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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宝珊
邓宝珊(1894-1968) 甘肃天水人， 原名邓瑜。国民党的陆军上将，曾任华北“剿总”副司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邓宝珊受中共中央、毛主席的派遣，回到甘肃工作，先后任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省长；曾选为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会委员，第三、四届委员会常委，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自杀，后被平反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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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伊犁起义 华山聚义 靖国军 国民军 西北军 主政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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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伊犁起义 华山聚义 靖国军 国民军 西北军 主政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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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本段人物简介
邓宝珊是民国纵横西北几十年的的智囊人物，早年参加中国同盟会，是国军的陆军上将。辛亥革命时，曾参加新疆伊犁起义。1924年任国民二军师长。后代理甘肃省主席.1932年起，任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主任、新一军军长等职。抗日战争期间，任第二十一军团军团长、晋陕绥边区总司令，多次到延安与共产党领导人会晤，赞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48年8月，任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年底代表傅作义同人民解放军代表谈判，达成和平解放北平（今北 邓宝珊参加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大会
[1]
京）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曾任甘肃省省长，于1968年11月27日卒于北京．
编辑本段伊犁起义
1894年11月10日诞生于甘肃省秦州直隶州（今甘肃省天水市）。其父邓尚贤，原本是一位穷书生，后改习商，家道小康。他童年时读过几年私塾，十三岁的时候，父母先后去世。在哥嫂的抚养下生活。由于家庭经济日现拮据，只好辍学到兰州谋生，在父亲的朋友、回族人士马尊义所办的“骏川成”水烟厂当学徒，1909年夏，新疆伊犁新军在兰州招募新兵，邓宝珊报名应募。当时，他尚不满十六岁，不够应募年龄，然而身材魁梧，脸上早已显露老成之气。招募者一看，确信他已成年，遂准入伍。
经过一个多月艰苦的行军生活，邓宝珊来到了伊犁，编入新军标统杨缵绪部，不久被指定为士兵中的司书。从此，他业余拜师，发奋读书。后来在长期繁忙的戎马生活中，他也从不废读，琴棋书画无所不学。1910年，邓宝珊经新军协统部书记官金伯韬（甘肃人）介绍，与伊犁同盟会负责人冯特民相识，并于同年7月加入了同盟会。武昌起义后的第二年1月7日，伊犁革命党人发动新军起义。邓宝珊在李辅黄率领下，参加攻占清政府伊犁将军署和副都统署所在地惠远城的战斗。由于伊犁将军志锐（光绪瑾妃、珍妃的哥哥）事先防范，新军士兵的大部分子弹被收缴，邓手携五响马枪，仅有五发子弹，随同大队英勇作战。起义部队很快攻下了惠远东门，由此进城攻占了存放军火的南库，取得了武器弹药的补充，从而进一步控制了整个伊犁地区的形势。8日，成立新伊大都督府，宣布“五族共和”。这时，清政府的新疆巡抚袁大化调动四方兵马，压境伊犁，妄图扑灭革命烈火于初起。而伊犁革命军也正欲东征迪化，光复全省。2月，革命军与清军协统王佩兰的部队在伊犁以东精河、沙泉子一带展开了激战。邓宝珊属右翼攻击部队，战斗中指挥官不幸阵亡，邓当即挺身而出代理指挥，守住了阵地。此时，杨缵绪前来督战，邓建议采取包抄敌人左翼后路。杨首肯后，即令他率部迂回到敌人后方实行突袭，邓宝珊等从侧背直冲到敌人指挥车跟前，使敌阵脚大乱，后方动摇，一举击溃敌军。此役结束，邓宝珊因作战英勇和献策奏功受到嘉奖，调升为参谋。后来，原清政府镇迪道兼提法使杨增新，在袁世凯支持下控制了新疆军政大权。杨阴险毒辣，千方百计分化和镇压伊犁革命力量，革命党人冯特民、李辅黄等惨遭杀害。邓宝珊亦上了缉捕名单。他感到在伊犁已势难立足，遂潜赴宁远，设法从沙俄领事馆取得护照，经霍尔果斯取道西伯利亚，绕经东北、京津等地返回甘肃故里。
编辑本段华山聚义
邓宝珊家居短时间后，于1914年前往陕西，与同盟会会员刘蔼如相会于华山。当时，统治陕西的袁世凯的忠实鹰犬陆建章四处布置亲信爪牙追捕、杀害革命党人和进步人士，聚集在陕西的省内外资产阶级革命派，激于大义，相互结纳，来到华山脚下的杨家花园，以听同盟会会员郭希仁讲学为名，组成“共学园”，密谋举帜反袁，称之为“华山聚义”。“华山聚义”后，在护国、护法斗争中聚集起来的武装力量——陕军集团，是后来组建国民军（西北军）的重要成分。通过刘蔼如，邓宝珊参加了这一密谋，从而结识了陕西的胡景翼、张义安、董振武、刘守中、史宗法，山西的续桐溪、李歧山、续范亭，福建的何遂和河北的孙岳等人，密谋的结果决定在西北各省发动武装起义。是年冬，“华山聚义”的一些成员分赴各省。邓宝珊和续桐溪打算去甘肃、新疆开展活动，由于缺乏川资，在途中又大病一场。半路而返。后来，他们就留在陕西活动。
袁世凯称帝后，陕西的武装斗争此起彼伏，“逐陆反袁”的呼声遍及乡野，“华山聚义”成员参与了许多斗争的发动和领导。邓宝珊等在西安附近筹备起义。有一次，他与董振武、杨瑞轩、胡德福、马青苑等，在三原李玉祥家中秘密制造炸弹。此事为陆建章侦探获知，遭到围捕；在抵抗中，他与董振武越墙而走，胡德福被捕，不久遇害，邓宝珊等并不气馁，他们化装成菜贩子，入栎阳，炸毁营房，歼灭当地守兵，夺得了一批枪械。此后，他随着这支队伍，转战于渭河以北各县，先后夺得快枪五百余支，给陆建章的统治以极大威胁。
编辑本段靖国军
1916年5月，邓宝珊在陕南镇守使陈树藩部胡景翼团任连长，陈树藩是一个投机野心家，借“逐陆反 陈树藩
袁”的声浪掌握陕西军政大权后，就通电取消了陕西独立，不久又投靠了北洋军阀的新头目段祺瑞。陕西进步力量发动了“反段倒陈”运动。1917年，孙中山发起护法运动，陕西民党起而响应，次年1月，邓宝珊与董振武协助张义安在陕西三原起义，一举消灭了陈树藩所属曾继贤旅的一个团（团长严锡龙）。这次起义导致了陕西多方反陈力量的联合，为陕西靖国军的护法斗争趋向统一创造了条件。1月27日，曹世英、胡景翼先后由耀县、富平到三原，共组陕西靖国军，分任左、右翼总司令，发出檄文讨陈。5月，于右任受孙中山之命潜回陕西，抵达三原。8月，靖国军总司令部成立，于右任任总司令，统一改编各部为六路，邓宝珊隶属于胡景翼的第四路，任靖国军第四路营长、团长、副总司令。
1921年11月，胡景翼接受北洋政府改编，为陕西陆军暂编第一师，任邓宝珊为该师岳维峻旅二团团长。邓宝珊不同意胡接受改编，于次年夏初，曾派人向孙中山反映陕西靖国军情况。孙中山致函邓宝珊，批评胡的行动是“受奸人蒙蔽”，向他“借问劳苦，并以为勖”，鼓励“坚持初志，百折不挠”，为在中国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制度而奋斗。
编辑本段国民军
1922年4月底，直奉战争爆发。胡景翼奉命率部出潼关，与冯玉祥部协同，于5月在郑州附近大战河南 曹锟
军阀赵倜军。邓宝珊以前敌总指挥名义，指挥胡部李纪才、弓富魁的两个团攻破敌阵。此后，邓随胡景翼驻军安阳、邢台一带。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密谋共讨曹锟、吴佩孚，邓宝珊为胡联系冯、孙。10月19日，他前往滦平与冯会商，议决了秘密班师回京日期，将部队定名为国民军，冯玉祥后来在其《我的生活》一书中是这样记叙此事的：“我从古北口进驻到滦平，即秘密发信给胡笠曾（胡景翼字，又作立生）派代表前来会商班师日期。等了数日，邓宝珊奉派前来，我便召集各处的代表在一帐篷中举行会议。……结果规定队伍总称为国民军，因为我们这次革命，是拥护孙中山先生，并欢迎中山先生北上，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党叫国民党，所以我们的队伍也就取名国民军。”10月22日，当直、奉双方战斗正酣之时，直军第三路军总司令冯玉祥从热河前线回到北京，当晚囚禁贿选总统曹锟于中南海延庆楼内。次日，冯、胡、孙三人联名通电呼吁和平。他们的反戈，导致直系大败。战后，邓宝珊因促成冯、胡、孙联合组建国民军有贡献，升任国民二军二师一旅旅长、国民二军第七师师长，参与了联合欢迎孙中山北上、主持国事的有关事宜。
1924年底，李大钊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北方组织，开始在国民军中进行活动。从此，邓宝珊受到共产党 李大钊
政治主张的影响。次年春，随胡景翼到河南，任右翼总指挥，率李虎臣、蒋世杰两师击溃憨玉琨部。此后驻防陕县。他开办军官传习所、任命共产党员胡重差为所长，聘用了三名苏联顾问。李大钊派邓的同乡、共产党员葛霁云到邓部工作，被邓委以秘书长。8月，邓率部北上与奉军作战，占保定，经沧州，直抵天津附近。12月初，邓部参加国民军第一、二、三军会战天津李景林之役。当时，在李大钊策动下，邓宝珊于12月13日在马厂附近领衔发表通电，主张“召集真正代表民众之国民会议；由国民会议组织国民政府，对内谋全国之统一，对外谋国际之平等”，宣称“与民众为友者，即本军之友；与民众为敌者，即本军之敌”。在攻占马厂的战斗中，邓任总指挥，率第二军七师及史可轩的二师一旅，并高桂滋的一个团，会同三军一部，攻占该地。接着，配合孙连仲的第一军，从南路夹攻杨柳青。
有一次作战中需要强渡一条河流，但敌军调走了河上所有的船只，搭桥又无材料。这时，正值严冬，邓心生一计，命令士兵砍倒田间收获后的大量高粱秆，束成了许多一尺见方的捆子，浇之以水。经过一夜，这些捆子都冻成了块状，用此搭成了一座渡桥，大军得以通过，经过激烈战斗，国民军迫使奉系之李景林放弃天津，由海路遁逃山东。邓宝珊在作战中负伤，战后被任命为直隶军务帮办。
1926年1月，奉直军阀联合进攻国民军。邓宝珊随国民军第二军在河南与吴佩孚军作战，败于驻马店后，率部队西退洛阳。3月6日，第二军主力在洛阳被豫西红枪会围攻溃散。他间道返回陕西，在三原收集、整顿了原留在陕西的第二军余部——以及豫西败退归来的官兵，9月，冯玉祥从苏联回国，在内蒙五原誓师，宣布响应南方国民革命军北伐。他与国民军其他将领通电拥冯，并表示与国民党结合为一。国民军联军宣告成立。
国民军联军采纳了李大钊建议的“进军西北，解西安围，出兵潼关，策应北伐”的进军方略，挥师入陕。冯玉祥委邓宝珊为国民军联军援陕前敌副总指挥。邓在乾县开办军官教导队，聘请由苏联归国的邓希贤（邓小平）担任政治教官，对学员进行民主革命教育。当时，驻守西安城的国民军杨虎城等部，被吴佩孚指使的刘镇华镇嵩军已包围八个月之久，情势危急。11月下旬，孙良诚、邓宝珊、吉鸿昌等国民军联军将领和苏联顾问在乾县开会，研究解围战役方案。邓建议以一部分部队迂回包抄，从侧背攻敌指挥机关，并切断刘镇华东撤退路，得到大家同意。国民军联军因此以一部猛攻西安西郊，另一部则由邓率领，连夜绕道终南山下奔袭东郊韩森寨刘镇华的司令部。刘镇华部因腹背受敌而一败涂地，携其日本军事顾问东逃。西安于11月28日解围。
1927年1月，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在西安成立。这是一个国共合作性质的临时军事政府，于右任任总司令，邓宝珊任副总司令。有许多著名的共产党员担任了部、厅、局的领导职务。不论是民政、教育，还是军事，他和于右任都依靠共产党人进行工作。驻陕总部创办了两所干部学校，即中山军事学校和中山学院，均以共产党人为学校领导。邓小平时任中山军事学校政治部主任，陕西中共组织的创建人之一李子洲任中山学院副院长。邓宝珊对当时在陕西工作的共产党人，始终予以积极的合作和支持，与在国民军联军担任总政治部主任的刘伯坚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当年3月，经他和其夫人张玉燕介绍，刘伯坚与西安进步学生王叔振结婚。刘被迫离开国民联军后，其家属一直由邓掩护和供养，直到中共派人接走为止。
编辑本段西北军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冯玉祥所部由武汉国民政府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邓宝珊任第二集团军第五军军长，奉命出师潼关，策应武汉方面继续北伐。5月下旬到达河南，按原计划与武汉北伐军会合，6月21日，冯玉祥与蒋介石在徐州会谈后，联合发表通电反共。冯还为蒋与汪精卫合作穿针引线。不久，五军所在的南路军指挥岳维峻率部投靠蒋介石，邓宝珊无意投蒋，带领本部撤至驻马店。后因形势所迫，离开部队前往上海暂住，经杨明轩引见结识了周恩来。
大革命失败后，邓宝珊同许多共产党人保持了友谊，对遭受迫害的共产党人与进步人士、进步青年，不论相识与否，都尽力加以掩护和帮助。同年五六月间，刘伯承在四川发动“顺泸起义”受挫后，辗转来到西安，一行人只剩下两块钱路费。当时，邓与刘伯承不认识，却立即叫秘书长葛霁云设法转去六百银元，又开具通行证明，帮助刘伯承等人摆脱了困厄，顺利经武汉，转往南昌，参加了震惊中外的“八一南昌起义”。全国解放后，刘伯承见到邓宝珊时还提及此事，表示感谢。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冯玉祥邀邓宝珊回河南，派往许昌协助樊钟秀的第八方面军对蒋作战，樊于作战中被飞机炸死，邓接任总司令。10月，冯、阎讨蒋失败，第八方面军师长焦文典哗变投蒋，并挟持邓宝珊由许昌南行，准备押解给蒋介石，邓于途中寻机脱身，匿住在河南的原国民军部队中。11月，邓去上海法租界“蛰居”。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严重危险。中国社会各阶级、各民族、各政治派别在国难当头之际，形成了一种共识，共同投身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主义侵略的斗争中来，这一潮流进而促使每个人都重新考虑自己的未来。
我国西北著名的民主革命先行者邓宝珊将军一心追随孙中山先生，致力于救国救民的斗争。他曾经作为于右任、胡景翼、冯玉祥的部属转战于西北、华北和中南地区。但他厌恶军阀混战，两次脱离军阀勾心斗角的漩涡而蛰居于上海的租界地区。九一八事变后，他复出政坛。起先，担任陕甘军事部门的领导工作。1935年，被任命为陆军新编第一军军长。是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努力。对于中共的呼吁，他深表认同。
西安事变发生后，他赞同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爱国义举。他应处境艰难的张、杨的邀请，前往西安相商善后之策。在与张杨会面后，他又面见蒋介石，向蒋介石提出给杨以“出国考察”的名义，令其出国的建议，为蒋所接受。随后，他又亲自去上海送杨虎城将军登船出国。邓将军抗日爱国的殷切心情，由此可见一斑。
七七事变后，蒋介石把驻扎甘肃的一六五师和驻榆林的第八十六师合编为第二十一军团，委任邓宝珊将军为军团长，驻防于榆林。邓将军认为这是走上抗日前线的良机，乃欣然应允赴任。他只带了参谋长俞方皋和译电员，就由兰州经西安乘飞机去榆林赴任了。
邓将军到达榆林不久，参谋长俞方皋即因健康的原因暂时离开榆林，邓将军刚到榆林，百业待兴，正是用人之际。恰逢他的一个故交来看他。这位故交是于浚都，他的岳父续宝峰先生早在1914年就跟随续宝峰、续范亭参加了北方革命党人著名的“华山聚义”，那时续宝峰就与邓宝珊等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由之，他也认识了邓将军以及冯玉祥、孙岳、续范亭、徐永昌等人。这时，他本是傅作义将军的部属，傅将军调他任新编第一师参谋长（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兼任师长）。他不欲接受这一任命，想前往武汉投奔与其在保定军官学校时有金兰之谊的同学陈诚，乃婉拒之。当他得知邓将军到榆林就任的消息后，想到离开北方去湖北以后，不知将来何时再能见到邓将军，于是决定绕道榆林看望邓将军，然后再去武汉。他在榆林见到邓将军之后，邓将军高兴之余，表示想留他在榆林工作。由于邓将军的热诚，更由于邓将军与他的岳父和他两代人之间的交谊和合作的历史，于浚都慨然表示：那我就帮帮忙吧，意思是留下来工作一段时间后再走。在工作之后，邓将军对他确是比较满意，就劝他正式留下来工作，他愉快地表示同意。邓将军即向蒋介石上报他为十一军团的少将副官长。从此，他成为追随邓将军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得力部属。
邓宝珊将军作为二十一军团的军团长，本来只是其管辖地区的最高军事长官，但实际上他对所辖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都有着很大的影响力。这里是第八十六师的驻地，其师长是高双成。高双成出身于行伍，文化程度不高，但为人很讲信义。因邓为西北国民革命的元老，在军政界有很高的威望，所以他对邓将军十分仰慕，遇有军政大事都很尊重邓将军的意见。抗日名将马占山来到榆林时，他们更是英雄相惜，义结金兰。有了这层关系，邓将军在这里发挥的作用就更大。他团结当地所有的军事力量，形成了陕北与内蒙、山西交界地的整体防线，使榆林地区的军事形势空前地稳定起来。
当时的中国，全国上下都处在伟大的、决定中国生死存亡的抗日战争之中。因之，在诸多工作任务之中，邓将军工作的重中之重是抗日斗争和国共合作两件大事。抗日斗争是整个国家、中华民族的头等大事，国共合作又是抗日斗争胜败的关键，要想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必须要国共合作。在这种情况下，邓将军到达榆林之后，首先就用很大的力量做了这方面的工作。邓将军与共产党早在1924年就开始接受了李大钊同志的中国共产党北方组织的思想影响。他于1926年在乾县驻地开办军官教导队时，就聘请邓希贤（邓小平）等共产党人为政治教官，对学员进行民主革命思想的教育。他与共产党人汪峰、刘伯坚、刘仲华、葛霁云、聂荣臻等或秘密掩护、或公开合作，有时甚至对自己并不认识的共产党人也尽力给与援助。例如，他听说有一位中共领导人因缺乏费用要卖掉大衣时，立即让知情人把钱送去（事后得知，这位领导人竟是周恩来）。1927年刘伯承在泸州、顺庆起义失败后，党命其速到武汉，共谋军事大计，但他到西安后川资告罄，乃求助于一位仅有一面之交的于姓友人。这位友人很热诚，但自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即提出向邓宝珊将军借钱的建议。邓得知这一情况后，即命其秘书长葛霁云给从未谋面的刘伯承送去600银元。所以，邓将军与中共有着渊源深长的友谊。
他在前往榆林的时候，就考虑了与中共领导的陕甘宁边区的合作问题，并主动地派自己的秘书、中共秘密党员汤昭武同志（事实上邓将军已经知道汤是共产党员）去延安进行联系。朱德总司令和毛泽东主席先后接见了他。毛泽东对汤昭武说：邓先生是我们的老朋友，将来我们之间的关系，相处好是没有问题的。你转告邓先生，有什么需要之处，我们一定尽力帮助。他并嘱咐汤不用再回兰州，直接去榆林尽快向邓先生转告中共欢迎邓将军到榆林合作抗日之意。
为了更好地沟通与合作，邓宝珊将军在陕甘宁边区的绥德设立了办事处，并派出生于绥德、时任八十六师参议的开明士绅刘绍亭为办事处主任。后来，刘绍亭又担任了陕甘宁边区的参议员，两边的联系就更方便了。
1938年12月，刚刚就任副官长职的于浚都随邓宝珊将军去西安。他们途经延安时，受到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和延安交际处处长金城等同志的热情迎接，并表示希望他们在延安多停留些时日。由于邓将军有任务在身，就婉谢了肖、金的盛情挽留。次年的夏初，邓将军返回榆林时，本不欲过多地打扰我中央和地方的领导同志，就很低调地住进了当地行往客商的旅店。后来，延安当局了解到他们的到来，在第二天的早晨就邀请他们移跸于中央的招待所。中共中央的统战部长王明(陈绍禹)代表毛主席宴请他们吃了一次便饭，中共中央为他们举行了欢迎会。期间，中共中央还为他们安排了参观和私人会见等活动。
1939年4月，邓宝珊将军由第二战区北路军副总司令改任晋陕绥边区总司令。肖劲光司令员向他致贺电时说:“兹值敌寇亟图西犯之际，晋陕绥边区，实为西北门户，将军能龙韬虎略，声威早著，今公坐镇三疆，敌胆定寒，展宏猷尔建奇功，逐胡马而奔汉北，可预期也”，对邓将军报以很大的期望，表示双方应更加团结一致，共同反击日寇的侵略。是年秋，肖劲光司令员视察绥德、米脂一带的河防事务，并到榆林拜会邓将军。邓命于浚都负责接待肖司令员的工作，双方在这次接触中达成和平相处的默契。这样一来，就使得蒋介石凭借邓将军的力量从北面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图谋化为泡影。不久，邓将军即派于浚都到延安南面的洛川第二战区兵站总监部交涉粮饷问题。于在返回榆林路过延安市时，受到延安交际部负责人金城的热情接待，并拜会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同志。林伯渠同志对其执行合作抗日的表现予以肯定和鼓励。
1940年秋，米脂县国民党政府县长肖履恭与八路军359旅717团发生了摩擦。于浚都奉邓将军的指派，立即赶往米脂，先同717团李政委交涉，后又去绥德面见王震旅长，使问题得到圆满解决。
1941年秋，三边发生了一件大事。当时，二十二军的胡景通（辛亥革命时西北国民革命军著名的领导人胡景翼将军的五弟）属下的一个保安团团长张廷祥和大队长张廷芝，在安边枪杀了与八路军密切合作的新十一旅旅长刘宝堂，安边发生了混战。邓将军派于浚都和二十二军政治部的王伯谋去处理。于浚都和王伯谋比较顺利地把事情处理完毕，回来后向邓将军作了汇报，邓将军对他们的汇报表示了首肯。但蒋介石对此次的处理结果非常不满，诬称八路军要侵占三边，令邓将军将新十一旅调回榆林整训，并下令由其亲信何文鼎接防原新十一旅之驻地。中共中央洞悉蒋介石的用心，随即派王震将军率领三个团将三边除宁条梁、堆了集（新十一旅旅部之驻地）之外完全占领。邓宝珊将军立即致电中共中央询问此事。党中央复电说，派王震占领三边，是为阻止何文鼎师南下。邓将军了解此情况后，立即致电蒋介石，要求让新十一旅仍驻三边不动，何文鼎师不要南去。迫于当时的形势，蒋介石回电：何师暂不南下。邓将军在征得中共中央的同意后，派于浚都前去与王震将军处理此事。王震将军在确信将来是由邓将军的军队驻守三边之后，决定：八路军除在陈川和黑梁头（二地原非新十一旅驻地）驻留少数八路军监视何师行动外，其余各地都交给新十一旅驻防。这样的结果真是再理想不过，双方对此都十分满意。
1943年，榆林出现了粮食困难的问题，国民党军事当局故意不给邓将军提供粮饷。邓将军向中共中央提出援粮的请求后，王震将军即派其警备区粮食科科长亲自送去2000余担粮食，解决了榆林的燃眉之急。
1944年春，刘绍亭先生奉命来到榆林，向邓将军提出：绥德的军人想自己织毛衣毛袜，没有羊毛，托我带来20两金子，想在榆林买点羊毛。邓将军就让于浚都去办。当时的榆林和现在的榆林的自然环境有很大的不同，其城墙很完整，城墙外面沿无定河两岸有树和一些农田，其余部分主要是沙漠，尤其是东城墙外沙子已高到埋了城墙的1/2，人从城墙上跳下去都不会受伤。在这种沙漠地区种植的棉花很少。榆林城往东走就是今天的扎萨克旗、东胜地带，那里的绵羊、山羊、骆驼很多，榆林的“边客”就把活羊和羊皮、羊毛、驼毛运到榆林来卖，榆林便成为陕北和内蒙的羊毛集散中心。榆林的很多市民和国民党的兵士都自己织毛衣、毛裤、毛袜、手套穿戴，连小学的劳作课中都把编织毛活作为教学内容。刘绍亭先生带来黄金，只是把黄金按当时的市价折合为法币购买羊毛就可以解决问题。但在榆林的国民党军统特务向重庆打了报告，蒋介石即命人给邓宝珊将军发电报称：该部副参谋长于浚都有通奸党行为，着调本会（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服务，其杀机显而易见。多亏邓将军向蒋介石回电做了解释，又给徐永昌（时任国民党政府之参谋部长）将军说明了情况，请他向蒋介石做些转寰的工作，后来才不了了之。然由于国民党特务组织的破坏，这次合作终未能实现。
1945年10月，傅作义将军得知晋绥八路军有进攻归绥(今呼和浩特)和包头的部署，即电邀邓将军去协助他解决这一复杂的军事政治问题。邓到绥远后，建议傅集中兵力固守归绥、包头，并令于浚都将自己的军队调回以避免与八路军的直接冲突。次年初，八路军撤围归绥、包头，避免了一次内战。
邓将军还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与中共在暗中进行了合作。蒋介石政府在抗日战争时期不顾民族和国家的利益，在1939冬至1943年春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在其第一次反共高潮时，蒋介石电令二十二军出兵阻止八路军从陕西西渡黄河，邓将军立即命于浚都邀请南汉宸同志借故到榆林来，将此事暗示与他；同时，对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借口兵力不足而拒不执行这一破坏国共合作的命令。这对中共应对蒋介石的三次反共高潮起了重大作用。对于重庆和西安方面发来的关于“奸党”“奸军”一类的公文，邓将军都是一转了事。即使是属下军官带领军队起义奔赴延安，邓将军也都是采取冷处理的方式，先把问题拖下来，过些时日逐渐淡化它，而不是采取报复性的做法。例如，1945年10月27日新十一旅旅长曹又参率军起义；1946年10月，原陕北保安指挥部副指挥官胡景铎率部发动横山起义，邓将军都是如此处理的。
在邓将军的驻地内，国共两党的合作关系真正是做到了融洽相处，双方的领导之间互相祝寿、送往迎来、赠送礼品、互通有无成为常事。高双成将军长过五十大寿的时候，延安派其交际处的温宗祺同志到榆林送寿礼，参加贺寿的宴会。延安地区受着国民政府的严格封锁，但可以在榆林买到他们需要的军需民用的药品、衣物，延安曾托由榆林过境去西安的于浚都代为购买药品、衣物，还特别托他为毛泽东主席、贺龙将军购买香烟、皮大衣等。二十二军由西安运往榆林的武器弹药、军需被服路经陕甘宁边区时，边区政府都为其提供方便。晋陕绥总司令部的官员途径延安时必然要带榆林的土特产送给中共的领导同志；陕甘宁边去也必然给予回赠。有一次，于浚都由西安经延安返回榆林时，延安交际处特意托他给邓将军带去一件滩羊皮筒的大衣，并给了于浚都一件。双方的一些领导同志之间也建立了一定的情谊，贺龙将军曾送给邓宝珊将军和高双城军长各一把日本将军的战刀，这都是八路军与日寇作战时的战利品，作为军人的邓、高都视之为珍宝。
邓将军在其统领的范围内为中共的活动提供了方便条件。地下党员汤昭武同志是邓将军的机要秘书，他可以不动声色地及时掌握国民党政府的内部信息，甚至在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的大院内召开秘密会议。邓将军的二女儿邓友梅还在上初中的时候，受了中共的影响，秘密办理去延安上学的手续，邓将军丝毫未加阻拦。邓友梅在延安参加共产党后，曾以看望父亲的名义在榆林长住，几乎是以公开的共产党员身份在榆林活动。邓的总司令部和新十一旅系统对所遇到的暴露了身份的共产党员和中共的外围组织成员，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从轻处理或是被保释出去的。当时的榆林，中共的宣传活动非常活跃，冼星海谱曲、光未然作词的《黄河大合唱》竟成为榆林中小学音乐课的教材，歌咏比赛时很多学校或班级选唱这首歌曲。延安的很多出版物都可在榆林毫不费力地找到。
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邓将军在他的统辖地区坚定地贯彻执行了与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的政策，使中共中央解除了后顾之忧，从而能够在敌占区放手发动群众进行具有战略意义的游击战争，同时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展开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对此，毛泽东主席曾对邓将军作过非常中肯的表示。他在1943年12月22日写信给邓宝珊将军说：“去年时局变换（指蒋介石发动三次反共高潮时，邓将军不只不执行蒋的这一反革命计划，而且暗中通信，帮助党中央粉碎了蒋的这一反动阴谋），先生尽了大力，我们不会忘记。八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
事实确实如此，综观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其他国统区，没有任何一处能做得象邓将军这样好。邓将军在抗日战争时期坚持联合抗日，确实是“尽了大力”的。要知道，尽这样的大力是要冒着得罪蒋介石的巨大风险的，是一般的国民党爱国军政人员做不到的，所以毛主席才说“我们不会忘记”。毛主席的这句话，不但热情赞颂了邓将军的功绩，也是对其人品的高度肯定。邓将军一生中做过的好事、大事很多，其中最突出的、别人难以望其项背的，就是抗战时期与中共的精诚合作，以及后来的促成北平和平解放。
本来，邓将军负责的晋陕绥边区和中共一直是处于良好的合作状态,即使在二十二军方面迫于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统的指示挑起过小的摩擦,邓将军联合抗战的思想也从未有过丝毫犹豫和动摇。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在1947年的7月间,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忽然对榆林发动了军事进攻,邓宝珊将军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面对解放军的强大攻势,只好命令所部全部撤回榆林城进行坚守。当时,邓将军和高双成的防守布署方案是: 于浚都指挥新十一旅防守榆林城西门；二十二军防守南门、北门和东门。据于浚都说，这个战役打得非常激烈,其枪炮齐鸣的猛烈、密集程度能赶上百灵庙战役。人民解放军用云梯全面进攻榆林城头失效,又改用在城墙下面埋炸药的方式,西门的城墙曾被炸破一个缺口,于浚都亲率官兵在炮火中堵上了缺口。在这次战役中,双方都牺牲了不少官兵。是年10月,西北野战军又进行了第二次围攻榆林的战役，经过激战后解放军又一次撤离。这两次攻打榆林不下,是一个很蹊跷的军事行动,以当时双方的军事实力相比,其强弱是不成比例的,为什么打了两次都不能拿下呢?使人百思不得其解，也可能在以后公开历史档案时，才能真正地解答它。据于浚都在1949年说，邓将军在西柏坡拜会毛主席时,毛主席为没有照顾好友梅(由于当时的延安生活条件艰苦、医药缺乏而得了肺结核病。在其转往榆林时,已经到了无可救治的地步,于1946年病殁于榆林),使友梅早逝,表示了歉意。并说:几次请你来合作,你都没能够来,今天终于来了。当邓先生问及为什么要两次攻打榆林的问题时,毛主席说:就是为了请你来合作嘛!但是,用这种方法促进合作,似乎令人费解。
1948年冬，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组织了对我国未来具有重大意义的平津战役。在战局对国民党守军越来越不利的情况下，其指挥华北作战的最高负责人“华北剿匪司令部总司令”傅作义将军产生了与中共谈判和平解放北平的想法。当时，他的一位老部下周北峰（原为我当地下党员，后失去组织联系，即以国民政府的少将政治处长身份在傅部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傅将军因工作的需要，曾派他与中共联系。他趁机向党组织提出恢复党籍的问题，组织上认为按当时的情况看，他先不恢复党籍，以国民政府军政人员的身份出现，更利于工作。他实际上在做一个共产党员的工作）和傅将军的女儿、中共地下党员傅冬菊等人已经对他作了许多工作。周北峰同志和中国民主同盟促进会和社会贤达例如原北平市长何思源、康有为的女儿康同璧等人已在北平中共地下组织的联系下与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代表进行了直接联系。但傅作义将军仍处在举棋不定的艰难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老朋友、老同事，抗日名将马占山将军提醒说：“现在是请宝珊来助你一臂之力的时候了！”傅恍如绝处逢生，立即电请邓将军来平。邓将军接电后，于12月28日飞抵北平。是日，傅就与邓作了竟夕之谈。此后的十数日，在邓的劝说下，傅终于坚定了与共产党代表谈判，和平解放北平的决心。
1949年元旦后，平津解放军司令部一再提出，希望傅将军能派出一位“有地位的、能负责的代表”继续谈判，以便达成协议。元月13日，由周北峰电告解放军方面，傅将军拟派邓宝珊为其全权代表前来谈判。这实际上是征询我解放军方面是否认可邓将军是傅作义的“有地位的、能负责的代表”，解放军方面即回电表示“欢迎邓将军前来”。当天中午，邓将军就在周北峰的陪同下出德胜门进入解放区，于下午到达平津前线司令部的招待所。
14日，邓将军和解放军方面的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刘亚楼就傅作义将军接受和平解放的具体条件进行了谈判。15日谈判后，双方在大部分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但仍有一些分歧。邓将军提议，将不同意见电呈毛泽东主席定夺。毛泽东当晚即回电说：“尊重邓先生意见。”中央军委电示林、罗、聂：“你们应向邓（宝珊）、周（北峰）二人及同来的人切实做一番工作，坦白诚恳向他们说明利害。”“傅之灵魂是邓宝珊，可向他表示，毛主席知道他出来谈判，表示高兴，并致欢迎之意。”在毛泽东、中央军委这样相信、认可邓将军的情况下，双方代表很快就就拟定出《北平和平初步协议》。
19日，解放军代表和国民党华北总部代表正式草签了《北平和平解放协议》。经双方领导人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和傅作义同意，这一协议在22日付诸实施。北平得到和平解放！
北平和平解放的意义十分重大。它不仅保护了闻名于世界的文化古城，保护了200万人民的生命安全，保护了许多价值连城、甚至是无价之宝的文物古迹，而且为未解放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创立了一种和平解放的方式，大大地促进了解放战争的历史进程。邓宝珊将军为这一伟大创举做出了重大贡献。当时，在北平的报纸、杂志上纷纷登载称赞他的这一伟绩的文章，比如北平《新民报》发表了题为《傅将军的一把钥匙----和平将军邓宝珊》的文章，还有一篇文章介绍邓将军其人其事，称之为“粉红色的将军--邓宝珊”。
邓将军在促成北平和平解放之后，又不遗余力地与傅作义将军共同促成了绥远的和平解放。傅将军在绥远驻守多年，在党政军各方面都有着巨大的、深远的影响。在傅邓未离开北平之前，傅已与当地的军政界做了工作，计划是在10月1日之前就做好那里的和平起义的工作。但是，败局已定的蒋介石仍不甘心其失败，就在这时派遣其与傅作义、董其武、马鸿逵、马鸿宾等有较深交谊的军政部部长徐永昌去了绥包，企图游说傅撕毁《北平和平初步协议》，带领自己的余部，联合马鸿逵、马鸿宾部打出河西走廊，与蒋介石在西南的残部会合。徐到包头会见了绥包的原军政界的负责人后，果然有某些虽向傅将军表示了愿意和平起义的人又萌生了举棋不定的想法。据台湾在1989年出版的《徐永昌传》载“方克猷（蒋介石总统府第六局局长）来言：‘共产党要傅十六日返平，参加所谓政协会议，因候我们未往。此间旅长以上十之九均已签名拥护宜生（傅作义将军字宜生）二月间和平主张诋毁政府拥护共产党之宣言，一俟全体签名，即行发表。截至昨晚，傅尚催孙（指孙兰峰）等签名，此其内心趋向可知矣。起初刘万春尚在吞吞吐吐，及至于浚都详实地透露后，彼等才老实地说出。”于浚都详实地透露了什么？该书没有具体地陈述。按照该书这段话的上下文看，当时的情况是，虽说绥包旅长以上十之九都已签名愿意跟随傅作义将军和平起义，但这些人并非都没有任何疑虑、一心不二地愿意起义，例如直至18日孙兰峰等人还没有签字，刘万春还是在于浚都“详实地透露后，彼等才老实地说出”。于浚都所能翔实地透露的东西，也就是中共对绥包起义后的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基本政策，尤其是对起义后的军政人员的基本政策。这些内容，傅、邓两位将军肯定是要对他们讲的，为什么只有在于浚都“翔实地透露”以后，他们才肯“老实地说出”他们的想法呢?我想是因为于的身份。于是保定军官学校第八期炮科毕业，刘万春是保定军官学校第九期步科毕业，他们本来就比较熟识。要知道，当时的他们对我们党和政府、对解放区的各种方针政策都是知之甚少，而且对其所知道的很少的消息，也是抱有很大的疑虑而不敢轻信的。该书甚至对“席间邓宝珊、于浚都谈北平扭秧歌，沈钧儒扭的最凶，张治中也未肯不扭等等”都要加以叙述。作为邓将军的一个随员，于浚都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挥了他的作用的。
人民解放军解决国民党军队问题有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邓将军亲身经历了其中的两种方式，并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实乃其一生之幸事！（于友西） 在上海，邓宝珊通过共产党员葛霁云、杨晓初等，与中共中央军委的同志保持接触。1931年，中共中央军委派刘仲华向邓宝珊了解吉鸿昌的情况，并经邓介绍，与吉鸿昌取得了联系。这时，邓宝珊还与从事反蒋的国民党左派邓演达有联系。同年，刘伯坚从国外回来，先抵上海，邓宝珊偕于右任与之秘密会面。刘伯坚牺牲前回忆此事说，当时“邓对我表同情，说我做的事情太早”。邓宝珊的活动，受当时蒋介石特务的注意，他们勾结租界巡捕房拘捕了邓宝珊，并企图引渡南京处置，后由于友人、家属奔走，请女律师郑毓秀出面保释，方得脱险。
编辑本段主政甘肃
邓宝珊参加甘南藏族自治州成立庆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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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后，经于右任斡旋，蒋介石同意邓宝珊复出政坛。1932年1月，淞沪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准备西迁洛阳。邓宝珊与杨虎城等被任命为洛阳的“陪都委员”。当时，甘肃地方军与入甘的杨虎城陕军孙蔚如部矛盾尖锐。邓是甘肃籍的陕军将领，又通达稳练，故杨虎城力荐他入甘调解，安定局面。2月，国民党中央任命邵力子为甘肃省政府主席，邓宝珊为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主任，主管军事。3月，邵、邓联袂到兰州。这时，甘肃的地方武装林立，各据一方，就地征敛；加之数年间兵连祸结，灾害频繁，民生凋敝。邓宝珊决计不扩一兵，专务安民，任续范亭为参谋长，王新令为秘书长，悉力整编省内武装，协调与青海马麟的关系，争取和平环境，以利百姓养息，并与邵力子合作，整顿省政。邵、邓从这时起，建立了友谊关系。次年4月，邵力子调任陕西省政府主席，邓暂时代理主持甘肃军政事务，继续稳定各派力量，安抚流亡人
口。其时，邵力子、于右任曾大力保荐邓正式为甘肃省主席，但蒋介石对邓疑惧犹深，未允。1935年，邓宝珊改任陆军新编第一军军长，所辖仅两个旅，即新十旅和新十一旅，人们讥称为“新半军”。
同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努力。邓宝珊受此感召，奔走晋、冀、鲁三省，会晤阎锡山、宋哲元、韩复榘，恳劝他们同仇敌忾，抗击日本侵略者；又到西安与杨虎城、张学良进行了晤谈。这时，红军长征经过甘肃境内，他对蒋介石堵截红军的命令采取消极、敷衍态度。红军攻占会宁后，朱绍良曾命令新十一旅殊死反攻，他婉转向朱说明，即使牺牲这个旅也无济于事，朱只好同意撤退。
“西安事变”发生后，邓宝珊赞同张、杨义举，他应处境艰难的杨虎城之邀，前往西安相商善后之策。在西安，他根据中共中央一致抗日政策的精神，努力做各派之间的团结工作，他认为蒋介石除杨的决心已下，而杨进行武力抵抗又不可能，且牵动大局，经与杨磋商，决定自己出面见蒋，为杨斡旋，由蒋给杨以“出国考察”的名义。到南京见蒋介石时，他从容地对蒋说：“此次西安事变实在是一个非常事件，杨虎城诚然对不起委员长，但委员长素以圣贤之心为之，当按非常办法对待。这样会使中外人士更加敬佩！”接着，他又主动提出东北军、西北军整编问题，陈述了杨的要求。第二天，蒋邀邓吃便饭，席间答应让杨虎城出国。6月，他在上海将杨虎城、杨明轩、宋绮云等人送上了轮船，才放心地转回西安、兰州。
编辑本段边区司令
“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将驻甘肃的新一军第一六五师（鲁大昌）和驻榆林的第八十六师（高双成），合编成第二十一军团，任邓宝珊为军团长，驻防榆林，在平绥线西段侧翼抗击日军西侵；同时也有从北面包围陕甘宁边区的意图。邓以抗日目的可达，欣然赴任，自己先带参谋长俞方臬及译电员经西安飞往榆林。其部队以新十一旅、一六五师、新十旅的行军序列向陕北开拔。但在途中，蒋介石突令尚在甘肃的一六五师和新十旅停止前进，分别并给了胡宗南和朱绍良，他在榆林旋改任晋陕绥边区总司令。当时，他指挥的范围包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驻在吴堡县宋家川的军渡到神木县贺家川一线的河防部队。初到榆林，他即派人与陈奇涵司令员商谈协防事宜。接着，留守处主任肖劲光等到榆林，双方达成了和平相处的默契。1938年春后，他一直派有兵力驻鱼河堡，叮嘱带队军官的任务是：“维护陕甘宁边区到榆林这一段公路的交通安全，保护来往车辆和人员顺利出入！”1941年2月，国民党政府军委会西安办公厅主任熊斌，电令邓派兵协助陕西保安十三团，给其阎家寨子部队“送粮”，意在制造摩擦。他看破了这点，复电说：“阎家寨子乃弹丸之地，深入陕甘宁边区一百五十多里，在我无足轻重，派兵送粮，定要与友军起衅，影响国共团结，不如将部队撤出。”拒绝执行命令。整个抗战期间，邓与陕甘宁边区一直保持着睦邻关系。
邓宝珊还多次到延安，与毛泽东、朱德、贺龙等同志晤谈。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蒋介石乘机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邓宝珊曾电邀南汉宸到榆林，共商对策。6月，当蒋介石电令邓绕道宁夏去重庆时；他有意经过延安，并留住二十多天。他受到毛泽东、朱德等人的热情接待，相互彻夜长谈。毛泽东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后指出：当前国际局势处于大变化的前夜，法西斯快要土崩瓦解，日本帝国主义就要走投无路了。在谈到胡宗南以大军包围陕甘宁边区时，毛主席指出，胡不过是挑两筐鸡蛋叫卖而已，我们给其丢两个石头，就全部砸烂了。这对坚定邓团结抗日的信念，起了重大作用。7月，邓经过西安时，适遇周恩来、林彪。当周恩来前往访问他时，邓传命谢绝一切客人，认真倾听了周恩来的谈话。这次谈话使邓坚持团结抗战、争取民主建国的思想更加明确。他到重庆后，看到国民党内反共声浪甚嚣尘上，感到忧虑，在最后一次见蒋介石时，斗胆向蒋忠告：“我愿把领导拥护成华盛顿，不愿把领导拥护成拿破仑。”这使蒋介石内心十分震怒，放弃了调任邓宝珊为甘肃省主席的打算。同年秋，回榆林再经过延安时，毛泽东等对他此行争取和平民主的努力至为赞扬。邓还参观了边区军民大生产的成果展览，并以来宾身份参加了劳动模范大会。他在会上讲话时说：“我是大家的朋友。”续范亭在毛泽东、周恩来住处赠了一首诗给邓宝珊，诗曰：“三十年来土与尘，欣君五十刃尚新。半生革命总同路，一世交情有几人？”次年12月22日，毛泽东在给邓的信中说：“去年时局转换先生尽了大力，我们不会忘记。”“八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
编辑本段榆林守卫
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2月，邓宝珊作为国民党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出席了在重庆举行的二中全会。会后，他回到三原家中，托词“养病”，表示不愿再去榆林，以免卷入内战漩涡。由于胡宗南再三催促，他才返回榆林。不久，所部曹又参旅在三边起义，陕北保安副总指挥官胡景铎在横山起义。鉴于榆林的战略地位。胡宗南将整编二十八旅徐保部两个团，于1947年4月空运榆林；同时在榆林军队中安插了众多的特务，对邓进行监视和控制。同年夏，爱国民主人士刘绍庭携朱德及续范亭的信来榆林见邓，要他当机立断举行起义。他在复信中表示：“只要有机会，决当为人民革命事业尽一番力。”
这年8月，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从战略需要进攻榆林。当时，邓宝珊因还在起义问题上徘徊，故仍仓促应战。8月12日，胡宗南整编三十六师师长钟松率部星夜兼程援榆，人民解放军撤榆林之围，后来彭德怀又打了一次，还是没有成功，为此，邓很有意见，认为自己保境守土，没有惹起任何麻烦，为什么还要来打他，建国后，他还专门为这事责问过毛泽东。
编辑本段北平之钥匙
邓宝珊与彭德怀等考察三门峡水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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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4月，国民政府召开“国大”。邓宝珊不是代表，但他特意到南京去了解国民党内对时局的看法。目睹“选举”中的种种丑剧，邓感到心灰意冷。当于右任征求邓对自己竞选副总统一事的意见时，他说：“以现在的情况，于先生的上策是去香港卖字，中策是继续当监察院长，下策是出马竞选。”从南京回来，他又“养病”三原家中。8月，冯钦哉衔命到三原，传达“华北剿共”总司令傅作义的意见，邀邓以“副总司令”的名义驻包头，舒彼后顾之忧。8 月17日，邓与冯钦哉飞榆林，25日飞北平，就“副总司令”职，晋升为上将（邓在国民军时期已晋上将衔，蒋介石时期任军职后一直为中将衔），在北平住了一月之久。
12月，傅作义开始接受人民解放军的和平谈判倡议。经马占山建议，傅以邓宝珊和共产党历史关系较深，又有威望，如出任谈判代表，将有利谈判的进行，因此派“追云号”飞机把他接往北京，邓宝珊和傅作义经过反复商讨，明确了面临的形势，分析了傅部和北平其他国民党部队的情况，设想了和平起义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各种事态及应付之方。与此同时，邓宝珊还与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崔月犁等人秘密接头。一见面，他就说，“我是了解共产党的政策的，我有个孩子在延安学习过，我见过毛主席，陕北电台的广播我经常听。”接着，两人交谈了国际和国内形势。他表示蒋介石败局已定，自己将全力劝傅作义走和平起义的道路。崔问他在榆林的部队怎么办？他认为，北平和平解放，自己起义后，榆林问题将迎刃而解。
1949年1月13日，邓宝珊由周北峰陪同，前往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部队驻地谈判。当天下午到达通县马各庄，解放军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陶铸，参谋处长苏静负责接待。次日下午，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来到马各庄会见了他。他以为天津能守3个月做条件，做为全军加入解放军做为联军的条件，结果天津30个小时就失守了。经过三天谈判，达成了北平30万军队出城改编，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电达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等领导后，毛主席表示，经邓先生达成的协议是可行的，我们对邓先生完全信赖。17日，他回北平向傅作义复命。正当和平协议付诸实行之前，蒋介石派其前军令部长徐永昌飞北平，企图以徐和傅、邓的私人关系，煽动傅部与人民解放军一战。但傅、邓决心已定，不为所动，由邓出面，促徐离北平，排除了和平起义的干扰。21日，傅作义在中南海召集高级军官会议，说明了起义决定，当场宣读了和平解放的实施办法。邓宝珊有意没有参加这次会议。由于事先安排周密，会议进行顺利。22日，正式宣布北平和平起义。当天，他赴通县迎接人民解放军工作人员。接着，成立了联合办事处，叶剑英任主任。31日，人民解放军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举世闻名的文化古都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邓宝珊对北平和平解放的努力，受到了人民的称赞。当时，北平《新民晚报》曾发表文章，标题是：“北平和谈的一把钥匙——邓宝珊将军”。北平和平解放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在西柏坡和北平多次会见他，共商建国大计。国民党立即宣布开除他的党籍。
这年8月，傅作义、邓宝珊乘铁甲火车头前往绥远，协助董其武完成了“九一九”绥远起义。此前，蒋介石又派徐永昌到绥远，企图阻止绥远起义。徐以“称病”为由，赖在包头不走。傅、邓相商后，由邓出面请徐吃饭，即席指出：“次辰（徐永昌字）兄，听说你‘病’了，气候不好，请注意一点，润之、玉阶先生来电，欢迎你去北平，宜生（傅作义字）已让其武给你安排治疗，并请你领导绥远起义，起义后我们一起去北平。”徐感到形势已不可逆转，第二天就离包头飞广州。事后有人问何以不扣住徐永昌？邓说：“徐无起义觉悟，他奉命而来，要回去复命，是可以理解的。放走他，减少了起义阻力，也打消了一些人对起义的疑虑，于大局有利。”在绥远期间，邓宝珊还为宁夏马鸿宾部队的起义，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防委员会委员。1955年，邓和傅作义一起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以表彰他们在人民解放事业中的功绩。1956年，在民革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副主席。
以后，邓宝珊和毛主席、周恩来、朱德等党中央领导同志，一直保持着友谊。每年到京开会，毛主席总要在中南海约见他，以老朋友相待。五、六十年代，邓小平、贺龙、陈毅、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同志以及杨明轩、南汉宸等到兰州，都要亲自到邓宝珊家中去，和邓倾心畅谈，亲密无间。朱德同志到兰州，也和他亲切晤谈。
“文化大革命”开始，邓受到冲击，周恩来总理立即派飞机把他接到北京。1968年11月27日，邓宝珊因受刺激在北京吞鸦片烟自杀，终年七十四岁。
1979年4月24日，经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决定，在北京为邓宝珊隆重举行追悼会。邓小平、叶剑英、宋庆龄、邓颖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乌兰夫主持追悼会，宋平致悼词。1984年11月，在民革中央纪念邓宝珊诞辰九十周年时，王震同志说，邓宝珊是“中华民族著名的爱国将领”，“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
（概述图片[4]）
傅作义的灵魂——邓宝珊/来自中华网社区 club.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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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钦哉是“剿总”中将副总司令。傅作义请他来，是为了执行一项特殊任务：马上坐飞机去绥远，把邓宝珊接来。
邓宝珊，被毛泽东称为傅作义的灵魂，也是华北“剿总”的副总司令。他兼任晋陕绥边区总司令，率自己的嫡系部队，长驻榆林、包头一带，负责晋陕绥边的防务。
邓宝珊的脸色阴暗起来。他与共产党有很深的交情。可一时之间，他也不知该如何去写这“和平”二字。
一接请他即赴北平“共商大计”的急电，邓宝珊就知道事情紧急。对平津的一些情况，他是知道的。新保安、张家口被解放军占领后，傅作义要西归绥远已完全没有可能。从两沽、新港出海南撤虽然可以，但要全部撤走困难，傅作义也不愿意，所以可能性很小。那么，剩下的就是固守一战与“和谈”解决两条路了。傅作义是精明人,匆匆把他弄来“共商大计”，必是为了后者，实际上也就是让他出面斡旋了。
这原因，是因为邓宝珊与中共的特殊关系。
由于南苑、西郊机场均已被解放军占领，他只得从临时机场降落。一下飞机，他就在冯钦哉陪同下，直奔中南海居仁堂。
城内到处都在修工事。一路上，车子跑得磕磕碰碰，簸簸颠颠。此外，邓宝珊的一路所见所闻是：到处是混乱的车辆和嘈杂的人群，到处有枪声，到处有民夫的吵闹；以及兵警的掳掠：你争我夺，紧张杂乱，叫爹骂娘，风声鹤唳。再加上那一拨又一拨那边穿过来，这边挤过去，高喊着“要和平不要战争”、“和平解决北平问题”、“保存北平千年文物古迹，避免百万人民生命涂炭”、“反内战，反饥饿”等口号的示威游行队伍，好好一座北平城，乱得简直就像一锅粥。
邓宝珊的脸色阴暗起来，难看起来。他万万没有想到，北平已乱成这个样子。傅作义是守城名将，平时带兵打仗都是一位难得的将帅之才，怎么被解放军一包围就成这么个样子了！这模样，别说解放军现在平津城外的兵力有一百多万，比傅作义的兵力多一倍还多，就是不放一枪一弹，也很难支持长久啊。
“唉！”邓宝珊不由长叹。“这就是共产党的力量。不光是军事的，更是政治的！”他自语般地对冯钦哉说：“看样子，中国革命到了今天，那是什么力量也抵挡不住共产党的胜利了！再有本事的人，也无法改变这一历史了！”
对共产党，邓宝珊是了解的。他早已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了。他比傅作义大一岁，甘肃天水人，也是以十六七岁的少年之身就投身辛亥革命的老同盟会员。他1910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参加新疆伊犁起义，响应辛亥革命，1918年参加讨袁护法的陕西三原起义，任靖国军右翼前敌总指挥，1924年参加冯玉祥的国民军，任第二军第七师师长，后来“五原誓师”担任联军援陕前敌副总指挥，几乎经历了国民革命的全过程。他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就开始了。
他最早认识并建立起深厚友谊的，是中共早期的领导人李大钊、刘伯坚等。在他任第七师师长的时候，他委任的秘书葛霁云、军官传习所所长胡重差、政治教官张海如，都是中共党员。1925年他出任直隶善后帮办，所发通电就是李大钊为他起草的。“五原誓师”后他任联军驻陕总部副总司令期间，更与中共党员杨晓初、杨明轩、邓小平、刘志丹、李子洲等关系融洽，密切合作。1927年，刘伯承顺泸起义失败从四川跑到陕西，也是他热情接待，慷慨解囊，签发护照，保护出关。国民党“清党”，刘伯坚不得不离开国民军后，他还担负起了他的家属的保护、供养责任。大革命失败后，他旅居上海，又与中共党员葛霁云、杨明轩、杨晓初等，在蒋介石制造的白色恐怖中，一起从事反蒋活动。
后来他应杨虎城之邀，到了兰州，出任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主任及新一军军长，与中共党员汪锋、谢子长等来往密切。“七七”事变后，他先任第二十一军团军团长，再任第二十二军军长，坐镇榆林，均与延安有友好往来。物资互济，邮电互通，延安发行的《解放日报》和毛泽东著作，也都向榆林的部队和机关邮赠。1943年，他到重庆开会回陕，途经延安，中共中央还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部队到郊外迎接，毛泽东在杨家岭礼堂宴请，叶剑英专门为他举办欢迎晚会，朱德、贺龙、林伯渠、李鼎铭、南汉宸、续范亭、谢觉哉、徐特立、吴玉章、周恩来、林彪等，都和他有过深入交谈和多次接触。一直到抗日战争结束，他在榆林与延安的关系都很好。
当然，有良好的关系，不等于就同意或接受共产党的主张，对共产党了解，也不等于就是理解。内战爆发后，情况就有些变化了。但至少，以他对共产党的认识和了解，面对平津现在这样一副状态，考虑问题是会不大一样的。
冯钦哉深有同感。他也不由喟叹：
“事已至此，如何了局是好呢？”
“城内粮草如何？”邓宝珊问。
“也就一两个月吧。”冯钦哉并不十分具体地知道底细。“老蒋倒是来空投过几次。他当然是希望我们固守待援的。可他还有什么可援？也就投几包粮食而已。南苑和西苑都被解放军占领了，不能用了，北海结冰可投，我们就叫他往北海投。可投了几次，砸了不少民房，老百姓闹得吃不消，老傅说这样不行，添乱，也就不再投了。”
“其他水电燃料呢？”
“这一点解放军倒没有卡。石景山被他们占了，门头沟被他们占了，煤电倒还都照样往城内送。城内备有小电厂，不行就靠它了。只是工人经常罢工，可以说日日不得安宁。”
停停他又说：“打，是肯定没戏的了。不说这些，解放军那个战斗力，你看新保安、张家口！现在我们这状况，根本对付不了几阵子。对此，老傅心中清清楚楚。他急急让我把你请来，实际就是为了商谈‘和平’大计。”
这，邓宝珊当然有数。关键是现在这么副状况，要“和平”，却又怎么个“要”法？
对傅作义，邓宝珊当然是了解的。他知道他所希望的肯定就是脱离蒋介石，走“第三条道路”。可是，以现在平津前线双方对峙的客观形势看，这“第三条道路”肯定走不成。因为你没有资本。那么起义，也即缴械、投降？老傅对此又分明宁肯杀头也不会接受。这到底该怎么个“和平”法，邓宝珊也深感犯难。
说话间，两人已到了傅作义办公室。
邓宝珊一眼就看到，傅作义的办公桌上，已放着一份拟好的和平通电。
邓宝珊是个性情豪迈爽直的人，与傅作义又是多年的生死之交，在他面前，言行举止也就无甚顾忌。才及寒暄，他就指着通电问：
“与中共联系过了？”
王克俊回答：“没有。”
“如果这样，此电就不宜发表！”
他解释说：“北平的处境，与南京李宗仁、武汉白崇禧都绝对不同，已是兵临城下，倘是贸然发布通电，就会有对中共方面‘施压’之嫌，不但不会接受，还会增加反感。再说，对老蒋那边也无法交代。”
刘后同是从一开始就积极主张先发和平通电的。辛亥时期的那种方法，在他脑子里根深蒂固。他觉得，主张和平，先发一个通电昭告全国，大家都停止动武，和平也就实现了。至于“和平”以后的事项，那是要通过谈判商量解决的。他的这一方法，杜任之不赞成，王克俊不同意。他们都认为，现在的局势已完全不同了。拥护共产党或与共产党合作，也与当年拥护辛亥革命已经完全不同。可他不以为然，觉得发通电是“争取主动”的好办法。关于“施压”之嫌这一点，他倒没有考虑。
邓宝珊说，现在北平的局势是：城外，解放军的力量占绝对优势；城内，蒋系中央军的力量占绝对优势。如无中共方面的充分合作，蒋介石一翻脸，中央军一旦生事，军统、中统一起捣乱，城内的局面是很难控制的；而要是中共方面一误解，马上发动攻城，北平也是很难保得住的。这一来，一切的“和平”努力，也就都前功尽弃了。
“那么，以邓先生之见呢？”刘后同问。
邓宝珊说，唯一的办法，还是要寻找与中共直接联系的线索。
可现在的问题是，送出去那么多信息，中共方面却没有一点回声啊。
“即便如此，也不能贸然从事。”
傅作义沉思着。是的，不管怎么说，这“千古罪人”，他是不愿意做的。他想了想，说：“好，不发通电，再设法与中共联系。”
兴隆街“晋丰行栈”生意兴隆。北平地下党在这儿结识了许多重要人物，其中一个是傅作义嫡系第三十五军副军长丁宗宪。
由于崔载之被突然召回，中央军委又下了那样的指示，武力解决北平的可能性似乎突然增大，解放军攻城的准备工作也更紧张地开展起来。
为了有效保护文物单位和学校、工厂等重要建筑，北平地下党已专门绘制了详细地图，送交平津前线司令部。地图上清楚地标明，哪些地方可以打，应该打，哪些地方不能打，应保护等。可即使这样，平津前线司令部也要求能尽快解决战斗，并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在此之前，已有第九十二军的策反成功。根据北平守敌的情况，刘仁又指示：还要争取更多的部队，能够在战斗一旦打响后单独起义。
北平地下学委系统负责军事策反工作的傅部“荣军中校”王甦，接到刘仁的指令后，与华北学院的魏焉一起，先对国民党北平铁甲列车总队第一大队大队长于维哲进行了工作。国民党北平铁甲列车总队，下辖有第一、第二、第四3个大队，担任城内前门、永定门、广安门、西直门一带机动守御。第一大队大队长于维哲原是中共党员，后来失去联系。王甦、魏焉奉命与其建立起联系后，很快取得了进展，经几次商谈，于维哲明确表示，愿意脱离蒋介石、傅作义集团，投向人民一边，为解放北平立功。通过于维哲，北平地下党又在第二、第四大队各策反成功了一个中队。最后，王甦和他们商定，一旦解放军开始攻城，他们就分别从前门车站等地，朝永定门方向突破，内外夹击，接应解放军迅速进城，并以火力封锁东单临时机场，防止敌人从空中逃跑。
与此同时，由城工部出资、中共北平地下学委派刘学周、吴哲子等在北平崇文门外兴隆街48号开设的“晋丰行栈”，生意也特别“兴隆”起来。
“晋丰行栈”以吴哲子为董事长，刘学周为总经理，主要是为掩护崔月犁、刘后同、杜任之、阎又文等联系，及为刘后同等提供一个安全交往场所而开设的。在这儿，通过刘后同、冯杰宸等人的介绍，中共北平地下学委结识了傅作义的长兄傅作仁、国民党河北省政府主席楚溪春等傅作义的近人，对傅作义做了不少工作。现在傅作义的态度突然有了变化，大家的心情都很着急，觉得必须为武力解决北平做更多的准备。于是，这天吴哲子和刘学周特地把冯杰宸请来，和他商量：假如和谈破裂，必须争取第三十五军单独起义。
冯杰宸是在联谊社经刘后同介绍与杜任之认识的。经交谈，杜任之看到冯杰宸作为进步人士，对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积极性很高；他作为北平企业公司的经理和刘后同的同乡、朋友，又与傅作义总部的许多高级顾问、高级将领十分熟悉，就竭力鼓励他为和平解决北平问题出力。冯杰宸慨然领命。从10月份刘后同住进联谊社开始，他就几乎与刘后同形影不离，既照顾刘后同的生活，又与各方面联系，还经常充当刘后同与杜任之的联系人。
在冯杰宸的工作对象中，最重要的就是丁宗宪。
丁宗宪是傅作义的“王牌”主力第三十五军的副军长兼第二六二师师长。傅作义从1931年被任命为第三十五军军长后，就以第三十五军为资本迅速发展，他的另两个嫡系军第一○四、一○五军，都是在第三十五军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除了第一○四军在新保安被歼，军长安春山只身逃回北平；第一○五军在张家口被歼，只剩一点残部跑往绥远之外；第三十五军的两个师，也在新保安被歼，军长郭景云自杀。虽然第一○四军和第三十五军都在拼凑重建，但那不过是聊胜于无，不会有太大的战斗力，毫无疑问，由副军长丁宗宪所率的留在北平尚未受损的第二六二师，就是傅作义硕果仅存的王牌主力了。如果能把傅作义的这一嫡系主力也争取过来，那对傅作义下决心走和平道路，肯定会起异常巨大的作用。因此，冯杰宸以其特殊身份，在中共党员杜任之的直接指挥下，对丁宗宪进行了策反工作。
丁宗宪和冯杰宸是老相识，部队进驻北平后就经常与冯杰宸来往，交谈的内容也多不避。丁宗宪是黄埔四期生，因刘后同曾为其在傅作义那儿举荐，因而与刘后同的关系也比较密切。对国民党的前途，丁宗宪当然是清楚的。因此，经冯杰宸与他多次商谈，并说刘老先生的意思也是想劝傅作义走“和平”道路后，他也表示赞同，愿意走和平起义的道路。
但是，现在情况变化了，必须进一步争取丁宗宪，让他下定决心：如果傅作义犹豫不决，三心二意，到时候他就单独起义。
接到电话，冯杰宸马上赶到“晋丰行栈”来了。连日来，为了挽留刘后同，他正东奔西走，花了不少心思。由于情况的不断变化和傅作义的摇摆不定，刘后同心情烦躁、激动，感到自己花这么多心力为傅作义谋求和平道路，是“与智者谋而与愚者断”，埋怨傅作义已“把日月之光弄成了萤火之明”，加上一目失明，因而感到为难、力不从心，甚至有些厌倦、厌烦，就不想再在北平待下去了。对此，崔月犁、杜任之都很着急。杜任之急急赶来对冯杰宸说，现在已到“为山九仞，功亏一篑”的关键时刻，无论如何不能后退，无论如何要把刘后同挽留住。于是，冯杰宸除了不断为刘后同延医问药，每日让自己的妻子为刘后同打进口针外，还天天变着法儿让傅作仁、龙景伯等刘后同的老朋友作陪，请刘后同到大饭店吃精美的饭，到戏馆听最好的戏，并专门为他赶制了裘皮大衣。冯杰宸对中共方面的良苦用心十分理解。傅作义是一定要争取的；不管出现什么情况，北平也是无论如何要保护的。所以，吴哲子和刘学周把想法与他一说后，他马上表示赞同，打电话把丁宗宪请到北平前门外山东大饭店一起喝酒。
丁宗宪到时，见吴哲子、刘学周也都在座，很是欢喜。作为“晋丰行栈”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在他与冯杰宸经常以“晋丰行栈”作为见面地点时，吴哲子和刘学周也早已加入他们的行列，表示要为北平的和平事业，与他们“一同进退”。因此，见了面，大家都感到兴奋异常，无拘无束。
吴哲子和刘学周先各给丁宗宪敬了一杯之后，冯杰宸就把酒杯高高举了起来，说：“今天这酒非比寻常，来，咱们干了这杯酒后再说话。”冯杰宸是惯于交游的人，说话颇带点儿江湖豪气。待大家都把酒干了之后，他就毫不客气地说：“咱们有约在先，一起走和平道路。这不只是咱个人的事，也是北平几百万军民的事。咱说话可得算数啊。”
这话当然主要是为让丁宗宪表态作铺垫的。为了能让丁宗宪勇敢地往前再跨一步，他们三人曾作过研究。丁宗宪此刻还不知道吴哲子和刘学周的真实身份，因而由他们两人直接出面并不合适，最好还是由冯杰宸来唱主角。可是，这戏要唱得顺当，光让冯杰宸一个人出面，又觉得有点力薄势单。所以，三个人决定一起出马。冯杰宸这“垫头”话一说，吴哲子和刘学周当然就都抢先表了态：“那是当然！君子之诺，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说出的话怎么能不算数？不信，请看此杯！”说着，两人都满斟了一杯，先一饮而尽。
丁宗宪豪气横溢，岂肯落后！于是，不假思索地也马上斟满了一杯，说：“那是当然，那是当然！君子之诺，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算数算数！”举起酒杯也一饮而尽。
“可是，现在傅先生又突然游移不定，犹豫不决，又是修环城马路，又是修临时机场，北平的形势眼看愈来愈吃紧，一战在所难免。诸位以为如何才是上策？”
吴哲子和刘学周说：咱们的共同目标是和平解放北平。最好的前途当然是让傅先生与咱们一起成此壮举。可是，倘若傅先生真的执迷不悟，咱也不能无所作为，应从怎样才能最低限度地减少北平的破坏方面想想办法。
“老兄高见呢？”丁宗宪问冯杰宸。
冯杰宸说：“依兄弟之见，真到那一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请老兄率第三十五军和二六二师单独起义，放开德胜门至安定门一线防地，与解放军里应外合，迅速解决战斗。这样，北平百姓的牺牲和损失，肯定能减少到最低限度。”
丁宗宪想了想，决然地说：“好！我相信傅先生是明达之人，不至于明知死路还往前闯。但如真的出现这种情况，整个第三十五军不敢保证，第二六二师，兄弟可保证单独起义。”
“真的？”
“当然！不信，请看此杯！”说着，又斟满一杯准备一饮而尽。
“且慢！果真如此，兄弟有个不情之请。”
“请说。”
“果真如此，那是老兄给咱兄弟带来的历史荣耀。在下想高攀丁将军与两位，就此结为金兰之好，以示共同进退，共守信义。不知诸位以为如何，可否俯允？”
吴哲子、刘学周立即表示同意，丁宗宪也马上说“荣幸、荣幸”。
于是，四人互换了庚帖，拜了天地，发愿共守誓言，同进同退。结拜完毕，四个人又商定，到时候解放军方面就由冯杰宸出面联系，才尽欢而散。当然，由冯杰宸出面，吴哲子、刘学周就在身边，那是一点也不费力的。
至此，除了北平城外有东北野战军第一、第二（即先遣兵团）两个兵团和华北军区第二、第三两个兵团共四个兵团包围外，城内地下党又已成功策反了国民党军第九十二军（防区在城南永定门一线）、第三十五军（防区在城北德胜门一线）以及铁甲列车总队的一个大队和两个中队（防区在城内前门车站等处）。只要总攻命令一下，里应外合，南北夹击，傅作义就是再有三头六臂，也难逃惨败下场了。
王甦化名“王博生”，在“铁血将军”池峰城家与保密局北平站新站长徐宗尧见面。徐宗尧说：“有何贵干，听凭吩咐。”
这天深夜，在北平城内的北长街81号院内，还神不知鬼不觉地进行着一件对北平的和平解放至关重要的事。
81号大院子的大门虚掩着。客厅内，华北“剿总”中将参议池峰城一边在翻看“总部”的《平明日报》，一边在等候两位神秘的客人。
近半个月来，《平明日报》一直是他反复研究的对象。《平明日报》是傅作义的喉舌，反应的基本上是傅作义的思想和动态。近日来，《平明日报》的“反共”声浪略有升高。以他的经验，外面风传的傅作义可能已与中共方面秘密接触，必定不是空穴来风，略有升高的“反共”声浪，可能就是掩饰。
可是，他经多方打听，却是不得要领。
名为中将高参，在傅作义总部，池峰城其实只领份干薪，并不参与总部的重大决策。傅作义对他优礼有加，也只是一种礼数，内心想些什么，别人既不容易揣摩，傅作义又遮掩得滴水不漏，他也无从知道。不过，如果自己对老傅近来有所举动的判断准确无误，觉得那倒是十分值得庆贺的事。因为他真心希望傅作义做一个“识时务的俊杰”，与中共“和谈”，立此一件造福人民的大功。
他一直想的是，怎样才能为老傅的这件功德出点力。
池峰城与共产党的关系，也已很久了。他出身贫寒，地位低下，从小就艰辛尝遍，炎凉看尽，15岁就投奔西北军去了。那时军阀混战，天下大乱，他多想为穷人也争一份自己的天下啊。因此，在部队里，他学习刻苦，工作卖劲，还因此被冯玉祥看中而调入卫队营，并赐雅号曰“镇峨”。从此，他就在冯玉祥的影响下，一直从班长、排长，晋升至旅长，深得冯玉祥的信任。
1929年，冯玉祥中原反蒋，失败下野，池峰城所部，也与孙连仲、高树勋等各部一起，被改编为国民党军第二十六路军，他担任第七十九旅旅长。1931年3月，第二十六路军被调往江西“剿共”。这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已日益猖獗，并于这年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还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政策，引起了第二十六路军官兵的强烈不满。终于，在第二十六路军总参谋长赵博生和第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第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的率领下，在“剿共”前线的江西宁都，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起义。
宁都起义就发生在池峰城的眼皮底下，对他的震动之大是可想而知的。从冯玉祥反蒋，到赵博生等发动宁都起义，正是池峰城人生道路上的一大思想洗涤和转折。后来第二十六路军北上抗日，池峰城为第三十一师师长率部先在涿州以南一带与敌血战了数昼夜，后又参加了台儿庄战役，均以极窳劣的装备和惨重的牺牲，取得骄人战绩，被誉为“铁血将军”和“抗日名将”。但是，满腔的爱国之情和才华热血无人赏识，很快，在几经周转后，他就被明升暗降，任命为长江上游江防副总司令，到四川万县“赋闲”，直至抗战胜利。
抗战胜利后，孙连仲奉命组织河北省政府和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池峰城为接收代表，接收了河北及华北散存的伪治安军，组建了保定警备司令部，以代理省长兼保定警备司令，统辖保定的党、政、军、文、警、宪、特及保定周围的几个县，被当地人称为“保定王”。
就在这时，他与中国共产党重新接上了早在抗战初期就已有过的关系。刘仁利用曾任西北军第二十六路军副参谋长的李中立与池峰城的关系，派遣李中立的堂弟、中共党员李颖进入池部。李颖到达保定后，立即得到了池峰城的信任，被委为尉级副官和委任级秘书，直接掌管池部的官邸文案。
可是，此事很快就被军统北平站站长杨清植盯上了。孙连仲到保定后，杨清植就向孙连仲密报池峰城的“通共”嫌疑，说中共地下党已大批拥入保定各机关和池公馆，已造成大量机密泄露，以致“国军”在战场上处处被动，要求孙连仲在保定开展“清共肃奸”。谁知孙连仲此时也已有心“亲共”，根本不理杨清植的那一套，反而把杨清植的密报告诉了池峰城。然而，防不胜防，杨清植先以“通匪分子”在保定逮捕了二十多人，并株连了近百名各界进步人士；随后又耍了个阴谋，让省府秘书长约池峰城外出巡视城防工事，特务们则乘机冲入池公馆，强行解散了池峰城的手枪队，逮捕了一批池峰城的副官、秘书。池峰城发现受骗，不由大怒，直指着杨清植的鼻子把他骂得狗血淋头。可是，已经无法挽回，只好向蒋介石递了辞呈，回到北平“闲住”。傅作义进北平后，才又给了他个闲差。
不过，共产党并没有忘记他。他一回到北平，中共北平地下党就又和他重新取得了联系。他家里的勤务兵小李，就是由中共派去的。
在平津形势渐紧后，他很想做些配合解放军攻城的工作，可苦无门路。傅作义那儿说不上；中央军更把他视为乱子贼臣，都不可能。不想那天徐宗尧突然到了他家。
徐宗尧，少将，是毛人凤新任命的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北平站新站长。
见到徐宗尧，池峰城不由眼睛一亮。对徐宗尧，他太熟悉了。他被称为“保定王”的时候，他是他的警察局长。“军统”与杂牌军之间的关系是众所周知的。池峰城知道徐宗尧也是“军统”。可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共处后，池峰城发现徐宗尧不像其他“军统”人员那样骄横无忌、飞扬跋扈，对他的工作也比较配合，渐渐地就把他看作了“亲老弟”。徐宗尧对池峰城呢，也因他是“抗日名将”、“铁血将军”，一接触就有一种亲近感。经交往，又对他的军事才能和个性品格有了进一步了解，渐渐地就引为至交。此刻，两人相见，各有心事。徐宗尧呢，被毛人凤任命为北平站站长后，有许多话想找他说说；池峰城则是一见面就想，能不能把这个“军统”特务争取过来，为和平解放北平出点力。
徐宗尧说，北平“军统”站是个肥缺，从戴笠开始，从来就“肥水不入外人田”。王蒲臣是毛人凤的同乡、表兄弟，毛人凤却突然令他把这样的肥缺交给他这个“外人”，实在有点意外。他分析，让他当站长，而让王蒲臣当“专员”，实际上是名义上让他顶，实权却还是王蒲臣抓。这样，一旦形势有变，王蒲臣可以马上脱身，而他则必须钉死在这儿。所以，毛人凤这是因为眼看北平已无戏可唱，但又不能没有人继续为蒋家王朝卖命，才这样安排的。实际情形也是：王蒲臣接到命令后，并不急于交班；而毛人凤在给他的电报中告诉他的也是要先尽快安排潜伏组等“善后”事宜。因此，徐宗尧认为，自己在这种时候还来接这样的差事，肯定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不智之举，特来与池峰城商议。
池峰城一听，真是大喜。如果自己的这位“亲老弟”能接北平站，而自己又能把他策反成功，不是作用更大、居功更伟吗？他连忙吩咐徐宗尧不要着急，说还可以有更好的出路。当天，他就把这一情况给中共北平地下组织作了通报，请他们派“代表”来与徐宗尧深谈。
刘仁得报，也极为欣喜。对国民党军、政、宪、警、特里的一些比较特殊的人物，刘仁心中都是有一本清清楚楚的账的。对徐宗尧，他也可以说是了如指掌。说起来，徐宗尧还是个传奇人物。他是天津人，家境贫寒，学徒出身，有些文化，后参加奉军，先当文书，后为少校军需官，都是文职。“九一八”事变后，他看到国难当头，就又弃文习武，由军佐转为军官，迭经提拔，从上校团长擢升为少将旅长。1941年，他只身潜入蒙疆，策反因负伤投降日军的白凤翔反正成功，成了一位震惊日伪的传奇英雄，受到了国民党国防部及军统局的赏识，并因而被“吸收”为军统特务。加入军统后，徐宗尧先后担任过冀、热、辽等地的情报组长。抗战胜利后，他任保定警察局长。对蒋介石发动的内战，他持保留态度；对池峰城与中共的秘密往来，他也表示同情。池峰城辞职后，他也卸去保定警察局长职务，转任冀、热、察、辽情报组组长。刘仁认为，有池峰城这层关系，根据徐宗尧的实际情况，争取他站到人民方面来，是有可能的。而要是能争取徐宗尧和平起义，那对稳定北平秩序、最大限度地减少北平的损失和破坏，将是一个最有利的条件。他马上指示王甦：直接找池峰城联系，尽快完成对徐宗尧的策反工作。
王甦化名王博生来见池峰城，在详细了解情况后，两人对如何策反徐宗尧作了仔细研究。此刻，池峰城虚门以待的客人中，有一位就是共产党的客人王博生。
客厅的门被轻轻推开，王甦闪身而进，准时到了。这是他们事先约好的。为了不致引起周围的注意，不敲门，不喊叫，虚门而待。好在“王博生”已非生客，熟门熟路。
随后，徐宗尧也准时来到。
池峰城给他们相互作了介绍后，王甦就开门见山说：
“徐先生的情况，池先生都已和我谈过了。我是代表共产党来与徐先生晤谈的。国内局势徐先生都看到了。东北之后，淮海战役也将很快结束。蒋介石政权是毫无希望了的。现在平津已被我军完全包围，我军随时都可以对平津发起攻击，华北问题的解决和全国的解放，都已经是指日可待的事。我们希望，徐先生既已看清形势，就应早下决心，当机立断，弃暗投明，为我党工作，为顺利解放北平立功。我们党的政策相信池先生已与徐先生说起，对起义有功人员是既往不咎。请徐先生放心，共产党说话是算话的。徐先生起义有功，人民也不会忘记你。”
徐宗尧正规，严肃，说话简洁明快。出乎王甦意料的是，听王甦这样一说后，徐宗尧一点儿也没有迟疑，立即就表示：“我明白了。我相信共产党的政策。我向共产党、解放军投诚，走人民革命的道路。有何贵干，听凭吩咐。”
王甦先高兴地代表刘仁部长和中共北平地下组织，对徐宗尧的义举表示了由衷的欢迎和敬意；随后，他就告诉他地下党的要求：现在暂时不要脱离军统，要积极工作，以便赢得信任，千万不可暴露身份。
徐宗尧说：“毛人凤让我接任北平站站长的职务，并叫我布置潜伏组，王代表看怎么办比较妥当？接还是不接？”
王甦明确说：“徐先生接北平站对我们有利，不但要接，还要尽快把站长的职位接过来，而且还要尽最大努力留在北平站站长的职务上，以求控制北平的整个军统组织。”
徐宗尧点头后，就开始详细报告毛人凤的指示和郑介民来北平后的活动情况，毛人凤准备在北平布置的五个潜伏组，郑介民对中央军的安排，对地下党的搜捕，对傅作义和各界进步人士的监视、跟踪，以及“军统”在北平存放枪支弹药和电讯器材的地点，等等。
王甦一一记在心里，然后说：“在此前后，徐先生还有两项主要工作，就是要做好保护档案和保护在押政治犯。”
徐宗尧甚是鼓舞，一一表示：“一定照办。”
“今后有什么情况，你就直接和我联系。”说完后，王甦又叮嘱了一番，一定要保守好机密，并告诉他秘密联系的办法，然后告辞。
“军统”组织有秘密和公开之分。除秘密的北平站外，在“剿匪”总部、警备司令部、警察局都有“军统”的公开组织。内部规定：秘密组织指挥公开组织。也就是说，北平“军统”组织是由北平站指挥的。徐宗尧的问题解决了，对顺利解放北平又增加了一大有利条件。可以说，至此，解放北平已万事俱备，等着的就是傅作义的最后决断了。
邓宝珊穿一套士兵的棉军装去见崔月犁。他很快明白：中共的目标就是“和平”缴械。那么，他也就只能想如何以一个最好的方式“荣誉移交”或“光荣的交代”了。
所有这一切，傅作义当然不可能一点儿都不知道。王克俊的政治特派员不断有消息从各部队报来，其他秘密渠道也有不少秘密报告，都是各个部队或这样或那样的不稳消息。对有些部队，如第九十二军，他自己也心中有数。他命令他们去夺回南苑机场，他们却只是把命令层层下转，军转到师，师转到团，转到最后，就剩个把连的兵力，去劈里啪啦地“应付”一阵，回来报告说“共军抵抗异常顽强”，几经冲杀无力突进，就完了。他知道，那是“有原因”的。自己的嫡系呢，也肯定不可能都铁板一块，倘有风吹草动，肯定也会有“靠不住”的人。可在这样的非常之秋，他不能采取任何行动，甚至连表面上都只能做出对一切都一无所知的样子。他所能做的，就是自己加紧把问题解决和命令下属不准单独对外接洽。
接连两天，邓宝珊穿梭似的奔忙。他与张东荪、符定一等许多人都谈了话。张东荪也告诉他，中共方面已找过他，让他作为“第三者”陪同傅的代表一起出城谈判，他已表示同意。邓宝珊与傅作义反复研究，从各方面得到的信息看，中共还不会放弃和谈；之所以摆出这么一副架势，目的无非还是要价。
就在这时，杜任之突然给傅作义打来了一个电话。他是在得到冯杰宸的确切消息后才给傅作义打电话的。他敦促傅作义：现在该当机立断了。要是还不认清形势，准备逆历史潮流而动，即便是“亲信”、“嫡系”，也是很难保证都绝对“靠得住”的。
这话中之话，傅作义当然有数。于是，他对杜任之说：“我们是愿意和谈的，现在的关键是无法与共产党方面传递消息。”并告诉他：邓宝珊已经抵平，希望能马上面见中共方面的代表。
杜任之立即把这事告诉了崔月犁。
其实，崔月犁此时的焦急程度，一点儿也不亚于傅作义。组织上把与傅作义联系的关系都转给他之后，加上佘涤清又被逮捕，他的担子一下子加重了。毫无疑问，他积极布置策反，积极搜集城内军事情报，各方面的工作都在卓有成效地进行，武力解决北平，甚至是不让北平在遭受严重破坏的情况下迅速解放，都完全有把握。但是，中央下了这么大决心要和平解决平津问题，只要还有一点希望，就不能放弃。因此，接连几天，他根据傅冬菊等所提供的情报，几乎是一天一个长电给平津前线司令部报告。实在说，他对傅作义又要发表通电，又要把兵权交给李文，又要去南京请罪，又命令抢修环城公路等等，几乎是急得变态的情绪，是有些不放心的。
当然，他知道关键是要让傅作义接受中共的条件。
于是，在得知邓宝珊已从包头赶来想和他见见面之后，他立即请示刘仁，并约定与刘后同见面。通过刘后同，他再约见邓宝珊。
见面的地点，选在南池子北口华北学院院长王捷三家。王捷三是杜任之的同学，邓宝珊的老朋友，与中共的关系也很密切。崔月犁的家就在南池子的南口，很近，在王捷三家见面，既安全又方便。
对邓宝珊，崔月犁早有了解：作为华北“剿总”的副总司令，他驻守榆林，与中共的交往很深。他为人稳重，性格开朗，豪爽而不失严肃，慎细又落落大方。崔月犁匆匆来到王捷三家的时候，见屋内已坐着一位四五十岁的军人，穿一套国民党军士兵的灰棉军装，身材高大，满脸风霜，透着一股久经沙场的军人气质，见他进来，早已起身笑脸相迎。他估计他就是邓宝珊了。于是，也马上迎上，作了自我介绍。
想不到邓宝珊一开口就孩子般坦诚地说：“我是了解共产党政策的。我有个孩子在延安学习时，我见过毛主席；陕北的电台我也经常听。”恰巧，崔月犁手头带有几份陕北广播电台的新闻纪录材料，就送了他一份。邓宝珊十分高兴，谈话也就马上进入正题：先国际国内大势，尔后是北平局势，傅作义前途，中共政策。
对蒋介石政权的腐败和必然失败，邓宝珊认识得很清楚；对北平的局势和傅作义的前途，邓宝珊也认识得很清楚；崔月犁希望他劝说傅作义认真考虑中共方面的条件，及早下定决心，不要再摇摆不定，他的态度也很明朗。他表示，一定要竭尽全力劝说傅作义走和平解放北平的道路，为人民做一点好事。但是，他也很尖锐地提出：现在傅先生极端苦闷、彷徨。傅先生也是愿意谈判的。他不去南京，对徐永昌等劝说明确拒绝，都说明他是有心要与中共讲和的，是想为北平人民做点好事的。可是，让李腾九与刘时平联系，刘时平不知下落；多次致电毛泽东主席，毛泽东主席没有回音；请彭泽湘、符定一、张东荪与中共方面联络，中共方面也没有答复。他说，他已见过张东荪，张东荪也说他已向你们表示过乐意出城一起谈判。他说，他衷心希望中共方面能拿出个明确的态度来。
崔月犁说，中共对谈判的态度一直是真诚的，明确的。对傅先生，中共也一直没有放弃争取工作和宽大政策，关键是傅先生必须丢掉幻想，早下决心。最后，崔月犁恳切地对邓宝珊说：“时日无多，希望邓先生以对中共政策的了解，一定敦促傅先生早下决断！”
邓宝珊明白了。共产党确实是在要价，而且也确实就是刘亚楼提的那个价：要谈判，就是“和平”缴械，就是不抵抗，或者叫投降。现在所进行的一切，都是为了迫使傅作义就范的心理战。
那么，怎么办呢？也许，只有用傅作义自己常说的一句话，最后的结果，就是如何想办法作一个最好的“光荣的交代”或叫“荣誉移交”？
邓宝珊感到了一种莫名的怅惘。
可是，又能为傅作义出个另外的什么主意呢？
没有。不可能。
于是，他对傅作义说：一匹死马，但死马也不能丢弃，只能权作活马来医。
傅作义也只好默默点头。
1949年12月31日，北平地下党终于传递过来一个消息：中共方面尚未对傅放弃宽大政策，欢迎傅作义派一位有地位能负责的代表，偕同张东荪一起，到平津前线司令部继续谈判。
邓宝珊知道，这是崔月犁与他见面之后报告他们上级所得到的回应。应该是一个确切的消息，也是一个好消息吧。多日的沉闷终于打破。不管死马活马，傅作义也觉得心情有了好转。晚上，多日未曾回过公馆的傅作义，也回到了小酱坊胡同家里，与邓宝珊、傅冬菊等几个亲近的人，在一起吃了一顿晚饭。（本文摘自《平津战役秘密战》 松植 当代中国出版社）
邓宝珊
国民党军陆军上将邓宝珊出生日期：1894年11月10日
去世日期：1968年1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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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名邓瑜，甘肃天水人。他的一生爱国，却也是文化大革命受害者之一。在文化大革命时遇害。身后，得到时任总理的周恩来注意，邓宝珊的名字终于位列八宝山革命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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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时，参加新疆伊犁起义。1917年后，在陕西任靖国军第四路营长、团长、副总司令。1924年参加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任第二军旅长、师长。1926年后，任国民联军援陕前敌副总指挥、国民联军驻陕副总司令、国民党陕西绥靖公署驻甘肃行署主任、代理甘肃省主席、杨虎城部新编第一军军长等职。
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后，邓宝珊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正确主张，在晋、冀、鲁奔走呼吁各方团结抗日。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邓宝珊积极支持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提出的八项主张，有力配合了事变的和平解决。张学良将军被扣南京后，蒋介石派三路大军准备进占西安，杨虎城将军处境困难，电邀邓宝珊赴西安协助处理。他到西安后，努力协调各派之间的工作，对避免内战、稳定局势，贯彻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起到积极的作用。国共合作抗战以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八路军在兰州设立了办事处，此时邓宝珊尚在兰州，他与中国共产党驻甘代表谢觉哉等同志来往甚密，支持办事处的工作。后邓宝珊被国民党政府任命为第二十一军团军团长，赴榆林就任。邓宝珊不辞艰险，恪尽了爱国将领的天职。当时榆林的军队来自各个方面，各种势力错综复杂、勾心斗角。但他十分注意团结各方面的军事、政治力量，把他们集聚在抗日旗帜之下，为保卫北线积极出力。邓宝珊对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居心和行为深为不满，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陕甘宁边区友好相处，协力抗日。他指示所属部队必须“维护边区到榆林的交通安全，保护往来人员和物资的顺利出入”。毛泽东同志曾致信邓宝珊： “八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对邓将军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1949年邓宝珊率部起义。新中国成立后，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甘肃省省长；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四届民革中央副主席和全国政协常委。
以后，邓宝珊和毛主席、周恩来、朱德等党中央领导同志，一直保持着友谊。每年到京开会，毛主席总要在中南海约见他，以老朋友相待。五、六十年代，邓小平、贺龙、陈毅、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同志以及杨明轩、南汉宸等到兰州，都要亲自到邓宝珊家中去，和邓倾心畅谈，亲密无间。朱德同志到兰州，也和他亲切晤谈。
“文化大革命”开始，邓受到冲击，周恩来总理立即派飞机把他接到北京。1968年11月27日，邓宝珊因受刺激在北京吞鸦片烟自杀，终年七十四岁。
1979年4月24日，经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决定，在北京为邓宝珊隆重举行追悼会。邓小平、叶剑英、宋庆龄、邓颖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乌兰夫主持追悼会，宋平致悼词。1984年11月，在民革中央纪念邓宝珊诞辰九十周年时，王震同志说，邓宝珊是“中华民族著名的爱国将领”，“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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