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探讨康梁的道路分歧和师生情谊,折射出清末民初的政治风云变化,康梁的命运归宿和历史困境令人深思。改良,还是革命?立宪,还是共和?回望百年历史,重温康梁的选择和路径,那个激烈动荡的时代,扑面而来。
背道而驰针锋相对
由戊戌变法至辛亥革命,梁启超基本上跟着康有为走,世人以康梁并称。除了1899年至1903年,梁启超因倡导革命与康有为有所不合外,大体上态度是一致的。1903年前后,梁启超一度有赞成“孙党”革命之说的倾向,经康有为严词教训,梁启超作了检讨,重新归依师门。梁启超放弃民主革命而君主立宪以后,师弟一唱一和,搭配得天衣无缝。武昌起义爆发,梁启超仍与康有为相呼应,要求中国采用英国的立宪政体。岂料革命形势已成,民主共和成为全国大势,虚君立宪之说遂淹没在民主共和的潮流中。梁启超尽管曾向袁世凯兜售他的“虚君共和”理论,即保留清朝皇帝的名位,但使之“无否决之权,无永嘉海陆军之权”,但他很快就顺应时代潮流,抛弃了虚君立宪的主张,转变为积极的共和拥护者。
据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梁启超正式与康有为分手,在民国元年四五月间。清帝逊位前夕,康有为写给梁启超一封信,要求一起拯救清廷于虞渊。梁启超作答,坚定表示绝不再为“虚君共和”这个缘木求鱼的想法去与袁世凯、北方军人及各省督抚相周旋,更不屑与那些羊狠狼贪的清朝亲贵相合作。他劝康有为改变主张,如若不然,“趋舍异路,怆恨何言!”
梁启超选择民主共和,认为康有为虚君共和“不切时势”,代表了维新党一部分人士的意见。南北议和大局已成定势后,很多在国外的维新党人都主张公开拥护共和,立即回国组织政党,在政治上占一份势力。这时候,梁启超是准备和袁世凯“推心握手”、“分劳戮力”,共图天下事的。当年戊戌变法,袁世凯是向荣禄告密者,如今却成为梁启超政治上的合作者,可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正如历史学家杨天石在《康有为的联满倒袁计划——读台湾所珍藏梁启超未刊函稿》文中分析:“分化不仅表现于康梁之间,而且更广泛地表现于昔日的维新、保皇党人之间,各派政治力量正在围绕着辛亥革命这一大主题重新组合,酝酿着新的角逐和斗争。”
辛亥革命后,梁启超就再也不肯对康有为百依百顺了。两人的分歧既源于政见不同,思想的矛盾,也有个性因素。
在梁启超看来,康有为为人做事过于武断:“有为之为人也,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此外,他还对康有为刚愎自用的主观主义思想方法提出了批评。“既标一说,则一切与己说反对者,辄思抹杀之”,“持己脑中所构造之事实以误真相”,可谓说中了康有为的要害。
康有为的强势与梁启超的平易,从作文到做人,均一以贯之。二人治学以及思想历程之不同,也约略可见。康氏自言:“吾学三十岁已成,此后不复有进,亦不必求进。”梁氏则“常自觉其学未成,且忧其不成,数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所嗜之种类亦繁杂,每治一业,则沉溺焉,集中精力,尽抛其他;历若干时日,移于他业,则又抛其前所治者”(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而康之抱定宗旨、不再转移与梁之与时俱进、久领风骚,差别甚大。
梁启超与康有为公开的分手,是在张勋复辟帝制上的形同水火。梁启超不仅反对袁世凯称帝,而且反对任何形式的复辟,他深信世界潮流不可阻挡,任何复辟阴谋都不能得逞。当康有为在《上海周报》上发表《为国家筹安定策者》,公开主张清帝复辟时,梁启超立即发表《辟复辟论》,将矛头直指康有为,明确指出此文的实质是“党袁论”、“附逆论”、“筹安新派”。
袁世凯搞复辟,首先制造舆论。一班无耻文人摸到主子的旨意后,立即组织筹安会,借讨论国体问题为名,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摇旗呐喊。针对社会上的这股复辟逆流,梁启超以他那酣畅淋漓的文笔,写下《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袁世凯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派人拿着20万元的银票,劝他不要发表这篇文章。面对巨额“封口费”,梁启超却不为利诱,毅然发表。
袁世凯复辟后,梁启超联合蔡锷等人,组织护国军,以武力讨伐袁世凯。为了推动广西军阀陆荣廷独立,梁启超又只身前往广西,历尽千辛万苦之后,终于迫使陆荣廷于1916年3月15日宣布独立,所有重要电文,均为梁启超草拟。民主共和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护国战争很快便取得了胜利。
在全国的声讨和叫骂声中,袁世凯的皇帝美梦仅做了83天就呜呼哀哉了。顽固的康有为并没有从袁世凯的复辟失败中汲取教训,相反,他却加快了让溥仪复辟的步伐。1917年7月,他联合统率辫子军的张勋,利用大总统黎元洪和国务总理段祺瑞之间“府院之争”的矛盾,请溥仪重新登基做皇帝。原来维新运动变法者,现在成为开历史倒车的保皇派。因复辟“有功”,康有为被溥仪封为弼德院副院长,并戴上头品顶戴,没想到12天后,复辟失败。张勋逃入荷兰使馆,康有为逃入美国使馆,溥仪宣布退位后也逃入美国使馆。康有为躲在美国使馆“美森院”里做诗品画,直到1917年12月,美国公使芮恩施准备专车,派兵护送康有为离开北京。
与乃师康有为不同,张勋复辟一发生,梁启超立即随段祺瑞誓师马厂,参加武力讨伐。他不仅代段祺瑞起草了讨逆宣言,而且以个人名义发表反对通电,一面强烈谴责“贪得无厌之武夫”,一面斥责康有为“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据说通电写好之后,有人担心会破坏师生友谊,于是说:“足下上马草檄,诚为文士得意之举,然昔日庾公之期于子濯孺子,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今令师南海先生从龙新朝,而足下露布讨贼,不为令师留丝毫地步,其于师弟之谊何?”梁启超却理直气壮地回答道:“师弟自师弟,政治主张则不妨各异,吾不能与吾师共为国家罪人也。”10年之后,梁启超在《公祭康南海先生文》中还旧事重提:“复辟之役,世多以此为师诟病,虽我小子,亦不敢曲从而漫应。”
康有为在张勋复辟失败后,不仅不反省自己的过失,反而将怨气发泄在梁启超身上,咒骂他为“梁贼启超”,将他比喻为专食父母的枭獍,并作诗斥责:“鸱枭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关。逢蒙弯弓专射羿,坐看日落泪潸潸。”(逢蒙曾向后羿学习过射箭技术,后来却害死后羿)在反对张勋复辟的斗争中,梁启超对老师康有为的态度,则可以用他自己的一句话来表述:“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
曹汝霖晚年在其回忆录《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一书中,也写到康梁师徒在张勋复辟中的情形:“此次受处分者,除张勋外,牵及甚少,如康南海、梁敦彦等,素有名望之人,多未问罪,谅系任公的关系。任公与南海,师生之谊素笃,同为主张君宪之人,此次竟背道而驰矣。”看来,康梁在对待复辟问题上,师生决裂,在民国政学两界,是一件颇受关注的事情。叶兆言在《陈旧人物》一书中,有一篇写康有为,一篇写梁启超。在对比康梁师徒时,叶兆言说,自己不喜欢康有为,认为康有为顽固不化,自我吹嘘、标榜圣人,没有人情味。在评价康有为领导的戊戌变法时说:“康有为的幸运,在于只是一个轰轰烈烈的开头,他许诺了一大堆根本就实现不了的理想,真放开手来让他做,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糟糕局面。他是一个失败的英雄,因为失败,倒给人留下了一个壮志未酬的好印象。”
反复辟的斗争成功以后,1917年7月,梁启超进入段祺瑞政府,出任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
拜师康门南海弟子
广东新会梁启超,完全符合我们对天才的定义和想像。6岁学完五经,9岁能够写千字文章,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中举时的主考官尚书李端棻以为梁启超“国士无双”,遂打破门第观念的束缚,把自己的堂妹许配给梁启超做妻子,这是那个时代表示对一个人的欣赏的最高礼遇。
李端棻没有看走眼,梁启超的确是一位天才,对各种新思潮、新思想统统接受、吸纳的天才,也是识时务的俊杰。他拜康有为为师的时候,康还没有中举,在科举时代,一个有功名的人(梁启超17岁中举人),能拜无功名的布衣为师,其好学精神由此可见一斑。梁启超在《三十自述》中曾表明他为什么拜师康有为:
其年秋,始交陈通甫。通甫时亦肄业学海堂,以高才生闻。既而通甫相语曰:“吾闻南海康先生上书请变法,不达,新从京师归,吾往谒焉。其学乃吾与子所未梦及,吾与子今得师矣。”于是乃因通甫修弟子礼事南海先生。时余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见,及戌时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故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联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谒,请为学方针,先生乃教以陆王心学,而并及史学西学之梗概。自始决然舍去旧学,自退出学海堂,而间日请业南海之门,生平知有学自兹始。
一个人在年青时,遇到什么样的老师,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人的视野与将来的成就。梁启超以传神之笔,道出遇到名师的心理感受,今天的读者读到这一段,心灵也会震撼。梁启超《三十自述》提到的陈通甫是康有为的大弟子,英年早逝,曾被称为康门的“颜回”,他死了,大弟子头衔自然而然落到梁启超的身上。从维新运动、公车上书、到戊戌变法失败海外流亡,梁启超一直追随康有为,成为康有为思想的代言人。
1901年12月,梁启超一直在《清议报》发表《南海康先生传》,说到乃师的哲学思想,便以崇敬的口气道来:
先生者,天禀之哲学者也。不通西文,不解西说,不读西书,而惟以其聪明思想之所及,出乎天天,入乎人人,无所凭借,无所袭取,以自成一家之哲学,而往往与泰西诸哲学相暗合,得不理想界之人杰哉?
先生之哲学,社会主义哲学也。泰西社会主义,源于希腊之柏拉图,有共产之论。及十八世纪,桑士蒙、康德之徒大倡之,其组织渐完备,隐然为政治上一潜势力。先生未尝读诸氏之书,而其理想与之暗合者甚多,其论据之本,在《戴记?礼运》篇孔子告子游之语。
康有为的哲学思想,包括《大同书》,带有浓郁的理想主义色彩。在这一点上,梁启超看其师看得透彻,并未被崇敬所遮蔽:“康南海果如何之人物乎?吾以为谓之政治家,不如谓之教育家;谓之实行者,不如谓之理想者。一言以蔽之,则先生者,先时之人物也。”
梁启超、梁启勋兄弟都曾拜师康南海门下。梁启超万木草堂的同学中,颇有名气者有麦孟华、麦仲华兄弟。麦孟华是康有为的得意弟子,少时与梁启超齐名,在草堂弟子中有“梁麦”之称。麦孟华参加过公车上书,在上海参与创办不缠足会,做过《时务报》的撰稿人,是戊戌变法时的核心人物之一。1912年12月,麦孟华和陈焕章、朱祖谋、梁鼎芬、陈三立、沈曾植等人上书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和教育部、内务部,申请成立孔教会。在获得批准后,于次年在山东曲阜召开第一次全国大会,推举康有为为总会长,陈焕章为总干事。据说袁世凯称帝前曾两次召见麦孟华,并许以教育总长的位子,他都拂衣不见,并运动倒袁。袁世凯称帝后,麦孟华怒不可遏,以至气火攻心而死。
麦仲华曾留学英日,学贯中西。麦仲华曾编纂《经世文新编》一书,专采近人通达时务的言论,以转移风气,为新政提供参考。庚子勤王时他在日本负责联络策应之事,并一度在香港担任电报局局长。1899年,康有为将女儿康同薇许配给麦仲华。康有为对这个女婿很满意,他常写信给康同薇,让她照顾好麦家。但也有误解的时候。麦仲华疾恶如仇,思想有些激进,戊戌维新失败后,他和梁启超、韩文举、欧榘甲等人一起主张放弃保皇实行革命,这等于是背叛康有为。弟子中也有继续保皇的,如罗普。罗普的妻子是麦孟华、麦仲华的妹妹。有一天康有为见到儿女亲家麦柏君,半是生气半开玩笑地说:“你有眼睛,选到一个好女婿(指罗普)。我无眼睛,选到一个不好的女婿(指麦仲华)。”
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考制》等书,看似离经叛道,实则维护道统。康有为是以托古改制的方式,为改革寻找出路。学者雷颐在《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一文中,对康有为的做法评论道:“以鬼斧神工之法颠覆了几千年来孔子和儒学形象,再造了一个改革的孔子和儒学,为自己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和合法性。”在维新变法时,康有为主张:立儒学为国教,将“保教”、“保国”、“保种”作为变法的目的。对此,梁启超亦步亦趋。维新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在日本接触到大量的西方新思想,于1902年发表《保教非所有尊孔论》,公开反对保教,反对立儒学为国教,此时的梁启超赞成政教分离、思想自由、信仰自由,他提醒保教论者,“保教”与“近世文明法律之精神”相悖。思想的分歧,这时已经非常明显,后来师生背道而驰,并非偶然。
维新变法失败,海外流亡,康有为的政治思想也只是停留在君主立宪层面,不肯前进半步。早年维新,引领时代风气;晚年保皇,几乎沦为天下笑柄。他自号长素,素王即不用加冕的民间帝王,是封建社会对万世师表孔子的尊称。“长素”别号,将康有为的自恋心理暴露无遗:他不仅自视为圣人,而且认为自己比圣人还要神圣。康有为创办的万木草堂培养了众多弟子,也可媲美孔子精通六艺的弟子72人。孔子曾将女儿当作奖赏,嫁给有“案底”的平民弟子公冶长。康有为一生娶了六位夫人,儿女众多,嫁女仿效孔夫子,将康同薇嫁给麦仲华,将康同璧嫁给罗昌。罗昌,早年是康有为门生,曾游学日本、英伦,历任北洋政府国务院秘书、外交部驻伦敦及新加坡总领事等职,后执教于多所著名学府。
康有为的众多弟子中,数梁启超的声望最高、影响力最大。梁启超被誉为“言论界的骄子”,他的历史功劳在于开启民智,育作新民。戊戌变法的失败,对他是一种强烈的刺激,在经过改良还是革命的徘徊之后,他提出要改造“国民性”,开始由“政治”转向“启蒙”,一跃而成为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
山颓木坏哲人其萎
梁启超早年拜师康南海门下,是梁的幸运;同样,康有为晚年能拥有梁启超这样的弟子,也是康的幸运。康有为晚年,梁启超执弟子礼甚恭,梁启超事师,可谓尊师典范。离开政坛的梁启超,开始了他最后十年的文化教育生涯。梁启超执教清华国学研究院,他的学术精进,培养了大批弟子,比如史学家张荫麟。四大导师中的梁启超是“南海圣人”康有为的弟子,王国维是末代皇帝的读书顾问,于是陈寅恪就给学生们写了一副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
梁启超在清华园埋首学术,正当他以极大的热忱进行学术救国的时候,一个更猛烈的时代到来了。“风云入世多,日月掷人急。如何一少年,忽忽已三十。”这是1902年12月,梁启超作《三十自述》时开篇的诗。武夫当国,军阀混战,这已经不是康梁的时代,进入到晚年的康梁,师生之间的裂隙渐渐弥合,而死亡的阴影也悄悄逼近。
1924年9月,梁启超的妻子李惠仙因病逝世,给他以沉重的打击,身体衰弱得很快,血压不稳,并有便血,几次进出医院。
1927年,是中国近代学者的死生之年。北伐军声势浩大,由南向北,节节胜利。长沙学者叶德辉被北伐军枪决,同时浙江军政府也籍没了章太炎的家产。北伐军的这种做法给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心理上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惶惑。
1927年3月8日,正值康有为的七十大寿,梁启超和其他当年的同窗,亲自前往上海为老师祝寿。梁撰写了《南海先生七十寿言》的寿文,并奉上寿联:
述先圣之玄意,整百家之不齐,入此岁来年七十矣;
奉觞豆于国叟,致欢忻于春酒,亲授业者盖三千焉。
梁对老师的敬仰之情跃然纸上,将康有为比作“至圣先师”孔夫子,极得以“圣人”自居的康有为的喜好。康有为寿辰的前一日,徐良由津抵沪,带来溥仪题赠的御笔“岳峙渊清”四字匾额和玉如意一柄,贺康有为七十寿辰。康有为为了向溥仪谢恩,起草《谢恩折》计1181字,由书记杜长铗用小楷清缮,石印千份,分赠祝寿贺客。
在一派欢庆的气氛中,康有为却感受到生命气息中的不安,种种征兆表明不祥的音符在隐隐作响。
据康有为女儿康同璧《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记载:康有为七十寿诞后,离开上海之前,曾亲自检点遗稿,并将礼服携带,临行前还巡视了园中好几遍,说道:我与上海缘尽矣!然后把他的相片分赠给工友们,以作纪念,好像预知自己将永别一样。
北伐军所向披靡,康有为想把全家转移到一处安全的地方去,他选择了离沪去青岛。此前,他在青岛买下了一栋别墅,起名“天游园”。
3月29日,康有为在青岛中山路上的粤菜馆英记酒楼,参加广东同乡宴。当他喝了一杯橙汁后,突然腹痛难忍,急忙回家。当夜呕吐不止,请了两位医生诊断,其中一位日本医生诊断为食物中毒。30日,呕吐了一夜的康有为感觉毒已清除,非常健谈,晚上照例夜观天象。可是观看了没多会儿,突然独自大呼:“完了,完了!”之后,又说:“中国无我立足之地了,但我是不能死在外国的。”到31日凌晨5时许,康有为在门人李微尘的怀抱中,“七窍出血而死”。
康有为之死扑朔迷离,各种说法都有,留下诸多历史谜团。康有为身后甚为萧条。在北京的梁启超得知晴空霹雳的噩耗后,立即汇去数百元,使康能草草入殓,葬身象耳山。康有为生前在青岛李村附近买下墓地,认为他是一粒糠,藏在大象耳朵才能安全。4月17日,梁启超还在北京和康门弟子一起,为康有为举行公祭。他写了祭文一篇和挽联一副。挽联曰:
祝宗祈死,老眼久枯,翻幸生也有涯,幸免睹全国陆沉鱼烂之惨。
西狩获麟,微言遽绝,正恐天之将丧,不仅动吾党山颓木坏之悲。
康有为有“圣人”之名,将其死谓为“天之将丧”,表面寄寓梁启超的沉痛感情,其实是梁感慨时局而发,“全国陆沉鱼烂之惨”表明了他对当时中国前途的悲观。康梁奋斗几十年,最后几乎一事无成,如今,老师先已作古,弟子也在染病,想必已经成为梁启超不能承受之重。
刚刚送别完老师康有为,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对梁启超又是一次沉痛打击。1927年6月2日,王国维先生还到学校,让校工去他家取成绩稿本,并与研究院办公处侯厚培谈论下学期的招生事宜,时间甚久。后又向侯借大洋两元,因侯当时没现洋,故借给他五元钞票,王国维随即雇车去颐和园。据园丁回忆,王进园后,先在石舫前木坐许久,后步入鱼藻轩,吸纸烟,旋即跳湖。从跳湖到得救,其间不到两分钟,湖水很浅,甚至连里衣都没湿,但已无呼吸,一代学者杳若黄鹤西去。王国维死后,人们从他的衣物中发现他留给儿子王贞明的遗书,上书“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殓,即行蒿葬于清华园茔地。……书籍可托陈(寅恪)、吴(宓)二先生处理”。
6月2日,王国维自沉而死,梁启超在给梁令娴的家书中写道:
静安先生自杀的动机,如他遗嘱上所说:“五十之年,只欠一死,遭(经)此世变,义无再辱。”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叶平日为人本不自爱(学问却甚好),也还可说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岁的老先生,在乡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有“此间是地狱”一语,被暴徒拽出,极端篁辱,卒置之死地。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
此封家书中,梁启超流露出对工农暴动的恐惧。此前的梁启超家书中,对北伐的胜利忧心忡忡,“车夫要和主人同桌吃饭”,“社会上最坏的地痞流氓一翻,翻过来要做政治的支配者”,“整天介任意宣告人的死刑,其他没收财产等更是家常饭”,面对这样剧烈的社会变革,他无法理解和接受。值得一提的是梁启超对北伐的政治主张,他反对社会主义,同时结怨于国民党。在给梁令娴的家书中,甚至将听到的一些谣言当作事实,王葆心(湖北籍学者)之死是误传。对梁启超而言,1927年的“天”已经变了,整个社会“颠倒过来”,社会急剧动荡,“中产阶级不能自存”,道德观念皆已破产,王国维之死,不亦有因乎?《梁启超年谱》中有不少他对当时社会变化的感受,屡经变法政变,见惯大世面,始终孜孜不倦探寻中国前途的梁启超,这时几乎惊慌失措,对中国前途有茫然之惑。可见刺激之深。
1928年9月24日,梁启超编《辛弃疾年谱》时,突然发病,三天后入京就医。稍好些,出院返回天津,不断有些发烧,心情苦楚。10月12日,又伏案继续作《辛弃疾年谱》。巧合的是恰写到辛弃疾61岁,这年朱熹逝世,辛弃疾前往吊唁,并作文以寄托哀思,梁启超录此文中四句为:“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为公死,凛凛犹生。”这其实是他在自述自己背后的感受!当梁启超写完最后一个“生”字时,他那支如椽之笔便再也扶不起来了。
11月27日,梁启超又被送往协和医院进行抢救,但效果不理想。1929年1月19日午后2时15分,梁任公与世长辞了。近代中国的一颗巨星陨落了。
“成住聚散,人天之常”,这是康有为的名言。由此观康梁生死,是“人天之常”,还是命运无常?
梁启超病逝,“任公我兄千古,故人章炳麟拜挽”:
进退上下,或跃在渊,以师长责言,匡复深心姑屈己;
恢诡谲怪,道通为一,逮枭雄僭制,共和再造赖斯人。
章太炎的这幅挽联,上联道出了梁启超与康有为在张勋复辟上的矛盾和恩怨。“或跃在渊”语出《周易?乾》,是说梁启超在政治舞台上,或进或退,或上或下。康有为于1917年8月致书梁启超,对梁民国以来的政治表现大加抨击,梁念师教之恩,他以“屈己”的态度未加辩解。“恢诡谲怪,道通为一”语出《庄子?齐物论》,指原本互相矛盾的东西,但从道的观点来看,却是统一的。章太炎以此句来形容梁启超在一些历史事件中观点和立场多变,但变的结果是变到“共和”这一方面来了。梁启超反对袁世凯恢复称帝,出走两广讨伐袁逆;反对张勋复辟,参加马厂誓师。章太炎赞誉梁启超是再造共和的功臣。
在梁漱溟《纪念梁启超先生》一文中,能看到他对梁启超诸多贡献的肯定,也能看到这样坦率而客观的评价:“梁公为人富于热情,亦就不免多欲。有些时天真烂漫,不失其赤子之心。其可爱在此,其伟大在此。然而缺乏定力,不够沉着,一生遂多失败。”梁启超的失败,除了戊戌变法的失败,民初参政的失败,最令人叹惋和遗憾的,莫过于太过相信西医。
1926年,梁启超身患肾疾,主刀医生林某出现严重失误,病肾依旧在,好肾却被割。梁启超的手术引发中西医论战,为保护刚引进的西医,为西医在中国发展计,1926年6月,梁启超在《晨报》副刊发表《我的病与协和医院》一文,详述这次手术的整个经过,替协和辩解。文章中说:“出院之后,直到今日,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病虽然没有清除,但是比未受手术之前的确好了许多。想我若是真能抛弃百事,绝对休息,三两个月后,应该完全复原。至于其他的病态,一点都没有。虽然经过很重大的手术,因为医生的技术精良,我的体质本来强壮,割治后10天,精神已经如常,现在越发健实了。”可叹,梁任公为保护西医的良苦用心;可惜,梁不能越发健实,说他死于严重的医疗事故也不为过。直到1971年,梁启超长子梁思成才从为父亲治病的医生那里得知真相——原来是医生标错位置,把左右侧弄颠倒了。
这一起重大医疗事故真相,如果康梁师生泉下有知,会作何想?
(选自《浪淘尽——百年中国的名师高徒》/刘宜庆 著/华文出版社/2010年9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