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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政治智慧和政治勇气
中央党校教授王长江在《学习时报》上发表了《邓小平的政治智慧》，被国内外网站大量转载，受到广泛关注，热议如潮。
王长江的文章总结邓小平的政治智慧，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夺旗帜，二是涂颜色，三是明算帐，四是不争论。夺旗帜：邓小平抓住思想解放这个关键，一个「猫论」，一句「摸着石头过河」，一招「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错误区分开来」，把大量过去失去的话语统统收入囊中，一下子扭转了局面；涂颜色：有些成果，西方国家可以用，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可以用。譬如民主、市场经济，西方资本主义使用，社会主义只要加上自己的主义特色，就可以为我所用。明算帐：邓小平并不反对普选制，认为中国五十年后也可以搞普选，并用一国两制方式解决了香港回归问题；不争论：对有些一时无法说清楚的问题搁置起来，不搞无谓的意识形态论争。
王长江在「夺旗帜」一条中，认为邓的智慧是超越了意识形态。我们也可以认为，王长江文中所说邓小平的四项政治智慧，都可以视为对意识形态的一种超越。
在我看来，邓小平首先是有政治勇气，就是敢于改变执政党过去的错误路线，如果没有政治勇气，任何改革与开放都没有可能。「天下苦秦久矣」，人们被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折腾已久，每一个人都希望回到正常社会状态，邓小平的政治勇气决定了他能够顺势而为，回归常识，收复人心。
邓小平团队的政治勇气表现是多方面的，不仅结束了文革，平反了毛时代留下来的数以万计的冤假错案，地主、右派等政治性的帽子被摘除，公开审判了文革集团主要成员，还快速地恢复了高考，使改革开放事业很快有了人才资源，承认农民分田到户，使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温饱问题得到解决。
邓小平改变了历史，为现实主张了正义，遵循人们的生活与生产常识，而文革时代人们对普通生活与生产讲的是政治与阶级，是本本主义，阶级斗争没有造成国家分裂，但却造成了社会分裂或人民分裂，社会不仅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对文化与人性的破坏也到了极限。
许多人臆想颜色革命，邓小平用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解构了这种无稽之虑，养猫是抓老鼠的，与颜色无关，政府的政策是服务于百姓生产生活的，也无关于颜色。政府与政治无论涂上什么颜色，最终都要落实到生产与生活上来，如果不能改善人民生活、促进社会生产发展，涂上什么颜色都没有意义。
邓小平的政治勇气还体现在直面现实，邓小平意识到文革道路是死路一条，所以，他在探索出一条新路，甚至认为改革要杀出一条血路来。摸着石头过河，严格来说是针对那些高歌：社会主义康庄大道奔前方的政治浪漫主义，因为文革的社会主义无路可走了，中国要融进人类文明进程之中，而融入是艰难的，需要探索路径，所以，邓小平才有「摸着石头过河」这样生活化的政治语言。
在与极左的较量中，邓小平抢占了理论制高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尽管这篇檄文不是写作组的被授意之作，文章也不是出自马列经典文献，但文题即有点穴之价值，它点中了极左派的「二个凡是」的死穴，两个凡是派自以为自己手中掌握了永恒的真理，所以有恃无恐地捍卫文革路线，反对终止文革，仍然要沿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线方针。抢占理论制高点，既是政治勇气，也是政治智慧，还要有政治眼光。
邓小平的政治眼光不是建立在虚拟的革命浪漫主义情怀之上，而是建立在他自己对世界的观察与思考，1979年邓小平复出后首次访美途中所说：「回头看看这几十年，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起来了。」让中国富强起来才是硬道理，这是邓小平朴素的政治情感，有了朴素的政治情感，就不会带有色眼镜看外面的世界，1985年邓小平更深刻地指出：世界面临的二大问题是和平与发展，和平是东西的问题，而发展是南北问题。东西方两大意识形态阵营将进入和平对话时期，而南北问题则是经济层面，即发展经济的问题。三个世界的分裂性划分，在邓小平宏大的眼光中，被消融了。而在此前的1983年国庆前夕，邓小平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教育不是为某一阶级服务，也不是为了实现乌托邦主义，而是为了国家社会的现代化、面向世界与未来，不面向画地为牢的一堵墙。恢复高考培养的新生代人才和国家外派大量留学生与留学人员，成为中国三十年经济改革的中坚力量。
这里让我们思考一下，关于超越意识形态这一话题。
什么是意识形态，宁要社会主义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这就是意识形态。市场经济属于资本主义，属于意识形态偏见。砸日产车是不是意识形态？也是，极端的民族主义是一种民粹，把意识形态浇上了油，点着了火。
许多非意识形态的生活生产常识，被意识形态化，这才是意识形态的实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被强行捆绑在一起，贴上公社化的标签，反社会常识、违背生产关系的行政行为，意识形态化之后，最终造成了民不聊生的恶果。实践检验几十年，证明这样的意识形态是失败的，可惜没有问责机制。
邓小平超越意识形态，本质是回归人性常识，人类在草与苗的问题上，完全可以达成一致见解，人类在市场经济上，无论怎样的主义，都可以使其服务于人类福祉，我们要做的是，强化其有利于人民的一面，使其损害社会的因素尽可能减少。苗与草、市场经济都有好坏之分，有好的苗、好的草，好的市场，也有坏的草、坏的苗与坏的市场。对它的分辨与利用，需要科学与实践，需要区分不同的时间与环境。
民以食为天，「天」是超越意识形态的，人类的生存生活生产活动是超越意识形态的，如果硬行贴上意识形态标签，最终受害的，是整个社会。意识形态更多的时候只是一种制度设计或一种思想构想，它的终极价值应该是指向人类的生活质量，即人的尊严、人的幸福与人的自由度，所以，超越意识形态，某种意义上也是让意识形态回到原点，守住人类的基本道德底线。
邓小平在生产生活领域、在市场领域恢复了社会常识，在政治领域呢？政治领域也有常识，也有政治伦理与人类对政治价值的基本认同。譬如中共在延安时期就意识到，只有民主宪政，才能摆脱历史兴亡周期律，只有保障公民的自由权，社会才有尊严与活力，只有公权力得到制衡与制约，私权才可能得到保障。邓小平意识到政治改革对经济改革的深远意义，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其中提到，应实行政企职责分开、简政放权等原则。邓小平认为，「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不然的话，「机构庞大，人浮于事，官僚主义，拖拖拉拉，互相扯皮，你这边往下放权，他那边往上收权，必然会阻碍经济体制改革，拖经济发展的后腿。」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大正式确定：「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兴利除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改革的长远目标，是建立高度民主、法制完备、富有效率、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
现在有关方面正在整顿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我们回头听听邓小平关于体制改革与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关系，也许会有所反思与醒悟。政治家，不同于政客，政客是政坛过客，过眼云烟，而政治家需要有所担当，不仅要有政治智慧，还要有政治眼光、政治勇气、政治胸怀。邓小平的未竟政治事业是什么？就是中国的政治改革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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