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作者：张曙
世纪桥 2000年08期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建国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场由官方组织的群众性运动。对这段历史进行认真梳理、科学分析和理论总结，是八十年代末、特别是进入九十年代才开始的。近几年来新的研究成果不断问世，表明对知青上山下乡这段历史的研究已取得很大进展。研究者们对许多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争鸣。本文仅略述以下几个问题的研究动态。 一、对“文革”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评价问题 发端于50年代中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主要是试图解决城市剩余劳动力问题，并把它与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开发边疆和偏远山区的事业结合起来，从而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就业途径。它的范围主要是指部分未能升学、就业的城镇中、小学毕业生和一些自愿从事农村、边疆建设的青年。从1962年下半年开始，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有组织有计划地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这时起到“文革”爆发前，全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达129.28万人。对于“文革”前知青上山下乡的评价，研究者们持论不一。 一种观点持基本肯定说。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文革”前的知青上山下乡，虽也存在不少问题，诸如一部分下乡人员思想动荡；相当一部分人生活不能自给，住房没有解决，有病无钱治疗；歧视、打击、侮辱下乡青年的违法乱纪事件屡禁不止等，但总体来说，计划安排比较适度，政策措施比较得当，城乡工作都比较扎实，（注：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中国检察出版社1997年版，第82页。）因而运动的发展是健康的、稳妥的，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注：火木著：《光荣与梦想——中国知青二十五年史》，成都出版社1993年版，第91页。）张化、崔禄春等人也基本上持此观点。张化认为：60年代，在多种因素作用下，对于扩大就业，支援边疆、农村的建设有着积极作用的知青上山下乡逐步变成解决城镇部分青年就业问题的主要出路。在一个时期里，这一工作表现出了连续性、起伏性和一定的紧迫性。但总的说来，“政策是比较稳妥的，大多数下乡知青的思想也是比较安定的”。（注：张化：《试论“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见谭宗级等编：《十年后的评说“文化大革命”史论集》，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43—144页。）崔禄春也认为：“文革”前的知青上山下乡，在指导思想、下乡方式、工作方式及规模上，都与“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存在质的差别，二者应区分开来。“文革”前的知青上山下乡，虽后期带有了一些政治色彩，但从总体上说，“基本上是健康的”。（注：崔禄春：《论“文化大革命”之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载《北京党史》1999年第3期。）
另一种与之相对的观点则认为：“文革”前的知青上山下乡与“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无论从指导思想上，还是从具体的运行机制上，都有其明显延续性的，因而不能将二者割裂开来，肯定前者而否定后者。“文革”前的知青上山下乡，与当时国家的几乎每一项政治、经济、教育制度都紧密相关，“甚至可以说，它正是当时各种政策失误的产物”。（注：定宜庄著《中国知青史：初澜：1953—1968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79—380页。）持此观点的还有刘小萌等人。刘小萌指出：60年代初国家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搞上山下乡，其直接原因是三年“大跃进”“左”倾冒进一误再误造成的恶果，以至城市青年在升学就业上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所以从发动上山下乡的前提讲，是不值得肯定的”。“文革”前知青上山下乡虽较“文革”中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发生的问题少一些，但是知青日常生活不能自给、受歧视、女知青受侮辱、政治上受迫害、文化生活贫乏，以及大多数知青因充当简单劳动力对前途失去信心等问题，在“文革”前均难以解决，实际上反映了上山下乡运动本身无法解脱的矛盾。且在下乡的青年学生中，有许多人是由于家庭出身不好，而基本上被剥夺了升学高考的资格。（注：刘小萌：《中国学者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研究》，载《青年研究》1994年第5期。）他们因而认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并不是一部辉煌史、业绩史，而是凝结了不止一代人的血泪”。“文革”前下乡知青一代人所负载的，比“老三届”人更为沉重。（注：定宜庄：《关于〈中国知青史〉的初澜》，载《中国青年研究》 1998年第5期） 二、关于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分期问题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1955年开始到1981年结束，前后长达27年。对于这段历史的分期，研究者分歧较多。大致说来，目前较突出的倾向性意见有“二阶段说”、“三阶段说”和“四阶段说”。 “二阶段说”这种分期法又有两种不同的表述。一种意见认为：（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其历史的发展是鲜明的两个阶段，即稳定顺利的前10年（1955年8月至1965年9月）；动荡曲折的后10年（1967年8月至1977年10月）”。（注：山雨：《走出蹉跎——关于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反思》，载《青年研究学刊》1992年第1期。 ）该文没有说明划分的依据，但基本上是以“文革”为界，划分为前后两阶段的。另一种意见则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解释为广义和狭义的两种。“所谓广义的是指从50年代开始，我国城市中小学毕业的青年学生，自愿去山区、农村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创举。它包括了“文革”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内的这种行为”；“狭义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特指从1968年底起为了安置‘文化大革命’中以红卫兵为主体的高、初中毕业生，全国范围内中学生去农村参加农业生产为目的的政治行为”。（注：罗世荣：《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载《青年潮》1989 年6期。）该说法虽笼统和模糊，但其阶段划分基本上是以1968年底毛泽东发出最高指示为界的。 “三阶段说”这其中又有许多分歧。 早在1981年，国家有关部门曾在一份总结报告中，将上山下乡分为试验阶段（1955—1966）；受“左”影响，问题最多阶段（1966 —1978）；调整政策、纳入就业轨道的阶段（1978年底—1980年）。 火木在其《光荣与梦想——中国知青二十五年史》一书中，将知青史分为三阶段，与上述分期略有不同，即：第一阶段（1955—1966），为新中国移民垦荒的先锋阶段；第二阶段（1967—1976），为从狂热中恢复理智的阶段；第三阶段（1977—1980），为知青上山下乡结束阶段。该划分法实质上是以“文革”划线，分为“文革”前、“文革”中、“文革”后三个阶段。刘小萌在其所著《中国知青史》中，亦采用该三阶段说，只是在每一阶段特征的概括上有所不同，即：“文革”前阶段（1954—1966），是上山下乡活动的兴起阶段； “文革”中阶段（1967—1976），是上山下乡活动演变为一场狂暴运动的高潮阶段； “文革”后阶段（1977—1980），是运动急剧衰落的阶段。 杜鸿林在其所著《风潮荡落——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史》一书中，专有一小节谈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分期。他以各阶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原因和目的为主要划分依据，将知青史分为三阶段：第一阶段（1955—1958）；第二阶段（1960—1965）；第三阶段（1966—1979）。 方奕又提出了三阶段的另一分法。他与前述“三阶段说”的根本性分歧，在于他将第二阶段的起始时间由一般所认为的1966年或1967年推前到1962年。他的基本观点是：1962年是上山下乡进程中的一个历史转折点，这一年，国务院召开国营农、林、牧、渔场安置家居大中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汇报会议，城市青年学生取代了以前的回乡青年，成为上山下乡的主要对象，这和“文革”时期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在身份上保持了大体的一致；同一年，国家正式设立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专门机构；指导思想上，60年代初，上山下乡的意义已经被夸张和拔高，因而1962年至1966年的上山下乡与“文革”及以后的上山下乡是因循承继的。据此，他以中央对知青政策的调整为划分依据，将知青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55.8—1962），为上山下乡的初始阶段，带有一定的试验性，主要以移民为目的；第二阶段（1962—1978年中央知青工作会议结束），为上山下乡的高峰阶段；第三阶段（1978 年到1981年10月知青返城安置告一段落）， 为城市知识青年大批从农村返城的阶段。（注：方奕：《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历史分期》，载《中国青年研究》1995年第4期。） “四阶段说”这其中又有两种不同的划分法。 柳建辉在方奕“三阶段说”的基础上，提出历史分期的划分必须注意历史大背景与小背景的关系，即知青研究须放在当代中国史的大背景与当代中国青年运动史的历史小背景中；划分必须区分运动与非运动阶段的界限；划分可采用大分期与小分期的划分法。按此标准，他将知青上山下乡历史划分为四阶段：第一阶段（1955—1962），为试验阶段；第二阶段（1962—1968.12），为有计划展开阶段；第三阶段（1968.12.22—1978.10），为上山下乡运动阶段；第四阶段（1978.10—1981），为运动的结束阶段。（注：柳建辉：《也谈中国知青的历史分期》，载《中国青年研究》1996年第1期。） 顾洪章主编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和《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依照上山下乡的发展历程，将知青上山下乡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55—1961），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探索阶段；第二阶段（1962—1966），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全国有计划地展开阶段；第三阶段（1967—1977），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政治运动阶段；第四阶段（1978—1981），为国家调整政策，逐步缩小和结束上山下乡阶段。 三、关于“文革”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基本动因问题 作为安排知识青年劳动就业措施的知青上山下乡工作，在“文革”中，演变为一场政治运动，并形成席卷全国的高潮，持续了10多年。对于这场运动的起因，研究者均认为是多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并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探讨。但在基本动力的解释上，则说解纷纭。主要有两种倾向性观点： 一种观点着力从经济方面去探讨。认为城市就业压力始终是这场运动的基本动因。理由是：50年代中期以来劳动管理制度、经济体制、经济结构中不断深化的矛盾与城市就业压力紧紧纠结在一起，与日俱增。这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体制病”的产物。宠大的上山下乡计划，即为缓解这种压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之所以呈现出大起大落的现象，是与经济建设中一再重演的“过热”与“紧缩”密不可分的。即便是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蜕变为一场政治化运动的“文化大革命”中，政治上的考虑仍是服从于劳动就业的实际需求的，是第二位的、从属的。政治方面的种种因素，如知识分子必须接受“改造”，无产阶极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必须在“三大革命”中锻炼成长，通过上山下乡运动来“缩小三大差别”的理想等，给这场运动不断注入活力。（注：刘小萌著《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 852—853页。）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上山下乡之所以能如此宠大和持续十几年，则主要是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理由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根本原则，是由于“文化大革命”中对知识分子的“左”的错误估计，导致在主观上认为要进行一场教育革命，以培养反修防修的无产阶段革命事业接班人。（注：柳建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兴起原因初探》，载《中国青年研究》1991年第4期。）米鹤都、杜鸿林、 米歇尔·波恩等人也基本上持此观点。米鹤都着重探讨了“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最高指示时思想中的诸多因素，如对知识分子的认识；对知识分子的“知识”的定位；对当时教育制度的不满；消灭三大差别以实现向理想社会的过渡；接班人问题的考虑等，从而得出上山下乡运动“其所以能形成规模宏大的运动并以燎原之势历时10年，其政治原因应当说要更加浓厚一些”的结论。（注：米鹤都：《析上山下乡运动的起源》，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9年第2期。 ）杜鸿林在肯定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动机是上山下乡运动的基本动因时特别指出：“文革”时期片面强调政治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经济极大地受到政治的制约，而且这种制约几乎达到了决定作用的程度。因而不可形而上学地理解经济基础决定论。（注：杜鸿林著《风潮荡落——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史》，海天出版社1993年版，第85页。）米歇尔·波恩认为，“70年代末下乡运动结束时，正是中国历史上城市就业人口最高的时期，事实上，就业问题对下乡运动的继续与否没有决定性的影响”。（注：[法]米歇尔·波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国 1968 —1988》，载《海南纪实》，1989年第4期。）“文革”10年间， 在大量知青上山下乡的同时及其后，大约有1300多万非城镇人口倒流入城市，其中包括几百万农村劳动力。这两者的高峰值虽不同，但它清楚地表明，“文革”中后期城镇的劳动力市场仍然有一定的需求。所以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不能单纯从经济角度去解释的，“政治和社会的因素才是最重要的”。 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研究，虽起步较晚，但已表现出强劲的势头，研究者们围绕一些问题展开了不同程度的争论。除上述几个问题外，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评价，对知青在返城动因的探讨等，也是研究过程中争论较多的问题。此外，在一些具体问题上， 如1978 年11月23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的评论员文章，女知青下嫁农民等问题，由于研究者的研究视角不同，因而在认识和评价上也产生了不小的分歧。相信随着史料的不断开掘，研究者研究素质的不断提高，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对知青上山下乡历史的研究必将随着积极的探索与争鸣而更加深入。
作者介绍：张曙 中共中央党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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