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这是今年7月26号我在“深圳市民大讲堂”的一个讲座，也是《深圳记忆》、《解密深圳档案》两本书的部分内容。讲座在深圳都市频道、地铁、公交上播出后，一些观众希望看到讲座文字和图片的完整版。在这里整理出来和大家分享。
1：前传：当年仪式特别多
2：前传：商业基因发达的边界小城
3：1940年代：改变了深港的秘密协定
4：1950年代：分道扬镳的岁月
5：1960年代：敌对仇视的年代
6：1970年代：用脚踹开的的开放之门
1：前传：当年仪式特别多
先讲讲深圳和香港的前传，也就是1949年以前的深圳和香港。讲两个特别重要的历史节点，是如何形成现在的深港关系的基因。
第一个节点，地理的改变与确立。1842年之前，深圳和香港是一体的，叫新安县。新安原意是“革新鼎安、转危为安”，现实却是既不太平，又不安宁。1842年以后，清政府和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随后又签订了《北京条约》，《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这三个条约把新安县里面的1066平方公里土地割让给了英国人，由英国人来管理。
在1842－1989年间，在这片土地上，英国人举办了好多次升旗仪式，它登上香港岛的时候升起过英国国旗，占领九龙也升起过英国国旗，把新界租借以后还升起过英国国旗，他们每一次占领都会举办一个特别庄重的仪式。
我看这个史料，英国人占九龙时，它派了外交大臣过来，还有香港总督，驻港的英军总司令也来了，规格特别高。但是清政府当时只派了新安县最高长官，带着大鹏驻军司令参与交接。史料里记载了这样一个细节，印象特别深。当时的英国大臣在九龙交接仪式现场的一把土捧起来装在纸袋里，交给中方官员，再让清政府官员转交给他，以此标志着九龙这片土地从此正式交给英国管理。紧接着仪式奏乐，升起英国国旗，大家可以想像那个场景，自己的土地被英国人占领割让，还大张旗鼓地办仪式，清政府官员当时可能也觉得特别没有颜面，就低着头，英国官员就推了一下清政府官员说，你要抬起头来，你要注视着英国国旗慢慢地升起，这个清政府官员就只能照办，仰视着这面英国国旗慢慢升起来。
1889年，清政府和英国勘定深港边界，这是当时的一张照片。这张图上，左下角的官员是当时的广东总督王从善，旁边站着的那位是英政府官员洛克，他们底下立的那个牌子，写的就是中英之间新勘定的界碑，我们注意看一个细节，那个界碑是木头制的。
当时清政府希望用石头刻成碑，按道理界碑这样大的事，你租借我的土地，应该用石头做碑，这样更坚固更耐用更结实。但是英国人坚持用木头碑。为什么？他们认为深港之间的边界线，仍然不是最后的边界线。
果然，占领新界不到一年，1899年5月16日，两千英军就从沙头角、罗湖和皇岗口岸，分三路直接进入深圳。
这是当时清政府军人的形象，人看上去非常威武，但没有发一枪一弹，没有丝毫反抗，英国部队过来以后，清军把所有军械移交，粮食移交，史料记载，连军饷都交了出去，就撤出了县城。英军在深圳这块土地上也升起了英国国旗，宣布深圳由英国女王管理，实行大英帝国法律。
当时清政府非常软弱，军事上没有任何反击能力，如果英国人坚持占领，这块土地根本保不住。但是出乎意料之外，清政府在别的事情比较软弱，但是在英国人占领深圳这件事情上，当时的清朝大臣李鸿章态度非常坚定，但也就是和英国人反复抗议交涉，来来回回写信，要求归还深圳。只是，在两国的这些公开和未公开的文件里。李鸿章对英国人说得最严厉的话是：你们英国出动军队占领我们大清国的深圳，升起英国国旗，“如此种种行为出乎意表。”这是当时中国政府所能发出的最强硬的声音。
经过反复交涉，半年多后，英军撤出了深圳，就此深圳和香港确定了最后的边界，英国人的欲望在深圳河边停了下来。
这是最早的深港全景图，是用羊皮做的，是一个意大利传教士花了四年时间走遍了深圳的山山水水画出来的，藏在深圳档案馆，24小时恒温，是深圳档案馆镇馆之宝。
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出，当时深圳的标志是什么呢？它叫 large market place，就是说深圳是一个大集市，香港被英国人占领时，深圳已经是一个小城镇。经过三个条约，英国人占领深圳又退出来，最终确定深圳毗邻香港，双方是英国殖民地和中国大陆边界县城的关系，地理的位置确定了，深圳和香港也渐渐成了不同政治体制，吸引着来自各个方向的移民，是资金聚集的一块洼地，逐渐形成了深港的地理特色。
2：前传：商业基因发达的边界小城
深港前传的第二个节点是广九铁路的通车。在深圳和香港之间修一条铁路，是英国人的主张。英国人当时给清政府提议修一条广州到香港间的铁路，清政府就说没钱，1900年以后，社会特别动荡，晚清政府经过各种赔款割让，确实也是一穷二白。最后港英政府说，我借钱给你，你修广州到深圳段，我自己出钱修深圳到九龙段。当时给了清政府150万两白银，主要设计顾问是著名工程师詹天佑。铁路通车时间是1911年8月14日。车通刚刚通了不到两个月，清政府就垮台了。
广九铁路的开通带来两个后果，一，新安县原来的县政府、政治经济中心在南头，就是今天的南头古城，但广九修铁路没有经过南头，经过了深圳镇，罗湖蔡屋围一带，南头渐渐萧条。二，广九铁路修通以后，深圳就成为香港和广州商业和人员往来的重要中转站，也成为整个广东东部重要经济中心，深圳渐渐繁荣。
我在档案的资料里看到：1949年深圳经济就已经非常发达，当时就有26个商会，有珠宝布匹五金食品等各种行业。我在1954年的一个档案里看到一份给上级的汇报，说：深圳是对外咽喉之地，解放之前（1949年）大多数人不务正业，80%以上的人走私。一般农民是耕田兼走私，农忙时耕田，农闲时走私。现在罗湖向西村，219户除12户完全种地之外，其他人全部忙于做生意。当年深圳有一句民谣：早营白米过河界，晚食鱼虾在酒楼。就是说，即使你是做苦力的，早上挑一担米过界到香港贩卖，挣到的钱晚上就可以下馆子。说明深圳上上下下商业基因是非常发达的。
这么多年里一直有一种说法，就是改革开放30多年里，深圳是从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国际大都市的。这个说法不正确。实际上1980年深圳成为经济特区的时候，前身是个边防县城。这是美国人Leery 在1980年年拍摄的一组深圳图片，可以看出深圳成为经济特区前的模样，虽然和现在已是天壤之别，但也绝对不是一个小渔村。
所以，30年多年前宝安升格为深圳市，进而又成为经济特区，前身并不是一个小渔村，而是一个有着活跃的商业基因、和香港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边境小城市。
3：1940年代：改变了深港的秘密协定
好，我们现在正式讲讲大时代下的深港关系，讲讲我们深圳和香港曾经的相处方式，讲讲深圳应该与香港的相处之道。我按照1940年代，50年代、60年代、70年代，分成4个阶段来讲。
1949年，最大的变迁就是中华民国在中国大陆的崩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1949年9、10月，南下解放军部队过了长江后，势如破竹。当时打到广东的是四野。照现在的网络语言，就是地球人根本无法阻拦了，真是气势如虹，国民党部队基本上是望风而逃。
就在这一年，共产党开始筹备建国，毛泽东和中央提出一个观点：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就是建立新中国后，不承认所有以前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这个观点提出来后，英国非常紧张。当时在香港驻扎了3万英军，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早些年抵抗日本人时在香港的驻军人数。
英国曾经想拉住美国人共同托管香港，但被美国人拒绝。当时的香港总督葛量洪就和英国政府写了很多电文，这些电文现在已经解密了，葛量洪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建立新政权后，如果他们下决心一定要收回香港，英国在军事上完全守不住。但是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是贝文，这是一位非常有前瞻性的外交家，他安抚葛量洪说，你不要紧张，根据我的判断，中国共产党进入广东后，有极大可能不会收回香港，而且它还会把香港作为它建立政权后经济的中转中心。但是在未来几年，你要提防两件事，一是内地会有大批难民逃入香港。二是香港可能会有左派动乱，你准备好这两件事情就行，其他不用担心。他坚持，英国人一定要在香港：“Keep a foot in the door”，保持他们的统治。这位有远见的外交家两年后就去世了，但他的预见后来证明都是对的。
葛量洪（Alexander William George Herder Grantham）任期1947-1957。
贝 文Ernest Bevin
当时英国属于资本主义阵营，新中国属于社会主义阵营，属于两大阵营。但是很奇怪，两个阵营的领导人在收回香港问题上完全一致。
建国前，毛泽东接见斯大林密使时候就说，我们不会占领香港，我们会让它保持应有地位，我们还要依托它给我们经济上、政治上发挥它的一些特殊功能。
1949年10月上旬，大批解放军部队包括两广纵队进入到石龙和樟木头后，就全部停下来，不往前走了。
我党高层和英国政府通过密使进行了沟通，英国人提出，希望中国遵守已经签订的条约。我们则给他们提了三个条件：一：香港不能用作反对新中国的军事基地；二：不许进行旨在破坏新中国威信的活动；三：新中国在港人员必须得到保护。只要英国政府能遵守3项条件，香港就可维持现状。
英国人回答说，这三个条件完全可以答应，但是要求保密，不允许对外公开。目前我查到的资料也没有关于这三条任何文字性的东西，我查到已经解密的档案也没有关于这个条约的内容，只有一些参与谈判的密使的回忆录。
新中国是1949年10月1日成立，10月16日，解放军部队进入南头古城，也是当时的宝安县政府和警察局所在地。10月19日，进入深圳。开进深圳的部队有两个重要的细节。第一，所有部队没有带重武器；第二，进入的部队叫人民警察和宣传队，有大量女兵，进深圳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演出。我在档案里看到她们演出的节目，有《兄妹开荒》，也有《当红军的哥哥回来了》，完全是延安带来的那些内容。
那一天，香港还派了大量记者来采访，我看了那一天的香港的报道，不管是左派报纸，还是英国人的报纸，还是中立报纸，都对深圳有描述，那就是就是商店照常开业，人们照常打麻将，赌场照常开赌，部队一枪未发接管了各个政府部门。
这张图片是部队进入深圳以后的场面。深圳镇政府是部队进去后把一个当铺征收了，建立最早的新的政权机构。左边是算命馆。这张照片是香港左派派了一些慰问团来慰问解放军战士，有女军人，也有穿着特别时尚的香港女性。
这张照片是粤赣湘边纵队接管沙头角时，一个解放军战士和英军对视的场面，典型地表现了新政权新生后，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面貌，其实他穿的衣服非常简陋，新鞋，新衣服，个子没有英国人高，但是站在沙头角界碑跟前，和英国人对视的时候没有一点畏惧。
1949年中英选择，正式维持了深圳和香港制度的不同，维持了稳定。
4：1950年代：分道扬镳的岁月
1951年1月20日，深港之间正式封锁边界。
1951年1月之前，虽然英国人把深圳土地分几次割走了，但是深圳和香港之间没有边界概念，老百姓要种地就跑那边去；要卖东西，越过边界就去九龙港岛，没有任何中间边界概念。
我阅读档案时发现，1951年边界封锁之前，我们在沙头角驻扎了部队，干部要到南头县政府或到罗湖开会办事，很麻烦。那个时候梧桐山既没有公路，要走路翻山才能到罗湖。但是在沙头角中英街对面，港英政府就有班车通文锦渡和罗湖。如果有事去深圳，我们的干部和战士就把军装一脱，放在包里面，走过边界到香港，坐它的车到罗湖、文锦渡再下车，再走过边界回到深圳，两地并没有实际的障碍。
1月20日以后，深港边界突然修起了铁丝网，建起了岗楼，两边都有边防军巡逻，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深港正式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开始分道扬镳。深圳这边跟随着大时代，经历了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最早是镇压反革命，再下来就是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合作化，再下来就是人民公社、60年代后以大跃进运动收尾，没有停息的政治运动对深圳的影响非常大。
1949年建国以后，我们第一个大的政治运动就是镇压反革命，当时的宝安也不例外。我在档案馆里看到了当时的宝安县委写给最高领导人毛主席的一封信，在这里摘录第一段：
“毛主席：
关于这里镇反，过去现在作得都不大好，一九四九解放到一九五零年底，共杀三人。今春上级提出镇反，全县在土改，没有专人搞，一月份只杀一人，二月份杀六人，三月杀十五人。地委说：你们宝安至少得杀二百人，于是四月中旬，乘地委在这里总结土改，批杀一百五十五人，计全区性的大张旗鼓控诉公审枪毙的一人，全乡性的控诉枪毙二十人。……”
从这封信可以看出当年政治冲突之下对待生命的方式。
接着就是土地改革，1949年建国以前。深圳有田有地有房有钱的人在有一些，我们今天还能看到一些很大的客家屋围，很高的碉楼，有一些房子盖得特别漂亮，但是有一个特点，深圳这一代去海外的人特别多，大部分置房置地都是依靠海外华侨寄钱回来。我在档案上看到，宝安县的土改始终搞不起来，白天把地契分给农民，晚上农民悄悄都送回给田地房屋的主人，搞不下去。后来政府做了大量工作，开始杀人了，才把土改做下来。
镇压反革命和土改结束后，就是合作社、人民公社，到了1958年，深圳农民不仅把田交出去，家里的农具、家私也上交了。当时的档案记载，南头一带的农民把家里的灶台都拆了，锅碗瓢勺都交出去了，开始建人民公社食堂，大家一起去那里吃饭。
到1959年，1960年，大食堂办不下去了，都关了。深圳开始出现饥荒，开始有地方有饿死人的记录。从档案里记载的两个细节就可以看出深圳困难到什么程度：一是1959年，宝安县的居民春节前每人限量供应二两肉，此外全年无肉供应。二是当时得了表扬都会送锦旗，那一年县里要求：除了国务院级别发的锦旗之外，所有的锦旗都要收集起来，做成衣服发给孩子们，因为当时很多孩子已经衣不遮体。
整个50年代，和深圳分道扬镳后的香港选择了另一条路，集中精力发展经济。1960年，香港的档案里记载，香港企业已经达到5980家，雇员22万人，这个数据埋藏着一个大的问题，就是平均每个企业还不到40个人，这给后来的逃港潮埋了伏笔，60年代以后，深圳出现逃港潮，香港把大门打开，它在后来实行了一种政策，叫抵垒政策，就是棒球赛上的一个规则，只要成功穿越深港之间的边界线进入香港市区，有一个人肯带你去香港警察局登记，你花5元港币，就可以办理香港居住证。经济飞速发展以后缺乏劳动力，香港开始大量吸收劳力。
50年代还有一件鲜为人知的大事，因为当年是国家机密，知道的人不多。
这是深圳档案馆当年从中央文献室借来展出的一个文件。当时毛泽东给彭德怀有一个批示，这个文件分两份，第一份是彭德怀写给毛泽东的，大意说遵照主席指令，准备在深圳和香港之间举办大规模军事演习，时间是1958年。这个背景后的故事又长了，当时英国人、美国人因为苏伊士运河在纠缠、在打仗，我们高层认为中国人应该发出自己的声音支持中东人民，就做了一个重大决定，就是在宝安和香港一带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牵制英国人，用军事行动支持中东民族解放。
这个文件做得非常详细，派了多少部队来，怎么打炮，怎么控制，要求炮弹不要打到香港去。
到了1958年8月，台湾海峡形势紧张，毛泽东又批了一段话：命令彭德怀不要在深圳搞军事演习了，立即把部队拉到福建，准备炮击金门。这对深圳影响也非常大，这个举措避免深圳和香港成为一个军事冲突地带。如果台海紧张局势晚一点发生深港之间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格局了。
深圳这边，50年代再一个重要政治运动就是反右，1958年，深圳抓了200多个右派，这个事件和香港也有关系，这些右派里的一部分人是在香港接受教育，受新中国感召过来在各个学校、机关里担任职务，这些右派后来的命运非常坎坷。我在档案里读到的数据是：整个深圳打成右派的人是255人，其中36人死亡，3人下落不明，22人逃港。
为什么把他们打成右派？不是他们做了什么事，只是他们说了一些话，他们因为说了那些话打成右派？档案里有记载：
公明田湾小学教师吴监明说：“香港人声音特别清脆，人的肉色特别好。” 因为这句话，被同事举报“宣扬资本主义的物质生活，反对和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被定为“极右分子”开除公职，送去劳动教养。
大鹏小学教师何志超说：“每天有四两酒，四两肉，谁做皇帝都一样。”被发配到青海的右派劳改农场。直到1978平反时才知道早他就死在了当地。
南头中学教师黄锦瑞家庭出身为“封建绅士”，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歧视。他说：“北京这么远，你能向毛主席诉苦吗?”打成右派后被送到罗田水库劳动改造。黄锦瑞不堪虐待，上吊自杀。
经过50年代的分道扬镳，深港关系跌到冰点。50年代末，深港之间单向过关人数最少的时候，每天不到50人，政治观点不同，经济制度不同，最后导致这个局面。过关的时候，无论是港英警察还是我们的警察都非常警惕，非常紧张，两边都绷得非常紧。深港两个城市的距离愈来愈大，政治上经济上的不同也导致两地百姓生活有了一些巨大的不同。
我收集的大鹏赖氏家族档案中的两张图片。拿出来给大家看，一是他们家里深圳这边长大的女孩子拍的一张照片，这个女孩子穿着草编的鞋，另一个女孩子穿着球鞋。
这是嫁到香港的姑娘寄回来的照片。同样一家人。穿着、气质大不相同。
5：1960年代：敌对仇视的年代
60年代，深港之间进入了又一个变化，这个期间发生了很多冲突，如果说原来跌到冰点，互相之间冷视敌对，但没有直接发生冲突，那么到了60年代，就开始直接发生冲突了。
1967年7月8号，深港边界爆发了历史上最大的枪战，地点在沙头角中英街， 1名沙头角民兵和5名香港军警死亡。很奇怪，这件事英国人反而没有张扬，我们这边留下了大量史料，如何派部队弘扬正气，如何开枪等，直接上了人民日报的头版。社论的标题是《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现丝毫的怯弱》。
到了8月11日，我们的搬运工人直接冲到香港的文锦渡警署，不是冲击海关，而是直接进入到香港境内。占领了文锦渡警署，把港英边防军副司令马田、中校营长麦亚里士达和大埔里民府高级官员鲍富达扣押了。
这是我收藏的两张历史图片，非常珍贵。这是咱文锦渡海关的搬运工人给扣押的英国官员和军警开批斗会，这些人也果然老老实实地接受批斗！
后一张图是香港驻军副总司令和地方官员共同写的“认罪保证书”，大家可以看看上面写的内容，现在读起来，简直不可思议。
深港之间的冲突，酝酿了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深圳最大的冤案“白皮猪事件”。这个事件展开讲要一点时间，今天不谈了，以后有机会再给大家讲。
6：1970年代：用脚踹开的的开放之门
1970年代，深港之间有另一个巨大变化，就是出现大规模的逃港潮。这是我收藏的一张当时逃港者手绘的深港地图。在1979年以前，深圳没有公开出版的地图，地图还属于军事机密，包括每天的潮汐图，都属于一级军事秘密，老百姓看不到。因为怕一般百姓拿到地图以后逃往香港，当时的深圳，汽车轮胎也不能随便卖，救生圈是禁卖品，篮球也是禁卖品，所有可以帮助人在水里浮起来的东西都是禁卖品。这是当时逃港的四条线路：深圳湾、深港陆地边界线、沙头角中英街、大鹏湾，其中跑了最多人的就是深圳湾。深圳湾在退潮时和香港的直线距离仅800米，所以人们多选择这个地方偷渡。
深圳湾每年防范最松的就是11月、12月和1月，因为这个时候天气最冷，一般人受不了冰凉的海水，边防军的防守会松一些。所以一般逃港者会选择这个时间来。只是这个时间水温特别低，逃港的人的体温会不断地流失，慢慢地失去神智，然后四肢不太灵便，慢慢就沉到水里去了。
1979年，蛇口半岛建设的时候，开始修码头，挖滩涂，曾经挖出来大量尸骨，这些人试图游去香港，最后没游过去的就尸沉海底了。
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从深圳逃出去的三个3个逃港者。
第一个叫庄永竞，他就是后来的花旗参大王。他16岁时骑着单车到了梧桐山脚底下，把单车扔了，爬在甘蔗地里藏起来，然后夜里爬过沙头角和香港之间的深圳河，那时候深圳河比较宽，水也比较多，他就趴在河下边，用芦苇管伸出水面呼吸。躲过边防军和警犬，完全像好莱坞电影里演的一样，就这样逃到香港。
陈子美是我们党创建人陈独秀的女儿，因为“文革”在内地受整，实在受不了，跑到了这边的大鹏半岛，她不会游泳，自己找了个汽油桶，把自己绑在汽油桶上，在海上飘了10个小时漂到香港，后来去了美国，2004年在美国去世，活到90多岁。
梁立人是从深圳湾跑过去的，早些年香港有一个电视剧叫《狮子山下》和《他来自潮州》，他是编剧兼创作人，当时天气特别冷，他嘴里就一直念叨几个词：牛扒牛扒。为什么？他早年特别爱看西方小说，看到贵族庆典时就会吃牛扒，他从小到大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他认为这个东西肯定非常美味，但是当时的中国大陆吃不到，他去香港才可以吃到，就支持他一直游了大概4个小时，偷渡到香港。
这是档案馆藏的一份1970年的布告，其中一个人叫陈思，沙井人，45岁时第一次外逃香港，被抓回，后来再逃走，再抓回来，再逃走，第三次抓回来以后就给枪毙了，被毙掉的那一年，他已经60岁了。如果再熬几年，他真是能过上好日子了，大家也知道，现在沙井的当地人，你赶他去香港，他们也不会去。
这是蛇口在建工业区的时的指挥部小楼，这个楼为什么给大家看呢，1979年1980年初，几乎每天晚上都有人拍这个铁门，说请开开门，麻烦您了，请您起来，我打个电话，让人来接我。当时很多人下海逃港，没有什么指南针，更没有卫星导航，游半天失去方向，游到蛇口海滩上，海滩上修了8栋小别墅，就是两层楼，现在看起来非常简陋，在那个时候已经是非常豪华的建筑了，就以为到了香港，就来求助。
我有一个观点，深圳改革开放之门，在一定程度上，是这些外逃者用脚踹开的。
这是1978年12月，我们国家第一个三来一补企业合同，就是和香港一个小企业和深圳签订的。这个合同在博物馆里藏着，是001号合同，叫上屋电器厂。深圳建市初期，每100元外资了，有75元来自香港。
从这个时间开始，深港之间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以后有机会再给大家讲深港后30年的故事。
我的观点是，深圳对香港，应该有自己的相处之道。
第一，要感恩。30年深圳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有两个特别重要的因素，一是大量移民介入；二是受香港因素影响。香港是世界上最好的华人城市之一，深圳汲取了香港大量积极阳光的东西，成就了今天。
第二，要理解香港的一些做法，我们现在有点自大，觉得深圳经济发展特别快、香港变化慢。是香港有自己的制度，有自己的节奏。比如深圳湾对面就是米埔自然保护区，面积70万平方米，如果香港把它变成经济开发区，同时盖大楼造房子，很快也能创造出巨大的GDP。香港不仅没有开发，还把米埔及后海湾内湾共1500公顷的湿地正式根据《拉姆萨尔公约》列为国际重要湿地，这样从全球的角度，从法律上把这片湿地永久保护下来了，有些事情它不是做不了，是有意无为。
第三，深圳和香港有特殊感情，遇到什么事情，我们一定要力挺香港，和内地城市的看法应该有所不同，因为这35年来，深圳受益香港的东西太多了，深圳人对待香港人应该如自己兄弟，它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我们不能和一些人站在一起谩骂它、嘲讽它，我觉得深圳没有这个权利，也不应该这么做。应该说，世界上，再没有两座城市有这样深厚的血脉关联。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