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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社会转型 现代性 主体立场
摘要：王祥夫近期小说创作在考察转型期诸种社会问题的内在逻辑、审视文化变迁中的价值冲突、探勘变革时代的人性真实之际，往往本着极具包容性的主体立场，以温婉的笔调意蕴悠远地言说现实，并因此具备时代“书记官”的可贵意义。
王祥夫的小说创作在新世纪赢得了越来越多的注意，①诚然，社会变迁的全面展开及其多维意义的深刻展示，必为关注现实的作家更透彻地把握时代提供诸多触手可及的经验材料，不过，作家自身思想与艺术的圆熟融通应当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可以看到，王祥夫近期小说创作在延续其1990年代现实主义转向以来关注底层的基本叙事立场的同时，书写领域日渐扩展，笔触广涉城乡各类群体，而创作早期作家主体意识之于社会、文化、人性之阴影部分迹近剑拔弩张的紧张关系，已日渐被置入更为深沉阔大的精神背景之中。惟其如此，那些来自于变迁时代的种种或显或隐的伤痛才能获得精微的体察与旷达的叙述，从而使得作品意蕴悠远、笔致温婉。
一、社会问题
王祥夫说过：“我近年来的小说和我许多朋友近年来的小说只是一种‘问题小说’。我对‘问题小说’始终保持着一份崇敬。因为，有些人都没有谈问题的勇气。怀疑、问题、质问，是一个作家形成自己独立的艺术世界的必要前提。”②这一点自非虚言，只需稍加浏览王祥夫的作品，便可发现作家对于那些通过各种渠道进入社会话语空间的大大小小的焦点性问题异乎寻常的敏感：贫富分化（《玻璃保姆》）、矿难（《找啊找》）、失地农民（《五张犁》）、农民工工资拖欠（《一丝不挂》）、土地承包纠纷（《愤怒的苹果》）、“空巢老人”（《浜下》）、家庭暴力（《尖叫》），甚而至于亲子鉴定导致的家庭危机（《伤害》）、男性功能障碍（《朋友》）、女性瘦身美体（《减肥》）等等，恰如变迁时代社会奇观的浮世之绘。
这一脉关注社会问题的笔法，自然深植于王祥夫所在地域（山西）的文学传统之中。不过，在赵树理以及“山药蛋派”作家那里，“问题”始终是创作的起点与旨归，一切被组织入叙事的材料均无超出言说具体“问题”的额外意义。进而，彼时简洁纯粹的社会阶级关系状况以及作家主体强大的意识形态信念与激情，使得赵树理们总能自信地以“敌/我”、“落后/进步”的框架发现、界定、理解、透视“问题”，并终而能够依托既有的社会体制解决“问题”，所以，混进村公所的阶级敌人金旺、兴旺兄弟最终被清理出革命队伍，并且“又被判了十五年徒刑”（赵树理《小二黑结婚》）；而赫赫有名的“吃不饱”和“小腿疼”也终于在村干部和群众的“帮助”下转变了落后观念（赵树理《锻炼锻炼》），等等。
随着市场经济在当代中国的历史性启动和大规模展开，王祥夫这一代关注社会问题的作家所面对的“问题”，往往建基于社会转型的全部复杂性之上。既然国家政策话语已经采用“摸着石头过河”③的表述指陈凭借固定的教条框定世界的理论与实践之为虚妄，那么，作家若依然执著于意识形态性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却又如何能够切近复杂现实的繁复意义？况且，即便在当年，叙事之中对于问题的完满解决最终亦不能映照、规范现实，否则，何以酿出如许一杯杯历史苦酒？正因为渐渐谙熟此间三昧，所以，王祥夫当前以具体社会问题为叙事起点的作品，在保持对于社会公正缺失状况基本批判立场的同时，每每能以冷静的笔调透视社会逻辑的更深层次，从而显得劲气内敛、情怀宽阔，例如讨论当代中国剧烈贫富分化问题的《玻璃保姆》，便集中体现了这一叙事特征。
小说叙述了两位私营煤矿老板通过攀比宠物狗斗富的故事。若说斤斤计较于狗的毛色还只是“暴发户”浅薄心理无伤大雅的流露，那么，让人（狗保姆）穿上与狗服同色同纹的衣服，则是通过肆意践踏他人人格的方式以炫耀自己所拥有的巨额财富，并使得贫富分化成为一个刺目的有悖社会公正的问题。进而，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私营煤矿、黑煤矿矿难频仍，早已成为各级政府整治的重点，当前文学创作也不乏反映相关内容的作品。相较之下，《玻璃保姆》的独特性在于并未采用新闻直击的笔法讲述一个矿难故事以收耸动视听的效果，（就此而言，虚构的文学叙事能比得上写实的新闻报道吗？）而是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展示了“张老板、周老板们”对于人性尊严的漠视，虽无血肉淋漓的矿难场面，可是其着意深刻之处，颇能超过新闻媒体的“深度报道”。
不过，更重要的是，叙事者并未将“狗保姆”闹剧发生的根源简单地归结为张老板们个体道德品质的问题，受过高等教育的小麦不也心甘情愿地担任“狗保姆”吗？再联系到小说对于富人生活“无聊”状况的反复细描，不禁令人体悟因缺乏适合于转型社会的核心价值以支撑个体生命意义的建构，所以才导致种种光怪陆离的世相，正因为具有这一层情怀，方才凸显叙事境界的悲悯与博大，这也是王祥夫的小说创作反映社会问题的基本姿态，可证之以前文所列的诸多作品，此处不再一一赘述。
二、文化变迁
王祥夫作品中林林总总的社会问题所勾摹的世相百态，其实大都围绕着中国社会现代转型这一具有根本意义的文化变迁内核。毫无疑问，以现代性价值革除传统之弊并推动社会的高速发展具有无可怀疑的历史意义，可是与此同时，传统自有值得深刻眷恋的超越性价值，而现代社会所致的人性异化状况也是无法漠视的真实，由此，社会现代转型过程便因内蕴复杂而成为具有不同价值立场的历史主体聚讼不已的焦点。以中国社会为例，晚清时期有“洋务派”与“守旧派”的颉颃，北洋时期有“新青年”派与“学衡”派的论争，当代则有“新启蒙主义”与海外“新儒学”的辩驳，等等。
就王祥夫对于这一交织着希望与伤痛的文化变迁过程的处理而言，其显著的特点在于并未如同文化论争史上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惯常所作的那样，坚执于某一特定的主体立场并态度激烈地“党同伐异”。在王祥夫的作品中，肯定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批判传统文化的深层之弊是叙事的价值前提，但同时作者亦不讳言现代化的消极后果，并对因传统之逝而生成的民族性的文化乡愁情绪予以深刻的同情和深入的表达，从而体现出宽和包容的文化态度，正是这一态度使得叙事能够“说出”文化变迁的全部复杂性。
尽管王祥夫的大多数小说所述的人物与事件均可通过或多或少的逻辑推论环节而至于文化变迁的讨论，不过，《流言》是关于此一变迁的直接言说，因而值得重点分析。小说以女主人公桃花的现代渴望作为叙事的起点：她嫁到刘家甸子，是因为“刘家甸子紧傍着城市，”“她喜欢城市，尤其是喜欢城市夜里的灯光。她常常站在村子里往城里的方向看，看那边的灯光”。城市当然是现代化最为耀眼的物质和精神表征，一个乡下女人在乡村无边的暗夜中眺望城市的华彩，这一意象蕴含的文化意义不言而喻。进而，为了“让自己彻底成为一个城里人”，她用市政府支付到户的城市扩建征地款买了一辆夏利车在城市里跑出租，她的丈夫天生则买了一辆“蹦蹦蹦”，“专门干起了往城里送菜的买卖”。正是城市提供的机会使他们得以告别辛勤的农耕劳作，以现代的方式重新组织自己的生活。
然而，来自于“现代”的伤害令人猝不及防：一个年轻人上了桃花的车，亲亲热热地喊着姐姐，口齿伶俐地讲着各种笑话，还拿出一个橘子让桃花品尝，于是桃花毫无戒心地按照他的要求将车开往郊外，在四顾无人的旷野之中，年轻人奸污桃花三次，一刀割开桃花的颈项，然后开着车子扬长而去。显然，刚刚进城的桃花依然按照乡土世界传统人际关系原则处理城市生活中的交往，其天真淳朴的情态自然能够引发阅读意识对于传统人伦的悠悠怀想，可是，这一处世姿态与现代城市生活无法接榫之处在所难免，在最极端的情况下，桃花险些搭上自己的小命。进而，正是作为现代性核心支点的市场经济对于个体利益冲动的强烈召唤，才导致欲望之兽呼啸出笼，让每一个体或多或少地为投身现代的举动付出代价。毫无疑问，在这里，现代受到了以传统人伦原则为参照的质疑与批判。因为抢救及时桃花死里逃生，可谓不幸中的大幸，不过更大的伤害恰恰自此开始，只是，这一次伤害来自于传统观念的作用。当桃花被歹徒强奸的消息传开之后，尽管桃花是受害人，可是在传统的贞洁观念作用下，丈夫天生还是陷入近乎疯狂的绝望：“还有什么事情能比自家女人让别人搞了更丢人的事？”小说的结局是悲剧性的，天生数次逼迫桃花自杀：“你还不如去死，你不去死，要不就我去死吧！”桃花因为舍不得两个孩子而不愿意去死，可是天生却真的喝农药自杀了。于文明昌盛的21世纪，性侵害还会导致当事主体面临生与死的抉择，足可见传统伦理的强大与狰狞。
可以看到，小说的文化表述始于主人公的现代渴望以及由此推论的对于现代性价值的肯定，继而则依托传统人伦温情反衬现代社会之于人际关系的异化，最后又表达了对于文化传统之弊的严厉批判，由此，《流言》便全面言说了传统与现代的各个价值维度，并生动描绘了多维价值错杂交汇所导致的极端性生活情境，令人深入领略变迁时代中国社会文化状况的高度复杂与暧昧。与此同时，充分融会传统与现代正面价值的极具包容性的主体文化立场亦渐次显现，从而能够在准确把握当下的基础提供关于未来的明确想象。此外，《浜下》《上边》等作亦就此论题做出了类似的讨论。
三、人性真实
不论是具体的社会问题，还是宏观的文化变迁，终究须由处于不同主体位置的社会个体所承载，从而铺演出一幕幕人性活剧，文学创作唯有直指这一层面并予以深刻地叙述，方能彰显自身特色与价值，毕竟“文学是人学”。就王祥夫的小说创作而言，透视种种社会、文化变迁情境中人性的深层真实，从细微之处把握时代的感性侧面，正是其拿手好戏，正如有论者所言：“把社会问题转换成人的主题，这是王祥夫既聪明又艺术的一个‘绝招’。”④《五张犁》堪称个中典范，因而值得格外注意。
随着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城市化进程也日益加速。城市面积急剧膨胀必然导致大量近郊农民土地被征用，据有关部门统计，自1990年代以来，中国城郊失地农民总数量约为6630万。⑤在某些地方，因农民土地被征所获补偿不足而引发失地农民集体上访、诉讼的事件屡见不鲜，已成“三农”问题新焦点。不过，此种一时一地的问题可以通过恰当的政策予以解决⑥，而在大规模农民失地这一事实中，更为值得注意的层面却在于此：失去土地的农民势必根本性地改变世代沿袭的农耕生活方式，被迫习得适合于现代城市要求的新的生存技艺和交往模式，这一千年之变必定在当事主体的生命记忆中铭刻下怆痛的印记，《五张犁》恰恰深刻触及这一意义层面。
“五张犁”是张沟村的庄稼人。既然获得“五张犁”的绰号，自然有着炉火纯青的农事技艺。这也就意味着五张犁曾以超出常人的热情浸淫于土地庄稼、春种秋收，农耕生活方式早已将其个体意识雕刻成型，那么，当巨变来临，张沟村因为成为城市的一部分而“早已不存在”的时候，其他村民虽则亦不免于变迁之痛、沧桑之叹，但毕竟可以迅速适应新的生活，“做小买卖的做小买卖，外出打工的打工”，“不再关心那些原来属于他们的土地上现在都长了些什么”，可是五张犁却难以如此，他疯了，而且疯癫的症状颇为不同凡响：“这年春天的时候”，五张犁出现在已成为市园林管理处下辖的苗圃上，并令人不解地在跨越三个园林工承包地段的一块长方形地块中劳作。春天，他为花卉施肥、锄草，夏天，他为花卉捉虫、浇水，到了秋天，他竟然拿一把镰刀收割了花卉！此时人们方才发现，五张犁选中的这块土地“早先就是五张犁家承包过的”。原来如此！虽然此时早已没有地埂、标记，可是五张犁心中的印记还需要界标吗？进而，发疯岂不是固守传统的个体坚守文化记忆的极端方式吗？此种方式果然能够令人深切体悟在文化变迁的巨大压力之下人性的脆弱与坚韧。
此外，在《婚宴》中，承办喜庆宴席的乡间厨师父子最后知道自己此次所办宴席居然是主家死去已久的儿子的阴婚宴，联系到自家因为贫穷，早过婚娶之年的儿子依然单身的事实，不免惊惶失措、百感交集，连工钱也不及结算便“面无人色”地仓惶而去。这一高潮性的细节正显示了当人们于猝不及防间突然面对最狰狞的人生真相时，往往会转过头去、闭上眼睛。在《狂奔》中，进城谋得看厕所差事的夫妇将家安在厕所之中，他们读高中的儿子在同学面前理所当然地隐瞒了这一事实，并谎称自己的父亲是军区首长的司机。当真相“败露”的极端瞬间终于到来之际，儿子便一路狂奔出城，毫不犹豫地跳入滚滚长河，体现了重压之下人性以崩断的方式所展露的尊严。
可以看到，从城郊失地农民、乡村弱势群体到进城农民，王祥夫完整地描绘了当代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农民群体的不同境遇，作家专注于人性展示的笔法，鲜活生动地记载了这一历史进程的感性维度，果然书写了“民族心灵的秘史”，而每每流溢于作家笔端的悲悯情怀，使得这一书写充满了动人的温情。
可以看到，在王祥夫的作品中，不论是对于转型期社会问题的考察，还是对于社会文化变迁过程的审视，以及对于剧烈变革时代人性真实的探勘，作家往往都能在保持对于现实基本批判精神的同时，以宽和的姿态、极具包容性的主体立场，深入到描写对象最为复杂与微妙的层面，使得变迁时代的事事物物均能获致多维的理解与表述，从而免于任何二元对立的排他性价值立场所导致的对于现实的粗暴简化与扭曲，乃使其创作得以具备时代“书记官”的可贵意义。王祥夫勤于笔耕，正处于创作旺盛期，常自谓“一日不做一日不得食”，因而，我们有理由期待他写出更为优秀的作品。
作者简介：邵明，文学博士，安徽省委党校科文部副教授。
① 自2000年以来，王祥夫的《儿子》《怀孕》《流言》等多部小说被拍摄成影视作品；2003年短篇小说《上边》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2005年《愤怒的苹果》被评入上半年“中国最新文学排行榜”，《婚宴》被评入下半年“中国最新文学排行榜”；2006年获“山西省赵树理文学奖”中篇小说奖，“山西省赵树理文学奖”荣誉奖，等等。
② 王祥夫:《小说与农村》，《山西文学》1996年第10期。
③ 陈云：《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9页。
④ 段崇轩：《文人情致与现实关怀》，http://www.aIhUaU.com/zjzl/zxzyzp/9779-82180htm。
⑤ 参阅廖小军《中国失地农民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⑥ 2004年10月，国务院下发《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要求各级政府要将土地出让金部分转移给土地被征的农民，极大地缓解了失地农民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