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近日，有“旅澳学者”张鹤慈者，于媒体刊文，“爆料”胡适在1951-1955年间，先后接受了蒋介石9次秘密金钱资助，共计4.5万美金。作者并据此“分析”得出结论，认为“胡适不只是蒋介石的御用文人，而且是蒋介石的雇佣打手”。①
上期《短史记》，已就胡适与蒋介石之间的金钱往来问题，做了扼要解读。笔者的结论是：胡适以私人身份赴美并滞留多年，系应蒋介石之请求，替国民政府向美国争取“精神与道义之声援”。胡在美生活困难，蒋于情于理，应予资助。胡接受蒋的资助，也无可厚非。②
胡适拿了蒋的资助，也替蒋（向美国）说了话，是不是就如张鹤慈所说，成了蒋的“御用文人”和“雇佣打手”了呢？
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作为被资助方的胡适，滞留美国，为台湾寻求“精神与道义之声援”，与其本人既往的政治立场是一致的，并不存在被“收买”、“雇佣”而作违心之语的问题。作为资助方的蒋介石，也从未将胡视作“御用文人”和“雇佣打手”，相反，一直将其当作“不易得之诤友”。
蒋、胡关系，肇始于1920年代，以“九一八”事变为转折点。事变前，胡多次公开撰文，批评蒋及南京政府“侵害人民的身体、自由和财产”。事变后，胡仍反对“一党训政”，但鉴于“国家的生命高于一切”，对南京政府，已转取拥护态度，公开表示：“在这个时候，无论打什么好听的旗号来推翻政府，都有危害国家的嫌疑”，“必须先保存这个国家，别的等到将来再说！这个政府已够脆弱了，不可叫他更脆弱；这个国家够破碎了，不可叫他更破碎”。对蒋介石，也改采规劝立场，望其跳出党派利益，不做一党领袖，要做一国领袖，寓劝于褒，公开赞扬“蒋介石先生在今日确有做一国领袖的资格……他长进了，气度变阔大了，态度变和平了……大家渐渐承认他不是自私的，也不是为一党一派人谋利益的……”③
及至抗战全面爆发，应蒋介石之邀，胡适更打破其不入政界的旧誓，出任驻美大使，致力于推动美国对华援助和对日作战，并在上任伊始，对路透社记者公开表态：“蒋委员长命予为驻美大使，此为吾生之一转捩。……因吾为人过去素知公开批评政府，但时代业已改变，已无反对政府之余地，一切中国人应联合起来。”④唯在具体对美政策方面，与蒋存在颇多分歧。
抗战胜利后，国、共冲突骤起，胡适亦成为两党争夺焦点。胡反感共产党，多有批评文字；也不愿进入国民政府任职，一再拒绝蒋的邀请。但其基本政治立场，仍倾向于国民政府，曾向蒋转达过“在国家最危难的时间，与蒋总统站在一起”的决心。投桃报李，蒋亦在日记里感慨道：
“（胡适）能不顾一切诽谤而毅然能拥护政府，其为国之精诚毫无条件，殊不易得之诤友也。” ⑤
1954年2月17日，胡适离台赴美，“行政院院长”陈诚(右)亲自到机场欢送去台后，蒋又在日记中写道：胡适“为余平生之诤友也”四九鼎革后，胡适奉蒋之命，滞留美国，受蒋资助期间，“诤友”本色未改，对台湾当局的批评、对蒋的逆耳之言，仍相当尖锐。
譬如——1951年5月15日，蒋命俞国华向胡赠款五千美金。5月31日，胡却写了一封长信给蒋，劝蒋“提倡实行多党的民主宪政”，建议“由国民党自由分化，分成三、四个同源而独立的政党”，并建议“蒋公辞去国民党总裁的职务”。信中还批评了蒋在大陆时期的“一党专政”制度，视其为“不能使国民党本身发生真正有效的改革”，进而丢败退台湾的关键因素，并要蒋公开“罪己”，且“罪己的话不可单说给党员听，要说给全台人民听，给大陆上人民听”。读到这样的信，蒋无疑不会高兴，在回信中，对上述建议，不置一词。⑥
6月份，《自由中国》杂志刊文《政府不可诱民入罪》，抨击金融管制弊端，引发当局强烈反应，欲严惩刊物相关人员。后经多方疏通，转以杂志后续刊登赞誉当局政策的文章《再论经济管制措施》了事。胡适在美，读到前后两篇立场截然相反的文章，异常愤怒，随即致信抗议，刊于《自由中国》杂志。信中写道：“《自由中国》不能有言论自由，不能用负责态度批评实际政治，这是台湾政治的最大耻辱。我正式辞去‘发行人’的衔名，一来是表示我一百分赞成《不可诱民人罪》的社评，二来是表示我对于这种‘军事机关’干涉言论自由的抗议。”⑦一时酿成莫大风波。
此种直言规劝（对蒋）与严厉批评（对政府），显见胡适并未把蒋的资助，当成“收买”的贿资，更未曾以“雇佣打手”自居。事实上，蒋此一时期，也从未因资助过胡，就将其视作“御用文人”、“雇佣打手”。
譬如——1952年末，胡适应邀返台讲学，期间数次与蒋谈话。据胡日记，1953年1月16日：“蒋公约我吃饭，谈了共两点钟，我说一点逆耳的话，他居然容受了。我说，台湾今日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一人敢批评彭孟缉。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总统。”并说蒋以“总统”名义，“屡次加刑”，是违反了宪法。⑧
蒋日记中对此事的记述，与胡日记相当吻合：“[昨]晚课后，约胡适之先生单独聚餐，谈话二小时余。对余个人颇有益也。甲、汪裕泰外汇套汇冤枉案。乙、总统只有减刑权，而无加刑权，不可滥用其权之意。丙、保安司令部与特务人员之作威，令人不敢言。丁、教育界待遇太微薄。戊、效忠总统之标语，不应有。惟此余答其今日国家未恢复，一般官兵对效忠国家标语不能深入，而且事实上今日国家仍须由总统领导来恢复，过去总统下野，国家沦亡之教训，不能不深切注重，故余对此标语未予阻止也。其他皆为金石之言，余甚感动，认其为余平生之铮[诤]友也。”⑨
“认其为余平生之诤友也”，是此一时期，蒋介石对蒋、胡关系的明确定位。正是基于这样的友情，1953年2月5日，农历新年前夕，蒋又命俞国华，向在美生活困顿的胡适，赠款五千美金。
概言之，揆诸蒋、胡日记，可知此种“诤友”关系，自大陆时期奠定，直至1958年胡返台担任“中研院”院长，始告终结。终结的导火索，乃是蒋亲自出席胡的就职典礼，在发表精心准备的贺词时，却被胡当场“纠正”，大失颜面。事后，蒋在日记中愤然写道：
“今天实为我平生所遭遇的第二次最大的横逆之来。第一次乃是民国十五年冬、十六年初在武汉受鲍尔廷宴会中之侮辱。而今天在中央研究院听胡适就职典礼中之答拜的侮辱，亦可说是求全之毁，我不知其人之狂妄荒谬至此，真是一狂人。今后又增我一次交友不易之经验。而我轻交过誉，待人过厚，反为人所轻侮,应切戒之。惟仍恐其心理病态已深，不久于人世为虑也。”⑩
蒋以“不久于人世”之词，加诸于胡适身上，可见此次冲突，对其刺激之深。即便如此，从日记中“交友不易”、“轻交过誉”等用词中，亦可见此前，蒋一直视胡适为“诤友”，乃毋庸置疑之事。
此事之后，蒋、胡友谊宣告崩裂。在蒋日记中，胡的形象一落千丈，成了“不送钱就反腔”、“无道义、无人格，只卖其‘自由’、‘民主’的假名，以提高其地位，期达其私欲”的卑劣小人。（11）考虑到蒋已年过七十，“纠正”事件“犯颜”过甚，且余波在台湾舆论场一再发酵，带给蒋持续的刺激，上述愤慨之词频现，是可以理解的。但若如“旅澳学者”张鹤慈般，将这种愤慨之词，当成历史真相来“爆料”，则失之远矣。
陈诚、宋美龄、胡适等下乡视察台湾农业注释：
①张鹤慈，《胡适是蒋介石的雇佣打手》，环球时报-犀客，2015年02月26日。②谌旭彬，《胡适悄悄拿了蒋介石的钱？》，短史记第311期。③胡适，《福建的大变局》，《独立评论》第180号，1935年12月8日；胡适，《政制改革的大路》，《独立评论》第163号，1935年8月11日。④香港《申报》“伦敦二十七日电”，1938年9月28日。转引自：高志勇，《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2010，P115。⑤耿云志，《胡适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P374。蒋介石日记，1947年3月18日。⑥《胡适致蒋总统书》，1997年2月27日台湾《联合报》第37版首次刊布。⑦耿云志，《胡适年谱》，1989，P385。⑧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9册，P03。⑨蒋介石日记，1953年1月17日。⑩蒋介石日记，1958年4月10日。蒋当天致词，借大陆批判胡适一事，盛赞胡的品德，且希望“中研院”配合当局早日完成反攻大陆之使命，胡适则回应称“总统夸我的话是错误的”，自己被大陆批判，“并不是清算个人的所谓道德”，“中研院”的工作“还是在学术上，我们要提倡学术”。胡何以如此不给蒋台阶？笔者以为，或许与1957年蒋经国发起的规模浩大的对胡适的不点名批判运动有关。（11）蒋介石日记，1958年5月10日，5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