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王建华 广州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我国现代脾胃学和中药药理学的开拓者
1927年11月生于江苏泰兴，2016年4月9日因病逝世，享年89岁。广州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我国现代脾胃学和中药药理学的开拓者和杰出代表。著名中西医结合脾胃学家、著名药理学家。
1974年8月起在广州中医学院脾胃研究所工作。曾任中国药理学会副理事长兼中药药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常务理事，广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会长，广州中医药大学脾胃研究所所长，卫生部和广东省新药评审委员，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广东省专家库评审专家，《中药药理与临床》杂志主编，《中药新药与临床药理》名誉主编，《广州中医医大学学报》副主编等职。
2016年4月9日，王建华教授因病在广州逝世，享年89岁。王建华教授知识渊博，治学严谨，从事中西医结合、中药药理的教学和研究工作50多年。他早期从事中药麻醉研究，是我国中药麻醉研究的开拓者之一。
今天，为纪念王建华教授，“广东中医药”特别推出他十几年写的自传。
【本文由广州中医药大学供稿。】
韩济生院士约我为《生理科学进展》撰写一篇“刊头专文”。我长期从事中药药理工作，研究内容大多涉及基础药理，水平一般，不适宜在《生理科学进展》发表。由于济生院士的鼓励，我终于写成此文与读者交流。希望有更多的生理科学家关心和支持我国的中药药理事业。
早年教育及协和药理高师班培训
我 1927 年出生于江苏泰兴。早年在上海接受小学、中学教育。1945年中学毕业后，经历了德国医学院、国立临时大学，最后合并至同济大学医学院。
同济大学医学院对学生的要求相当严格，不论是理论学习还是临床学习，都有明确的应达到的标准，这为后来的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1951年即将毕业实习时，正值全国进行院系调整，全国高等医学院校师资缺乏，决定在重点医学院校中设立高级师资培训班培养师资，协和药理高师班是其中之一。按照国家的统一安排，1951年 8 月我进入了北京协和医学院药理高级师资培训班学习。这是我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对我以后的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那个时期，协和医学院药理系的工作由我国著名的药理学家周金黄教授主持，直接负责我们药理高师班的是金荫昌教授。培训期间，我们主要是系统学习现代药理学的理论知识和药理实验的基本方法，同时参加有关的科研工作，一边学习，一边科研，收益很大。记得当时给我们授课的都是协和医学院各领域有名望的专家学者，如金荫昌、雷海鹏、景厚德、刘士豪、黄宛、方圻等。名师的指引，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点燃了一座座明灯，为我们学习的进步和专业水平的提高，指引了方向。
在高师班学习期间，有两点我的印象很深刻，并对我以后的专业道路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是周金黄教授倡导，请当时在协和药理系进修的朱颜中医师为我们高师班同学介绍了人参等中药的药理研究概况，这是我第一次接触中药药理。同时，协和的老师给我们介绍了二三十年代燕京大学（现北京大学）化学系出身的陈克恢在协和药理系进修期间研究麻黄碱的经过。
陈氏利用同学实验的麻醉猫血压实验，发现注射麻黄煎剂可使血压上升，并能持续较久时间，后确认麻黄碱为其有效成分。当时正值肾上腺素能神经生理、药理研究处于高潮，陈氏研究发现麻黄碱的拟肾上腺素作用及其特点，并人工合成了麻黄碱。此一研究在国际药理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并使麻黄碱在临床得到较广泛的应用。
我同时阅读了陈氏用英文写的“麻黄碱的拟肾上腺素作用”专著。这一从中药中提取有效成分，进行较系统药理研究的模式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另一是协和医学院推崇教学与科研并重，这一点对培养人才非常必要。事实上，教学与科研本是相辅相成的。
我一直认为：传道、授业、解惑这三者是高等院校教师天经地义的职责，其中，尤以解惑最为重要。传道、授业是对现有知识的传授，而解惑除了一方面解决学生对现有知识的疑问之外，关键在于对人类未知知识的探索。在这一方面，开展科学研究无疑是最好的训练，也是最好的检验手段。科研与教学相互促进，相得益彰。高师班培训这段时间虽然不长，却十分宝贵。我利用这段时间，充实了基础医学知识，同是也奠定了药理专业工作多方面的基础。
江苏医学院、徐州医学院工作及中药麻醉研究
1953年 4 月，我结束药理高师班的学习，被分配到江苏医学院药理教研室工作（江苏医学院设在镇江，1957年夏迁至南京，并改名为南京医学院），主要进行药理课教学及实验课带教。此间配合全国消灭血吸虫病大协作进行了“葡萄糖对锑剂解毒作用的研究”有一点小小的成绩。还开展了“藏红花与怀红花对子宫作用的比较”，这是我工作后第一次接触中药药理的研究工作，采用二药的水煎剂研究并比较其对家兔离体子宫、在体子宫及子宫瘘管活动的影响。由于缺少领导，缺乏经验，远期目标与近期工作安排不好，计划性不强等原因，虽然做了一些试验，但未能按计划逐步深入开展研究。再加上当时政治运动不断，研究工作受到很大冲击，最后不得已停止。此项研究虽未取得任何成绩，但对我以后的中药药理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初步体会到，研究必须目标明确、设计严谨、计划周密、由浅入深、逐步前进。
1959年月12 月，学校根据毛主席“教育与生产相结合”的号召，安排我到南京医学院徐州分院（ 1962 年改为徐州医学院）开展勤工俭学。我们先后接到三项任务：一是为了配合细菌肥料的生产，开展蛋白胨的土法生产；二是为上海一家药厂生产 ACTH 的粗提品；三是化铁丹眼药水制剂工艺的改进。当时药理室共有三人，除我外，还有一位青年教师和一位技术员。同学参加劳动的有十几人。工作中当然会有不少困难，但都能一一克服，较好地完成了上述三项任务。勤工俭学工作前后大概开展了一个学期。牛刀小试，既完成了上级下达的任务，也锻炼了自己，同时还为药理室创造了良好的工作环境。大家都知道这个药理室是可以做些事的，而且还能解决一些问题的。
1960年至 1961 年间，我参加了徐州市卫生局举办的“西学中”班，脱产学习中医一年，对中医药理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学习，中医药学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及灵活多变的临床辨证思维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从此与中医药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为了巩固所学中医药理论，结业后仍坚持每周有两个半天参加附属医院中医科门诊，随师学习，直至文化大革命开始才结束。
70年代初，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麻醉科王延涛医师自服煎煮的中药传奇古方“麻沸散”（洋金花、草乌、当归、川芎），发现有类麻醉样作用。此后该医院率先开展中药麻醉的临床试用工作，先后采用煎剂口服、肌肉注射与冬眠一号配合的方法，进行了几十例外科手术，得出麻沸散能够有效地起到麻醉作用的初步结论。为配合这一研究工作的深入，药理教研室受命对其麻醉作用及其机理进行研究。工作初期，我们并不知道研究的对象是什么，也没有人告诉我们是煎剂、肌肉注射剂与冬眠一号配合使用，而且研究工作处于半公开半保密状态。以煎剂口服或注射剂肌注，对小鼠、大鼠、狗的实验均无麻醉作用。这一结论与临床结果不同。
为了探明真相，我们到医院麻醉科实地进行观察学习，结果才知道临床实际运用的是麻沸汤与冬眠一号（氯丙嗪、杜冷丁、异丙嗪）联用，单用麻沸散起不到麻醉作用，单用冬眠合剂麻醉作用也达不到，两者合用才能产生麻醉。于是又重新开始动物实验，结果得出与临床一致的结论。
研究认为：
（1）麻沸散与冬眠合剂起增效协同作用，两者合用可达到麻醉效果。
（2）麻沸汤中洋金花为主药。去除草乌、当归、川芎，单独保留一味洋金花，同样可以起到与麻沸散一样的作用效果。草乌与洋金花镇痛作用虽有协同，但草乌毒性作用较大，而中药麻醉时已有杜冷丁合用，为了更安全应用，可删去草乌。当归、川芎虽有微弱的镇静作用，但比起冬眠一号，作用要弱得多，可以删除。
（3）在洋金花中，起主要麻醉作用的是洋金花总碱，这一研究结果推动了中药麻醉的剂型改革。上海中药一厂将原先的四味药合剂（酱油色）改进为洋金花总碱，制剂清澈透明，称为“中麻Ⅰ号”。临床采用 5mg的总碱加上冬眠一号，加入300ml 的葡萄糖中静脉滴注，以此为常规，全国进行了万余例的手术。
（4）在洋金花总碱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东莨菪碱。可使家兔翻正反射消失，而阿托品可引起惊厥样作用，并不能增强东莨菪碱麻醉作用的效果。因此在麻醉作用中，可以去除阿托品，单独保留东莨菪碱。后期就单独应用东莨菪碱（“中麻Ⅱ号”）。
（5）中药麻醉的优点在于东莨菪碱可以改善全身微循环，具有抗休克作用，这就克服了全身麻醉易引起休克的缺点。但是中药麻醉也存在一个麻醉深度不够的问题，特别是在进行上腹部手术时，须与肌松剂合用。这一临床需要带动了中药肌松剂的研究，如汉肌松、锡生藤、八角枫等。有关中药麻醉的研究获得 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从唾液淀粉酶活性比值研究到脾胃虚实证本质研究全面展开
1974年，因工作及家庭方面的原因，我从徐州医学院调到了广州中医学院工作。徐州方面的中药麻醉研究已经走上了良性的发展轨道。
1975年 4 月 18 日，当时的广州中医学院副院长欧明同志宣布“广州中医学院脾胃研究小组”正式成立，由陶志达同志和我共同负责小组的工作，小组其他成员有：邓灼祺，陈淑英，劳绍贤等。从那时起正式拉开了我们开展脾胃学说研究的序幕。研究小组的成立，无疑为我研究中医药理论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天地。然而，在兴奋之余，却有了几分迷茫。我虽然经过“西学中”学习，但中医药理论深奥而精妙，如何开展中医药理论研究工作，的确是一个难题。幸好小组的几位同志长期在学院工作，有深厚的中医理论及临床实践经验，如能统一认识，团结合作，工作是可以逐步开展的。
辨证论治是祖国医学的精髓，是中医理论指导实践的具体体现。脾胃学说这一中医基础理论的研究必须以证的研究作为突破口。上海沈自尹教授领导的“肾的研究”思路与方法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和帮助，我们决定以脾虚证辨证论治作为研究目标。
首先，我们提出脾（气）虚证的中医诊断标准，并在校内广泛征求老中医的意见，反复修订，最后定稿，实践证明我们制订的脾气虚证的中医诊断标准是可行的。其次，确定临床研究基地。限于当时的条件，学院附属医院未能提供临床研究病床。
正当我们为临床研究基地犯愁的时候，广州绢麻厂卫生所的领导怀着急切的心情向我们求助，希望中医能够帮助她们解决该厂 150 多名女工长期患慢性低热，西医治疗又无明显疗效的棘手问题。我们欣然接受了这一任务，她们也为我们解决了临床研究基地这一难题。绢麻厂地处广州近郊的员村，离学院往返有 3 个多小时的路程，当时交通很不方便。从学院出发，转了几次车，还要步行半个小时才能到达。那时候，大家都憋着一股子劲，也都感受到一种无形的压力和责任，一手托着患者的久病之后对尽快康复的期盼，一手托着脾胃学说的研究，成功是唯一的选择。
根据中医理论辨证分析，考虑慢性低热的原因在于脾虚发热，采用甘温除大热的方法，运用四君子汤加桂枝、黄芪治疗，结果在70例慢性低热患者中，治愈率达 60%，总有效率为 87.5%。我们的辛劳换来了患者康复的欣慰笑容，同时这一临床研究结论改变了对慢性低热要采取益气养阴的论点，证实甘温除大热对脾虚型发热确是行之有效的治疗大法。
在研究过程中，有一重要的发现：酸刺激前后唾液淀粉酶活性比值的变化是反映脾气虚证本质的特征指标之一。为什么会选择唾液淀粉酶活性这个指标？选择的理由是：
（1）中医理论认为“脾开窍于口”“脾主涎”“涎为脾液”等，说明涎液与脾密切相关。
（2）在临床中我们观察到脾虚患者常见食欲减退，口淡乏味等症状。
（3）脾主运化功能主要指对水谷精微的吸纳和输布，这一功能应该包括现代医学中消化系统对食物的消化吸收功能，而唾液中的消化酶对食物的消化有一定的作用。
（4）唾液取材方便。我们设想脾虚患者唾液淀粉酶活性应低下。然而在对慢性低热脾虚患者的观察中，检测结果与设想并不一致，脾虚患者唾液淀粉酶活性在基础状态下与正常人相比，不降低，反而升高。经过分析，发现脾虚患者的“虚象”主要表现在进食后对食物的消化吸收和利用上，即对食物刺激这种“负荷”的反应低下，而基础状态下可能存在着唾液酶功能的代偿性兴奋。因此，只有施加有效负荷才能真正反映唾液腺的功能状态。
文献记载，柠檬酸对唾液腺的刺激效果和食物相似，并且是除食物外引起唾液分泌的最强刺激之一。据此，采用柠檬酸纸片作为酸刺激给病人施加类似食物刺激的“负荷”，并分别收集酸刺激前（基础状态）后的唾液，观察其淀粉酶的变化，结果多数脾虚患者在酸刺激后唾液淀粉酶活性下降的现象得以显露出来。这一阶段成果使我们倍受鼓舞。
随后，研究小组的人员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邓灼祺、陶志达等同事先后离开了本组，也补充了一些新鲜血液，我担负起小组的主要负责工作。在学院领导关怀下，我们在附属医院和附属广东省中医院建立了脾胃病的专科门诊及病房，克服了无专科病房给工作带来的困难，同时也建立了内窥镜室，生化实验室、药理实验室，还增添了相关的设备。
我们选择临床常见的消化系统疾病消化性溃疡和慢性胃炎患者为研究对象，继续深入研究唾液淀粉酶活性的变化规律，并获得类似的结果，即脾虚病人酸刺激前酶活性高于正常人，而酸刺激后酶活性下降。相反，正常人酸刺激后酶活性上升。脾虚病人经治疗后，随着脾虚证的好转，该酶活性在酸刺激后趋向上升。以上结果初步表明，唾液淀粉酶活性在酸刺激前后的变化可以反映脾虚病人的部分病理生理改变。因此，我们采用该酶的活性比值（酸刺激后酶活性/酸刺激前酶活性）来作为脾虚证的观察指标。若酸刺激后酶活性上升，则比值大于1，相反则小于1，正常人此活性比值多大于1，而脾虚患者此活性比值多小于 1。
在上述研究中，也发现有一部分脾虚患者在酸刺激后唾液淀粉酶并不降低，甚至升高。在确认辨证无误的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分析了该酶活性变化与症状的关系，发现脾虚患者如果伴有明显腹痛，其唾液淀粉酶活性在酸刺激后不降低反而升高。这些患者经治疗后，其腹痛症状缓解而脾虚症状无明显改变时，该酶活性酸刺激后多为下降。以后又发现其它剧烈疼痛及便秘都可影响该酶对酸刺激的反应。本来，剧烈腹痛和便秘不属于脾虚证所有，其出现对唾液淀粉酶活性的变化是一种干扰因素。
由于对指标判断准确，在关键时刻能够认真分析，不被假象所迷惑，这一研究得以深入。而且在一些兄弟单位对其他多病种脾虚证研究中得到重复，在 1986 年郑州召开的全国虚证与老年病研究会议上，唾液淀粉酶活性比值与 D-木糖排泄率被定为脾虚证诊断的参考指标。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颁发的《中药新药临床研究指导原则》也将这一指标列为脾虚证治疗的药物研究中，证候诊断的参考指标之一，同时也作为脾虚证治疗药物疗效评价的参考指标之一。
在脾虚证运化失职基础研究中，以唾液淀粉酶活性比值研究为突破口，从消化、吸收、体表胃肠电、胃肠粘膜细胞线粒体多个角度进行了研究。并有所发现。 “脾虚证辩证论治的系列研究”获 2000 年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在临床研究中，脾虚证一直是我们研究的中心，有关脾胃实证的研究始终是薄弱环节。我们注意到这种现象与临床实际情况很不相称。事实上，在临床实际中，纯粹虚证并不多见，而以虚实夹杂及实证为多见。再者，从揭示事物本质的方法角度分析，虚实是事物的两个方面，单纯研究虚证难以获得事物本质的全貌。因此，在继续深入脾虚证辨证论治研究的同时，加强了对脾胃实证的研究工作。目前，我所劳绍贤教授等正深入进行脾胃湿热证的研究。
中药复方药理研究的起步
我在脾胃学说研究的临床实践中，注意到邓灼祺老中医对脾虚型腹泻与便秘患者应用四君子汤治疗都能起到较好的效果。为什么同一方药，既能治疗便秘又能治疗腹泻？临床证治理论表明：四君子汤是一益气健脾名方，其临床适应是脾气虚证，只要是脾气虚证，无论是便秘还是腹泻都可起效。
为此，我们以四君子汤整方为基础进行了动物实验研究，结果发现：四君子汤在兔离体小肠运动上既能拮抗乙酰胆碱的兴奋作用，又能拮抗肾上腺素的抑制作用。说明该方对肠道运动具有双向调节作用。脾气虚患者服用四君子汤后胃肠运动紊乱的症状有所好转，可能与其抗乙酰胆碱及抗肾上腺素作用有关。在其后的研究中，我们对同属补气名方的补中益气汤进行了研究，发现补中益气汤对离体肠管运动及在体小肠推进运动也都具有双向调节作用。
当以新斯的明、乙酰胆碱、中药大黄等引起胃肠运动亢进时，补中益气汤对这种亢进有抑制作用；反之当以肾上腺素或盐酸吗啡引起胃肠运动明显抑制时，该方对这种抑制又有兴奋作用。从两方对肠运动双向调节作用的研究说明，益气健脾方药对肠运动的调节可能存在有相同或类似的机理。从四君子汤对脾气虚型腹泻及便秘的临床疗效基础出发，对四君子汤复方所进行的药理作用研究，抓住了“异病同治”的根本特点——病异证同，以证为中心，指导中药复方的药理研究。
我们在四君子汤研究的基础上对该方进行了拆方研究。结果表明，四君子汤单味药煎剂对家兔离体小肠活动的影响并不一致。党参、白术、灸甘草均有明显的拮抗乙酰胆碱的作用，但茯苓无此作用；党参、白术、茯苓均有一定程度的拮抗肾上腺素的作用，但灸甘草无此作用。党参、白术表现出与复方相似的作用，体现出方中君臣药的地位，茯苓、灸甘草仅部分表现复方的相似作用，体现出佐、使药的药理作用基础。
为了进一步明确四君子汤中对肠管运动起主要作用的有效部位，采用现代植化分离提取法，比较不同提取物的药理作用，结果提示四君子汤乙醇提取正丁醇萃取物，基本上能代表该方对离体肠管运动影响的主要药理作用。当然，这一工作的深入开展有赖于中药药理与植化研究者的大力合作。
辨证论治的另一重要内容是“同病异治”。即相同的病，采用不同的治疗方法却都有效。无论是同病异治，还是异病同治，其关键在于证的异同。证同则治同，证不同则治必不同。我们从临床实际出发，以消化性溃疡为例，以同病异治理论为指导，对中药复方药理研究开展了大量的工作。
临床研究表明：脾虚是消化性溃疡的病理基础，肝郁、胃热、血瘀为其常见的病理因素。在临床治疗中，根据病人的不同分型，选用不同的方药进行治疗。如对脾虚型消化性溃疡患者，给予益气健脾复方；对肝胃郁热型者，给予疏肝清热复方；对于合并有血瘀者，加用活血化瘀药等，在临床上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
不同的方药为什么都可以用于治疗溃疡病？健脾益气方药作用主要是补虚，而疏肝清热方的作用主要是泻实，为什么补虚泻实可以起到同样的效果？为此，我们在临床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动物实验。选用益气健脾方（黄芪、党参、白术、茯苓、甘草）、益气健脾理气化瘀方（益气健脾方加川芎、砂仁）、益气健脾理气化瘀清热方（益气健脾理气化瘀方加蒲公英）、疏肝清热方（蒲公英、郁金、黄苓、瓦楞子、甘草）、疏肝清热化瘀方（疏肝清热方加丹参、川芎、赤芍）对大鼠多种溃疡模型的作用进行了比较。
研究发现：疏肝清热方对应激法、消炎痛法急性溃疡模型保护作用良好，但对乙酸法慢性溃疡模型及幽门结扎溃疡模型作用较差，而益气健脾方促进乙酸法慢性溃疡愈合作用良好，但对应激法、消炎痛法急性溃疡的保护作用较疏肝清热方为逊。加用化瘀药后的两类复方的抗溃疡作用均有所加强。益气健脾理气化化瘀清热方对乙酸法慢性溃疡愈合作用尤佳。
后来我们选择了党参、蒲公英、川芎作为健脾、清热、化瘀治法的代表药，观察其单味药及其配伍复方对抗实验性溃疡与胃粘膜损伤的保护作用。结果发现上述三药对大鼠应激性溃疡、幽门结扎法溃疡、无水乙醇损伤大鼠胃粘膜均有很好的保护作用，党参的作用最强，三药配伍也有很好的保护作用。以对应激性溃疡的保护作用为例，在复方中仅含有6.7g/kg剂量党参的抗溃疡作用强度接近单用党参20g/kg者，表明复方的作用是三药共同作用的结果。研究中我们还发现单用肉眼观察判断胃粘膜损伤是不够的，采用组织学检查法可更客观精确地反映损伤程度。党参、川芎、蒲公英在肉眼观察下，对大鼠无水乙醇胃粘膜损伤均有良好的保护作用。而组织学观察结果，仅党参显示明显的保护作用，川芎、蒲公英则不明显，而且复方的保护作用明显优于单味药。复方可使正常大鼠胃组织内PGE2含量明显升高，而党参、川芎只使其含量有增高趋势，但无显著性差异。复方也可使无水乙醇损伤大鼠胃组织内PGE2含量明显升高，以应激性大鼠血液流变学为指标，复方作用明显优于单味药。由此可见，复方的作用较为全面、明显，并不是单味药所能取代的。我们将这一研究结果又反过来指导临床用药，明显地提高了临床治疗效果。
在进行脾胃方药实验药理研究的基础上，后期还开展了对调理脾胃方药复方临床药理研究的工作，这在国内尚属于探索性的研究工作。我先后指导3位博士研究生进行了这一方面的研究，从临床药效学研究入手，对中药临床药理研究的方法进行了探讨。我们认为：中药的临床药理研究必须以中医理论为指导；在中药的临床药效学研究中，不仅要考虑反映中医证的指标的变化情况，同时必须考虑反映“病”的变化的病指标变化情况，两者结合，才能真正客观评价中药的临床疗效。在后期的研究中，我们在进行临床药效研究中引入生存质量的概念，使临床药效学的衡量更为具体客观，更加切合实际。此外还从证本质微观定量指标入手进行了中药临床定量研究的探讨，这一领域的工作仍有待于有志者进一步的探索。
药理研究的目的，从其学科本身的特点来看，总是在一定理论指导下，通过研究为临床安全有效的用药提供理论及实验依据。陈克恢通过“原料提取—药理实验—临床试用”的途径对麻黄碱进行了系统研究，并发现麻黄碱具有拟肾上腺素样作用，后来开发出口服麻黄碱制剂，并广泛用于临床，大大提高了中药的国际地位，同时也为植物药研究提供了一个范例。麻黄碱的研究，作为一种成功的模式，影响了中药药理几十年，成为中药药理研究的经典途径，无疑对中药的药理研究有很大的功绩。但
是这种模式的主要不足在于：脱离了中医理论的指导，与中医临床脱节，因此研究结果对于中医药理论的发展与提高作用不大，对中医临床用药缺乏直接的指导作用。由于经典途径是以现代分析方法为基础的理论所指导，因此只能是研究中药的单味药，发现其药理活性，进行有效部位或有效成份的分离提取，以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工作。很显然，这一研究思路是不适合研究中药复方药理的。
中医药发展几千的历史，已经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理论体系，医药一体，中医理论离不开中药的临床运用来验证，中药的临床应用同样离不开中医理论的指导。中医理论强调整体观，强调整体的动态平衡观，强调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原则，这一理论在临床上的具体体现为辨证论治和理法方药。中医临床用药几乎全是复方，充分体现了中医理论的特色，几千年的实践证实这一理论是科学的。我国药理研究工作者，在进行现代药理研究的同时，有必要将这一遗产继承发扬，并加以提高。因此，结合药理研究的任务及中医药理论的特色，研究中药复方的药理作用，就成为药理研究工作者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成为中国药理研究工作者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中药复方的药理研究已逐渐走上了正轨，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陈克恢模式对中药复方药理的研究是有借鉴作用的，对于阐明中药发挥药效的机理有益，因此在进得复方药理研究的同时，进行有效成分的研究，非常必要，这对于阐明中药复方的作用机理及其作用的物质基础有益，同时也是开展中药复方药动学研究的依据，对于引导工艺的合理设计，充分发挥中药的潜在药效，更有效地控制产品的内在质量提供科学依据。虽然目前对于复方制剂中有效成分和药理作用关系的研究还很薄弱，但这应该是中药复方药理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值得中药化学和中药药理工作者重视。
70年代，我国药理学家周金黄教授提出“向中西医结合的药理学前进”的口号，呼吁创立中西医结合药理学，指出要从中医中药理论出发研究和阐明中药药理作用的思想。1985年10月份，在中国药理学会的协助和周金黄教授的直接领导下，中国药理学会的中药药理专业委员会正式成立，由我担任主任委员，学会确立了中药药理研究的方向，强调中药复方研究的重要性。当时的药理学杂志，由于一些学术观点不同，中药复方药理研究的文章不能刊载，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大家进行复方药理研究的积极性，同时也给大家一个错误的印象；即中药复方药理研究不科学。为了活跃学术空气，同时也给进行中药药理研究的同志有一个交流的园地，纠正一些同志思想的错误认识，我们决定创办学会刊物。
1985年，在学会成立之初，就与四川中药研究所合作，出版了中国第一本中药药理的专业期刊《中药药理与临床》，该期刊经过两年的试刊后，于1987年正式出版发行。在刊物创办初期，我提出“不论用什么方法研究中药或方剂的药理都是值得欢迎的”，其后在多次的全国性会议上提出加强中药复方药理学研究、建立中药复方药理学科的思想，重点强调首选中药复方的研究文章，特别是对古方名方的研究，从而引导中药复方研究工作广泛深入的开展。中药药理专业委员会自成立以来，每两年召开一次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在每次会议上，我们都反复强调中药复方研究的重要性，并有意识地介绍一些成功的研究，使复方药理研究在全国广泛开展，并逐步深入。为了推进中药复方药理的研究工作，在周金黄、刘干中等教授的关怀下，《中药药理与临床研究进展》丛书得以陆续出版。
自1985年至今，中药复方药理的研究正如火如荼地在中国医药界展开，已经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并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在1996年10月的香山科学会议上，中药复方的研究被列入21世纪中医药理论研究的难关和突破口之一。“九五”期间我国作出了中药现代化的战略规划，重点之一是中药复方的现代研究，其中阐明中药复方药效的物质基础和作用原理是主要攻关目标。
先后设立了多项重大或重点项目用于支持中药现代化有关科学问题的研究，如1998年启动了“九五”国家攀登计划预选项目“中药现代化关键问题的基础研究”；1999年科技部又启动了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项目（973项目）“方剂关键问题的基础研究-原理、方法、创新”，这在我国中药研究领域中是前所未有的，大大推动了中药复方药理学的研究，使我国中药药理学研究步入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倍感欣慰，同时也感到责任重大。我想，如果没有我们当初对中药药理研究的执着，决不会有今天中药复方药理研究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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