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特里·伊格尔顿 著,李杨 等译
出版社:新星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1年07月 作者简介 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是西方最具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也是当代英国最杰出的文艺理论家和思想家,是西方新马克思理论研究的代表人物。
伊格尔顿是著名学者,曾先后担任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爱尔兰国立大学教授,著有《克拉莉萨的被污:塞缪尔•理查森的作品中的文体、性行为和阶级斗争》《批评与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等。
《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Why Marx Was Right)》是他最新的著作,2011年4月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
容简介
在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内部的各种痼疾纷纷显露,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更让西方人开始质疑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和生命力,种种迹象显示,现在正是引?入胜地讲述马克思主义与当今世界关联性的正确时刻。伊格尔顿希望通过这部书厘清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认识,并对十个西方常见的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逐一进行了反驳。
作者反驳的十个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终结了;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都是正确的,但是缺乏对实践的指导意义;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宿命论;马克思主义是乌托邦梦想;马克思主义将世间万物都归结于经济因素;马克思是唯物主义者,对人类精神层面毫无兴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是最无用过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倡导暴力政治;马克思主义相信国家是万能的;过去四十年中,所有引人?目的激进运动都源自马克思主义以外的思想。
《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一书进一步阐明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运作市场经济体系的可行性,同时还为马克思主义与可持续发展观找到了一个极佳的契合点,基本上代表了西方关于马克思理论研究的最新成果。
该书于2011年4月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即引起西方社会的普遍关注和争议,美国亚马逊网站读者五星评论认为,“面对当前已经如行尸走肉般的资本主义,这本书回归到马克思的基本思想,并发掘出其哲学理论中的本质力量。他没有回避马克思思想中的不足,但又充分阐述了马克思对当今社会强大的影响力。”
马克思为什么是对的?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这都是一个引人关注的话题。
一个生活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英国人——特里?伊格尔顿于二○一一年四月在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部专著回答了这个问题,并引起广泛的社会关注。这也是当前西方关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
特里?伊格尔顿是西方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曾先后担任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爱尔兰国立大学教授。在本书中,他对于当前西方社会十个典型的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逐一进行了反驳。
自二○○八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方受到广泛质疑。社会主义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力量”,在金融海啸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作为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伊格尔顿正是基于多年对马克思主义深入?系统的研究认为,让整个世界重新认识、反思马克思主义的契机正在显现。
作者“申辩”式的写作手法提醒了人们,马克思以科学、辩证的方法诠释历史,但着眼点仍是人类的未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要颠覆的正是资本主义带来的人与物质异化的事实——而这正是资本主义越成功、道德就越败坏的原因。作者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当今社会的重大意义不仅在于其对资本主义制度全面彻底的揭露,还在于其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对当今社会同样适用。该书进一步阐明了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运作市场经济体系的可行性,同时还为马克?主义与可持续发展找到了一个极佳的契合点,对我国当下的经济建设有着深远且具操作性的参考价值。
该书文字酣畅浅白,深入浅出,易于理解,为国内读者进一步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新的视角。当然,作为学术类作品,本书中的一些观点尚存可商榷之处,我们并不完全认同,国内读者在阅读中还要注意鉴别。
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拥有九十年历史的中国共产党正在并且会持续地以自己的实践来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性。
我写作本书的灵感来源于一个发人深省的想法: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那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反马克思主义论调都是错误的?即便这些论调并非一无是处,也至少是?不住脚的?
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从来没有犯过任何错误。我和那些强硬的左翼分子不一样。他们宣称天下任何事物都并非完美,但如果让他们出面批判马克思主义的主要观点,他们立刻就面带愠色,默不作声。从这本书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我对马克思的一些观点是持保留意见的。但是,马克思对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中一些重要问题的真知灼见足以使“马克思主义者”成为一个令无数人心向往之的标签。弗洛伊德学说的真正支持者不会迷信弗洛伊德的全部观点,也没有一个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的影迷会认为这位电影大师的每个镜头和每句台词都完美无缺。马克思也并非无懈可击,而我只是想展示马克思观点的合理之处。为了证明这一点,我在书中罗列了十种最常见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排名不分先后——并试着一一反驳这些批评的错误之处。与此同时,我也希望能以一种浅显易懂的方式,帮助那些不熟悉马克思著作的朋友们了解马克思的思想。
《共产党宣言》被认为是“毫无疑问的十九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作品”①。与政治家、科学家、军人和宗教人士不同,很少有思想家能真正改变历史的进程,而《共产党宣言》的作者恰恰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建立在笛卡尔思想之上的政府,用柏拉图思想武装起来的游击队,或者以黑格尔的理论为指导的工会组织。马克思彻底改变了我们对人类历史的理解,这是连马克思主义最激烈的批评者也无法否认的事实。就连反社会主义思想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②也认为,社会主义是“有史以来影响最深远的社会改革运动;也是第一个不限于某个特定群体,而受到不分种族、国别、宗教和文明的所有人支持的思想潮流”③。但是,有一种盛行的观点认为,马克思和他的理论已经可以安息了——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刚刚经历了有史以来破坏性最强的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这样的观点更显得格格不入,滑稽且可笑。马克思主义曾经是所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中理论上最丰富、政治上最坚定的,但如今,人们似乎觉得已经可以把它作为久远的历史抛在脑后了。
①彼得?奥斯伯恩(Peter Osborne)语。引自《当代共产主义宣言:社会主义文摘》,利奥?帕尼奇与科林?莱斯主编(纽约,1998年,第190页)。
②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1881-1973),知名经济学家,现代自由意志主义运动的主要影响人,被誉为是“奥地利经济学派的院长”。
③转引自罗宾?布莱克本:《世纪末:金融危机后的社会主义》,《新左派评论》(第185期,第7页)。
这次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至少意味着,此前长期掩盖在“现代”、“工业主义”和“西方”等一系列漂亮假面之下的资本主义已经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当人们开始谈论资本主义的时候,就说明资本主义出现了问题。因为这表明人们已经不再把资本主义制度当作空气般自然而然的存在,而是把它视为一种不久之前才产生的历史现象。而且,虽然许多社会制度都喜欢用“不朽”的神话掩盖自己终将灭亡的本质,但世界上的任何事物有始就必然有终。正如一场“登革热”会让人重新认识到自己身体的存在,一种社会组织体系出现问题时,人们?能真正认识到这种他们已经习以为常的制度的本来面目。马克思第一个提出了“资本主义”这种历史现象,他向我们展示了资本主义如何兴起,如何运行,以及它可能的结局。像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和弗洛伊德发现潜意识一样,马克思揭示了我们日常生活中一个一直为人所忽略的事物,那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本书中,我不会讨论作为道德和文化批判的马克思主义,因为这点很少被人用作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依据。不过在我看来,马克思在道德和文化批判方面的作品十分丰富,这本身就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值得我们尊重和珍惜。人类不断异化,会生活愈发“商品化”,我们的文化鼓吹贪婪、攻击性、不加思考的享乐主义和日益严重的虚无主义,我们正逐渐失去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要对上述问题进行富有成果的讨论,离不开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积淀。
女权运动诞生之初,一些出于善意却弄巧成拙的男性作家曾经写道:“当我提到‘人’(men)这个词的时候,我指的是‘男人和女人’(men and women)。”在此,我也想以同样的方式声明,当我提到马克思的时候,我指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不过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就与本书无关了。
阿列克斯?卡利尼科斯①、菲力浦?卡朋特和埃伦?梅克辛斯?伍德②阅读了本书的初稿,并提出不少宝贵的批评和建议。我在此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①阿列克斯?卡利尼科斯(Alex Callinicos,1950- ),英国知名学者,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教授。
②埃伦?梅克辛斯?伍德(Ellen Meiksins Wood,1942- ),马克思主义学者,加拿大约克大学政治学教授,曾长期担任《新左派评论》编辑。
马克思主义结束了。在那个工厂林立、到处充满饥饿暴动的世界里,那个以数量众多的工人阶级为标志的世界里,那个到处都是痛苦和不幸的世界里,马克思主义还少有些用处。但马克思主义在今天这个阶级分化日益淡化、社会流动性日益增强的后工业化西方社会里,绝对没有一点用武之地。如今,仍然坚持支持马克思主义的都是一些老顽固。他们不肯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的世界已经取得了极大的进步,而过去的那个世界再也不会回来了。
“马克思的时代过去了”这样的话使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如释重负。这意味着他们终于可以离开罢工游行与纠察的队伍,回到心急如焚的家人们温暖的怀抱中,在家里度过一个平静的夜晚,而不用去准备冗长的会议发言或者激情喧嚣的演讲了。马克思主义者最大的愿望不见得就是永远?马克思主义者。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完全不同于做一个佛教徒或者亿万富翁。马克思主义者更像一名医生。在一般人眼里,医生都是跟自己过不去的人,虽然他们深知病人痊愈后自己就将失去价值,但他们还是尽心竭力地救治每一个病人。同样,政治激进分子的任务就是努力让自己早点退出历史舞台,因为那样就意味着他们为之奋斗的目标已经实现了。这时候他们就可以安心地退休,烧掉他们的格瓦拉海报,拿起已经放了很久没碰的大提琴,聊聊比亚细亚生产方式①更有意思的话题。如果二十年之后,这个世界上还有暴动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女权主义者的话,那将?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马克思主义应该仅仅适用于一个临时性的历史阶段,所以那些将全部身心都奉献给马克思主义事业的人恰恰没有抓住马克思主义的实质。马克思的时代终将过去,但之后的生活会更加美好。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要义之所在。
①“亚细亚生产方式”由马克思在一八五九年最早提出。马克思在著作中将之前的人类社会依次分为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资本主义的四种形态。现在一般将效率偏低的劳动密集型传统农业作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代表。
不过这个看上去十分吸引人的想法有一个问题,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批判。作为有史以来对资本主义制度最彻底、最严厉、最全面的批判,马克思主义大大改变了我们的世界。由此可以断定,只要资本主义制度还存在一天,马克思主义就不会消亡。只有在资本主义结束之后,马克思主义才会退出历史的舞台。而从近些年的情况来看,资本主义看上去迅速衰败的迹象并不明显。
今天,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者都对此表示认同。不过他们宣称,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早已不是马克思当年描绘的那个样子了,如果不与时俱进,马克思的思想就会失去价值。在认真地审视这样的说法之前,我们必须清楚地看到,马?思本人是十分清楚资本主义在不断发展变化这样一个事实的。资本主义不同历史阶段的划分更是来自马克思主义:商业资本主义,农业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金融资本主义,帝国资本主义等等。既然马克思早已洞察了资本主义不断变化的本质,最近几十年中资本主义的形态变化又怎能影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可信度呢?另外,马克思本人曾经预言工人阶级数量的锐减和白领工人的增加(稍后我们将谈到这一点)。他还预见到了所谓的全球化——一个真正思想陈旧的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而且,马克思的这种“陈旧”恰恰是他的观点仍然适用于当今?界的关键之处。资本主义的捍卫者们在批评马克思主义陈旧过时的时候却忽视了一点,那就是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的不平等程度甚至可以与古老的维多利亚时代相提并论。
一九七六年,马克思主义在西方有很多拥护者;而到了一九八六年,马克思主义就已经失势。在这十年的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难道真的只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昔日的支持者们为了养家糊口疲于奔命,而放弃了当初的理想?还是因为某项震撼世界的新发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谬误?抑或是我们偶然中发现了一份失落已久的马克思手稿,马克思亲口承认这一切都只是一个玩笑?马克思主义的衰并不是因为我们失望地发现马克思其实是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事实上,我们一直都清楚这一点。如果没有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那从事纺织品制造业的父亲开设的磨坊,马克思恐怕根本活不到能对织布厂老板进行口诛笔伐的那天。
马克思主义从理论上看也许还有些道理,不过一旦将其付诸实践,结果往往是无法想象的恐怖、独裁和暴政。对于那些衣食无忧、将?由和民主视为理所当然的?方学者来说,马克思主义看上去或许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但对于数以百万计的普通百姓来说,与马克思有关必然意味着饥荒、困苦、折磨、强制劳动、支离破碎的经济以及具有可怕压制力的国家机器。那些对这一切惨剧视而不见的人不是头脑愚钝、甘于自欺,就是附庸政治、道德堕落。僵化的社会主义意味着丧失自由和物资供应的短缺,因为这是废除市场经济的必然结果。
那些用流血牺牲换来的功业,在西方有很多狂热的信徒。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基督教。而那种彻头彻尾都浸在血液中的文明也并非不能获得天性善良的体面人的支?。无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保守主义者都不乏先例。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本身就是奴隶制、大屠杀、暴力和剥削的产物。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也是在无数人的血泪中造就的;只是资本主义存续的时间相对较长,使人们得以忘记它过去的黑暗和恐怖。马克思没有患上资本主义的健忘症,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在他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体制尚处于萌芽期。
麦克?戴维斯在他的著作《维多利亚时代末期的大屠杀》中记述了十九世纪末期,本可避免的饥荒、干旱和疾病如何在印度、非洲、中国、巴西、韩国、俄罗斯以及其他许多国家夺走了上千万人的生命。在所有这些灾难中,许多都是自由市场的?条一手造成的,诸如飙升的粮食价格使普通百姓不得不忍饥挨饿。这些可怕的灾难并非维多利亚时期的专利。二十世纪的最后二十年中,全球每日仅靠不足两美元度日的人口数量增长了将近一亿①。今天,三分之一的英国儿童生活在救济线以下,而英国的银行家们每年拿着上百万英镑的奖金还觉得心有不甘。
①参见约瑟夫?史蒂格雷茨(Joseph Stiglitz)著《全球化及其不满》(伦敦,2002年,第5页)。
当然,资本主义制度带给我们的除了这些令人心痛的恶果之外,也有一些可贵的优点。如果没有马克思曾衷心赞赏的?产阶级,我们将失去自由、?主、民权、女性主义、共和主义和科学进步的宝贵遗产,我们也不会有机会见识到贫民窟、血汗工厂、法西斯主义、帝国主义战争和梅尔?吉布森①。而“社会主义体制”也有自己的成就。中国和前苏联虽然付出了巨大的人力成本,却成功地改变了本国经济落后的局面,建立了工业化的现代国家。而中国和前苏联付出的代价如此巨大,一部分原因正在于西方资本主义的敌对情绪。西方巨大的敌意将前苏联卷入了军备竞赛,破坏了本来就问题重重的国内经济,并最终导致了前苏联的崩溃。
①梅尔?吉布森,好莱坞男影星,因其在电?《勇敢的心》中饰演传奇爱国英雄威廉?华莱士而为世人熟知。
尽管如此,前苏联在不断推进卫星计划的同时,仍能保证为占到全欧洲总人口一半的人民提供廉价的住房、燃料、交通和文化产品,实现充分就业,并维持一套完善的社会服务体系。而且在此期间,前苏联的社会平等和人民生活水平要远远高于欧洲其他国家之前的程度。而实行共产主义的前东德,有理由为自己拥有全世界最优秀的儿童保健体系而自豪。前苏联在对抗法西斯邪恶势力的战斗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为推翻世界殖民统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前苏联人民在对抗外敌、建设国家的过程中万众一心,而西方国家?乎只有在杀害外国土著居民时才能勉强维持团结。当然,这一切都不能代替自由、民主,或是商店里的蔬菜,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这些成绩就不该被我们铭记。当前苏联的加盟国最终投向自由和民主的怀抱时,资本主义为他们开出的是“休克疗法”的药方。而所谓“休克疗法”不过是美其名曰“私有化”的明抢,它造成上千万人失去生计,贫困和不平等程度的不断加剧,公费幼儿园关门歇业,女权丧失,此前曾发挥了重大作用的社会福利体系也被推向崩溃的边缘。
即便如此,前苏联共产主义的功绩还是不能盖过它造成的损失。或许你可以说在前苏联成立之?所面临的那种恶劣的外部环境下,一个独裁式的政府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前苏联后来转向斯大林主义或者其他类似的状况也是合情合理的。大体而言,如今人们观念中的斯大林主义已经定格为充满血腥的拙劣实验,它们败坏了社会主义的名声,让那些能从社会主义体制中获得最多益处的人们也对社会主义不屑一顾。而资本主义又如何呢?在我写作此书之时,西方国家的失业人数已经超过数百万,并且仍在稳步增长,各资本主义国家只是依靠着从同样囊中羞涩的人民那里盗取来的数万亿美元才得以避免经济崩溃的结局。亲手将世界金融体系拖向深渊的银行?和金融家们正在争先恐后地接受整容手术,以免满腔怒火的百姓认出他们,把他们大卸八块。
的确,资本主义曾经发挥过不小的作用,为世界上的一部分人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富足生活。但能做到这一点的并非只有资本主义,斯?林也做到了,虽然他们的?家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人力代价。这已经不仅是大屠杀、饥荒、帝国主义和奴隶贸易的问题了。事实证明,资本主义只有在对大多数人实行野蛮剥削的情况下才能创造财富。也许从长远来看,这根本不算什么问题,因为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正在毁灭我们的星球。一位知名的西方经济学家就将气候变化描述为“有史以来最大的市场失灵”①。
①转引自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i?ek)著《从悲剧到闹剧》(伦敦,2009年,第91页)。
马克思本人从来没有设想过会在穷国实现社会主义。在马克思看来,要实现这样的壮举除了依靠时间循环之外再无他法,就好比要在中世纪发明电脑一样。斯大林之前也从来没有一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认为这一看似不可能的壮举是可以实现的,无论是列宁、托洛茨基还是布尔什维克的其他领导人。在社会总财富本就不多的时候,根本没办法重新分配社会财富,以使所有人都受益。在物质匮乏的情况下不可能消除社会阶级的划分,因为物质结余太少而无法满足所有人的需要,对财富的争夺终将造成社会阶级分化的复苏。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的,在这样的环境下进行的革命,只能让“龌龊的老一套”再次出现。其结果无非是物质匮乏的社会化。人的谋利动机是白手起家积累财富的最有效方式,无论这种方式多么野蛮残忍。贪婪的自利心能使人在很短的时间内积累大量的财富,虽然与此同时惊人的贫困也伴随而来。
马克思主义者从没想过社会主义能在一个国家单独实现。马克思主义运动的精髓就在于它的国际性。这是冷静的唯物主义认识,而不是虔诚的理想主义。在这样一个国家间生产专业分工明确的世界里,如果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就无法利用它想要消除物质匮乏而必须依赖的全球性资源。要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仅靠一个国家的生产力是不够的。“在一个国家实现社会主义”这样的怪异概念是斯大林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发明创造。从一定程度上说,斯大林提出这个说法是为了讽刺其他国家没有向苏联施以援手,在马克思那里找不到任何依据。社会主义革命当然要在某处发生。但在一国的范围之内,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根本无法实现。以一个极度孤立的国家的情况判断社会主义的好坏就像是单凭对卡拉玛祖精神病人的研究便给全人类下结论一样①。
①卡拉马祖,美国城市名,位于密歇根州,是密歇根大学所在地。
在低水平的基础上进行经济建设本来就是一件令人沮丧的艰巨任务。普通百姓们恐怕不会乖乖地忍受创业过程中的各种艰难困苦。因此,除非这项工程是在民选机构的控制下,依照社会主义价值逐渐展开的,否则就会出现一个集权国家强迫百姓们做他们不愿做的事情。布尔什维克时期的俄国实行的对劳动的军事化管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样做的后果就是奠定经济基础的努力反而破坏了以大众民主和真正自治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政治上层建筑。就好像你应邀去参加一个聚会,到了地方才发现不但要亲自烤蛋糕、酿啤酒,还得打地基、铺地板,几乎没有玩儿的时间了。
理想状态下,社会主义的实现要求有掌握高水平技能、接受过良好教育、具有较高政治素质的人民,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开明的自由主义传统,以及民主的习惯。如果一个国家连屈指可数的几条高速公路都无钱维修,如果一个国家连保障人民抵御疾病或者饥饿的措施都没有,那么上述这些实现社会主义的条件都无从谈起。在那些有着被殖民历史的国家中,上述条件的缺失格外常见,因为没有哪个殖民主义者热心于赋予那些被奴役的“下等人”公民自由,或者为他们建立民主机构。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宿命论。它将世间的男男女女都视为历史的工具,并以这种方式剥夺了人们的自由和个性。马克思相信存在某种任?凡人都无法抗拒的历史铁?。封建主义注定将孕育出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总有一天也必将为社会主义让路。如此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论不过是世俗版的天命论。它和那些以马克思主义思想统治的国家一样,都是对人类自由和尊严的冒犯。
我们或许可以用这样一个问题开始本章的讨论:与其他政治理论相比,马克思主义究竟有何独到之处?马克思的思想与众不同,肯定不是因为他发明了“革命”或者“共产主义”这些概念,毕竟“革命”的概念在马克思之前便久已有之,而“共产主义”的理想更是可以上溯到更久远的历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都不是马克?的首创。当马克思自己还是一个自由派的时候,欧洲的工人运动就已经产生了社会主义思想的萌芽。事实上,很难在马克思的政治思想中找到任何独特之处。“革命党”的概念诞生于法国大革命,自然也绝非马克思的创造。
那么“社会阶级”的概念又如何呢?这个概念也不能算作马克思主义的独创,因为马克思曾经明确地表示,这个概念不是他发明的。的确,他重新定义了“社会阶级”的概念,意义很重大,但说到底,这个词不是他创造出来的。“无产阶级”这个概念为很多十九世纪思想家所熟知,当然也不是马克思首先提出的。马克思关于异化的观点大来自黑格尔,伟大的爱尔兰社会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威廉?汤普森①在这一点上也比马克思要早。强调经济因素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也同样不是马克思的独创。马克思的理想是建立一个不存在剥削、由生产者直接管理的合作型社会,并且坚信这样的社会只有通过革命的方式才能得以实现。但二十世纪伟大的社会主义者雷蒙德?威廉姆斯与马克思英雄所见略同,而且威廉姆斯本人并不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此外,还有无数无政府主义者、自由派社会主义者和其他党派人士,他们虽然支持马克思描绘的社会蓝图,却激烈地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①威廉?汤普森(William Thompson,1775-1833),爱尔兰哲学家和社会改革人士。
两条重要的原理构成了马克思思想的核心。其中之一就是经济因素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而另一条就是历史上各种生产方式的不断交替。但是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以上两点都不是马克思的原创。那么马克思主义的特色是不是阶级斗争的概念呢?阶级斗争的确十分接近马克思思想的核心,但它与阶级的概念一样都不是由马克思创造的。奥利弗?戈德史密斯①在他的诗作《荒村》中用下面的对句描写了一位富有地主的形象:
慵躯裹锦袍,
勤者半岁饱。
这两行诗结构工整、用词精炼、语义对?,与诗中描写的经济上的浪费和不平等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很明显,诗句所描写的正是阶级斗争。地主穿上了漂亮的锦袍,而佃户却失去了一半的收成。或者如约翰?弥尔顿②在《科玛斯》中所写的:
①奥利弗?戈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1730-1774),十八世纪英国著名剧作家,代表作包括喜剧《善性之人》和《屈身求爱》。
②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英国著名诗人,代表作《失乐园》。
如果每个困苦不堪的正直之士
都能分到哪怕一丁点儿
那唯有少数人才能享有的
富足与奢侈
天之福佑方能不偏不倚地
遍洒人间
《李尔王》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事实上,弥尔顿的这一观点是从莎士比亚①那里借用的。伏尔泰②认为,富人的财富都沾满了穷人的鲜血,而财产正是社会冲突的核心。让-雅克?卢梭③也持有类似的观点。因此,阶级斗争并非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特色所在,而马克思本人对这一点也心知肚明。
①威廉?莎士比亚(Shakespeare,1564-1616),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剧作家,诗人,欧洲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文学集大成者。
②伏尔泰(Voltaire,原名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1694-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被誉为“法兰西思想之王”、“法兰西最优秀的诗人”、“欧洲的良心”。
③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7-1778),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启蒙运动代表人物,主要著作有《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社会契约论》、《忏悔录》。
即便如此,阶级斗争的观点仍处于马克思理论的绝对核心位置。实际上,马克思认为阶级斗争的重要性并不亚于那些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力量。正是阶级斗争不断推动着人类历史向前发展,而约翰?弥尔顿就绝对不会有这样的认识。许多社会思想家都认为人社会就是有机的统一,但?马克思看来,构成人类社会的恰恰是各种各样的分化。人类社会充满了互不相容的利益,而它的逻辑不是凝聚,而是冲突。比方说,压低工资能使资产阶级得到实惠,却会损害工人阶级的利益。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发出了著名的宣告:“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他想说的当然不止这句话字面上的意思。如果说我上周三刷牙也能算做历史的一部分,那就很难看出这与阶级斗争有什么关系。在板球比赛中投出一记右拐球或者疯狂地迷恋企鹅跟阶级斗争似乎也没什么太大的关系。也许“历史”指的是?些公共事件,而不是像刷牙这样鸡毛蒜皮的私人小事。不过昨天晚上在酒馆里的那场群架也算是公共事件了,可还是跟阶级斗争不沾边。那么也许历史仅限于那些重大的公共事件。可是谁来定义什么样的事件算是重大的公共事件呢?伦敦大火算不算是阶级斗争的产物呢①?要让“切?格瓦拉②被火车撞了”这件事成为阶级斗争的事件,那就得满足这样一个条件:驾驶那辆火车的是中央情报局的特工。如果不是这样,切?格瓦拉就算被撞死了也只能算是一起事故。对女性的压迫与阶级斗争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女权运动并不仅仅是阶级斗争的一个方面。华兹华斯①?者谢默斯?希尼②的诗歌也是如此。阶级斗争并不能包罗万象。
①发生于一九六六年九月二日到九月五日的伦敦大火是英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火灾之一;包括圣保罗大教堂在内的许多建筑在大火中付之一炬。
②切?格瓦拉(Che Guevara,1928-1967),马克思主义革命者和古巴游击队领导人,与菲德尔?卡斯特罗一起领导古巴人民推翻了亲美的巴蒂斯塔政权。
也许马克思当初根本没有想到后人会咬文嚼字地解读他的思想。毕竟马克思写作《共产党宣言》是为了宣传他的政治思想,而这类宣传性的作品中往往会充满夸张的修辞。即便如此,马克思的理论涉及多少内容仍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似乎将马克思的思想视作无所不包的万物理论,这样显然是不对的。即便马克思主义不能告诉你怎样酿造麦芽威士忌酒,怎么理解潜意识的本质,为什么玫瑰花的香味如此令人难忘,或者世界终究是“有”还是“无”,马克思的理论仍然真实可信。马克思主义本来就不是一种全面的哲学。它没有提及美或者情色,也根本没说为什么诗人叶芝③的作品能让人感到如此强烈的共鸣。对于爱情、死亡和生命的意义,马克思也闭口不谈。当然,马克思主义的叙事十分宏大,从文明的起始一直谈到人类的现在和未来。但除了马克思主义之外还存在许多宏大叙事,比如科学或者宗教或者性的历史,这些都与阶级斗争的历史紧密交织,却不能以“阶级斗争”四个字就一言以蔽之(后现代主义者倾向于认为世上的问题如果不能概括为一个宏大叙事就得分为许许多多的微小叙事,这样的看法是不正确的)。因此,无论马克思的初衷如何,“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句话并不是说世界上发生的每件事都是阶级斗争。这句话的真实含义是,阶级斗争是人类历史最基本的东西。
①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1770-1850),英?浪漫主义诗人。
②谢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1939- ),爱尔兰诗人,一九九五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③威廉?叶芝(William Yeats,1865-1939),爱尔兰诗人,剧作家,神秘主义者。
那么,什么概念才是最重要的呢?比如,阶级斗争是不是比宗教、科学或者性别压迫更重要呢?阶级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为政治行动提供了最强烈的动机。比如民族身份对政治的影响往往大于阶级,虽然马克思主义者几乎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安东尼?吉登斯①认为,国家之间的冲突与种族和性别不平等都“与阶级剥削具有同?的重要性”②。但这种同等的重要性体现在哪些方面呢?是在道德和政治上,还是在对社会主义的贡献上?我们有时把某件事物称为“重要”,是因为它是另外一件事物的必要基础。不过,虽然宗教信仰、科学发现和对女性的压迫都与阶级斗争密切相关,但还是很难看出阶级斗争是怎样给这些问题奠定基础的。即便我们把阶级斗争这个所谓的“基础”一脚踢开,佛教、天体物理学和世界小姐选美比赛仍然一切如常。毕竟,它们有各自相对独立的历史轨迹。
①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1938- ),英国著名社会理论家和社会学家,欧洲当代思想界少?的大师级学者之一,剑桥大?教授。
②引自阿列克斯?卡利尼科斯(Alex Callinicos)编《马克思主义理论》(牛津,1989年,第143页)。
那么,阶级斗争的重要性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呢?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的答案似乎可以分成两个方面。一方面,阶级斗争塑造了许多事件、机构和思想形式,虽然这些事件、机构和思想乍一看都与阶级斗争没有半点关系;另一方面,阶级斗争在风云跌宕的历史变迁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在马克思的眼中,“历史”并非是“曾经发生过的事件”,而是指隐藏在这些事件背后的某种特殊的轨迹。他笔下的“历史”是重大事件发展进程意义上的“历史”,而不是从古至今整个人类生存经历的重述。
那么阶级斗争的概念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其他社会理论的最大特征呢?也不尽然。正如我们之前已经说过的,阶级斗争与生产方式一样,都并非马克思的原创。马克思思想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将阶级斗争和生产方式这两个概念结合在一起,从而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历史观。关于阶级斗争与生产方式之间的具体关系,马克思主义者之间还存在很多争论,甚至马克思自己对这一问题的论述也并非十分令人信服。但如果我们一定要找出马克思主义的特点的话,我们不妨就此打住。从本质上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关于长期历史变化的理论和实践。但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特色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最具争议的地方。
广义地说,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方式就是特定生产力和特定生产关系的结合。生产力指的是我们用来改造世界、重建物质生活的工具。这个概念涵盖所有为了生产提高人类掌握或控制自然的东西。如果用电脑进行物质生产,而不是用来跟伪装成友善陌生人的连环杀手聊天的话,那么电脑就是一种生产力。在十九世纪的爱尔兰,驴子就是一种生产力,人的劳动也是一种生产力。但这些生产力从来不是单独存在的,它们总会与某种特定的社会关系结合起来。而在马克思的理论中,社会关系意味着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关系。比如一个社会的生产方式可能由一个阶级占有和控制,并以此剥削另一个阶级。
马克思相信,生产力会随着历史的进程而不断发展。但这并非意味着生产力会一直不停地向前发展,因为马克思似乎认为生产力有时会陷入长期的停滞。无论哪个社会阶级,只要掌握了物质生产,就会成为社会发展的主体。在这个版本的历史中,生产力似乎一直在“挑选”那个能最大限度促进其发展的社会阶级。但在这一过程中的某一点上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关系已经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而开始成为生产力进步的阻碍。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出现矛盾之时,政治革命的条件也就成熟了。随着阶级斗争不断升级,有能力推动生产力前进的那个社会阶级将最终接管此前占支配地位的阶级手中的权力。例如,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虽然历经坎坷,但是凭借其先进的生产关系一直走到今天。而终有一天,资本主义制度将会衰亡,工人阶级将接替资产阶级,成为生产的拥有者和控制者。马克思在著作中还曾经宣称,只有在前一个阶级已经将生产力发展得足够充分的情况下,新的社会阶级才可能当家作主。
这一观点在下面这段著名的论述中得到了最清晰的说明: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①
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摘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伦敦,1968年,第182页)。
正如许多马克思主义者指出的那样,这个理论存在很多问题。其一,马克思凭什么认定生产力总体上一直在发展?诚然,科技的发展往往具有累积性,这一点体现在人类不愿意放弃他们在提高生活水平和生产效率方面已经取得的成绩上。这是因为我们人类不仅具有一定的理性,而且还有一定的惰性,因而总是喜欢寻找更加省力的方法(这就是超市收银台附近等待结账的队伍长度基本一样的原因)。就像如今大概没有人会弃电子邮件不用,而选择在石头上写字一样。同时,我?还能将科技的进步代代相传。就算一项技术本身已经消失,但是关于这项技术的知识却很少失传。不过,这种事实的描述太过泛泛,根本无法回答我们的问题。比如,这种说法没有解释生产力为什么会在某些历史阶段取得发展,却会在另外一些历史阶段停滞不前。社会科技水平是否能取得重大的发展,取决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关系,而不是那种与生俱来的驱动机制。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不断推动生产力发展只是资本主义的特殊需要,而不是历史的通例。他们反对那些断言每种生产方式都一定由一种更为先进的生产方式取而代之的设想。不过马克思本人是不是也?这样的观点还存在疑问。
其二,这个理论没有指明那些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社会阶级是通过怎样的机制拣选出来的。毕竟生产力不能像鬼魅一样遍览社会各阶层,然后找出其心目中理想的候选人。统治阶级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当然不会是出于利他的动机,正如他们夺取权力也并非只是为了让贫困者过上温饱的生活。恰恰与此相反,统治阶级追求的是自身的物质利益,他们的目的是从他人的劳动中获取剩余价值。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知不觉地从整体上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充实了人类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统治阶级垄断着阶级社会中大多数人都无法?及的资源,但他们所积累起来的这一大笔财富终有一天将能被那些生活在共产主义社会中的人们所继承。
很显然,马克思认为物质的财富会腐蚀我们的道德。即便如此,他并不像一些理想主义思想家那样,认为应该将道德和物质割裂开。在马克思看来,充分发挥人的创造力本身就是解放生产力的一部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历史绝非一部直线进步的史诗。相反,我们一直蹒跚前行,从一种阶级社会到另一种阶级社会,从一种压迫和剥削到另一种压迫和剥削。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完全可以将这种令人沮丧的事实看作是持续不断的向上运动,因为毕竟随着历史的发展,人类有了越来越复杂的需求和欲望,开辟出越来越精细而卓有成效的合作方式,并不断创造出新的社会关系,不断用新的方式实现自身价值。
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这些历史的遗产将被全人类继承,但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过程却离不开暴力和剥削。终有一天,我们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将能利用这些财富为全人类造福。但积累财富的过程却将大多数人拒之门外。因此马克思曾经评价说,是“坏的方面推动历史不断前进”。为了未来的正义,现在的非正义似乎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实现的目标与实现目标所采取的手段恰恰水火不容:没有剥削就没有生产力的大幅度发展,而没有生产力的发展也就没有社会主义所必需的物质基础。
第四章 当前西方反马克思主义观点之四(1)
马克思主义不过是乌托邦之梦。它将希望寄托于一个完美的社会,那里没有艰难,没有痛苦,没有暴力,也没有冲突。在共产主义的世界里,没有对抗、私利、占有、竞争或者不平等。人人平等,毫无贵贱之分。人不再需要工作,人与人之间和睦相处,物质财富源源不断。这种出奇幼稚的想法来源于对人性的轻信。它完全无视人性的险恶,忽略了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人生来就是自私、贪婪、好斗而富于竞争性的动物,而且任何社会变革都不能改变这一点。马克思对未来的天真想法反映了他整体政治思想的荒谬与不切实际。
“你们那个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里也有交通事故吗?”马克思主义者大概已经习惯了这类冷嘲热讽的问题。事实上,这种评论往往更多地反映出问话者自身的无知,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幻想。因为,如果乌托邦意味着一个完美无瑕的社会,那么“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本身就自相矛盾。
①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著,《未来考古学》(伦敦,2005年),对乌托邦的正面用法做了细致的研究。
②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1834-1896),英国工艺美术运动的领导人之一,小说家,诗人,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早期发起者之一,代表作《乌有乡消息》。
③《乌有乡消息》是一部长篇政治小说,描写了一个社会主义者在参加了一次有关社会主义问题的讨论之后回家做了一场梦。小说通过对主人公梦境中在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的英国的所见所闻,热情地赞颂了共产主义,并对十九世纪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帝国主义政策进行了批判。
其实,“乌托邦”这个词在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中有很多有趣的用法①。威廉?莫里斯②是英国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革命者之一,他创作的《乌有乡消息》是关于乌托邦的不朽之作③。与几乎所有其他乌托邦题材作品不同,这本书详细展示了政治的变革是如何进行的。但从“乌托邦”这个词最普通的意思上讲,马克思对那个没有痛苦、死亡、损坏、失败、崩溃、冲突、悲剧甚至劳动的未来根本不感兴趣。事实上,他根本不?心未来会怎样。众所周知,马克思根本无法描述出社会主义社会或者共产主义社会究竟是什么样子。他的批评者可能会因此而批评他的理论过于暧昧不明。但如果真如他们说的那样,那些对马克思“勾勒乌托邦蓝图”的指责就站不住脚了。马克思主义从来不拿未来说事,反而是资本主义一直热衷于倒卖期货。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反对将共产主义视为“现实必须为之做出调整的理想”;他认为,共产主义是“真正废除事物现状的运动”①。
①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伦敦,1974年)。
犹太人的传统是禁止预测未来的,而马克思作为一个世俗犹太人,也往往对未来的事情只字不提。他或许认为社会主义必然会实现,但他很少说起这个必然到?的未来社会到底会是什么样子。他的这种沉默是有原因的。其一,未来还并未到来,因此假想的未来景象不过是一种谎言。这给未来蒙上了一层宿命天定的色彩,好像未来就隐藏在某个阴暗的角落中,等待我们去发现。马克思认为未来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之前已经讨论过这个观点的正确之处。但不可避免的事物并不一定就是人们喜欢的。死亡也是不可避免的,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死亡是他们不希望看到的。或许未来真的是一种宿命,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去假设这种天定的未来就一定会比现在更好。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不可避免之事往往不是什么好事。马克?对这一点似乎没有充分的认识。
尽管如此,预测未来不仅是毫无意义的,而且是有害的。认为自己有能力影响未来会给我们造成一种安全的错觉。它把充满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的未来变成似乎可以预知的假象。未来成为了一种神物——你只需像一个抱着毯子不放的小孩那样紧紧抓住未来,便可高枕无忧。这是一种永远不会让我们失望的绝对价值观,因为我们所预测的未来从来都不是真实的,它不过是独立于历史风暴之外的幽灵。你也可以用垄断未来的方法达到控制现实的目的。在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预言家不是那些头发蓬乱、哭哭啼啼地宣告着资本主义行?覆灭的无家可归之人,而是那些受雇于跨国公司的专业人士:他们窥探体制内部的玄机,确保这个体制的统治者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依旧可以稳坐钓鱼台。这样看来,所谓的先知并非那些洞察天机的世外高人。《圣经》中的先知也从来没有试图预知未来。恰恰相反,先知的伟大之处在于他们谴责现世的贪婪、腐败和权力欲,并向我们发出警告:如果不能做出改变,人类将根本没有未来。马克思正是这样的一位先知,而不是什么预言家。
马克思对预测未来如此警惕,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在马克思的时代,充满了各种对未来的预测——而几乎所有这些预测都出自?可救药的理想主义激进分子之手。历史不断趋向完美并非左翼分子的观点。它是兴起于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陈词滥调,而启蒙运动与革命社会主义风马牛不相及。对于历史发展的乐观估计,反映了早期生机勃勃的欧洲中产阶级的自信。在他们眼中,理性将推翻暴政,科学将战胜迷信,和平将驱除战争,全人类(更准确地讲是欧洲)都将进入一个个人自由、社会和谐、商业繁荣的新时代。作为史上最令中产阶级刻骨铭心的天祸,马克思主义恐怕不会认同这样自大自满的幻觉。诚然,马克思相信文明和进步;但在他看来,文明和进步总是与愚昧和野蛮密不可分的。
? 这并不是说马克思没有从傅立叶①、圣西门②和罗伯特?欧文③那里学到任何东西。马克思对他们的批判可能稍显粗暴,但同时他也赞赏他们进步的观点(虽然不是他们的全部观点,比如创造了“女权主义”这个词汇的傅立叶。傅立叶认为理想的社会单位是由一千六百二十人组成的,并且相信在未来的社会中,海水会变成柠檬汁。马克思可能会希望海水变成极品雷司令葡萄酒呢)。马克思最反对的,就是那些乌托邦主义者相信单纯凭借论辩的力量就可以战胜对手。对于这些人来说,社会是观点交锋的讲台,而不是物质利益冲突的战场。马?思一直用怀疑的眼光看待种寄希望于理性对话的想法。他认识到,被牢牢控制着的世间男女的观念都源自他们日常的实践,而不是哲学家或辩论协会之间的交流。如果你想要了解人们的真实想法,就得留心观察他们做了什么,而不是听他们说了什么。
①夏尔?傅立叶(Charles Fourier,1772-1837),法国哲学家,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
②圣西门(Saint-Simon,1760-1825),法国哲学家,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
③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1771-1858),英国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企业家,慈善家,曾在美国印第安纳州买?一千二百一十四公顷土地建立“新和谐村”,进行共产主义“劳动公社”的实验,但最终以失败告终。
对马克思来说,乌托邦主义描绘出的社会蓝图分散了人们对现实生活中政治任务的注意力。那些投入畅想美好未来中的精力,如果用在政治斗争中将会更有成?。作为唯物主义者,马克思对那些脱离了历史现实的观点都保持审慎的态度,并且认为这种观点可以在历史中找到原因。任何有闲暇时间的人都可以设计出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就像有些人一生都在构思一部伟大的小说,却从来没有动笔写过一个字。马克思认为,重要的不是对于理想未来的美好憧憬,而是解决那些会阻碍这种理想实现的现实矛盾。而为人们指引解决问题的合理方向,正是马克思和所有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使命。
在《法兰西内战》中,马克思说那些革命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由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本身孕?着的新社会因素”①。对于更美好未来的希望不能仅仅停留在一声充满渴望的“如果……就好了”上面。如果要使这种希望超越无聊的幻想,就应该采取行动让那个令人心动的美好未来成为可能。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从眼下的现实入手。社会主义的实现不可能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人们必须找到一种方法能透视现实,证明它具有发展改良的潜力。若非如此,再美好的憧憬不过只是望梅止渴;而根据弗洛伊德的学说,这终将让人精神失常。
①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纽约,1972年,第134页)。
现实中本就存在着超越现实的力量。这就好比说?权主义虽然是一场着眼于当下的运动,但这场运动在现实中的不断推进正是通过诉诸远远超越现实的一种未来愿望来实现的。在马克思的思想中,连通现实与未来的是工人阶级——这不仅是现实的一部分,也是彻底改变现实的动力。工人阶级在现实与未来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成为未来与现实的交汇力量。而无论是现实还是未来,其动力都源自过去,因为人类社会宝贵的政治传统已经证明:人活着,就要不断抗争。
一些保守派人士也是乌托邦主义者,只不过他们的乌托邦不在未来,而在过去。在他们的眼里,历史是一场漫长而令人心碎的倒退,而那个拥有亚?①、维吉尔②、但丁、莎士比亚、萨缪尔?约翰逊③、杰斐逊、迪斯雷利④、玛格丽特?撒切尔(这个名单可以无限延长,想加上谁都可以)的黄金时代如今已经无处可寻。就像一些乌托邦思想家将未来视为神物一样,这些保守主义者是在供奉过去。事实上,过去和未来一样都是不存在的,即便我们感觉它似乎仍然存在。也有保守主义者反对人类“大堕落”的说法。但在他们看来,那是因为每个时代都同样堕落可耻。对于这些人来说,好消息是这个世界不会变得更糟糕了;而坏消息是,这是因为这个世界已经糟糕得不能再糟了。掌握历史进程的是人性,而人性不仅毫?希望,而且绝无改变的可能。给如此无可救药的人类展示他们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希望是荒唐的,也是残忍的。激进主义者最终只能让人们痛恨自己。他们鼓励人追求更高的目标,却反而将人抛入罪恶与绝望的深渊。
①亚当(Adam),《圣经》中记载的第一个男性人类。
②维吉尔(Virgil,拉丁名Publius Vergilius Maro,前70-前19),古罗马诗人。著有长诗《牧歌》、《爱奈特》、《伊尼特》,史诗《埃涅阿斯纪》。
③萨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09-1784),英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文人之一,集文学评论?,诗人,散文家,传记家?一身,曾一人编纂《英语词典》。
④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犹太裔英国政治家,英国保守党领袖,曾任英国首相。
从现状出发绝非政治变革的良方。现实往往是变革的阻碍而不是变革的条件。就像故事中那个迂腐守旧的爱尔兰人对那个问他去火车站怎么走的问路人说的:“呃,如果是我的话,我绝对不会从这儿出发。”那个爱尔兰人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笨,而他说的这句话也并非如有些人认为的那么没有逻辑。这句话真实的意思其实是:“如果你不从这个偏僻蹩脚的地方出发的话,你就能更快、更方便地到达你的目的地。”现今的社会主义者也许会对此表示赞同。我们甚至可以想象这个众所周知的爱尔兰人站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后的俄国大地上,审视着这个即将在外敌环伺、孤立无援的境地中开展社会主义建设且濒临破产的国家,口中说着:“呃,如果是我的话,我绝对不会从这儿出发。”
但当时的俄国当然没有其他的选择。一个不同的未来必须是基于这个特定的“现在”之上的。而大多数时候,现在是由漫长的过去组成的。在建设未来的历程?,我们所有的只是为数不多的几件从先辈那里继承来的简单工具,而这些工具上无不沾满了历史遗留的痛苦和剥削。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新社会无疑将印有孕育了它的那个旧社会的胎记。因此,并不存在一个“纯洁无瑕”的出发点。相信这样一个出发点的存在不过是极左主义者的幻想(也就是列宁所谓的“幼稚病”),而这也正是为什么那些充满革命激情的“左派”拒绝接受我们手中所有的这些并不理想的工具:社会改革、行业工会、政党、议会民主等等。共产主义左派最终保住了自己的清白,却也落得庸庸碌碌,无所作为。
未来并不是对?在的补充,就像青年时期也不仅仅是童年的延续。未来的种子是埋在现在的土壤里的。这并不是说这种可能的未来一定会出现,就像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长大成人——有些孩子可能小时候就患上白血病不幸夭折了。我们应该认识到,一种特定的现在会排除很多未来的可能性。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但也并非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不是什么陈年旧事都能在未来重演。我十分钟之后在哪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现在的位置。将未来视作蕴藏于现在之中的一种潜力,并不等同于将鸡蛋看作是一只尚未出生的小鸡。如果幸运地没有被压碎或者煮熟的话,一只鸡蛋遵照自然的法?会变成一只小鸡;但大自然并没有保证资本主义崩溃后一定能实现社会主义。现实中蕴藏着许多各不相同的未来的可能性,但不是所有的可能性都有那么大的吸引力。
这种看待未来的方式,其最大的好处就在于能帮助人们抵御那些关于未来的假象。比如,我们反对那种洋洋自得的“进化主义”。这种观点认为未来与现在毫无差别,未来只不过是放大版的现在。从总体上说,这种看待未来的方式是统治阶级尤其喜欢的——未来比现在要好,但现在的一切仍将在未来得到延续。发生令人不快的意外的可能性被控制到了最小。创伤和灾难将不复存在,有的只是对?们已有事物的不断改进。这种观点此前一直被称作“历史的终结”,直到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者不合时宜地重新打开了本已尘封的历史篇章,这场春秋大梦才宣告结束。持这种观点的人梦想着一种安全而单调的生活方式,就像鱼缸中的金鱼,因此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作历史的“金鱼理论”。它通过创造一种极端无聊的环境来逃避强烈的社会动荡,也因此看不到这样一个事实:虽然未来可能会比现在更差,但至少它会与现在截然不同。几年前金融市场之所以会崩溃,就是金融家们太过依赖一个认定未来一定会类似于现在的体系。
与此相反,社会主义从某种意义上?代表着与现在的决裂。历史必须被打破重写——这并不是因为社会主义者都是酷爱对抗的嗜血野兽,偏偏喜欢革命胜过改革,而是因为社会主义者认为治标更要治本。虽然我在此谈论的是“历史”,但马克思似乎不愿意滥用这个高贵的词汇来概括此前发生过的所有事情。在他看来,我们目前为止所经历的都是“史前阶段”——也就是说一种压迫延续另一种压迫,一种剥削替代另一种剥削。真正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行动将是与这种可怕的规律彻底决裂,将人带入真正的历史。社会主义者必须对采用何种机制实现这一目标有具体的规划。但如果要建立一个真正具有变革?的全新社会秩序,那么现在你就没办法谈论太多关于这个新秩序的细节。毕竟我们还可以单纯地用那些过去或者现在的词语描述这样一个未来;而一个与现在彻底决裂的未来将使我们无话可说。就像马克思本人在《路易?波拿巴①的雾月十八日》中评价的:“(在社会主义的未来中)内容超越了形式。”雷蒙德?威廉姆斯在《文化与社会1780-1950》中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我们必须依照共同决议筹划那些可以规划的事物。但强调‘文化’这个概念的正确之处正在于它能提醒我们文化从本质上说都是不可规划的。我们必须保证人的生计以及区的持续。但有了这些之后人们会过上什么样的生活,我们不得而知,也无法预测。”②
①路易?波拿巴(Louis Bonaparte,1778-1846),拿破仑一世的二弟,曾任荷兰国王。其子就是后来的拿破仑三世。
②雷?德?威廉姆斯,《文化与社会1780-1950》(哈蒙兹沃思,1985年,第320页)。
我们也可以换一种方式诠释这个观点。如果截至目前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属于“史前阶段”,那么这“史前阶段”要比马克思所说的“真正的历史”更容易预测。如果我们在过去的历史的某一点将其剖开,然后检视它的横切面,我们未看之前就应该已经知道那里会有什么了。比如,我们会看到在这个阶段,大多数人的劳动成果都落入了统治精英的私囊,而劳动者自己操劳一场却两手空空;我们会看到各种形态的政府时刻都准备着用武力维持这样的局面;我们会看到这一时期的神话、文化和思想都在某些程度上为这种局面辩护;我们或许还能看到那些被剥削的人们用某种方式对这种不公正的制度发起的反抗。
但即便人类最终摆脱了阻碍进步的枷锁,预言未来也只能变得更加复杂。因为到那时,每个人都有更多的自由在合理的范围内做他们想做的事情。如果他们能花更多时间追求我们现在所说的“业余爱好”,而不是把大多数时间花在工作上,那么他们的行为将变得更加难以预测。我强调“我们所说的‘业余爱好’”是因为如果我们真的能用资本主义积累起来的财富将一大批人从劳动中解放出来,那么我们就不会把那些不再需要劳动的人所从事的活动称为“业余爱好”了。正如没有“和平”就无法定义“战争”一样,“业余爱好”这个概念存在是因为其对立面(“劳动”)的存在。我们还需要牢记的是,所谓的“业余爱好”可能比开矿这样的重体力劳动更为费力,更为艰苦。这一点正是马克思自己提出来的。不过一些左翼人士或许要失望了:原来不用劳动也不意味着可以四处闲逛抽大烟啊!
让我们拿监狱里囚犯的行为做个比喻。要说出囚犯一天的时间表很容易,因为他们的活动是被严格限定的。典狱长可以很有信心地说,囚犯们周三五点起床,即便他们自己起不来也会被狱卒揪起来。不过囚犯一旦被释放,要掌控他们的行踪也就没那么容易了,除非你能在他们身上安装定位系统。我们可以说,释放后的囚犯从他们被囚禁的“史前阶段”进入了真正的历史,这也就意味着他们现在有权利决定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而不需要由外力为他们决定了。对于马克思而言,社会主义是这样的一个起点:从这一点开始,全人类都有权决定自身的命运。社会主义是认认真真的民主,而不是仅仅打着民主幌子的政治迷局。而人们生活更加自由这样的事实也就意味着,很难准确地预测他们周三早上五点到底在干什么了。
一种真正艰难的未来局面不是对现在的单纯延续,也不是与现在的彻底决裂。如果未来与现在彻底决裂,我们又怎能分清它到底是不是未来呢?然而,如果我们可以简单地用现在的语言描述未来,那未来与现在又有什么区别呢?马克思对解放的认识既反对平稳的延续,也反对彻底的割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是那种世间少有的奇才,一个能保持清醒现实主义头脑的理想主义者。他将注意力从未来的美好幻想转移到枯燥的现实工作中。但正是在这里,他找到了真正丰富多彩的未来。他对过去的看法比很多思想家都更为阴郁,但他对未来的憧憬与很多思想家相比都更具希望。
现实与理想在这一点上走到了一起:从可能发生的变化的角度看待现实,就是实事求是地面对现实。否则你就无法正确地看待现实,就像除非你认识到婴儿终?长大成人,否则你根本无法真正明白作为一个婴儿究竟意味着什么。资本主义内部蕴藏着无比强大的力量和超乎寻常的可能性,而正是资本主义本身妨碍了这种力量的爆发和这些可能性的实现。这也正是为什么马克思可以一直保持希望,而没有成为拥护进步的天真之人;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可以做一个坚定的现实主义者,而没有成为一个犬儒主义者或是失败主义者。洞察悲剧的眼光要求我们直视最残酷的事实,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超越现实,开辟一片新的天地。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马克思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是一个悲剧的思想者,但这绝不意味着他是一个悲观的人。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坚决质疑那种自以为是的道德主义,时刻警惕理想主义的倾向。他们总在探寻潜藏在轻率的政治辞令背后的物质利益,对那些外表虔诚的言论和感情用事的愿望背后单调而可耻的力量保持警觉。这是因为他们希望将世间百姓从这些力量的掌控下解放出来,因为他们相信人类有能力建立一个更好的制度。他们将自己的冷静务实与对人性的信任结合在一起。唯物主义因其实事求是的精明而不容易被豪迈的政治辞令所欺骗,也因其对人类不断改进的希望而不会变得玩世不恭。这绝对可以算是人性历史上最好的结合之一。
这让人不禁想?一九六八年巴黎学生打出的那句惹眼的口号:“现实一点吧:我们要实现不可能之事!”虽然有其夸张的成分,但这句标语却称得上足够准确。修复社会问题的现实需要已经超越了现行体制的范围,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我们作为实事求是的人,也可以相信这个世界在总体上是可以大大改善的。那些对社会变革嗤之以鼻的人才是真正的幻想家,而那些认为只有零敲碎打的改变才能成功的人才是实实在在的不切实际。这种死脑筋的现实主义不过是一种错觉,就像是一个人固执地相信自己就是玛丽?安托瓦内特①?这种人往往会被历史大潮?个措手不及。比如很多封建主义理论家就曾坚定地认为,像资本主义这样“逆天而行”的制度不会长久。还有那些可怜的自欺之人,天真地以为只要假以时日,资本主义的福泽将遍洒人间。对于这些人来说,资本主义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做到这一点只是一个令人遗憾的意外。他们看不到这样的事实:不平等是资本主义的天性,正如好莱坞离不开自我陶醉和妄自尊大一样。
①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1755-1793),原奥地利帝国公主,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王后,一七九二年巴黎人民起义后被起义军处死。
马克思?现实中洞察到一种致命的利益冲突。一个真正的乌托邦主义者可能会劝导我们用爱和兄弟情谊超越这些现实的问题,但马克思提出的解决方案截然不同。诚然,马克思也相信爱和兄弟情谊,但他认为虚假的和谐并不能创造一个真正充满爱的社会。不管那些奴役者怎样威吓逼迫,那些无依无靠的受剥削之人永远不会放弃自身的利益。而只有当这个社会的一部分人彻底放弃自身利益的时候,一个真正超越了私利的社会或许才会实现。如果无私的人们只能接受奴役,还美其名曰“自我牺牲”,那自私自利的确一点错都没有。
马克思的批评者可能会认为,马克思主太过强调阶级利益,格调不高。但他们同时批评马克思对人性抱有过于美好的幻想。只有从这个等待救赎的现实做起,以其堕落的逻辑作为击溃它的武器,你才能寄希望于超越这样的现实。而这也是传统悲剧精神的体现。只有承认矛盾是阶级社会自然而然的一部分,而不是抱着与世无争的心态否认矛盾的存在,才能有机会让全人类都享受到阶级社会创造的巨大财富。令人惊奇的是,马克思正是在现实逻辑的自相矛盾中找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未来的轮廓。现实的溃败就是未来的真正形象。
许多马克思主义的批评者都认为,马克思主义对人性的看法过于理想化?它梦想着能建设一个人人都?像同志一般携手共进的未来,幻想着敌对、嫉妒、不平等、暴力、攻击性行为和竞争都将从这个星球上彻底消失。事实上,这样的抨击在马克思的作品中几乎找不到任何依据,但很多马克思的批评者却不愿就此罢手。他们坚信马克思期待实现一种叫做“共产主义”的最高道德,恐怕连天使加百列①都会觉得难以达到。同时,马克思有意无意地彻底忽略了那些有缺陷的、扭曲的、永不满足的“人性”。
①天使加百利(Archangel Gabriel),基督教传达天主信息的天使。首次出现在希伯来“圣经”《但以理书》中,其名字的意思是“天主的人”、“天神的英雄”或者“将上帝之秘密启示的人”,被认为是上帝的左手。
一些试图对这种指责做出回应的马克思主义者表示,如果马克思忽略了人性,那是因为他根本不相信人性。这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所谓“人性”不过是让我们在政治上毫无作为的借口。人性的观念反复地向我们灌输人类的软弱、腐败、自私自利,不断地向我们强调这一点有史以来都没有一丝改变,而任何试图实现激烈的社会变革的努力最终都将因此而失败。“无论如何你都不可能改变人性”是对革命政治常见的反对理由之一。对于这样的看法,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坚持认为人性中并没有什么核心的内容是我们无法改变的。在他们看来,塑造了人类的是历史,而不是人性。我们的历史就是不断变革的历史,所以我们一定可以通过改变历史环境而改变我们自身。
马克思恐怕不能完全同意这样的“历史主义”论调。我这样说是因为他的确相信人性,也——正如诺曼?杰拉斯①在一本出色的小书?所指出的——有理由相信?性②。马克思并不认为人性比个性更重要。恰恰相反,他似乎对这样一个看似自相矛盾的观点深信不疑:人类的通性正在于每个人都与别人不同。在他早期的著作中,马克思曾谈到所谓的人类“物种存在性”,而这正是关于人性的唯物主义认识。我们物质机体的性质使我们成为了现在这样有各种需要、会劳动、爱好社交、有性欲、渴望沟通和自我表达的动物。每个人的生存都离不开别人的支持和关爱,但我们从这种关系中获得的满足感往往超越这种关系的实际效用本身。或许我可以在这里摘录一段我自己以前写下的一段评论:“如果另外?种生物能与我们对话,能与我们一起进行物质生产的劳动,能与我们进行性生活,能创造出看似毫无意义的‘艺术’作品,有痛觉,会讲笑话,也总要死亡,那我们就可以从这些生物学事实中推测出很多关于这种生物的道德甚至政治结论。”③这种可以称作哲学人类学的观点,现在已经不那么受人追捧了,但这正是马克思在其早期作品中提出的观点,而且也没有充足的理由证明他后来放弃了这样的看法。
①诺曼?杰拉斯(Norman Geras),曼彻斯特大学教授。
②诺曼?杰拉斯,《马克思与人性》(伦敦,1983年)。
③特里?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牛津,1996年,第47页)。
因为我们是会劳动、有欲望、会说话的生物,我们就有能力在那个我们称作“历史”的过程中改变我们的状况。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也同时改变着我们自己。换句话说,变革与人性并不矛盾。变革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我们是具有创造力、头脑开放、还有进步空间的生物。但黄鼠狼就不能像人一样。因为黄鼠狼的物质机体决定了它们没有历史;除非它们隐藏得太深了,黄鼠狼也没有政治。没有必要担心它们有一天会凌驾于人类之上,虽然它们没准儿真能做得比我们现在的领导人更好。据我们掌握的信息来看,它们不是社会民主派,也不是极端?族主义者。然而,人从本性上来说就是政治的动物——这不仅因为我们是群居动物,更因为我们需要某种制度来管理我们的物质生活。我们也需要某种机制来管理我们的性生活。人类有这种需要,其原因之一在于性行为可能会扰乱人与人之间正常的关系。纯粹的欲望是不考虑社会差异的。但这也是我们需要政治的原因之一。到目前为止,剥削和不平等一直都是人类创造物质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而因此就需要一种政治制度来控制剥削和不平等带来的冲突。当然,人类还通过其他象征性的方式表达这种秩序,无论是艺术、神话还是意识形态。
在马克思看来,人物质的天性赋予我们某些权力和能力。我们只有在自由实现这些权力并以此作为目的,而不是单纯地为了某种功利目的实现这些权力时,才是最符合人类天性的。在每一个不同的历史阶段,这些权力和能力的体现方式都有所不同。但它们总是深深植根于我们的身体之中,而且其中一些权力和能力在不同文化中的形态都大同小异。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两个人可能都不会说对方的语言,但合作完成一项任务却并不是什么难事。这是因为他们有着一样的身体,这本身就足以创造出很多假设、期待和理解①。每一种文化都存在悲伤和欢乐、劳动和性欲、友谊与敌对、压迫与?义、疾病与死亡、血缘与艺术。不同文化理解这些内容的方式可能会有所不同。在金奈②与曼彻斯特,死亡的方式和意义可能会完全不同。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会死。马克思曾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写道:“人作为有目的、有感觉的存在就难以避免地会感到痛苦——而正因为人类能感受到自己的痛苦,他也就成了受激情支配的存在。”马克思认为,死亡是作为种群的人类战胜个人的残酷方式。他在《资本论》中提出,世间的单个男女都不希望自己因为沉重的劳动、事故或者伤病而过早地死亡。共产主义虽然可以结束劳动,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马克思设想?那个社会里没有事故、受伤和疾病,更不用说死亡了。
①参见莱恩?道伊尔和罗杰?哈里斯著,《人类理智的实际基础》,《新左派评论》(第139期,1983年)。
②金奈(泰米尔语:“Chennai”),以前称为马德拉斯(英文“Madras”),为印度第四大城市,泰米尔纳德邦首府。
如果我们的人性没有相通之处,那么社会主义所设想的全球合作将无从谈起。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谈到了“一般意义上的人性以及……在每个不同历?阶段受到改变的人性”。在不同历史阶段,人性中的很多因素是基本没有什么变化的——后现代主义者对这个事实不是予以否认就是不屑一顾。后现代主义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出于对自然和生物的无理歧视;第二是认为所有对自然的讨论都是否认变革①;还有一方面是相信所有变化都是好的,而所有的不变都是不好的。在最后这一点上,后现代主义与那些资本主义的“现代主义者”一拍即合。学者们都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一个不起眼的事实是,有一些变化是灾难性的,而有一些不变是十分有益的。如果明天法国把所有葡萄园都付之一炬,那将是多么的令人心痛。?如果一个提倡非性别歧视的团体只存在了三周,那也将是一件十分可惜的事情。
①对于此论点的反驳,参见伊格尔顿《后现代主义的幻象》。
社会主义者常常会提到压迫、不公正的待遇和剥削。但如果人类历史上除了这些便再无他物,我们就无法认清这些问题的本质。那时候,这些不正常的现象反而成了我们自然的常态。我们甚至都不会用特殊的名字来称呼它们。如果要将一种关系视为剥削关系,那你必须首先明白一种非剥削的关系应该是什么样子。要明白这点,你不需要诉诸人性,只需要诉诸历史因素即可。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人性中的某些?征也可以成为判断的标准。比如,人类其实都是“早产”的。人类诞生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仍然需要他人的照顾(一些精神分析学家认为,正是这个阶段给我们后来的精神状态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如果婴儿出生之后就可以站起来走路,不仅家长不需要再忍受孩子整夜的哭闹而无法入眠,很多成年人的痛苦也都能得以避免)。虽然我们为了照顾孩子耗去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但我们的努力能让孩子了解到什么是对他人的关爱。而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在以后的生活中能辨别出哪些是对人类需求漠不关心的生活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在诞生之时就已经成为了政?的一部分。
那些我们为了生存和温饱所必不可少的需要,比如吃饭、保暖、遮风避雨、有人陪伴、不受奴役或虐待,都可以作为政治批判的基础,因为很显然任何不能实现这些人类基本要求的社会都是有问题的。当然,我们可以单纯地从本地的层面或者从文化的角度反对这样的社会。但我们也可以更有力地宣称,它侵犯了人性的某些基本要求。因此,那种认为人性不过是为现状辩护的说法是错误的。人性同样可以成为挑战现状的强大武器。
马克思主义将世间万物都归结于经济因素。它不过是经济决定论的又一种表现形式。艺术、宗教、政治、法律、战争、道德、历史变迁……所有这些都被简单?视为经济或阶级斗争的反映。马克思主义对人类历史错综复杂的本质视而不见,而试图建立一种非黑即白的单一历史观。醉心于经济的马克思说到底不过是他所反对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倒影。他的思想与多元论者对当代世界的人是背道而驰。当代世界的人认识到,这个世界丰富多彩的历史经验不能被硬塞进一个刻板的单一框架中,但马克思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切现象都是经济现象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事实上,很少有人能对这个再明显不过的事实提出异议。无论一个人想做什么事情,都必须先吃饭喝水以维持体力。如果你住在谢菲尔德①而?是萨摩亚②的话,你至少还需要遮体的衣服和一个栖身之所。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用于满足人类物质需要的生产是历史的第一个活动。只有我们的基本物质需要得到满足之后,我们才会去学习弹琴、写诗词,或者装饰房间。没有物质生产也就没有文明。
但是,马克思主义的主张不止于此。他们认为物质生产极端重要,不仅仅是因为没有物质生产就没有文明,还因为物质的生产将最终决定文明的性质。这就像你可以说“笔或者电脑是写作小说的必备工具”,也可以说“笔或者电脑会在某种程度上决定小说的内容”,但这两者之间是有区别的?写作工具会决定写作内容的说法并非显而易见,但马克思提出的“生产决定文明的性质”的观点却连许多反马克思主义者都表示认同。哲学家约翰?格雷③绝不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的支持者,但他也曾写道:“在市场社会中……经济活动不仅区别于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并且决定——有时还支配着——整个社会。”④格雷把这个理论局限于市场社会的范围之内,而马克思却将它推广到整个人类历史的范畴。
①谢菲尔德:谢菲尔德市为英格兰第四大城市,坐落于南约克郡。
②萨摩亚:原名“西萨摩亚”,一九七七年七月更名为?萨摩亚独立国”,位于太?洋南部,萨摩亚群岛西部,由萨瓦伊和乌波卢两个主岛及七个小岛组成。
③约翰?格雷(John Gray,1948- ),英国政治哲学家,作家。
④约翰?格雷,《空欢喜:全球资本主义的幻象》(伦敦,2002年,第12页)。
马克思的批评者将这个强有力的主张视为一种还原论。认为这种观点试图用同一个因素解释世间万物,而这显然是错误的。怎么能如此狭隘地概括多姿多彩的人类历史呢?很显然,推动历史运行的有许多种力量,而所有这些又怎么能归为一个单一的、不变的准则呢?但这里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这种多元论的观点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适用。难道任何历史情境中都不存在一个比其他因素更为重要的因素吗?这样武断的想法无疑让人难以接受。法国大革命的起因可能是一个直到世界末日都纠缠不清的问题,但没有人会认为法国大革命会发生,是因为法国人吃了太多的奶酪而造成了大脑变异。只有一小撮抱着极端诡异想法的怪人们才坚持认为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是因为白羊座当时处于优势星位。承认一些历史因素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更大并不能妨碍人们成为多元论者(至少从这个词的某些意思上来说)。他们或许仍然相信,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都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只不过他们并不认为这些因素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就是这样的一个多元论者。他坚决否认他和马克思曾经说过“经济力量是决定历史的唯一因素”这样的话。在他看来,那种说法不过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抽象的、没有任何道理的词组”①。其实,多元主义并不意味着时刻都强调各种因素同等重要。每个人都相信等级的存在,就连最狂热的平等主义者也不例外。事实上,大多数人相信存在一个绝对的、不变的等级体系。几乎没有人会相信给一个饥饿的人挠痒会比给他食物更重要。也没有人会认为,查理一世②指甲的长度在英国内战中?挥了比宗教因素更具决定性的作用。有很多原因可以促使我把你的头按进水里二十分钟(因为我是虐待狂,因为我具有强烈的科学求知欲,因为你穿了一件无比难看的花衬衫,或者因为电视上正在播放一部无聊的老纪录片),但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如果你死了,我就可以按你的遗嘱得到你那几匹获过奖的赛马。如果这个例子是成立的,那么为什么公共事件就不能有一个最重要的动因呢?
①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选集》(莫斯科,1965年,第417页)。
②查理一世(Charles I,1600-1649),英格兰、苏格?与爱尔兰国王,在英国内?中失利后被指控叛国,最终被施行绞刑,成为英国历史上唯一被公开处死的国王。
一些多元主义者也认为,很多事情的背后都存在一个最突出的原因;只是他们不相信,同样的动因可以在许多不同的事物中发挥作用。所谓的历史经济论当然有其不合理之处,毕竟不可能任何地点的任何事情都能具备相同的条件。那这是不是意味着历史是一件单一的事物,就像一根石棍那样上下一般粗呢?我们可以合理地假设,我现在会头痛是因为我昨天去参加聚会的时候非要戴那个紧得出奇的梦露①式假发,但历史绝不是像头疼那么简单的单一事?。就像有人曾经抱怨的,历史就是一件接着一件可恶的事件:没有童话故事的统一情节,也没有平白叙事的前后连贯,并不存在一条贯穿人类历史的连续脉络。
但是正如我们之前看到的,历史也并非毫无规律可循。很少有人会把历史视作是混乱、剧变、事故和意外事件的随意堆积,尽管弗里德里希?尼采②和他的门徒米歇尔?福柯③曾经十分接近这样的观点。虽然历史中的因果链条复杂难测,但大多数人仍然相信存在这样的因果联系,并且认为正是这种联系让历史有了某种可以探寻的模式。比如说,不同国家都在某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开始殖民地的开发不可能?有一些相同的原因。非洲的?奴也并非是凭空被运往美洲的。造成二十世纪多个国家几乎同时出现法西斯主义的原因也绝不仅仅是相互的模仿。正常人不会平白无故地纵身火海,而其他人之所以没有这样做也都有着惊人相似的理由。
①玛丽莲?梦露(Marilyn Monroe,1926-1962),美国二十世纪最著名的电影女演员之一。
②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德国著名哲学家,西方现代哲学的开创者,诗人,散文家;代表作《悲剧的诞生》、《查拉斯图拉如是说》。
③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国著名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代表作《疯癫与文明》。
当然,重要的并不是历史中究竟是不是存在可以触摸的模式,而是有没有一种模式在历史的进程中占据主导的地位。你完全可以在相信前者的同时而不鄙弃后者。为什么各自重叠的不同历史模式一定要统一为一体呢?怎么可能用一套统一的理论来解释如此千变万化的人类历史呢?如果我们要为人类从穴居走向资本主义的历程寻找一个最主要的推动力的话,那么物质利益显然要强于饮食、利他主义精神、撑竿跳或者行星合相。但这个答案还是太过单薄,无法令人满意。
如果这个答案足以打动马克思?那是因为他认为,历史其实绝?像它看上去的那么丰富多样。历史的真相比我们看到的表象要单调的多。历史中的确存在一种整体性,但这种整体性并非像小说《荒凉山庄》①或者电影《正午》②中情节的连贯性那样令我们如痴如醉。贯穿人类历史的是物质的匮乏、强迫劳役、暴力和剥削。而且虽然这些内容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可能体现为不同的形式,但人类有史以来的所有文明都是以它们为基础建立的。正是这种令人厌恶的单调轮回使人类的历史具有了极强的整体性(甚至是过强的整体性)。这的确堪称宏大叙事,但如果这种整体性比现在还要强的话,那就不得不?是我们人类的悲哀了。正如西奥多?阿多诺所说:“从古至今唯一保持不变的——可能偶有例外——就是痛苦的绝对性。”历史的宏大叙事绝非进步、理性或者启蒙。难怪阿多诺会用“从弹弓到原子弹”来概括这一段令人心碎的悲情故事①。
①《荒凉山庄》是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作品,通过描写一桩神秘的财产诉讼案,展现了人性的贪婪,并揭露了当时英国司法制度的弊病。
②《正午》,美国于一九五二年上映的影片。影片中的时间与真实世界中的时间步调一致。
人类的历史充斥着暴力、强迫劳役和剥削,而这正是因为这些都是人类?史的基础。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这些现象能在人类历史上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是因为它们与人类的肉体生存息息相关。无论是暴力、强迫劳役还是剥削,都并非偶然发生的事件,而是我们延续自身物质存在方式的长期特征。我们在这里讨论的并不是那些零星爆发的野蛮兽性或者侵略行为。如果这些现象存在什么必要性的话,那就是因为它们都植根于人类生产和再造其物质生活的体系结构中。即便如此,没有任何马克思主义者会天真地以为世间的万事万物都是由这些力量塑造的。因为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无论是伤寒病、马尾辫、开怀大笑、苏菲主义②、马太③?难,还是将脚趾甲涂成异域情调的紫罗兰色,就都成了某种经济力量的反映。我们也就无法理解那些没有直接经济动因的战争或者没有提到阶级斗争的艺术作品了。
①西奥多?阿多诺,《否定辩证法》(伦敦,1966年,第320页)。
②苏菲主义是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最初源自《古兰经》中的某些经文和穆罕默德?神秘体验,提倡给伊斯兰教信仰赋予神秘的奥义,并奉行苦行禁欲的修行方式。
③马太(Matthew),《圣经》人物,耶稣十二使徒之一。
马克思的某些作品会让人有这样的感觉:即政治不过是经济的反映。但同时,他在对很多历史事件背后的社会、政治和军事动因进行研究时,却没有说这些动因只是深层次经济因素的表现。物质的力量有时的确可以直接对政治、艺术和社会生活施加影响。但大多数时候,物质因素的影响往往更加长期而隐蔽。有些情况下,物质因素只在部分程度上对历史进程产生影响,而另外一些情况下?物质因素的影响几乎可以?略不计。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跟我喜欢什么样的领结有什么关系呢?它又是怎样决定悬挂式滑翔运动或者十二小节蓝调音乐的呢?
所以说,马克思主义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并非还原论。政治、文化、科学、观念和社会存在并非仅仅是经济因素改头换面后的表象,正如人的理性也并非像某些神经科学家所认为的那样只是人类大脑活动的反映。无论是政治、文化、科学,还是社会观念和社会存在,都有着各自不同的现实情况,都沿着不同的道路发展沿革,也都依照着各自的内在逻辑运行不息。它们并非某种外在事物的苍白倒影,而是?断有力地塑造着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正如我们稍后还将提到的那样,经济基础与社会上层建筑之间的互动不是单向的。那么如果我们在这里讨论的不是某种机械的决定论,那我们所说的又是怎样的一种主张呢?难道是一种政治上毫无作为的泛泛而谈吗?
马克思是唯物主义者。他认为除了物质,什么都不存在。他对人类精神层面毫无兴趣,认为意识仅仅是对物质世界的反映。他极端蔑视宗教,认为道德是一个??达目的不择手段”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完全无视人性中那些最可贵的东西,将人简化为被动地受客观环境所左右的物质材料。马克思对人性的认识如此冷酷,也就不难理解斯大林这样的马克思主义信徒们犯下的暴行了。
组成这个世界的是物质、精神还是鲜奶酪,对于马克思来说不是个问题。马克思对这种宏大的抽象问题颇为不屑,并且尖锐地将其斥为无聊的信口开河。作为现代最激烈的批判者之一,马克思十分厌恶那些异想天开的复杂理念。许多人认为马克思是一位冷酷无情的理论家;但他们或许忘记了,马克思还是一位浪漫主义的思想家,他以怀疑的眼光?待抽象的概念,对具体事物则满怀热情。在他看来,抽象事物简单且毫无特色;唯有具体的事物,才是丰富、复杂的。因此,无论他如何理解唯物主义,他都绝不会围绕着“世界是由何组成的”这一问题来思考。
但是,这正是十八世纪启蒙运动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对唯物主义的理解。他们中的一些人认为,人只不过是物质世界的机械功能。然而,马克思本人认为这种思想是纯粹的意识形态。它把世间男男女女都置于一种被动的状态中。人的思想被视为一张白纸,从外部物质世界获得感官印象,再由这些印象形成观念。因此,如果能以某种方式操控这些印象,?其?生出“正确的”观点,人类社会就能稳步迈向完美状态。这样的说法听起来虽然不错,但是其动机却十分可疑。持这种思想的恰恰是中产阶级思想家中的所谓精英。他们提倡个人主义、私有财产、自由市场,以及正义、自由与人权。他们希望用这种改变思想的方法,以一种慈父般的方式影响普通人的行为。很难想象马克思能认同这样一种唯物主义。
当然,这并非马克思之前唯物主义哲学的全部内涵。然而,在马克思看来,它是一种与中产阶级命运息息相关的思维方式。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其他著作中所阐述的那样,他自己对唯物主有?完全不同的理解,而且他也充分意识到了这一事实。他知道,他正在打破旧的唯物主义,并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事物。对于马克思而言,唯物主义的出发点应该是人类的真实属性,而不是我们可望而不可及的某种模糊的理想状态。我们首先是一种客观的、物质的,并且具有形体的存在。其他的或可能的属性都不能脱离这一基本事实。
马克思大胆驳斥了中产阶级唯物主义所宣扬的被动的人类这一说法,并创造性地强调了人类的能动性。所有的哲学都必须源自这样一个前提:无论人类还有什么别的属性,他们首先是能动的。人类通过改变周围物质环境而实现?我的改造。他们并非历史、物质,抑或精神的附庸,而是具有自主能动性,能够创造自身历史的生物。这意味着,相比于启蒙时期的知识精英主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民主的。只有通过大多数人集体的实践活动,才有可能改变那些支配我们生活的思想观念,因为这些思想深植于我们的实际行为之中。
从这个意义上讲,与其说马克思是一位哲学家,倒不如说他是一位反哲学家。事实上,埃蒂安?巴利巴尔①认为,马克思“或许是现代最伟大的反哲学家。”反哲学家指的是那些对哲学抱有警惕之心的人——或许布拉德?皮特②也抱有这种想法,但反哲学家的不?是出?一些更有哲学趣味的原因。他们用观念质疑观念,而且虽然他们大多数情况下都保持着完全的理性,但他们往往不相信理性是这个世界最终的归宿。费尔巴哈(马克思的某些唯物主义观点就是从他那里学到的)认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必须从其对立面——也就是非哲学开始,而哲学家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人类身上有一些东西是无法用哲学的观点考量的,是与哲学和抽象思维完全相对立的”。他还评论道:“是人在思考,而不是自我或者理性。”正如阿尔弗雷德?施密特①所指出的:“任何主观理论都必须以这样一个认识为前:人是一种有需要、有感性,具有生理特征的存在。”换句话说,人类的意识是有形的——这并不是说,它仅仅是躯体而已。它表明在某种意义上,身体总处于未完成的、开放的状态,总能够从事更具创造性的活动。
①埃蒂安?巴利巴尔(Etienne Balibar,1942- ),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
②布拉德?皮特(Brad Pitt,1963- ),美国演员,电影制片人。
①阿尔弗雷德?施密特(Alfred Schmidt,1931- ),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
也就是说,我们思考的方式源于我们的动物属性。我们的思想之所以具有延续性,也是因为我们的身体构成和感知这个世界的方式。哲学家有时怀疑,机器是否也会思考。或许机器确实能思考,但它的思考方式肯定与我们完全不同。这是因为机器的物质构成跟我们截然不同:没有身体方面的需求,也不像人类那样拥有跟这种需求密不可分的情感生活。人类的思想离不开感官、实践和情感因素。正因为这一点,倘若机器真能思考,人类或许无法理解它们?想法。
从某种意义上讲,那种被马克思彻底摒弃的唯物主义哲学不过是一种空想;而它所描绘的世界只是一个被动、孤立而没有实体的人类主体,冷漠地审视着一个孤立的客观存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马克思不认同这样的主体;同时他坚持认为,人类认知的客体并非永恒不变或既定的事物,而更有可能是人类自身历史活动的产物。因此,我们必须将主体视作一种实践,并把客观世界重新定位为人类实践的产物,而这就意味着客观世界在原则上是可以被改变的。
先把人类视为积极的、实践的存在,并以此为前提考察人类的思想,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解一些令很多哲学家困扰不?的问题。相对于那些从远处悠闲地思量世界的人,为改造世界而努力的人们更深刻地了解这个世界物质性的存在。事实上,怀疑论者本身的生存也依赖于这个世界的物质性。倘若没有一个供养他们的物质世界,他们就不复存在了,他们的疑虑也将与他们一道灭亡。那些认为人类在现实面前被动无助的人们,或许也有理由质疑这样一个世界的存在。这是因为我们往往是通过体验事物对我们需要的抗拒,来确认事物的存在,而这种体验的获得主要来自实践。
哲学家也曾就“他者的头脑”提出疑问。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碰到的人拥有像?们一样的头脑呢?唯物主义者会回答说,要是他们的头脑与我们的不同,我们可能连提出这个问题的机会都没有了。倘若没有社会合作,也就不可能存在维持我们生命的物质生产;而我们所说的“头脑”最主要的功能在于帮助我们与他人交流。同时,“头脑”一词描述的是人体特定部分所进行的具有创造性的、有意义的沟通行为。我们不需要窥探他人的大脑,或者用线将他们的头与机器连在一起,就可以知道他们是否也具备这种神秘的东西。我们只需观察他们的行为就可以了。意识并非某种高深莫测的神秘现象,而是我们能看到、听到并处理的事物。人体由物质组?,但组成人体的这种物质的特?之处就在于它具有独特的创造性和表现力,而我们所称的“头脑”,指的就是这种创造力。所谓人类的理性,其实就是说,他们的行为揭示了一种有意义的模式。启蒙时期的唯物主义者将世界归结为一团死气沉沉、毫无意义的物质,他们因此受到批评也实属正常。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恰恰与之相反。
唯物主义者对怀疑论者的反驳还显得力度不够。毕竟怀疑论者总是可以辩称,我们对社会合作的体验,或者我们感受到的世界对我们意志的抵抗,本身都是不可信任的。这些事情或许仅仅是我们的凭空想象。但如果我们能以唯物主义?神看待这样的问题,就能够获得全新的见解。比如,我可以看到那些将无形的头脑贯穿于他们论证始终的知识分子,无法理解一个人的头脑与身体之间、或者头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这或许是因为这些人认为在头脑与世界之间存在一种隔阂。这颇具讽刺意味,因为导致这种看法的,往往就是世界影响他们自己头脑的方式。知识分子本来就是一个有点远离物质世界的群体。只有依靠社会的物质盈余,才有可能产生诸如牧师、圣贤、艺术家、顾问和牛津大学教授这样的专业精英。
柏拉图认为,哲学的产生需要一个有闲的贵族精英阶层。如果每个人都不得不工作?能维系社会生活运转,那么文学?龙和学术团体这样的机构就不可能存在。象牙塔将会如部落文化中的保龄球馆那般稀有(在发达社会中,象牙塔也同样稀有,因为大学已变成了公司资本主义的附庸)。由于知识分子不需要像砌砖工那样劳作,他们就可以认为他们自身以及他们的思想是独立于社会其他部分而存在的,而这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意识形态”一词涵盖的众多事物之一。这种人往往看不到,他们跟社会之间的距离本身就是社会的产物。思想独立于现实这一偏见,其本身也是由社会现实形成的。
在马克思看来,我们的思想是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成的,这是由我们的身体需要所决定的物质必需。有人或许会提出,思考本身也是一种物质必需。思考和我们的身体冲动密切相关,这也是尼采和弗洛伊德的观点。意识是人类自身和物质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它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马克思写道,人性是由物质世界“确定的”,因为只有跟物质世界进行接触,我们才能利用自己的力量,证实物质世界的存在。正是现实的他者性以及现实对我们意志的抵抗,第一次让我们拥有了自我意识,而这首先意味着意识到他者的存在。正是因为有了他者的存在,我们才得以成为我们自己。个人身份是社会的产物。不可能只存在?个孤立的个人,就如同不可能仅有?个数字一样。
然而,与此同时,我们应该意识到这种现实是我们自己亲手劳动的产物。看不到这一点,而把现实视为某种自然的、无法解释的、独立于我们自己活动的事物,就是马克思所称的异化。在马克思看来,所谓“异化”就是这样一种情况:我们忘记了历史是我们所创造的,反而逐渐被历史所掌控,犹如被一股异类的力量所操纵。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①写道:于马克思而言,世界的客观性“植根于以行动为导向的人类的身体组织之中。”
①于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1929- ),德国哲学家,社学家。
从某种意义上说,意识总是“晚出现的”,正如孩子并非天生就具有理性一样。甚至在我们开始反思前,我们就已经处于一个物质的背景之下;不管我们的思想多么抽象,多么理论化,它都是完完全全由这个事实塑造的。唯心主义忘记了实践是我们思想的根基。如果我们的思想脱离了实践的土壤,就有可能产生“是思考创造了现实”这样的错觉。
所以马克思认为,我们的理想思考与物质生活密切相连。人类的感官代表了两者之间的界限。相比之下,在一些唯心主义哲学家眼中,“物质”是一回事,“思想”或“精神”是另一回事。马克思认为,人的身体——或者更确切地说,人体的活动——就是对这种说法的驳斥。实践显然是物质的,但不可分割的一面,它也是有意义、有价值、有目标、有主观动机的。实践活动正是“主观”与“客观”的结合。以前的一些思想家认为头脑是积极的,感官是被动的。马克思却认为,人类的感官自身就是积极地与现实接触的一种形式。它们是人类长期与物质世界互动的结果。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这样写道:“五感的培养,是之前所有历史的成果。”
洛克①和休谟②等思想家从感官开始研究;与之相反,马克思则探究感官本身源自何方。答案或许是这样:我们的生理需求是历史的基础。我们拥有历史,因为我们是需要源源不断获取物质的生物。而就这个意义而言,历史对我们来说就是本然的状态。在马克思看来,自然和历史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然而,当我们的需求卷入历史之中时,它们也在不断变化。比如,在满足某种需要的同时,我们发现自己又在创造新的需求。整个过程也不断塑造并完善着我们的感官生活。所有这一切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我们不仅满足基本需求还有其他的欲望,不过欲望这一部分是弗洛伊德的专攻,就与本书主旨无关了。
①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英国哲学家,被誉为自由主义之父。
②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苏格兰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一部完整的人类的故事。事实上,这个故事就是我们自己。动物没有欲望,不能从事复杂劳动或者进行复杂的沟通。它们所能做的只是不停地重复自己之前的行为,而它们的生活是由自然周期所决定的。动物的意识里并没有马克思所谓的“自由”的概念。在马克思看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自主能力是人类的本质特征,但历史上绝大多数人都无法行使这一能力。他们根本没有条件成为一个完整的人。相反,他们的生活基本上被沉闷的阶级社会周期所左右。为什么会这样,以及如何予以矫正,是马克思工作的全部内涵。这涉及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如何在满足生理需求的基础之上,获得自由。这意味着我们不再像獾那样的动物,而更像我们自己。马克思唯一的目的,就是让所有人都获得自由。一旦我们都进入了自由的国度,我们就得自食其力,马克思主义的使命也就结束了。若非如此,怎能算是自由?
如此说来,只要仔细观察人类实际行动的方式,就可以避免哲学家的二元论。从某种意义上说,人体就是一种物质客体,部分属于自然,部分属于历史。但它是一种独特的客体,与白菜和煤桶完全不同。一方面,它有能力改变自身处境;另一方面它也能把自然转变为自身的某种延伸,这是煤桶所做不到的。人类的劳动把自然转化为我们身体的延伸,这就是我们所知的文明。人类社会的所有机构,从艺术画廊到鸦片烟馆,从赌场到世界卫生组织,都是具有生产性的身体的延伸。
同时,它们也是人类意识的体现。马克思曾写道,所谓的“工业”就是“一本打开的人类意识之书,是以感官察觉到的人类心理”,而马克思这里提到的“工业”使用的是最广泛的意义。身体之所以能做这些事情,是因为它拥有超越自己的能力——改造自身与它所处的环境,并与同类建立复杂的关系。这个开放式的过程就是我们所知的历史,而做不到这一点的人体就是我们所称的尸体。
马克思主义最为过时之处在于它过分痴迷于乏味的阶级问题。马克思主义者似乎没有注意到,自马克思写作的那个年代以来,社会阶?的图景已变得面目全非。特别是,他们甜蜜幻想着即将带来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在我们生活的社会中,阶级问题越来越没有意义,社会流动性越来越大,谈论阶级斗争就犹如讨论在火刑柱上烧死异教徒那样荒谬。具有革命精神的工人,就犹如邪恶的资本家,不过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凭空想象。
我们已经看到,马克思主义者不相信乌托邦。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会仅仅因为如今的首席执行官可能会穿运动鞋、听“暴力反抗机器”①、希望员工赞其可爱,就相信社会阶级会从地球表面一扫而光。马克思主义中的“阶级”并非是以风格、地位、收入?口音、职业或墙上挂的是鸭子还是名画来定义的。几个世纪以来,怀抱社会主义理想的人们努力抗争,有时甚至付出了生命,并不仅仅是为了终结一种势利的态度。
“阶级优越论”这一奇妙的美国概念似乎暗示,阶级主要是一个态度问题。中产阶级应该停止蔑视工人阶级,就如同白人不应该感觉比非洲裔美国人更优越一样。但马克思主义关注的不是人们的态度。阶级之于马克思,就如同德行之于亚里士多德,并不是“你感觉如何”,而是“你在做什么”。阶级问题谈论的是你在某一特定生产模式中所处的位置——你是奴隶、农民、佃户、资本拥有者、融资?、劳力出售者,还是一位小业主。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因为伊顿公学的学生们说话时开始不发“h”音,或者皇室贵族在夜总会外面的阴沟里呕吐,或者一些更古老的阶级区分形式已经被一种名为金钱的万能溶剂搞得模糊不清而宣告破产。欧洲贵族以亲近米克?贾格尔②为荣这一事实,也并不意味着一个无阶级社会即将来临。
①暴力反抗机器(Rage Against the Machine),美国一支重金属摇滚乐队,组建于一九 九一年。
②米克?贾格尔(Mick Jagger,1943- ),英国音乐家,词曲作家,滚石乐队主唱。
许多人都在说工人阶级已经消失。然而,在我们谈论这个主题之前,设想一下如果传统的高级资产阶级和中上层阶级没有预兆地离去,又会怎么样呢?正如佩里?安德森①所指,马塞尔?普鲁斯特和托马斯?曼等小说家笔下那些令人难忘的主人公现在几乎绝迹。安德森写道:“总的说来,波德莱尔、马克思、易卜生、兰波、格罗茨、布莱希特,甚至萨特或奥哈拉所了解的那种资产阶级,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然而,听闻这个讣告之后,社会主义者也大可不必过分激动。因为安德森接着写道,“过去那种牢固的圆形剧场不过是变成了一个造型瞬息变化的水族馆——项目经理人、审计师、当代资本的投资者和?理者,他们都在支撑着一个没有固定的社会身份的金钱世界。”阶级的构成一直在改变,但这并不意味着阶级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①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1938- ),英国左派学者,历史学家。
混淆差异、破坏等级,把最多样化的生活形式杂乱无章地混合在一起,这符合资本主义的性质。没有哪种生活形式比资本主义更加多元化。当涉及谁应该被剥削时,这个体制显示出令人钦佩的平均主义。它像最虔诚的后现代主义者那样反对等级,像最热切的圣公会牧师那样慷慨地包容。它处心积虑地不落下一个人。只要有利可图,黑人和白人、男人和女人、幼儿和老人、韦克菲尔德的街区和苏门答腊的农村,都会受到无可挑剔的公正对待。但造就了这种平等的是商品形式,而不是社会主义。商品不会核实其潜在消费者在哪里上学,或者是否把“basin”(脸盆)读成“bison”(野牛)。它所施加的,正是马克思坚决反对的那种统一性。
高级资本主义能孕育出无阶级的幻觉,其实一点也不意外。这不仅仅是正面表象(资本主义将其真实的不平等掩藏在它的背后),它更具有野兽的本性。即便如此,现代办公室中亲善的随意着装,跟财富权势差距比以往更大的全球体系之间的鲜明对比,依然耐人寻味。在某些经济部门,老式的等级结构或许已经让位于以去中心化、网络化、团队导向、信息充足、直呼其名和开口衫为特征的组织形式。但跟以前相比,资本集中度更高了,赤贫和无产者的人数每个小时都在激增。虽然首席执行官们穿上了牛仔裤和运动鞋,但这个星球上每天都有十亿人在挨饿。南方国家的大多数特大城市都是疾病横行、过度拥挤、臭气熏天的贫民窟,而约三分之一的全球城市人口居住在贫民窟内。城市穷人至少占据世界一半人口。与此同时,就在世界的命运正被少数只对其股东负责的西方公司所把持的时候,一些西方人士却以传道士般的热情向世界散播自由民主。
即便如此,马克思主义者也并非简单如反对狩猎或吸烟那样“反对”资产阶级。我们已经看到,没有哪个人比马克思本人更加钦佩资?阶级的辉煌成就。这些成就——坚决反对政治专制、财富的大量积累(并由此带来实现普遍繁荣的前景)、尊重个体、公民自由、民主权利、真正的国际社会等等——正是社会主义自身建设的必要基础。阶级历史是用来应用的,不会被简单地抛弃。事实已经证明,资本主义既是一股灾难性的力量,也是一股解放性的力量。正是马克思,而不是别的政治理论家,试图审慎而明智地描述资本主义。这跟一面盲目歌颂,一面尖锐谴责的做法形成鲜明对照。然而,资本主义赋予世界的众多成就之一就是工人阶级——资本主义为了自身利益而培养起来,却终将取代资产阶级的?股社会力量。这就是马克思历史观的核心具有讽刺意味的原因所在,资本主义秩序生下自己的掘墓人这一景象颇具黑色幽默色彩。
马克思主义并不是因为看到劳动者身上具有某种灿烂的美德才聚焦于工人阶级的。盗贼和银行家也在辛苦打拼,但马克思并不是以声援他们而著称(然而,他曾经写过入室行窃的故事,对他自己的经济理论进行了精彩的嘲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马克思主义想尽可能地废除劳动。它也并不是因为工人阶级所经受的苦难而赋予其如此重大的政治意义。有许多群体经常比普通工人更加贫困,比如游民、学生、难民、老年人、失业者?长期无法找到工作的人。马克思对工人阶级的兴趣,不会因为工人们已经拥有了室内浴室和彩色电视机而中止。工人阶级最具决定性意义的一面在于,他们在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中所处的位置。唯有那些身处体制内部,熟悉其运作,被体制组织成有技术和政治意识的集体力量,虽为体制的成功运行不可或缺,却可以通过推翻现有体制获得实在利益的人,才有可能成功接管它,并本着为每个人谋利益的目的来运营它。没有哪位好心的家长式统治者或外部鼓动者能为他们做到这一点;这也就是说,马克思对工人阶级(在他那个时代,工人阶级占据了大多数人口)的关注,?其对民主的深深崇敬是不可分割的。
马克思之所以赋予工人阶级如此大的重要性,原因之一在于,他认为工人阶级是全人类解放事业的传播者:
要形成一个被彻底的锁链束缚着的阶级,即形成一个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一个由于自己受的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这个阶级并不要求享有任何一种特殊权利,因为它的痛苦不是特殊的无权,而是一般无权,它不能再求助于历史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权……总之是这样一个领域,它本身表现了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恢复才能恢复自己。这个会解体的结果,作为一个特殊的等级来说,就是无产阶级。
马克思主义者倡导的是暴力的政治斗争。他们拒绝了温和渐进式的变革道路,选择了通过制造血腥和混乱达成目标的革命方式。一小撮起义者揭竿而起,推翻旧政权并将自己的愿望强加给大多数人。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与民主制度势不两立的原因之一。马克思主义者轻蔑地认为,道德不过是一种意识形态,因此完全不会因为他们荼毒生灵的整治行动而感到不安。马克思主义者的信条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就算这个过程会带来无数牺牲也在所不惜。
革命通常伴随着暴力和混乱的图景。这与我们意识中温和、渐进形象的社会改革形成了鲜明对比。但这种看法实际上是错误的。许多改革在成功的道路上无所不用其极,唯独缺少和平。美国的民权运动就是这样一场改革,它与革命相去甚远,但与死亡、殴打、滥用私刑和残酷镇压却又如此之近。十八至十九世纪是拉丁美洲努力脱离殖民统治争取自由的时期,而当时进行的自由主义改革过程中也引发了暴力社会冲突。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些革命的过程反而相当平和。天鹅绒革命①和暴力革命都是革命可能的形态。一九一六年的都柏林起义伤亡甚少,却成功地使爱尔兰的一部分获得了独立。一九一七年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也并没有多少流血牺牲。事实上占领莫斯科关键要地的过程中并没有发一枪一炮。由于一般民众对起义者的支持形成了压倒性的力量,用艾萨克?多伊彻的话说,旧政府“只是被轻推了一把就灰飞烟灭了”②。而时过境迁,当七十年后前苏联解体时,这片有着残酷斗争史的广袤国度却轻易倒下了,甚至比其创立之时流的血还少得多。
①“天鹅绒革命”,狭义上是指捷克斯洛伐克于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东欧剧变时期)发生的民主化革命。从广义上讲,天鹅绒革命是与暴力革命相对比而来的,指没有经过大规模的暴力冲突就实现了政权更迭,如天鹅绒般平和柔滑,故得名。二十一世纪初期一系列发生在中欧、东欧独联体国家亲美化的颜色革命基本上都是属于广义的“天鹅绒革命”类型。
②艾萨克?多伊彻,《斯大林》(哈蒙兹沃思,1968年,第173页)。
的确,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之后,血腥的内战便接踵而至。但这恰恰是因为右翼势力和外国侵略者对共产主义新秩序展开了野蛮进攻。英国和法国直接在幕后支持着反革命的白军。
马克思主义并不以暴力程度为标准来定义革命,也并不认为只有举国动荡才是革命应有的状态。俄国并非在一夜之间废除市场经济,实现全部工业国有化的。市场经济和私有制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后很长时间内都还保留着,多数布尔什维克人都是以一种渐进精神来终结这些旧秩序的。党内左派也是以相似的路线解决农民问题的。集体农庄制并?是想象中的那样以武力逼迫的形式实现,整个过程主要依靠循序渐进的方式协商解决。
一场革命通常需要长期的酝酿,最终也许历经百年才能实现目标。欧洲中产阶级废除封建制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达成的。夺取政权只是朝夕之功,但整个社会传统、制度、情感习惯的转变是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政府固然可以通过一纸政令强制工业社会主义化,可是仅靠立法是不可能让任何人的想法和行为截然不同于他们的祖辈的。人的变化只有通过长期教育和文化熏陶才能实现。
那些质疑这种改变可能性的人,应该先好好观察一下自己所处的这个社会。因为我?生活其中的当代英国本身就是一个长期革命的产物,这场革命最早可以上溯至十七世纪,而革命成功的一个主要标志就是多数人都不会意识到我们的社会也源于革命。成功的革命会抹去自身经历的所有印记。这样做的结果使人们认为,革命带来的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的自然。这有点类似婴儿降生:为了使自己看上去更“正常”,我们通常都会忘记自己降生时所经历的痛苦和恐惧。原初的起点往往是痛苦的,人如此,政权也不例外。马克思提醒我们,现代英国的资本就建立于对由农民转变而成的无产阶级的剥削之上,每一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正因为如此,果马克思能“有幸”见证斯大林的苏联如何强行将农民赶进城市,他一定会惊骇不已。多数政权都是通过革命、侵略、占领、篡夺或者(比如美国)灭亡他国建立起来的。这些国家也都成功地从本国公民头脑中抹去了这段血腥的历史。像以色列和北爱尔兰这样的国家建国时间不长,还来不及抹去那些不光彩的记忆,因而也难以避免地饱受政治纷争的困扰。
①容克地主:原泛指无骑士称号的贵族子弟,后来专指以普鲁士为代表的德意志东部地区的贵族地主,在德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时期容克地主长期垄断军政要职,是德国军国主义政策的主要支持者。
保守派说,所有的革命不是以失败收场,就是以恢复旧有的社会秩序告终;它们只会将事情变得更糟,最终让人骨肉相残。但事实是如果没有那场革命的盖世奇功,也就没有今天的我们;明白了这一点,保守派的无理指责也就不攻自破了。法国的封建贵族或者德国的容克地主①并没有复辟;虽然英国保留了较多的封建残余(比如上议院和黑杖侍卫),但这很大程度是因为保留这些能够使中产阶级的统治更牢固。像君主制一样,这些残余散发着一种神秘力量,能让人们保持一颗敬畏之心。不过多数英国人也并不觉得安德鲁王子①周身环绕着神秘与魅力,这也许能够说明,存在着更加可靠的树立权威的方式。
①安德鲁王子(Prince Andrew,1960-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次子,约克公爵,英国第四顺位王位继承人。
时下,无疑多数西方人声称自己的立场是反对革命的。这其实意味着他们反对某些形式的革命,却偏爱另一些形式的革命。革命和吃饭一样,谁都觉得别人碗里的更好。这些人大都会无条件赞成十八世纪末推翻英国统治的美国独立战争,赞成爱尔兰、印度、肯尼亚、马来西亚这种殖民地的独立。但他们却又大都?会为前苏联解体而流泪。斯巴达克斯起义或是美国南方奴隶起义应该更符合他们的胃口。可他们所支持的这些却恰恰都是暴力革命——其中的一些与布尔什维克革命相比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既然如此,那为什么人们不肯更坦白地承认自己排斥的不是革命,而仅仅是不喜欢社会主义革命而已?
我们也必须承认,有一小部分人是和平主义者,他们排斥一切形式的暴力。他们的勇气和原则性虽然常常要承受公众的指责,可他们确实是更可爱的人。不过和平主义者不仅仅是憎恨暴力这么简单。毕竟除了少数施虐狂和精神变态者之外,所有人都反对暴力。那种仅仅柳称对战争深恶痛绝的“和平主义”根本不值一论。因为那种每个人都认同的观点就算再有道理,也只能用“无聊”二字形容。真正值得我们驳斥的是那种反对一切暴力的绝对和平主义者。他们不仅排斥战争或者革命,也反对击昏一名持枪的逃犯以拯救一群小孩子的生命。如果一个老师在有能力制止逃犯的时候因为自己的和平主义信仰而袖手旁观,那么他根本没法向孩子家长们交代。不客气地说,和平主义简直就是没有道德底线。极端或者特殊情况下所使用的暴力被公认为是可以接受的。连美国宪法都许可武装反抗侵占行为。不过这种攻击行为受到了一些严格的限制?行为的目的首先必须是防卫;必须是用尽一切手段之后的不得已之举;必须是要制止某些穷凶极恶的行为;不得过当;必须有胜算;不得殃及其他无辜者等等。
马克思主义充满血雨腥风的短暂历程中的确包括不少可怕的暴力。然而,如同我们已经看到的,今天很少有马克思主义者会尽力为那些可怕的暴力辩护,但有许多非马克思主义者会为广岛和德累斯顿的毁灭①而叫好。资本主义的罪行又是什么?一战时的帝国们出于对土地的渴望,将工人阶级士兵送上战场,在一场场血战中无谓地送死,这不是资本主义的罪行吗?除了众所周知的那些历史,资本主义的?史上还充满了全球战争、殖民掠夺、种族灭绝和本可避免的饥荒。如果说歪曲的马克思主义产生了斯大林式国家,极端的资本主义则孕育了法西斯国家。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爱尔兰大饥荒导致百万人失去了生命,而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英国政府在救济措施不力的情况下还要坚持自由市场规律的照常运行。众所周知,英国的资本力量曾长期、血腥地将农民从自己的土地上赶走,而马克思在写到这种行为时毫不掩饰自己的愤怒。这种暴力征地的历史就掩藏于英国宁静的乡村景象之下。与这种长期而又骇人的场景相比,古巴革命简直就像一场茶会那样简单。
①岛和德累斯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破坏最严重的两个城市。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美国空军在广岛上空投掷了原子弹,使广岛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被原子弹严重破坏的城市。德累斯顿是德国萨克森州首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该市遭到盟军的大规模空袭,几被夷为平地。
马克思主义主张建立全面强大的国家。在这样的国家里不存在私有制,社会主义革命以专政集权的方式领导,这种方式将会彻底消除?人自由。所有这些都是已经付诸实践的马克思主义,过去是这样,将来恐怕也不会变。这就是马克思主义逻辑的一部分:人民让位于政党,政党让位于国家,国家则听命于一个铁腕的领袖。自由民主也许并不完美,但至少人们不会因为批评专制政府就被关进精神病院。
马克思坚决反对国家。其实他期待着国家消亡的日子。批评者们也许觉得他的愿望完全是在痴人说梦,但是他们却无法给马克思戴上“专制政府狂热者”的帽子。
与现实不同的是,马克思本人其实并没有寄望于一个乌有之乡。在他构想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并没有摒弃以中央管理的方式建立?家的理念。任何一个复杂的现代文明都需要这种方式。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中始终贯穿着一种理念:日常行为源自所有集体的本性,国家作为一个管理的主体仍将存在。马克思所希望的,是作为暴力工具的国家能够消亡。如同他在《共产党宣言》中写到的,共产主义之下的公共权力会失去其政治属性。与同时代的无政府主义不同,马克思坚持认为只有做到这一点,国家才会消亡。应该废除的是那些为统治阶级提供支持的某种特定权力。“国家公园”和“驾驶员考试中心”这样的机构则依然存在。
马克思以一种冷静的、现实主义的眼光审视着“国家”一存在。国家并非一种中立的政治组织,不会小心翼翼、公正无私地处理社会上的利益冲突。在解决劳资纠纷时,国家也做不到哪怕最低限度的客观公正。发动反对资本的革命这种事显然不归国家管。国家存在的意义就是保卫现存社会秩序,管束试图改变它秩序的人。如果这种秩序天生就含有不公正性,那么国家也会相应地出现不公正。马克思寻求并试图终结的正是这种不公正,而不是“国家剧院”或者“警察实验室”这种具体事物。
“有党派偏向的国家也没什么不好的。”这样想的人一定没参与最近举行的政治集会活动。自由国家在资本主义及其批评者?间保持中立,直到批评的声音开始明显占据上风才出手干涉。这时他们就要面对国家手中的高压水枪和准军事化部队,实在不行还有坦克。国家是暴力的,这毋庸置疑。但暴力为谁服务?马克思不过是给出了一种新答案。虽然真心相信国家的公正无私是一种过度的乐观,但我们有理由希望人终有一天能与国家和平共处。其实不止是大众对此抱有怀疑态度,连国家本身在某种程度上都不相信自己是完全公正无私的。警察殴打罢工工人或是和平示威者的时候,从不在乎自己是否中立。包括工党政府在内的所有政府都难掩他们对工人运动的敌意。正如雅克?朗希埃所说的,“马克思曾有过一个听起来很可恶的论断——政府会成为国际资本商业运作的代理人。现在‘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一同接受了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政治和资本管理混为一谈,恬不知耻地躲在‘民主’这面大旗之下;正是这种公开宣称的事实情况,我们的政府才获得了合法性。”
不过这并不是说我们能够完全抛弃警察、法庭、监狱和各种准军事组织。尤其是准军事组织,他们可以帮助我们对付那些手握化学武器甚至核武器的恐怖分子,而越是热爱空想的左派就越明白这一现实。不是所有国家暴力行为都以维持现状为目的。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将国家的有特定阶级倾向和阶级中立的两种功能进行过对比。警察制止了种族主义暴徒将一名亚洲青年打死,这种行为并不带有资本主义色彩。只要有自由的地方就会有对自由的侵犯;有些侵犯行为太过严重,我们为了保护他人的安全而不得不把侵犯者关押起来。监狱并不仅仅是为了关押被剥夺权利的犯人的地方。
没有证据表明马克思会拒绝这些说法。实际上,马克思认为国家可以变为有益的强大力量。这也是他为什么一度全力支持立法以改善?多利亚时期英国的社会状况。经营收养遗弃儿童的福利机构和让所有车辆在道路同侧行驶一样都无法体现国家的控制力。马克思嗤之以鼻的,是那种认为一个国家能够让不同群体、不同阶级的人和谐共处、团结一致的神话。在他看来,离心力总要强于向心力。始于促进社会和谐的努力,最终却满足统治阶级的利益。无私的外表之下深藏着竞争的意图。国家体制将“新的桎梏给予穷人,新的力量赋予富人……财富分配方式和不平等的状态永远固定下来;巧取豪夺变成了合法权利;为了少数野心家的私利,让其他所有人都陷入长期劳作、被奴役的悲惨境地。”这并非马?思所说,而是让-雅克?卢梭在他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中提到的。马克思在看待国家权力和阶级特权之间关系这一问题上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是他的看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青年时代的马克思作为黑格尔的信徒,谈论起国家时使用的也是积极肯定的词语。但这是他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的事了,其实直到思想转变后他还坚持否认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
那些探讨和谐与共识的人应当了解一种现实的价值观——产业牧师式的价值观。简单地说就是贪婪的老板和好斗的工人分立两边,中间是苦口婆心、温和公正、行事端正、温言婉语又思想解放的教?,这个和事佬试图弥合两者之间的裂痕。可是为什么通常恪守中庸成了最聪明的呢?为什么我们都希望自身处于中间,他人处于两个极端?一个人认为的温和在有些人看来就是极端主义。谁都不会四处宣扬自己是个狂热分子,就像谁也不会公开声称自己是个拉皮条的。试图让奴隶和奴隶主达成一致,或说服原住民不再抱怨那些密谋将他们种族灭绝的人,这可能吗?种族主义和反种族主义的中间地带在哪里?
过去四十年中,所有引人注目的激进运动都源自马克思主义以外的思想。女权主义、环保主义、同性恋和民族政治、动物权益、反?球化以及和平运动已经超越了马克思主义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陈旧传统,它们所代表的全新的政治激进主义形式也已经将马克思主义远远地甩在后面。马克思主义对于政治激进主义的贡献微乎其微,也无法引起人们的兴趣。政治左派确实依然存在,但是它适合一种后阶级、后工业化的时代。
反资本主义运动是世人公认最活跃的新政治趋势之一,所以很难说反资本主义运动与马克思主义有什么根本性的决裂。无论这种运动如何批判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从马克思主义到反资本主义的转变程度实际并不大。马克思主义与其他激进主义政治倾向之间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与妇女运动的关系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一些男性马克思主义者对性别问题置之不理,或只是想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利用女权主义政治。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很多东西说好听点是洋洋得意地忽视性别差异,说得不好听点就是令人厌恶的家长制作派。但我们也不能因此便以偏概全,像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分离主义女权主义者那样一味自怨自艾。无论是从个人角度还是从政治上,许多男性马克思主义者一直以来都从女权主义那里借鉴了不少经验。而且反过来,马克思主义还充实了女权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几十年前,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的交流正?在最具活力的时期,一系列至关重要的问题被提了出来。①比如马克思忽视的一个重大问题——如何看待家庭内部的劳动?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来看,女性是否形成了一个社会阶级?一个花大力气关注工业生产的理论如何能够懂得儿童保护、消费、性别和家庭的问题?家庭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中心吗?如果有利可图而且能够摆脱家庭,资本主义会将人们驱赶到一个集中营里为其所用吗?(《共产党宣言》曾抨击过中产阶级家庭,而恩格斯就真的将这种观点应用在自己的个人生活中,或许是为了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不推翻阶级社会,女性可能获得自由吗?男?社会的出现要远远早于资本主义,但两者之间有何关系?一些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者认为,只要资本主义制度一日不终结,对女性的压迫就一日不会停止。而另外一些人的看法则看上去更现实一点:资本主义完全可以在放弃这种压迫的情况下维持自身的存在。这部分人认为女性的从属地位并不是资本主义的本质所决定的。但男权社会和阶级社会的历史如此紧密地并存,很难想象一方倒下而另一方仍能安然无恙。
①一系列问题具体参见:朱丽叶特?米切尔,《女人的资本》(哈蒙兹沃思,1971年);谢拉?罗伯特姆、林恩?西格尔、希拉里?韦恩莱特,《?越片段》(纽卡斯尔和伦敦,1979年);L.萨格特,《女性与革命》(蒙特利尔,1981年);米谢勒?巴莱特,《女性压抑现状》(修订版,伦敦,1986年)。
马克思的许多著作都无视性别差异——虽然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归咎于资本主义制度。我们之前提到过,资本主义制度毫不关心性别、民族、血缘之类的问题,它只关心谁能供它剥削或是谁能帮它推销产品。但即便马克思头脑中的工人永远都是男性形象,也并不能一味归咎于资本主义,毕竟马克思是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旧式家长。即使这样,马克思仍然将性生殖关系看作首要的社会关系,他甚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将组建家庭看成是唯一的社会关系。谈到生活本身的生产,也就是“通过劳动创造自己的生活以及通过生育创造新的生命”,马克思认为生殖与物质生产两项宏大的历史叙事相互交织,缺少了任意一项人类历史都会立即停止。人能够创造出的最伟大的东西就是人。人的孕育活动产生了劳动力,而劳动力是任何一种社会制度要维持下去都必不可少的东西。生殖与物质再生产都分别有它们各自的历史,两者难以融为一体。但两者均长期处于冲突和不公正的状态之下,它们各自的受害者在寻求政治解放的问题上有着共同的利益。
恩格斯娶了一位工人阶级姑娘。他通过这种方式把同无产阶级两性间的团结和政治团结同时付诸实践。妇女解放与阶级社会的终结是密不可分的,这就是他的看法(恩格斯的爱人是爱尔兰人,这为他的夫妻关系中增添了反殖民的内容)。恩格斯所著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一部令人印象深刻的社会人类学著作,有瑕疵,也有良好的意愿,但这本书自始至终都没有挑战传统的性别劳动分工,甚至将女性说成是男人拥有的“一流奴隶”。布尔什维克人也同样看重所谓的妇女问题:推翻沙皇的起义以及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选在了一九一七年的国际妇女节这一天。掌权之后,党给予妇女平等权利以及高度的政治优先权,还建立了国际妇女秘书处。秘书处又召开了第一届国际劳动妇女大会,来自二十个国家的代表参加了大会,代表们“向全世界劳动妇女”发出的呼吁将共产主义的目标与妇女解放的目标紧密相连。
①罗伯特?杨(Robert J.C.Young,1950- ),后殖民主义理论家,文化批评家,历史学家。
罗伯特?杨①这样写道:“二?世纪六十年代妇女运动卷土重来之前,只有出自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阵营的男性认为女性平等和其他形式的政治解放一样理所应当,这是一件多么惊人的事实。”①二十世纪早期,只有共产主义运动讨论性别问题,而且性别问题和民族主义、殖民主义这些问题被系统地提出和讨论。杨还指出:“共产主义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确认不同形式的(阶级、性别和殖民主义)统治和剥削之间的相互关联,并提出只有将它们全部消灭才能使每个人都获得自由的政治纲领。”②许多社会主义社会都迫切想要在女性权利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它们中有许多在西方毫无解决这个问的热情时就已经相当重视女性权利了。当性别和两性关系成为问题时,共产主义的行动记录被抹上了严重的污点;即便如此,就如同米歇尔?巴雷特③所说,“并不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者仍然认为,没有哪一种批判思想对妇女压迫问题的观点能像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们那样一针见血。”④
①罗伯特?杨,《后殖民主义:历史的导引》(牛津,2001年,第372-373页)。
②罗伯特?杨,《后殖民主义:历史的导引》(牛津,2001年,第142页)。
③米歇尔?巴雷特(Michèle Barrett),现代文学和文化理论教授,她以一种详尽的方法解释了?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的复杂关系。
④米歇尔?巴雷特,汤姆?博托莫尔编辑,《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牛津,1983年,第190页)。
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坚决支持妇女权利,那它在反殖民运动中也是最积极的倡导者。事实上,在二十世纪的整个上半叶,马克思主义都是反殖民运动最强大的动力源泉。马克思主义者在反殖民主义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和反法西斯主义斗争等现代世界三大政治斗争中总是冲在最前沿。对于大多数第一代反殖民主义战争的理论家来说,马克思为他们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起点。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传播民族平等理念的寥寥数人几乎全是共产主义者。二战后大多数非洲民族主义的来源都是马克思主义或者社会主义,恩克鲁玛①如此,法农②也是如此。多数亚洲共产主义政党也都将民族主义写入了章程。正像朱尔斯?汤森写的那样:
①夸梅?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1909-1972),加纳政治家,首任加纳总统,非洲独立运动领袖,泛非主义主要倡导者之一。
②法农(Frantz Fanon,1925-1961),法国马提尼克作家,心理分析学家,革命家。他是二十世纪研究非殖民化和殖民主义的精神病理学较有影响的思想家之一,超过四十年来,他的作品启发了不少反帝国主义解放运动。
③朱丽叶斯?尼雷尔(Julius Nyerere,1922-1999),坦桑尼亚政治家,坦桑尼亚首任总统。坦桑尼亚独立运动领袖,一九六七年发表《阿鲁沙宣言》,宣布要以社会主义方式建设坦桑尼亚。后改革失败,但仍有很高声望,被坦桑尼亚人尊称为“老师”。
④路易斯?卡布拉尔(Luis Cabral,1931-2009),几内亚比绍第一任国家元首。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除法国和意大利以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裹足不前之时,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农民和知识界却正以社会主义的名义发动革命,或者创造新的社会。在亚洲,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而越共带领越南人民抗击美国;在非洲,坦桑尼亚的尼雷尔③、加纳的恩克鲁玛、几内亚比绍的卡布拉尔④以及阿尔及利亚的弗兰兹?法农等人纷纷提出了社会主义的解放理论;在拉丁美洲,则有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领导的古巴革命。①
从马来西亚到加勒比地区,从爱尔兰到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民族主义让马克思主义不得不重新审视自我。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试?给第三世界的解放运动提供更具建设性的东西,而不是用本国的资产阶级替代外国资产阶级来统治。马克思主义的目光也并没有囿于民族这一范围,而是带有一种更加国际主义的视野。马克思主义不仅为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支持,还坚决否定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发展道路,为它们指明了国际社会主义的前进方向。
①朱尔斯?汤森,《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伦敦和纽约,第142页)。
②凯文?安德森(Kevin Anderson),社会学、政治学和女权主义研究教授,他的研究主要是社会学和政治学理论,特别是马克思、黑格尔、法兰克福学派、东方学等。
布尔什维克掌握政权后声明殖民地人民拥有自决权。为了让这一观点付诸实践,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做出了巨大的努力。尽管列宁对民族主义持批判态度,但他是第一个把握住民族解放运动的重要意义的政治理论家。他抵制浪漫民族主义,坚持认为民族解放并非一种沙文主义情绪而是一种激进的民主方式。马克思主义将反殖民主义理论与对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相结合。就像凯文?安德森②评论的那样,“早在印度独立三十多年前和非洲解放运动开始的四十多年前,(列宁)就已经将反帝民族运动作为全球政治的一个重要因素并形成了相关的理论。?①列宁在一九二○年写道:“所有共产党都要向寻求独立和弱势民族的殖民地和革命运动(如爱尔兰和美国黑人等)伸出援手。”②他批评了苏联共产党内被他称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思想,虽然他的这种立场并没能有效阻止苏联吞并乌克兰继而强行兼并格鲁吉亚。包括托洛茨基和卢森堡在内的其他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则对民族主义持一种强烈的敌视态度。
马克思自己在反殖民主义政治问题上态度很不明朗。早年的马克思只对那些他认为有助于实现社会主义运动整体目标的反殖民斗争表示支持。他也曾经令人惊愕地宣称,某些民族是“没有历史的”,是?该消失的。他以一种欧洲中心论的姿态,傲慢地认为捷克人、斯洛文尼亚人、达尔马西亚人、罗马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摩拉维亚人、乌克兰人等都应该被扔进历史的垃圾箱。恩格斯一度强烈支持法国殖民阿尔及利亚和美国征服墨西哥。马克思也曾对拉美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③缺乏尊重。他评论说印度自身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历史,英国人的征服却无意中给了南亚次大陆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如果我们现在抱着这种言论,从坎特伯雷到加利福尼亚,无论在哪里学习后殖民主义的课程肯定都得不了高分。
①凯文?B.安德森,《在哲学和世界政治?重新发现并坚持辩证法原则》,见《重拾列宁:走向真实的政治》(塞巴斯蒂安?布支恩、斯塔西斯?库韦拉基斯、斯拉沃伊?齐泽克编辑,伦敦,2007年,第121页。)
②引用同上,(第133页)。
③西蒙?玻利瓦尔(Simon Bolivar,1793-1830),拉丁美洲革命家、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他与圣马丁遥相呼应,为南美洲脱离西班牙帝国统治而独立发挥了关键作用。
马克思对殖民主义持肯定态度不是因为喜欢看到一个民族被另一个民族践踏。而是他认为这种压迫虽然肮脏可耻,却能够将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因素带给“未开化”的地区。而这?地区不仅能够从中获得好处,还能够为实现社会主义做好铺垫。至于这种“目的论”思想的利弊,我们在前面已经探讨过了。
殖民主义也有其进步意义的说法正中多数西方后殖民时代的作家们的痛处,因为他们害怕承认如此政治不正确的东西有可能纵容种族主义和民族中心主义。尽管印度和爱尔兰的历史学家们抱着这种老生常谈的看法①。但像殖民主义这种庞大而复杂的现象,席卷了广大的土地,历经了数个世纪,难道不会产生任何一点积极效果吗?十九世纪的爱尔兰在英国统治下经历着饥荒、暴力、贫困、种族至上主义和宗教迫害,但很大程度上也因为?国的殖民统治而有了文学、语言、教育、有限的民主、技术、传媒和民间机构的起步发展,这给民族主义运动的组织和最终夺取政权提供了条件。这些东西都无比宝贵,正是它们促进了一场意义深远的政治事业。(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