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人们大多以为，建国后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中，彭德怀是第一个含冤蒙尘的老帅。其实，中国十大元帅在和平年代里第一个受到错误批判和罢官的，竟是曾被誉为中国现代战争史上一代战神、解放后一心扑在军事教育事业上的刘伯承元帅。而他的这一际遇却与后来蒙冤更深的彭德怀元帅有很大关系。
解放后，人们大多以为在“庐山会议”上敢于说真话为民“鼓咙胡”的彭德怀元帅是第一个中箭落马、含冤蒙尘的老帅。其实不然，中国十大元帅在和平年代里第一个受到错误批判的人，竟然是一心扑在军事教育事业上的老帅——刘伯承。
wWW.aIhUaU.cOm 虎踞钟山。解放初期，刘伯承埋头致力于军事教学，一心要全力打造一所“东方的伏龙芝”、“东方的西点军校”。然而，不曾料到，一场浩劫不期而至，他毫无思想准备地卷入了一场“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中，且首当其冲地受到了批判，军事学院也被彭德怀主持的国防部定为“教条主义的大本营”。
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在这场所谓反教条主义斗争中，刘伯承和彭德怀这两位开国元帅谁也不是赢家。具体作为急先锋指挥这场斗争的彭德怀，当时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国防部长，正是他的错误引导和极力打击，军内在1958年刮起了这股“反教条主义”斗争之风，揪出了一个所谓以国防部副部长兼训练总监部部长萧克上将为主帅、训练总监部副部长李达上将为副帅的“反党宗派集团”，一批高级将领和高中级干部被打成了“反党分子”。所幸，不与争锋的刘伯承因“检讨深刻”，得以逃过劫难。
可能因为彭德怀元帅在一年后的“庐山会议”上为民请命被撤职，最后被迫害致死，加上他在被“撤职”后对党内民主制度的破坏、政治生活的不正常有了清醒的认识，有了远远多于常人的切肤之痛，由此对1958年的反教条主义事件作了自责，后人“为尊者讳”，“为尊者隐”，故没有过多指责刘伯承挨整的肇始者——刚肠恶疾、内无阳秋、外有臧否的彭德怀元帅。
纵观刘伯承与彭德怀长达几十年的革命征程与职业军人生涯，两人之间其实存在鲜为人知的历史误会。同是国家“长城”，刘伯承和彭德怀究竟有什么误会呢？
反围剿：两人气话传走样
历史的暗角是1933年2月开始的红军第四次反“围剿”。
毛泽东在宁都会议被解职后，刘伯承升任红军总参谋长，具体指挥红军实施第四次反“围剿”战役。此前，关于毛泽东的去留问题，宁都会议上曾发生激烈争吵。彭德怀等极力主张毛泽东仍留在前方协助指挥军事，但张闻天、王稼祥等“洋派”则坚决主张毛泽东离职。争论中，刘伯承投了“洋派”一票。随即，他又发表了批评毛泽东、彭德怀等“游击主义”战术的文章。彭德怀十分恼怒。
第四次反“围剿”中，苏区中央局命令红军先发制人，首先围攻苏区大川边的桥头堡——南丰。担任主攻南丰任务的红三军团第三师满打满算不过2000人马，而国民党军则有近万人。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大为不满：“这是哪个的鬼主意，蠢嘛！南丰易守难攻，敌我力量悬殊，又占据了有利地形，这样硬攻下去对我们是不利的，真是乱弹琴！”
果然如彭德怀所料，激战一昼夜，红军歼敌不足一个营，却自损300余人。彭德怀不禁火冒aIhUaU.COM三丈：“这样打下去连我们三军团的老家底都要打完。啥子正规战？全是刘伯承在瞎参谋。”
彭德怀将中央局的过失都记在了刘伯承的账上，而且话传走了样。事后刘伯承颇为不满地反驳：“红军本来就存在着游击主义嘛！老彭的红三军团也需要在战术上提高一下。”话又传回去，刚直易怒的彭德怀会是何种反应可想而知。
刘伯承评价百团大战的失误
全面抗战爆发后，彭德怀出任八路军副总司令，刘伯承担任了下属的一二九师师长。期间，彭德怀领导发起着名的“百团大战”，担任主要作战任务的部队便是一二九师。这一时期，两人的配合还算是默契的。
然而在1945年4月，党内开始按地区和军队系统召开座谈会，总结历史经验，检讨工作。4月30日，刘伯承作报告总结晋冀鲁豫地区抗战7年来的工作。这个报告无可避免地提到了至今仍在争论不休的“百团大战”问题。刘伯承指出，百团大战总的来讲是一场打了胜仗的大战役，但也存在着不少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如敌众我寡之下，没有以弱示敌，过早暴露了我军的真实实力；没有充分发扬正规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传统优势，有些仓促上阵的意味，为了片面取得政治影响甚至矫枉过正。刘伯承提出的这些问题，并不是针对彭德怀，他只是对自己执掌的一二九师作了自我批评。然而，他的报告一出，便引起延安主要领导WWW.aIhUaU.coM的共鸣。毛泽东觉得，刘伯承对百团大战失误的认识和评价是准确和恰如其分的。
打了胜仗的彭德怀对此当然想不通，也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后来，他还是就百团大战的战略战术作了一些检讨和认识，中央对此也未再有什么异议。
彭德怀
军事院校被斥“大本营”横遭“反教条”
风暴冲击1951年，刘伯承元帅受命在南京创办新中国第一所军事院校。正当他埋头致力于军事教学，一心要打造—所“东方的伏龙芝”、“东方的西点军校”时，却毫无思想准备地卷入了—场“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旋涡之中，且首当其冲地受到批判，军事学院也被国防部定为“教条主义的大本营”。
当时，彭德怀元帅是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国防部长，正是由于他的错误引导和极力打击，军内在1958年掀起了一股“反教条主义”斗争之风，揪出了一个所谓以国防部副部长兼训练总监部部长萧克上将为主帅、训练总监部副部长李达上将为副帅的“反党宗派集团”，一批高级将领和高中级干部被打成了“反党分子”。而刘伯承元帅因“检讨深刻”，得以逃过劫难。一年后的“庐山wWW.aIhUaU.cOm会议”，彭德怀元帅被“撤职”后对反教条主义事件深刻反思并作了自责，后人“为尊者讳”，“为尊者隐”，故没有过多指责刘伯承元帅挨整的肇始者——刚肠嫉恶、内无阳秋、外有臧否的彭大将军。
当时，刘伯承正在青岛养病，得知南京军事学院和军委训练总监部被说成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和“司令部”后，曾名义上担任过第—任训练总监部部长(未到职，叶剑英代理)，仍是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的他，自然无法回避，只得拖着病体进京接受批判。在医院，他冒着失明的危险写检查，后在别人搀扶下蹒跚上台深刻检讨，因“检讨深刻”，刘伯承总算过了关，但他想通过作检讨保护一批同志的愿望却未实现。1959年1月19日，刘伯承挂印罢官，兵戎生涯遂告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