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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自清在1922年至1924年间，对“刹那主义”进行了集中表述。在三封致俞平伯好友的信中，他详细论述了自己关于“刹那主义”的基本主张及其内涵。紧接着，又在长诗《毁灭》中，以形象的语言表明了这种新的人生观。1924年5月15日，朱自清在给春晖中学学生所作的演讲《刹那》中，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有针对性地公开宣讲“刹那主义”的人生观。
虽然“刹那主义”最初只是作为人生观提出的，但当朱自清将目光投向历史和时代时，“刹那主义”人生观就演变而成历史观，对他选择何种人生道路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在这里，朱自清把历史看作是含有“过去”、“现在”和“将来”三环节的动态发展过程，往而复始，永不停止。在历史发展的诸环节中，每一个历史史实都有其产生的因由，因此它们的价值是平等的，没有高低之分，只有新旧之别。在“过去”、“现在”和“将来”三环节中，“现在”最易把握，因而最为重要。“过去”已成“过去”，什么都不必想，也不必谈。无论是“将来”还是“现在”，也终将变成“过去”，终将坠入历史的“黑洞”，不可强留，也不必强留。
对由“刹那主义”人生观发展而来的“刹那主义”历史观，朱自清缺少专门的文字阐述。发表于1928年的散文《那里走》，是少有的对其“刹那主义”历史观进行阐述而且还是以散文话语阐述的重要作品，这既可看作是朱自清关于“刹那主义”历史观的第一次宣示，也可看作是“刹那主义”历史观影响其人生道路的第一次实践。散文《那里走》表现了朱自清面对伴随着五卅惨案、“四?一二”政变而来的时代巨变，经过审慎的思考后，最终确定选择遁入书斋这一人生道路的心理过程。分析他的种种思考和顾虑，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的“刹那主义”历史观的深深烙印。
首先，朱自清对人生道路的选择是基于他对“现在”的关注和重视而展开的。在《那里走》中，朱自清开篇便指出，“在这时代，将来只是‘浪漫’，与过去只是‘腐化’一样。它教训我们，靠得住的只是现在，内容丰富的只是现在，值得拼命的也只是现在；现在是力，是权威，如钢铁一般。”这宣言一般的文字，凸现了朱自清对于将来感受到“被逼迫、被围困的心情”，但是因为“没有身临其境的慌张”，这种忧虑最终不过是“颇有些怅怅然”罢了。
他举例说，在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中，资产阶级文化渐渐衰败，“我们自然觉得可惜”，而“他们将正欣赏着老朽的打倒”。在这里，“正确”或“真实”一类的判断词都难以奏效，它不过是一个事实，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更进一步的，朱自清认为，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历史发展的一个中间环节。“将来”会成为“现在”，“现在”会成为“过去”，因此“我们看君政的消灭，当做快事，他们看民治的消灭，也一样当做快事吧？那时我们的灭亡，正如君主灭亡一般，在自然的眼里，正是一件稀松大平常的事而已。”从“君政”到“民治”再到“党政”，朱自清回顾了“五四”以来中国社会变革的历程，指出这一切不过是“一个世界波浪”，涨涨落落，都会成为“过去”，都逃不过被取代的命运。
而在“我们”和“他们”之外，朱自清提出还有一个“自然”，亦即历史规律或原则。“在自然的眼里”意味着一种超越这些冲突矛盾，站在人类的立场上、超越阶级和政治去观察和分析人类历史的新角度。朱自清认为，从这个角度出发，现在的这些社会矛盾、阶级斗争都不过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小小的历程，其价值不过是给历史提供了一个“新例子”。
对于这场矛盾斗争的前景，朱自清认识得很清楚：“我们的阶级，如我所预想的，是在向着灭亡走。”但同时，他更坚定地认为“我不能超乎时代”。从他的进一步论述可知，这里的“时代”主要是指现在，指当下的生活，甚至可算是自然的生存状态。在朱自清看来，一旦选择某个阶级，就会被打上深深的阶级烙印，而这烙印深入骨髓，无法彻底清洗掉。他预言，那些小资产阶级的同行者试图超越自己固有的局限去追随无产阶级革命步伐，“其结果仍不免随着全阶级的灭亡而灭亡，不过晚一些罢了。”朱自清认为，首先必须承认这些限制的存在，然后在这些限制之内，选择一条适应个人发展的、稳定安全的人生道路。
这样，“将来轮着灭亡，也总算有过称心的日子，不白活了一生”，这番话充满了绝望后的冷静，用可知的现在赢得不可知的将来。把现在作为选择人生道路的前提，对矛盾冲突的双方都抱有理解和同情，再加上对自身的阶级局限性的深刻理解，共同决定了朱自清在复杂时局中的人生选择：既不做革命派，也不做反革命派，而是走进象牙塔，获得“暂时超然”，这透露着朱自清“理想人生”的一面。
“刹那主义”历史观的确立，让朱自清在一段时期内彻底走出了残酷的现实斗争带来的精神困惑和心灵阴影，遁入书斋，回归象牙塔，踏踏实实从事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之后，朱自清的烦恼则主要集中在校园的人事纷争和个人的学术成绩、学术地位上。这状态一直持续到1945年前后。随着1945年的到来，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终于宣告结束。可惜胜利的欢乐并没维持多久，饱受苦难的中国人民很快就要被卷入到了另一场战争中去。新一轮的“选路”难题又摆在了朱自清面前。
在1945年6月29日的西南联大国文学会毕业同学欢送会上，浦江清教授发言认为教授是必然要落伍的。朱自清把这番话记在日记中，却不置可否。但在感受了昆明学生的爱国激情、看过了学生与军警流血冲突、目睹了李闻之死之后，朱自清陷入了极度矛盾之中。一方面知识分子良心使他不齿于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暴行，赞赏学生的爱国精神；另一方面他又对广大青年学生在政治风潮中的激进活动深感不安。在种种矛盾和忧虑之下，朱自清不断提醒自己保持低调，不要太引人注目。
1945年10月17日，西南联大中文系为杨振声及一年级新生召开欢迎会。会上教授们展开了关于英美文化和苏联文化孰为优劣的激烈讨论，朱自清四次被邀发言，他“皆拒绝”。而1947年5月5日的日记中，朱自清说在清华文学晚会上，“三位来宾在演说中引用我的话，颇窘，恐名声过大。”这一笔记录则明确地表露出朱自清试图保持低调的心态。保持低调是避免是非的手段，却解决不了朱自清心中的忧虑和沮丧。他忽而决心“对一切取超脱态度，处之泰然，甚至玩世不恭”，忽而“自我剖析，深感应对自己进行一场革命，以丢掉自私与懦弱”。最终，朱自清在日记里表示认同浦江清的看法。虽然“教授必然落伍”已成定论，但作为“落伍者”的一员，朱自清接受这个定论却似乎并不怎么艰难。因为“刹那主义”历史观给了朱自清一个坚定的信念：现实“不能背离历史”。
同时，随着中国社会矛盾的日益加剧，青年对于社会发展的影响力越来越大，青年不再仅仅代表着“未来”，更影响到“现在”。换句话说，现在与未来之间关系不再含混、模糊，而是日益明显。因此在《论且顾眼前》中，朱自清明确地把青年视为兼顾“现在”和“未来”的最有效的力量，认为他们正是中国的希望所在。“认清现在”之后，朱自清开始反思自己，“认清自我”。首先，他明确地将自己归属于中年。事实上，早在1931年的《论无话可说》中，他就已经明确地将自己归类于“中年”。不同的是，30年代的朱自清在讨论青年和中年的差异时，因为心态悲观，所以注重的是中年人的“胆小”、“沉默”等消极特征；而这时期的朱自清是在“认清现在”的基础上讨论青年和中年的差异，所以他更多地关注中年人的积极特征，把“权衡轻重的圆通观”看做是中年人的优势所在。朱自清认为，在一个“青年时代”里，中年人能做的便是承认青年人所代表的社会发展方向是一条“成德达材的大路”，运用自己的“学识经验”，给青年人以“认真而亲切的服务”，“任劳任怨的领导一群群青年人走上那成德达材的大路”。落实到现实社会，他正视社会改造具有某种必然性，同时承认自己不能直接参与社会改造，但又不甘于消极地等待，于是只能把握自己所能把握的东西，运用“权衡轻重的圆通观”，“守住自己的岗位”。
随着重庆谈判、政协会议的失败，国内局势日益严峻，经济危机渐趋严重，学生运动此起彼伏。时代风潮感使得朱自清面对自己所喜爱的事业生出了“虚无之感”，又一次的心里挣扎开始了。然后，朱自清确定了新的人生道路：走出书斋。这时，我们眼前出现了两个不同的朱自清。在《论学术空气》中，他积极、热情，批评人们“不该还是躲在象牙塔和象牙实验室里”，鼓励大家“正视现实人生”。在《论不满现实》中，他同样提出知识分子要走出书斋，但语调却是消极而又无可奈何的：“早些年他们还可以暂时躲在所谓象牙塔里。到了现在这年头，象牙塔下已经变成了十字街，而且这塔已经开始在拆卸了。于是乎他们恐怕只有走出来，走到人群里。”两个朱自清孰真孰假？促使朱自清选择走出书斋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来分析朱自清“扭秧歌”的问题。
扭秧歌一直被视为朱自清倾向共产党的一个表征。从日记中看，朱自清曾经两次提到扭秧歌。一次是在1947年10月24日，参加清华大学中国文学会迎新会，学习扭秧歌。一次是在1948年4月8日，收到学生的邀请，但最后没有参加。在迎新晚会上学习扭秧歌应当说是朱自清的自觉行为，但在朱自清看来，他扭秧歌是因为觉得“甚有趣”，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味。但是，在一些人看来，朱自清的行为轻浮好笑；在另一些人的眼中，它又成了朱自清倾向共产党的表示。
1948年4月8日，朱自清在家中招待冯友兰夫妇。席间，学生三次来请他们参加大饭厅的学生集会，还邀请他们在临时搭起的台上扭秧歌。如果说上一次扭秧歌是自娱自乐，这一次却是表演给人看的，带有一定政治意味。在日记中，朱自清说：“大众的压力确实不得了，使我整晚上感到不安。”这时，时代风潮的压迫已经不再只是假设中的“将来”，而是可感可知的“现在”。《那里走》中朱自清盼望着能够超然，但也知道超然的状态并不能长久，于是说“将来必须如此时”再说吧。而此时的朱自清已经到了“将来必须如此”的时候了。
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可以断定《论不满现状》才真正体现了朱自清此时的心态和情绪。在《知识分子今天的任务》中，他一方面表示要“过群众生活”，接受群众的教育，另一方面表示如果能够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而不用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更好。这篇文章可以说体现了朱自清真正的选择意向。
在《文物?旧书?毛笔》的文末，朱自清写道：“应该过去的总是要过去的。”这句话包含着朱自清的历史观，真切地表达了朱自清的无奈。
注释：
[1]这三封信合称为《信三通》,收入《我们的七月》,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7月。在1946年2月26日以及3月1日、1947年5月23日的日记中,朱自清记录了自己面对学生运动所感受到的压力和不安。面对流血冲突，眼看着教授成为学生壁报所攻击的对象,他“甚感厌倦和沮丧,生活无谓,颇思一死了之”(1946年3月1日)。
[2]见朱自清1945年10月17日的日记,《朱自清全集》第10卷,第371页。
[3]见朱自清1947年5月5日的日记,《朱自清全集》第10卷,第454页。
[4]见朱自清1946年3月3日的日记,《朱自清全集》第10卷,第394页。
[5]见朱自清1947年2月2日的日记,《朱自清全集》第10卷,第442页。
[6]见朱自清1945年6月29日的日记,《朱自清全集》第10卷，第348页。
[7]朱自清:《“五四”时代的文艺》,《平明日报》副刊《风雨》,1947年5月4日。
作者简介：
张 剑（1969—），男，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文艺美学和现代广告学等。工作单位：泰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