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节课在我的预设下进行得较为顺利,在布置完作业后准备离开教室时,学生李嘉熙拦住了我,问道:“在传统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儿时的鲁迅,因何毁坏弟弟周建人亲手做的风筝?后来又因何态度180度大转弯呢?”我解释说:“鲁迅的父亲去世较早,作为长兄的鲁迅自然要对弟弟严格要求,以希望他将来能有出息。后来不是接受了新思想吗?”学生又问:“传统教育讲究‘孝悌’,兄弟友爱,这种关爱弟弟的思想鲁迅先生应该早就有呀,为何后来才后悔才向弟弟致歉呢?”我本想再进一步作解释,可是我忽然想到,兄弟之间的“悌”(友爱)和“长兄如父”的威严可能存在着某种冲突,这种冲突可能涉及文化冲突,较为复杂,就坦率地告诉他,再让我想想。
回到办公室,我进一步研读了原文:
有一天,我忽然想起,似乎多日不很看见他了,但记得曾见他在后园拾枯竹。我恍然大悟似的,便跑向少有人去的一间堆积杂物的小屋去,推开门,果然就在尘封的什物堆中发见了他。他向着大方凳,坐在小凳上;便很惊惶地站了起来,失了色瑟缩着。大方凳旁靠着一个胡蝶风筝的竹骨,还没有糊上纸,凳上是一对做眼睛用的小风轮,正用红纸条装饰着,将要完工了。我在破获秘密的满足中,又很愤怒他的瞒了我的眼睛,这样苦心孤诣地来偷做没出息孩子的玩艺。我即刻伸手抓断了胡蝶的一支翅骨,又将风轮掷在地下,踏扁了。论长幼,论力气,他是都敌不过我的,我当然得到完全的胜利,于是傲然走出,留他绝望地站在小屋里。后来他怎样,我不知道,也没有留心。(第4段)
然而我的惩罚终于轮到了,在我们离别得很久之后,我已经是中年。我不幸偶而看了一本外国的讲论儿童的书,才知道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于是二十年来毫不忆及的幼小时候对于精神的虐杀的这一幕,忽地在眼前展开,而我的心也仿佛同时变了铅块,很重很重地堕下去了。(第5段)
确实,鲁迅在第4段充满自信地对弟弟的管教,定是受了某种思想的支撑;第5段的转变之大也定是受了另一种思想的冲击。接着,我又阅读了相关的书籍文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思考,得出了初步的认识。
人是文化的传承器,人活在文化中。在传统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儿时的鲁迅,因何毁坏弟弟周建人亲手做的风筝?后来又因何转变态度呢?可归结为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两种文化的冲突。19世纪20年代,为了救治风雨飘摇中的中国,很多仁人志士把学习的目光指向了西方。可能是矫枉过正吧,当传统文化的弊端被逐步发现,“全盘西化”的思潮风起云涌,陈独秀就有这样的言论:“无论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绝对两样,断断不可以调和迁就的……若决计革新,一切应该采用西洋的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成年的鲁迅和陈独秀一样,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至于他完全接受了西方的说法“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否定本国固有文化以寻求出路,成了当时知识分子的首选。鲁迅对待“风筝”的态度前后转变之大,可以说是西方学说以势不可挡之势摧毁了他儿时固守的传统文化的自信。
第二,中国固有传统文化内部的冲突。中国讲究“孝悌”,落实到兄弟之间,就是兄弟要讲究友爱。在寿敬吾老先生的三味书屋中,鲁迅肯定学到了兄弟之间的“悌”,但面对自己的弟弟,他又因何不“悌”了呢?其一,儒家的“内仁外礼”的表现。孔子提出“仁”的学说,所谓“仁者爱人”这是内在的。外在的,孔子又强调“克己复礼”,“礼”就是讲究伦常、长幼、内外、等级,每个人要认清自己的地位和身份,言语造作要与之相称。这种外在的“礼”在孔子的弟子荀子那里得到了很好的继承,荀子的弟子韩非子又把它发展成了“法”。鲁迅友爱弟弟,那是内在的“仁”;为了使弟弟有出息,在特殊情况下,对弟弟进行惩罚,那是外在的“礼”、“法”。其二,涉及到中国固有文化内部的冲突。正如席勒提出要用艺术“弥合分裂的人性”一样,孔子早就讲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强调要弥合被人为割裂的“学”和“思”,孔子思想的承传者——明代儒学大师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强调要弥合被国人分裂的“知”和“行”。很显然,儿时的鲁迅在处理弟弟做风筝这件事情上,“知”和“行”也是分裂的。他知道要为弟弟负责,要引导教育弟弟,但当他拥有了“父兄”的权威后,就粗暴简单地处理问题了,中国所固有的传统文化在具体的承传者身上发生了内部的冲突。
问题到这里似乎得到了解决,但我还得思考如何把这种想法转化为我的学生李嘉熙能接受的语言,同时进一步完善我的思考。
(作者单位:北京八中怡海分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