：是谁全心爱着我。
2007年10月15日
于北京香格里拉酒店春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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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千山万水，岁月吊诡。
1949年，23岁的父亲自安徽桐城出发，经上海，过太平洋水域，到台湾。
1967年，我出生台湾高雄，时年父亲42岁。18岁我自高雄出发，到台北；28岁，过太平洋，到美国纽约；33岁，自台北到香港；34岁，自香港到祖国大陆。
从大陆到海岛，从海岛到大陆。今天，无论我出现在职业版图的哪个舞台，或者哪个主播台，在演播室灯光打开之前，我已经找到了距离上场最近的道路，也找到了体面收场的恰当途径。
父亲在赋予我生命，将我带到世间的同时，给予了我两样最隆重的礼物：“争的能力”和“让的风度”，40岁的我至今仍在他帮我搭建的X轴和Y轴上跳跃腾挪。
“未曾生我谁是我，生我之时我是谁，长大成人方是我，合眼朦胧又是谁??”2003年父亲自拟遗嘱。两年之后，呜呼别矣，世间永无吾父。
高雄，台北，纽约，香港，北京。
父亲的手与目光，片刻不舍远离我。
直到今天，我这个还在路上的孩子，
我这个已习惯了父亲牵我上场的孩子，
转过头，父亲仿佛就在那里。
——父亲的墓址
是我最后的心灵福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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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主持我人生全场的人(1)
“我是谁？”父亲的发问充满了冷幽默，即使附着了神秘的佛家色彩，他的态度仍旧是既通透又可爱的。纵使我访问过世界上各类型、各层次的人，我亦无法精确推断父亲—一个少小离家单挑天下，在军界、政界和商界都走过，骨子里又是文人的世家子所发问问题的最后答案。
作为刚出生就与媒介发生了共生关系的人，我一直对电视屏幕中的自己和芸芸众生充满了好奇和迷惑。当他们与我一起在那个小盒子里亲历历史，共享激情的时候，父亲的眼睛却总是拨云见日，教会我看穿很多虚假的东西，引领我走出认知的误区并回复到最正常也是最恒久的生存状态。
那么，我这个被“声光世界”夸张了的、隐匿在图像中的儿子，在父亲的眼中又是谁呢？
父亲说：“你先告诉你自己，电视主持人的含义是什么？当电视没电的时候，你的价值就是零。你不要以为自己对社会贡献很大，你不要吹牛了，你在一个没有看过你的节目的观众面前，价值就是零。”
父亲的忠告穿越了现实和梦境的双层通道，既给予我前行的警觉，又赋予我伸缩的弹性。
今天坐在主播台上的我，借父亲的眼界，借父亲的底气，甚至穿着父亲的衣服，才敢于继续着自己的职业游戏。
我是谁？40岁的我终于开始发问自己。亦开始向我对面的人发问：你是谁？
这个发问集聚起的是惊心动魄的力量，但调度锋芒仰仗的是洞察八方的圆融。
第一，你曾经在港英时代做政府高官，代表英国政府在做事。你现在又代表香港政府在做事，历经两个时代，你的角色如何转变？第二，当你在国际场合当中被人说是来自香港的官员，居然是一个英国面孔，你又说的是中文，你是谁？你怎么认同你自己？第三，你到底是谁？你认为自己是英国人还是中国香港人？
你是谁？你怎么认同你自己？你现在到底是谁？
2007年7月1日，香港回归10周年。我参与凤凰卫视《香港回归10年36小时》大型直播，在“帝国斜阳”时段，我向对面的嘉宾发出了如此连珠炮式的提问。编辑沈向阳筹划得非常棒，她不仅找到了一位效力两代政府的独特嘉宾—香港政府知识产权署署长谢肃方，还找来了一把限量发行的回归伞。看到这把伞，我想起了10年前的那场大雨，以及在雨中迎来的，和在雨中离去的东西。而那时的我坐在隔岸台湾华视的主播台上，与在香港的同事连线直播这个世人瞩目的历史时刻。
香港、台湾、大陆，昨天、今天、未来—城市和城事，它们交集于时空的微妙信息轮番撞击我的思维，于是我有了自己的开场白﹑一连串步步为营的提问以及我的结束语：
这把回归伞，有的英国人靠这把伞，带着帝国没落的一个阴影离去，可是有的人却撑起了这把伞，见证了香港10年的发展，这把伞不仅见证了英国政治格局的转变，也见证了一个人命运的转变。
“当你告诉我你是英国人的时候，你是不是香港人？”他说：“我是香港人。”我再问他，“你是不是中国人？”他说：“我难以回答我是中国人，我没办法接受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说：“可是香港已经回归中国了。”他说：“中间还是有区别的。”我说：“这个区别就点出了一国两制微妙的地方，在你身上展现出一国两制，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一个交错。”
10年前的我在台北，在海峡对岸好奇地观察“一国两制”的理论到底怎样在香港变成现实？10年后的今天我见证了这样一个历史时刻。有人说香港就像一本难懂的大书，10年前有人把这本书的书名命名为“香港已死”，10年后的今天美国人将书名称为“晴天有云”。无论什么人把这本书叫做什么，我认为它应该是一本“无字天书”，因为它充满绚烂的变幻，充满奇迹的色彩，而这些所有的非凡篇章，将由近700万的香港人一起写就。
我的话音未落，我已看见我的上司钟老师和同事沈向阳为我做出鼓掌的手势。直播完毕，我的学妹，也是这次直播搭档曾漪首次用崇拜的眼神注视她的学长。朋友看了这次直播特意发了5个字的短信给我：胡一虎了得。
其实，真正了得的是历史与岁月。
一把伞的开合折射出了香港的过去和现在。我的过去和现在，如果和电视纠结起来，已有近17年的长度。在这个纵的方向上，我如猛虎狂奔，激情长嘶，生命的长度在一泻千里的同时，自身对于生命深度和分寸的把持力却常常捉襟见肘。物换星移，香江巨变，彼时隔岸观火的我成为此时与历史共生的我。不断见识“人心”大场面的累积，使得我在新闻旋涡的中心抓到了核心，我相信这样的收获是“出击”的战果，更是“沉淀”而出的精粹。气势依旧在，但见真雍容。今天的这个场面让我欣慰的是，与父亲的气度我似乎有了几分神似，我在发问“你是谁”的同时，已经真正可以关照“我是谁”了。
发现自己的底气和发现世界的真相其实是同一个途径，这让我想起网络上盛传的一篇关于“伞”的哲思故事：
极度的干旱威胁着小镇上所有农作物的生命，牧师告诉来教堂做礼拜的人们：“除了祈求下雨外，没有任何办法能救我们。现在大家都回家祈祷，下周末回到教堂做礼拜时，做好感谢上天为我们普降甘霖的准备。”周末人们如约来到教堂。牧师一看到他们就大怒：“今天我们都不能做礼拜了。你们根本就不相信今天会下雨。” 所有人都反驳道：“我们都祈求上帝了，我们相信今天会下雨!” “你们相信?”牧师反问人们，“那你们带的伞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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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主持我人生全场的人(2)
直到今天，牧师最后的反问都会引发我急促的心跳，它如一记耳光将爱做“白日梦”的人打醒，还原了梦想只能是梦想，现实终究是现实的残酷真相。对于我这个感性思维异常发达，有时任凭激情和想象来处置世事的孩子，遭遇到生命无常风雨天的仓皇时分，父亲总会出现在我的背后并及时为我撑起伞，将我从尴尬虚幻的梦境拉回安全的现实空间。很多年来，我很庆幸自己有这样一把时刻能罩我的“大伞”，那就是父亲，我更愿意称他为老师。十几年来我每做一档节目，我的老师一直都在我身边。不管我在采访谁，采访哪个大人物之前，我都会给父亲打电话：“老爸，我打算这样开头??”老爸会跟我抬杠：“不好，这样没有创意。”我想我很难得有这样的父子缘，他是我这行的老师。直到做《一虎一席谈》时没有了父亲，当我想打电话给他的时候，我找不到他。所以我回到台湾，把他的两件衣服带到这边来，一件是中式的棉袄，那是我买给他的；另一件是我家人买给他的皮衣，他七十多岁的时候穿的一件皮衣。它们让我一直觉得这个老师还在我身边。
“伞在哪里”，在每一次的危急关头，父亲的特别定力总会感染我。父亲不只是做我的庇护伞，更重要的是时时提醒我自己手中要有一把“备用伞”，要时刻做好准备，要时刻积蓄实力。只有以这样的方式相信“相信”，“相信”才能保证让我志在必得，也更能让我进退自如。
主持每一期《凤凰全球连线》都像一次诺曼底登陆，我这个小兵，要在短时间内集合起“将军”们—各方政要和重量级嘉宾，并让他们在一个“操场”（新闻话题）上集合对话，绝对是次大挑战和大冒险。2005年，在宋楚瑜访问大陆之前，我好不容易约好了他的专访，可是距离直播专访一个小时的时候，我却被“放了鸽子”—宋楚瑜临时有事情，无法接受采访了。当时节目预告已经放出去了，我的话也放出去了—肯定能采访到宋楚瑜。怎么办？我在极端焦虑的时刻打开了自己手中的那把备用伞，我退而求其次，通过台北记者站记者陈淑婉的帮忙，在第一时间与台湾亲民党副主席张昭雄取得联系，让他代替宋楚瑜接受采访。没想到张昭雄无意问透露了一个独家新闻，第二天访谈内容就上了台湾报纸的要闻版。
新闻江湖诡异无常，亦无风雨亦无晴，父亲的忠告却来得总是时候，在听过我关于宋楚瑜专访的事情后，父亲非常正式地写了一封信给我：
一虎：（父亲的话）听你报告后的感想
你的自信心太强，受访问人还未满口答应接受采访，你先行预告，致临时变卦，害得你无法下台，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到去（处）乱跑。为今之计，不打无把握的预告，不做不确定之事，也就是说，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不可自寻苦恼，只顾一时高兴，而不顾后果。俗语说得好：烦恼不寻人，人自寻烦恼，愿吾儿勉旃。
父亲又在信的背后特意附注了一段醒世箴言：
话该怎么说
大事—清楚地说；小事—幽默地说；急事—慢慢地说；别人的事—小心地说；
开心的事—看场合说；伤心的事—不要见人就说；没有把握的事—谨慎地说；没发生的事—不要胡说；做不到的事—别乱说；伤害人的事—不能说；现在的事—小心地说；未来的事—未来再说；自己的事—静听自己的心怎么说。
如果对我有不满意的地方—请您一定只对我说。
“不要被激情所左右，凡事优雅从容”，这是葛拉西安的智慧书，也是父亲的智慧书。我初降生这个世界，父亲已进入不惑之年；我从懵懂小孩到青涩少年，恰逢父亲生为男人的黄金时代，他以厚重智慧造就和佑护了整个胡家繁荣的时期，我作为幺儿得到的是最丰沛的疼爱与滋养。也许从前的我无法体味一个父亲对于孩子成长的焦虑，而今天40岁的我不仅体味到了，而且体味出“一种无奈的调和”。
和我的职业勾连，我一直最喜欢的一个英文单词就是“Unique”，独特性胜过一切，人能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凸显出他仅有的七折八扣之后的创意，那是多大一个幸福，多么快乐的一件事。父亲告诫我从灵感到现实是一个漫长而冒险的过程，只有自己帮助自己才能到达想象中的彼岸，不要在乎旁人的反响，而是坚信自己的判断，坚持自己的直觉。“奔若惊鸿”是父亲对我的厚望，但“亦不失优雅本色”也是父亲对我的期许。父亲在帮我“调和一切”，既帮助我寻找“出”的方向，又要替我维护“退”的尊严，因为只有他知道儿子的性格特质以及致命软肋。他是我的强心剂，也是我的心理医师。
无论是我受制于父亲的威权时代，还是我与父亲开始对话的“训政”时代，直到我们建立了很深默契的“宪政”时代，胡氏父子合作的结局总是以我的胜利和荣耀来收场，因为我的胜利和荣耀就是父亲最大的胜利和荣耀。
父与子邂逅相处近四十年的每个时段折射出的，是由我而牵连出的波及整个家族的悲喜，我的思维成长和眼界拓展的光鲜背后是父亲日渐寂寞和萧瑟的生命。当我今天依然可以仰仗“Unique”肆意去做一个职业新闻人的梦想时，我知道是父亲和家人的合力捍卫，才保全了我继续拥有在这个无常世界打拼下去的底气和力量，并同步构筑了我与阳光和大海最相像的性格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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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主持我人生全场的人(3)
“我是谁”的发问承载的是父亲和我共同酝酿的勇气和智慧。
一如先前，每当我有自己的“独家提问”，都会自鸣得意地期待父亲的掌声，今天儿子的提问，父亲可否听到？是否一如从前为他的幺儿颔首鼓掌？
父亲—主持我人生全场的人。
在高雄出生的孩子，从纽约出发的战士(1)
家族这个词对于悠久的中国而言，包含了荣耀的过去及难以磨灭的精神，由此缔结的情感纽带百折不断。
于我内心而言，2007年初最大的惊喜并非是来自大洋彼岸的获奖喜讯，而是我在抵达纽约机场时收到了来自家族的盛大礼物：胡家风格的欢迎大典。2月13日，我飞去纽约接受第50届纽约国际电影电视节“最佳新闻节目主持人”大奖，一路除了兴奋异常，还有深切的遗憾：老爸如果活到现在，看到我获得这样一个国际大奖，他的对联不知又要怎么精彩了。到了机场，看到公司派凤凰美洲台总编刘正铸和夫人来接我，还未及和刘总编寒暄，旁边就跳出一个高举牌子的女孩子，天啊，是我太太！她是那么夸张地擎举着一个大大的橘色看板，上面是大大的手写体的醒目标语：“Tiger，你真棒！全家人为你祝福！”看到她的夸张动作，并听到她无所顾忌地大声喊出：“Tiger，你真棒！”我惊呆了，我第一次如此郑重地凝视着我的太太，这个和我生活了那么久的矜持优雅女孩，今天却以胡家风格的表情和姿势震撼了我，并让我瞬间产生了与她血脉相融﹑相濡以沫的亲情。我压抑住自己汹涌的情感，在她的耳边说了一句悄悄话：“你真像胡家媳妇儿，你这是用老爸的风格来迎接我。”
事后我得知，为了给我惊喜，太太采取曲线的方法获得了我抵达纽约的具体时间，然后她提前在台湾订好机票，携带自己亲手做的看板直飞纽约，抢在我的前面给了我一个惊喜。胡家媳妇COPY了父亲的方式表达全家人的开心与骄傲，这种源自父亲的辛苦经营到今天，终于由他的小辈承继下来的“爱之表达方式”，是胡家最看重的“伤离别，喜重逢”的中国式多情版本。
这幕动人的家庭情景剧已经伴随我的成长上演了许多章回。就像一折戏上演之前总要有热场的锣鼓声一样，“父亲的对联”总是为我阶段性开启另一幕做了巧妙的起承转合。他的构思兼具文采和趣味，串联起来就是我的一部成长史：我在台湾华视的时候，父亲就写：“中华文化永流芳，视觉清明看Tiger” ，横批是“欢迎收看华视新闻”；我进入凤凰，父亲的上联：“凤飞香江一鸣惊人”，下联：“凰出幽谷展翅高飞”，横批：“入主凤凰台好运旺旺来”。 小到过春节，父亲会亲自设计一套纯正中国红的隆重纸笺，上书：“欢迎国际名主播胡一虎回家过年！”大到我出国返家，父亲母亲都会以盛装出现在儿子的面前，并将亲自订购的鲜花戴在儿子的颈间。少不更事的我曾经以为父亲母亲的举动有点夸张，却没有领悟到胡家的风骨和风度，就是由老人家一点一点打造的。作为儿孙只是后天从父亲那里知道“有为者亦若是”的道理，究竟做到什么样的状况才算“是”呢？前提就是一定要做“有为者”，父亲用毫不隐晦的行动表示他的期许，这是他最擅长的“情感刺激法”，这种方法的魔力浸润到我灵与肉的各个层面，成为我一生最受用的“自我催眠法”。
父亲真的很棒，他会不断把自己的生活乐趣通过文字传递给身边的亲人，使得日常平淡生活极端具有“仪式感”。这种非凡的“资料意识”使得我的出生变成最值得我铭记的“人间传奇”。
孕妇车中产子 老板大为欢喜 免费接送不收车资 并赠礼品礼金致贺
《中国时报》
[左营讯] 海军眷属陈月娥，因怀孕足月，突于昨日凌晨二时许，腹痛如绞即待生产。其夫胡其廉，当即在左营街上到处寻找车子，均因夜深，车行打烊。孕妇临产万分紧急之际，适有左营胜利路、合众交通公司经理林阿炉获悉上情，当即亲自驾驶该公司15108682号计程车前往接送。
孕妇陈月娥不料车抵海军总医院妇产科门口，婴儿急得呱呱坠地生产在车上。男婴又白又胖，母子均告平安。当时林经理不但毫无难色，更加喜笑颜开，认为是该行吉兆，并帮忙料理一切工作，车资又分文不取，以义务帮忙。同日下午林老板又同该公司同仁携带有丰富礼品及礼金100元，前往医院慰问并表示将来出院时继续义务接送。此种热心助人精神，深受胡某夫妇感激，邻里遍传佳话。
我这个从高雄计程车上开始一生的孩子，注定了要奔波四方；我这个一出生就与媒介发生关系的人，也注定了做媒介这一行。父亲不仅珍藏了报道我出世消息的报纸，还特意放大了许多版存放于家中的书柜，每年我的生日来到，父亲都会拿出这份新闻记录和我分享那一刻的“神奇”。他在新闻旁还特意加了眉批：
诞生不与人同—计程车为产房—料是良辰时刻到，翻身闯出玉门关。
父亲的“不与人同”真的像一句谶语，我的人生也真的开始“与众不同”：一个20世纪60年代末出生于高雄眷村的孩子，没有像我的同龄人一样按部就班进入军校，而是从国中到大学一路名校；一个出生平民家庭，没有任何背景的异乡人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台湾华视；一个靠提问为生的小记者，在毕业第二年就坐上了华视主播台，有了自己的平台去大声发言。一路走来，始终不弃的是“不与人同”的理念：我的坐姿不与人同，我的提问不与人同，我的角度不与人同，我的表情不与人同，我的语速不与人同。就在我坚持着当时并不被认同的“不与人同”的风格像战士一样冲到纽约求证取经，CNN的拉里·金，这个仅比我父亲小8岁的男人搂住我的肩膀振振有词：“Be Yourself，你的笑容很迷人，要做自己。”那么这个“不与人同的自己”来自哪里？
在高雄出生的孩子，从纽约出发的战士(2)
内敛含蓄的性格基调使得中国人的情感生活弥漫了需要费心解读的符号。当外界用“美式风格”和“美式播报”总结我的性格特点和职业特色时，反观自己性格形成的过程，才发现是我的家族成就了我的“乐观通达、纯粹真实和阳光透明”。父亲的东方趣味与母亲的西方科料将我的身体变成一根天线，我尝试用身体和他人分享我的生命。我相信同根同源的人类是有通感的，我不喜欢焦虑被困于身体之内，使自己陷入比沉默更可怕的境地。这些天然的家庭氛围元素对我的熏陶，使得我永远笑口常开，而且笑到灿烂。自己的天性只是被拉里·金灌输的Be Yourself的主播哲学重新镀了金，在所谓的洋腔洋调背后，我是最纯粹的东方男人，我还是我自己。
我是一个在高雄出生的孩子：平民之子，文科胚子，教养与情义兼修。
我是一名从纽约出发的战士：不与人同，保持激情，打人性牌，做实力派。
命运的走向是全无章法的，按照自己的内心节奏过生活是最自然的选择，但又是绝对奢侈的选择。是什么力量能够让一个出生高雄眷村的孩子始终保持“内心高贵的浪漫”？是什么力量能够让一个小记者恒久坚持自己的“终身新闻人梦想”？
是“超越”—人不能仅仅生活在世俗的状态里，要有一种超越俗气的潜能。人一定要浪漫，才能超越世俗生活。只有超越世俗生活，才能够创造。
这种能力的生成源自家族的气质，它的延续和强势又需要家族的维护。在纽约获奖之后，面对众多采访我的同行，我只是重复在说一句话：“我很欣慰，这个奖证明我的‘傻劲儿’用对了。”这个世界上，除了我的家人，没有人会体味到我是如何坚持自己的“傻劲儿”，使其自成一格；如何保全我的“傻劲儿”，使其持续发威；如何仰仗我的“傻劲儿”，使其成为自己的撒手锏。这种“坚持”等同于只有孩子和战士才能拥有的偏激，因为孩子和战士皆是没有失去棱角和锐度的个体。
我在家族的佑护下自然表达，激情迸发，决不屈服，在享受乐趣中做回了自己，也最终以自己的方式回报了家族和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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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香港、北京：幸运的眼神(1)
成功来得从不简单，因为成功的背后总是躲藏着无数个不简单的失败。当我幸运地作为凤凰的一分子出现在公众的面前，那些曾经经历的不简单的失败却很少有人关注。因此我今天的幸运被轻易放大数倍，而失败和残局就像两件上不了台面的衣衫，被自然堆放在家中的某个角落，只有我的家人为我收藏。
初次坐上华视主播台，我亮相的“行头”由全家人共同为我精心打理：发型由母亲设计，上衣和裤子由富有采购经验的姐姐出资赞助，哥哥为我烫衣服﹑擦皮鞋，父亲来把整体关。当23岁又瘦又黑的我结束自己的主播“处女秀”后，因为念错了一个字，听到的却是来自观众的“恶毒”评价：“瘦巴巴的，就像吸食安非他命的样子”。当时电视台都是要求俊男美女的，刚刚在“个性”的道路上起步的我遭遇到的是近乎致命的打击。被人骂了之后，当时我几乎想放弃，因为走到哪里都怀疑人家在笑我，其实人家根本没有看我，只是自己心中有鬼，突然间自信全没了。
这时我们家的“精神鼓舞法”就发挥了神奇的作用，我妈就说，“儿子，你是最帅的，邻居都说，我怎么生出这么帅的儿子”。听到我妈这样讲，我就想，对啊，人生何必在意这些事情呢？母亲的话使我不再恐惧于自己的狼狈失败。我的稿子也曾经被主管丢到地上，被人大声呵斥：第一名的人怎么写出这样的烂稿子！这时我会低下头拣起稿子，并暗自为自己打气：我一定行，我一定会证明给你看。遭遇每一次失败要学会低头，低头并非认输，而是学会思考，思考的目的是为了骄傲地抬头。
就在这一次次的“低头”与“抬头”间，我在自己的创意大道上奔跑跳跃：关注一个国家的“人与情感”，《久违了，老挝》获得华视新闻作品奖；与媒体同行同场较量，独家采访南非总统曼德拉，摘到三台新闻战争中最大的胜利果实；老布什﹑比尔·盖茨﹑李察·基尔，他们一个个与我面对面，我的提问力图每次独辟蹊径，虽然他们的回答并不能保证每次石破天惊，但我得到的是非凡的职业成就感和圈里圈外的逐渐认可。从前甩我稿子的主管主动告诉我：一虎，你真棒！这个时刻的这句话对于我已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我看到了所谓成功的大场面后，被大人物们隐藏起的真相，就像麦当娜在博客上的一段自白：“大家都把我视做神，完美无缺，其实我只是一个普通人，我也会放屁，也经常累得像狗一样，也有头发没烫好就上街的时候??现在，你们有点了解我了吧？”“性感女神”对自己真实而冷酷的剖析多少让人有些心寒，但这就是事实。
我是如此幸运，在外界鄙视我的时期，是家人帮助我建设起了正常的心态，他们告诉我：凡是看重外物和表相的人，内心一定笨拙。当1998年我被国际著名时尚杂志《COSMOPOLITIAN》票选为全台湾最性感男主播第一名时，对时年28岁的我来说，就像一个笑话。我记得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后，不停地反问自己：我的儿子很傻的，他有那么帅吗？是啊，这是一个和“幸运”有关的笑话。
当今天还有媒体拿这个“第一名”说事的时候，我内心最大的感受是对母亲幽默天分的极端佩服。那个曾经被别人侮辱过“最丑”的黑瘦男孩，一下子蜕变为“最性感的男人”，有超强承受力的母亲也开始对命运的无常百思不得其解。而此刻父亲的理性告诫“说大人而藐之”，是真正触及我灵魂的一句话。以“藐之”的态度走近大人物，给予了我大胆提问的勇气，给予了我撩开大人物面纱的胆量，也给予了我有了声名之后从不自视甚高的清醒。
虽然是父亲借用圣贤孟子的话，但其对于我的启蒙意义却是重大的，因为就是它，逐渐改变着我的外在，并在无数量变—质变的轮回里悄然改变了我的气度。我能在《纵横中国》里与省部级高官以开玩笑的轻松方式坐而论道，我能在《凤凰全球连线》中与世界政要称兄道弟，谈论时局，是因为在我的心里真正视他们为“人”，一群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人”。他们的积极回馈是如此激发了我探求“人心”的强烈欲望，并成就了我职业生涯一派“虎虎生风”的霸气和大气。
我是如此幸运，因为生于一个幸运的时代。亲历台湾的戒严和解严，亲历大陆的闭塞与开放，亲眼见证香港的10年回归。在两岸三地“人心”皆可以浮出水面的大时代，凤凰卫视的平台可以任由我变换不同的面孔斗胆去阅尽两岸三地的华人“心”，可以让自己的真性情仿佛身上的衣服，自由穿脱，潇洒自如。我曾以“穿脱衣”主持理论来比喻自己在两岸三地的心态与处境，所谓“穿衣服脱衣服”是指主持心态上的改变，是对做节目主持人定位的改变。我刚开始做节目主持人时有两个定位，第一，做问话尖锐的主持人，咄咄逼人，这样能表现出你做了功课；第二，做给别人印象非常深刻的主持人，让人家一下子记住你的主持，你就要想花招。有这种心态你会想“穿衣服”，“穿衣服”只是一个比喻，目的是你要突显你的风格，你的与众不同。但是慢慢随着时间的变化，我才知道那都是耍花腔，我发现那些都是不必要的标识。
意识到这些我就开始“脱衣服”了，开始把外面那些不必要的东西拿掉。我“脱衣服”的开始是在《纵横中国》，这是一个成功的开始，但是还没有脱干净。当时在节目中采访的都是文化学者，这个领域我根本不了解。我开始发现“脱衣服”的好处，你根本不会怕别人看穿你是不懂的，不怕观众说你问了太笨的问题，因为有的时候好答案是笨问题诱发出来的。当我做了几年主持人之后，发现越简单的问题才是最精练的，这是一个“脱衣服”的过程。为什么说我是穿着内衣在主持《一虎一席谈》呢？因为在做《凤凰全球连线》的时候，节目的定位要求我不能脱太多的“衣服”。而《一虎一席谈》是个人品牌，允许我任意发挥个人风格，在其中最能自由地展现我最真实的一面。正所谓幸运比成功来得不易，自由又比幸运来得更不易。
台北、香港、北京：幸运的眼神(2)
就在“穿脱衣服”间，我走过台湾、香港和大陆，从23岁懵懵懂懂的小记者到40岁Tiger自成体系的个人品牌。在穿越意识形态﹑复杂机制﹑人心江湖织就而成的网络过程中，也越发真切地感受到，所谓幸运就是好的时间、好的灵魂、好的情感、好的行为的一种好的配置。当台湾的旧时同事和朋友惊呼我如今的眼神性感逼人，简直会发光时，40岁的我淡然地笑了，并坦然地接受了9年前那个来得为时过早的奖项—最性感男主播。
佛光山：父亲的迷宫
父亲，一直以自己的方式养活自己：自己打拼天下，自己承受孤独，自己思考退路，自己拟写祭文，自己选择自己最后的归宿—佛光山。
星云法师，这位几乎和我的父亲同期从大陆飘零到海岛的人，所创办的佛光山成为全球极具影响力的佛教组织，以其博大深厚的“人间佛教”抚慰着生前的父亲，并最终安放了父亲的肉身。
佛教凝结了积极的出世和入世精神，它在成为人类心理拐杖的同时又使人类贴近世俗生活，笃信“人间佛教”的父亲留给我们的是具有普世价值的入世观和出世观。
父亲与周围的关系一直是他“施”对方来“受”的关系，自幼我们全家最整齐的集体活动就是跟随父亲去孤儿院里送善款。父亲平生最怕的是给外界带来麻烦，甚至接受儿女的孝顺，他也心存感恩。
父亲的遗嘱：繁文缛节，我不喜欢。死后不发讣闻，不举行公祭，不要悲伤，更不能哭泣，家祭越简单越好。幺儿一虎，远在香港凤凰台工作，不必通知前来奔丧，以免影响工作情绪，可事后告知即可。??亲爱的家人，别了！永别！并感谢你们为我生后所做的一切努力和辛劳！
父亲是一座欢喜佛，他享受着比日常快乐境界更高一层的极乐—苦中作乐。自己解决自己难题的生活态度，练就了父亲对于痛苦和伤害具有极强的自我痊愈能力。
父亲的自勉：世间辱我、骂我、欺我、谤我、笑我、轻我、贱我、骗我、恶我者。我只有忍他、由他、耐他、让他、敬他、不理他，再过几时看他。
一直以来，他是我的精神支柱，他是我的本垒。当我有意识去安抚父亲的无奈和痛苦，并有能力去反哺父亲的时候，他已经垂垂老矣。
还记得80岁的父亲身体不好，在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等病症的折磨下常常抱怨不想活了，脾气也变得异常暴躁。为了让他按时吃药，我就对他说：“你再发脾气，我就在电视上让全球华人都知道你，知道你的‘真面目’。”每当此时，父亲都会变得很乖。拿自己的职业“威吓”父亲是我的最后伎俩，当时只知道作为儿子的我已经拿到了父亲的信任票，却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缘故让父亲这座“欢喜佛”片刻间失去自我的控制？
是沉重的肉身？每个人都在争取爱，一个在陌生海岛飘零近60年的父亲，在生命的尽头是否也在渴望自己亲爱母亲的抚慰？面对波谲云诡的海峡那边的故园，父亲最怀念的是谁？
抑或沉重的精神？从傲骨天生的性情中人到不言悲喜的佛家信徒，难道父亲真的就能“万事皆虚妄”，以超脱的佛性掩藏住自己的真性情？
我想让世界知道的父亲的真面目，又是怎样的一个面目？
我不得而知。
父亲曾经说过，人生不过是梦一场。
从赖声川营造的梦境中，我看到了父亲心灵世界飘荡的古典中国和现实生活经历过的民国乱世。这位擅长造梦，又极富内省意识的台湾戏剧人说：“借助《暗恋桃花源》从深处来关怀和检查自己，我们关怀什么，在乎什么。我们在乎的是父辈颠沛流离的状态，我很想把他们的故事讲出来。”他将两出不同时代的戏在同一个舞台嫁接得天衣无缝，在那里我看到了父辈的伤痛和我辈的无能。走到今天，这出检查自己，检查父辈的大戏因为由两岸三地人共同参演，同时产生了台北版、大陆版和香港版、台湾大陆混合版、大陆香港混合版??
两岸三地的一代人皆在发问：
父亲是谁？
我是谁？
父亲安眠于佛光山之极乐世界，他的前世今生永远在我的心中上演。
香蕉天堂
要跟上父亲简直太难了，因为他的脚跨越的是一段历史的分野，就在他上船下船的瞬间，战事急转直下，两岸顿成天堑，他的人生履历也就此被分割为两半，一半在大陆，一半在海岛。
“上船前是安徽桐城大户人家的公子，下船后就成了流落台湾岛的外省人”，对于命运的这场残酷玩笑，父亲这个被自己的梦想挟持到异乡的人，终其一生从未改变爱做梦的天性。他的非凡之处是在经受物质压力和精神压抑的境况下，步步为营将家族血脉在他乡荣耀地延续下去，梦想照进现实的背后是他超强的生存能力和超强的隐蔽痛苦的能力。
直到今天，父亲那个充满隐私、主观、正义和梦想的特殊世界，对我来说仍然是一个巨大的秘密。曾经的“香蕉天堂”吸引了一名曾经有梦的外乡青年，父亲的那些曾经被命运戏弄的梦想来自哪里？它们又都去了哪里？
那些放不下，那些找不到，那些无法说，那些理不清的无数必然与偶然，它们既与大历史关联，它们又与小个体牵绊，它们一如我父亲的命运密码，至今仍在大陆和海岛的人们心中不露声色地暗自沉浮。
悲、欢、离、合，字字关情，却字字无言。
中国人终究是无法轻易浪漫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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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深八十载(1)
在我的眼中，上海的魔力很接近传说中的福地“香格里拉”，不只是因为“Shanghai” 和“Shangri-La”和相近的发音，更多的是因为这里是父亲命运的中转站。2002年我随凤凰卫视广告部门来上海做演示会，短暂的逗留时间里，我浏览了诸多上海的地标建筑。这个盛产财富梦想的大都会和台北有异常相似的气质，不仅仅是夏季的湿热、台商的云集，更多的是人们波光流转的眼神。在陆家嘴的外滩码头，我看到各方的游客兴致盎然地挤上渡轮游览黄浦江。他们的神态和背影映照在江水的波澜中，一会儿被淹没，一会儿被凸显。此时此刻此景，瞬间激活了在我心中隐藏了许久的一个场景：水路，复兴轮，故园，青年，离别，梦想，海岛，大陆。它的重新上演绝非空穴来风，是因为这里交集了青年父亲的梦想与冲动，这片水域见证了青年父亲波光流转的眼神。
1949年，就在上海，就在这里，20岁出头的父亲跟随他的大伯父，怀揣“去台湾那个人间天堂吃香蕉”的梦想，在大迁徙的洪流中被卷裹着抛向了那个万里之遥的陌生海岛。这些已经发黄的细节很少来自父亲的口述，一部分来自我的兄姐，一部分来自我的观察。在我大学毕业的1989年，王童导演的作品《香蕉天堂》上演。当时的我只是看到了海报，以后才靠网上的文本重新回忆，在比照中慢慢拼贴起关于父亲的旧时旧事。电影中，华北平原乡下少年“门闩”和同乡大哥“得胜”二人完全搞不清楚台湾在哪里，还认为不远，只知道可以暂时远离战场，去那里的人间天堂吃香蕉，于是逃难到了台湾岛。这个情节与父亲的经历何其相似。我在暗暗吃惊“历史如此雷同”的同时才首次有意识回望一个我无比陌生的年代。和那些迫于种种原因飘落在台湾岛的人们不同的是，父亲故事的传奇性在于他是呼应了内心梦想的召唤，在一个特殊的年代一个充满梦想的青年做了一个特殊的选择。尽管有人说跟随国民党来台的外省人内心含着深刻的隐痛，但荒诞的命运之手却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负负得正的神功，使我在父亲的现实生活中很难触及到他的伤口。
关乎父亲的那些缤纷往事，我无力触及的还有故乡桐城。我无从知晓黄浦江水是否和故园的龙眠河贯通相连，我也不知道从皖西南小城桐城到大都会上海有多远的路程。并非我不会计算，而是我从未向父亲询问过自故乡出发奔向梦想之地时，他走的是陆路还是水路？从小学、国中、高中到辅仁，我的履历表格中籍贯一栏中永远不变的是“安徽桐城”4个字。不同于我在主持《纵横中国》初始曾将“贵阳、桂林和贵州”混淆为同一个地方一样，“安徽桐城”于我来说是个无比熟悉，但又无比陌生的地方。在无数个场合我自诩为“桐城子弟”，直到我真的身临桐城实地，我才懂得这4个字具有足金的成色，才得以窥见父亲昔日的家世门风。于我来说，走进桐城是2002年《纵横中国·安徽篇》最大的惊喜，在我走近但还未走进它的时分，桐城—这个本不应在拍摄计划内的城市，这个和胡氏家族密切相关的地点，忽然让我有些望而却步。纵横中国东西南北，费尽心力做着一档牵涉“人文，文化，风情，社会”大文章的电视栏目，我这个来自台湾高雄的孩子忽然要在这里发现另外一个“父亲和自己”，父亲是谁？我是谁？这个问题瞬间又让我感觉无力驾驭，就好像要在现场应对一个大师权威的提问，我却发现自己的知识储存“很薄”一样，有尴尬，有恐惧，有心虚。
还好，故乡桐城就像父亲的大手将我稳稳托住，又轻轻放下。
明清老街纵贯古城，世家宅第连缀成片，桐城给予我的震撼是既新鲜又有力的，在那些历经千年风雨的深宅大院和残园陋室之外，我感受到的是翰墨飘香的千古文脉。在我小的时候，每逢过年，台湾很多传统的家庭都要贴春联庆祝，当时我就发现，自己家的春联跟邻居家不太一样。同样是贴春联，别人都在贴什么“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之类的，而父亲就不赞同，说：“每年都不一样嘛，为什么老是贴‘天增岁月人增寿’呢？去年贴今年就不要贴，要贴就贴我自己写的春联。”我们家春联的字都写得很大，要写到春联纸两头的纸边上，父亲告诉我们说，这叫做顶天立地春联，这个字的头要顶到天，立到地。重要的是我们家的春联都是有含义的，都寄予了父亲崭新的期望在里面。
在桐城有着“九弄十三巷”的南大街和北大街，我发现了每家每户的对联都是和父亲一样的“顶天立地春联”。听当地人说，他们会把自己对家人的期许都写在这门联上，看着春联就知道今年家里发生了什么大事。听到老乡的解释，我初到桐城的陌生和局促感顿时释然，此刻看到街边来来往往的老乡，我忽然感觉其实他们之中就有父亲。我在注视他们，他们也在注视着我，千山万水，岁月流转，我作为桐城的孩子终于来到了他们面前。究竟什么是故乡？就是这些和你的灵魂有致命的亲切和亲近感的地方吧。
故乡除了特色对联，还有美轮美奂的礼制性建筑，就像小时候父亲常常领我去的台南孔庙，故乡也有桐城文庙。与台南孔庙“全台首学”的美誉相对应的是桐城文庙里集存的“桐城文学流传至广，支流余裔蔓延天下”的浩大“桐城派”文库，这支自悟义法、递相发展的文学流派从繁荣到衰微持续了两百多年的历史。可以想象自小在故乡私塾耳濡目染“古文义法”的父亲，他的文字吸纳了多少桐城派大家的遗风余韵。就在他承继了故乡千古飘香的文脉南下海岛，作为儿子的我自小就领教了父亲的深厚学养和儒雅风度。就在父亲以自己的文风哺养我的时代，我看到的只是文字，却看不透文字中的灵魂。当我进入凤凰卫视，有幸纵横中国大陆，当我的主持风格被评价为“和别人真的不一样”的时候，我只知道和父亲有关，直到来到桐城，才终于知道我和这座城市有着生生不息的关联：纵横中国我仰仗的底蕴和底气原来早已隐藏在父亲的一呼一吸之中，成为父亲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父亲成就我的“遣词造句，提升勾连”的职业主持人之看家本领，原来是有着“文都”盛誉的故乡冥冥之中的赋予。我终于知道了故乡的爷爷奶奶为父亲命名“根深”的寓意。
根深八十载(2)
父亲出生在安徽桐城一个比较富裕的地主家庭，是家里的二少爷。自小父亲很少向我说起故乡的事情，可能是由于我是家里的幺子，可能是18岁我就离开高雄去台北读书的缘故，以至于在父亲往生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竟有很多事情都不太了解。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在讲自己故乡的时候，最常讲起的就是他的母亲。自小失去母爱的父亲并没有因此失去爱心。每当收租的季节，父亲总是一个乐善好施的少年，对待乡亲尽其所能去帮助他们，“善良的二少爷”是父亲自小就落下的好名声。父亲有时候给我提及祖母，常常会讲着讲着就落泪下来，然后默默走进房中，此时的父亲就像电冰箱里的那盏灯，关上门以后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
“没有祖产，无祖可祭”是跟随国民党来台的外省人的隐痛。我始终没有问过父亲，他有没有后悔过。来到台湾后不久，父亲就与他的大伯父走散了。凤凰卫视曾有一部纪录片《1949：大迁徙》，讲述的就是那时国民党刚刚接手的台湾：满街都是日语、日式招牌和木质拖鞋的吱嘎声。一个23岁的孩子，一下子从一个地主家的二少爷，变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孤儿，站在陌生的十字路口，听着混杂的口音，也许当时在年少的父亲的衣兜里，还揣着来自家乡的食物，但梦想中的“香蕉”它在哪里？当花朵离开花瓣，名为“根深”的父亲也许刻骨铭心的只有“恨深”。恩雅说：“每个人都有一条根，每离开故乡一步，都会异常疼痛。”安徽，桐城，这些字眼在当时带给父亲多大的痛楚，我不清楚，因为在我出世的时候，父亲已经42岁了，这种痛也已随着时间慢慢消退。但是我知道，来到台湾之后，就在父亲明白了真的回不去故乡的时候，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胡其廉，而将“根深”这两个字，深深埋进了心底。
父亲的自祭文：生不逢辰，国难频仍，从军报国，三十六载，陆军空军，均有献身，无奈命骞，有志难伸，傲骨天生，不善逢迎，活该受罪，又能怨谁？东山战役，枪林弹雨，奋不顾身，九死一生，化险为夷，论功行赏，榜上无名，生不甘心，死不瞑目。少校停年，十四载余，三军少有，独我一人，非我不才，不甘枉法，贪官已死，我则当存，谁谓无报，善恶分明。
就像当时每一位大陆来台的外省人一样，当兵从军，是父亲的唯一出路。也许是因为文笔好的缘故吧，父亲做过海军一军区正二科科长，正二科是专门负责做海报、文书之类的部门。不同于其他的外省父母，习惯于把逃难史以及故乡生活的种种，编成故事以飨儿女，对于刚到台湾岛的年月是如何度过，父亲很少在我们小辈前提及，只知道父亲曾是海军陆战队1956年度优秀通讯员，海军1973年度优秀官兵代表。我也只是在他的自祭文中，才了解到父亲年轻时代的戎马经历。在我们面前，父亲总是以富有建设性的开放心态更新着自己的生存体系，既善良又智慧，既感性又理性，既保守又新潮，既慈祥又可爱。
作为儿子每次提到我的祖父祖母的时候，父亲经常是很难过的，这是一个男人的无奈。父亲很孝顺，但他这种孝顺却没有通道来表达，在台湾，他永远是一个外省人。在那个陌生的城市里，孤苦无依的父亲除了寄情于桐城文章，倾情于家庭经营，还一直在寻找更多的出口去发泄对故乡和亲人的思念与回想??
父亲常年担任高雄市安徽同乡会副会长的职务，有时候我会讶异于他对同乡会的一系列琐事的热心程度。甚至我去陕西做节目，父亲特别嘱咐我要把陕西的窗花带回台湾，他要在同乡会里张贴出来。尤其在父亲到了晚年时，因为患有糖尿病、高血压，再加上脂肪扩张，他的肚子已经变得很大，腰围足有45寸到50寸，行动起来非常吃力。有时卧病在床，全身酸痛，无法起身，不知道有多少次，只要同乡会的人打来电话要我父亲帮忙，他二话不说从床上跃起。父亲此时经常做的一个动作就是用裤带勒紧自己的大肚子，再用劲拍一下，来给自己打足精神，然后骑上他的那辆破旧的韦氏牌摩托车就出发了。一个80岁的人，拖着接近90公斤重的病体，载着几盆多年精心照料的各式花朵，骑着摩托车穿过交通拥挤的市区，直奔乡友聚会地点去布置会场，为大家带去满堂馨香。
我常常想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力量在支撑他呢？也许生而善良的父亲最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是拒绝别人的求助，也许这是孤独的父亲寻求亲近遥远故乡的最好方式，因为安徽同乡会就是他在台湾的“家”，同乡会的乡友就是他心中的“亲人”。在我小的时候，父亲经常会在周末，带上家人去附近的高雄县六龟孤儿院做慈善。除了捐助善款，他还有很多的方式带给孤儿们快乐。我也会经常发挥自己在音乐和舞蹈方面的特长，比如教那里的孩子们跳舞，或者是义卖，父亲也会主动邀约邻居把一些多余的米捐到孤儿院。善良的父亲就是这样用他特别的方式在教育自己的孩子。我那时候会觉得他这样做很“鸡婆”，因为这些事情自有相应的政府机构去做的，后来我才明白，他去孤儿院看望孤儿，从另一方面讲，其实是在看望曾经孤独无比和无人疼爱的“自己”。年少的我有时因为顽皮受到父亲的责打，而那时候我的“护身符”就是跑到供奉爷爷奶奶的牌位前大声嚷：爷爷奶奶，救命呀，要打死人啦！而每每在这个时候，父亲便会放下停在空中的手掌，默默回到屋里。少不更事的我还以为以自己的小聪明赢过了父亲，却不知是无知的自己触碰到了父亲心中暗藏起的那些无以倾诉的忧伤和不可化解的寂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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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深八十载(3)
父亲，过早失去了故乡，过早失去了至亲，过早地放弃生命中的许多可能，过早地承担了寂寞和责任。用卑微的生命和冰冷庞大的命运面面相觑，他有无害怕的时刻？我相信父亲曾经畏惧，但更相信是爱的强大力量让父亲战胜了畏惧。
2004年3月我在父亲的80华诞之际写给他这样几句话：
根深八十载，四海同一心。来台八百元，打拼靠自己。奔波八千里，披星云和月。袍泽八万人，军爱民模范。造福八十万，美化公车站。募捐八百万，捐助孤儿院。写作八千万，字字见珠玑。情系八亿心，贡献同乡会。日日八喜随，嬉笑八孙伴。福运八方来，牵挂八方去。
心美一切皆美，情深万象皆深，父亲用尽半生修炼的爱心功力已经延续到了他的儿女血液里，并化为代代相传的胡氏家训。这种发端故乡桐城的强大人文力量，不仅让我有幸看到了自己的生命源头的“根”，也让我渐渐悟出了自己未来世界的“道”。
一命一功(1)
父亲的性格基调，是粗犷，是细腻，还是其他？这对我依旧是个难以回答的问题。
从早期家境的优越尊贵到沦落海岛的孤苦伶仃，强烈的反差使得父亲必须陡然转换自己的生活频道；从为所欲为到谨小慎微，甚至要委曲求全。父亲的天生傲骨就在如此异常的现实环境中被反复无情打磨。在台湾谋生、结婚、养家的过程中，他的性格虽然也在微调，但父亲受伤的感觉有时会通过忽然升腾的暴躁泄露出来。我记得小时候我挨父亲打频率最高的年代，也是父亲母亲持家最困难的时候：5个孩子都未成人，父亲薪水微薄，母亲的家庭美容院经营艰难。
我的母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台湾本省人，在20世纪50年代的台湾，一个闽南族姑娘如果嫁给一个外省人是非常丢脸，会被人笑话的。由于一些历史的原因，外省人与本省人一直被一层“玻璃天花板”挡着—这一西方社会研究中的理论提前30年出现在了台湾岛上。比父亲年龄小很多的母亲一开始也不愿意嫁给父亲，不同省籍在她的心中亦是水火不容。我会去想象当时年轻的父亲独身一人打拼的艰难，外省籍，没有土地，没有积蓄，面对心爱女子的决绝，他如何去坚持。父亲对这段经历颇为自豪却又言及轻松—“擒贼先擒王”，这个“王”就是母亲的母亲，他的岳母。他和岳母的感情非常好，他经常会送一些小礼物“讨好”岳母，而岳母也非常喜欢英才俊朗的“小胡哥”，这就成功解决了非常关键的一步。加上我母亲的姐姐，也是嫁给了外省人，而这个外省人恰恰是父亲在军中的好朋友，如此一来，受到“两面夹击”的母亲自然乖乖“败下阵来”，于是就组成了外省人和本省人的“融合文化”。
但父亲和母亲的“融合”过程并非全是轻松，两个出自迥异的家庭背景和文化背景的人起初是通过“吵架”来表达彼此的感受。父亲骨子里的世家风范，有霸气，有豁达，有仗义；而生活于日据时代的母亲更多的是低调的精致，讲求情调，温柔婉约。父亲总喜欢评论时政，这时母亲就会说：“你不要再讲了好不好，这样不好。” 有时候母亲会故意用当地的闽南语反驳父亲，父亲就说：“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骂我啊。”当时作为小孩子的我听了他们的争吵只是觉得很有意思，今天想来真是体味出了父亲为了融入这片土地，父亲和母亲为了彼此融入所付出的辛苦代价。
有关初来台湾时的情势，父亲很少跟我们提起，而作为他5个儿女中最小的一个，我从出生就注定与那段历史的相隔将更为遥远。我只有从书籍和影视作品中获取片段式的信息，去想象已经被永远沉默的父亲压在心底的那段岁月。在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有一段对话给我的印象非常深。主角小四的父亲就是台湾外省人，生计艰难加上工作不如意，与自己的妻子发生一阵争吵，在这段铺陈中，小四的父亲终于打破伪装的坚强和镇静。他含着眼泪、语带哽咽、真情流露地对太太说：“我们已经够辛苦了，我只剩下你跟几个孩子，不要再吓我了。”他的妻子说：“只要你不怕，我什么都不怕，以后全靠我们自己了。”这一小段的对白，毫无保留地剖析了外省人来到这个小岛上，没有父母、家产，也没有任何人事背景可靠的无助与无力。原本在一个熟悉环境中成长，有一定的人事身家背景，也有父母亲保护的一个人，突然就要被迫面对一个未知也毫无渠道与人事背景的世界，他的真情流露是透露出心中的万般不愿，即使有独立的特性也只是包裹着不得不接受事实的无奈，此时的眼泪只能成为暂时的慰藉。
不知道父亲有没有流过这样的泪水，总之在我懂事之时，父亲便已决定将这一切深锁于心底。我看到的父亲是一个对生活积极乐观的父亲，一个刚正不阿的父亲，一个正直廉洁的父亲。“心如松柏坚，性若金刚石，遇事讲是非，不为威武屈”是他的自咏，他用行动为自己姓名中的“廉”字做了最好的注脚。
我知道，父亲把这个“廉”字看得很重，并为此付出了几乎是性命的代价。
在我高三的那一年，发生了一件至今对我影响都非常大的事情，甚至可以说是因为那件事情才使我走进新闻这一行。那一年我17岁，正准备大学的联考，那时父亲已经从军中退役，在高雄市车船管理处做事。由于当时高雄的公车是自动投币制度，乘坐汽车的人投币取票，于是就有部分汽车司机在检票口的部分作假，从而使一部分车票钱流到了自己的口袋里。因为当时的公车司机很多都是黑社会出身，即使部分人对这一情况已然了解，却一直没有人出面制止。父亲当时是主管各个稽查工作的，发现这一情况后，不顾朋友和家人的反对，顶住压力，秉公办案，坚持将贪污公共汽车收入的司机查办到底。事情刚刚结束，父亲便遭到了黑社会的报复，被人砍伤右臀，顿时血流如注，他还带伤忍痛追歹徒。在送医救治时，我们5个兄弟姐妹惊慌失措号啕大哭，父亲却举重若轻，淡然一句：“这是为正义而流的血，不必大惊小怪。”
直至今日，这句话仍然影响着我在自己的人生态度。在随后的那段时间，家里的恐吓电话也响个不停，我至今还记得话筒那边传来的阴森森的声音：“我要杀你全家??”就连他经常骑的那辆摩托车，储油箱里也被人放了硫酸！庆幸的是有一位车长小姐实在不忍心，冒着危险提醒了父亲，不然发动车子便会爆炸，后果将不堪设想。就算这样，父亲也没有低头，他那种慷慨激烈的性格给我影响很深。记得当时我还对父亲说：“别人的爸爸都聪明，只有我的爸爸最笨。”可是在我心里，父亲的硬骨头却着实让我非常佩服。看着父亲身上的伤疤，我心痛之余，突然萌生了一个想法—自己虽然没法跟那些黑帮硬碰硬，但是我可以做一个新闻记者，去维护社会公正。于是我决心报考辅仁大学大众传播学系。父亲听说我的志愿后却极力反对，他是想让我学最不会有是非争议的考古学专业。他告诉我说：“做新闻实在太累，我不愿你像我一样陷入是非圈里，你应该过一种安定的生活。”我当时笑着告诉父亲：“你放心，我绝不会像你那样，整天被黑帮追杀，我要圆滑一点儿，过圆熟的人生。”可现在想来，我依然是做了父亲的翻版—在台湾做了10年新闻，碰壁碰到头上长茧子，我想圆滑，可是做不到。我想这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因为我骨子里流着父亲的血，这也许就是基因的力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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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命一功(2)
父亲在自祭文中这样描述这一段经历：
转任公职，尽忠职守，险恶务尽，吃票力抓，断他财路，心存报复，暗中一刀，血流如注，幸天保佑，化险为夷，有惊无险，一命一功，谁曰不惨？差堪告慰。
父亲是一个经历过很多磨难的人，他一个人在台湾，一个人打拼，把5个孩子带大。他也经历了台湾官场的是是非非，看多了很多事情，但是任何事情都没有改变他刚正不阿的性格。有时父亲要出门办事，我因为担心他安危要从单位返家开车接送父亲，他却说：“要工作敬业，不可请假。”母亲希望他坐计程车去，他也老话一句：“太浪费钱了。”如果说“名如其人”，那么父亲的一个“廉”字确是可以称得上对他本人最真切的描画。
“I fight authority，authority always wins”（我抗议权威，权威总是赢）是歌曲《Authority Song》里的一句歌词，而父亲偏偏就是要挑战权威。回忆30年前，我们全家搬进居住至今的瑞丰新村。当时，全村没水，于是父亲多次主动请缨，上书市政府要求解决。面对官员搪塞的借口，以及层层公文往返阻挠，他毫不退缩坚持到底，终于能解决全村缺水之苦。数十年来每天清晨，父亲会早早起床，不仅打扫自家庭院，也默默帮忙清理邻居们前落叶。在早已习惯“自扫门前雪”的现代社会，是父亲拉近左邻右舍情感，“同享各家喜，同当邻里难”。
这就是侠骨柔情的父亲，在刚硬正直的背后，也有细柔温暖一面。在升任左营公车处南北站站长时，只要有乘客遗失重要证件在公共汽车上，父亲总是自掏腰包，用“现金挂号”把证件寄回给心焦的陌生乘客。还有一位军人，把买给母亲的生日礼物，遗留在车上，眼看明天就是她母亲的大寿之日，为免耽搁时程，父亲又自掏腰包，私下派专人，当晚将礼物送给当事人的母亲。每每此时，我都可以看到一个浪漫感性的父亲。“面目清秀富豪相，眉开眼笑最可人，最是心田善良好，诸恶不做众善行”是父亲为自己题写的七言绝句，我想无论是当选公路局1988年优秀从业人员，还是高雄市第22届模范父亲，他更看重的永远都是证书背后的那些幸福的笑容。
“为父硬直，管教从严，时代不同，或许过分”，反思自己的家教方式，晚年父亲有些懊悔自己对待儿女时的片刻暴躁，但经他苦心培育的5个儿女却恰恰是最能体谅其心境的人，无论是细腻的父亲，还是硬直的父亲，无论是微笑的父亲，还是严厉的父亲，他在5个儿女心中是响当当的一撇一捺，一个大写的“人”，一个无愧于以“廉”字为名的男子汉。
父亲的名字对于幼小孩子而言是无比神圣的，儿时的争吵，弱势的一方常常会在最后时刻大声喊出对方父亲的名字，这时强势的孩子便会立即面露难色，像受到了莫大的耻辱，弄不好还会引发一场械斗。很难讲父亲的名字对于孩子来说究竟有什么意义，可以引得他们以幼小的身躯奋不顾身去捍卫，但是当小孩子知道父亲的名字之后，便会自然地把父亲名字的释义与父亲的为人紧密联系在一起。对于他们来说，父亲本人就是他名字含义的最早注脚。直到现在，父亲已不在我身边，但只要想到他的名字，我的身上就会顿时生出莫名的力量。
一命一功，被命运撞了一下腰的父亲不仅学会了如何与命运交手，而且学会了如何自强。塞涅卡说，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他忽略了第三种情况，强大的人，向命运挑战，与命运结伴而行。
强大如父亲，我这只胆大的老虎才能不用拳打脚踢，以文弱书生之姿打出自己的一片天。
灰色地带(1)
“苍天如圆盖，陆地如棋局，世人黑白分，往来争荣辱。荣者自安安，辱者定碌碌。南阳有隐居，高卧眠不足。”
《三国演义》里描述，这是刘备在初访诸葛亮的路上，听到农夫们吟唱的一首诗。刘备询问之后，才知道这是诸葛亮作的。这首诗在短短的几句话中，道尽了人世间你争我夺胜王败寇的残酷，也畅言出自己安逸隐居生活的自得其乐。这是卧龙先生的心得，也是父亲迈入不惑之年的智慧书。
少校停年，十四载余，三军少有，独我一人，非我不才，不甘枉法。
从父亲的自祭文里我看到了初来台湾打拼的父亲：一个黑白分明的武士，在军中的他曾经因为不满部门上司主管的玩忽职守，竟拍着桌子与主管正面争执。这种刚直的性格使得父亲仕途屡遭不顺，少校做了14年，却一直没有晋升。很难想象一个拥有如此棱角的父亲如何以一个外省人的身份在这个陌生小岛上打拼，而在若干年之后，每每当我遭遇同样事情时，父亲却极力劝我千万不要学他。也许在纵横交织的黑与白之间，父亲也已开始寻找自己的出口，应岁月的要求，放慢脚步，驻扎在自己的灰色地带。
这也许是父亲与社会的一种无奈的调和，我更喜欢把它看做父亲与世界的和解。灰色地带的朦胧结构消解了公元前6世纪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观念的逻辑意义，他把世界分成对立的两半：光明与黑暗；优雅与粗俗；温暖与寒冷；存在与非存在。灰色地带出现在这二分世界的广袤视野中，它的不确定性是对二分格局的悖谬和张扬；它的意义正好在于这种不可命名性和包容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灰涩情结，这是人生的智慧哲学，任何一个简单的定论都不可能涵盖它的深奥与复杂，这是方与圆之间的拿捏。就像我的脸形是方的，这个方是父亲传给我的，但如果地球是方的时候，地球根本就不能转动。地球给了我一个启示，要在方跟圆之间拿捏，是一门艺术，在灰色的中间地带中寻找平衡。
1987年的7月15日，国民党政府宣布解除实行了38年的戒严体制，结束了那段头发不能留长、报纸不能乱报道、话不能乱说、字不能乱写，甚至唱歌都要注意思想的非黑即白的日子。“解严”对台湾来说，仿佛打开了一扇关闭了很久的门，开始与世界和解。经历了从“戒严”到“解严”的政治变迁，看尽世间的悲喜沧桑，此时已年过花甲的父亲也与世界和解，并倾心于自己内心的经营。
我不知道人可以有多少精力，但父亲的内心世界真的无比丰富。他喜欢文学，写过的文章在很多报刊上都发表过；他喜欢将报纸剪下整理贴好，家里50厘米厚的剪报足有十几大本；他喜欢养些花花草草，每盆花草都会有自己的名字；他喜欢旅行，曾带母亲一同去马来西亚出游；他喜欢摄影，参加港都小姐摄影比赛获得铜奖。“由于你会摄影；使我留下不少倩影。由于你会写作；使我获得不少赞誉。其廉，真是谢谢你！”这是母亲在父亲80大寿时所写的感言。我对母亲说，父亲当年肯定非常浪漫，这把年纪还有这种心情，真让人佩服！母亲说，当年，我看中的就是你父亲这种生活态度，有一颗单纯的心，永远微笑着面对生活。
在上世纪###十年代的台湾曾经流行过一段“彩票风潮”，那时的父亲也会买点彩票，虽然没有中什么大奖，但亦自得其乐。他将所有买过的彩票都积攒在一个旧的相册里，取名“公益彩券合订本”。在相册里有父亲密密麻麻题写的各式各样的字，像“每买不中，不中必买；这期不中，下期再买；期期不中，期期必买；买得越多，机会越多；机会越多，希望越大；永不灰心，美梦成真；哈哈一笑，得偿宏愿”，或者是“一券在手，希望无穷；咸鱼翻身，一朝致富”。在没有中奖时，父亲也会在旁边添写“钱财不要赚尽，留一点给别人赚”来自我解嘲与心理安慰。也许是由于少年时生活的艰辛，父亲的财富观会有“一夕致富，穷人翻身”的情结，但他却只是以此为乐，就像父亲在“公益彩券合订本”的封面题写“小赌可以怡情，大赌可以伤神；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
每次我过生日，都会收到父亲精心制作的生日卡片。有父亲精心题写的小诗、寄予厚望的祝福、含义颇深的图片，有时还加上我的照片，富有创意地拼贴在一起，郑重地放在一个信封里送给我，这是一种多么快乐的心境。父亲在自己的灰色地带培育出一朵叫做“美妙”的花来，过简单的日子，享受平淡的生活，闻闻花香，读读文章，和自己的爱人牵手去旅游。这样的生活，是父亲的生活，那是一种最上品的生活。
相比较年轻时候黑白分明的锐度，晚年父亲以一种相对模糊、平和的生活描画出一抹形态安乐、精致的灰度。灰色地带不仅减轻了性格棱角带给他的压力，不至于让他面临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匮乏，而且又令他跳出对社会的无奈和哀渺。从某种角度和意义上讲，人生的灰色地带正是以这种取消对立、冲突，实现着软着陆。“灰”度人生，也就是说它更趋于内敛的、精致的质地和经验。记得有位心理学家写过一篇文章，叫做《生活在此岸，天堂在彼岸》。他写道：
单纯、执著、投入式的疯狂??，属于彼岸；
中庸、向大家看齐、不冒尖??，属于此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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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色地带(2)
它们是两个世界，两套规则。
只有彼岸，一个人就难以得到救赎，就只剩下疯狂，心就像会飞的陀螺，越转越高，最后就只有进入真实的天堂—无数的艺术家、文学家乃至普通人最后选择了自杀。只有此岸，人生就只剩下活着。在拥有彼岸的人看来，这样的人生乏味至极，可有可无，生如同死，活过如同没有。人应该同时拥有此岸与彼岸，但这却像是生命的悖论。生活的彼岸与此岸，就像黑与白的两极，此岸让你“脚踩大地，就像大树拥抱土地母亲”；彼岸则让你“直入苍穹，看到此岸不可能看到的美与善”。同时拥有此岸与彼岸，就是找到黑与白之间的灰色地带。
简单地守在此岸，最后会得出一个答案—人生的真谛在于平凡。简单地进入彼岸，最后会懂得这一句话—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但前者实际上是一种自欺，后者则会让你进入一种无可救药的孤独，需要救赎。怎样才能得到救赎？父亲找到了它的方式，亦如诸葛孔明的恬然安逸，这不是简单的妥协，亦不是消极的无奈，而是于纵横交错的黑与白之间，安享属于自己的灰色部分。
人生，诗意还是失意？这个命题源于大陆高考的一道作文题。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每个人都会得到自己经过辩证思考的答案。在一个失却“诗意”、很多人常常“失意”的时代，40岁的我选择的是“适意”的生活态度和方式。我的答案也许极具东方色彩，正如西方人教育孩子更强调人生的正面意义一样，我的父亲自小给我的就是基于“失败是成功之母”的做人做事的启蒙。当我秉承“成功每在穷苦日、失败多因得意时”的座右铭前行的时候，所观望到人生景象的既非“诗意”的虚无，亦无“失意”的凋零，有的只是依靠自己诚惶诚恐的眼睛观察到的真实生活风景，激情创造“诗意”，坦然面对“失意”，我在“做自己”的漫长路途中最终同时看到了此岸和彼岸。
灰色地带是一片充满“适意”的土地，这是父亲的乐园，同样也是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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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字的父亲(1)
写字的人大都钟情“藏起来的趣味”，父亲也是如此。这种趣味的修得需要的不是戒除凡心的浮躁，而是要领悟到有节制的生活之美在于寡欲知足，得自己的应得之份。晚年的父亲潜心佛学，他用世俗的话语和文字去阐释佛理，无论我信不信宗教，都无比佩服父亲能用智慧去参透人世间最基本的常识学，这比讲大道理要难了许多。
高雄老家祖屋二楼的一个房间原是我的住房，当我在台北工作成家之后就成了父亲的书房。就在我驰骋四方之时，在这个小房间，他倾心写下《父亲的祈祷》，对激情纵横的儿子寄予冷静的勉励和忠告：
正正当当地做人
南无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请保佑吾儿：品德如玉，不贪非分之财。学贯中西，中外文无所不精。前途似锦，如旭日之东升。身体强健如泰山之雄壮。性情中和，如淑女之娴静。所向无敌如猛虎之雄威。修养有道，不骄不馁。为人正直，不偏不倚，智慧超人，处事严明。
赤胆忠心报国家
南无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请保佑吾儿：顶天立地，继往开来。为国家之干城，横扫妖氛。为人类谋福祉，兴利除弊。为强权之克星，仇奸发科。为弱小之救星，扶危济倾。为苦难之福星，解衣推食。为正义而伸张是非分明。
脚踏实地地工作
南无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请保佑吾儿：工作上永不厌倦。艰难来了，走下去。困苦来了，撑下去。失败来了，永不灰心。记取：黎明前的黑暗就是曙光的来临。成功的征兆，必须忍耐。失败的关头，就是快要成功的前奏。拿出信心和力量，燃起新的希望！不断地奋斗再奋斗，把握最后的胜利，必属于有志者事竟成。
孝亲爱家崇尚伦理
南无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请保佑吾儿：孝亲爱家，长幼有序，兄友弟恭，全家大小都和睦，天伦之乐乐无涯。虽然没有万贯财，大家同心土变金。切忌力量都分散，各怀私心损家门。忠孝传家为至宝，子传子，孙传孙，代代相传福无穷。妻可爱，亲更亲，亲情妻情要分清。树欲静，风不止，子欲养，亲不在，孝亲敬亲要趁早，免得终生悔无穷。饮水应思源，感恩应报恩。天理本循环，一报还一报。要想下代孝敬你，就看今日你侍亲，斯言诚不谬，愿儿多思量。
做“军中通讯员”出身的父亲拥有许多让我叹为观止的优良习惯，比如专业的“资料和存档意识”。他对待自己的文字像对待孩子一样珍爱，不仅要整理装订好，对于重要的文字资料还要给它们“穿上衣服”，就是用塑料薄膜再保护一层。和平日一样，父亲把这篇发表在《吾爱吾家》的文章仔细收藏在了自己的书柜里。对于父亲的这种“藏起来的趣味”，我的感觉就是父亲做事情有板有眼，认真有加，家人也以为他是在剪剪抄抄中自得其乐地打发时光。
父亲往生之后，我在整理他的文字的时候，就在父亲影印件《父亲的祈祷》的背后发现了一封美国读者周先生看了父亲文章后写给《吾爱吾家》汤主编的信：
读《吾爱吾家》109期第43页载有胡其廉先生巨著《父亲的祈祷》一文，深为钦佩感动，欲影印100份带美国赠送华侨亲友并广为散发各界，实为今日拯救人心之一大功德也。
父亲把这封读者反馈的信函非常仔细地影印后，附加在自己的文章后，并特别用塑料外壳封存好。这封被父亲藏起的信笺，这个被亲人忽视的细节，让我陡然感觉那个躬身写字的父亲似乎是距离我很遥远的陌生人，蕴涵在文字中的他的叹息，他的荣光，他的梦想，他的落寞，有谁曾经细细解读？又有谁可以与其心灵互通？对于一个呼应了他的文字的陌生读者，父亲如此有心对待，作为与他最亲近的儿子，我却是最容易忽略父亲内心风景的人。
故乡的“文都”气息和家族的门风优美养成了儒雅善良的青年父亲，他热爱古典文字的意蕴之醇和对仗之美，并学会将自己的梦想化为文字以表情达意。来到海岛后他把对中华千古文章的尊重和膜拜也带到了遥远的南国。迫于生计，他虽然投笔从戎，但骨子里依旧是傲骨天生的一介书生，这样的性格也许注定了父亲“陆军空军，均有献身，无奈命骞，有志难伸”。多年郁郁不得志的父亲自然将“文字”作为自己抒发情感的隐蔽出口，得到外界的认同，听到世界的喝彩也许最能让尝尽寂寞和遭受压抑的父亲得到心理平衡。每个人的内心都有着无法言说的情感和秘密，看尽百态众生相的父亲，已习惯了面对潮汐的涨落不言悲喜。晚年修佛的父亲其实是采取一种温和的、更隐秘的姿态与世俗对抗，在东方式的沉静与波澜不惊之下是汹涌的暗流。
我在写字的父亲“不争”的背影里读出了他的“不甘”。
他的这种“不甘”除了化为文字，还转嫁到了对儿子的殷殷期望里，但父亲对我的期望并不仅仅是光宗耀祖，替他圆梦，而是“立身以品德第一，读书以济世至上”。在故乡桐城文庙里我看到了京师大学堂首任总教习吴汝纶先生于光绪壬寅仲冬为桐城学堂的题字：“后十百年人才奋兴胚胎于此，合东西国学问精粹陶冶而成”；在已有百年历史的桐城中学，我看到了方苞亲手种下的“惜抱轩银杏树”。或静立于祖师的对联前，或仰望高耸入云的沧桑树干，我无比强烈地感觉到了桐城人父亲拟写的“胡氏家训”真是真知灼见：
写字的父亲(2)
荣辱相关，利害相及，忠义为重，财帛为轻。为父母当慈；为子女当孝。夫妻应互敬互谅，兄弟应相亲相助。立身以品德第一；读书以济世至上；强身以运动为主；处世以和平为本；立业以奋斗为先；治家以勤俭为重，子孙都能遵守，胡家庶几有望！
“文字”是父亲梳理自己人生，抒发自身感慨的载体，更是父亲关注记录儿女成长历史的好手段。父亲真的很伟大，他收集了所有报纸上有关我的报道，只要出现“胡一虎”字样的文章，即使“胡一虎”这三个字在整篇文章里只是一闪而过，他都全部收集整理出厚厚剪报，命名为“胡一虎心路历程”。在剪报的封面，父亲亲手书下：“要怎样收获，先怎样栽！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唯愿孩子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谨录苏轼诗以代表为父心声。”将我“人生的上半场”具有“仪式感”般展现无遗。
我的这本小书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写成，许多重要的线索和细节就得益于父亲为我收藏的既详细又清晰的资料：我的出生，我的报考华视，第一次出外景，第一次上镜，第一次播早间新闻，第一次播午间新闻，第一次播晚间新闻，第一次境外采访??不仅有现场记录的文字，还有父亲用醒目的红笔做的眉批。翻阅父亲为我做的剪报本，看到了上面工工整整的字迹，很多话都是那么熟悉。他告诉我：“说大人而藐之”、“英雄都是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成长的”。
在一则报道我去南非采访的新闻边，父亲写道：“父亲为你祈祷，朋友为你消灾，保证平安无险，欢迎凯旋归来！”还在旁边整整齐齐、密密麻麻地书写了祷告词：“南无阿弥陀佛救苦救难灵感观世音菩萨及关帝爷济公活佛在上，请保佑弟子胡一虎此次赴南非采访，平平安安快快乐乐，在采访期间有惊无险！有危能安，并请给他灵感给他智慧，采访突出叫好叫座，压倒台视超越中视，谢谢三尊大佛赐福，阿弥陀佛，善哉！善哉！”我这才发现，自己走的每一步路，父亲一直在默默关注。
回忆不是忘掉的，是扔掉的。我们是如何记住我们自己的？不是靠我们自己，而是靠别人。在这个变化越来越多端的世界里，人的一辈子被切割成了许多个节点，就像一张报纸被浓缩为几个大号标题，其下的内容读过就归于忘记。父亲的周全记录不仅为我人生上半场的这本书拟好了目录，而且成就了它最为丰厚的内在。当今天的我困惑于与自己女儿的两代沟通之艰难，却发现自己缺少的不是时间，而是一如父亲般用耐心与苦心去酿就两代人美妙传承的雄心。
父亲用他的文字表达儿子有了“出息”之后的自豪与担忧。在给我的信中，父亲曾经写道：“想到你现在是空中飞人，既羡慕又担心。担心你的身体受不了，羡慕你真是快活似神仙，看尽人间美景！老爸现在最大的快乐，就是欲穷千里目，更上三层楼，有时运气不好，还要跌跌撞撞才能上得去。唉！你我想必，真是天差地远。”
有时，父亲喜欢写“藏头诗”，内容充满创新又不失巧妙。在我过生日的时候，父亲送给我的小诗活泼可爱：
生 气蓬勃，力争上游。
日 升月恒，方兴未艾。
快 人快事，光明磊落。
乐 此不疲，纵横中国。
一字一句，其意切切。在看到的那一刻，我已完全明白，纵使我飞得再高再远，父亲永远是系在我身上，剪不断的那根线。他给予了我丰沛的梦想果汁，也同时赋予了我榨取自己梦想果汁的强大能力。就像乔希·格本（Josh Groban） 唱出的“I am strong，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我知道，如果说我看得比别人更远些，是因为我站在父亲的肩上。
和父亲比肩而行是我小时候的梦想，当我有高度、有能力和我的父亲并肩交流的时候，我的工作地点却转移到了与父亲所居的高雄遥遥相对的香港。记得我们父子两人最后一次深谈是在高雄老家。我和父亲一路看遍我成长的各个轨迹：从幼儿园、道明中学和凤山中学，最后来到西子湾，我对父亲说：“老爸你看，其实西子湾在台湾的西南方，它的对面正是香港啊，好像冥冥之中，我们一直在大海的这岸看着对面的香港。老爸你放心，我成功与否不在我而在你，如果你活得更开心，身体就会好很多，我就会干得很好，我现在每一天跟你讲的话都是我未来的回忆，所以老爸你一定要保重。”说完这番话，父亲把我一下子拉到他的怀里，两个男人在西子湾抱头痛哭。肩上的父亲，更像是我相交近40年的挚友，未曾想过三个月之后，这个在我肩上微微抽泣、离我如此之亲近的人会突然别我而去。
父亲是2005年端午节因心肌梗塞猝然离世的，他一生感恩惜福，总害怕麻烦别人，连最后的一刻也为别人着想。当时二姐打来电话的时候，人在台北休假的我正在睡觉，接起电话的我还没有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只听到二姐在电话那头一直哭。后来明白过来的我真的像一只发疯的老虎，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见父亲的最后一面。但那天似乎是上天故意要惩罚我一样，去机场的计程车却怎么也叫不到，近40岁的我在大马路上几乎快跪下来了，我真的想对着马路喊：求求你们任何人赶快带我去机场，我要见我老爸最后一面啊！当我终于坐上计程车的时候，碰巧那天台北的马路异常堵车，车子开得很慢，我生平第一次大吼，像疯子一般，我说：司机先生你能不能开快一点！司机说：先生，现在堵成这个样子，我也实在没办法。
写字的父亲(3)
此时焦急万分的我忽然想到，以前在华视抢拍新闻之后唯恐录像带传不到台里，有时就请警车帮忙。我就立刻让计程车直接开进附近的警察局，当时是中午一点多，我冲进去就大喊：我父亲病重了，麻烦你们帮忙安排一辆摩托车好不好？我要见到我爸最后一眼??警局就派了一辆摩托车，结果路行一半，摩托车竟然抛锚了，看到摩托车抛锚，我都快哭了。已经从公司直接到机场的太太打电话说飞机就快要起飞了，我对警察说求求你们，务必帮我一个忙，我一定要赶上这班飞机回高雄见我的父亲。他们听说后赶紧又去安排另外一辆宝马的警车，结果那辆宝马车，又半路抛锚了??我真的快疯了，我看着机场的方向，觉得那里好远啊，怎么样也赶不到，真的是一种头晕目眩的感觉。那个警察说先生你还是坐计程车好了，于是我从计程车换到摩托警车，从摩托警车换成了宝马警车，又从宝马警车换成另外一辆计程车，我对着电话里我的太太大声喊：“你叫他们不准飞，不可以飞，一定要等我，我一定要看爸最后一眼??”赶到机场的我看见太太在大喊：“我先生到了，我先生到了，麻烦你们再等他一下！”就这样，我们坐上了飞机。
在飞机上，我太太在一边一直握着我的手，而我脑子一片空白，一直在掉眼泪，想到和父亲的很多的往事，想到他喊我小虎的样子，想到我还没有做出一些成绩让他看，想到还会不会有奇迹出现??我心里默念老天爷不要折磨我，一定要看到父亲最后一眼。可就在我下飞机，期待奇迹可以出现的时候，打开手机看到了姐姐的留言：小弟赶快过来，我们在殡仪馆。
瞬间，我突然感到了前所未有的黑暗。我不晓得自己最后是怎么来到父亲身边的，跪在父亲的面前，我念了那段在我没有访问到宋楚瑜的时候，父亲写给我的一纸忠告。那是父亲最担心我的方面，也是最后留给我的墨宝—冥冥之中似乎是上天的安排，当时父亲并没有把那封信寄给我，而是写完之后默默放在了我书房的桌子上，回到家的我不仅看到了，还把它一直带在身边。我跪在父亲的面前一个字一个字念完这封信，在心里跟父亲说：老爸，您放心，这个教训我一定会记得的，我知道您最怕我好胜心强，我改变了，我改变了，您可以安心地离去了。直到现在，我还会随身带着那封信，它是胡家的强心术，即使父亲不在我身边，它亦会在最关键的时候给我力量。
在整理父亲遗物的时候，我看到了父亲于2003年撰写的《生前遗嘱》：
未曾生我谁是我，生我之时我是谁，长大成人方是我，合眼朦胧又是谁。这是出家人对人生的看法，其实我也是恍恍惚惚地生，恍恍惚惚地死，不过我要生得光明磊落，死得无声无息，也就是徐志摩所说的，“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并含笑对这家人说一声再见，然后瞑目而去。那种洒脱潇潇然而去另一个世界，真是人生一大乐事。
??
我在病危无望的时候，不要为我抢救，让我有尊严地死去，不要做垂死的挣扎。遗体内器官，能用的可捐给需要的人，不能用的，可与遗体一并火化，骨灰可安置在佛光山纳骨塔。
我生前清清白白，干干净净，死后灵前可酌量布置白色菊花，以示高雅。
繁文缛节，我不喜欢。死后不发讣闻，不举行公祭，不要悲伤，更不能哭泣，家祭越简单越好。幺儿一虎，远在香港凤凰台工作，不必通知前来奔丧，以免影响工作情绪，可事后告知即可。
为使亲戚朋友了解我已撒手人间，可在《联合报》公告通知，以免日后空做无谓的联络。（公告·如附件）
我的骨灰，生前已买好，两旁的对联：生前为善不求报；死后但求子孙贤。尔等望勿辜负我的厚望。
人生不过梦一场，夫妻、儿女都是前世因缘，此生缘已了，一眼万缘空。你们不必为我死去悲伤，我也不必为你们牵挂，该去的就让他们去吧。何况我已走完这无怨无悔的一生，应该含笑而去。
亲爱的家人，别了！永别！并感谢你们为我生后所做的一切努力和辛劳！
父亲，一直牵我上场的父亲，用他最后的力量给儿子上了人生最重要的一堂课，教给我怎样从正面的角度看待生死别离。他用最坚实的力量牵手陪我走了人生关键的一程。
法国女作家尤瑟纳尔曾经说过一句话：“要学会准确估算自己与上帝的距离，是非要到40岁不可的。”今天40岁的我越来越频繁地出入于殡仪馆这个象征生命终点的地方，我却同时在这个地方开始了自己人生下半场的思索与感悟：人说不知生，焉知死？我却说不知死，焉知生？其实人生的第一堂课就是死亡，只有这样才会懂得珍惜，才不会感到畏惧。
生命和死亡，是人生的两个翅膀，我只有都思索了，才能飞翔。
我要珍惜身边的亲爱者，我要习惯亲爱者的离去，那是因为没有一件事情比父亲的离去更让我刻骨铭心。
眷村的情义真相
瑞丰新村是我在高雄的家。
它居于台湾高雄左营眷村，是全台湾800多所眷村中的一所。
作为台湾最早的社区，父亲一辈组成了最早的眷村族群，我是成长于这所军队大院的第二代外省人。
眷村虽是临时住所，但它给了历经兵荒马乱岁月的父亲一个安全的家，目睹见证了胡家老小三代人的悲欢苦乐；眷村是简陋贫穷的，它构筑了我年少时代自由粗糙的质地，那些没心没肺，肆意游荡的日子孕育了我最初的情义天性；眷村社会既独立又混杂的特质，历练了我观察世间万象、接触各色人物的眼力，成就了我穿梭贯通精英和草根两个阶层的主持本领。
几十年间，伴随我们五个兄弟姊妹的长大，眷村的祖屋经历搬迁和整修，从一间只有二三十平米的陋室逐渐扩展到今天的三层小楼。
地点变了，面积大了，永远未变的是竹篱笆内，家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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眷村的疆域和质地(1)
“一条窄窄的巷弄，两旁整齐相对的红色大门，一条黄狗懒洋洋地卧在巷口。再往里走，只能容下一个人通过的巷弄前方，一位白发老人呆坐在暗巷里的家门口。几位老妈妈在屋檐荫凉下拉着家常??老门、老椅子、老灭火器、老狗??”就像媒体对眷村的描述一样，如今的台湾对于眷村的记忆爱用“老”字去概括，因为“眷村”两个字牵连起的是影响台湾人达半个世纪之久的集体记忆。
1949年，在那个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六十多万国民党军队和公职人员及其家属带着不同的乡音、记忆和创伤，背井离乡渡海到台湾。也许他们自己都没想到，这些会给台湾社会五十多年的发展带来多么深远的影响。那时的台湾当局并没有办法把这些人全部安置在营房或随军移动，为了生活，一部分军眷就聚在一起，暂时住在简单搭建的临时住所里，后来经过慢慢兴建，在台湾各大城市出现了一座座类似小型移民村的地方，这就是所谓的“眷村”。由于那些房子极其简陋，只是用茅草和竹子为主要材料修建，因此那里又有一个颇为浪漫的名字—“竹篱笆”。
1967年8月19日，我出生在高雄市的左营眷村，开始了我“竹篱笆”内的生活。
眷村—让我们从“一无所有”变成“拥有一切”的发动机，在那里，我曾拥有过碎浪拍岸般连串的梦幻与木棉花絮般无尽的理想，也在物质的贫穷和精神的富足之间寻找到内心纯粹的欢乐。
经过半个世纪的递嬗繁衍，高雄左营地区渐渐形成特殊的“眷村文化”。就像大多数眷村人的生活一样，在我儿时，家里的生活一直很拮据。不像祖上会有一片土地的那些本省籍的孩子们，由于父辈是从大陆背井离乡到了台湾，生活在眷村的孩子们从小就知道自己是一无所有的。我的父亲当时在军中工作，薪水、待遇都不好，还要养活全家人，十分辛苦。而当时眷村人讲求“多子多孙多福气”，家家户户的孩子都很多，我们兄弟姐妹就有五个，当时的家也只有十几平米，却住了全家七口人，没有厕所，洗澡也需要在户外。而母亲为了贴补家用，还在家里开了一个“家庭美容院”，记得我的姐姐上中学的时候，已经开始帮客人洗头发了。当时姐姐个头很小，只有站在板凳上才能勉强够得着，这一幕一直伴随着我的成长。当我有时在外人的赞扬声中迷失自己的时候，这一幕会时常提醒我记住自己的成长环境，以及那段岁月人生最初的辛酸滋味。
在有趣的人眼里，生活是那么的有趣；在无趣的人眼里，生活是那么的无趣，但无论是乐观还是悲观，日子都要一分一秒地过去。父亲的有趣在于他擅长用“玩把戏”的手法去应付生活的局促。最怀念当时父亲的“韦氏牌”摩托车，那辆车并不大，一般只能载两个人，而父亲竟可以用它带我们兄弟姐妹五个人一起出发。我和三姐一边一个站在父亲的身前，抓住他的胳膊，大姐、二姐和哥哥，一个抱一个坐在后面，父亲一加油门—“坐稳喽！”我们几个的小手就紧紧抱在一起，一辆摩托车，就像一辆小小的火车，载动的似乎并不是打拼生活的艰难辛苦，而是父亲那苦中作乐的无限活力！翻阅那时的胡家全家福，父亲流露的也不是疲于奔命应付生活的辛苦，而是左揽右抱娇妻爱子的骄傲满足。
“父亲的摩托车”让我懂得一个男人最大的魅力在于肩膀，然后是他的心。不管男人在外面如何，没有肩膀，他就是不成熟的男人，大度能容更是男人的气概。我去看煤矿，那个浑身漆黑的人扛着那么重的煤出来，也许我会感慨生活的艰辛，但同时我也会油然想到，这才是男人，他的肩膀支撑着他的世界，因为他的肩膀，他的家才有了温暖，有了饭香，有了欢笑，有了幸福。没有肩膀的人只是个男孩。
20世纪70年代，正在实施《台湾省消灭贫穷计划纲要—小康计划》的台湾正在逐渐进入一个以中产阶层占绝大多数的社会经济形态，而此时的眷村却像是大房间中一个被遗忘的小角落。不过在这个小角落中，大家倒是都其乐融融，因为大家都是生活在这样同一个环境中。眷村孩子的衬裤有很多都是米、面袋子改做的。当时由于美国对国民党的支持，米袋子上会印有“中美合作”的字样，我们就穿着裤带上露出“中美合作”字样的衬裤去上学，有时上面还印着“××公斤”。同学们之间开玩笑就会互相问：“今年穿的衬裤是几公斤的？”那时候生活很苦，但也很快乐—眷村文化体现的是物质的缺乏和精神的丰富，虽然家家户户都没有享受到好的物质条件，但是我们找到了生活深处的幸福感和乐趣。
从大陆漂洋过海来到这个陌生的小岛，眷村人也许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一群寻找认同感的人。眷村的疆域是封闭的，由于眷村大多建在接近军事基地的地方，眷村里医院、商店、邮局、学校等公共设施齐备，所以眷村人没有大事，一般都不出村子。被迫离开家乡移民到一个生疏的地方已感无奈的他们又因统治者的错误思维而隔离在异乡的土地之外，军队的精神“集体化”和“制度化”了眷村人的思维。充满着圣战使命的氛围，让他们的归属感和向心力自然不同于竹篱笆外的世界。强烈的认同感让眷村人越走越近，心理的趋同加之地理上的隔绝，渐渐形成了明显的“外省人意识”。
眷村的疆域和质地(2)
由于当年蒋中正抵台的时候带了很多内地官员，多数是知识分子和精英人士，使得外省人的“精英意识”在眷村也体现得十分明显。蒋中正为摆脱台湾人受日本的影响，增强台湾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推行了新的教育方法—要求学校只许说国语，写中文，甚至连闽南话也不许讲。这些更强化了我们这些会讲一口流利国语的外省人的“精英情结”。外省人很少去学习当地的闽南话，我的母亲是闽南人，但始终不愿学习闽南话的父亲情愿在吵架时用安徽版国语讲个不停，来“对抗”母亲的闽南话。对于我们小孩子来讲能说一口流利的国语，在当时是无比自豪的事情。在学校时，老师会严格来教我们学说国语，讲求“字正腔圆”。有些本省的同学会因为一不小心讲了闽南话而被惩罚，而我们这些颇有优势的外省子弟们就会比赛谁卷舌音最厉害，谁的普通话讲得像北京人。儿时的我并不明白本省人与外省人的纠葛，在演讲比赛讲出一口流利国语的我只是在众多的掌声和赞扬中找寻“精英人士”的成就感和“有为者亦若是”的快感。特殊的时代造就了特殊的眷村，物质贫乏的眷村却成为我“精英意识”的发端地，不知这是时代的荒谬，还是命运的荒谬。
眷村是一个独立的小社会。在台湾，“眷村”代表着一种特殊的含义。由于当年迁往那里的人，都是从大陆过去的国民党军人及家眷，他们服从于国民党，是当时国民党忠实的拥护者。在迁居的早期，每逢重要节日，几乎家家户户的门前都要悬挂“青天白日旗”，吃“山东大馒头”，玩“大陆麻将”。记得有一次我8岁的时候，蒋中正先生去世了，父亲非常难受，少不更事的我并没有搞清楚状况，父亲非常严厉地要我跪下，我顶撞说：“他是谁啊？为什么要跪？”父亲拿着拖鞋朝我劈头盖脸就打来，其实当时的我根本不明白，这位蒋先生对于父辈这一代的外省人有着何等重要的意义。
父亲刚到台湾就加入军队，军人的作风对他影响也很大。在我小时候，父亲对我的管教是“威权”的，只要犯了错误，挨骂挨打是家常便饭，而且我们兄弟姐妹5个都一样，经常跪成一排，无一“幸免”。其实，打骂孩子的这种管教方法在家家户户都是“军人父亲”的眷村非常普遍。路过邻居门口，经常会看到这样的画面：儿子跪在供着相片的祖先面前，涨红着脸任由他父亲在他背上打出一条条伤痕，父亲嘴里还不忘数落着、吼着他们为什么不学好不念书，以后不但在异地生存的前途没指望，就是日后重回故乡也无颜见江东父老??而一旁的母亲就会心疼得喊：“不要打了，不要打了，会打死人的??”有时我们只要闻到谁家有万金油的味道，我们就知道一定是孩子不听话又被打了，颇有“一家烤肉万家香”的感觉。
以“难民心态”生活在眷村的外省人对自己的后代严厉管教，一方面出于渴望后代能“出头天”，一方面在于担忧孩子走入歧途。锁在眷村中相对封闭的天地中长大的孩子，与竹篱笆围墙外的孩子有着明显的不同。这份不同不只是生活在眷村里来自中国大陆的各个省份的人所造成生活习惯的差异，也是自身封闭的一直无法真正融入台湾本省人社会的结果。除了同步踏在相同的土地外，一切都缺乏交流和沟通，加上眷村闭塞的环境，狭小的空间，父亲常年在外，母亲为了贴补家用大部分都会努力打工赚钱，没有人管的眷村孩子的成长通常是粗糙的。我们上了中学，与本省的孩子混合一起上课过生活，由于成长环境不同，所受的生活教育也不一样，当然与外界生活在工商、农村社会所教育的孩子会产生隔阂和差异。无论是语言、生活习惯、思想观念，时常会产生摩擦与争执。于是，一部分眷村的孩子开始学会抽烟、结众打架、校服不整、打撞球??借着与本省同学争地盘来发泄其竹篱内的苦闷和走出竹篱外的彷徨。
每当碰到村中打群架的时候，那打架双方就很可能是眷村人与台湾本土人。有时候是眷村人一同赶走来自村外的小偷和流氓，有时候是眷村人帮助受欺负的眷村人，与村外人大打出手，这样的情况多发生在学生之间。可以说，眷村的孩子大多都是在打架中度过童年的。但眷村孩子也在打架中凝结成了特殊的友谊，大家每天一起上下学，如果和本省同学打架，大伙都一起上，“团结、有情有义”也是眷村的特色之一。
在70年代的台湾，经济正要起飞，社会亦开始快速发展。眷村内成长的孩子，或许会因儿时生活环境的影响，当我们中的一部分因求学走出竹篱外，面对着与自我背景完全相异的世界，必然会有着稍许的不适、彷徨和冲突。但由于当时家家孩子众多的争食，从小生存不易的体悟，每一个孩子都明白须靠自己努力去找寻自己的方向和目标。与土生土长、如不愿读书还可投入农、工、商职场的本省孩子不同，无土无财的眷村少年多数会选择继续升学。眷村非常重视对后代的教育，这里孩子的父母大都在军队任职，所以有将近一半以上的孩子高中毕业后，会选择到军校深造，更好的出路就是考到眷村外与本土人共念大学，所以在台湾从事科研、技术的知识分子中，绝大多数是从眷村里成长起来的，而在从事贸易经商的人中，台湾本省人却占了绝大多数。
青春的歌有太多的唱法，眷村的孩子们天生要经受的是父辈所带来的压力和所给予的自立。我们在这种有些模糊又有些残酷的环境中，主动或被动地选择着自己的生活方式，一部分人因为父母的威严和信任加上本身的自爱，考上了大学；一部分人成绩不算太好，选择了军旅生涯；还有一部分人步入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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眷村的疆域和质地(3)
青春的质地彰显着眷村的质地。一群少年的心事被充盈得满满，又复空空。而父亲的教育使我规避了眷村孩子最容易沾染的打打杀杀的习性，从体格到品质保证了我成长为一个单纯向上的少年人。
戎马军中的父亲一直教育我们要有正义感，要顶天立地，将“凡事不求人”的信念印在我们的骨子里。由于父辈是孤身一人来台湾打拼，一切从零开始，这使得在眷村孩子们的字典里，没有靠父母关系进入社会的概念，我们知道所有的努力都要靠自己，而依靠父母是很丢脸的事情。眷村里军人性格的“父亲们”给了我们犹如“梁山好汉”的豪情气概，而这也是让我们最引以为豪的方面。父亲对我们要求非常严格，连走路的姿势都会严格要求。我们家门口有一块稻田，每天早上，父亲都带着我们一家人到稻田前练“浩然之气”。很多人都会说我的声音很浑厚，就因为从小父亲就练就了我用丹田之气发声。在台湾延续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命脉，像父亲这些从大陆来的家长对子女的教育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父亲是典型的“桐城文人”，强调自身的“修为”与“修养”。我从小就接受着标准的“桐城派教育”，经常要我们背诵一些古文诗词、名家名段，并要求我们说出这些文章的精妙之处在哪里。从父亲的线装书里，我们体味到了中华文化的精髓，也正是父亲的培养，为我打下了最初的文学功底，使我慢慢发现自己对文字的敏感与迷恋。
眷村人以中华文化的传播者自许，非常重视文言文学习，大部分老师是当年在大陆古文功底深厚的私塾先生。从书信的写作到书法的训练，在他们的倾情传授之中“古典中国”的魅力让幼小的我万分迷恋，直到今天我仍然秉承着这种“古风”的隆重仪式感。在凤凰时发生过一件事情让我很惊讶：我们邀请台湾的马英九先生上节目，编导在邀请函的开头就直接写上了“马英九先生：您好”。这着实让我吓了一跳，因为在极其讲求书信格式的台湾，尤其给长辈的信，一定要在其称呼后面加上“钧鉴”二字，这也是小时候我们的国文老师上课的必教内容。从一年级开始，我们小学课堂会有书法课，要求练习毛笔书法，家家户户的孩子都练，而我的父亲对我们兄弟姐妹五人的要求更是严格有加，请了我们家邻居一位足有七八十岁的赵蓝田老先生，专门教我们写书法，练柳公权和颜真卿的字体。虽然当时对自己书法里的那些古文诗词并不太懂，但在那时，从柳公权的细体和颜真卿宽体中，我已经慢慢触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妙感觉。就像现在，我仍然喜欢繁体中文字，恰如一个女子，虽没有简体字的直白、性感、火辣，但她的态度、她的气质、她的摇曳身姿传递出的是另外一种端庄典雅，一种从骨子里散发出来的致命魅力。
被称为台湾最早社区的眷村，在它的每间屋子里都有讲不完的精彩故事。不了解眷村就无法真正了解台湾的今天，就无法真正了解我们的父辈。因为时代的原因，眷村的疆域曾经被人心自动圈起，也因为时代的原因，眷村的质地被外界着意扭曲。正因为如此，凝结在这片海岛上的“眷村文化”才具有着非凡的人文价值。如同我们每名曾经生长于眷村，又走出眷村的孩子，回眸再看此地，它依旧“活色生香”，永远不会“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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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带给我的大场面(1)
本报讯：在日前举行的第50届纽约国际电影电视节颁奖礼上，凤凰卫视《凤凰全球连线》栏目主持人胡一虎在与西方主流媒体的角逐中胜出，获得最佳新闻节目主持人奖。作为全球电影电视界，最具国际视野的竞赛之一的纽约国际电影电视节2007年度颁奖典礼在纽约举行。今年，在有美国、加拿大、韩国、日本、德国等全球41个国家主流媒体参赛的情况下，凤凰卫视成为华语媒体当之无愧的赢家。
17年的新闻从业让胡一虎从一个腼腆害羞的男孩儿，成长为面对国家元首仍然泰然自若的成熟男人，也让他从一个喜欢对一个稻草人说话的胡一虎，成长为连线全球的凤凰主播。Tiger说，他从小就在幻想有一天自己走到奥斯卡颁奖的舞台的情景，但是作为新闻人的胡一虎最终没有因为演艺才华而站到星光灿烂的舞台，却在凤凰卫视这个平台上以“最佳新闻节目主持人”的身份让儿时的口语练习派上了用场。
这是2007年年初，一家媒体对我在纽约获奖新闻的报道。
自说自话，自导自演，故事挺无聊，但却是我童年时期非常真实的自己和非常真实的生活。从自我陶醉到折服他人，是一个主持人拿口辞来做文章的职业本领，和别的科班出身的同行不同的是，我这份本领的修炼是自小就在家门前的稻田开始的。在胡家的孩子们被父亲带领到稻田前练“浩然之气”的时候，父亲的初衷并不是要将我们培养成什么明星主播，而只是父亲独家发明的我们胡家独有的强身术：从内在到外在的全面修炼。每次跟随父亲来到稻田边，他会先让我们收腹挺胸，正视前方，然后吐纳丹田。为了让我们集中精力，他会像《皇帝的新装》中的裁缝一样，将简陋、空旷的荒地描绘成将军秋点兵的万里沙场。我会跟着父亲一样在想象中陶醉，这种神奇的想象力真得催生了我最初的“梦想果汁”，使得我在父亲营造的“虚拟大场面”中开始梦想的拔节。
父亲的苦心并不在于只是讲一些空洞的大道理，而是用心对我从身与心进行精心调理。我自小就是个体弱的孩子，为了让我成长为小小男子汉，父亲的心思简直用尽。不知是从哪里学来的偏方秘籍，从我很小的时候起，父亲就一直要我吃生鸡蛋。在当时家里生活条件并不是很好的情况下，鸡蛋对于我们来说已经算是一种奢侈的开销了，不知道父亲是怎样坚持下来的。那时的生鸡蛋还比较干净，但是会有一种腥味，父亲会有心地去配一点糖水，要我喝下。尤其是在我参加演讲比赛之前，一定要特别给我调生鸡蛋吃。后来我接触了一些学声乐的人才知道，他们也会通过吃生鸡蛋来保护自己的嗓子。
从我踏入这一行到现在为止，与我一直充满争议的长相相比较，最让我有自信的便是我的嗓音。小时候参加演讲比赛，我的声音往往会成为让人印象深刻的部分。我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去考中视节目主持人，曾经有一个评审竟然说：“你的头发实在够卷，我不确定你的样子观众会不会喜欢。但是你这个声音非常好听，你做广播绝对是一个吸引人的人。”我知道，我的这副被评审称为“让人家有遐想”的好嗓子绝对是我父亲倾心打造出的杰出作品。也许当时的父亲并没有想到，他只是用自己的方式关爱儿子，若干年后自己的儿子最终会以这副好嗓音闯荡大江南北。
直到现在，我还非常喜欢吃蛋，我的同事都知道，无论茶叶蛋、荷包蛋我都会吃，一天都可以吃8个蛋，可能就是怀念小时候蛋的味道，因为蛋里有父亲的味道，有他栽培儿子的苦心在里头。父亲还有一道“最著名”的拿手菜—锤肉，用猪肉配上蔬菜，再用面粉和在一块，用锤子捶扁，再跟豆腐弄在一起蒸，特别美味。这个做法也是父亲从家乡带回来的，是安徽的一道地方菜。锤肉是我们家的一个精神指标，只要我演讲比赛拿了奖项，或者在其他一些方面表现不错，总之只要是具有特殊意义的特殊时刻才会吃到父亲的锤肉。记得父亲每一次做这道菜的情形：年过半百，体重将近九十几公斤的他，蹲在巷子里，拿着重重的锤子用力捶肉。汗水从他的后背一直流下来，他就将毛巾放在旁边，时不时地擦一下，再继续卖力捶，父亲的每一锤似乎都像鼓点敲打在我的心上??看到这一幕，我就会想，我一定不要让父亲失望，我一定要给家人争气。
王尔德说：“我们都处在沟中，但是其中一些人在仰望着天空的星星。”在物质贫乏的眷村童年时代，父亲便是那个引导我仰首看星星的人。就在这个学会仰望的过程中，我开始体味到了超越现实生活的快乐和创意的神奇。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开始着力磨炼我登台讲话的胆识。10岁就开始做高雄市政府儿童节大会主席（类似于小主持人）的我在当时在台上也许更多的是凭借着一种“初生牛犊”的冲劲，但这冲劲背后少不了的是父亲的教育和指导。每次上台之前，父亲都会带我到屋顶上背稿子，他决不允许我带着稿子上台，“稿子要不就背下来，要不就到现场发挥”，这句话直到我现在主持节目的时候都会记得。父亲会叫我把手背到后面站直，脸上要保持微笑，有时候我会反驳他说：“不要了啦，这样子太假了。”父亲则不以为然，继续以他的“胡氏风格”教导我。上场之前，父亲还会带我去洗手间，用水把我的头发梳得平平整整。“各位叔叔、伯伯、阿姨，大家好，我是儿童节大会主席胡一虎??”穿好妈妈设计的小西装，戴好姐姐制作的领带，舞台上的我神采奕奕，台下的父亲还忘不了蹲在地上弓着背为我拍照留念。这是父亲带给我的大场面，也是全家一起为我支撑起的“大场面”。而如今当我坐在主播台上向全世界说出：“全球的华人你们好，我是Tiger胡一虎”的时候，我知道，这是属于父亲和全家人的胜利和荣耀。
父亲带给我的大场面(2)
台上的瞬间荣耀总是一闪而过，重要的是要在台下辛苦的实力积攒，“成语故事”是父亲给幼时我的最好精神佐餐。父亲给我讲“无明苦海”的故事，告诫我无知才会愚昧，有知才可以使人明智。给我讲“赤珠之得”；让我知道“吹到狂沙始到金，没有经历过艰辛的跋涉，又怎能体验到成功的欣喜”；以及“仙人摔跤”所蕴涵的“谦受益，满招损”的道理；在“不作不食”中我明白了“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一天不修行思进，一天就白白浪费”的人生紧迫感。在大学三年级，我终于依靠实力考入台湾中视，成为见习主持人。
大###考、政大、中大你都可攻读，
不料你却选系不选校，
选上了辅大传播，
如今事实证明，
这条路，你真选对了，
幼狮台，你主播过，
青访团，你参加过，
如今你又加盟中视，
独挑大梁，
爸爸想这是你逢场作戏，
不可当做终生职业。
未来的发展：
要向
硕士、博士，
光明大道迈进！
身体为事业成功之母！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此刻的你，
应该早睡早起，
从各项运动中，
锻炼出坚强的体魄，
从高级饮食中，
摄取珍贵的营养！
中国早已不是病夫，
我家从来没有弱种，
愿吾儿
千锤百炼成金刚，
变成泰山石敢当！
在为我整理的剪报本的扉页，父亲整整齐齐写下了这篇《父亲的告白与叮咛》，字字句句，渗透出父亲对我每一步人生路的关怀与期许。就像英国那句很有意思的古谚语—“One father is more than a hundred schoolmasters”（一个父亲胜过一百个校长），从我出生起，父亲就开始以最丰沛的疼爱滋养我的心灵，在我还懵懵懂懂之时，提前为我做好准备，带我走进一个个人生的大场面。
从儿时那种对世界充满“神秘与未知，恐惧与兴奋”渐渐变得羽翼丰满，父亲领我走过了无数个大场面，让我慢慢找到了自己的本垒。进入新闻主持这个领域之后，我曾盼望着有一天能够主持一个大型晚会。在这个晚会上，向万千观众介绍自己的父母，让他们能够在这一天精神矍铄地登上舞台，自豪地与儿子站在一起，接受观众的掌声。到今天，这个我渴望带给父母的大场面依旧是个温馨梦想，还在路上奔走的我，渐渐悟出抚慰父母的不是儿子带给他们的表面风光，而是大场面背后儿子能够拥有的快乐心灵和健康机体。
2007年的第50届纽约国际电影电视节，获得“最佳新闻节目主持人”的我虽然无法让父亲亲眼目睹我领奖的大场面，但我相信天上的父亲会为他的儿子伸出大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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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的内心网络(1)
“再怎么写，也写不过生活本身”。台湾才女朱天文在《炎夏之都》的序言中写出这样的句子。大陆作家阿城曾经评价朱天文的文字有一股侠气和英气，不知阿城是否知道朱天文是在高雄凤山眷村长大的孩子。作为台湾新电影的重要编剧，她的妹妹，也是曾经的眷村女孩朱天心，用反写的青春小说《想我眷村的兄弟们》记录下明澈忧郁的眷村成长史。在小说中，她亲昵地称那些与她共同长大的眷村男孩为兄弟们，因为他们一起以异乡人的身份落户在小岛上，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清明时节他们无坟可上，渐渐明白，原来未曾有亲人死去的土地是无法叫做家乡的。知名制作人王伟忠日前拍摄一部《伟忠妈妈的眷村》记录自己成长眷村的点滴。他从小生活在嘉义建国二村。他说，他想把它留给自己的女儿，就像别人家写族谱，他用碟片当做传家宝，让子孙们知道，他们的祖先一开始来台湾第一块土地居住在哪里。
每位眷村的孩子心中都有一座秘密花园。有人看到了荒凉简陋的生活图景，有人关注到了沦落异地的灵魂，我作为胡家最小的儿子自由奔跑于高雄眷村的各个角落时，体味到的是来自四方各地的中国人用“心”织就的情感互通网络。我将这种沟通方式延展到眷村的疆域以外，同样收获了各色“中国心”。如今已经走出眷村的我依然怀念儿时的眷村生活—在什么都有限—空间有限、物资有限的眷村里，唯一无限的是温暖的人情与开放的心胸。
在我心中，眷村是没有“墙”的。眷村的家家户户就像一个大家庭，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见人必须要打招呼，尤其是长辈。放学回家，走进巷口的我一定会一路喊来：“樊妈妈好，李妈妈好，赵伯伯好，王伯伯好。”在门口也一定要大声地喊：“爸、妈，我回来了。”所有眷村的孩子都是这样，见到长辈不叫是会挨骂的。有人说眷村的孩子嘴巴特别甜、最懂礼貌，这也是内地带过去的传统文化的缩影，这种习惯直到现在我还保持着。还记得在录制《纵横中国》的时候结识了马来西亚德高望重的华教泰斗、93岁高龄的沈慕羽老先生。为了表达对老先生的尊重，新年的时候，我给沈老寄去一张贺年片恭祝新春，沈老给我的回信中写道：
接到您的贺年片，真是“快逾平生”，您在百忙之中，而未忘记我这老人家，足见您是一个敬老尊贤古道热肠的人，令人感激又钦佩。
眷村带给我的这种敬老尊贤的传统文化习性赋予我“君子之风”，无形之中为我攒下了不菲的人气。
有一位评论家曾说，对台湾眷村的孩子们来讲，他们对爷爷奶奶的认识是从邻居长辈人开始的。我们会把邻居年长的爷爷奶奶当成是自己的爷爷奶奶，在用一个“情”字勾连起来的人际交往网络中，通常是一家有难，八方相助。我4岁的时候，有一次牙齿疼，痛得在幼儿园的地上打滚，由于家人都不在家，隔壁的陈妈妈就把我带到她家去，给我拿止痛药吃，还让我在她家休息。就连我们家出门，都会跟陈妈妈说，“陈妈妈，我们家的钥匙放您那儿，有什么事情您帮我们照看一下。”眷村人也最喜欢“分享”，平时我们也会将自家做一些好吃的互赠邻里，眷村就像个小大陆，融会了大陆各省人，同时也融会了各省的美食。眷村人可以做出在台湾其他地方吃不到的馒头、凉面、麻酱面、酸辣汤、油条和烧饼、东北的酸白菜、山东水饺、四川粉蒸肉等中国各地名吃，眷村妈妈们做成的私房菜成为独具特色的“眷村美食”。在台北市文化局首次主办的“2006年台北眷村文化节” 上，当时的台北市长马英九在开幕式上致辞表示，眷村是文化的大熔炉，影响台湾半个世纪之久。眷村文化节并非只有怀旧，更希望民众了解眷村在大时代中构成的历史与纹理。当时的台北市长候选人（现任台北市长）郝龙斌则表示，他是眷村子弟。眷村美食也是台北文化特色的一部分，上任后可加以推展，成为台北文化的特色之一。
记得一个故事：两家相邻，以院墙相隔，东院栽了一棵石榴，西院栽了一棵樱桃，春天开花的季节，姹紫嫣红，分外妖娆。但时间久了，两棵树的枝条开始延伸生长，它们逐渐蔓过了院墙的界限，石榴的枝条跑向了西院，而樱桃的枝条呢，也无声无息地伸进了东邻。东院给石榴打药的时候会特意给樱桃蔓过的枝条上加药，而西家给樱桃修剪余枝的时候也会动手将石榴的枝条修理好。到了果实成熟的季节，已经相识的两家人互换果实，分外高兴。过了几个月，换了新邻居，原来的两家搬走了。先是东家觉得西家的树枝碍事，便拿剪刀剪了个精光，接下来，西家觉得东家在找自己的碴儿，便索性趁他家没人时，打落了正在盛开的花。秋天，该是果实成熟的季节了，两家的树枝上光秃秃的，只有几枚残叶在秋风中叙说着凄凉。其实生命本是一棵华美的树。如果我们想使自己的生命同时拥有两种果实，就应该学会“分享”，要允许别人将枝条伸到自己的世界里，同时也要学会将自己的成果送到别人的身边。
“分享”不仅仅是物质层面的赠与和接纳，更是一种精神领域的沟通与交流。中国人是一个内心情感十分丰富的民族，但讲求内敛、含蓄的我们并不善于表达感情，当被告知要坚强，要隐忍，要把感情藏在心中，内心便筑起来了一堵厚厚的围墙，密不透风。然而虽然成长在传统的中国式家庭，我自幼接受的教育却恰恰相反—这也许不是眷村文化所带来的—贯以秉承东方传统文化的父亲在与家人儿女交流的时候，却呈现出浓郁的西方特色。在家里，父亲一直教我们“爱一定要说出来”，要我们把心中的情感向家人表达。父亲经常对我说的一句话就是：“小虎，今天学校发生什么事情了，跟我们说一下？”就在中华民族沉默、内敛的潜意识作为一种比较崇高的人际交往方式而被长久地被保持传递下来之时，父亲通过胡氏风格的“分享”与“表达”在自己的家庭内打破了这一忽略了情感需要、抹杀了享受亲情机会的情感方式。记得有位朋友曾经说我“随时随地都有心情夸奖别人”，“帮一点小忙也要感谢人家半天”，这也许就是父亲的“分享”与“表达”带给我的影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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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的内心网络(2)
如果说父亲的“分享”使他的孩子从小就怀有一颗感恩的心，那么眷村的“分享”使得那里的孩子最不怕与人交流和沟通。我们从小就知道怎么跟陌生人打交道，比如有一个陌生人找王伯伯，我们就会说：“您要找王伯伯啊，先到我们家来等一下好了，您先坐在这边，我来帮您倒水。”然后偷偷在旁边观察，然后到王伯伯家说：“王伯伯，有个人找你，他的感觉是怎么样，他在我家，你要不要跟他见面？”也许正是小时候的“训练”，才使得现在的我成为靠“嘴皮子”吃饭的主持人。
眷村的人较少说闽南语，但眷村内部可谓是方言大集锦，也正是由于语言与外界本省人的相对隔绝，眷村这种“原汁原味”的大陆文化才得以完整地保留下来。每当各家在军中的父亲们回家的时候，就能够听到各地方言同时在喊“爸爸回来了”、“爹回来了”。眷村的孩子在这样的环境长大，可以说是见多识广—虽然不一定走过很多地方，但是却能接触到中国各地的文化，五湖四海的人浓缩在我们眷村里。有些孩子的父母因为各种原因会把孩子放在邻居家里，由邻居代为照顾一两天或者更长的时间，孩子们今天吃东北的大烩菜，明天可能吃的是湖南的熏肉，今天跟爸妈说着山东话，明天就听邻居的叔叔阿姨用四川话喊他吃饭。直到现在我去到内地各省做节目，也一定会先学习一两句当地的家乡话。最喜欢用当地话跟嘉宾和观众交流的我从小就是模仿邻居叔叔伯伯的当地口音来逗他们开心，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从小就没有离开大陆—所有的“省份”都是在我们家的隔壁。
有句古话—仆人眼里无英雄，由于英雄与仆人“零距离”，他们会发现原来无论多么气势磅礴的英雄，生活中都是最真实的平常人，他们也会安步当车粗茶淡饭，他们也会抬头望天企盼团圆，正所谓“近之则不逊”。眷村的生活让我从小就有机会与“英雄”接近，出门就可以看到隔壁在军中威严无比的将军伯伯正在皱着眉头倒垃圾，边走还要边应和着太太从屋内传出的叮嘱声。这一幕让我在主持节目的过程中无论对方是何种高官要人，都有“胆量”去“平视”他们。“说大人而藐之”是父亲给我的智慧书，无论是让人大副委员长乌云其木格少女般的羞赧一笑，还是甘肃省长在电视上对着观众说“兰州牛肉面，有空来尝尝”，我总是在“还原”他们最本来的样子，正因为这种“还原”，他们才会变得更亲和可爱。
而眷村也让我最大限度地接触了“草根阶层”的生活。眷村的阿姨伯伯们都是最质朴的草根阶层，我的亲朋好友有许多都是在各行各业做着最普通的工作。如今的我总喜欢结交幕前幕后各个不同行业的朋友，无论是政坛叱咤风云的官员，还是路边小小冰店的老板，他们都是我人生积累的人脉资源财富。眷村这个小社会的成长历练使得我自小拥有了与外界沟通与交流的本领，到成年以后入职媒介圈，这项本领更使我受益匪浅，见识各色人心的眷村生活历练了我与草根、与精英打交道的视野与胆量，任由我纵横人心江湖。
“胡一虎，你为什么能让草根阶层和精英阶层级对起话来？你是如何找到这个对接点的？”在2007年《一虎一席谈》一周年时举行的论坛上，很多专家学者都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当时就讲了一句话：“因为这不是《风云对话》，这不是《冷暖人生》，这就是《一虎一席谈》，《一虎一席谈》就是不同阶层、不同利益之间的博弈。”在其中多元声音的出现可能会“杂乱”，但是绝不是“无章”，它需要让不同阶层的人都静下心去听听，在你隔壁的这个阶层的人是怎么想的，这种声音的传达是最重要的。今日想来，自己在媒介圈闯荡十几年还是未能走出“眷村”的地界，那里孕育了我最初的“精英意识”，并促成了我的“精英意识”与“草根情结”的融合，两种特质的兼而有之使得我在《一虎一席谈》上还算能够自由贯通上下左右，将个人天性与职业特色适当结合。
眷村草根的力量在于他们的真情义。记得我的同事陈晓楠写过一篇文章，文中称我为“见面就想拱手抱拳的人”。我生平最怕别人喊我“虎哥”，一听到“虎哥”二字便有一种莫名的责任感。高中时代，学弟学妹们的一声“虎哥”可以瞬间让我豪情万丈地请他们吃饭并豪情万丈地埋单。直到现在仍是这样，连我太太在结婚前几年，都会以用“虎哥”作为筹码来实现她的“目的”，也许这就是眷村人最看重的“义气”情结吧。在眷村长大的电影大师杨德昌的作品《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就充满了眷村中“重义气、重情感”的特质：小公园的精神领袖Honey看起来是全片中最超凡脱俗的人，全身都笼罩着神秘的色彩。用片中小明的话来说：“人人都怕他，但其实他最老实。”所谓“老实”就是刚直不阿的仗义情怀。虽然眷村的少年在父母对生活和前途的未知与惶恐之中，往往会组织帮派来壮大自己幼小薄弱的生存意志，但在他们江湖的刀光剑影的背后透出的是一种“重义气、重情感”的游戏规则。从现在来看，尽管生于闽南的母亲给了我南方的血统，来到北京后的我发现了自己骨子里更多透出的是北方人的天性。无论是《纵横中国》的豪情，还是《一虎一席谈》的霸气，儿时并没有进入眷村“江湖”的我俨然已经结结实实地继承了眷村这种“重义气、重情感”的真情特质。“血性”只是眷村“帮派”不曾遮掩的外表，而真情却是其内部永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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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为本的内心网络(3)
眷村的这种以“情”为核心的人心江湖是何等地动人心魄，是它让我在金钱与情义之间没有丝毫的徘徊就可以选择后者，是它让我在混沌的成长年代就具备了善良的眼神和沟通的天赋。每当我在节目上打出内心的“感情牌”，每当我以“义气”为标杆选择身边的知己朋友，“眷村气度 ”是“眷村”这个表面上贫穷混乱的地方所演义出的“情义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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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痊愈的秘籍—音乐(1)
一直都笃信，音乐是老天对我的分外垂青而送给我的最美妙的礼物。
年少轻狂的我用南胡发泄青春期的压抑与郁闷，为轻轻浅浅的心思涂抹深沉的底色；中年来临的时刻拿钢琴曲做药剂默默涂抹情绪的暗伤，感慨岁月流逝与早生华发；甚至自然界的旋律也可以被我用来做催眠药，这个特效药就是高雄西子湾的阵阵涛声。
很难想象如果当初没有母亲执著的坚持，不能与钢琴结缘的我现在会过着一种怎样单调的生活。从我第一次将双手放在黑白键上的一刻开始，我就知道钢琴将会给我带来一种“不劳而获”的成就感与满足感。也许没有人会相信，可以用钢琴随心所欲表达内心情绪的我学习钢琴的时间竟不到一年，就是这样一件老天送给我的神秘礼物，让我每当面对工作与生活带来的疲惫和失落，希冀变得虚无缥缈时，总会为我烦躁的心灵带来平和与宁静。罗曼·罗兰曾说：“音乐，你抚慰了我痛苦的灵魂；音乐，你恢复了我的安静，坚定，快乐—恢复了我的爱。”音乐像一种带有魔力的催眠，通过手指触碰在象牙琴键所带来一种精神的愉悦，这是没有任何事情能够取代的—这个触碰的过程，刺激你手指的末梢神经，还刺激你的大脑，甚至刺激你的情绪和感情—这是一种最微妙的化学反应。
第一次接触“钢琴”是在小学四年级时的一次合唱比赛的排练中，刚好站在伴奏同学旁边的我一下子就被她手中的那件美妙的乐器吸引住了。其实那只是一台风琴，弹琴的同学我已不记得她的名字，但我永远记得她那双手。印象中她当时已经学琴学了很久，看她的手指优雅舞动在黑白键，从她指尖就流淌出了美妙的旋律，后来在整个排练的日子里，我一直都在偷偷看她为我们伴奏，然后有一天在排练休息的过程中，我坐在风琴前，第一次将双手放在这排既熟悉又陌生的琴键上。
然后，我就完整弹出了我们合唱的那支曲子。
这就是我与钢琴的“第一次亲密接触”，仓促，短暂，却足以让人兴奋不已。从那以后，我每天放学就会步行二十几分钟，到眷村外的那些有钱人家的窗外，从外面偷看他们家里的孩子练琴。只要听到钢琴声，我的心都会颤抖，像是那琴声侵入了我的灵魂，瞬间就引领我进入到另外一个神奇的世界。回到家里，我就在自己的左小臂上画出一排“琴键”，自己的右手就在“琴键”上模拟地弹来弹去，整个人就像着了魔一样。面对我的痴迷爱好，父亲却坚决不同意我学钢琴，他说：“男生学什么钢琴呀？多没出息，好好念书就行了！”然而我知道，身为5个孩子的父亲，军中的那一点有限的薪水已经让他连维持整个家庭的生活都很艰难。学钢琴对于生活在眷村的孩子们来说近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即使面对其意切切的小儿子，他也只能给予拒绝。这时，我的母亲做出了一个让我至今都难忘的举动—她默默地瞒着父亲东挪西借，竟然为我买回一架小风琴！当时的她也许并没有意识到，这架小小的风琴对于以后儿子的生活会何等的重要，为了满足儿子的心愿，贤惠善良的母亲第一次欺瞒了父亲。
如果说父亲为我打下了扎实的文学功底，而我对音乐天生的敏感则是传承于我的母亲。母亲天生丽质，并且天生一副歌星般的好嗓子，但受传统影响颇深的父亲一直不同意母亲向演艺圈发展。此后，母亲也只是在家里唱一些《绿岛小夜曲》之类的小调来表达心绪，有时我会用小风琴为母亲伴奏，母亲就与家里的椅子共舞一曲，在儿子的音乐伴奏声中陶醉不已。今天的我再回想那时的母亲，她之所以会不顾一切去实现儿子心中的梦，就是不想让儿子再尝到梦想无法成真的遗憾与痛苦的滋味。
在母亲的坚持下，胡家的孩子也开始学习钢琴。为了节省学费，我和比我大一岁的三姐开始“同时”去上钢琴课—固执的父亲坚持认为男孩子学音乐没有出息而让姐姐先报了名，我则是以“帮姐姐拿包”的名义坐在旁边听老师讲。很快地，坐在一旁的我经常因为受不了总是犯错误的姐姐而“自告奋勇”地替姐姐来弹，后来连老师都来劝父亲说：“胡先生，也许您的儿子更适合来学习钢琴。”这时的父亲才让姐姐和我“换了位子”，开始让我学钢琴。没想不久以后，并没有花费太多的精力却已进步飞快的我竟然“炒掉”了老师—家里不得不再为我聘请其他老师。现在想来，我真正学习钢琴的时间，全部加起来也只有一年，其间就是在不停地跳级、换老师，大部分时间便是自己练习。还记得1982年，14岁的我在高雄市中正文化中心至善厅参加了“陈凰衿学生钢琴演奏会”，演奏了《克莱门第小奏鸣曲op37》和巴达捷夫斯卡的《少女的祈祷》。感谢父亲为我仔细收存了当时演奏会的门票，使我在多年以后还清晰记得自己的钢琴演奏处女作。
钢琴启迪了我对音乐的感悟能力，更增强了我的自信心，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开始相信，每个人都会得到一份老天送给自己的神秘礼物，只是需要花时间去寻找—感谢我的母亲，让我找到了属于我的礼物，一种可以“不劳而获”的成功。
对音乐的领悟是一种灵魂与灵魂的一拍即合，是一种无法用文字表达的神秘快感，是只有真正理解这种感觉的人才能体会到的那种深入骨髓的淋漓畅快。音乐使成长在眷村的那个顽皮不羁的我找到了最初的内心浪漫，也让他找到了自我痊愈的秘籍。每遇世事不畅，烦闷神伤时，我便蛰伏在音乐的洞穴里，让动听的曲子通融至五脏六腑，让音乐那一串串纯真的感触镶嵌于心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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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痊愈的秘籍—音乐(2)
忙碌的工作会使我身心俱疲，偶有闲暇，倾听音乐则是我最主要的休息与享受。沐浴在音乐那神圣而奇妙的世界中，说不清是心情随着音乐走，还是心情在寻找着音乐，这不是能够用简单的乐理知识就可以解释的微妙情感。有人说好的音乐可以使人高尚，可以使人更具人格特点，但我认为，好的音乐一定是会打动人的心灵，与人的心灵发生共振，牵动人的大脑神经中枢，让人的思绪完全沉浸于音乐之中。坐在钢琴前的我经常会“忘掉”周围的环境—时而有一种纯净超脱的感觉，时而有一种想要飞翔的冲动。
1799年的一天，贝多芬在音乐会上听到莫扎特的《C小调协奏曲》后，对着他在伦敦的出版商喊叫起来，“克拉默，克拉默！我们永远写不出这样的东西！”两个音乐大师之间的惺惺相惜是对音乐中“真诚”元素的热切呼应。音乐中最好的东西是真诚的情感。好的音乐永远只是第一人称的，是“Be Myself”般的纯粹。约翰·列侬曾经说过：“（在我的音乐中）除了‘我’，我也确实不知道任何其他的东西了，这是真诚最基本的含义。艺术家应该为自己真正相信的东西而奋斗，艺术应尽可能传递真诚的信息，最好的艺术不是刻意为之，而是情感的水到渠成。”喜欢列侬不是因为他精湛的吉他或者演唱水平，而是他那种“真诚、简单”的情感表达。就像他自己所言：“我的吉他弹得很烂，但我是一个了不起的吉他手，我能用简单的技术，创造直达灵魂的语言。”记得当年鲁宾斯坦曾在自传中承认，论技巧霍洛维茨高出他不少，但他直言不讳地认为自己胜在对音乐的理解力。他说自己是一个音乐家—言下之意霍洛维茨只是一个演奏家。只学过一年钢琴的我自认琴技平平，但这并不妨碍自己任何情绪的畅然抒发，演奏到投入时，激情四溢的我表情和动作都会极度夸张。我不敢妄言自己对音乐的领悟力，但我有对音乐的热爱。从来都不怕登台演奏的我坚信，比起那些钢琴技艺精湛而没有用心弹钢琴的人，我赢在投入的感情。说到激情与投入，郎朗无疑是这种夸张美学和炫技艺术登峰造极之翘楚。我一直非常喜欢郎朗的演奏，他可以大幅度地扬头、甩臂，他的手指、他的身躯、他的腿甚至他的心，都随着变化的音符演奏着，这是一种刺醒你沉睡神经的激情。我最能懂得在这种张扬的背后，绝不是“刻意的表现”，而是情之所至的自然流露。在一次郎朗的演奏活动中，作为主持人的我对郎朗说：“虽然我钢琴弹得没你好，但我的激情不输你。”在台上介绍他的时候，我要求台下的观众全体起立欢迎郎朗—我也是在用我主持的激情去激发他演奏时的情感共鸣。
反复排演、追求完美，一个“演奏家”也许会表演出精美无瑕的旋律，却无法进入能够打动人心的状态；相反一段出其不意的即兴爵士，一段精美巧妙的吉他华彩，倒会成为激发情感的催化剂。可能是由于我对音乐的痴迷，也可能是机缘巧合，入行以来，我主持过很多场音乐会。在山东主持盛中国夫妇的小提琴演奏会时，演出即将结束，盛中国夫妇在台上向观众鞠躬致谢，事前做了功课的我突发奇想走到钢琴前，即兴演奏了一曲《祝你生日快乐》，献给当天生日的盛太太，惊讶的盛中国夫妇在台上非常感动，后来盛中国先生激情演奏最后一曲，答谢我和现场观众为他太太的真情祝福。
人生就像黑白键，用最简单的元素创造出最复杂的情感，喜欢爵士的随意即兴，恰如自己来编织人生梦想般的自由。演奏钢琴时的我总喜欢“不按常理出牌”：在凤凰卫视的才艺大赛上，我演奏的是自创的“凤凰组曲”，将两岸三地的名曲组合在一起联弹，献给成就我跨越“两岸三地”职业梦想的凤凰；去乌镇领奖，应邀在现场演奏钢琴的我得知颁奖地点设在可以看到月光的水边，便自己编排演奏了一曲“乌镇月光联想曲”，将《月光曲》、《月亮代表我的心》和《菊花台》三首歌连在一起，融合进去“中西、古今、古典现代”的各个元素。我视主持不同的节目犹如演奏不同风格的曲调：新闻连线节目自己像是背对观众的指挥家，精心调动所邀请嘉宾的演奏情绪，在运筹帷幄之中共同做好大主题曲；谈话节目就像演奏爵士乐，上场前充满了未知的兴奋与欣喜—就像无法预知爵士乐队中的鼓手会即兴演奏一段什么风格的节拍，我也根本不知道嘉宾和观众会讲什么话，但我一定会把握住整场的节奏，无论起伏急缓，在嘉宾和观众的即兴发挥之余，串联起整场的和谐乐章。
音乐最简单，却又最不平凡，它柔软又坚强，散发着醉人的味道，只要每个人去用心品味它，感受它，它便可以在任何国度里蔓延，也可以在任何个体的生命里滋长。音乐，是老天赐我的神秘礼物，幸运的我已经在它的陪伴下走过了人生的上半场，如今的我每次将双手放在那排黑白琴键上，心境便一如儿时第一次触摸到它们般清澈。音乐—自我痊愈秘籍，毫无疑问，在我人生的下半场中，有它的陪伴我将更加勇敢??
音乐就是梦想，音乐就是母亲，当我满怀感恩地回归到她的身边，她给予我的和向我敞开的永远是一双温柔的双手和拥我入怀的温暖臂弯。
瑞丰新村是我在高雄的家。
父亲已逝，祖屋里还有我的妈妈。
自我痊愈的秘籍—音乐(3)
王伟忠在日前拍摄的《伟忠妈妈的眷村》中记录了这样的一个细节：全村在2005年搬到新宅经国新城，住了五十几年的老房子，转眼拆毁成空，老妈妈相当不舍，还把老家门牌带到新家钉上。王伟忠说，他了解妈妈的意思，除了希望孩子们能随时回忆住了五十几年的眷村，是永远不会被拆毁的，而已过世的爸爸如果回来，“只要看见门牌就知道家在哪里”。
这是两代眷村人的情爱与伤痛。
我们自己的情爱与伤痛由我们自己来关照。
在台湾，我们一定会以“我来自眷村”的回答来代替“我来自高雄”或者“我来自台北”，在我们的身上太多“眷村”的相同印迹，因为我们的父辈有相似的命运，所以我们是亲密的兄弟姐妹，在一个如此巨大，如此可怕，如此孤独的世界里，我们逐渐意识到，能有兄弟姐妹的陪伴是多么幸运！
“眷村”如同文身符号一般，刻在我们的身体和灵魂里—成为我们永远的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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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BERAL ARTS
80年代、90年代、新世纪，20弱冠、30而立、40不惑—台北见证了我一路走来打拼闯荡，亦成全了我从小即心向往之的主播梦想，同时也给予我初能发挥所长的职业生涯，以及滋味甜蜜的爱情。它甚至还亲眼目睹了我之后的毅然离去，和如今一次次地坦然回归。22年之前独自漂泊的异乡人，22年之后“家在台北”的主人翁—从当初坐着莒光号列车第一次驶入台北腹地的Tiger，到现在每次来去匆匆不断转场的Tiger，我不仅仅完成了一个男人从18岁到40岁的年龄转变，也演绎了从忐忑紧张到从容淡定之间的人生心灵跨度。
向香港出发，向北京出发，向纽约出发，台北于我是一回回人生关口永恒的“起点”。也正是在这之后一次次从陆地或者高空“回归”台北的过程中，我知道自己又一次沿着熟悉的通道进入了台北的体腔。这个城市的每个毛孔都散发着特殊的魅力气息，它日夜孕育并分娩着无限可能，这一切对于我都拥有着致命般的吸引，始终未曾改变对于台北的独特情感，因为台北和台北人的“心”是我再三解读并试图穷尽其解的幽深谜底。
城市之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梁实秋先生就说，台北是一座“贤者识其大，不贤者识其小”的城市。然而身处台北的人都会知道，这座宝岛最大的都会，会在刹那间给你幸福—我的幸福来自于台北是教授我“Liberal Arts”（人文艺术）事业与人生双重理念的福地。
4年辅仁大学的学习，使得我从一个整日做着新闻主播白日梦的高雄孩子，转变成一个独立出镜报道孙中山先生诞辰日，并在毕业前夕代表全省学子在青年大会做主题发言的有志青年—Liberal Arts的专业训练使我在大学校园的象牙塔内懂得什么是真正的新闻，什么又是高尚的记者。
10年“华视”新闻主播的实战，见证我从初出茅庐被观众挖苦为“丑死了”的新手，到蜕变成被美誉为“全岛最性感男主播”的狠角色—Liberal Arts以近似玩笑的揶揄教会我如何艺术化地“做自己”，一场场或精彩或荒诞的现实片段让我初尝人生百味。
7年的转战香江并没有使我感觉自己远离台北，两岸三地之间不断地“北上”与“南下”，国际国内的双重视野，不仅扩充、定型着我的主播风格，也精准定位了我独特的人生坐标。Liberal Arts开始赋予我前所未有的专业宽度与事业广度，在阅尽人心与世事万象的历练中，我一再感恩台北这座城市对我一次次的支持与赐予。
何其有幸，在22年间，我既是台北的客人，也是台北的主人，这样我就可以一直以主观客观双重视角来全面打量它，并以身心与这座城市的一个个真实而幸福的角落相互陪伴，感受并感知着只属于台北的优雅平和、狂飙飞跃、思索的力量以及沸腾的感动。而这些无不都是台北“人文艺术”之城的鲜活体现—Liberal Arts同时是我专业启蒙和职业生涯的双重起点。
父亲的能量(1)
辅仁大学的校歌里有一句：三知是求，明德日新。“三知”就是所谓的“知人、知物、知天”。当一个出身平民家庭的孩子开始独立在外求“知”，往往比富裕之家的子弟能够更快、更准地领悟世态人情，因为他时刻可以以自己亲身经历的“昨天”作为为人处世的参照，本能而理智地回顾最朴实真切的大众生活。这些都使得他可以反复体悟咀嚼社会各个层面所呈现的“面孔”和“人心”，最终在自己的心智里最快捷地找到通往外部世界的坦途。也许他仅仅只有20岁，但是他已经看到并尝试去懂得了40岁，60岁和80岁；也许他刚刚在城市里站稳脚跟，但是他黑夜的梦乡里会经常演绎着自然的春夏秋冬和乡土的人情冷暖。这样的青春已经具备了阅尽人心世事的悲悯与锐利，而丰富立体的心理层次也可以有效穿透城市与故土的界限，进而顺利在大都会生根发芽。
得益于家族的佑护，18岁的我不乏自信和激昂的志气；受益于大海和音乐的滋养，18岁的我不乏浪漫的情调，但我这株茁壮生长于南方的植物，在重新植入新土壤的过程里，能否服得当地的水土？初到台北，我第一次远离故土和双亲，每日走在辅仁大学的校园或者身处街道上川流不息来去匆匆的人群，“陌生”、“心慌”或者“忐忑”的感觉经常会一下子充斥我年轻的心灵，虽然我相信自己可以尽快适应崭新的生活，但是已经习惯了深受父母庇护的我，何以在陌生的台北找到支持心灵的强大能量呢？
此时，又是父亲。因为世间只有父亲深知我的要强，也明白我的脆弱，而我整整4年的大学生活正是在他频繁书信的陪伴下才得以顺利度过—每一周，父亲都会给我寄信，对于父亲来信的期盼以及阅读是我每周给自己预留时间来享受的一项特殊活动，也是我与父亲约定的一个惯性“文字约会”—这一父子之间的“情感沟通模式”一直延续到父亲往生。“写字”在父亲来看是很郑重的事情，即使是写给儿子，他的信函的开首、正文与落款都毫不含糊。那时少年气盛的我并没有细心去读父亲来信的每一个文字，有时草草读后就夹进了书中。直到父亲往生后我去整理父亲的书房，发现他不仅保存了大学时代我的回信，也保存了他写给我的信，父亲怎么会有自己写给我的信函呢？原来每封写给我的信父亲都是先拟草稿，再仔细誊抄后寄给我，自己收存的就是信的草稿了。父亲的“文字”—穿越千山万水，逾越天人之隔。即便父亲已经往生，但记忆里他写字的样子，他整理书信的情景却经常入我梦乡，成为温暖记忆的永久定格。
初到辅仁大学没有几天，我就接到了父亲从家中寄来的第一封信，信的结尾父亲引用了一首古诗：“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恨读书迟。”手捧父亲亲笔写来的家书，我特别懂得父亲鼓励我勤学成才的良苦用心，而这份用心也使得我在最短的时间里就明确自己即将开始的大学4年生活的要义—学习：学习理论，也学习业务；学习做人，也学习处事；学习知识，也学习生活。现在分秒必争的学习，是为了日后的强大与从容，“强大”是锻造自己的实力，“从容”是磨炼自己的气度。自此以后，每周我都会收到父亲如约而至般的来信，父亲的细腻心思反射到来信上就是他将每一封来信都写得体积很“大”，力图在打开看之前就给我很大的期待和冲动。整整4年，我和父亲在家书一来一往的书写之中，享受着和在家时毫无二致的亲情，而他也是在这一封封书信之中时刻教导并见证我真正成长为一个独立的男子汉。
大学4年，我永远不缺少来自父亲的家书。而父亲也好像永远有很多事情要和我讲，他会及时给我讲述高雄家中的一切，也会把自己的所思所感尽情与我分享。此外，父亲还深谙孩子的心理，我在信中流露出的一丝一毫的小情绪都会被他洞察到，于是他会采取旁敲侧击的方法抚慰无助的我安全度过心理的郁闷期。父亲的书信是我大学时代的“脸面”。因为没有电话，他知道我虽然人在台北，但是几乎每天都会眼巴巴看着楼下的收发室里是否有我熟悉的书信到来。这来自亲人与家庭的慰藉在宿舍的小圈子里会分外招人眼红，手捧着每星期父亲如期而至的书信，我似乎就有充足的理由和自信去和同学说：“我有全天下最好最疼我的爸爸。”可见父亲摸透了我的脾气，于是他也不辞劳苦地一直坚持“投我所好”。甚至在有些时候，父亲会特意嘱咐哥哥姐姐们分开来给我寄信，因为他知道，这样一来，我就可以一下子收到好多封信，既满足了我作为孩子片刻的虚荣之心，也让我在接下来的生活和学习中有十足的满足与精神动力。父亲宁可多花些钱在邮费上，也唯恐委屈了独在异乡求学的我—他的心思真可谓无孔不入亦体贴入微。
在父亲来信的信封上，我还会时常看到他特意写给邮差的谢意，诸如“邮差先生辛苦了，谢谢”之类。而他给我写信必然会仔细挑选信纸，每一封每一字都一笔一画绝不潦草，还时不时会特意结合我的实际情况精心撰写对联和诗歌，来对我进行鼓励。每个假期我回家看到自己给父亲回复的书信，信封开口都是被他用小刀仔细裁齐。甚至我们所有家人往来的书信他也都会依次按照日期编上号码，以备保存查收。父亲和家人4年如一日寄给我的封封家书，像一针针“强心剂”一般激发了我求学上进奋发有为的信心和毅力。
父亲的能量(2)
那时候，每逢我收到父亲和家人的来信，宿舍里的同学都会纷纷表示羡慕，有的人甚至跑来和我说：“可不可以请你爸写一封信给我啊。”在同学们的一派艳羡里，我深知自己的幸福，也更加感觉在每一封书信里父亲亲笔写下的每一个字都有如千钧之沉。时至今日，我越发可以感受这看似普通的家书蕴藏的家人的强大合力与支撑，这份力量和价值可以延续持久。它使得我当初有勇气飞跃海峡独闯香江，也使得我曾经有魄力驰骋北上纵横中国，甚至也使得我一次次走到了异国他乡大洋彼岸也丝毫不觉胆怯与孤独。
每次收到父亲的来信，看着熟悉无比的字迹，我都仿佛看到父亲在一个个深夜或者天明时分，安静地坐在自己的书房里给我写信，而无论外面是夏日的酷暑还是冬天的寒冷。我念大学的80年代还没有手提电话，虽然学校里有付费的公用电话，但是一般需要排很久的队伍，再者加之考虑长途通话的不菲费用，因此，除了紧急无比的事情，我和父亲的交往全靠书信。回想那些年和父亲笔墨倾谈的经历，我感觉那是一段难得而异常宝贵的人生岁月。相隔两地，父子互相期盼往来飞鸿，从追忆往昔到希冀未来，从家事到国事，从处世之道到为人之思—我们继续把“胡家一席谈”从高雄延续到了台北。也正是由于科技还没有像现在这样发达，我才能够在这种最为“原始”的人间真情联络之中，深切体谅何谓父母之心，何谓天下第一情。
“凭君莫射南来雁，恐有家书寄远人。”近年来，大量具有史料文献价值的家书类书籍同时在两岸三地大受欢迎，读者除却透过“家书”可以看到一个家族间延绵不绝的亲情流传，更可以看到在书信往来背后同一血脉所代代相传的一颗颗纯洁、正直、真诚、高尚的灵魂。在大学时代，父亲坚持给我写信，不仅缓解冲淡了我的思乡之苦，也使得我逐渐在“字”与“纸”的传情达意中体会到中华民族独特的人文传统。父亲通过亲情的纽带，传授于我中华文化的精致与典雅，这份精致典雅体现在他字里行间的遣词造句，也体现在他谆谆教诲之中所流露的温厚之风。中华文化是我与父亲永远不断的心灵之桥，正是从大学时期起，我感受到父亲敬惜字纸的性情，自己也开始对于那一个个原先熟视无睹的方块字倾注情义。以至于今日想来，当年每一次我和父亲提笔下字撰写家书之时，虽然异地异时，但彼此之间是那么心有灵犀息息相通—这一切都是源于在我和父亲看来，写信其实是一种情感沟通的“仪式”，铺纸写字，见字如面，一招一式之下都传达出中华文化的深沉气韵，正是这种神圣而庄严的仪式之感使得我们在写信中苛求完美亦追求真诚。在这份“完美”与“真诚”的呵护之下，我在辅仁大学的每一天都始终沿着设定的“正方向”青春轨道逐步向前。
大四临近毕业，我被推选为全台湾青年节大会主席，要代表全岛青年上台发言讲话。当我自己拟定了发言稿，第一个想到征询意见的人就是父亲，由于时间紧迫，将发言稿寄达父亲已是不可能，于是我给父亲打了一次很长的电话。父亲一定要把发言稿听得非常完整，于是叫我一字一句地念给他。我说：“爸爸，这是长途电话，我念快一点吧。”父亲说：“念慢一点，慢一点。”他在家里的电话旁边一边听我说，一边尽量详细地做着笔录。就在这份笔录的基础上，父亲当天连夜给我做了仔仔细细的修改，第二天以加急信件寄到台北。等到我拆开这一封厚厚的信，看到父亲一笔一画的修改意见，不禁想到自己小时候第一次在父亲公司的儿童节大会上发言，也是在临上台前，父亲亲自帮我抹平衣服的褶皱，再用水梳顺我的头发，手把手牵着我登上人生第一次的舞台。而之前在家中，他已经帮我“彩排”过许多遍，尽管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孩子的发言，父亲也格外看重并认真辅导，细致到我的语气、手势和眼神，他都一一示范，亲自把关—从顽童幼儿到翩翩少年再到可以代表全台湾青年发言的大学生，22年过去，父亲的爱未曾改变一分一毫，他把每次我的“上场”当做自己的“上场”一样重视，因此每逢成功的时刻，我最想第一时间分享的人也永远是父亲。
父亲的家书有时还是我们全家孩子赖以谋生的“救命稻草”。当初我三姐在单位做主管，不会写企划书，马上打电话回家找父亲寻求帮助。亏得父亲经验丰富又写得一笔好文章，他连夜认真负责地帮三姐写出样本，并在信里嘱咐“这次我帮忙了，下次要学着自己写”。可以说，父亲的文字不仅仅是我们父子（女）连心的情感纽带，也是他手把手交付每一个子女求得生存的绝好教材。
据说这个世界上一生写信最多的人是法国作家伏尔泰，他毕生所写书信达21 000封之多。父亲在我整个大学4年期间和我通信坚持不断，虽然数量不可与伏尔泰相比，但是和伏尔泰启蒙了法国民众的民主思想一样，父亲也是我台北求学时期的精神导师。我们在书信里继续着“胡家一席谈”，也在纸笔间共同体味着中华文化的古典气韵，而每逢至关重要的时刻，父亲的信也总能使我感到他就在近旁给我传递无穷能量，如同那个网络故事里的“伞”一样，父亲的书信一直在晴天里帮我遮蔽烈日，乌云下为我抵挡风雨。在这把精神之伞的笼罩下，我才可得以自如进退，也才开始学会把从他那里汲取的人性魅力尽可能完美地融入自己如今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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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能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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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大都会的橘子(1)
和西方文化强调的“Face to Face”（面对面）不同，中国人似乎有一种深深的“背影”审美情结。对比于人际交往之间常态的“正面”，“背影”这一体态符号早已被中国人视为连接人心的固定图解。哪怕一个人再有多么坚强和伟大，其背影却常常会毫无隐瞒地呈现他人性中不可承受的脆弱。每一个看似强悍伟岸的身躯都一定有常人不可触碰的柔软地带。只有心怀善解人意的悲悯，我们才往往会注意到那些霍然转身之间流露出来的人性真实悸动。因此“背影”在诸多东方的艺术表达里都被诠释为一种近似肃穆且含而不露的深情。自从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名篇《背影》问世以来，“背影”更成为剖析中国式父亲的一个人文符号性视角：
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深青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再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往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
每每读到这篇《背影》，我都会想起在我即将奔赴台北求学之际，父亲也是和朱自清散文里描写的一样，一路扛着我的行李，亲自送我到高雄火车站，而且在我的行李中也有一包家人特地为我准备的橘子。那是我长大成人第一次离开家，离开父亲。他是从小栽培我的人，因此在我的心目之中，长年以来他既是父亲也是老师。我离开高雄，父亲就如同看着一个徒弟要离开他这个心爱的师傅，马上远走他乡独立闯荡一样—何况这个徒弟还是他亲生的儿子。直到现在我也无法体味那次离别时刻的父亲心底充盈的是怎样的一份心情，自己从小到大虽然不是锦衣玉食的公子，但绝对是父亲母亲的心肝宝贝，平日生活中的一切俱已被家人安排得舒服无比。对于我这次北上求学，又是第一次搭火车出远门，父亲母亲早早就把我衣食住行的各项用品都打点得清清楚楚，从牙刷、牙膏、棉被到手纸、梳子等应有尽有，于是我的行李包足足有数十斤重。当我们下了出租车走进火车站后，父亲又仔细端详了行李包的绳结是否捆扎结实，年近六旬的他用力将这个大包背在了自己身上。随着人流边往前挪步边嘱咐我在车上要拿好自己的票，要看管好行李，我执意要帮父亲背行李包，可是父亲对我说：“你只要好好念书就够了，不要操心其他事情。”到了站台上，父亲很少和我说话，只是反复整理着行李扣，时不时紧张得望一下铁道，然后趁擦拭汗水的瞬间看一眼我。喘着粗气的火车隔离开了站台上沉默的父与子，坐进火车的我忽然感觉我的父亲就像刚才那辆“疲惫不堪”的火车，一生负重为家庭，一生奔波为儿女，他的苦和累有谁知道？又有谁能和他分担？车窗外的父亲只是告诉我路上渴了吃橘子，到了台北别想家人，好好读书。那时初谙人世的我只是一个劲儿佯装点头，却情不自禁地背过身偷偷掉泪。火车开了，看着父亲在我的视野中渐行渐远的身影，手捧着还带着父亲体温的橘子，我对着车窗外的天空失声大哭。
哭声里，有对家人和父亲的无比依恋，有对陌生远方的恐惧不安。我感到自己脚下的路和心里的梦即将和一个陌生的大都会相撞遭遇，年轻的我有独自征服它的力量吗？
“爸好、妈好，我回来啦！”兴奋地从部队赶回家，想到马上能品尝妈的好手艺，不禁乐在心底。爸闻声而出，帮我接着右肩的行李包并说着：“你妈去菜市场买橘子了。”天啊！妈又去买橘子。我的心开始焦急。
口干舌燥又火气大，每年夏季定时折腾着我身心。妈总以为橘子能去此苦，时常买橘子榨成汁给我喝。但自从橘子害妈妈被车撞到后，我就很怕妈妈出去买橘子。
大二春假，我在剑潭接受青年友好访问团团员集训，第一天报到晚上，接到二姐的电话：“小弟，赶快打电话回家。爸妈想知道你的近况。”奇怪了，前几天才写了封家书，二姐为何如此着急？由于集训时间扣得紧，加上要求团体行动一致，乃放弃打电话回家问安的念头，只盼集训结束好还乡。好不容易度过一周的集训，立即搭乘莒光号回高雄。但是，一进家门，“爸好、妈好。”喔！妈不好了。猛然看到妈妈脸上左眼角斜挂着约六公分的缝合疤痕。我惊问：“妈，你怎么了？何时受伤的？我都不知道。”记忆中，O型血的老妈总藏不住话，一件小事或社会趣闻在她口中犹如录音带旋转不停。而这件事她却三缄其口，并不准在台北工作的二姐透漏半言。爸看着我一脸疑窦和心焦的眼神说：“你妈看你集训耗费体力，特地跑到市场去买补品，好让二姐给你带去台北。结果，在街上被不守交通规则的汽车撞倒。当时路面除了血迹斑斑，还有??能治你口干舌燥、散落四处的橘子。”我开始感到汗颜又多了点不满：“妈！台北也有卖橘子的，您何必这样费心并倒霉碰上车祸。以后，我自己在台北买橘子。”妈听了之后，露出难过的表情说：“高雄的橘子和台北的橘子不一样??”
从不知高雄的橘子和台北有何不同。然而，入伍后才感受大大不同。原来，高雄的橘子比台北的多了份温馨的甜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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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服大都会的橘子(2)
这是我大学毕业后服兵役时期写的一篇文章，名为《高雄的橘子》。
看似其貌不扬的普通橘子，在我眼中却是这个世界上最能唤起我思乡之情的水果。每逢橘子成熟的季节，不管我身处何地，总会想象自己回到故里家中，似乎是一种生活惯性使然。
我自幼就爱吃高雄蜜橘，父母认为橘子甘甜去火，有解渴润嗓的功效，就常常应季买回大量柑橘放在家中，任我们兄弟姐妹吃个够—在我童年清寒的岁月里，是橘子满足着我们永远也填不满的馋嘴巴，也成全着父母浓浓的爱子心切。吃橘子是我经常回想的童年记忆中一家人其乐融融的常见场景。直至我到台北上大学，每逢柑橘上市，我都会不由得想念家中的橘子，似乎台北的橘子味道和高雄的是那么不同。“知儿莫若母”，只要我放假一回到高雄老家，除却焖在锅里早已做好的我最爱吃的饭菜，还总是有一篮又大又圆的新鲜柑橘永远在等待我。而每逢再次离家返校，父母为我准备的行李里也必然会有几个橘子。甚至只要有认识的亲朋往来于台北和高雄，父母都会特意托人给我带高雄蜜橘。每次收到沉甸甸的橘子，我每吃下一瓣，都感觉到自己似乎又回到童年，在父母身边任性地接受宠爱。看着个个饱满圆润的橘子，我亦分明知道那是父母不顾年迈之躯在市场上一个个精挑细选，再苦口婆心地拜托别人带到台北—他们的爱子之心是如此简单而容易满足，他们只是想让我虽然人在台北也可以和在家时一样吃到美味的橘子。
就像我文章里写的那样，母亲总是说：“台北的橘子和高雄不一样。”随着年岁的增长，我越发明白母亲这一句朴实的话语里面所包含的未尽之情。而这份懂得在身为人子的我却不是一开始就懂得的。大学4年，父母捎来的橘子淡去了我初到都会的乡愁，也让我这个来自南部的青年在台北交到了真正的朋友，使得我在茫茫人海的大都会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认可与尊重—同时，这小小的橘子也让我在又一次极为重要的人生关口领略到血浓于水的亲情力量。
从小到大，父亲不仅悉心关注我的成长，他还努力在我周边经营友好善良的人脉圈层，使得我即使远离他的庇护，也可以照样得到别人的眷顾。自我上小学开始，父亲都会善待每一个来到我家做客的同学，他会慈眉善目地和他们打招呼聊天，请他们吃家里的零食点心，如果碰上吃饭，他则一定邀请他们留下来用餐，往往还会亲自下厨，炮制大餐。因此很多同学都喜欢来我家，他们喜欢我父亲，觉得父亲待他们就如同是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正是在这看似不经意之间，父亲帮我建立了与同学的人际网络。
等到我即将去台北读大学，在临行前一天，父亲特意从市场买来很多橘子，他跟我说：“你把家里的橘子带着，把高雄的水果带过去给台北人吃，跟人家分享一下我们高雄的热情。”看着这些最为普通的水果，年轻的我丝毫体会不到父亲的一番良苦用心，反而觉得带着这些橘子去台北是多余的，因为台北也产此物。最后还是在父亲的一再坚持之下，我才带着橘子第一次走进了辅仁大学的校门。没有想到父亲的橘子大受欢迎，很多初识相逢的同学因为高雄橘子和我结缘，他们吃着我带来的橘子，吃出了南方城市高雄的阳光味道，吃出了父亲对身在他乡儿子的无尽关爱，同时也把我视为一个值得相交的朋友。以至于后来每次开学返校，老同学见面，大家都会纷纷问我：“胡伯伯这次有没有给我们带橘子啊？”煞费苦心的父亲每次也都不会叫我的同学们失望，都是早早给我准备好最新鲜上市成色也最好的橘子带往台北。因为父亲的橘子，许多原本陌生的同学开始和我相识与相交，我由此自认为是大学4年最幸福的人。尽管和那些大都会家庭背景出身的同学相比，初入大学校门的我显得不是很会讲话，但父亲的橘子有如世界通用的微笑一样，在第一时间帮我传递了来自我们家族的礼貌与热情，也帮我迅速调整好了在成人世界里与人交往的正确心态，使得我在赢得尊重与信任的同时，也学会如何与人相处。我从此知道：只要足够真诚，将心比心，别人就会喜欢你也信任你。
高雄的橘子不仅给我带来了世间真情义，也带来了精神大智慧。
大三那年我谎报年龄参加了“中视”的录取考试，那是“报禁”解除后的第一年，也是“中视”第一次大规模地面对全社会公开招聘。我这个普通家庭走出来的大学生没有丝毫的后台背景，在施行“报禁”政策的年代，进电视台就好比上天无门一般困难。当我看到报纸上刊登了“中视”招考的信息，我感到自己生逢其时赶上了前所未有的好机遇，于是也不顾还没毕业和尚未服兵役的资格审查，就下定决心去考。因为我知道，如果想实现自己长久以来的“记者梦”，参加考试并从中脱颖而出是我唯一可以把握的机会，而现在机会眼见着已经来到了身边，我就绝对不会轻易让它再度溜走。在谎报年龄之后，我奇迹般地一路突围过关，直至进行到最后一关的评审面谈。
为了我这一次的“大考”，父亲母亲特地从高雄千里迢迢坐火车到台北，一下火车就亲自赶到考场给我鼓劲加油。然而，出乎我意料的场面发生了：在众多候考的考生中间，母亲开始给大家发橘子，那是他们特地从高雄一路背到台北为我打点人情的水果。母亲的这一举动让我在人群中一下子感觉很没有面子，面对那些来自大都会家庭背景的同学考生，我感觉母亲无比谦恭地递到他们手里的每一个橘子都显得那么微薄，显得那么“土”。同时父亲母亲的穿戴打扮也是家常装束，这些都使得我一下子在考场里觉得抬不起头来。我趁人不注意，悄悄和母亲说：“不要再给人家橘子了，这样很不好。”后来我把父亲母亲拉到卫生间，有些气愤地抱怨：“不要再发橘子了，你们回旅馆休息吧。”父亲见状，恐怕扰乱了我备考的情绪，赶紧说：“那我们先回去，你觉得不好我们就不做了。”说罢，他们真的马上就离开了。临走我记得父亲还格外嘱咐了我一句：“孩子，好好表现啊，一定要好好表现！”
征服大都会的橘子(3)
待我考试完毕从考场中出来，依旧为刚刚父母亲发给众人橘子的举动而感觉有些尴尬时。这时候很多同来考试的同学纷纷跟我说：“一虎，真羡慕你，有这样疼你的老爸老妈，特意坐火车来陪你考试，还给我们带来这么好吃的橘子。”听了这些话，我怔住了许久，同学们的话一下子像大雨一样，淋湿也点醒了我：天啊，刚刚我对爸爸妈妈说了什么呀？他们一路连夜赶火车，背着橘子来帮儿子做人情，自己居然连问候他们一句“坐车辛不辛苦”都没有。我只管在乎别人怎么看父亲母亲的穿衣打扮，而未曾想过他们是如何幸福而满怀期待地在高雄的集市上为我一个一个地挑选着橘子。我只想着自己要把握难能可贵的机会，通过考试来出人头地，却丝毫没有考虑风尘仆仆的双亲被我从考场生生“轰”走，他们心里该是怎样的滋味？然而，即便这样，生我养我的父亲和母亲，他们一句抱怨的话都没有说，就那样默默地走开了，他们表达完自己力所能及的心意和祝福，留给我还依然是一句情真意切又朴实无华的“好好表现”。现在回想那日的双亲，我悔恨懊恼自己冷漠的言语和行为灼痛了他们的爱心与真心。在那茫茫大都会来去匆匆的街头，没有人知道那是我可敬的双亲，也没有人知道他们的背包里还带着那饱含无限深情的柑橘。今日我虽然已经经历过人间太多的聚散悲喜，但每逢想到那日那时那景，依旧会在刹那间泪流满面。
追溯所谓成功者成功的源头，往往会有一桩桩蠢事横陈于岁月深处。我以自己轻轻浅浅的虚荣与成见如此深重地伤害过海洋一般深厚的亲情。那些由父亲母亲自高雄带到台北的橘子开启了我蒙昧的荣辱意识与尊严观念，是它们告诉我生命中最应该珍视的是什么。当愚蠢的我开始知道父亲母亲对我意味着什么时，“我是谁”同时关联起的是一个贯串中外古今，当今仍在全人类喧嚣不已的话题—身份的焦虑和自我的定位。
对于一个个在现代都会里努力打拼的心灵，也许你真的来自乡土；也许你的双亲就如同我的父母一样，几十年如一日过着朴素平凡的生活；也许你内心一直渴望早日平步青云步入上流；也许在你崭新的环境和天地里，希望周围所有人认识的只是现在的你—可是，请不要忘记，人只有敢于并乐于拥抱过去的自己，才能拥有一个完整的心灵。那些在生活中轻视自己“昨天”的人往往无论在感情还是在事业上都不会长久地拥有“明天”。善待自己最为重要的内容是要善待至亲，要懂得，要感恩，因为每一次看似你自己通过努力而获取的收获里蕴涵的都不仅仅只是你一个人的力量。
父亲母亲在我职业生涯第一次考场上带来的橘子，如同一份及时而残酷的考卷。不幸而羞愧的是，在那次永远不可弥补的答题中，我的分数是不及格，然而所幸无比的是，挚爱的双亲大度地谅解了我的失礼与冷漠，继续用“一百分”的理解和爱来感化教育他们被虚荣蒙蔽的幺儿。以至于那次招考中的竞争对手们最后也纷纷对我竖起大拇指，他们佩服我幸运地同时拥有如此可爱无私的父亲与母亲，他们也看到了那一个个小小橘子里面蕴藏的巨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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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道路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A角B角之争”是江湖里惊心的一部分。
1991年是我步入职业生涯的“元年”，也是我正式涉足电视江湖的伊始。整整10年，伴随“胡一虎”名字出现的前缀是“华视新闻记者”和“华视新闻主播”。从24岁到33岁，是我拥有最多活力与最足激情的人生岁月，但梦想的实现并没有给我带来恒久的快乐与满足。我那日夜分泌滋长无数不安分因子的内心始终在“得”与“未得”之间长期徘徊，做A角和做B角的“PLAY”与“STOP”的数轮角色痛苦转换之间，父亲“第三条道路”的理念既造就了一个擅长主动等待的卧虎，也造就了一个鏖战江湖10年依旧剑无定式的少侠。
A角和B角之外，父亲开辟的“第三条道路”让我时时可以摆脱开江湖的刀光剑影，在内省和反观自我的过程中坚守自己的风格，积存自己的实力；同时也在我出错招的尴尬关头帮我急转方向，弥补自己的仓促行事，佑护我在每一段艰辛跋涉之后安全抵达每一个Landmark：当我参加“华视”招考为最终结果每日心焦之时，父亲教导我:“抢必胜的信心，做最坏的打算”；当我为自己起初只是一个小记者不能出镜露面而郁郁寡欢，父亲告诫我：“有隐忍才有进步，有冲劲才有新闻”；当我在南非费尽千辛万苦最终做出采访曼德拉的独家报道，父亲肯定我：“最危险的地方最安全！最成功的地方最冒险”；当我面对强大的身体精神双重压力，日夜连续坚守在主播台上叫苦不迭，父亲开导我：“能者多劳，有为者当若斯”。
从“华视”一路走来，父亲点拨我“收放相倚、成败转换、攻守互化、福祸共通”，使我逐渐懂得非黑即白的真理在世间永不存在，在那看似决然对立的A角与B角之间，亦存在一条常人看不到的“第三条道路”。时至今日，我依然在父亲引导的这条道路上既如履薄冰又义无反顾。
在“第三条道路”上，所有寻常游戏规则里的Landmark都会被重新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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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撼与哀愁
人生大幕的每一次开启并非都会有期待的掌声响起，刚刚离开象牙之塔，结束兵役生涯，初涉社会的我在一连串的“闭门羹”之中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现实震撼，继而也体尝到濒临梦想破灭的绝望哀愁。
在我的人生履历之中，考取“华视”是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大事件”，很多报道都会说我当年是以第一名的身份入职“华视”的，可是他们不知道的是，在获取这个“第一”之前我在求职道路上所遭受过的接连挫折与落败。就在我被录取进入“华视”之后，这个“第一名”也一度落人于口实，使我曾经饱受非议和冷遇。
在整整两年的兵役生涯之中，我始终未曾放弃自己的“三大台”电视新闻主播梦想。由于之前报考“中视”和后来实习的经历，我意识到“三大台”对于英文要求的水准很高，因此在兵役期间我就努力训练自己的英文，在学习之余每天坚持收看新闻，继续自说自划地“模仿”播报，希望有朝一日再度参加招考并顺利折桂，坐到真正的主播台上，让父亲可以每天都在电视机里看到我的出镜播报。
兵役结束之后的夏天，正好是“三大台”招考的第三期，当时台湾全岛已经解除了“报禁”，因此报考“三大台”竞争异常激烈，无数有志青年都希望在电视媒体中一显身手。而“三大台”之间的人才争夺之势也开始显现，每个台都唯恐对手招到比自己这边优秀的人才而致使自身被动。以上两方面的因素导致刚刚步入第三届的电视台招考日趋进入白热化的激烈竞争。按照当时收视率的市场检验标准，“三大台”的排名依次是：“台视”、“中视”、“华视”。于是，在人才大战中，“台视”凭借它业界老大的地位和背后执政当局支持的实力率先发力，在6月第一个开始公开招考。大三就成功考取过“中视”，又经历了两年沉淀的我信心满满地前去参加“台视”招考的第一关—面试。没想到我前进的步伐在第一道门槛之前就倏然止步了，这实在是一个出乎意料的打击，也给我的满腔热忱兜头浇了一瓢冷水。
回想当时的情景，现在我已全然明白当时自己被拒之门外的原因。但回到17年前，那时候的我对于自己遭受拒绝的本能心理反应是把问题推给别人，责怪评审没有发现千里马的眼光。我是穿着大学校服去参加的“台视”面试，这本来就是不重视招考单位也不尊重评审老师的表现，何况面对自己抽到的播报水灾新闻的考题，我竟然是以满脸微笑的姿态声情并茂地朗读了新闻全稿。今日想来，当年的自己真是可笑至极也愚蠢至极，只是认为微笑是交流最好的语言，却未曾想过要因时制宜灵活变通。我对于“三大台”梦想的第一次冲击就如同阳光下一个无比鲜艳的美丽泡沫一样，迅速破灭了。幸好，没过几天之后，我就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下一个启动招考的“中视”，这个在两年前就曾经成全自己首次主播梦的“老东家”果然再度垂青于我，“中视”首轮的面试，次轮的“笔试”，我都是顺利通过，进而进入至关重要的“面谈”环节。由于“三大台”招考都只是间隔几天时间而已，因此很多考生都是连续转战其间，伴随着一轮轮的厮杀淘汰，一来二去，大家日日在各处考场上都成了熟面孔，而随着考试的深入，剩下来的对手也都越来越具有最终问鼎的真正实力。
面谈环节有如宣布“入围”，离正式录取也只有一步之遥，所以招考单位都格外重视“面谈”，分别设置了中英文双语考官，总经理和各高层部门主管也纷纷亲自出动担任评审。正是在这样性命攸关的环节，我再度遭遇了翻盘滑铁卢式的大逆转，最终在“中视”招考中名落孙山。记得在最后一次“面谈”的考场上，一位主管忽然问我：“你家在高雄，如果你一旦被录用，我们派你去高雄入职，你愿意吗？”面对这道超出业务实力考核范畴之外的“考题”，年轻气盛的我显然没有明白考官的真正意图，因此本能地脱口而出：“我是来台北发展的，台北是文化中心，我觉得在这里自己才能够有大发展。”考官紧接着说道：“那你就不能委屈一下自己，从基层做起吗？”至此，我才领悟到评审的真正用意，无奈话已出口有如覆水难收，眼睁睁看着已经面对自己徐徐开启的“中视”大门在一瞬间绝情地关闭，一只脚已然迈入“中视”的我被突然宣判“红牌”退场，顷刻之间我体会到了近乎心死的感觉。从“中视”考场走出来的那一刻，我感觉全世界井然有序的秩序体系一下子都纷纷破碎瓦解。
如果说“台视”的败北我还可以为自己找到解脱的理由，那么“中视”的落败则彻底清扫了我几乎所有的骄傲与信心。“还要不要继续做主播的梦想？还要坚持做高尚的记者吗？”24岁的我开始摇摆不定，心中梦寐以求的主播台转眼间咫尺天涯，站在“梦想”与“绝望”的边际线上，我问自己：9年的辛苦付出真的要付之东流吗？那个在幼时家中与父亲辩论时就种下的梦想种子果真要随风散去吗？
在无尽的自我拷问声中，我无法平复短时间内两度失败带来的心灵震撼，开始挨过备受煎熬而不知所措的哀愁时期。时至今日，当我再度回首当年那个招考夏日里接踵而至的挫败，我不禁想到法国作家莫洛亚在他的《人生五大问题》一书中这样写道：“若将幸福分析成基本原子时，亦可见它是由斗争与苦恼形成的，唯此斗争和苦恼永远被希望所挽救而已。”我不敢说是由于当时的失败才成就了现在的自我，亦不敢大言不惭现今的自己已经身处成功与幸福，只是当初深陷“斗争”和“苦恼”泥沼的自己在一时间找不回失落殆尽的信心，因此也就无法迈步继续上路。如果说人生的每一个困境都要被“希望”所挽救，那么谁来挽救我几近破碎的“梦想”与“希望”呢？
两个男人的海
大海，对我而言，是滋养，更是力量；是抚慰，更是挑战；是寻梦，更是逐梦；是探索，更是实践！只要远远瞥见海，不管身处何地，背负在肩上的压力，压在胸口沉甸甸的喧嚣，躲藏在脑门神经里自寻烦恼的忧愁，都会在瞬间化为无形。
我一直认为，海，就是壮硕的猛男。在大海中游泳，在大海中深思，在大海波涛汹涌中磨炼自己的人生意志，在大海中观看潮起潮落，学会看淡生活起伏。大海，就像父亲自幼给我灌输的庭训，一个波浪就是一个心意；一个波涛，就是一个惊奇；面对人生充满风险和暗礁的漫长航程，只要以正面的心境面对，就可以乘风破浪！
大海就像父亲，一直是我对“他”的比喻。直到2007年10月19日，我有了新的注解。当天我应邀在深圳大亚湾主持“中国杯”国际帆船赛。这是中国承载600年辉煌航海史后，在21世纪重新面向大海，拥抱海洋文明，掀开历史新篇章的创举。在参赛的数十个国家和地区60多个帆船队伍中，不仅有两岸三地帆船好手在海上扬帆追逐，更有全球奥运金牌得主阿联酋王子等高手在大海中挑战极限目标。就在主持的空当，我独自信步走到海边，遇到法国队的选手，我好奇地问他们大海是什么？其中一个队员带着顽皮却又不失尊重的腔调说：“大海是女人，大海是母亲，因为在法语里，‘大海’一词（La Mer）和‘妈妈’（La Mère）是相同的读音呢。”
就在刹那间，当大海从意义上由“他”变成“她”之后，母亲伸出的双臂在我眼前的海中顿时浮现。母亲心底的包容，在深不可测的大海中，为我的生命感受注入了温暖的色调。尤其漫步海滩，海风亲吻脸庞时，仿佛就是从小到大，每一次与父母说再见时，母亲多年未曾更改的喃喃细语：“小虎，保重。”
从台湾南部西子湾海边的戏水童年，到台湾北部淡水河岸的成长岁月；从海南三亚亚龙湾畔的球场挥杆，到深圳大亚湾的主持赛事；从山东蓬莱仙岛海边品尝美酒美食，到葡萄牙里斯本海岸线上主持选美大赛，品味美女美景；是大海，满足了我的梦想，是大海成就了我的事业，是大海不断提醒我感恩过往，是大海不断鞭策我勇敢走向未来！
面对接连而至的报考“台视”与“中视”失利的双重打击，我一度想放弃电视新闻主播梦想。如同病重之人胡乱投医一样，我急需抓住一根救命稻草来支撑自己奄奄一息的尊严与信心。我开始投考报社、银行和空中少爷，在长达三个月的漫长等待期里，我整天呆坐家中，没有固定工作，只是闲时教一些小孩子学英文或者弹钢琴，赚一些微薄的收入，最后我怀着沮丧的心回到了高雄家中。
一天，父亲带我来到西子湾中山大学去看海，因为他知道在不顺利的时候我最爱去的地方就是海边。在那里，从来只向家人报喜不报忧的我第一次跟父亲坦白我的绝望和忧伤，我告诉父亲我现在心碎了，我能力没有那么强，我该梦醒了，我不是我了，我比不上别人。看到几乎崩溃的我，父亲很有智慧地问我：“小虎，你说大海是什么？”我摇摇头，父亲接下来说：“大海就是男人，宽广就是男人的灵魂。男人就该像大海一样，只有包容一切才可成就一切??” 听着父亲的肺腑之言，再看着大海不断吞吐吸纳的涨潮与落潮相间不断，我封闭多时的心门逐渐地开始打开。在和父亲回家的路上，从混沌中苏醒过来的我后悔地告诉父亲：“爸，我没有交‘华视’的报名表，报名截止日期已经过了。”父亲这时露出狡猾的一笑：“我早就替你寄出去了。”
这就是我的父亲，他暗中发力而适时启动的“临门一脚”成就了儿子终生的事业，也再一次印证了他给予我如同大海一般深沉博大的托举之力。又是从高雄的海畔启程，父亲再度送我上路，和18岁第一次去台北不同，这次我已经历过人生起落，懂得如何最大限度地去捍卫自己每一次的来之不易，也懂得提醒自己以变通方式尽快走出每一回山穷水尽的窘迫。“华视”是我重新出发瞄准的唯一目标，也是我自己为实现庄严梦想而必经的背水一战。来到“华视”的考场上，带着父爱之海赋予的力量，我心里不仅没有“只许成功，不可失败”的紧张与压力，相反，只有“舍我其谁”的淡定与从容。
18年前，我由西子湾海畔走到台北；6年之前，我由台北奔赴香江；两年之前，我又由维多利亚海港来到北京—可是无论我漂泊到哪个异乡，在每个停留的客栈我都要让自己的耳朵享受“旋律的盛宴”，那是香港好友，也是心中大哥王明泉帮我刻录有西子湾潮涨潮落声音的CD，浸润在浪涛声声中，我似乎总是与故乡之海相依相伴，似乎会看到熟悉的高雄海港：万寿山下，礁石林立的海岸线绵延曲折，一望无际的金黄沙滩上椰风阵阵??也正是因为身处每一个异乡我才越发感受故乡之海极其鬼魅的强大力量，我这支流动的风帆其实从未漂移出过它敦厚结实的臂弯。正如海明威所说：“如果你有幸，于年轻的日子在巴黎度过，那么往后的日子里，巴黎就会长留你心。只因巴黎是座流动的盛宴。”于我而言，年少的日子在西子湾畔度过，那片海水就会长存我心。在每一次深切的回望之中，我都会看到父亲的身影伫立于那片熟悉的海湾—那一片属于我和父亲的，两个男人的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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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采访自己”开始(1)
“晚辈胡一虎，绝非唬一唬。没有三两三，岂敢上台视”这是在报考“台视”提交个人材料时，我自己在开头写的“打油诗”。伴随着“台视”与“中视”招考中自己接连两次的功败垂成，在瞄准“三大台”中最后一个目标—“华视”，准备拼此一战的时刻，我再也不敢马虎大意。再度回到熟悉的台北，我告诉自己：这一次决不能无功而返，铩羽而归。
“华视”的招考与“台视”和“中视”不同，第一关不是参加考试而是递交个人简历。在后来父亲精心为我保存的档案资料里，这一份当年投中“华视”的个人简历真算是无比珍贵的“史料”，在这篇名为《我—采访自己》的简历里我这样用心地描述着自己与“华视”的“先天注定”的情缘：
1987年：代表辅大于幼狮广播电台制作、主持节目，并于第一集专访华视主播李艳秋小姐；
1988年4月：代表辅大大传系和政大新闻系高材生孙纪兰（现为华视记者）角逐陈博生奖学金；
1988年9月：与现任华视记者林淑卿同时考上中视储备节目主持人，并于是年联合主持“孙中山先生诞辰特别节目—明天会更好”；
1989年3月29日：担任青年节大会主席，会后接受华视记者专访。
在随后的个人陈述中，我更是把自己多年积累的“实力”与酝酿的“梦想”坦诚地一次性和盘托出，希望“华视”慧眼识珠，亦渴求幸运之神光临：
“在ICRT新闻部实习的时候，看到外国记者敬业而独立的工作态度使我深深感觉：新闻记者是值得敬佩的。”
今年6月1日从军中退役的胡一虎是一位对新闻工作非常向往的青年。虽然一年零十个月军中岁月洗练极容易磨掉大学生涯许下的壮志豪情，然而，认识他的师长、朋友却发现军中磨掉他过去急躁的毛病外，反倒增添沉稳在胡一虎的脸上。
现为辅仁大学大众传播系系主任的皇甫河旺先生曾是胡一虎大一的导师，对他的个性、才能了解甚深。因此，当胡一虎退伍后拜访系主任时，皇甫老师立刻鼓励他考电视台新闻部。在系主任的印象中，胡一虎善于演讲、辩论、思维逻辑缜密，最特别的是能随机应变—这是电视记者必备条件。
刚从刻板的军中生活走出而又亟急踏进忙碌自主性高的新闻界，这样转变是否会证明胡一虎心理上难以调适？“不会。”他坚决地表示。“这一年零十个月军中生活，我的脑海只专注着一件事，那就是冷眼旁观新闻界。大学4年的新闻养成教育不知不觉加深我对新闻界的认同，但是过分强调新闻的角度来评判事务，反而容易忽略新闻本身对读者的真实意义。而服役期间，暂时疏离新闻理论、实务，我却能客观、冷静地比较三家电视台新闻处理，及各报编、采过程中优劣得失。为了退伍后的出发，我时刻在准备。”
记得大二那年，他在华视员工餐厅采访李艳秋学姐时，李艳秋说了这么一句话：“只有随时充实自己，将自己准备好的人，才可以上新闻战场。”5年后，胡一虎来应战了。这回看华视新闻部愿不愿意让他效命战场!
透过当年这一份小小的简历，可以看出我对于电视台新闻部的痴心与用心。在接下来的各轮笔试面试考核中，我都注意既要精彩出众亦要稳妥安全。记得在英文面试的考场上，在测试完毕之后，一位评审忽然提问我：“我看你的英文讲得很好，你是不是准备出国留学？”面对这样出乎意料的问题，我吸取了考“中视”时所犯下错误的教训，我迂回而巧妙地打消了评审的顾虑，表示自己对于电视新闻事业的热爱与忠诚。在我进行每一轮考试的同时，家中的父亲也是每日通过看报纸来了解“华视”招考的最新情况，而母亲也会格外频繁地给我打来长途电话，不断地为我打气鼓励。皇天不负苦心人，我的努力和父亲的支持终于在漫长的等待中有了结果：第一名胡一虎！我被“华视”新闻部成功录取。
早在“华视”正式发榜之前，身经百战的我就强烈地感觉能够考中，因此我及时给家中寄去一封长信，以告慰双亲和兄姐长年累月对于我的支持与付出，我这样写道：
不管华视结果如何，我都要向爸爸妈妈大姐二姐大哥三姐说声：谢谢你们，我亲爱的家人！想想，要不是当初爸爸坚持要我报考华视，今天我根本别想参加本周四的面谈；要不是妈妈每回在电话中给我打气，说安慰的话，我又怎么度过这一段无固定工作的过渡期。再说大姐每次在电话都问我有没有钱，还竟想把三十多万的退休金给我出国。在这我再“强调”一次，老弟感激大家，姐姐的感情我心领，但是你辛苦赚得的金钱，还拿了一半给爸妈，剩下的该为自己打算。我想爸妈应该能同意我的看法，大姐平常最顾家，当我自己只愿发挥自我才华，想在社会崭露头角之际，虽然想借这方法让胡家光耀门楣，但却不如大姐对家中每一个弟妹的奉献。
在信的末尾我还写道：
只要我们大家都健康，都平安，胡家前阵子的黑暗期就要过去了。
接到这封家书之后，父亲格外高兴，欣然提笔批复：
吾儿能饮水思源，老爸于愿已足！怕的是过河拆桥，成功归之于自己，失败委之于他人。信内面面俱到，对所有家人均能歌功颂德一番，尤为可感！
从“采访自己”开始(2)
的确如同父亲所言，在报考“华视”的整个过程里，我都不是在为自己考，强烈的家族使命感促使我这一战必须旗开得胜，我自己的人生太需要胜利的刺激，那个多年前家人不顾各自辛苦，一致支持我入读“道明”贵族国中所寄托的“举家之愿”终于以“华视”招考的“状元及第”而得以圆满实现。“华视新闻记者”、“华视新闻主播”，这些在我年轻岁月里整日发烫的词汇纷纷跳跃着进入我的怀抱。我自己第一份成熟的采访作品居然就是报考“华视”时所写的《我—采访自己》，而在这个和“华视”发生奇妙反应的“第一次”之后，一个又一个全新而刺激的“第一次”都开始不约而同地向我这个初上新闻战场的“战士”呼啸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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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危机论”和我的“接球说”(1)
等待的状态就是黑夜的状态。它似一丝不甘熄灭的火，时刻挣扎着每一线复燃的机会。多年来我一直都反复阅读品味这样一个小故事，不管自己是身处逆境还是适逢顺境，它讲述的“等待”的主题总是能随时打动我那敏锐如初的内心，并自动提醒自己不可麻痹，也不可忘记自己的曾经：“歌剧演完第一幕，女主角突然在后台昏倒，送往医院急救。剧团的负责人在焦急之余，抱着孤注一掷的心情，问一个配角能不能代替主角上演。她一口答应，而且演唱精彩，多次赢得如雷的掌声。原来这个配角早就不停地训练自己，使自己具有担任主角的能力。主角唱的，她都会唱，主角做的，她都会做；她随时可以当主角。果然机会来了，一炮而红。机会是偶然的，她之更上层楼却是必然的，因为她不贪安逸，不怕艰难，一直在训练自己跳得更高。”只有经历过“痴痴的等待”，在最终机会降临的时刻才可以品尝到最甘美的“果汁”；也只有在“痴痴的等待”中不放弃练习内功，才可以在“天降大任”时敢于担当。父亲经常说的一句朴素的话涵盖了“等待”所有的哲理：“英雄都是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成长的。”面对刚登上主播台就不断受挫的自己，我在痴痴的等待中亦开始自问：我的第二条战线在哪里呢？都说“时势造英雄”，我内心终日等待的就是一个可以造就自己的“时势”。
1994年，南非实行其历史上第一次多种族选举，宣告种族隔离制度的终结，亦预示着该国有史以来第一位黑人总统极有可能马上诞生，当时民意呼声最高的是深受民众爱戴和拥护的黑人领袖曼德拉。曼德拉参选总统是当年国际政治新闻的一个巨大热点，因此“华视”准备派出特别报道小组，亲赴南非现场采访。当我得知这个消息，心中暗暗惊喜也期待：机会真的来了。但是当时面临的现实状况是：在南非境内很多反对分子纷纷竭力制造选举公布前的紧张、不安定气氛，其首都约翰内斯堡经常发生爆炸案，而且爆炸案发生的地点主要集中于机场和闹市中心。在我们前去报道之前，已经有7名外国记者惨死在南非的报道前线。在决定派谁去南非采访的那几个日子里，“华视”新闻采访部内部也充斥着紧张而压抑的气氛，谁都明白这次采访绝非一次普通的境外报道，而是一场实实在在的生死考验，亦是一场高难度的异地采访报道的“硬仗”。
我至今仍然记得忽然有一天采访组长走向我，满眼期待地跟我说：“一虎，你是最优秀的，我们决定派你去南非。”听到这句话，我的第一反应是既感动又兴奋，感动是因为自己被团队认可为“最优秀”，兴奋是因为我终于等到了去南非采访的机会。我一把抓住组长的手说：“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这是我进入“华视”的第四个年头，面临难能可贵的事业突破机遇，我全然不顾自己极有可能被充为“炮灰”而最终牺牲的生命危险。
我把自己去南非采访报道的消息在第一时间打电话告诉了高雄家中的父母。母亲听到之后一下子就在电话里哭了起来：“儿子，你不要笨了，不要去南非采访，这个一定是别人不去才叫你这个新人去送死。”面对母亲的哭声，我在一度之间也产生了动摇，后来我也得知其实我并非采访组长所说是“最优秀”的第一人选，在我们整个采访记者的团队里，我是第八个接受领导问话的。在我之前的7个记者有的人因为家庭的顾虑，有的人因为太太有孕在身，都没有接受去南非前线采访的任务，而我因为是单身汉的缘故，才被领导选中奔赴南非。最终替我拍板决定前往南非的是父亲的一句话：“儿子，蒋经国先生说过：‘危险在哪里，机会就在哪里’，去南非吧，那是你的机会。”
听了父亲中肯到位的“危机理论”，我决定主动“接球”，在心里我和自己说：哪怕这是块烫手的山芋，我也要好好把它消化。在很短的时间内，我就对“华视”领导做出反馈：“我去南非。”现在回想接下来的场面都是戏剧化的，为了备战南非，公司采取了对我特别关爱的系列措施，专门领了一件防弹背心送给我穿上。由于恐怕在南非吃得不习惯，我和摄影记者何家俊扛着两箱泡面连同所有的采访机器设备就上了飞往南非的航班。在班机上，有空中小姐前来我的座位特意慰问我：“胡先生，听说您要去南非，您一定注意安全，保重身体。”最后，她还特别留了一块巧克力放在我的手里。当时的种种画面情景，真的很有几分“壮行”的味道。但由于年轻，我自己就丝毫没有考虑那么多，我就只反复告诉自己，而且在飞机上我就在笔记本上写：“你一定会采访到曼德拉！”在这种强大的心理暗示下，我在漫长的飞行中都在思考：怎样才能采访到曼德拉？采访曼德拉我要问他什么？怎样做才可以让曼德拉接受我的采访并记得我？在“华视”，我一直不满意于自己“二流角色”的定位，而南非之行就是我翻身上位的绝好机遇，我要在别人放弃的机会里成就自己。
到了南非机场之后，我发现那里的危险状况比起想象之中只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约翰内斯堡机场在我们抵达前一天恰巧发生了爆炸案，映入我们眼帘的正是一片狼藉。在第一时间我也发现“华视”的竞争对手“台视”和“中视”都派出了自己的采访报道小组。同时令我兴奋的还有美国的各大电视台也都不约而同地在南非开始自己的采访报道，而其中就有我的偶像彼得·詹宁斯和拉里·金。第一次感受到自己能和偶像在一起并肩作战，我心中的激动实在可以用“on top of the world”来形容。“站在全世界的新闻之巅”，这不就是我从小就梦想的事情吗？南非的这场新闻战役即将打响，它既是紧张激烈竞争的“恶仗”，也是绝顶刺激的与世界高手过招的“挑战”，我如何把自己已经“接手”的球继续漂亮地打出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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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危机论”和我的“接球说”(2)
战地记者是所有记者行当里需要具备综合素质最高的“兵种”，它需要技术和技巧的完美结合。初到南非，我和外国记者打成一片，以期待在他们那里得到最快、最新的新闻素材。此外，我还找到了特别的报道角度，就是采访台湾的慈济慈善组织，他们当时正好在南非开展帮助黑人小朋友的慈善活动。慈济组织内部的工作人员和曼德拉身旁安排其行程路线的警卫很熟，因此我开始期待着自己会在某一天就接到电话得到专访曼德拉的机会。
在每天采访报道的间隙里，我和何家俊就在宾馆里一边吃着泡面，一边看电视来关注各个电视台最新的报道情况。忽然，电视屏幕上出现了熟悉的人物图像，拉里·金在采访曼德拉，彼得·詹宁斯也在采访曼德拉，还有著名的战地记者彼得·阿奈特（Peter Arnett），这些平素我视若前辈偶像的大牌记者接连得到了专访曼德拉的机会，在为他们成功拍案叫绝的同时，我也为自己之前幼稚地猜想“也许我会是全世界唯一采访到曼德拉的记者”的可笑想法而深深自嘲。不过，看到资深前辈们的报道之后，我也从来没有气馁放弃的念头，他们的采访反而越发刺激了我“再搏一搏”的强烈斗志。
几天的等待之后，慈济组织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曼德拉马上会在另外一个城市德班出现，在那里有一个选举结果公布之前的造势大会，届时曼德拉会上台对拥护他的支持民众发表简短讲话。随后，大选结果马上揭晓，曼德拉就会成为正式的南非总统，等他宣誓就职之后，再要采访他则会难上加难。马上，我意识到在德班采访曼德拉将是我最后的机会。相比在最短时间之内飞赴德班采访曼德拉，当时供我们选择的还有另外一套方案，就是继续待在约翰内斯堡等待采访时任白人总统德克勒克，这个方案比较稳妥可行，也不需大费周折，因此“台视”和“中视”的报道小组很快就宣布他们放弃去德班采访而选择继续留在约翰内斯堡。在决定最后采访方案的瞬间，我握着何家俊的手说：“走，我们去德班。”
飞往德班，意味着采访到曼德拉的机遇，也包含着可能两边都抓空的厄运：如果采访不到曼德拉，那德克勒克的采访也会泡汤。面对这个两难之选，我坚定执行既孤注一掷也铤而走险的最终方案“去德班”。对于新闻感的判断是不可能在大学课堂学到的，为了不给自己留下毕生的职业遗憾，我选择了自己在来南非之前就确立的初衷目标，既然来到南非，就一定要采访到曼德拉。事实证明，很多关键时刻新闻感觉的判断已经不可能用对错来区分，而是要看记者本身的个人坚持毅力，而毅力来自于你对于“成”的渴望和“想要”的决心。
飞到德班之后，我们迅速赶赴造势大会的现场，当时在整个露天会场有25万群众聚集在台下，台上是曼德拉在发表演说，之后是热爱他的人们进行文艺演出，那天我和搭档在大太阳下足足等待了8个小时。表演的群众里有当地德班的祖鲁族民众，也有一些华侨演员。我提前做好了其中一个台湾人的工作，说服她让我“假扮”她女儿的爸爸，只有这样我才可能有上台的机会接近曼德拉。而通过我的观察，在每个表演结束之后，曼德拉都必然和每个儿童演员以及家长握手致意，只有上台，我才可把握住这个最后的采访机会。结果我的诚意和坚持也感动了这位华侨小姐，她欣然同意我上台冒充一回她女儿的“家长”。
当我站在台上，看着台下黑压压的25万民众人头攒动，我都可以清晰地听到自己扑通扑通的每一声心跳。我时刻检查藏在口袋里的微型麦克风，不断和台下的何家俊进行着默契的目光交流，确认他已经找到拍摄的最佳角度。人生美妙的时刻马上就要降临，我看到曼德拉向我走来了，空气在一瞬间凝固，心跳经过剧烈的沸腾也近乎趋于静止，眼看着曼德拉距离自己还有一步之遥，我果敢而激动万分地取出话筒，开始用当地土语高呼：“曼德拉先生万岁，天佑南非！”曼德拉忽然在人群里发现一个黄色面孔的人用祖鲁语向他问候，也马上变得激动，紧紧握住我的手不放。紧接着，我在飞机和宾馆里所做的功课开始纷纷派上用场，我以苦背了许久的英文接连发问这位即将成为南非历史上第一任黑人总统，他对于我的提问也给予了积极的回应。今日回想当时的那一幕，一切都似乎历历在目。在这看似吉人天相一般的幸运背后有过多少不为人知的痛苦和心酸？如果没有最后时刻的决定飞赴德班，如果没有在台下漫长等待的8个小时，如果没有我平时扎扎实实地把准备工作做到最为充分，哪里会有这个来之不易的无比成功也无比美妙的采访呢？提问曼德拉的过程其实只有短短的不到两分钟，但是我自己直到现在也经常会陶醉在那个极端亢奋的时刻里。现场的很多记者在我采访结束之后都过来拥抱我，纷纷说道：“你好棒啊！”一个来自BBC的女孩还对我竖起了大拇指。而当我走到台下，也开始控制不住自己激动心情，一下子和何家俊深深拥抱在一起。
也许正好应验了中国古话里常说的“好事多磨”，等我们去机场搭飞机准备返回约翰内斯堡时航班已经客满，心焦如焚的我开始焦虑怎样才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把节目做好，再完好无损地传送到台北。幸好有一位台商认出我是华视主播，他主动愿意把自己的座位让给我，才使我们最终得以及时回到约翰内斯堡。在这并不漫长的飞行之中，我小心翼翼地守护着这得来不易的采访带子，何家俊也开始和我打趣：“一虎，你来保管吧，这个太珍贵了，丢了的话我可担待不起。”最后，还是我把它放到自己的西装内里的口袋里才稍稍安心。回到宾馆我们连夜把节目编辑完毕，再眼巴巴看着它被成功传送往台北，才开始安稳地睡了一大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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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危机论”和我的“接球说”(3)
再次睁开双眼，我接到了父亲的越洋电话，对我进行了一通夸奖。回到台湾之后，我才发现在我的这次南非之行是怎样在牵动着父亲和母亲的心。父亲每天都通过电视和报纸来关注南非大选的局势，而每每出现伤亡的报道画面，母亲都会因替我担心而黯然落泪。在父亲大叠的剪报里，有关于我的每一则新闻他都用红笔做了眉批。他盛赞我的这次采访报道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不冒万险焉得成名。”另外当看到我们每日发来的最新报道，父亲还会提笔赋诗：“披甲戴盔到南非，深入虎穴得新闻。条条新闻都头条，只知过瘾不知苦。”考虑我的搭档何家俊在家中的太太身体出现问题，父亲甚至还在第一时间给我们寄来书信，及时鼓励家俊和我在南非顶住压力，得胜凯旋，他在信中这样写道：“你们的辛劳，可说没有白费。各大报均对你们的报道非常肯定和赞扬，这是我给你们的精神食粮（即剪报），希望你们看了以后，再接再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顺祝 身体健康！采访顺利！凯旋归来！”在整理剪报的同时，父亲还会在电视机旁守候我的每一个出镜画面，用翻拍照片的方式为我保留了第一手的珍贵资料。
在南非成功采访到曼德拉，是我真正意义上制作的第一个“独家”新闻报道。而这次历经千辛万苦从别人放弃的机遇里捡拾来的成功也开启了我职业生涯里的新局面。从父亲的“危机论”里我悟到的“接球说”，使得我不再纠缠于A角B角之争，而开始在原本不属于自己的前沿舞台上自信地迈开舞步，这无疑给自己在下一轮的江湖洗牌中争得了占据先机的筹码。后来我入职“凤凰”，能够在短时间内自如接手之前从未参与过的“选美”比赛和综艺晚会司仪，也是得益于“接球”理论的启发与锻炼。如同体操比赛中的全能选手，在自己不擅长的领域里以不丢分为“底线”，同时在自己占据优势的项目中以拔得头筹为“上线”，我开始在主播台这方看似狭小的世界里主动地化“危机”为“先机”，以不断跳跃腾挪的运动姿态力保守住每一道“底线”，也永远捍卫每一条“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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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格局
我来此地继续做梦，不只是职业层面的进化，而是我个人的重生。
香港，于我而言，真的是座凤凰城—我的凤凰涅在凤凰卫视完成。
如果说台湾是一枚沉浸在无限乡愁之中的月亮，那么香港则如同一颗历经百年沉浮而终成大器的东方明珠。在长达一个多世纪不断风云变幻的远东全景画卷里，这一个原本边远偏僻的海港渔村既遭受过历史的戏弄，也领受过无与伦比的机遇，在每一个重大拐点，它从未缺席亦从未沉默。时至今日，每当身处这片“东方巴黎”之城的繁华锦绣之中，我甚至都会怀疑它的真实，抑或，她的真实本来就不是我们平常看到的这样？
2001年，我—抵达香港。33岁的我从此开始以“Tiger”的呼号重新亮相于那个已经闯荡了10年之久的电视江湖。抵达香港，在很长时间里，我都感慨于自己这次近似赌博性质的选择其实也是暗暗呼应一份阴差阳错的宿命。要知道，当我和父亲在高雄西子湾畔看海，我们一直眺望的“彼岸”正是与台湾岛隔海相望的香港岛。
凤凰给予了我人生至今最为忙碌的7年时光，我在这里度过了一个男人本来最为尴尬的30岁到40岁。7年光阴飞逝，伴随着事业的发展，我亦留下了太多人生无法弥补追回的遗憾。为人子，无暇陪伴父亲共同走过他生命的最后岁月；为人父，女儿一出生我就离开台湾，几乎错失她的成长。很多时刻，当我从主播台上回归到现实生活，都发觉拼凑不齐自己完整的人生版图。但香港7年的职场磨砺使得华人世界“宏观格局”的拼图在我这个台湾男人的心中越来越清晰，亦越来越完整。
在香港这个寸土寸金之地，我艰难而坚定地从每一颗沙土里挑拣着属于自己的真金。与香港邂逅之初，是我一段痛苦的职业“倒带”与“归零”时期。就像在回归之初，习惯了一个半世纪以来《上帝保佑女王》缓慢旋律的港人，对《义勇军进行曲》急速而高亢的节奏，有明显的生疏感。然而，香港人从来也不会拒绝变化。坚持，乐观，在狭小天地里奋力打拼出一片创世纪—正是天天被港人精神耳濡目染着，我也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地从头再来。《媒体大拼盘》、《纵横中国》、《凤凰全球连线》、《一虎一席谈》，入职凤凰7年下来，我不仅仅拥有了在主播台上一个人单挑大梁“独唱”的机会，而且也已经掌舵操盘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晚间黄金档节目。
7年之前，香港在我眼中，只是一间稍稍显得冰冷的Office。而今，在无数次从“北上”到“南下”乃至频繁飞往世界各地都必经的香港国际机场，我已经感觉：香港，对于我而言，绝对不只是一个短暂的中转。
33年的第一次赌博(1)
天性之中，我并非好赌之人。如果非要说我性格中有孤注一掷的一面，那也仅仅限于在采访或者发问的场合，我才会显示出平日生活里难得一见的“锋”与“狠”。就如同虽然老年的父亲爱好买彩票，但“赌”在他身上也仅仅体现出是一种“养性”的生活态度，即所谓的 “小赌可以怡情，大赌可以伤神”。我无疑也继承了父亲性格中这深沉稳重的一面，直到33岁，我由台湾华视跳槽香港凤凰卫视，这次重大的职业选择才堪称我平生的第一次赌博。林语堂先生在总结中华民族国民性格的时候，用了8个关键词，最后一个是“因循守旧”。可见中国人骨子里一般是不愿意选择“破天荒”的，然而，在这黄肤黑发种族看似收敛沉稳的内心里，其实往往都埋藏着一座休眠火山，一夕爆发，就会在顷刻间化为炽烈的熔岩。
对于一个男人来说，30岁到40岁的10年，是一段进退维谷的时间，它是人生“上半场”与“下半场”的临界点，在这个时期，一般人都会在确定事业的大方向之后逐渐进入默默的巩固期，同时也会成为人夫与人父，在自然更迭的人类繁衍体系中成为中流砥柱的角色。然而，对于那些心中休眠火山伺机爆发的人来说，他们则往往在等待一个“时机”。时机一到，他们就会紧紧抓住命运之神在“上半场”投下的最后一棵稻草，进而成就自己人生至关重要的“翻盘”。
千禧年到来的时刻，我已经三十有三。如果我不选择离开“华视”，那么前方的路就是无比清晰而明确的：凭借在电视界10年的主播经验，加之在台湾业界积累的一点口碑与资历，即使不用自己拼尽力气去努力打拼，只要假以时日，我终将会有一天坐到“华视”那最受观众瞩目的主播台上。当年由台湾专业新闻科系学生投票选举的“最受欢迎主播”调查中，位于前列的资深老将分别是我的老师李四端和我的两位学姐李艳秋和沈春华。而在“最受欢迎新秀主播”的评选中，我总是有幸榜上有名。当李艳秋功成引退的时刻，父亲在报纸的报道旁做了一行这样的眉批：“李主播最后一夜，胡一虎新希望开始。李主播美好的仗已打过了，胡一虎美好的仗正待未来！”或许，成为下一个“李艳秋”或者“李四端”，就是胡一虎到40岁的自然状态，“华视”的阵地在2000年前后其实已经呈现了非常明朗化的新老交接状态。
此外，当时不少有线电视台也都已经与我有过接触，有的就给我明确开出条件，只要我过去就会让我接手一个台，并且负责全部新闻播报的调度；有的还曾经特别针对我设计策划过一档辩论性质的栏目。面对若干种选择，我做出的反应是长期在“华视”大本营按兵不动，通过整整10年的业界磨炼，我已经洞悉了台湾电视江湖几乎所有的游戏规则。选择留守，并非我自己定力有多么强大，而是面对这看似一个又一个的良机，只有静下心来才会发现在喧杂吵闹之后都是大同小异的重新整合—突破是谈不上的，如果贸然另投山头也许会被动地陷入再一轮的圈定与束缚。
正是在这个时候，有一天，在一个记者招待会的主持现场，一个熟识的学妹忽然跑到我身边告诉我说：“学长，‘凤凰’看上你了!”我当时内心的第一反应是：“‘凤凰’，‘凤凰’是什么？是美女的名字吗？”虽然由于采访报道的原因，在90年代末，我也先后去过几次香港，但每次都是履行公干来去匆匆，因此和港岛的业界同行沟通交流得很少，以至于对当时已经成立了4年多的凤凰卫视，我真的是孤陋寡闻、毫无知晓的。当我从凤凰这个名字真实的名称指代里醒悟过来，才想到辅仁大学的同门师姐吴小莉其时效力的正是香港的凤凰卫视。
当时凤凰由于正在筹备创建“资讯台”，因此在两岸三地的主持人里广泛撒网，积极物色合适人选。而给我通风报信的学妹陈真媛正是凤凰台北分公司的负责人，她那个时候的职位是采访主任。考虑到凤凰总部在香港的原因，加上我自己也从来没有考虑过离开台湾发展事业，因此当场我就婉言谢绝了学妹的好意引荐。
没过几天，我再度接到学妹的电话，她说：“学长，‘凤凰’的人来台北招聘，你要不要来看一看？”正巧那天我没有节目要上，也没有安排自己其他的事情，如同上天安排好了一样，我在被一股冥冥之中异常强大而神秘的力量牵引着走向凤凰这个我还知之甚少的崭新平台。到了“远企酒店”， 我见到了凤凰派到台北的面试考官BOBBY。通过简短的接触，我发现凤凰在来台之前就已经做足了大量的工作。他们对于台湾当时的主播界可谓了如指掌，谈到一些具体人员的特点资质均能点评得恰如其分，而且对于进入凤凰视线范围之内的重点人选，他们都已经调过每个人播报的带子，对于播报水平和风格都有着相当程度的考察了解。通过这一次见面，我对于凤凰专业而细致的办事风格一下子就有了深刻印象，而且BOBBY还特意给我介绍他们针对我的特点，已经策划了一档像拉里·金那样的节目，名为《虎之眼》，我听到之后心里暗喜：“虎看天下，好棒啊！”因此也愉快地答应了BOBBY的邀请，前往香港参加凤凰资讯台成立的演示会。
到了香港，来到凤凰卫视总部的所在地海逸大厦，我发现凤凰只是租用了这栋大楼其中两层的部分空间。看着那不及“华视”大门几分之一大的“门面”，我不禁吃惊道：“这哪里是‘凤凰’？分明是‘小鸟’嘛。”当时我记得自己还一度庆幸好在并没有和凤凰正式签约。相比较于当时华视的办公地点是一栋十四层的大楼，且顶楼拥有可随时停放供紧急采访直升机专用的小型停机坪，凤凰实在是“小巧”了太多。
33年的第一次赌博(2)
可是，在随后的宣讲会上，当我见到凤凰的各位高层，很快地，我就陷入了他们声情并茂且激情四溢地讲述的职业愿景规划之中。在宣讲现场，我先是见到了“院长”王纪言先生，之后依次见到了老板刘长乐先生、还有程鹤麟先生和钟大年先生。我记得王院长离我还很远就开始叫我：“一虎，欢迎你来‘凤凰’啊！”当我走过去，他就开始握着我的手说：“我知道你，你是‘台湾最性感男主播’嘛，也是‘十大最受欢迎主播’，对不对？”被“院长”紧紧地握着双手，看着他那质朴而敦厚的面容，使得我马上就联想到从小生长的左营眷村就有无数个如同院长这样的叔叔伯伯。我开始感慨：“难得他背景工作做得如此细致，而且一开口就是叫我‘一虎’，一下子就把人心拉得很近。”在下面的宣讲介绍中，听着王院长的发言，我觉得他口才好得简直就是一个优秀的节目主持人。随后，在见到刘老板的时候，他也是一把就握住我的双手。我感觉他的手好大啊，看着他那欢喜佛一般和善的目光，我发觉这个老板真的不简单，刘老板说话的声音简直就如同黄钟大吕，无比洪亮。在凤凰的高层面前，我第一次感觉自己主持人的身份好卑微，比起他们魁伟的身材、宽大的手掌和响亮的大嗓门，我简直就是一只十足的“小虎”嘛。正是在这次宣讲会上，听着这些高层的介绍，我才慢慢对凤凰有了感性认识也有了理性判断，不由自主地在内心升发出一种和凤凰一起“打天下”的豪情壮志。虽然当时的凤凰门脸小、主播台小、录影棚也小，但是我还是禁不住这些“大人物”的吸引，在心里已经萌发了蠢蠢欲动的创业激情。
回到台湾，我最终决定接受凤凰跨越海峡递来的橄榄枝，正式准备奔赴香江。家人对我这次近似赌博一般的“跳槽”在开始时都纷纷表示反对。用了很久的时间，我一一做通了他们的工作，真诚地对他们坦白了自己心里想法的底线：“实在不行，一年之后我再回来，我相信凭自己的实力，一年之后在台湾我依然会有市场。”其实这句安慰家人的话的确也代表了我最为真实的想法，即使最为老辣的赌徒在每一次出手之前也不会都十分明确轮盘落定之后自己到底是“赢”还是“输”，何况对于我这个33年以来都没有“赌”过的人来说，转战香江确实是一次冒险，只不过这个冒险的前提是我听从了自己内心蛰伏已久的渴望“打天下”的声音。我记得在那年的春节，家里贴出的春联是：“凤飞香江一鸣惊人，凰出幽谷展翅高飞。”父亲依然和我当年入职“华视”一样，把无限的信任与祝福交给再一次上路的我。
最终促使我奔赴凤凰的理由还有当时我在台湾科技大学念EMBA的经历。我是2000年报考的EMBA，一开始是抱着单纯的扩充知识的愿望，后来随着学习的深入，自己和老师以及同学们的沟通交流变得越来越多，我开始发觉很多人的思想都引发了自己内心诸多全新的思考。其中，以我们的老师林孟彦所长对我的影响最大。当他听说我要“跳槽”到凤凰卫视，就跟我说：“一虎，你要去，其实中国大陆早就已经在转变了，时代在转变，媒体行业却没有反应过来。你去到‘凤凰’，就可以扮演一个两岸三地转变时代的媒体见证者和先行者。”那时正值世纪交替之际，台湾岛内纷纷掀起大陆热潮，而对台湾人来说，想要进入大中华区，走向全球，香港是距离最近的入口。自1997年回归以来，香港的跨国企业开始大量雇用亚洲人，取代原有的西方人，在这波亚洲人才移动的潮流中，与香港仅相隔一个多小时飞行距离的台湾，便成为重要的人才输出地之一。而香港蓬勃开放的媒体环境，近几年也一直吸引许多台湾传媒从业人员选择香港重新上路。以凤凰来说，在某些时候，当你打开电视可能会误以为是在看台湾电视台，因为凤凰的众多主播当中有9位来自台湾，包括吴小莉、曾漪、简福疆、陈玉佳、姜声扬、周瑛琦、谢亚芳、刘珊玲和我。台湾电视的播报风格比较活泼，并且台湾人的国语又比香港本地人标准，因此可以说是占尽优势。所以，综上所有因素的考虑，我才最终决心跳槽到凤凰卫视，毕竟，30岁不是一个贸然冲动的年龄。
在坊间一直流传着我入职凤凰是被星探选中，面对这个说法我一直感觉哭笑不得：“我又不是明星，哪里会有星探注意到我呢？”每当回顾7年之前自己在一夜之间由台湾来到了香港这个当时我还完全陌生的城市，我都会暗暗为自己当初那不凡的魄力而鼓掌，现在看来仿佛是命运的安排使得我在33岁的当口成全了自己内心一杯酿造已久的梦想“果汁”。如今每逢回到台湾，看到当年和我一起出道的主播有的已经升至电视台主管，有的已经转行到政界与商界，唯独自己还有激情，有机会坐镇在主播台上和新闻前沿阵地，日复一日地把“Liberal Arts”专业定位的理念融入到“高尚的记者”的职业定位，我知道是凤凰延长了我的新闻专业生命。刚到凤凰的时候，我面临的状况是没有人告诉我这个台需要的主持人是怎样一个具体的“风格”，无人可学，无规可循，而且我来到凤凰本来就不是一个完全新鲜的面孔。按照年龄来算，在当时凤凰的主持队伍中我都可以算得是“老人”了。7年一路走来，我是与凤凰共同成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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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年的第一次赌博(3)
2006年末，在全世界拥有无数拥趸的007电影系列出了最新的一集《皇家赌场》（Casino Royale）。看着屏幕上已经步入中年的邦德又一次在令人胆战心惊的赌局中奋力胜出，我不由自主地联想到自己，如果没有当年“赌”定一切的决心，现在的我是不是还会像在台湾华视那般唉声叹气地只知一味抱怨自己施展不开拳脚呢？“该出手时就出手”，饰演新一代邦德的英国演员丹尼尔·克雷格（Daniel Craig）接受这个颇有挑战意味的角色也是他自己的一次“赌博”之举，结果他成功了。电影银幕之内，他塑造了一个可以和之前的肖恩·康纳利（Sean Conney）和皮尔斯·布鲁斯南（Pierce Brosnan）比肩的“最狠007”，同时在银幕之外，他也为自己创下了“片酬最高的英国男星”的纪录。
30岁，对有的人来说是一次危机，但它同时也会是一次真正的“翻盘”机会，幸运的是，当机会女神光顾之时，我抓住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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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的自己从“Tiger”开始
“全球的华人您好，我是Tiger胡一虎。”这是现在我在每一次节目开场一成不变的自我介绍。很多人会问我：“我觉得你很有意思，很少有主持人把自己的英文名和中文名连在一起用，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叫自己Tiger的？”其实，“Tiger”这个呼号的诞生也是在入职凤凰伊始。崭新的平台，崭新的节目，崭新的自己—我需要一个同样崭新的“呼号”。因此，曾经伴随我10年之久的台湾观众是不知道“Tiger”的，他们心里留下的名字永远是“胡一虎”这三个字。
当时，世界高尔夫赛场上“空降”出一位天才少年泰格·伍兹（Tiger Woods），我就在心里给自己期许：“他是西方的老虎，那我就来做东方的老虎。他是在高尔夫球场上的老虎，那我就要成为电视主播台上的老虎。”而且，“Tiger”这个名字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台湾家中的亲人们都是不知道的，后来还是一位台商和我姐姐说：“你弟弟在大陆叫Tiger嘛，虎虎生威的。”姐姐听到“Tiger”还反问人家：“你们怎么都叫他Tiger啊？”其实，从小家人都把“老虎”作为伴随我生命的一种佑护与祝福的图腾，他们喜欢带我到动物园看老虎。在高雄莲池潭风景游区有一座栩栩如生的老虎雕像，父亲特别喜欢在那里给我拍照留念。天长日久，在我自己的心目之中，老虎也已经成为与自己有着千丝万缕般联系的灵兽—我就是老虎，老虎也就是我。
很多熟悉我的观众不知道，我这头电视里的老虎在家中被亲人叫唤的却是另外一个异常可爱而近似土气的名字：强生。这个名字一开始是被称做“抢生”的，是说我在出租车上等不及，“抢”着来到这个世界上。后来父亲觉得“抢生”很不雅，就改名“强生”，寓意为男孩子应该身体和精神都“要强”。至于Tiger这个名字只是在我上大学时期，很熟悉的好朋友才这么称呼我，入职“华视”之后，我就做了整整10年雷打不动的“胡一虎”。来到凤凰，我觉得自己应该制造一些变化，变化可以刺激我进步，于是，“Tiger”这个原先只限于在好友小范围内流传的名字在凤凰的主播台上就呼之欲出了。我是很喜欢做梦的人，那时候看到泰格·伍兹不管走到哪里，大家都亲切地叫他Tiger，他听到大家的招呼之后往往会一下子回头，用眼神回应大家的热爱。我心里暗想：“谁说只能有一个Tiger，我也可以叫Tiger，然后也要换我胡一虎一回头。”现在回顾当年这个和自己名字有关的天真想法，似乎只有在孩子心中才会产生，不过时至今日它还真的是实现了。
从第一次在主播台上大声呼号自己为“Tiger”到如今，我心里其实一直装着收看我节目的每一位观众，他们是怎样的一群人呢？他们都在哪里呢？每次透过小小的电视屏幕，我和他们从邂逅到相交，观众既是“顾客”，也是“知音”。我想：“我是仅仅在对中国大陆的观众在播报吗？”说实话，在我来到凤凰的2001年，凤凰的节目其实主要针对的是内地观众。所以当我在《媒体大拼盘》上说出：“全球的华人您好”之时，也曾经有观众说我狂妄自大，他们在邮件里写：“你以为你是谁啊？”可是面对质疑，我丝毫不改变自己的初衷，我对自己有这样的期许：“以前我只是在台湾的阁楼上看月亮，现在来到香港，我要在维多利亚港畔看世界。”我坚信总有一天，我的节目是要被全球华人看到的，我就是为全球华人在做节目。因此在凤凰的头两年，我一直在“痴痴地等待”，等待着透过摄像机那个小小的取景器，我和全球的华人在一起自由连线，无限对话。即使在最狼狈疲惫的时刻，我也没有忘记提醒自己要做到一档像拉里·金那样的节目。
胡一虎这厮是凤凰卫视的播音员，不知道多少岁了，可能是为了多挣点儿钱，坐着船，从台湾去了香港，一个说着台湾普通话的人，有着挣钱成名的动机，把观众当做门口儿不识字的二大爷，生怕你听不懂，所以嘴里都是家常话，这是什么精神？这是把观众当了衣食父母生怕得罪你的精神，如果你觉得自己是播音大腕儿是主任播音员就没必要学习这种精神。自打到了凤凰卫视后，站没站相，坐没坐相，一会儿整点播报一会儿环球播报，无非就是想让我们印象深刻些，一会儿念稿子，一会儿夹叙夹议，无非就是想让我们都听懂。
这一段文字是节选自2002年1月《新周刊》上刊登的《胡一虎的手与罗京的脸》，这是我入职凤凰以后在平面媒体上被公开点评的第一篇专题，在诙谐调侃的笔墨中，记者将我和中央电视台的主播罗京先生进行对比，写出了其时两岸主播“体态语”的不同特征，而在我来到凤凰之前所效力的“华视”也是和中央电视台一样，在台湾岛内算是体制内的电视台。凤凰在我的主播生涯里，绝对不是“华视”时期“美式播报风格”的简单延续与重复，如同初到辅仁大学我采用独具特色的“播报式自我介绍”，报考“华视”之时我写出《我—采访自己》的个人简历一样，来到凤凰伊始，我于内心深处也在召唤一个全新的主播台上的“Tiger”。这一次，我选择用响亮的呼号来宣告“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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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牌”新人的冷门时段
安迪·格鲁夫所写的《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Only the Paranoid Survive）是我非常喜爱的一本读物，长年被我拿来作为“枕边书”。在第一次读完该书之后，我写下了这样一段读后感：“偏执是什么呢？偏执坚持一个信念就是任何可能的都将成为事实。也许现在你听到的是掌声，但是你不敢听嘘声，你已经习惯成功之后，你就不敢预料失败。可是世事多变，在10倍速的今天你同样不知道下一刻你是成功还是失败。”每当我再次读到自己当年亲手写下的这段文字，刚到凤凰不久那一段自我调适的“倒带”和“归零”时期就会不由自主地浮上我的心头。
凤凰资讯台创办之初经历了大约三个月的“冷门”时期，那个时候我也没有自己的节目，和众多播报同事一起每天穿梭于早中晚不同时段的新闻播报中。记得上班的第一天，我接受到的工作就是要轮夜班，做整点播报，播完新闻再马不停蹄地赶到中国银行去主持晚会，晚上10点多回到台里，又和其他两位同事通宵达旦地录制春节特别节目直到第二天早上9点，接下来又主持前美国总统克林顿的告别节目。连续24小时，我如同一个跑江湖的“艺人”一样不停地到各处赶场，这无比的忙碌就是凤凰给我的“见面礼”。而其时的我已经不是电视新人，台湾岛上出道10年的经历在来到凤凰之后，迅速化解成为一个硕大的“零”。我每天的工作和新人完全一样，而之前做到一档像拉里·金那样节目的期待也一下子变得遥不可及了。在那三个月里，工作的繁忙节奏让我累得发昏，在别的主播有事请假的时候，我们一同进入资讯台的新人甚至要在一天之内连着轮两次班。
和事业同时步入混乱的还有我自己的生活。身处维多利亚港那令人目眩的华美夜景，我自己的第一个香港之夜是睡在地板上的，而在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我这个吃泡面长大的孩子又再次把泡面作为了自己日常充饥的食物。在那一段为时不短的日子里，很多时候我都会感觉自己似乎又回到了10年之前的台北，刚到“华视”上班的我也是每天骑着普通的摩托车，常常弄得自己一头一脸的灰，没想到打拼10年之后来到香港，我又再次经历了“新人”的阶段。在凤凰的团队里，Tiger的节省是出了名的，后来几度搬家我都丝毫不会在意房间到底有多大之类的细节，唯独有一样就是一定要看到海，那是每天我结束辛苦的工作，和父亲以及家人沟通的永恒的私密背景。自我上班之初，不管是在台北，还是后来到了香港和北京，我每天都和高雄家中的父母保持电话通话，只要听到他们的声音，我就马上由电视上人高马大的“一虎”，变成了他们眼中永远也长不大的“小虎”，正是家人默默给予我的爱与支持，才让我坚定地一路走来，越走越远，也越来越精彩。
在凤凰最初的三个月，尤为让我难堪的是在香港的台湾人会看到我播报的新闻。有一天一个熟识的台商碰到我，他问：“你不是台湾那个最什么的主持人吗？怎么会在这里这个时候播新闻，怎么回事？”在我离开台湾的时候，媒体做了大量的报道，纷纷用了“胡一虎飞到香港去”这样的标题，而我自己也由于年轻气盛曾经在电视里高调地和观众们告别，以至于很多观众朋友发来信件祝福我“期待下个世纪胡一虎在凤凰”，“浴火凤凰，全新出击”，“等着看你在凤凰发光”。面对着初到香港的现实处境，我一直在暗暗给自己打气，提醒自己“一定要争气”。10年前，我在“华视”可以从新人做起，现在我依然可以从头再来，在这份维护支撑自己起码自尊的信念里，我再一次开始坐在冷板凳上“痴痴地等待”，等待着梦想的阳光终有一天照见现实的无奈与不堪。那时由于没有自己的节目，我就把所有心思都花在了整点播报。记得在介绍上海高磁浮快速列车这则新闻时，我接连三次从不同的视角来切入新闻，把“民生”的人情注入了这看似普通的市政建设消息报道。第一次，我这样播报：“以前，从市区到浦东，您需要一个小时的计程车，但不久的未来呢，告诉您一个Good News，只需要15分钟就可以了。”第二次，我从列车带给整个中国经济影响的角度来分析；第三次，我则从整个工程的浩大规模方面来介绍??这样，每次保证都有不同的侧重点，观众自然就会接收到看不尽的新意与创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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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内外的“情感牌”(1)
2001年9月11日，是一个在众多美国国民心中永远挥之不去的“Black Day”。然而，极为耐人寻味的是，也是这样写满了人类巨大灾难的一天，“成就”着全世界无数媒体人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做出了浓墨重彩的采访或者报道—我也是。在事发之后，我被“院长”的电话紧急“抓”到凤凰的主播台上救场，当时紧急的状况甚至使得早我一步登台播报的同事陈晓楠，面对观众开口的第一句话就是：“对不起，我没有化妆。”而我自己也是连换西裤的时间都没有，只套上了一件休闲西服上衣，就开始连线美国的驻地记者向观众报道“9·11”事件—美国双子座大厦被恐怖分子劫持飞机袭击撞毁。透过前方记者传回来的直播画面，看着巍峨的双子座大厦在顷刻之间被生生拦腰切断而化为废墟，再看着那一张张惊惶错愕的面孔披着凌乱的头发，目光里写满不可思议的恐惧，鱼贯着从那一片黑色的废墟里逃生跑出，我想象着无数生命在瞬间就会被倒塌的大厦所掩盖。当他们遭受的痛苦转化为我口中一字一句现实的播报，我觉得所有的语言都是乏力和多余的，以至于在那次惊心动魄的播报之后，走下主播台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拿起电话打给高雄家中的父母，询问他们是否一切安好。也许很多人会以为媒体人早已看惯人间悲喜，心肠应该日渐坚硬，不再轻易悸动，然而情感一直是我最擅长打的一张牌，在这张牌背后其实是深藏于心的悲悯意识。“任何人的死亡都使我萎缩，因为我是人类的一部分。因此别让人去打听丧钟为谁而鸣，它正是为你敲响。”这种“由人到己”的悲悯意识，在后来《凤凰全球连线》的主播台上总是被一次又一次地点醒和唤起。
时至今日，在老板刘长乐先生的眼中，《凤凰全球连线》是一档“越来越好看的节目”，至于何谓好看，他是这样来阐释的：“当前热点，连线方式，当事人物，多种声音，多个窗口，多样解读；全部用直播；不同的亲历者，从不同的角度，讲同一个故事。”对于老板的解读，作为这档节目开播至今资格最老的主持人，我感受最深的还是自己一以贯之的“情感牌”。举目现今世界，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障碍”几乎比比皆是：语言的、文化的、宗教的、意识形态的??在无数戴着“有色眼镜”的双眼之下看到的都是一颗颗隔膜的心灵，世界本真鲜活而生动的颜色就是在“有色眼镜”的打量下消失了，“全球连线”连的究竟是什么？我的答案一直很明确：连的是情感，是人心，而绝对不是简简单单的新闻事件或热点人物。消除隔膜，摘掉“有色眼镜”，首先需要人们打破主观与客观“障碍”，进行心平气和的“对话”。而营造“对话”的气场是我本真的“技能”，也是我擅长做的“人文艺术”。在《凤凰全球连线》的平台上打“情感牌”，如果想要打得精彩漂亮又令人心服口服，每一次连线之前的节目标题、“开场白”设计和关键点时刻“四两拨千斤”式的打断点评，就显得十分重要—在节目中做“情感”就如同煲汤一样，火候的把握是最为微妙的。
每期节目的标题都是策划会上最费心力争论的焦点。《凤凰全球连线》的标题要求虚实相间，既要概括新闻内容，亦要引发观众的遐想，耐人寻味。在2006年末到2007年初，我们制作了一系列精彩的节目，它们的标题往往都会在直播的第一秒就抓住观众的眼睛和心灵。《2006保“胃”战》关注从福寿螺到苏丹红鸭蛋，再到嗑药多宝鱼等一系列食品事故危机；《今夕是“核”年》解读了贯穿2006全年的核谈判、核危机、核威胁、核试验以及核风暴；《跟往“市”干杯》讲述马英九卸下台北市长职务，暂时挥别30年公职生涯，开始正式专任国民党主席；《忠诚与背叛》聚焦斐济泰国接连发生的军事政变；《2006光影笔记》集中分析中国的年度电影作品，选取艺术和商业之间的角度去解剖中国电影的生存现状；《罪与罚》把镜头对准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被判绞刑的热点事件，让观众聆听阿拉伯世界是如何看待老萨一生的罪与罚；《亮剑》那期节目中，我们请来军事专家一起探讨在东北亚的天空之下，朝鲜半岛的核战脚步是否越来越近；《红顶“伤”人》中，我们借胡雪岩的故事来报道台湾商人王又曾私人掏空公司资产的重大金融风波；《当爱已成往事》讲述台湾“倒扁运动”总指挥施明德与前妻陈丽珠之间的恩恩怨怨；《路遥知“马”力》那期节目，我们又把注意力转向马英九，请来亲民党立委刘文雄深入分析：检方照办，马照跑，马英九能否摆脱被起诉的缰绳。
除了标题要精益求精之外，对“开场白”的高度重视历来是我在主播台上的一贯追求。在2006年7月13日播出的名为《以毒攻毒》的连线以巴冲突的节目中，面对当时双方越演越烈的战争冲突，我们特别联系到以巴双方的政府官员，以及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的朱威烈教授和新华社的战地记者潘立文先生这四方人士，给他们搭建一个公开“对话”的机会。
在这次节目的开场，我是这样来讲述的：“今天，就在今天，如果坐在电视机前的您要是生活在以巴，一定会发现要等待哪怕一天时间的和平都是何等困难的事情。‘和平’这两个字也许遍布在世界其他各个地方，但是在以巴地区它绝对是绝缘体。因此请您跟我们一起走近以巴，让我们用将心比心的心态来走近业已步入第四天战火的以巴，并一同来思考在已经经历了三次战争的洗礼之后，为何这一地区还是硝烟又起？在无止无尽的战争背后，到底受到伤害最深的是谁呢？和平之路真的远在天边吗？以前我们都是各自听取以巴双方在分别陈述对战争的看法与意见，今天我们带您聆听他们之间直接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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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内外的“情感牌”(2)
随后我开始询问巴勒斯坦前驻华官员穆斯塔法先生：“您觉得战争真正的问题到底在哪里？请您注视在画面视窗里看到的以色列官员，他们真的是您仇人吗？”穆斯塔法先生回答道：“这是历史的怨恨，我们都没有办法，只能卷入战争。”之后我又连线前方报道记者，让她把话筒递给以色列官员吉辛先生，我问他：“那您也是没有办法忍受巴勒斯坦人所做的一切吗？”接下来吉辛先生的反应异常激动，他开始直面批评巴勒斯坦政府的所作所为。在紧接下来的连线环节，这两位嘉宾直接用英文互相为自己辩解。我及时打断了他们的争论，反问他们：“既然你们可以用英文直接对话，为什么不能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呢？”虽然我们的这期节目不可能化解以巴之间旷日持久的战争冲突，但是我相信来自不同宗教和文化的人看到这期节目一定在心中产生了“将心比心”的呼应，这种呼应会让和平超越语言的隔膜，也超越民族的界限。
在我们把“真情”融入“对话连线”的具体操作，我历来保证自己本身绝对不可以戴着“有色眼镜”，如果说以巴战争的选题对于我来说还是有点“隔岸观火”的意味，那么在2005年4月，北京爆发反日游行的当口我们做的一期节目中，我真的就必须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将狭隘的民族情绪带入现场和嘉宾的连线之中。在那期《凤凰全球连线》中，我连线采访了北大日本留学生会长加藤嘉一。在对话直播过程中加藤说自己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可以很愉快地在北大学习。
后来凤凰网上有一个网友发表评论：“凤凰卫视的评论让人很气愤，一个中国媒体怎么能向着日本人讲话？但我不得不承认，他们讲得有部分道理。中国要求自身快速发展，就不得不最广泛地与国际社会接触。只有在经济上强大了，才能争取到较高的国际地位，在国际问题、国际关系上说话才有力度。游行我是绝对赞成的，只有这样才能让更多人认识到日本人的真实面目，但一些发生在游行中的恶意行为同样也有损中国人的形象。你骂了人，出了气，但也把一个坏的印象留给了观众。”
当我看到这条网友留言，就马上把它永久地保存在了自己的记忆中，因为从这段话里，我感受到我们做节目的思路得到了观众的认可，我们在节目中力求体现出开放式的真诚对话，进而传达出理性思考的声音：“爱国要爱出气度气概气派，而不要狭隘小气偏激。”
可以说，凤凰的节目一直保持着高姿态在有理有据地维护着中国的大国形象。2005年5月11日，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发生“排华事件”之后，我们的记者卢宇光在第一时间赶到了事发现场，被毒打的170多位江苏籍民工纷纷抱着卢宇光失声痛哭。他们一边哭诉自己受到的欺负与委屈，一边不停地说：“你们来了，我们就有救了！”而我在节目中也把俄罗斯驻华大使请来做了直播连线。听完了我的开场介绍，俄罗斯的大使非常生气，他说：“你们作为一个媒体不应该挑拨离间，现在中俄关系一片友好之势，你们应该平衡报道。”我试图打断他，我说：“大使先生，请您听我解释。”然而我的插话被大使打断了，这样往来，我一共被他打断了三次插话发言。最后待他表达完自己的气愤，我才得到说话的机会：“大使先生，您误会了，我是想问您在我们这次报道中，有四位俄罗斯士兵也受伤了，我是想问您他们好多了吗？”大使这个时候才说：“不好意思，我误会了。”之后，我问他：“您觉得出现这样的问题是不是语言的障碍呢？”他说：“对。”我顺着他的发言说：“那您可不可以教我一句俄语来避免这种语言障碍呢？”于是他真的开始教我俄语，教了好几遍，我才把发音大致搞明白。我说：“像我这样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学这句话都这么难，更何况民工呢？我们双方需要的是理解，而不是误解。下次如果有我们中国的民工朋友想学俄语可以找您吗？”大使说：“没问题。”最终节目结束在一片温馨友好的氛围中。正是本着“将心比心”的用情感做节目的理念，《凤凰全球连线》才真正做到了“Phoenixtv to the World & to the Heart”。
除了精心设计“开场白”和精准到位的点评串联，嘉宾人员的遴选也是节目制作流程里至关重要的环节。在有些节目中，选择什么样的嘉宾出场发言，其实就同时决定了节目的外在形式和深层内容。从形式到内容的完美多亏了所有《凤凰全球连线》的幕后同仁以及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凤凰记者和当地领导，是他们的成全才让我的连线能够连到我所梦想的理想人选。当我接到两岸首次春节包机直飞的“连线”选题，就开始思考如何把这个当时已经被媒体炒烂了的选题做出新意，最后我把目光落在嘉宾身上，只有在嘉宾的人选上大做文章，节目才会新颖好看。一般的思路做“直飞”的选题是要访问两岸相关官员或者学者，但是联想到自己终日飞于两岸三地的切身体会，我开始问自己：“你觉得谁是‘直飞’的最佳形象代言人呢？”忽然眼前一亮，思路在我脑子里也一下子清晰起来：空姐。最后我们在节目里请到了两位空姐，一位来自大陆的国航，一位来自台湾的长荣，而她们在“直飞”之前，彼此的足迹都没有跨越过海峡的天堑。我让她们在《凤凰全球连线》的平台上展开对话，使得她们开始第一次用自己的视角去发现真实的大陆与真实的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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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内外的“情感牌”(3)
日复一日，《凤凰全球连线》不只是锻炼了我连线“人心”的职业功力，也在逐渐给我打开一个关于新闻背后所蕴涵的人情冷暖的“大境界”。这种境界需要我把对新闻的把握以及对功利的超脱完全融为一体，早已超越了简单的业务层面。
秉持“情感牌”，《凤凰全球连线》即将带入第四个年头，我深深知道真情流露是自己做人最为真实的面目。在一场场真情流露的节目背后，我最为看重的是“用心”，我也一直在用心地坚守着自己看重的操守与底线：“凡事但求敬业，而切勿求人。”这也是父亲长期叮咛我的一句话。他常常跟我说：“自己才是自己最大的敌手，也是自己最大的赢家。只有拥有安身立命的本领，你才能拥有糊口的饭碗，而且也会有周遭的好口碑与好人缘。把‘求己’时刻放在心里的人，别人才会主动前来帮之助之。”从父亲那里汲取的做人之道，使得我在越走越远的职业道路上越来越相信：做一个电视人和别人沟通的最好方式就是自己的节目作品—“自己”是永远的起点，也是永恒的圆心。在自己围绕自己画圆的过程里，父亲也开始感受他多年悉心栽培我的成果，那就是我的事业所带给他的骄傲与荣耀。
在每次看似自如的“连线”背后，观众看不到很多次我们是怎样有惊无险地在节目直播之前才确定好嘉宾，而在每次节目开始前的大半天我们就要和嘉宾保持沟通联络，商定访谈内容。同时我还要和团队配合做好自己的“手卡”记录，和技术人员确认每一小节要在画面上开几个视窗，并和现场口译人员一起热身演练，请教他们每一位嘉宾中英文名字的正确发音，甚至在节目中场进广告时还要提醒嘉宾如何看镜头才会使画面好看些。面对嘉宾情绪激动、恶言相向，我会立即用自己的大嗓门去盖过他的声音；当我听不懂嘉宾所说的英文，我则会礼貌地请他们重复一遍而不觉丢人??正是这些前期后期事无巨细的准备工作，才能确保节目流程里的每一小节之间都串联精彩并且节奏顺畅。
电视的职业平台赋予我与常人不同的话语权，而父亲在他那《话要怎么说》的嘱咐之中可谓字字都切中要害。身处诡异无常的电视江湖越久，我越体会出“情感牌”在很多时候都是连接人心最为顺畅的通关牒文，它可以确保你一路坦途畅通无阻，因此在当今的国际政坛上“情感牌”也越发成为一张重量级的牌。2007年夏天普京的老布什农庄之行，其实可以看成是对在6月7日德国海利根达姆举行的八国峰会的一幕高潮情节的继续。这种通过国家元首之间的私交情感来加强政治沟通的方式，在国际外交中甚至有一种蔚然成风的趋势。其实，只要有了这种充满人性化的沟通交往，就有了进一步解决政治争端和危机的可能，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政治也不外乎是人心与人情。
来到凤凰之后，我每每感觉在这个舞台上面是一片空场，没有灯光、没有跑龙套的人，就你一个人在这空旷的舞台上。不论你是写草书，还是写楷书，不论你是写简体还是写繁体，只要写出感觉，有创新，凤凰就欢迎和接纳。新闻最可贵的地方在于它的客观和多元。新闻最大的悲哀也在于，这些客观都是由不同角度的主观组合而成的。透过新闻本身拥有的硬度，我喜欢从不同人的不同心情来尝试切入，尽管切开的有事实，也有无奈。单向度的“主观”是我在华视时期的“美式播报风格”，今日我在凤凰继续坚持主观情感路线的过程中，日益融合进了客观多元的视角和元素。游走于职业内外的主观和客观地带，真正的“胡氏风格”威力渐显。
……
北上
从台湾北上。
1998年，我以华视记者的身份随同海基会秘书长辜振甫访问团同赴北京，与台北直播室连线报道“汪辜会谈”，这次事件被称为两岸的破冰之旅。
2005年，在凤凰的主播台上，我再次报道“连宋大陆行”。先是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大陆，南京—北京—西安—上海，8天7夜的“和平之旅”使得国共两党领导人的手在相隔60年后再度紧紧相握。紧接其后，亲民党主席宋楚瑜亦访问大陆，西安—南京—上海—湖南湘潭与长沙—北京，慎终思远，不忘根本，“心灵的取经之旅”终于打破殊途的樊篱而趋于同归。
从香港北上。
2002年，我因结缘《纵横中国》而深入中原腹地，原本只是教科书上的齐楚燕韩赵魏秦，一一在我眼前呈现。2006年，又因主持《一虎一席谈》，我开始以每周一次的高频率定期飞临北京。
2007年，香港回归10周年，我参与回归10周年36小时直播报道。看着屏幕上那不断呈现的历史画面，我感叹在过去的10年香港是一路北上：感性、活力、自由、欢喜、开放，这些带有浓重港岛气质的词汇从珠三角来到长三角，再一路攀缘，继续北上。如今，粤语大片、恒生指数、黄金周里的购物狂潮、东方Disney中的成人童话??都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内地人日益熟悉的生活内容。
北上。
一轮轮，一次次。
大陆，台湾，香港，旁观者，亲历者。
地点依旧，主角更迭。
我们分别在寻找什么？
我们在共同寻找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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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北京(1)
北平，早已是父辈嘴里的词汇了。
在学生时期，我看到的“中华民国全图”标明首都是南京，而把北京印成北平。除此之外，全国有35个省、2个特别行政区，内中还有早已取消的热河省、察哈尔省、绥远省、西康省等。自1987年解禁以来，这样的“中华民国全图”又继续印刷出版了10年。直到1997年，台湾各出版社出版的地图才由“官版”转化为“民版”，所有地域区划都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划分的23省、5个自治区、4个直辖市以及香港、澳门2个特别行政区印行。首都标明北京，而台北只标市。同时，上面既不写“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写“中华民国”，只写“中国”二字。小小的一张地图，体现的是时代变迁中亦在变迁着的人心。
伴随着自己求学工作的城市转换，我经历过一度“小北上”，即1985年从高雄家中赴台北辅仁大学念书；也经历过一轮“大北上”，即2002年涉足中国内陆做《纵横中国》，几乎游遍各地风情。2006年开播的《一虎一席谈》更使得我定期往返于京港两个职业大本营之间，穿梭不已。前一个“北上”是从台湾岛南走到台湾岛北，后一个“北上”是从中国的特别行政区来到中国的首都—我在突破地域的同时，也完成了职业平台的升级。
从台北一路出发，于四十不惑之前抵达北京，我在比较两个城市呈现外观的不同之时，亦在参悟两地的人心。这两个城市中心都有一座故宫，台北的故宫是被白墙围绕，而北京的则是红墙耸立。前者在丝毫不张扬的外表之下是吸纳内秀于内心，所有国宝级的奇珍异宝只有待你走近才把你深深俘获；后者则像是嫡传的世家，处处都流露着历史的凝重与庄严的大气，引发人无尽的遐思，也令你肃然起敬。地理位置在这两个城市之间的南京，似乎也是在无意中完成了某种中和与过渡。因为是明代开国之都的缘故，她使得清朝国都北京在无形中也深得其城市布局的精髓。而作为1949年之前国民党政府所在地的南京，在某些方面也深深影响着台北，比如两地都有一个孙中山先生纪念堂，而且主要市政街道两旁都种有稠密茂盛的法国梧桐。甚至可以说，台北与南京就如同一对孪生之城，一个是繁体国语，一个是简化汉字。
如今，我每个月都会飞来北京。在《一虎一席谈》的主持台上，我找到了自己真正的战场。在北京，我最喜欢的地方是我经常住宿的香格里拉饭店，因为这个酒店的客房楼下面就是一座中国古典式园林。在这个日新月异变化着容颜的国际都会，香格里拉饭店如同一处人迹罕至的桃花源保存着古典中国的雅致与深沉，它那无处不在的神秘藏香也会让我在紧张的工作之余一下子放松心情。在北京，我最喜欢触碰的是北京人的心。在我来到这里之前，很多人跟我这样说：“北京的水很深。”在这句意味颇为丰富的简短语句中我读到了皇城的森严巍峨以及人心叵测。“华视”时期来北京采访的时候，我也曾戴着“有色眼镜”来审视这座城市，有人告诉我要学说北京话，这样你就能拿到便宜的内部票进入故宫。10年之后，当我开始交到北京的朋友，透过他们的心，我才客观而全面地重新打量北京。我通过北京人的心来了解北京，在北京人的心里我寻找着古典小说中描述的贾宝玉和林黛玉，这种寻找满足了我多年颇感神秘的好奇欲望，也寄托了自己心中长久的书生意气。消除疑惑的过程就是增加了解的过程，北京，正是在一日复一日我自己亲近与接触她的过程中才变得真实鲜活起来。从北平到北京，名称转变之下浮现的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的风云变迁，无数面孔来了又去了，这城市却永在。但城市的气质毕竟是人来赋予的，从业十几年来对两岸高层官员的面对面访问使得我看到了他们许多那不为人知的真性情面目。
1991年8月12日，新华社记者范丽青和中新社记者郭伟峰为“闽狮渔事件”入岛采访，拉开了两岸新闻交流的序幕，此后两岸新闻交流开始逐渐进入 “互访”时期。1994年，大陆召开“两会”时，我以华视记者的身份前来采访，那是我第一次亲临北京的土地。在红旗飘扬的人民大会堂会场，我手持带有华视标识的麦克风得到了发问的机会，那是我第一次发问中国政府的高级官员。随后，在90年代中后期，当我转线跑财经新闻的时候，我也连续几年都参加了APEC会议的前方报道。因此在各国首脑及部长级会议上，我就提问过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和外交部长唐家璇，而且在发问他们的时候我都是先后用中英文双语来讲述自己的问题，我大胆犀利的问话风格也在那个时候就给大陆官员留下了深刻印象。
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很多次APEC和WTO国际会晤中，我作为前线记者目睹过很多两岸部长级领导人共同与会的场景，比如当时大陆的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和台湾的经贸长官萧万长。在会场中每当他们碰面也会互相打招呼，毕竟同是中华民族子孙的事实是永远也不可否认的。从那时起，我就开始有许多机会接触到两岸的高层人物。后来当我来到凤凰，受邀主持博鳌论坛这样的重大场合，再次近距离观察两岸高层互动。龙永图部长在我看来一直是一位“走国际路线”的领导人，他的视野具有宽广的国际观，而且他在国际场合的表达方式也是融会了东西方各自的所长。后来在博鳌论坛慈善晚会的现场，他驾驭国际会议的能力，运筹帷幄，令人折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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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北京(2)
在那次的主持中，我在中场把龙永图部长请上了舞台，我说：“我旁边站的是‘龙’部长，我自己是‘虎’先生，我们站在一起就是标准的龙兄虎弟。下面龙部长要为大家演唱一首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这个充满幽默色彩的介绍在现场一下子就调动了台下中外嘉宾的兴致。在龙部长结束自己的演唱后，我继续调侃：“您在唱《月亮代表我的心》，可我发现您却没有在看月亮，您一直注视的是台下一位漂亮的女士，那就是您的夫人，您为什么不把夫人也请上台来，介绍给我们认识呢？”当时在旁边站立的龙永图的秘书都吓傻了，他一个劲儿给我递眼神，意思是不可以拿大陆的领导人来开玩笑。但是我也注意到，我们的老板刘长乐先生在台下始终脸上挂着微笑，还时不时拿自己的相机给我拍照。节目结束之后，老板跟我说龙部长特别表示他很喜欢我的主持风格。龙部长不仅在私下场合为人和蔼亲善，在捍卫国家利益的时候他更是独具大将风范。当中美发生纺织品贸易战，他亲赴美国，发表演说，无论是地道标准的英文，还是威严大义的气势，都博得了美国人的一致叫好。在获得这些国际掌声的背后，我发现龙部长会在国际场合有意识地使用外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交流方式。换言之，他的国际视野保证他拥有和外国领导人在一起顺利对话的无障碍“语境”。
回顾十几年间我采访过的无数两岸领导人，我最珍视的是在第一现场有幸亲眼目睹两岸风云变化间他们的所作所为。令我难忘的是自己参与的汪道涵先生会见辜振甫先生的报道。虽然和这两位互相不是很熟悉，但是他们常年在改善两岸关系中所付出的辛苦与努力，经常使我动容。在1998年上海的“汪辜会谈”中，我在现场领略了两位顶尖人物的风采，整个过程里二人的言语都浸透着儒雅的君子风度。之后我还准备以安徽同乡的名义采访汪道涵先生，可惜先生当时生病不适，我的采访也没有实现，这给我的职业生涯带来不小的遗憾。对于这次我至今仍然难忘的报道，父亲在剪报里为我批示：“使于四方，不辱使命”。如今汪、辜两位先生都已经作古，我只能在自己的节目中表达对二位的敬重与追思。
在我们制作辜振甫逝世专题的时候，我的开场白是这样讲述的：“只要你有机会到海基会，你就会看到有一个人经常扯着嗓子唱京剧，他在两岸是一个红顶商人，但是他是一个很特别的红顶商人??”那期节目，我特意连线了辜先生在大陆的京剧老师和在他身边工作的台湾部下，我问京剧老师：“您觉得辜先生如果以京剧里的角色来对应的话，他是哪一个角色呢？”这位老先生答：“诸葛孔明。”我后来还请老先生在现场给观众演唱孔明的京剧唱段，在延续不断的京剧唱腔里，伴随着屏幕上不断滚动的辜老一生的珍贵画面，我又请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了辜先生与人交往的小故事。同样，当汪道涵先生逝世的时候，我在节目也这样说道：“今天，我们安徽同乡的大家长汪道涵先生不幸故去了??”在随后的采访中，我连线的是与汪老一直打交道的台湾海基会前任秘书长焦仁和以及汪老的学生黄仁伟，他们二人从不同的角度为我们回忆了汪老的一生。在那期节目里，嘉宾谈到汪道涵先生在生前一度已经做好了跨越海峡去台湾的准备，可是后来李登辉抛出“两国论”的论调使得他在有生之年的台湾之行化为泡影。
作为普通人，我们无法把控政治，但是政治背后浮动的人心与人情，却足以打动我们这些凡人的心肠。无论北上，还是南下，一代人一代人前赴后继，从各负使命到不辱使命，我们还要走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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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高雄眷村到北京大院(1)
梁文道曾经撰文这样写道：“??60万随蒋介石渡海东去的国军多半住在这些竹篱笆围起来的村落里。遍布全岛的眷村就像北京的大院，以军种和部门为单位划分，有的甚至连村名都冠上部队番号。别小看那些竹子搭起来的篱笆，它们真能隔开两个世界，一边说的是台湾话，另一边则是南腔北调的国语。”
在他的这段文字里提到了两个名词：眷村与大院。这两个词汇分别代表的是看似分裂内里又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两种文化群落，前者在台湾，后者在大陆。二者都是以1949年为时间起点，今天也都随着现代城市发展的演进而渐渐消退，最终分别成就的是两岸在一段相同岁月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从高雄的眷村来到北京的大院，这是我“北上”过程中一段美妙的经历。
来到凤凰不久，我就发现了一个和自己很“像”的人，那就是财务总监石宁宁先生。从同事口中，我得知他曾经是革命军人。在记录凤凰内部故事的《凤凰名人外传》一书中，他被描写成“满脸冷峻，一身正气，整天皱个眉头，拿出一副铁面无私的劲儿，不熟悉他的人很容易被他吓着。据说这样是为了吓退企图走后门报账的人。”同事之间流传最广的关于石宁宁的“段子”就是一次大家一同开车去参加圣诞晚会，一路上笑话不停，每个人都笑得前仰后合，唯独石宁宁依然眉头紧缩，一声不吭，谁也不知道他在想着什么。后来当大家安静下来，车里一片鸦雀无声，石宁宁反倒一下子大笑起来，而且一笑起来就刹不住车似的停不下来了。大家问：“你这是怎么了？”只看石宁宁一边强忍着笑，一边说：“你们刚才说的笑话还真的挺好笑的嘿。”
之所以说石宁宁和我很像，倒不是因为我也整天紧皱眉头或者开玩笑时慢人家半拍，而是我们都是来自军人家庭，分别在高雄的眷村和北京的大院里长大。由于都是军人子弟的相同出身，我们俩走路时身板都特别挺。每当我们俩在公司里走路碰到一起，有意思的场景就发生了，我们高大的身材会使彼此都俨然如同机器人一样，相互较劲比着看谁的身体更挺直。如果我们在洗手间这样的私下场合里遇到，我们就会装作没看见对方，耍酷一般地等着对方先开口和自己说话。在我和他还不熟悉的时候，还和刘海若一起在一次主持中得罪过这位主管。那次是一台晚会，我和海若一起进行中英文双语主持，有一个环节需要请石宁宁致辞，只听海若说：“下面我们有请石宁宁女士上台发言。”话音刚落，只看到一个黑脸彪形大汉滕地从座位上站起来，几个健步跨上舞台，在说话时也没有展开他那紧皱的眉头。我和海若在后台看着他发言，心里简直是叫苦不迭：“谁让我们这位如此魁梧的主管先生偏偏起了一个容易引起误会的名字呢？”我记得自己还一个劲儿地安慰差点急哭了的海若：“不要怕，有事让他来找我好了。”
从那次以后，我在心里就牢牢记住了“石宁宁”这个名字。我也越发感觉这个和我一样长着国字脸的主管是有些和自己相像，除了我们走路时身板很挺，他性格也和我相仿，都是心直口快的人。所以有时候，在我看来他就如同《三国演义》里张飞那样的人物：正直、豪爽，但也是粗中有细，对别人既直言不讳也体贴入微。他会直接跟我提意见：“你讲话速度太快了，别人没听到你就已经说完了，像我们这样年龄的，就听不懂你说话。而且你也太爱打断别人说话。”对于这样把真实看法面对面说给我的人，我历来都是看重也敬重的。相处久了，我发现石宁宁在“硬汉”的外表下也有一颗柔软的心，他看电视到感动时就经常泪流满面。而我在飞机上看到一篇文章受到感染也会时常不禁落泪，因为怕被空姐看到还会故意打岔：“小姐，麻烦你再帮我倒一杯水，刚才不小心碰倒了。”
石宁宁比我年长10岁左右。我们这两个长得很“像”的人给别人的感觉都是酷酷的外形，但现在只要在公司里看到他，我就会把他当做自己失散多年的兄长一样。
凤凰不仅让我结识了像石宁宁这样的北京酷哥，也让我开始和一群北京美女成了朝夕相处的同事。提到北京女孩，之前我会以为她们自小长在皇城根底下，肯定都是清一色的爽朗和大方，日子久了我才知道虽然她们都是美女，但每个人的“美”也都是丰富多彩不与人同的。
陈晓楠是我新闻主播台上的好搭档，也是我私底下的好哥们儿，在凤凰的众多主持人里，她也是最不会打扮的女主播。为此，每逢节目直播之前，我经常指手画脚，帮她出谋划策衣服该怎么搭配，妆容该化什么风格。我甚至还会这样和她开玩笑：“可以再露一点嘛，不要怕，你为什么要怕？你有本钱的。”不爱打扮的晓楠拥有男孩子一般大大咧咧的性格，这使得她在综艺节目中很少露面。有一次在公司内部的晚会上，我看到她极其罕见地穿起了长长的礼服裙，这下可害苦了她，因为穿着这样的衣服，晓楠连路都不会走了。做新闻加班熬夜是家常便饭，晓楠会和我们这些男生一起同吃同住，丝毫不计较自己的所谓淑女形象。很多次当天光大亮，老板他们来上班，都会发现在沙发角落里蜷着昏睡的晓楠。相比较于生活中的不拘小节，主播台上的晓楠则会显示出女将一般的风度。做新闻是很辛苦的工作，也丝毫不可能依靠天赋，因此很多女孩子更喜欢做轻松的八卦式节目。但晓楠和她们真的很不一样，她把自己所有的时间几乎都花在了钻研业务上。每逢转播之前，晓楠都会很用功，她的手卡上总是记满了大大小小密密麻麻的关键提示词。除了节目前把准备工作做透做到家，她的临场反应也特别快，能够随机应变，自然妥当地处理突发性新闻报道，比如凤凰卫视“9·11”事件直播报道的第一环节就是我和晓楠临时授命上场，在接连好几个小时内面对空白的文案解说，生生依靠口播和前方记者连线才报道下来的。因此只要和晓楠一起上主播台，无论面临多么重大的选题，我心里都是有底的。在播报过程中，和她合作我也感到非常的过瘾。这么多年以来，我们携手合作，已然越来越有默契，现在依靠彼此的一个眼神，我们都会马上明白该与对方如何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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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高雄眷村到北京大院(2)
第一面见一虎，忍不住想用一个“直”字来形容他。他脸上的线条横平竖直，每个转弯也都是毫不含糊的90度，一个“国”字跃然脸上，这让人绝难把什么负面的形容词强加于他。这个“直”字也适用于他的身段。一虎是那种我见面就想拱手抱拳的人，他实在是一副练家子身段，永远的昂首挺胸，笔直得可以直接拿去做尺子用，这倒是和他的大侠名字很是配合。唯一不“直”的是一虎的眼神，据观众们反映，一虎是很会放电的。此人曾被台湾的网络票选为最性感的男主播，可见厉害，只不过“放电”的问题我无从考证，因为每次做节目都是坐在他旁边，多半不是他眼神的落点。
这是晓楠曾经发表在《凤凰周刊》上的描写我的文字，对她所有的赞美我都照单全收，只是她最后一句的推测绝对是此言差矣。在业余爱好方面，晓楠喜欢读书，她的心里其实很细腻，有厚重的文学气质，很知性，而她那不常变化的外形装扮也在提醒别人她性格中有一点点的坚持与孤傲，但她可以做到孤得有底气，傲得有道理。我真心希望主播台上的晓楠可以成为常青树。此外，我也一直把她当成自己妹妹一样亲近，会和她打趣：“下次请我太太帮你打点打点，呵呵，不要把你的美貌埋没了。”每当说完这句话，我才发现自己在心底对她还有着那么一点点心疼。
每当和陈鲁豫在一起，我就开始不会说英文了，面对这位英文专业毕业的才女，我知趣地明白自己那半吊子的英文在她眼中会漏洞百出。谈到鲁豫，很多人除了“说出你的故事”这一句广为流传的宣传语之外，还会第一时间想到她那硕大无比的脑袋—她真的是我认识的脑袋最大的女人，时间久了，我发现她最性感的地方其实就是她的“大头”。在这颗带有强烈个人标识色彩的“大头”里，不仅有地地道道的英文单词和短语，还有着一连串无比精准的数字和节目背景材料，她拥有所有主持人都羡慕的看家本领—超群的记忆力。每逢和鲁豫在一起搭档主持，我都会把那些难记又琐碎的数字丢给她，再多再细碎的数字只要在她那颗“大头”里过一遍，她就会通通都记住了，而且可以确保在节目里分毫不差地说出来。因此在私底下我就时常观察她的那颗“大头”，后来发展到甚至于连她甩头发的样子都在我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是想看清楚是不是她的脑袋真的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如果说晓楠是在主播台上和搭档最多的，那么鲁豫则是在晚会中我在双语晚会中最为经常的搭档。鲁豫的过人之处除了超强的记忆力，还有她特别聪明，十分懂得“藏拙”的道理。现在她几乎不会碰她不喜欢的新闻，也不会贪多同时开很多节目，她只是老老实实把自己的《鲁豫有约》做好，而每年年终各大媒体公布的年度电视榜中她的节目一般都会在谈话类节目中获得最佳提名。她擅长感性地勾连，在采访中很用心思，而且她的问题都是极富人情味关怀的，因此很多人不愿意在其他媒体上讲的话，在《鲁豫有约》中都会自然地讲出来。同为谈话类节目主持人，我深深懂得鲁豫的不容易，虽然我们一个人是做“双口”，一个人是做“群口”。“群口”节目在一个环节冷掉，还可以在下一个环节补回来，而“双口”节目从头到尾都只有一个主持人提问一位嘉宾，其操作难度就可想而知了。也是出于观摩的目的，我经常看鲁豫的节目，她在很多关节点上的发挥真的十分精彩，尤其面对外籍嘉宾的时候，她的地道英文和巧妙发问让你有时都心生嫉妒：“上天何以把美貌和才华都给了这样一个北京‘大头’女孩呢？”
许戈辉虽然英文也是和鲁豫一样出色，但是她给我留下最为深刻的印象是举重若轻，不管面临多么重大的直播，她从来都沉得住气，不会在脸上流露出自己的哪怕一丝紧张。我记得和她第一次搭档到海南主持选美大赛，在临上场之前，我在后台狠啃资料，那么多位选手和评委，每个人不同发音的长串名字和背景材料让我感觉十分憷头。待我准备得差不多，将要候场之时，忽然发现戈辉不见了，这下子可把我急坏了。原来她跑到商场里去买高跟鞋了。在最后临开场，她才“准时”赶来，说自己为了配衣服去买了一双新鞋。怀着几分忐忑的心情，我和戈辉站到了舞台上，可我很快发现我刚刚花大力气背下的串词，戈辉完全对答如流。通过这次合作，在以后但凡重大场合的紧要关头，找不到许戈辉在我看来已经司空见惯了。不过她也从未缺过场出过错，因此我只能认为是每个人的工作习惯不同。她拥有着最为淡定的气质，也拥有最为典雅的台风，所以凤凰在很多时候都会把戈辉作为综艺晚会女司仪的不二人选。因为她的典雅，她说出来的英文就像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一样，十分悦耳动听。
曾子墨在凤凰的美女图谱中是一位最低调的高才生。她出自书香门第，父母都是大学教授，从小就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后来还在世界一流的投资银行供职过，见过大世面。但就是这样一个生长环境优越，穿着时尚名牌时装的北京女孩为了主持《社会能见度》，可以任劳任怨地穿山越岭，亲赴经济不发达的地区进行采访报道，而从来不会向公司或者剧组提额外的要求。她甚至可以在亲赴艾滋病村采访的时候，还亲自去给村民劝架，丝毫不考虑自己是一名电视节目主持人的身份。在众多场合，当我和她交流的时候，发现她对自己的定位也和我一样是一名“记者”，而不喜欢“主持人”这个空洞的字眼。每当我和子墨搭档主持节目的时候，技术人员都比较劳累，因为她说话的声音比较小，而我的声音就很大，因此我们两只话筒在一起说话，就需要事先把音量音准都调控得很精准才行。颇让我意外的是，很多广告厂商很喜欢把我和子墨进行搭配找我们出任形象代言，以致我每每也对子墨说：“真是我沾了你这美女小妹妹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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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高雄眷村到北京大院(3)
在她自己所写的《墨迹》一书中，她自曝自己台前幕后出过两次糗，一次是工作时昏倒，一次是自己被高跟鞋夹到。其实她很多糗事发生的时候我都在她旁边，有一次她和我搭档主持，事先她就和我声明：“Tiger，今天你一定要站在我的左边。”我问：“为什么啊？”她说自己的右手摔坏了，以至于完全不能举麦克风。子墨在工作之余还是很细致善良的人，除了善待搭档，她和台前幕后的很多工作人员也都相处得很好。在待人接物中，她会用女孩子的细心来关注所有的细节。这就是为什么我把她称为“最为低调的高才生”。跟她接触久了，我越发了解她的真诚，我知道她这样一个女孩子放弃很多在大城市舒服过生活的机会，跑到偏僻的乡村去采访，这绝对不是“秀”。
从高雄眷村到北京大院，从台湾政坛的高层到大陆政坛的高层，在我一路“北上”结识的人物图谱里，还有一群中国的省长，身处高层与基层之间，同时对上下负责，他们这群“官员”被有的人称之为最难做的官。就像我在台湾最熟悉的台北、高雄两个大都会来说。马英九在任台北市长期间，就格外重视走访里长，了解他们的真实想法，对于政策大局的制定非常有帮助；谢长廷做高雄市长的时候，也是挨家挨户，拜访邻里。他们之所以能在蓝绿阵营脱颖而出，担任领袖人物，就是与老百姓零距离接触而奠定的基石。我和内地省长的结识都是缘于制作《纵横中国》，他们使得我在还没有到达北京之前，就先注意到了两岸政治官员特色的不同。在台湾，由于地理空间狭小，人口也分布得相对集中，因此官员们都极其看重和民众的互动，无论是造势演说，还是探访百姓，都在大做“情感”文章；相比之下，内地的官员都比较爱说理，听他们讲话都是有板有眼，一个层次接一个层次，一个逻辑套一个逻辑，纹丝不乱，环环相扣。博士省长李克强是我在做《河南篇》时很佩服的官员，他对数字的记忆力让我叹为观止，每当我在主持词中用稍微模糊的数字来阐述问题时，他总是能够将我的数字精确到个位数。他们的特色和擅长虽然是在“讲道理”。但在和他们接触中，我观察到他们很多人都是性情中人。在我们的节目中，这些省长“大人”被还原成尽量靠近他们的本真，同时他们也会透过我们的镜头诉说自己内心深处别人没有察觉到的想法。
在内蒙古自治区，我访问了主席乌云其木格。那期节目的末尾，制作人找来一首蒙古族女孩在青年时候写的歌颂草原的诗歌当众朗诵，之后我问在座的观众：“大家觉得这首诗写得好不好？”大家都表示写得很好。我转而问乌云其木格：“您觉得写得好吗？”这时只见平素不苟言笑的主席一下子就笑了。那笑容里甚至还带着一丝少女特有的矜持和羞赧，她轻轻回答道：“写得不好。”正在观众纳闷之际，我解开了谜团：“这是主席少女时代写的，所以她自己说写得不好。”接着，我再问乌云其木格：“看您刚才的笑容，这些当年的文字似乎又让您回到了少女时代。今天您已经成为了自治区的主席，当您回顾往昔美丽的草原，如果让您现在再来写一首诗来表达此刻的心情，您会写些什么呢？”这样，很自然地，乌云其木格主席就面对我们的镜头谈起了她对于家乡未来建设的期许和打算。在节目录制完成之后，乌云其木格还特意和我进行了交谈，说我前期准备工作很细致，问我是从哪里来的主持人。我也觉得自己为凤凰卫视在茫茫大草原获得认可而感到高兴。
《纵横中国·甘肃篇》的策划文案中有一个创意，因为甘肃以“牛肉拉面、《读者》杂志、敦煌莫高窟”这“三宝”而闻名遐迩，所以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宣传预告片里想请时任甘肃省长陆浩出镜，和任何“一宝”形成情景关联，以此来向全国的电视观众介绍甘肃的特色，这样既突出了地域文化，又做到了生动新颖。面对这个创意，剧组里的工作人员都不敢轻易给省长打电话，怕被他怪罪我们为了追求收视效果而滥用领导形象。结果到最后，为了坚持这个创意使之实现，我们全体《纵横中国》的同仁一起亲自登门拜访陆浩省长，准备用诚意来打动他。出乎意料的是，省长听完这个方案立即就爽快地答应了，他说：“这么好的创意干吗不配合呢？为甘肃吆喝两声，我义不容辞，也深感荣幸。”后来，在那期节目的预告里，观众就看到了这样的画面：陆省长在一家牛肉面馆坐着，身旁有一碗热气腾腾的大碗牛肉面，只听省长真诚地说：“兰州牛肉面，有空来尝尝。这个礼拜六，请您关注《纵横中国》。”结果显示那期节目的收视相当火暴。
当我们来到广西壮族自治区时，当地刚刚发生了煤矿不幸坍塌的重大事故，很多矿工或亡或瘫，损伤惨重。本来李兆焯主席已经决定不接受我们的采访了，他要在第一时间赶去事发现场处理公务，也抚慰受难矿工的家属，做好善后工作安排。但是在我们录影的前一分钟，李主席还是来到了我们的现场。他最终决定匆忙赶回来接受采访是因为他认为参加我们的节目录制也是重要的外宣工作，不能因为自己家里出了事情，就对全国观众不负责不尽心。他甚至还把没有批示完毕的公文带到了录影棚里，趁着我们节目的空隙继续处理煤矿那边汇报过来的最新情况。当他在我们的节目中谈到这次事故时，我看到他的泪水夺眶而出，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看到内地省长级别的官员在媒体面前流泪。
从高雄眷村到北京大院(4)
时任吉林省省长洪虎在节目里被我冠以“东北虎大哥”的称谓。在和他的接触里，我感觉到这位外表彪悍的东北大哥其实也是性情中人。我们制作完那期节目之后没过多久，吉林就发生了一场大火，损失惨重，我看到洪虎省长在事发后第一时间里通过媒体进行公开道歉。同样地，2007年初，山西省省长于幼军也在媒体里就黑煤矿事件向老百姓致歉。这些懂得弯腰道歉的政府官员，代表的不仅有极高的个人素养，亦传递出大陆新一代政府官员的崭新形象。
从高雄眷村到北京大院，不同的成长环境却赋予海峡两岸一代人以相同的情义。不管是身旁的同事，还是采访中结识的官员，在无形中都成为我解读人心的良好文本。如果说两岸三地不同生活背景的人们都拥有一张“脸谱”的话，台湾人的“脸谱”就是涂满了鲜明的“政治”与“文化”特色；香港人在本质上呈现出更多的“经济人”的底色，因此从他们脸谱上的每一道皱纹你都可以看到股市的走势以及外汇的比率；大陆人呢，由于身处在一个处于转型期中的社会，他们的脸谱上是处处写满惊讶的，值得你满心充满期待并时刻发现。
虽然出生在台湾南部，但骨子里我就是一个中国北方男人，而桐城子弟的家世背景也使得我在和大陆的同事以及官员接触的过程中不仅没有感觉隔膜生疏，反而是相处越久越觉亲近。同时，由于安徽老家正好位于中国北方与南方的过渡地带，因此豪气与细致在我的性格里都不缺乏，这样双重性格的特点使我可以如同一个游弋于不同人心之间的钩子，把他们内心的酸甜苦辣都一一呈现。在最近的一次节目录制过程里，我来到齐鲁大地的水泊梁山。身处水浒好汉的聚义厅，我清楚地听得自己内心的召唤，那呼唤发源于我血液里流淌的“好汉”情结，只有在中国的土地上，阅尽各处的人心，我才有底气跟自己说：“Tiger，你要做个好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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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战场(1)
2007年4月30日，《一虎一席谈》在开播一周年之际走入了北京东郊的中国传媒大学，召开专家论坛。在此前一个月，这个刚刚步入一周岁生日的新栏目获得了《新周刊》颁发的“2006年度中国电视最佳谈话类节目”称号。带着业界的肯定，我登上中国传媒大学的讲坛接受学界的检验。这个学校被誉为中国传媒行业的黄埔军校，身为凤凰人的我对她丝毫不感到陌生，因为身边有太多优秀的同事都毕业于这所闻名遐迩的专业院校，其中包括我们的刘老板和王院长。在回答问题的环节，有一个同学问我：“Tiger，请问您觉得主持《一虎一席谈》最难的一点是什么？”针对这个问题，我几乎是脱口而出的答案：“把握节目的节奏。”《新周刊》对于《一虎一席谈》的颁奖词里有这么一句：“它首度将选秀的PK精神和网络板砖引入电视节目，演绎热点问题的多重视角，并展现社会多元的现实图景。”在中国传媒大学的论坛上，很多专家和学者也认为我们的节目开启中国的电视谈话节目进入了“群口”时代。只有我自己知道，在那每一段“真枪真刀”观点较量的背后，我们栏目组的每一位工作人员都为这稍纵即逝的职业快感而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当每一轮“不玩玄虚”的荧屏辩论硝烟散尽之后，我们都是以疲惫的身躯去拥抱胜利的精神愉悦。如同我看过的介绍大提琴家卡萨尔斯的乐评所言，卡氏的作品是“一层一层浑厚的叙述”，使得音乐成为一种立体且坚固的建筑，在我看来《一虎一席谈》每期都苦心经营的行云流水般自然的谈话节奏，不也正是“一层一层浑厚的叙述”吗？
很多观众会通过电视屏幕看到，在《一虎一席谈》节目录制的现场，我手里每次都拿着厚厚的一摞手卡，上面贴满了打印好的录制流程：每一场《一虎一席谈》都有一个中心话题，它被肢解为若干子话题，各个子话题之间用逻辑勾连，逐层推进。依据每个环节话题的不同，我们会分别请出嘉宾形成两派观点，让他们的观点进行现场PK。同时在座的观众也可以对嘉宾的发言进行点评议论，阐发自己的看法。我手卡上记录的就是每次录制时整体性的节目框架。当在前期节目组内部的策划会上把框架搭建完毕之后，我每次上场主持时，手里唯一有的材料就是这个框架。我把它称为《一虎一席谈》的“理论”和“规定动作”，所有的“情感”和“出彩点”需要我在现场发挥，依靠自己平时的点滴积累，也依靠嘉宾和观众的现场发言。只要谈话进入一个自然推进的状态，我就要保证整体讨论话题的方向不要有大的偏差，必须在我们既定的“规定动作”完成的基础上再来演绎漂亮的“自选动作”。在每一个关节点上的点评勾连都是考验职业硬性功力的直接体现，因此做《一虎一席谈》这样群口谈话节目的主持人，需要对“节奏”有着无比精准的判断力和把控力。
“节奏”本来是一个音乐乐理的专业词汇。主持《一虎一席谈》以来，很多人会说：“Tiger，我觉得这档节目中的你最像你自己了。”他们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在这个节目的主持台上，我的状态就是和弹钢琴的状态很相似：忘我、陶醉、有时候高度紧张，有时候又特别快乐??在把握“节奏”的道理上，弹钢琴和主持节目是有共通之处的。每次只要来到录制现场，当我说出“一虎一席谈”，观众答道“有话大家谈”，我就迅速进入了自己的职业角色，除了我手里的卡片，我对这期节目最终会谈到什么程度，以及嘉宾和观众的唇枪舌剑之间会摩擦出什么样的火花，都毫无知晓。身为主持人，我在期待也在等待，期待等待着在短短的一小时时间里我又会听到什么新鲜的观点。因此每次节目的录制都会让我想起小时候在大海里潜水的美妙经历。大海是神秘的，你不知道哪里有宝贝，哪里又有惊喜，所以每次你都全情以待且乐此不疲。何况《一虎一席谈》让我第一次开始和内地的观众正面相见，在倾听他们声音的同时，我也在一天一天真正走入他们的内心。
因为投入，在《一虎一席谈》中，我呈现出自己比在《凤凰全球连线》更为“本我”的状态。在“连线全球”的时候，我需要端坐在香港总部的直播间里，穿着笔挺的西装并系着整整齐齐的领带，但是在主持“一席谈”的时候，我就没有必要再一身正装，已经处于“脱衣服”的自然状态了。从“穿衣服”到“脱衣服”，我已然找到在《一虎一席谈》这样的“群口”节目里自己作为一个发问者的精准定位：越简单的问题效果往往会越好，简单的问题不仅本身就蕴涵着无限对话空间，也给嘉宾在步步交锋之中都各自保留体面收场的余地。在当我开始用简单的心态来发问，自然美妙的对话就产生了。因为面对我的坦白与真诚，观众也开始真实起来，他们可以拍着大腿表达自己的不满，也可以咧着大嘴抒发自己的快乐。我经常和观众说：“‘一席谈’就是让你们露出真面目。”正是在和观众真心换真心的互动里，我才体会到了“脱衣服”主持的无穷乐趣。
同时由于这档栏目以我自己的名字命名，所以我特别在意它和自己气质的吻合，这种吻合应该既是“形似”也是“神似”的。每一场《一虎一席谈》的录制，我都是绷紧了全身的神经，丝毫不敢有哪怕一秒钟的大意和放松，以前我做节目是尽心但是不敢说完全用力，但现在主持《一虎一席谈》我是尽心又尽力。因为我知道如果这档节目的牌子倒了，那“胡一虎”这个我自己的姓名招牌也就随之倒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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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战场(2)
《一虎一席谈》绝对不是一档简单意义上的个人脱口秀，它真正的价值是在于“大家一起来说话”，作为主持人，我的任务就是学会说话、听话和问话。每星期一个话题，在短短的一小时时间里，我希望达到的效果就是帮所有的观众做一个头脑SPA。目前，中国民众要走向国际要和世界接轨，但是现实社会给每个人的压力都很大，如何在自我内心和外部世界之间寻求平衡？中国有五千年的悠久文明，传统文化在新时代既是精神财富，也是某种心灵束缚，如何让现代人“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些问题带来的思想交锋使得《一虎一席谈》是一个紧贴时代脉动和观众心灵的节目，因此才有了我们接连制作的《“孟母堂”私塾式教育应该被封杀吗?》、《黄段子立法，必须如此还是多此一举?》、《中国女人首选嫁给中国男人还是外国男人?》、《孔子是不是丧家犬？》、《大寨应不应该建大庙?》等多期精彩节目。
在操盘掌控这些思想PK的现场，我感到作为一个主持人的“过瘾”。这种“过瘾”让我发现在我主持的众多栏目中，《一虎一席谈》是我真正的战场，它可以让我每次都向一个冲锋陷阵的战士一样在主持台上马上就进入角色。这种“过瘾”和收视率以及知名度没有直接关联。借着“一席谈”，我既满足了“实现自己”也满足了“征服自己”的欲望，而且，它也是“Be Myself”这条职业真理的再次成功印证。
在“做自己”的节目制作过程里，我也越来越多地在“一席谈”中融入自己的想法。5年前，我到法国出差考察，看到当地有一档谈话节目十分有趣：在现场观众参与谈话讨论的过程里，每个人都有一副白手套和黑手套，白色代表反对，黑色代表赞成，导致整个节目现场一片黑白手套参差对峙，场面蔚为壮观。当参加《一虎一席谈》开播之前的策划会时，我把这个创意写进了自己的策划文案，只不过在现实节目里我们把手套换成了纸牌。这一看似简单的道具其实包含了我对于现代人生活现实的思考，如今很多人在面临选择时遭遇的并非只是单纯的“非黑即白”。在我们实际的待人处事之中，越来越多的空间已经呈现“灰色地带”的特征，单纯的和解与单纯的对抗一样徒劳无功，作为现代人，我们应该学习如何变通地坚持自己与艺术化地成全他人—这也是晚年父亲给我的启示，穿着他留给我的皮衣主持《一虎一席谈》，很多时候我也在自问：“如果父亲还在，他会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冲锋的战士在战场上是无惧的，在《一虎一席谈》的现场，我也是无惧的。
当面对《诸葛亮是人还是神？》这样的话题，我本来就熟悉了解，因此无惧；当面对《大寨应不应该建大庙?》这样本来我不熟悉的话题，我就会提醒自己前期多做功课，现场多向嘉宾观众请教，因此我也无惧。在无惧的战斗姿态下，我也悉心“打磨”着细枝末节的“亮点”。很多人都说电视是快餐便当式的文化消费品，但在每一帧我主持节目的画面里，都渗透着我“做作品”的心思和创意。
比如，在“大寨”那期节目的开始，团队为我精心设计了亮相的“行头”：节目开始，我从后场信步走出，虽然衣着没变，但我浑身上下多了好几样道具，手里拿着白毛巾，肩上担着一副竹扁担，我和观众这样问好：“全球的华人您好，我是Tiger胡一虎。如果您现在打开电视机，一定会感到奇怪，Tiger这是怎么了？可我相信内地40岁以上的观众看到我这身装扮，他们肯定能感受到我是从40多年前的大寨精神里走出来走到了您的面前。大寨是什么？它只是一段40年前的陈年往事吗？请您仔细看看我的装束，今天在我身上有两个关于大寨精神的重要图腾，第一个是白毛巾，第二个是竹扁担，当年大寨人就是凭借这两样东西和全国闻名的“大寨精神”，在家门口的虎头山上开辟梯田，呈现了人定胜天的故事。甚至从大寨走出的基层农民干部陈永贵还走到了中国政治的高峰，担任了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40年过去了，很多人都没有忘记大寨和大寨精神，然而今天在当年人定胜天精神开辟的梯田上建造了一座大庙，人们不禁要问：‘大寨应不应该建大庙呢？’”老实说，在接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对于何谓“大寨”又何谓“大寨精神”是丝毫不知的，同样对于陈永贵和郭凤莲的故事我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为了制作节目的需要，在很短的时间内，我请工作人员帮忙搜集了大量关于这个话题的背景资料，同时也了解了“大寨建大庙”这一社会热点新闻的来龙去脉。如同战士在奔赴战场前要把自己的枪擦得锃亮一样，面对每一个话题，不管自己熟悉与否，我都深知这是要录制节目的主题，而不是茶余饭后我自己随便说说的话题。因此我都会本着尊重事实也尊重嘉宾和观众的态度，扎扎实实把准备工作做到最细。“你可以不专业，但你不可以不敬业。”只要把“敬业”做好做透，离“专业”也就为时不远了。
很多网友反映在《一虎一席谈》中，我特别爱打断别人说话。可我必须为自己辩解：电视节目制作的特点要求我必须打断，因为访谈节目是要严格讲究节奏的，每一个环节的预估时长都会精确到以秒计算，所以我必须引导启发嘉宾在最短的时间里把最精彩的发言说出来，必须牺牲掉他们自己表达习惯里的拖沓和铺垫。同时我打断嘉宾发言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要顾及节目每一段之间要留出固定的广告插播时间。而且因为我心中特别明确《一虎一席谈》做的是“群口”谈话节目，为了在每期节目里呈现更多的声音，也需要我在很多时刻不能光顾忌礼貌就不考虑其他想要发言者的感受，只有适时适度地打断一些发言，才能把更多的机会让给别人，最终才不会让“一虎一席谈，有话大家谈”沦为一句空洞的口号。
真正的战场(3)
在每次录制《一虎一席谈》的时候，我都会在现场发现坐着一些同行媒体派来的“卧底”，他们是想来看一看，胡一虎手里到底有没有拿稿子。最后他们也都看到了，我手里的确没有现成的稿子，因为真正好的访谈就应是“人人忘我”。
有些内地的专家认为《一虎一席谈》在某种程度上推进了当代中国民主化表达的进程。作为节目主持人，我倒是没有把自己节目的功用期许到这样的一个高度。我只是希望这档自己深爱的节目可以每回都让收看它的观众在内心获得一点启发，并开始尝试在自己的生活中学会倾听，享受沟通。谈话的态度从某种意味上说就决定着一个人的生活高度，如果说言语的犀利是一种聪明的话，那么平和的谈话态度则是我现在追求的智慧，如同父亲在往生之前留与我的最后叮咛：“重剑无锋。”正是在“一席谈”的主持台上，在无数回倾听来宾唇枪舌剑的辩论之中，我才体悟并真正实践了父亲费尽一生心力才总结出来的微言大义。
还有一些专家质疑我们的节目采用的“精英VS.草根”的对话模式不可能长久，他们的理由是这两个身份群落之间本身知识结构水平相差太大，一旦深入沟通，可供挖掘的谈话点就很少。但是以我的观点来看，《一虎一席谈》的定位绝对不是一个具有专业高度的节目，当然它也不是毫无水准的噱头式炒作，“精英视点VS.草根声音”的模式正好使得它具有切合当今现实社会的“平视”视角，也体现了尊重各种声音的节目初衷。而且在我自己的家庭里，父母与兄姐都是在从事各行各业的工作，但这并没有妨碍我们在集体家庭聚会时对一些共同关心的社会问题的探讨。有差异才有沟通，这个世界最害怕的应该是失声沉默或者千篇一律。
刘长乐老板在《一虎一席谈》开播一周年的论坛上这样说：“《一虎一席谈》所提供的话语空间是我们现代社会的普罗大众和媒体话语空间的高度拓宽，这种形式的突破是一个时代开放、开明的重要标志。”伴随着《一虎一席谈》在稳步前进中步入头三年，我由衷为自己感到幸福，因为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比给一个战士提供可以发挥他所有本领的战场更值得让人高兴。在体会这个节目带给我极致疲惫的同时，我也在一路享受它一并赋予我的胜利的快感。
只有胜利才能驱走疲惫
不知道别的主持人怎么看电视之中的自己，我是很少迷恋自己节目的主持人。即使偶尔看到自己的节目，我也都是在心中升起一个大大的问号：“那是我吗？我认识这个人吗？”入行17年来，我心里并没有产生越来越得心应手的感觉，相反，我会觉得每一回的“得”与“成”背后都写尽了艰难与疲惫。
虽然《一虎一席谈》开播才刚刚两年多，但这个节目从诞生之初就没有成长期而直接进入了成熟期。不断转战于北京和香港之间的我在40岁到来之际，只能靠一次次胜利驱散身体和内心的双重疲惫。
如果说《纵横中国》锻炼了我“接球”的本领，那么《一虎一席谈》就教会了我“救球”的能力，在这个没有硝烟的电视战场上，我一回回把一个个“坏球”、“险球”以致“死球”顽强地“救活”。“救球”的过程就是我所有脑细胞高速运转，把嘉宾的发言一一打碎、勾连、再拼贴呈现的过程，而那看似轻松潇洒的“台上一分钟”背后都是“台下十年功”的努力与付出。
每次在节目录制之前我们都会开一个栏目内部的策划会，当我从香港飞赴北京，节目编导都会同时把四五期节目成文的几百页打印材料交给我。第二天在会上他们要听取我的意见，大家再一起讨论决定最后的录影方案。因此在这被我称之为“决战前夜”的夜晚，我都会几乎彻夜不眠，拼命消化吸收编导提供的材料，再进行摘录笔记，形成自己的意见与思路，以便隔天和大家一起去进行“头脑风暴”。正是有了这样细致的侦探式的调查研究，才成就录制现场的一次次胜利“救球”。
在“大寨”那期节目中，我提前得知现场会来4位女观众，她们现在已经步入中年，但是在当年她们恰恰是像郭凤莲那样的“铁姑娘”。正是因为得到了这样的“情报”，我才特意去搜集了她们当年在大寨战天斗地时所经常演唱的歌曲，并请她们现场演绎，还开玩笑说她们是“女版大寨F4”。同时因为在现场我看到一位父亲带着年幼的女儿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我就顺势问这位小朋友：“你年龄这么小，也知道大寨吗？”她说：“不知道。”我问：“那你来干吗呢？”小姑娘答：“爸爸带我来的。”随后我请工作人员把话筒递给这位年轻的父亲，只听他这样说道：“我女儿现在的课本里没有大寨，但在我们当年的课本里‘大寨’是被当做一种精神来弘扬倡导的，因此今天我带女儿来参加这个节目，就是来给女儿补上这一课。”这个现场采访把“大寨精神”引入了中国两代人精神传承的层面，在现场就赢得了很多人的掌声。
经常收看《一虎一席谈》的观众也许不知道，其实每次录影我们都是在一种“准直播”的状态下来完成工作的，“准直播”的意思就是一旦开录就决不轻易NG，一录到底。这是我最喜欢也是最看重的工作状态：每位嘉宾和观众来参加节目，都是牺牲了自己工作或者生活娱乐的时间，人家看重你才来给你捧场，不NG可以确保每位嘉宾和观众的时间得到充分尊重，是我们做节目的本分。由于我们做的是谈话节目，而且又是“群口”，因此谈话“气场”很重要。如果因为我们自己的准备工作没做到家，在嘉宾正说到兴致的地方打断重录，节目的质量就会大打折扣，很少人在重复的时候还能和第一遍讲述时一样保持精彩生动，所以“不NG”的录制方式也是我们专业与敬业的表现。在不久的前一次录制现场，我在耳机中听到外场的工作人员在一起大声说笑，禁不住现场“发飙”，那也是我唯一的一次在现场训斥同事，但我认为自己那样做是对的，因为看似不精心的细节破坏了现场良好的谈话氛围，如果不及时制止就会毁掉我们的节目。每一个工作人员辛苦多日才最终得以录制的节目绝对不能因为一两个人的不敬业而毁于一旦。
每次从《一虎一席谈》的录制现场出来，我的舌头都会充出两个大血块，在录制时我因为高度紧张而没有感觉，但只要我一和观众说完“再见”就会立即感觉到疼痛难忍。同时，即便我的家人也知道我有一个习惯。只要录制完《一虎一席谈》，当周的周末我都是不开手机的，任何人来电都不接，因为我必须有整整两天的“休声期”才能让自己的嗓子和舌头缓过劲儿来。
节目总策划之一的王坚平对我这样说过：“Tiger，你是我见过最累的主持人之一，从进入现场这一刻开始，你就已经忘了你在主持了。当镜头照到或没照到你的时候，你都是一个状态，陷入高度集中，全神贯注的神态”
很多时候我也会在心里问自己说：“Tiger，你这样拼命值得吗？”但每回我自己几乎都会很快回答自己：“值得！”不是每个人都有我这样的机会，况且，只要能够拥抱“胜利”，再大再沉重的疲惫对我来说，也永远都只是过眼烟云。
… …
高雄—台北—香港—北京。我在北上，很多人也在北上。
我们分别在寻找什么？于我来讲，北上是我凭借中年的“身”，天使的“心”来寻觅职业和人生交融的一片新天地。
我们在共同寻找什么？于我们来讲，北上是我们在这片新天地里亲近父辈，并建设两岸三地华人之间“心”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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