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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并非官老爷全文阅读 作者：[韩]金正吉/著 李永春/译 《公务员并非官老爷》由www.aIhUaU.com集整理于网络，如文章内容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或者是侵犯了其他的法律法规，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考虑删除公务员并非官老爷全文阅读页面。
揭密韩国公务员腐败：公务员并非官老爷 作者：[韩]金正吉/著 李永春/译
序言
经过热心于中韩文化交流的崔在善教授介绍，我和徐万民、王小甫、徐勇教授等东北亚研究所的同仁结识了金正吉先生。大家相聚在北大勺园，畅谈中韩文化交流和东北亚的和平发展事业，颇有心心相印之感。于是，相约开展合作，推进中韩文化交流和东北亚研究，共同寻觅学术真谛。
但是，真正了解金正吉先生，还是在拜读了他的着作《公务员并非官老爷》之后。这本着作是作者在出任韩国行政自治部部长期间的感知录，内容丰富多彩，感受真实。这本着作从“不改革行政，只有死路一条”的论题谈起，依次论说了“公务员并非官老爷”、“不正之风、无能、贪图安逸的行政盲区”、“亲切的态度胜过一切”、“‘次品率’为零的行政服务工厂”等论题。这些论题涉及公务员机构改革的必要性，以及推行改革的理念、原则和面临的困难、存在的问题。同时，分析了改革进程之所以不尽如人意的原因，包括在这个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应对问题时的心情；提出了公务员机构改革的前进方向和最终目标等。这些问题，都很重要，是任何国家在实行改革过程中都难以避免的问题。
或许是因为中韩两国具有类似的官场传统文化背景，行政改革面临的问题也大同小异。在韩国官场出现的各种问题，在中国也经常遇得到。因此，在阅读这本着作的过程中，在韩国围绕公务员体制改革出现的各种现象，屡屡给人以似曾相识之感。这种跨国界的感觉，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本着作在中国出版的现实意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是人们借鉴外国经验常说的话。那么，就请在《公务员并非官老爷》中，寻找开卷有益的借鉴吧。
中韩两国虽然隔海相望，但是真正的相互理解却并非易事。韩国在军人政权时期实现工业化，文官政府实行了政治*化，这些基本看法为中国一般读者熟知。但是，对1997年以来韩国如何推行公务员体制改革，韩国的官民关系的现状、网络平台在国家行政过程中发挥了哪些作用、韩国高官的执政理念如何等问题，就未必耳熟能详了。恰恰在这些方面，这本着作为中国读者提供了大量鲜活的例证。正如作者所说，这一着作“直接引用了来自行政自治部网站（<>）‘与部长对话’一栏目中的内容”，借以了解“韩国普通国民和部分公务员对韩国行政部门的一些想法”和“行政部门真实状况”。由于这本着作直接、真实、具体地展示韩国公务员体制改革的方方面面，读之则必有所获，这是开卷有益的另一个原因。
作者在釜山大学读书时代，率先参加争取政治*化的学生运动。从那时候起，始终不改初衷地坚持“国民立场”。在这本着作中，就是作者强调“站在一名国民的立场上”来观察和真诚反省韩国行政部门现状。作为行政自治部的最高长官，作者以极大的勇气来“揭发自己组织内部的问题真相”。这种勇气来自以民为本的从政理念，自然会得到韩国社会的理解与积极反响。可以预期，这本着作的中文版，也会在中国找到自己的知音，受到欢迎。
金正吉先生是中国的朋友，历来热心中韩文化交流，期待中韩合作、共创新世纪共同繁荣的新天地。在2008年首尔站的奥运火炬传递时，他作为韩国体育运动的总负责人，担任第一棒火炬手。在中国的电视转播中，金先生最先起跑的姿态，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我相信，通过这部着作，广大中国读者会进入作者的内心世界，更加了解这位中国之友。
是为序。
北京大学东北亚研究所所长 宋成有
2009年5月16日于海淀蓝旗营
自序
这本书描述的是本人在担任行政自治部部长的六个月期间内，亲眼目睹的在行政部门内部发生的一些真实情况。六个月的任期很短暂，所以，更为确切地说，这本书是站在一个国民的立场去描述我所观察到的韩国行政部门现状。
韩国的行政部门如今正处于巨大的变革当中。为了实现在二十一世纪成为一流国家这一目标，韩国政府在克服经济危机的同时，力争在社会的各个层面加快改革的步伐。行政部门自然也处在改革的行列中。但是以往沿袭下来的追求太平、安于现状、犬儒主义、贪污*等错误惯例依然存在，阻碍着改革前进的步伐。
本书以“国民的视角”，尽可能地揭露出目前行政部门存在的诸多问题。另外，本书同时记录了在推进改革过程中遇到的各类事件和当时的心境、行政改革的具体方向及其他国家的改革事例等内容。
而且，本书在许多地方直接引用了来自行政自治部网站（）“与部长对话”一栏中的内容。这些内容反映了韩国普通国民和部分公务员对韩国行政部门的一些想法，是我们能够直接了解目前行政部门真实状况的窗口。因此，本书相当一部分内容的实际作者，可以说是“盼望行政部门改革的普通国民及公务员”。
不过，书中并没有更深入地解释行政部门的实际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没有提出充分的对策，这部分的欠缺令我颇感遗憾。我想对这方面的问题还是留给那些专家学者去研究探讨吧。
在准备着手编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身边的很多人均反对我的做法。他们认为：“公务员犯下的错误或行政部门存在的不正之风，归根结底应该由部长承担责任，因此最好不要加以指责而应给予包容。”
当然，一位在职部长想要揭发自己组织内部的问题真相，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而且，如果过分揭露行政部门存在的反面问题，有愧于那些正在兢兢业业工作的公务员。回想在以往六个月的任职期间内发生的是是非非，我在做好接受广大国民严厉指责的心理准备后，还是决定推出这本书。同时，希望本书能够敦促国家公职人员进行真诚、彻底的自我反省。
行政部门的改革势在必行。只有具备强势的竞争力、保持最佳精神面貌的组织，才能适应当今时代发展的步伐。在改革与结构调整的进程中，我们正在遭受着巨大的痛苦，但是如果改革不能够取得成功，我们将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衷心希望这本书能够为行政部门掀起一阵变革之风作出一定的贡献。
金正吉
一九九八年中秋节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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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序
光阴荏苒，拙着《公务员并非官老爷》的出版已经过了十年。当时韩国遭受国际金融危机的重创，各部门正在进行着痛苦的结构调整，行政部门不能置身事外，也要分担整个社会遭受的巨大痛苦。行政自治部主要负责公务员的人事和组织工作，时任该部部长的我做好承受来自公务员社会内部的严厉批评和巨大压力的心理准备，通过这本书，站在国民的立场上，毫不隐讳地揭露了行政部门存在的各种弊病，敦促在行政部门推进强有力的改革。该书出版以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售出数万册，荣登韩国畅销书排行榜。社会各界对该书的评价褒贬不一，有人严厉指责，有人大加赞赏。
2008年9月，我有幸成为北京大学东北亚研究所的访问学者，从此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北京大学东北亚研究所所长宋成有教授向我建议举办以“韩国行政部门改革”为主题的专题讲座，并建议出版拙着《公务员并非官老爷》的中文版，我欣然接受了他的建议。这自然而然成为时隔十年之后我决定在中国出版本书中文版的契机。
在出版该书中文版的同时，应各界的要求，时隔十年之后，该书的再版事宜正在紧张筹备之中。此外，我正在为撰写该书的后续篇做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将来如果条件成熟，希望能够在韩国和中国出版这部后续篇。
今年正值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三十周年。在此期间，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但同时也遇到了一些问题。韩国在1988年成功举办奥运会，迎来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但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于1997年遭到金融危机的冲击，不得不在社会各个部门推行高强度的结构调整。而目前的中国也在成功举办2008年奥运会之后遭遇了全球金融风暴的巨大冲击，进入艰难的结构调整阶段。由于在体制方面具有的巨大影响力，行政部门的改革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虽然所处的环境和条件有所不同，但十年前韩国行政部门存在的贪图安逸、贪污*等弊病目前同样也存在于中国的行政部门。这些弊病不可能一朝一夕就能根除，必须通过坚持不懈的改革才能取得成效。
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韩国和中国作为同属一个文化圈的近邻，维持了“唇齿相依”的密切关系。尤其是自1992年实现建交之后，韩中两国在短短十七年的时间内，在经贸关系、文化交流等方面取得了史无前例的快速发展和巨大成就。因此，我衷心希望拙着《公务员并非官老爷》中文版的出版能够在韩中两国共有和分享行政改革先进经验方面也起到一座桥梁的作用，能够成为促进中国行政部门改革和发展的契机。
值此中文版出版之际，我特别要感谢为此书能够在中国出版提供机遇的北京大学东北亚研究所所长宋成有教授，感谢为宣传本书不辞劳苦的崔在善教授和任炳翼博士以及负责书稿翻译和校对整理的李永春博士。
金正吉
2009年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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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话题：“行政自治部的两副面孔”（1）
韩国中央部门的一位公务员，以“行政自治部 的两副面孔”为标题，在行政自治部网站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一时成为人们谈论的热点话题。这篇文章是现职官僚对官僚主义提出的批评，是当前韩国行政部门真实的自画像。
这位自称为“否行自”的公务员所发表的文章阐述如下:
本人是因业务关系经常走访行政自治部的一名中央部门公务员。行政自治部公务员高高在上的态度以及一直高踞于其他部门之上的问题，在其前身总务处或内务部（）尚在时,就已经广为人知。但是，我觉得赋予行政自治部的职能和责任非常重大，不能仅仅是以嘲笑或发火这样的方式不了了之，所以决定发表此贴。就我个人而言,对于金正吉部长还是很有好感的。他在担任第十五届总统交接委员会政务分科科委干事委员时，曾经提出过很多改革意见及措施。不过，说实话，近期我对他感到非常失望。在行政自治部进行改革的问题上，我们根本没有看到试图努力改变的任何迹象。许多主动给行政自治部职员打电话抑或接听过来自行政自治部职员电话的人，均反映说通话结束后心情会变得非常郁闷，十分想大喊一声发泄出来。人们所总结出的行政自治部的特点就是“能办的事而却办不成，不能办的事儿却偏偏办得到”，不知行政自治部部长是否对这种情况有所耳闻。因此，若要发展，行政自治部就必须进行改革。我不清楚部长是否了解到，在上次政府组织改组时，不知有多少国家公务员和地方公务员期待废除总务处和内务部。然而，由于它的作用及职能至关重要，基于在内务部和总务处必须进行改革的想法，我还是投了赞成票。但结果适得其反，却把两个官僚“黑手党”整合成为一个“至尊”。这或许是期待它们从内部自我崩溃、分崩离析而采取的措施吧。
无论如何，行政自治部必须要进行变革。如果它们自己不想进行变革，就要想方设法使其进行变革。但是，我却同时看到了变化与阻碍变化两种迹象的存在，那就是在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内，我所看到的行政自治部职员的两副面孔。
因为业务需要，我有机会访问海外培训科及其楼上的各科室。我当时的感想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在“天国与地狱”间游走一程。首先访问的海外培训科和其后访问的其他各科室的办公室，在结构布局、家具陈设等方面大同小异，但在此工作的职员态度却有着天壤之别。
在海外培训科，见到有客人来访，立即起身打招呼，然后让座，询问来意，以亲切的态度回答你所提出的问题，并且能够站在对方的立场上真诚地听取建议。但是，在其楼上各科所遭受的待遇却是：见到有客人来访也爱搭不理，需要主动去询问才会有人接待你，经常将客人冷落一旁，旁若无人地给家里打电话，闲聊家里新来的小狗是否吃饭，小孩有没有事等皮毛琐事，在一通长篇大论之后，就会对你说“不行”、“我做不了主，需要让你们的科长或局长来找我们的科长或局长’”、“这不符合规定（他们所阐述的规定，想不出究竟有多么复杂、做作，我想如果派遣这一部门的公务员去解释法令，女人也有可能被说成是男人）”、“今天很忙，下次打电话再带过来”、“发传真看不清楚，最好自己带过来（其实他们让你直接带来的文件无非就是简单的一张统计表）”等一系列搪塞之词。这类话，在其楼上科室的人口中肆无忌惮地、极其自然地说出来。他们对我这样的公务员态度尚且如此，不难想象对那些普通百姓又会采取何种态度。
热点话题：“行政自治部的两副面孔”（2）
行政自治部必须发生变化。而且，其改革应该由内部开始进行。但是，如果金正吉部长仍然跟现在一样，不采取任何变革措施，那他就是在玩忽职守。
在读到这篇文章时，我的内心感到十分难过。通过这篇文章，我重新认识到普通国民及其他部门同仁抑或地方公务员对我们行政自治部的看法。虽然一有机会我便会强调公务员的素质问题，但是真想改变现状看来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过，如今有人能够提出这样的批评，令我感到我们行政部门的未来还是有希望的。
“行政自治部的两副面孔”这篇评论，在行政部门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当然，除了一些鼓励和赞誉以外，也有一部分人提出了反对意见。其中有二十多名公务员相继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贴子的访问数量达到7000多次。
有一位地方公务员做出了如下的评价：“我也有给行政自治部的海外培训科打电话的经历。海外培训科的工作人员确实令人感觉非常亲切。当时我在想，与我通话的人也许是曾在总务部工作的职员吧。因为在内务部上班的人待人态度一般都不是很好。关于内务部高高在上的权威主义姿态，我想在地方工作的公务员一定都曾领教过吧。在市、道等地区工作的公务员都知道，许多地方公务员在开展工作时，即使产生疑问也不愿意向内务部打电话进行咨询，这就是内务部在地方公务员心目中的地位，用一句话表述就是--待人态度极其恶劣。”
他同时提到：“有许多满怀壮志的公务员都希望能够强力推进行政部门的改革。当然，改革的核心不仅仅是精减人员这一方式，而应在公务员中引进竞争机制，促使那些毫无竞争力的公务员自动离开。”
一位在行政组织的一线--洞 事务所工作四年、曾接待过无数来访百姓的信访办工作人员如此评论：不久前，我给提出‘以肯定、积极、脱胎换骨的新姿态迎接变化’口号的行政自治部打了一次咨询电话。打电话时已接近午餐时间，由于在处理发放虚假身份证问题上没有指导先例，所以我首先向区、市进行了咨询，但是为了将事件处理得更为稳妥，我认为还是有必要给行政自治部打电话咨询一下。
接电话的职员第一句话就是“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大事，洞事务所都把电话打到我们这里来了，我们马上就要去吃午饭了，有事情你快点说”。但是没容我多言几句（事实上正题还没有阐述），那边只说了一句“指南里都有”便将电话挂断了。我一阵呆愣，感觉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我真想对他说“难道你的工资比我高吗？看你的样子，一无所有”。这究竟是什么态度啊，即便是我问错了，也不至于如此过分吧！
还有一位公务员提出：“有许多地方公务员就‘行政自治部的两副面孔’这一问题产生了共鸣，从而引发无数人的访问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足以说明韩国行政部门的前途还是充满光明的。”
我也从一位曾经在内务部上班、后经过自治团体锻炼再到行政自治部复职的一名公务员口中听过此类事情。他对我说道：“在地方自治团体工作期间，最紧张的事情，就是接内务部的电话。在和内务部通过电话后，一整天的心情都会变得非常郁闷。”
这是对行政自治部的严厉指责，指责者并非普通国民，而是公务员。这一点更令我的内心感到痛苦。韩国的行政部门确实已经到了必需进行改革的地步，行政文化和公务员的行为以及态度都要得到彻底改变。另外，我认为组织内部的自我批评，正是这次漫长争论结下的果实，这再次坚定了我对行政部门进行改革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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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僚调教部长（1）
部长是孤立存在的个体，茶山丁若镛先生 亦曾在其着作《牧民心书》的“吏典六条”中点破“牧孑然孤立，一榻之外，皆欺我者也。”这一点对于我这种政治家出身、担任部长一职的人而言犹为如此。有些时候，我甚至觉得自副部长以下的所有公务员联合起来在威逼部长。否则，怎么可能会出现“部长过客论”呢。
首次领教公务员社会的威力是在政府宣布组阁的那一天。我在十五届大选前后组成的总统任职交接委员会中，担任政务分科委员会干事一职。报纸上经常报道我有可能成为下届部长的候选人。最初的猜测是我将到靑瓦台担任政务首席，随后又猜测将担任行政自治部部长或海洋水产部部长。
发布组阁消息的那天早上，一位国民会议高层负责人通过车载电话，事先将我进入内阁的消息透漏给我。然而，我却一直没有收到任何形式的通知。不久，海洋水产部的一名干部首先给我打来电话。他祝贺我“到海洋水产部担任部长职务”，随后又要求到我汝矣岛的个人办公室做业务报告。不过，因为我还没有接到青瓦台的任何通知，也没有发布正式任命，所以极力劝阻他不要过来。
不久后，我接到了青瓦台任命我为行政自治部部长的电话通知。在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内，行政自治部的几名干部就来到我的个人办公室。更让人感到吃惊的是他们竟然还带来了部长的就职演说稿以及印有“行政自治部部长金正吉”的名片。
并且，他们还开来了我下午去青瓦台参加任命仪式时要乘坐的、粘贴青瓦台出入证的部长专用车。另外，他们还带来据说是需要紧急批阅的文件让我批阅。但是，由于我只接到入阁通知，尚未获得部长任命状，所以就拒绝了这一要求。
总而言之，行政部门职员的反应能力的确惊人。我认为换做任何非公务员，都可能无法达到这种办事效率。我并未使用他们为我准备的就职演讲稿，只是简单讲述了自己平时的几点想法作为我的就职演说。事后方知，这几位行政自治部干部在来到我的办公室之前，正在前往入选呼声较高的另一位行政自治部部长候选人家，由于中途得知被正式认命为部长的是本人，方又匆忙转抵我的办公室。数日后，我在秘书办公室中偶然发现了几张印有那位候选人姓名的信封。可以断定这是在销毁过程中出现纰漏才被遗留下来的。
当然，这种尊敬上司的态度是值得肯定的。问题在于他们对普通国民的态度是否如此？可否对普通国民所提出的问题同样做出迅速反应呢？每当想及此处，总觉得心里不是个滋味。要知道，他们事先为部长候选人准备的名片和信封，均是利用国民交纳的税款造出来的。如此说来，这种迅疾反应是否意味着是对国民心血的浪费呢。
官僚集团是反应力和观察力高度发达的组织。呈报文件时，公务员首先会观察部长当天的心情如何，倘若其认定部长心情不佳，就会将需要报批的文件延后一、两天再呈报。反之如果秘书室内的气氛融洽，则说明部长心情舒畅，这样更容易获得批准。
我所经历的代表性事例，是电子身份卡的采用问题。我在担任交接委员会干事时，对于电子身份卡的采用问题一直持保留态度。首先，我担心因此会引发侵害个人隐私的问题。另外，这项工程需要投入约二千七百亿韩元的政府预算，如果包括安装感应器等民间部门的费用，则共需约六千到七千亿韩元的巨额投资。因此，在财政状况极其困难的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管理体制 下，对于是否真的需要紧急推进这一项目，我一直举棋不定。书包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官僚调教部长（2）
相关部门的公务员对这种情况非常清楚，所以在我面前他们谁也不提及电子身份卡一事。在彼此逐渐熟悉之后，当断定我心情好时，才会逐步向我灌输推进这一项目的必要性。利用诸如“如果不引进它，我们部门的行政改革程序项目会出现问题”、“这是必须推进的国家事业，不能进行将非常可惜”等极具说服力的话语，把我的思路引向他们设定的路子上去。有时，这些话语还会通过与我关系比较亲近、并且能够对我产生影响力的亲信传达到我耳中。
经历过这些事情，我发现公务员在揣摩部长心理状态，设法实现他们有所求的一面，可谓异常机敏。
下面，我将为读者讲述另外一件事情。我在某个时事周刊看到一篇以“调教部长”为标题的文章。文章指出新官到任后一般会遇到的三种陷阱：
第一，日程安排陷阱。官僚们为部长安排紧凑繁忙的日程，使其异常忙碌，从而没有闲暇时间考虑政策方案。当你忙碌得毫无思绪时，官僚们会突然呈出已经在其手中保留一到两周的政策方案，要求部长审批，并催促说向青瓦台报告的时间马上就到了。如此一来，在经过两个月的时间后，部长会习惯性地说出“看一下，明天有什么安排”之类的话。部长不能按照自己的想法主持工作，反而会越来越依赖于这些官僚们。因此，在缺少充足的时间进行外部咨询或听取外部舆论意见的情况下，部长便会草率发布一些政策方案，从而遭到媒体或其他部长的抨击。
第二，访客陷阱。一般情况下，访问部长的访客数量很多。其中一部分访客是与部长有预约的，但是更多人则是无约而至。后者并非前来指出某位部长的缺点或政策上所存在的问题，而只是一味地说些中听的话语取悦于你。通常，前来提出问题的访客，不会无约而至。长此以往，经常与这一类人相见，也就只能听到一面之词。
第三，自我陶醉的陷阱。面对忙碌的日程、不间断的会谈，通常感觉到自己对待工作已经非常认真。所以，对给自己提出批评的人，会在不知不觉中产生反感。同时，心中慢慢滋生出“这工作并不是很难做”的自满情绪。当其认识到这些自身问题的时候，通常是在离职之后。只可惜，木已成舟，悔之晚矣。
另外，这里还有一个与之较为相似的事情。在新官到任以后，老练的高级公务员一般会暗示给部长两个建议：
第一，要经常与总统单独会面。他们会向部长暗示“我们会为您创造单独会面、取得信任的机会，您只须竭力与之相见即可，只有如此才能长期确保您的职位”。
第二，“要最大限度地为本部门争取预算，只要时机成熟一定要提出这一问题。当务之急便是竭尽全力确保自己所管辖的部门预算，只有这样才能彰显出一个部长的能力。”这样的话一旦有机会他们便会重复说，似乎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给部长出谋划策。
到任后不久，你有可能会听到“部长的能力不行，有可能被调迁”一类的传言。这种传言本身也许就是公务员内心不平、不满的另一种表现形式。这可以理解为对部长不能充分维护、代表他们的利益以及不能最大限度实现部门利己主义的不满情绪。
部长若想确保在自己领域的位置，正常运行业务程序，必须具备以下三种条件：
首先，要确立明确的发展目标和计划，避免出现执行具体政策的官僚常见的偏见及错误。
其次，要具有说服力。部长为了能够彻底贯彻执行自己认为正确的政策方针，必要时需要说服其他部门、国会和执政党、媒体、相关团体及企业、国民甚至是具有任免权的总统采纳自己的意见。
最后，要具有领导能力。部长只有能够具体、准确地掌握业务流程，才能获得下属职员的信任及其响应，进而才能够正确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部长所处的位置是“政治”与“行政”的交叉点。部长一般可以分为尽职尽责推进业务的行政型部长和致力于引进新政策的政治型部长两类。我则认为作为一名合格的部长，最为重要的是要对部门的运营状况持有坚定的信念，并且能够准确洞察行政部门的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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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没有避风港
“古代曾有一位将军在上战场之前，将家人全部杀死。这是因为他不想让自己的家人在战争结束后卑屈地被敌人屠杀。这是因为，在抵达战场之前他已经想到了这场战争的结果，并且预想到家人的结局会是怎样。
但是，在IMF这种管理体制下，我想通过裁减公务员的方式获取战争的胜利，是否不太现实。公务员所从事的工作，并不是需要时随便选出人来培训几天，就可以胜任的。通过裁减部分公务员的方式以换取国民的理解，这种想法非常危险。难道因为IMF改革就要使其子女挨饿、辍学吗？请不要忘记公务员及其家庭成员也是韩国国民。
我真的开始有些怀疑部长您是不是我们的‘父亲’？倘若没有‘子女’存在，‘家庭’的存亡还有什么意义？日后，您也将从如今的位置上退居下来，您的照片也将会挂在会议室的墙壁上，成为一段历史。希望您能给行政自治部留下美好的回忆。”
“许多公务员在忍受着微薄薪资、人员过剩、国民的误解、责怪的目光以及‘我们被公司炒了，你们公务员也得被炒’式的所谓“水怪逻辑”等种种压力下默默地工作。但是，即使在100名公务员中，只有一名公务员犯下错误，普通国民也有权利批评政府部门。对待国民的这种批评，难道你能够以‘称职的公务员比不称职的公务员多’为理由进行反驳吗？
因IMF导致的国家经济危机，远比公务员们的想象更为严重。我曾经在火车站的候车室中睡过一晚，目的是为了了解媒体上所报导的失业人群的具体数量及其想法。结果竟是，在经历八年公务员生活之后的今天，我才明白作为一名公务员是多么幸运的事情。并且，深深感受到行政部门也不能够成为结构调整的例外。”
以上是两位公务员发表在行政自治部网站上的文章。此二人对行政部门改革的看法截然不同。时至今日，也许尚有许多公务员对前者的看法持有同感。很多人指责行政部门没有跟进整个社会的改革步伐，状态依然如故。新政府内阁上台后，已经过去半年的时间，但公务员的状况却没有发生丝毫变化，因此，国民对于改革没有弹性这点怨言颇多。
改革步骤尚没有正式实施，但很多人只是听到口号，就误以为改革措施大部分已经实现。此外，道德散漫的风气四处蔓延。在公共部门的结构调整过程中，竟然有人公然要求特殊的人事安排，而高层官员退休后去下属部门任职的问题依然屡禁不止。
在改革的关键时刻，“与其在做事之后要承担责任、倒不如什么都不做”的想法正在蔓延，“安于现状、不作为”的思维方式重见苗头。
创意氛围消失殆尽。大部分人均在察言观色，等待上司安排工作。另外，那些认为因朝野间的政权更迭而失去了既得利益、遭受冷落的犬儒主义势力亦不可忽视。但是，时至今日，我们一定要进行变革。
目前，我们正处于改革变化的漩涡之中。因此，需要对盲目扩张的大企业以及因不良经营导致外强中干的金融业、劳资纠纷不断的产业现场等整个社会层面进行改革。
其中，对行政部门的改革是克服国家危机的首要步骤。因为在整个社会都需要进行结构调整的大环境下，仅让行政部门成为避风港是决不能容忍的事情。特别是对权威主义政权、官商勾结和政府管理金融、贪污*、全球化的失败等因素导致IMF管理体制和国家危机的指责，整个行政部门应深刻地进行反省。
行政部门的改革已不只是公务员个人或政权层面上的改革，而已经成为与国家存亡息息相关的问题。改革者需要以能够放弃“既得利益”的心态作为出发点，进行广泛、根本性的改革。否则，只是徒劳无功，实现改革的目标将变得遥遥无期。
专家们一致认为，在进行民间部门的结构调整之前，如果公共部门不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则很难实现有效的体制改善和对外信任度的改善。所以，公务员应舍弃“每次换届时上任者都会搞‘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形式主义”、“时间久了总统和部长都会感到疲劳”等等贪图安逸的想法，作为改革的主体行政部门理应走在改革的最前方。
我自担任行政自治部部长后，在六个月的时间内裁减了18%的总部职员。因自身能力或意志力薄弱没有得到任职机会而面临失业危机的职员达到100多名。这与目前总部800余名职员人数相比，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另外，我还下令各地方政府至2002年期间精减30%的人员。这个措施遭到公务员的反对和抱怨，其间发生的令人心痛的事情也比比皆是。职员们都在抱怨“其他部门都按兵不动，为什么只有我们要遭受这样的痛苦？”不过，我认为我们作为负责政府组织和人事管理的部门，应该率先垂范，做出榜样。
在民间部门，伴随着企业破产和银行倒闭，失业者人数不断增多。对此，媒体方面指责行政部门没有深入开展改革，公务员处于相对稳定的地位。考虑到国民的情绪问题，我认为，本应走在改革最前沿的行政部门，却为了维持自己的既得利益而不诚心进行改革，这种做法确实有些欠妥。
行政部门的改革会遇到非常大的阻力，如果没有强大的意志力以及合适的名义推进改革，则很难获得成功。在担任部长之初，我强烈地感到“没有可行的，也没有不可行的组织就是公务员社会”的感觉。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我发现公务员组织比其他任何组织更具有能力，且训练有素、等级观念极强。所以，我确信只要总统和部长坚定信念、坚持不懈地推进改革，一定可以获得成功。
一些不满政府改革速度的人，主张采取引进外部专家、给予市民团体监督权等做法向政府施压，以加速改革步伐。但是，我则认为不依靠外部力量，而是通过我们公务员自身的变化推进改革进程方为上策。
“恶婆婆”——公务员的形象（1）
如果想要治愈病症，必须首先查明患病部位，并准确诊断病因。改革的方法与之同理，如何走好改革的第一步，要从我们自身对改革的正确认识开始。
昔日创造“汉江奇迹”、将国家发展引入现代化进程的原动力，如今却沦为阻碍企业发展、招致国民不信任的机构。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的政府究竟充当怎样的角色呢？
世界性评估机构--瑞士国际经营开发研究院（IMD），每年以40多个主要国家为对象，在政府、金融、国际化等八个领域进行竞争力调查，并发表评估报告。1998年，该研究院以46个国家为对象进行了评估，结果韩国政府的竞争力排名竟然从1995年的第18位，下降至第34位。这与1997年因经济政策的失败导致外汇危机后，接受IMF金融资助有直接关系。
平民政府（指金泳三政府）作为其施政重点推进的国际化，全球排名也由1995年的第41位下降到第46位（倒数第一），而金融部门的排名则从1995年的第37位下降到1998年的第45位。韩国各领域综合排名亦从第26位，下降到第35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韩国政府的评价也不是很高。IMF下属的经济研究院近期对一些国家的*程度进行排名，在进行调查的45个国家中，韩国位居第22位。在以10分为满分的透明度排名中，韩国以分，居马来西亚（分）、南非共和国（分）、约旦（分）等国家之后，*情况更为严重。该调查报告指出，加拿大、瑞士等国家的治理*情况最为良好，而*主义发展、舆论自由、经济全球化、非政府机构的活跃等则是消除*的主要影响因素。
IMF同时指出“贪污*并非专指收受贿赂，例如，一个国家的总统在其家乡、-个偏僻的农村建造机场，虽然这种做法与贿赂并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也属于反映其国家*状况的因素”。
近期，德国的“透明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简称TI）”以全世界85个国家为对象，按国家分类发表了各国*指数。其中，韩国的*指数为分（满分10分），1996年排名第27位，1997年排名第34位，1998年则下降到第43位。
在韩国国内进行的政府系统服务状况调查中，各行政机关仍然没能避免不及格的命运。1997年，由国务总理室和韩国行政研究院主持，对37个中央行政机关（22个部、15个厅）进行了满意度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在满分100分的调查结果中，中央行政机关的服务满意度平均分数达到分。其中，气象厅以分名列第一，其后为文化体育部（分）、公平交易委员会（61分）、农村振兴厅（分）、政府采购机构（）。位列排名末席的是检察厅，仅有分，法务部（分）和警察厅（分）分别排名为倒数第二和第三。而行政自治部则以分，紧随信息通信部（分）之后排名倒数第五。
从以上调查结果中可以看出，相对于各厅而言，更具实力的中央各部，尤其是其中所谓“实权”机关的服务水平却处于下游。行政自治部以极低的分数排在纠察和治安机关之后，这说明行政自治部一直被普通国民和地方政府视为“恶婆婆”。
另外，外国企业对韩国行政部门和公务员的评价同样很低。最近，大韩商工会议所以102家外国企业为对象进行了评价调查，结果显示，其中的人认为韩国“政策没有一贯性”，而占的人则指出韩国行政部门之间的意见缺乏统一性。在对行政服务的满意度进行的调查中，的人表示不满意。
“恶婆婆”——公务员的形象（2）
“在不足六个月的时间内频繁更换政府部门负责人的国家，怎么能够使我们放心投资！事业的成败取决于对时机的把握。由于韩国的政府部门之间经常勾心斗角，无奈之下我们只好决定将投资转移到马来西亚发展事业”。
这是近两年内曾在韩国推进28亿美元规模的投资，最终却决定放弃的道康宁公司的无奈选择。
为何各界对韩国政府的评价会如此糟糕？据说，以往外国政要来访韩国时，是在彻夜灯火通明的政府办公大楼中，寻找韩国如何由废墟中崛起并取得辉煌成就的答案。
在70年代末期，政府在公务员的主导作用下，通过动员全部人力及资源的高效发展模式，两手分别抓经济和安保事业。一个因战争而荒废的国家，只利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便制造出汽车、轮船、飞机的部件，这样的事实确实可称之为奇迹。但是，在进入80年代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产业化步入轨道、民间部门的发展逐渐成熟，企业可以独立履行其决策方针，国民整体的教育水平及对政府的期待值也随之得到了提高。另外，由于*化意识萌生，开始出现“官僚集团成为*权力后台”的批评之声。
此时，政府应该追求*、开放的行政方式，将其职能由主导者转换为调停者。努力解决劳资纠纷、贫富差距、地区矛盾等问题，为形成国民社会并使之正常开展社会活动而提供帮助。另外，整个国家需要步入国际化进程。
但是，官僚集团却怠慢这方面所存在的问题，非但没有实现职能的转变，反而因害怕失去自己掌握的权利，没有积极主动地适应行政环境的变化，而失去了改革的最佳时机。
官僚集团在社会体制的本质正在变化的情况下，却想垄断权力、影响力和信息，拒绝接受社会的多样性。平民政府（金泳三政府）末期，政府对经济专家提出的外汇危机警告不予理睬，甚至连报告书都不允许呈报，这种事例昭示出最明显的官僚主义特征。
一针见血地说，政府陷入危机的原因在于其无视周围环境的变化，反而固守以发展为主的中央集权制行政状态。因此，政府履行的行政服务，不是以作为国家主人及顾客的国民为中心开展的，而是依据政府机关的便利主义低水平运营，陈腐的规制泛滥，使各种不必要的政府行政制约因素逐步繁多起来。
可以这样说，公务员的行政便利主义、官员的自以为是，是滋生在传统官僚组织中的一种病理现象。如果想要根治这种顽症，仅靠在当时的情况下所采取的消极对症疗法，是无法取得良好效果的，必须果断地进行结构调整和制度改革方可治愈。
1985年，我以第十二届国会议员的身份首次访问印尼时，在那里亲眼目堵了印尼极其严重的*现象。在机场，工作人员虽然对我们这些国会议员没有进行限制，但是对于普通的旅客而言，即便是在机场找一件行李这样的小事,都要对其进行贿赂。
如今，执政数十年的前总统苏哈托被人民武装驱逐下台。他全家人持有股份的企业数量达到1000余个。据统计，其子孙、亲戚所占有的400亿美元财产，足以与IMF提供给印尼的430亿美元相媲美。目前，仍保持社会主义体制的中国与其情况非常相似。由此可知，一个国家行政部门的透明度是衡量其社会健康发展可能性的尺度。
学者们指出，公共管理领域的效率性和合理的预算、通过正确的会计及其报告体系有效管理人力和物质资源、对官僚行为的制约性、可持续发展的规则、司法机关独立解决矛盾、废除多余规则、构成积极创新的组织、引导并促进社会变革、防*透明性、公开利用信息分析和讨论政策的可能性等是一个“优秀政府”所具有的特点。
但是直到目前为止，韩国政府距离“优秀政府”仍有较大差距。韩国行政部门的高费用、低效率结构和由此产生的落后的政府竞争力已经原形毕露，所以推进改革和结构调整已经迫在眉睫。
令人心寒的政府机关服务态度（1）
1998年4月7日，我在行政自治部网站（）上，设立了一个栏目“与部长对话”。希望通过此栏目，可以让国民畅谈对行政自治部的政策建议及改进事项等方面的问题。
在这一栏目中发表的贴子，只有我和发贴人可以看到。因此，很多人在此发表坦率、多样化的意见。例如家庭主妇、上班族、公务员、学生、研究员、教授等社会各阶层人士，可以通过“行政现场”直接陈述其所面临的问题。部分没有机会与部长会面的公务员，也可以在此将其对结构调整和促进改革的意见以及个人苦衷等提出来。虽然我的工作比较繁忙，但是几乎每天我都要查看普通国民或公务员坦诚布公的苦衷和提议，并积极地将其反映在改革项目和政策构思方面。
不过，令人心焦的是,在政府宣布改革已过六个月的今天，我们依然会不时地听到民众对仍高踞其上的基层行政机关或警察的批评指责:“为什么依然如此?”、“为什么行政部门仍没有发生本质性变化呢？”部分民众采取更为直接的方式,向我反映公务员恶劣的态度依旧没有发生变化的具体事例:
“我是一名准备经营酒店的私营业者,在向所在管辖区厅申请营业执照时，负责办理该事宜的公务员扩大解释法律条款，故意拖延时间为难本人。原本只需三天时间就可妥善处理的事情，经过十一天后却依然不见端倪。起初,为强调本店是健康、价廉的练歌房式酒店，我将酒店取名为《Park＋练歌房酒店》。但是，在提交申请五天后，前来现场审查的公务员对我说，如果取名为‘练歌房’也许会与练歌厅混淆性质，要求我将‘房’改成‘王’字，称为《Park＋练歌王酒店》。按照他的要求，我修改了酒店的名称。但是到了第二天，他又要求我将酒店内墙壁上介绍经营项目的壁报字体全部更改。再次听从其言后，料想不到他却要求我将‘练歌’二字去掉，否则不颁发营业执照。于是，我列举了采用与之相似的名称正在营业的其他酒店，并对此提出抗议。他却强词夺理地说‘那不是我审批的，你不要与其他业主做比较’，而且强调就是要对我采取特别限制。
随后，他又向我提出取得LPG（液化气）使用许可、加入保险、堵塞天棚孔口、去除曲目壁纸、建筑物地下阶梯除酒店工作人员外禁止作为主要出入口使用等很多个条件。
在这个IMF时代，难道我们个体商贩就要遭受罪犯一样的待遇吗？。迫于无奈，我只好如数执行该公务员的要求，但是，与此同时却给我带来很大的经济损失。”（成南市：L某某）
“前几日，我去更换机动车牌照。办理之前，我准备详细咨询一下相关的变更要求。接电话的人态度却极其恶劣，通了数次电话才了解到具体的办理程序。但是在去办理更换手续时，他们却告诉我还缺少一份资料，令我无功而返。另外，因为需要办理各种繁杂手续，所需费用也颇多。可他们却连最重要的‘手续费’问题也未告之于我。试问这样的事情是否应提前告之，以免带来诸多不必要的麻烦。
几经周折后，我终于备齐各种资料及手续前往注册事务所，负责办理该业务的公务员只瞥了一眼，就吩咐我去邻窗确认内容。邻窗的公务员在简单确认后，认为不存在问题便加盖了公章，随后吩咐我回原窗口办理。我想如果能够将这两个窗口并为一处，办事效率一定可以得到极大提高。再次回到原窗口，这次他吩咐我将原车牌交上来。但车牌已经生锈，螺丝也变形，不好卸下来。我冒着大雨费了半天劲，才把车牌照卸下并交上去。之后，他让我去指定窗口办理交费手续。交纳手续费时发现所需不菲，幸亏我早有准备，缴费过程还算顺利，否则只能手持车牌四处借钱了。
令人心寒的政府机关服务态度（2）
就在我以为终于将事情处理完时，却没想到他又告知我，需去指定窗口购买债券并将收据转交至第一窗口的工作人员。在一切就绪后，我仍需要去别处交纳费用方能领取车牌。
更换一个机动车牌照竟如此麻烦，这令我感到始料不及。我们的身份似乎并不是国家的主人，而只是接受国家恩赐的乞丐。如果客户前来办理更换牌照事宜，负责该事宜的职员在收取相关费用后，直接带领客户领取新的车牌，事情处理的一定会更加方便快捷。”（庆南昌原市：J某某）
“我是一家小饭店的业主，需要经常腌制咸菜。自从实行垃圾从量制后，作为一名合法国民，我积极响应环保号召及为节减垃圾处理费而实施的政策法规，从来没有违反过政府对垃圾袋的使用规定。
一次，我在腌制咸菜后，发现垃圾袋已经使用一空，便立刻去购买垃圾袋。但是回来时发现，在这片刻的时间里，已经有一位垃圾管制员在此拍照，并对我开具了罚单。我急忙上前解释具体情况，但他并不理会，反而冲我大声喊叫，用威胁的口气催促我去交罚款。
他的年龄与我的儿女相差无几，但他对待我的态度就如同对待犯人一样。我感到他有些过分，随口反驳几句，当然也向他说了些求情的话。但他却用威胁的口气对我说，在规定期限内若不交纳，将追加100万韩元的罚款。我难以分清，这究竟是为民众服务的区政府，还是为罚款而存在的监视团体？”（首尔家庭主妇：P某某）
“如果时间允许，您应该到‘地区民防卫’的紧急集合场所查看一下，您会发现那里正在上演一部电视剧。代替‘民防卫队员’前来参加活动的人包括其父亲、侄子、母亲、祖母等各类人群，可谓五花八门。并且，与统长关系亲近的人根本无须参加集合，更有甚者依托关系将其亲友的参加证转交给统长，借此炫耀自己和统长的关系。医生、律师、税务师、会计师等高收入人群，或是花费几十万韩元雇佣别人代替自己，或是直接将钱交给统长了事。
试想一下，如果战争果真爆发，需要紧急集合时，这些平均年龄达40～50岁的民防队员，能够走上战场吗？这些人当真是因为爱国才来参加紧急集合的吗？我认为不应以相关公务员的职守或安保理论为准则改善民防卫制度，而是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根本性的制度改革。”（首尔龙山区：H某某）
当然，上述民众指出的各类问题，与行政部门所实施的法规、手续上的制约因素存在一定关系，这点我并不否认。但是，同时也说明了我们行政部门确实存在的一些问题。如果每位公务员都能够站在民众的立场上考虑问题，待人如己，身体力行，我想这些问题一定不会出现。
我认为从此以后，负责信访业务的地方公务员，作用将会愈加明显。他们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解决国民“不便、不满、不安”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在韩国有这样一句话：“只有说出所患病症，病情才能得到更好治疗，即使重病也会痊愈”。为了进一步扩大以往在“与部长对话”栏目中所积累的经验，今年10月12日，我在行政自治部网站上又开设了“行政部门问题举报”的一个栏目，直接处理民众所反映的与行政自治部、基层地方自治团体所属公务员以及警察的违纪违法行为。要求举报者必须以实名发贴，而且发布在这里的内容只有部长才能够看到。
开设此栏目的目的，是希望那些公务员明白“享受安逸、贪污*的公务员不能继续留在行政部门”的道理。
因此，我决定继续保留“与部长对话”、“行政部门问题举报”等栏目，直至“公务员组织的最高决策者是民众”的道理被广为人知、韩国公务员组织与发达国家的公务员组织或世界优秀企业相比，成为更亲切、廉洁、具有竞争力的组织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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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于散漫的警察纪律
《警察公务员服务规则》中规定了如下条款：
“警察必须遵守法令、服从上级命令，敬重上司、信任下属、遵守纪律。警察的职责是法律秩序的守护者和执行者，所以身为警察不得做出脱离法令规定范围的越权行为。”
警察的基本任务是维护国民的合法权利及自由、维持社会公共秩序的稳定，所以其职务被赋予特殊权利。但是，这种权利一但被滥用将会严重侵害国民的合法权益。
作为交通法规管制者的交通警察以身试法、粗暴执法的事例，在“与部长对话”栏目中就出现过许多次。
N某某是一家公司的职员，他在上班时间发现一辆警车公然闯入公交车道，立即发文对此进行了谴责：
“我每天早晨都会乘坐公交车去上班。今天，当公交车通过杨花大桥时，我透过窗口发现一辆黑色轿车正向前方行驶，我当时猜测这也许是某位高官的专车。果然，在车的后排座位上一名警察正在看报纸，而前座则是他的助理。我认为高级警官的车辆应该不会闯入公交车道，即使司机无意间违反了交通法规，也一定会得到官员的责备。但事情却并非如此，该轿车还是无视交通法规，肆意驶入公交车道。警察应该为广大市民做出表率，以身作则，遵纪守法，而这位高级警官却知法犯法，这令我为自己身为一名韩国国民而羞愧、脸红。高级官员便可以违反法规的意识，不是只在落后国家才会存在吗？希望部长敦促警察改正这些不良行为。”
对我们来说这无疑是极为严厉的批评。恰逢当日中午，“全国地方警察厅交通科长会议”在部长室召开。会议上，我刻意将此事公布于众，严厉指责他们作为交通法规执行者，不能以身作则，反而知法犯法。
事后，通过对该事件进行调查得知，那位违反交通规则的官员是首尔警察厅的一名官员，他因担心在11点召开的会议中迟到，才驶进杨花大桥的公交车道上。最后，行政自治部按规定对其驾驶员开具罚单并向该干部提出警告的决定，同时向全国各警察厅下达“警车必须遵守交通法规”的命令。
在大田一家研究院工作的某研究员，则指出部分警察存在的如下问题：
“在忠清北道中部高速公路上，忠清北道警察厅的巡逻警车拦住了我的车，其中一名警察指责我超速驾驶。我马上对此进行反驳，因为我一直将车速保持在时速110公里。因此，我要求他们拿出我超速驾驶的证据，该警察声称无法提供证据，只是毫无理由地认定我有超速行为。我只好耐心地对他们解释我的车上乘坐着两个小孩及一位老人，为了他们的人身安全我也不会超速驾驶，即便是因瞬间加速而导致车辆超速，也不及五公里吧。但这两位警察却马上抓住我的话柄说道‘不是超速五公里了吗’，于是，给我开具一张超速115公里的罚单。并且，以不出示驾驶证为由威胁要对我提出控告。迫于无奈，我只好接受了罚单，心想‘弱势的小市民就是要受苦啊’。最后，当我听到那位警察以嘲讽的语气说‘高速公路就是为开快车修建的，你快走啊’时，我心中韩国警察高大的形象一瞬间消失殆尽。”
后经确认得知：该事件中的两名警察在执法过程中，的确未出示明确证据，仅以“有可能超速五公里”为依据开具了罚单。他们辩解说速度测试仪显示当时该车辆时速为120公里，但因为未能及时停止机器的工作状态，所以无法向该名驾驶员提供明确证据。由于这两名警察在执法过程中的言行不符合规范，故令其接受特别教养教育，并予以“再犯除职”的严厉警告。
大邱市的一位市民也向我们反映了与之相似的问题。他指出：在东大区立体交叉口前方，有一段路面狭窄、停车不便的危险区域，而交警却选择在这种地方处理超速事件。他希望以后不要再出现这类“交警不向司机发出禁止超速的警告而藏躲一旁，发现超速车辆时马上出来开罚单”的现象。
目前大多数合格的警察在兢兢业业地工作，但尚有一些不知羞耻的警察在直接或间接地索取贿赂、欺凌市民。因此，我决定从此以后，只要是能力欠佳或违法违纪的警察，不论其人数多少，全部撤职。我认为，若想在韩国公务员中彻底根除这些不道德行为，还需要广大市民学习上述反应问题的市民，以客观清醒的态度继续鼓励或监督公务员的行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在德国这样的欧洲发达国家，国民自发形成的“举报监督体系”，不但可以在帮助警察净化社会风气、惩治贪污*、打击不法行为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并且能够真正体现出其守护正义的意义。
美国警察被视为“法律的化身”，英国警察则是“绝对不会向市民开枪的朋友”，日本警察也有“亲切的道德教师”的美称。
我希望韩国警察也能够摆脱过去呆板、权威的形象，努力塑造出一个使国民信赖、拥有亲切服务精神的“邻家叔叔”式的警察形象。
韩国最大综合企业--现代集团创办人及荣誉会长，曾在1992年竞选韩国总统，目前“现代”不仅仅是韩国经济的支柱，也是政坛的幕后支持者。曾有人戏言，在韩国，人们可以不知道总统是谁，却一定知道郑周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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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会长与“赶牛访北”（1）
行政自治部的一位年青事务官向我提出过这样的问题：“总统和部长一直都说要改革行政部门，那么到底什么是行政部门的改革？”我对他的提问做出如下回答：“就是要改革公务员错误的思想观念。公职人员具有权威主义意识，容易在市民面前产生居高临下的感觉。他们是改革的首要对象。‘我出身名牌大学，好不容易通过考核成为中央部门的官员……’，这种意识本身就存在很大的问题。民众前来办理业务时，需要公职人员体现出的是‘您需要帮助吗’这样的亲切服务态度。
国民既是国家的主人，同时又是公务员的客户，而公务员只是依靠国民给予的工资生活的雇员。主人应享受主人的待遇，雇员则要回到雇员的位置上。另外，公务员应当正常提供国民所需要的服务。当市民拿着文件来办理业务时，公务员不能为难他们，而应该采用亲切的态度、热情的服务来帮助他们解决困难。
如果国民要获取所需信息，无论什么情况下，公务员都应积极主动地为其提供，如有需要批准的业务程序，公务员应尽量一次性处理完善，不能让国民因程序繁琐而满腹怨言，即提供更高、更快、更好及更适当的行政服务。另外，一定要制定好的政策，因为错误的政策所带来的危害极大。所以，从“行政”的本质意义上看，制定正确的政策是其最重要的部分。
尤其是那些制定各种政策的中央部门的公务员，他们需要用长远的眼光，为国家的百年大计进行规划。与此同时，要把“高费用低效率”的工作方式转变为“低费用高效率”的工作方式。
如果你到基层行政机关考察，就会发现那里有很多人无所事事。只需一个人利用半天时间就能够解决的业务，通常要由三四个人负责，而在其之上又有股长、科长等人负责最后决策。因为无事可做，上午的工作时间，他们或是在看报纸，或在考虑中午吃些什么。下午上班时，则三四个人聚在一起，以评论上司或者考虑怎样安排晚餐等诸如此类的事情来打发时间。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努力改变这种状况，使工作进入高效率模式。因为该做的事情无人问津，所以只好利用规章制度进行强制规范。我们引进目标管理制、分数制、薪水或人事奖励机制、年薪制等先进制度的目的，就在于改变目前的这种状况。
部长也被列入评价体系之内。在引进分数制以后，甚至连我也产生出必须更加认真工作的想法。我们按照公平的原则评分，并将成绩与公务员的工资或人事安排挂钩，促使他们更加努力地工作。在必要时，采用强制性的规章制度，借以改变公务员的懒散意识，加强竞争力度。这就是我们要进行的改革。”
行政部门的改革方向，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打造“有竞争力的政府（competitive government）”。因此，需要我们重新制定符合二十一世纪全球化、知识信息化时代的制度，取消过多的政府限制，依靠民众的自律性解决问题。
另外，坚决缩减不必要的组织和人力，使政府组织本身蜕变成为具有能够与主要发达国家公务员组织或者世界超级企业相竞争的高效率组织。
日后，行政部门将会发生“质”的巨变，公务员岗位不再是“铁饭碗”。通过改革措施，效仿民营企业，引进竞争机制，那些能力平庸、不肯务实的公务员注定会被淘汰。而薪金较低却认真负责的公职人员将得到应有的报酬。在这种制度激励下，每个人都会全力挖掘自己的潜力，激发出最大的创新精神。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郑会长与“赶牛访北”（2）
改革能否成功推进，最重要的因素是观念的转变，一定要消除“怎么做也不行”、“那些事是不可能的”等消极想法，坚定“可以”、“必须要做”的确信和信念。
我认为在韩国的宪政史上，朝野之间的政权交替，实质就是国民思想观念转变的结果。过去，大家认为朝野之间的政权交替，是不可能由国民来左右的。但是，在IMF经济危机的促使下，国民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新的政府来解决这一艰难课题。
现代集团名誉会长郑周永，八十多岁的时候赶着牛群访问朝鲜。我希望这件事情能够超越半岛南北交流的层面，成为恢复韩国人“大陆气质”的一个契机。在南北分裂之前，我们经常会说一些“我在满洲（中国东北地区）做狗买卖时……”的笑话。但是，南北分裂已半个世纪之久，如今向北行进的陆路与海路均被封锁。虽然韩国名义上是一个与大陆相邻的半岛国家，但实际上却已变成一个岛国，“南北分隔”已逐渐成为韩国迈向国际化和全球化的壁障。这种壁障在不知不觉中，引导韩国人民的思想向忌讳与外国人交流或拒绝引进外资的倾向发展。
希望郑会长“赶牛访北”可以降低南北之间存在的物理壁障，进而成为拆除我们心理障碍的一个契机。观念的转变是在时刻准备面对未来挑战的思考中形成的。美国在人口、资本、资源等国情方面均比韩国优越。但是，当其在八十年代面临贸易、财务赤字危机时，毅然忍受刻骨之痛进行了“残酷”的结构调整。世界最强大的发达国家在掀起重组、缩小规模、标杆管理、学习组织等经营创新战略风潮时，韩国却只有为数不多的几家先进企业接纳这样的创新文化。当时，这些战略术语也只有在学者们的讲义中偶尔才能看到。结果，今天我们必须付出更大代价，弥补当时的过错。
要克服目前发生的外汇危机，观念的转换非常重要。近期，出口贸易成为韩国制定经济策略的首选目标。不过，以往只出口工厂产品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朴世利、朴灿浩、宣铜烈等人 已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高端出口商品。他们在为国家创造巨额外汇的同时，使韩国的国家形象深深地扎根在世界舞台上，发挥出无法用金钱衡量的重要作用。例如，一部“侏罗纪公园”影片的投资仅为六千五百万美元，却为公司赚取了八亿五百万美元，这一金额已超出了国内出口数十万台汽车的创汇额。
另外，必须摆脱以往以大企业为主的经济政策，为中小企业或风险企业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平台。只有整个社会能够对不热衷于争利权和拉关系、全力开发创新技术的企业做出肯定时，韩国的经济根基才会变得更加坚实稳固。
由此可见，观念的转变对改革而言至关重要。从民众和公务员的角度来看，将以往的两个实权部门（内务部和总务处）合并成立的行政自治部，无疑是一个更具实权的部门。所以国民不会期待其效率大幅提高或发生本质变化。但是，我们必须要将“作为恐龙部门的行政自治部真的能变好吗”的想法转变为“可以实现彻底转变”的确信。只有转变传统观念，习惯才会随之改变；只有习惯得以改变，命运才会出现转机。
改革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所以，在改革过程中，行政部门出现暂时性的萎缩是必然的。虽然当时可能会感觉到痛苦，但是如果能够成功地实现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我确信一切将会变得更加美好。目前出现的IMF体制下的经济危机，正是我们进行改革的最后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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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作为的不倒翁
有些人提出质疑说“国民政府（金大中政府）推进的改革真的能成功吗”，并强调“平民政府（金泳三政府）在执政初期，虽然也曾强有力地推进改革，但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 。
平民政府在其执政初期，虽然曾对行政部门进行了大力整顿，但是，却将公务员顽固难除的传统诟病遗留下来，未能彻底改变行政部门的弊病。
平民政府缺乏在制度改革层面上彻底解决问题的准备和努力，因此一旦有人遭到责问，其他人则认为是其“运气不好”。
官僚们大多蛰伏起来避开审查的风头，静观局势的变化，待到审查态势减弱之后，就会如同根本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一般恢复本来面目。
进入国民政府时代以后，行政部门存在的最大问题仍然是不作为的问题。地方选举之后政府对公职人员纪律状况实施了为期二个月的调查，其结果揭发出一万余名违纪人员，其中大部分是不作为和贪图安逸的问题，其次为收受金银饰品、公费招待、滥用职权等问题。
但是，在推进改革方面，国民政府与平民政府相比，具有一些不同的条件。国民政府是在*化力量进一步成熟的条件下诞生的。国民通过数次的总统*和地方自治制选举，积累了丰富的*化经验。并且，这个时代的国民对政府推进改革的要求比任何时期都更加迫切。
IMF管理体制下产生的严重经济危机，为推进改革提供了宝贵机遇。只要全体国民做好让步、牺牲的准备，实施根本性的“革新手术”将并非空谈，改革已经成为生存的必要条件。
如果国民政府同样无法取得改革的成功，那么不但要面临今后五年至十年的经济危机，而且将很难在全球竞争中存活下来。
平民政府在政策的制定、执行方面发生的错误，也将为今后推进改革工作提供一个深刻的教训。通过吸取这些教训，国民政府也认识到制度改革的重要性。
审查活动在整顿行政部门纪律方面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政府必须持续开展审查工作，直至彻底消除公职人员的不正之风为止。但是，仅靠开展审查工作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只有依靠正确的制度改革，才能扩大改革成果并使其更加持久。
我认为目前正在开展的政府改革的核心是由政府主导型向行政便利型模式的一次重大转换。因此，需要政府将某些权利职能果断下放给民间，实施分权，并修订符合这种政策的各项法律制度。
另外，政府应改正以往高居民众之上的态度，将政府功能转变为以顾客为中心的行政服务体系。以顾客为中心的政府，不仅需要为国民提供行政服务，更需要让所有国民都“满意”。
例如，政府今后要在各行政机关制定规范其行政服务标准的宪章。这是一种与英国的国民宪章、美国的服务标准、欧洲的公共服务标准等相似的行政规范，经济合作开发机构（OECD）的大部分会员国都采用了这种规范。
以地铁部门为例，制定“售票员的态度是否亲切”、“站内环境是否整洁”、“地铁是否准时”等相关行政服务标准，如果不能达标则需按照承诺对乘客进行赔偿。这样，行政服务水平的提高就不会只停留于口号、抽象的表层，而是能够带来实质性的变化。
另外，各行政机关需积极开展国民满意度调查，由国民直接对行政机关进行评价，调查其组织运营情况。在此基础上，逐步引进与英国行政服务代理（Agency）相似的目标责任制。通过引进责任制，在诸如公办医疗院、驾驶证考场等地实行负责人招聘合同制，并引进企业会计制模式，以独立决策和创新为基础，将民众的活力注入行政组织。
通过政策实名制明确责任范围，也是促使行政部门加强其对国民责任感的有效方法。赏罚严明是行政部门生存的基础。茶山丁若镛先生在其着作《牧民心书》“吏典六条”中也指出“吏事必考其功。不考其功，则民不劝。国法所无，不可独行。然书其功过，岁终考功，以议施赏，犹贤乎已也。”
在推进改革进程时，设定正确的政策方向固然十分重要，但调整改革的强度和速度同样也不可掉以轻心。此外，最大限度地减少改革的阻力也是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国外对韩国改革的看法是“虽然正确把握住了改革的方向，但在强度和速度方面尚有欠缺”，也有人以改革的声调颇高、却缺少实践行动为由，戏称韩国也属于NATO（No Action,Talk Only）国家类型。
另外，美国MIT大学的多恩布什教授说：“韩国若想取得结构调整的预期效果，就必须把官僚全部驱逐出境”、“韩国继承了急于维护既得利益和掩盖政策失败等日本官僚解决问题的方式”、“如果无法克服官僚对改革形成的阻力，韩国的经济危机还会复发”，提出了严厉的警告。
尽管通过我们的努力，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改革的强度和成效并没有达到国民和国际社会所期待的目标，这的确是一件令人感到遗憾的事情。尤其是公务员自身，在行政部门的改革进程中不能以身作则、没有积极参与并走在改革前方的问题，需要我们做深刻的反省。
不过，通过改善制度而进行的改革需要经过一个漫长的验证过程，因为制度改革的成效不会立杆见影，所以短期内无法显示显着效果。
在实施制度改革的过程中，若想更改一部法令，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并且，在此过程中，想要说服各个利益集团为此放弃其自身利益也并非易事。所以，为了打造一个稳固的改革基础，就不能急于求成，而要在等待的过程中学会忍耐，并要不断督促和激励改革向正确的方向发展。
甘当恶人的部长
过去，曾担任过内务部部长的一位前辈，对我开玩笑说“在任职六个月之后，内务部部长就要做好举办花甲大宴的准备”。这是因为，内务部是处理各类事件、事故及灾害的行政管理部门，所以一旦发生严重状况，部长常有被免职的可能。
由于春夏秋冬时刻需要提防山火、洪水、台风、大雪等自然灾害的侵袭，精神一年四季都处于高度紧张状态，甚至下班以后，在深夜或凌晨也要为突发的事件、事故绷紧神经，这就是过去内务部部长所面临的境遇。
据统计，在建国后49年零7个月的时间内，共出现过63位部长，其平均任期只有个月。当然，有朝一日我也会从部长职位上退居下来。那时我最想听到的评价是--你是成功推进行政部门改革的一位优秀部长。
对于国家的事业，公务员应该具有主人公意识，但这并不能说明你就是国家的主人。我认为政府改革的核心是制定高效率的行政制度，为国民提供亲切、快捷的服务。在过去的时间里，我一直致力于精减机构和人员、通过新制度为行政部门引进竞争概念。目前改革的框架基本形成，但这仅仅是个开端而已。虽然制度已有所改变，但是并不能说明其事和人也发生了变化。因此，进一步推动改革进程，仍需要对公务员的态度和意识进行革新。因此，一定要为其创造一个富有活力、严谨认真的工作氛围。
就我个人而言，在改革浪潮汹涌激荡的时刻担任行政部长，无疑是为自己增加一份沉重的负担。从政的人都希望自己深得人心，因此，负责裁减机构和人员这样“得罪人”的工作，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并非幸事。但是，我深知在迈向改革成功的道路上，需要一个“甘当恶人”的角色。既然如此，就让我来担当这个角色，一旦选择，决不退缩。
在向公务员下发辞退、停职待业通知时，我感到异常痛苦。组织改组后需要确定新的人事安排，那段时间我经常彻夜无眠。因为我清楚地知道，被精减的人员，与我一样也是一家之主，需要对一家人的生计负责。
早年，我曾有过在国会议员选举中落选后没钱租房的生活经历。当时，为了挣钱糊口，每日凌晨就要起床，去市场批发鲜鱼再到各处叫卖。甚至有一次已经与朋友约好见面，却因没有车费被迫取消行程。所以，我比任何人都更加了解失业者的心情。每当思及那些被精减人员将要面临的打击、痛苦和挫折时，我的心情都会变得无比沉重。
在公布人事安排之前，行政自治部的一位科长来到我的办公室报批文件时对我说“部长，我们是一个大学毕业的”，细问之下才知道他还是我的学长。但是，根据“出生于1940年以前的高龄者择先辞退”的人事原则，他只能被停职待业。对此我心存惭愧，挥之不去。但是选择标准已经确定，我也无能为力。
“为什么在这个经济危机时期，要让我去做伤害别人的事情”、“为什么要由我来承担这种得罪人的责任”这些想法令我久久不能释怀。
有一位1940年在全罗道出生的事务官，被辞退后四处散发谣言：“部长是庆尙道人，所以驱逐了全罗道出身的我”，使我的处境变得非常尴尬。在寻找到与之直接相见的机会后，我试图以“因为没有对每位公务员个人的能力进行正确分析，所以只有把年龄当作最客观的衡量标准”为理由说服他。听到我的解释，他表示可以接受这样的结果，但仍希望为其在下属部门安排一个合适工作。
另外，还有一些人在接到辞退通知后，其本人或夫人前来苦苦哀求。每当听到“小孩有病住院了”、“家里还有八旬老母时日不多了”等等令人颇感为难的话，我的心情变得非常难过，但也只能好言相劝让他们回去。
从全民利益的角度出发，改革势在必行。当然，这个过程也不可避免伴随着阵痛。但是，为了拯救目前全民面临的危机，只能丢卒保车。银行职员的工作被韩国人公认为“铁饭碗”，他们决不会想到自己会在一夜之间变成一名失业者，行政部门的公职人员也不例外。
当然，我们在改革的过程中，也曾考虑过公务员的士气低落及其遭受的痛苦等方面的问题。不过，在行政部门的结构调整中这样的事情不可避免，所以大家应该正确面对现实。
以无数人的牺牲作为代价开展的行政部门结构调整，一定会成为国家发展的基石。而且，在民众脑海中以“权威主义、不亲切”等为代名词的公务员，将真正以人民公仆的身份获得重生。
如果政府的初期改革将目标定位于精减机构和人员上，今后则应把制定正确的政策方针、提高行政部门服务效率作为重点加以实施。
当然，在我的任职期内，取得划时代的改革成效也许有一定难度。但是，我们在经历改革和结构调整所带来的痛苦之后，一定能够品尝到改革的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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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可以，但不能动我的“奶酪”（1）
“政府的改革是必需的。但是，我们的组织在推进改革的进程中不可或缺，所以坚决不能取消”，这种集团利己主义俨然已经成为改革前进的绊脚石。害怕变化、施加阻力的顽固势力往往会提出“赞同总论，反对各论”的歪曲理论。尤其是既得利益较大的集团，只要改革对其利益稍有损害，就会强烈反对。
政府结构调整中最大的阻力来自政府下属部门及国有企业。改革尚未正式开始，他们就通过示威*、写匿名信、打匿名电话等活动表示抗议。民营企业忍受着30%～40%的高裁减率仍推进残酷的结构调整。与之相比，公共部门集团利己主义的做法实在是太过分了。
在政府公布公务员降薪10%以建立失业基金的方案之后，韩国总工会下属铁道、电力、烟草与人参等公共部门12个工会的代表联合起来反对减薪及公共部门结构调整，与政府之间发生了摩擦。而且，当政府下属部门在得知政府最初制定宽松的组织改组计划、最后却推出精减80%人员的大规模结构调整方案后，立即利用通过报纸刊登全幅广告等方法制造舆论，并集体组织起来反对政府的改革计划。据悉，在实行结构调整的过程中，甚至采取了“以内退处理，一次性发放大额退休金”等各种通融方法。
当自己所属的组织受到外部威胁时继续坚守的想法出于本能的防御意识。但是，如果这是代表公共利益的准公务员组织的集体抵抗，就难免要受到极不负责任的责难。
我任部长时，每当执行新的改革措施，也曾遭到各种各样的反对。如果“各论反对”的音调过高，就会影响到“总论”的实施。
我认为，许多公务员并不想真正了解行政部门的改革方向。尤其对于职位较高的人来说，本应赞同改革原则和政策路线，并且以身作则，但是他们非常欠缺这方面的意识。
先进社会应以市场经济、国民利益为中心。但是，官僚们仍然没有抛弃以国家为中心的“大政府、强政府观念”，仍然迷恋政府独权的行政方式。公务员无法成为改革主体的主要原因，就是这种观念差异和理念冲突。
现在，政府追求的政策目标发生了变化。过去，“舍己奉公、牺牲个人”等都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如今国民个人的生活质量问题高于一切，政府要最大限度地抑制干涉国民的生活以及导致效率低下。
阻碍改革的顽固势力认为，他们一直坚持的做法无可厚非，而且坚信今后也要持续奉行下去。同时，他们还提出与发达国家相比，韩国政府只是“小政府”而不是“大政府”的主张。
西方世界的“大政府”，是在经历20世纪初的经济危机之后形成的。政府为了解决失业问题，主动牵头创造就业机会，并向福利部门投入了大量的经济预算。而且，在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后，由于国防产业的比重扩大，导致政府机构变得更加庞大。另外，因为当时东西方意识形态的严重对立，尤其需要组建强有力的政府。
但是，随着冷战的结束，所谓“福利病”的依赖文化后遗症愈发严重，发达国家开始着手进行手术，采取了减少人均租税负担率、公务员数、政府的权限范围等措施，由“大政府”向“小政府”转型。
韩国还没有达到福利国家的水平，并且也不是经过战争洗礼成长起来的国家。税负率或公务员数量以发达国家的尺度衡量，相对偏低。如此看来，韩国政府也可以称为一个“小政府”。
改革可以，但不能动我的“奶酪”（2）
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首先，政府在整个社会领域行使了超越规定的权力。虽然政府的财政规模较小，但银行金库存储量一半以上受到官僚集团的影响，准组税、限制条件颇多。所以，将韩国与人口和收入远远领先的发达国家进行比较，并不合适。其实，韩国政府并非“小政府”，而是正在发展的“大政府”。因此，只能组建“韩国式小政府”。
民众都认为公务员的工作是“铁饭碗”。不过，保障公务员的身份和政治中立的目的，是让公务员以公仆的身份完成自己的使命，而不是让公务员借此谋求个人利益。
为了有效地执行行政程序，公务员持有优越的公职权力，将自己称为“人民的公仆”、“差人”、“雇工”等，而实际情况却与之相反。公务员常常误以为自己拥有比普通国民更优越的地位。另外，因为维持、管理行政机关的所需费用均来自国民的纳税款，所以，政府或公务员一般对金钱并不敏感。
对公务员身份的保障、公务员的优越心理及对缺乏对经费的正确认识等因素，最终为行政部门带来诸多弊病，这也是行政部门必须进行改革的重要因素。
近期，我在报纸上看到对法国大文豪巴尔扎克1841年写的《官僚生理学》的简介。虽然已经过了150年的时间，但此书仍然充分地揭露出当今官僚社会的弊端。
“公务员只是一种为了生存领取俸禄、放弃择业的自由、只会制作文件和批准文件的人”、“高级公务员是未能对政府有所帮助、反而善于利用政府为自己服务的技术人员”、“虽然规定公务员每天必须在官厅工作九个小时，不过其中四个半小时他们用在闲谈、诋毁自己的上司、交换人事信息和察言观色上。也就是说，国家在流失一半以上的办公时间”。
这本书中指出，繁杂而不负责任的批准流程是官僚制度中的最大弊害之一。“报告书是一种拖延的手段，有时也会成为逃避责任的工具”。最后他感叹道：“懈怠、不负责任、摆架子、拉关系等问题就是公务员身上典型的顽症”。
官僚主义英文叫做“bureaucracy”。其中，“cracy”是统治的意思；“bureau”原意是指办公桌，尤其是有抽屉可存放文件办公桌，这意味着“整理办公桌最为官僚化的方式就是将需要废弃的文件复印保存”，这应该是对官僚主义弊端的一种讽刺吧。官僚主义的用词刚出现时，具有与“合理性”相同的含义，是一个褒义词。但是，如今却被贬为“不顾及国民的意愿，采取独断、威权、压迫态度的主义”，脱离了广大国民，一味强调扭曲的精英意识。
这些官僚主义弊端已经成为阻碍改革进程的绊脚石。倘若不予以摒除，极有可能会演化成不注重目的、只强调手段和步骤的过度的形式主义。我认为，“改革可以，但不能动我的‘奶酪’”的态度也是官僚主义的一个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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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公务员的战争”
1998年5月21日，某日报以《与公务员的战争》为标题，做了下列专题报道：
“茶山丁若镛在其着作《牧民心书》中根据清廉度，将公职人员分为三种类型：只靠国家发给的俸禄生活的公职人员；除了国家给予的俸禄之外，巧立名目接受百姓馈赠的公职人员；压迫百姓收取贿赂的公职人员。当然，第三种类型的公职人员是最卑鄙、最*的。
丁若镛同时指出‘古之贤牧，视为逆旅，如将夙驾，淸其簿书，束其装任，常如秋隼坐架，鴥然将逝。一点俗累，曾莫小留，符到卽行，旷无余恋，此淸士之行也。’其用意在于告诫公职人员，公职生活只是人生中的一个短暂历程，切莫因为贪恋官职而深陷其中。可以看出茶山先生不仅是在学问方面成就突出，即便是在对公职生活的感悟上也堪称当代人的表率。
行政自治部部长金正吉在记者招待会上吐露，‘在担任部长几个月后我发现，公务员以集团利己主义为核心团结起来，以非常隐蔽的巧妙方法阻碍改革进程’。他指出‘政府的下属部门之所以如此繁多，也与公务员退职后的工作保障存在一定关联’，并坦言‘即使成为部分公务员的敌人，也要准备和公务员进行一场战争’。
对于他此次的发言，部分行政部门深表不满，认为‘措辞过于严厉’。但是，金部长的发言确实把握住了问题的要害。问题的关键在于改革如何实践。诸如高层公务员退职后，仍然就职于下属部门，同时享受退休金、工资双薪待遇，这就是一个严重的问题。长此以往，下层职员只知剥削民众收受贿赂，而高层职员不谋其事，专注于退职后的工作问题，国家怎能取得正常的发展？”
我在记者招待会上关于“改革行政部门”的话题被报纸以《与公务员的战争》为标题报导后，无意中成为了人们指责的对象。其实，我并不喜欢“战争”这一词，而且更没有和公务员开战的想法。只是，在开始行政部门的改革后，我确如一位战场上的司令官一般，做足了精神准备，而关注改革进程的人们也经常将改革实践比做一场战争。
韩国行政部门的模式已过于庞大和僵化。权威主义和行政便利主义思想存在其中，明哲保身的意识依然如故。所以，出于对国家长远发展的考虑，即便做出一定的牺牲，我们也要不遗余力地推进改革，为国民呈现一个果断干练的公职人员形象。
所谓的“与公务员的战争”，从1997年末我担任总统职位交接委员会政务分科干事时就已开始。就职行政部长后，首次听取业务报告时，相关部门的公务员呈报新年公务员工资调整方案、增加人员的计划书、升职、转补人事方案及奖赏计划等文件要我审批，并称其事十万火急。
由于IMF管理体制刚实行不久，考虑到财政条件，他们提出的公务员新年工资上涨3%的方案被我驳回。当时，我将他们的工资上涨方案暂时保留。因为，我认为在各部门刚刚开始实施结构调整的时期，涨工资的举措并不现实。
而后，新政府在事先冻结公务员工资的基础上，又决定削减其10%的工资。当时，正是遭遇IMF危机的第一年，税收不足七兆六千亿韩元，财政状况非常紧张。况且，在民营企业均已裁员减薪的关键时刻，身为公务员又怎能例外？
另外，随着新政府的上台，公务员增员计划未能得以实施，新政府尽可能控制了新职员的招聘数量。交接委员会在先期制定了保留70%公务员的计划后，不久又调整为50%，最后规定保留人员数量不超过50%。
关于公务员精减问题，时任总统的金大钟为了克服IMF带来的危机，提出到1999年末除军人、警察、教师以外，在中央和地方50万公务员中裁减10%(5万名)的方案。
最后，在处理人事和勋状、奖赏的计划问题上，交接委员会认为政权末期进行大规模升职、转补，滥发勋状、奖赏是盲目收买人心的错误行为，所以没有予以采纳。
说各部门向交接委员会递交的业务报告是其相互间的一场角逐亦不为过。因为这是宪政历史上因政权更迭首次进行的名符其实的权力交接，所以整个交接过程始终笼罩着一种既紧张又兴奋的气氛。特别是在得知政府组织的改组计划后，各部门为了保全身家，利用宣传、游说战等手段相互间展开了生死搏杀。
在政府交接的过程中，为了使交接得以顺利完成，交接委员会临时从各部门调遣部分人员充当专业委员，但是当他们看到自己所属部门面临危机时，却表现出各种各样的利己主义行为。
例如，在改组的过程中，有人向委员会哭诉自己的部门是必不可少的部门，更有甚者，竟然在提交改组方案时要求成立新的部门，互探信息的不良风气四处弥漫。另外，有一部分人则在会议期间私自离开，利用手机向其所属部门透露会议内容。无奈，我不得不对其提出警告：“委员会将遣返那些陷入部门利己主义的人”，并且强调到：“这样做的人在人事安排上没有任何好处”。站在公务员的角度上看，被遣回其所属部门，是一件极为耻辱的事情。此时，国家正陷入危机，在政府、企业等组织都在全力进行结构调整的关键时刻，作为人民公仆的公务员却因一己私利而不顾国家的安危，其行为令人感到万分心寒。
经过这些事情，我深切地感受到，那种深深扎根在公务员心中的“政权有限，而公务员社会是无限的”思维意识依旧没有得到改变。
我与公务员的正式接触要追溯到我在交接委员会任职期间。当时的行政部门只要遇到与自身利益相冲突的事情，便会以强有力的对应逻辑武装自己，组织起来进行反抗。诸如遇到减薪、辞退等与其切身利益相悖的问题时，他们的表现便会异常激烈。由此，我认定这是一个非比寻常的组织。
我从未产生过批评每一个公务员的主观想法。导致目前这种状况的关键问题在于不合理的政策制度。即使是一个德才兼备的人，如果一直被存在问题的制度所牵制，也会在潜移默化中表现出不良的行为。
因此，我们要通过制度改革措施，规范公务员的行为，培养公务员具备大公无私的精神，使其成为克己奉公的榜样。我们决不能因为承受外部压力而退缩，畏惧不前的行为不利于国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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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裁员与公务员的抵抗（1）
改革并不是因为没有制定合理的计划，才遭遇失败的。即使规划出一幅完美的蓝图，如果改革的主体--公务员不予以积极响应，那么必然一败涂地。因此，强有力的领导能力，是改革成功的必要条件。
在任职100天时，作为具体实践“造就有竞争力政府”目标的一个环节，我宣布了至本届政府任期届满的2002年为止精减30%地方公务员的结构调整计划。
任职初期，在巡查地方时，我便发现地方行政机构存在冗员过多的现象。据统计，平民政府执政五年期间，中央公务员的增长率不到1%，而地方公务员年均增长率却达到了5%，而且机构组织秩序散漫。因此，我认为已经到了必须改组的时刻。
任何国家，如果没有对公务员额度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根据“帕金森定律”，其数量一定会持续增长。当然，这只是一般的倾向。我认为，政府首先需要把公务员人数减少至合理数量，并引进公务员总定员制，将被精减的人员，安排到适合其发展的部门。
作为一名政治家出身的部长，我也深知不得罪人、取得更多选票对我政治前途的重要性，但是，面对人们对行政部门的批评和指责，却不得不下定决心义无反顾地进行结构调整。
不过，在此过程中我也遇到许多波折。虽然我明确地提出了精减30%人员的指导方针，但实务部门却以20%的精减率已经难以实现为由对我进行反驳。我只得再以“国民希望的不是三分之一，而是一半以上”为由，多次下达强硬的指示。但是，直到记者招待会召开前夕，他们仍然在为几个数字争论不休。
主管部门提出按照交接委员会当初拟定的方案--三年内精减公务员10%的意见制定计划。不过，在我的一再坚持下，最终将方案确定为--至1998年末为止首先精减人员10%，2002年再精减20%，共计精减30%的人员。
我们在记者招待会上宣布的内容是：首先，在一年时间内从目前的291万名公务员中精减10%（3万名），这只是第一阶段的人员精减。而在2002年，通过邑、面、洞事务所的功能转换和业务委托民间，精减单纯事务助理人员等措施，精减人员总数的20%（57000名）。完成第二阶段的人员精减。
邑、面、洞事务所主要从事发放身份证等业务的处理工作。如果韩国可以实现政府办公电子化，这些业务就可以通过电脑自动办理，因此，便可以大幅度精减人员，而存留下的空间将被作为“居民自治中心”使用。在“居民自治中心”，民众可集中在一起开展各种文化活动并讨论地区所发生的问题。另外，还可以通过电脑系统获取就业或房地产信息等与生活紧密相关的信息，使其逐渐成为地区社会的活动中心。
行政自治部发表精减30%地方公务员的方案后，在包括行政部门在内的社会各界造成很大的反响。但是，发布会结束后我在查验方案时发现，在预计被精减的87000名人员中实际被精减下来的公务员却只占20%，其余的10%是单纯的事务助理员、环境美化员、保安等接受政府预算支援的人员，而并不是真正的地方公务员。
实际上，他们所申报的这10%的精减计划，只是在掩人耳目而已。主管部门解释说，进一步的人员精减无法继续实施。但是我坚决要求按照原定方案进行人员精减。最终，行政自治部决定制定了公务员精减30%、非正规公务员精减一半（23，000余名）的修正案下发给全国各地的地方自治团体。bookbao.co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政府裁员与公务员的抵抗（2）
如此看来，主管行政部门发布命令时，其下属单位表面上似乎在积极响应，但是，实际上他们却具有超强的自我保护意识。这让我再一次深刻地意识到，为了达到真正的改革目标，必须对这些行政组织进行彻底的审查及严厉的鞭策。
在精减行政自治部总部冗余人员时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行政自治部在其前身内务部和总务处进行合并时曾精减120名公务人员，而后又在四个月的时间内取消了两个局和五个科室，精减人员51名。这比新政府执政之前的总人数减少了18%。
不过，这一方案在发布之前也曾被多次修改。最初，业务部门提出保留局级单位、只合并科级组织、人员精减30名的意见。在被驳回要求重审后，又递交了取消一个局和五个科、裁减人员41名的减员方案，再一次被予以否定。业务部门最终提出撤销两个局和五个科、减员51名的计划，才得以采纳。
公务员被录取后晋升至局长的职位，一般来说至少需要20年的时间。所以，对于行政自治部的公务员而言，突然撤销两个局级职位，不亚于遭受一次巨大冲击。但是，作为主管政府组织和人事管理的部门，行政自治部如果不引刀自戮发挥其表率作用，将无法带领其他公共部门和地方行政组织施行有效的改革措施。而且，那些转眼间失去工作保障、饱受社会结构调整所带来的痛苦的民众，也决不会容忍行政部门这样的权力部门在这场变革中置身事外。事实证明，在经历结构调整后，行政自治部的各项工作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业务依然有条不紊地开展着。
政府执政前发表的政府组织改组计划中曾明确提出：在至2000年这一期间内，将中央部门的公务员人数精减10%，即18，000名。但是，此计划发布尚不足半年，各部门却上报要求增加一万名职员的申请。
例如，劳动部因雇佣保险范围扩大到五人以下的营业场所，业务随之增加，是故提出增员要求；而法务部则阐明因新近建造一部分监狱，所以需要增加人员。虽然行政自治部一再要求各部门利用其剩余人员，进行工作调整，但是他们却一直在阐述增员的必要性，继续要求增加人员。
因此，我特别强调“在全面精减人员的时期，增加人员的要求绝对不会予以批准，即使这个要求来自青瓦台”。
据说在英国“经济学家集团”的主持下召开的“经济学家圆桌会议”上，许多人对韩国的公务员提出各类批评。参会人员指出“韩国绝大部分的中层公务员对改革持怀疑态度，韩国公务员至少需要经历六个月到一年的政治变革洗礼，在承受经济上的巨大痛苦之后，才有可能转换认识”，“政府高层官员和普通官员之间对待改革的意见分歧很大。如果通过教育能够改变局级以上官员的否定态度，则可以期待韩国出现焕然一新的变化”。
我们在对行政部门职员的观察中可以发现，越年轻的职员越渴望进行改革。因为他们不希望自己将来投入大部分精力工作的行政部门变成巨大的矛盾体，受到国民指责。但是，他们的个人热情，却无法在改革的框架中得以发挥。
阻碍组织进行变革的敌人有两个：一个是老狯的精神，另一个则是既得利益者。
“老狯”一词由中国的林语堂发明，指入世颇深，精于算计，城府深沉，多疑不前的态度。老狯的人对改革一般抱有隔岸观火的心态，他们会在心里嘲讽“任你百般折腾，结果还不是依然如故。”但是他们不会将其表现出来，因为担心自己会成为被改革的对象。
他们如坐山观虎斗一般，事不关己地等待改革的热潮风退浪平。其中的一部分人甚至会虚假地表示接受改革，并表现出一副为了改革的成功义无反顾的姿态。
既得利益者是分获组织部分权力的人，即公司的要职人员或高层公务员。他们的权力与自己所掌握部门的大小成正比，手下职员越多的部门负责人掌握的权力也就越大。所以，一旦其部门所属人员随工作变化调任至其他部门或其所辖业务本身消失，则会损害他们的既得利益。对此，他们会表示抗议，借以维护其个人利益。
所以，消除老狯的精神和既得利益者的阻力，并将其引入改革之中，才是组织变革的捷径。因为，如果没有了解组织实情、掌握组织情况的人帮助推进改革进程，改革的路途将十分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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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时代的悲剧，痛苦的结构调整（1）
在对地方行政组织进行结构调整的过程中，我们经历了极大的痛苦。“撤销冗余行政组织，至2002年为止精减30%地方公务员”的计划推出之后，各个自治团体（地方政府）陷入了极大的混乱之中，因为他们并没有对行政部门推出的“解聘标准”做好心理准备。
而且，在这一过程中，竟然发生了拒绝执行既定方针、以集团利己主义进行对抗或散布谣言、排除异己等有失基本道德标准的事情。甚至部分居民的地区利己主义也参与其中，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忠清北道曾坪办事处和忠清南道鸡龙办事处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例子。这两个地方组织并不是为满足行政业务的需求，而是为该办事处所在地提升为市级城市才成立的组织。所以，很早就有人提出对其进行改组的意见。
忠清北道曾坪办事处地处忠清北道槐山郡曾坪邑。在行政区划上，它隶属槐山郡。因为郡厅和曾坪邑之间被一座大山阻隔，所以处理业务极为不便，所以在此设立了办事处。但是，忠清北道曾坪办事处却不受辖于槐山郡办事处，而是从属忠清北道办事处。
忠清北道将槐山郡和曾坪邑的文件审批及户籍办理等业务收回，进行代理委托式运营。设立办事处时，这里人口只有三万两千名。然而，包括地方三级办事处所长在内的工作人员竟达233名。不过，政府承诺如果日后该地区人口数量如达到五万名以上，可以将其提升为市。
随着地方自治制的实行，这畸形的行政结构中出现了诸多问题。例如，曾坪邑的居民虽然参加槐山郡郡守的选举，槐山郡议会议员也是从其所在地人员中选举产生，但是因为业务本身与槐山郡分离，所以选举结果不具代表性。
忠清南道论山市鸡龙邑鸡龙办事处的情况与曾坪办事处同出一辙。因为此处的鸡龙台驻有三军总部，所以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论山郡无法有效地为其提供支援服务。但是，在论山郡提升为市之后，仍然保留了忠清南道分局，并申请批准其为特定市。
但是，在撤销这两个办事处时，遇到了非常大的阻力。不仅道知事和地区国会议员找我商议过，而且居民还自发组织“非常对策委员会”，在政府大厦门口举行示威活动，部分居民甚至以剃光头发的方式表示反对。对此，我只好以“将行政业务转换到郡办事处以后服务程序会更好”为由说服他们，但是他们置若罔闻。
他们拒绝撤消这两个办事处的理由是：将郡提升为市在推进城市开发或人口引进政策方面存在更大的优异性。可是，如果取消办事处，郡升市的计划将被搁浅，并且还要精减一部分公务员。
在韩国，人口达50万以上的城市，普遍存在市厅和区厅政府功能重叠的问题，所以政府制定了至2002年期间废除人口达到50万以上市所属普通区厅的方针。例如马山市，随着附近新城市昌原市的发展，其人口已经下降到50万以下，因此，政府对其下发1998年内废除市内两个区厅的通告。不过，这样一来不但马山市的人员和组织会被精减，而且，该市从中央政府和道获得的拨款也会大幅减少。因此，市议会否决了废除案。
另外，在撤销人口不足5000名的小规模洞时，也曾遭到当地居民的强烈反对。各洞都组织起来，组建“保护××洞泛洞民促进委员会”开展反对运动。他们在以“人口虽少，地区广”为由进行抗议的同时，甚至以“如与其他洞进行合并，将会反对已批准的建造广域垃圾焚化炉设施 ”等条件威胁政府。
IMF时代的悲剧，痛苦的结构调整（2）
在地方行政结构调整过程中，遭遇阻力最大的是对消防人员的裁减。从1998年7月至今，在全国16个市和道中，编内公务员总数为七万四千名，其中消防公务员为两万三千余名，占。其中，京畿道地区消防员人数竟占该地区全体公务员数的。
消防员在市、道公务员中所占比例过重的原因是：一线市、郡、区消防部门职员，在编制上也属于广域自治团体的市、道消防部门。
采用相同的裁减比率进行裁员，消防公务员被裁减的人数比普通公务员要多。例如，按照12%的裁减率计算，京畿道地区的3200名消防员将被裁去400余名，并且，关闭40多个消防派出所。
对此，消防公务员认为消防业务具有其特殊性，裁减消防人员也有悖于加强为民服务的地方组织改组方针，要求与警察、教师一样享受特殊编制政策。全国消防员联合会、韩国消防技术会社等四个相关团体，甚至在报纸上刊登广告以示抗议。
他们指出“与消防员一周84小时工作制相比，作为类似组织，44%的警察却实施三班制周56小时工作制，而教师的工作时间则是三班制周75小时。而且，首尔消防公务员人均负责救助人数为东京的三倍、纽约的四倍”，“如果将24小时两班制的消防公务员与日8小时工作制的普通职员以相同的比率进行裁减，一旦发生救助、急救及灭火等事故时，甚至连出警的人员都没有”。
甘冒生命危险，在事故现场救人灭火的消防员是国家的尖兵。一旦将其裁减，必然会出现专业人才部分流失，日后倘若在对其实施补员措施，将会承受更重的负担。但是，在社会民众和行政部门都在精兵简政的情况下，我认为消防公务员也不能例外。
所以，行政自治部决定在保证业务不受影响的前提下，从其内勤部门开始减员。而具体的裁减措施则由相关自治团体负责人进行地区实情考察和分析之后作出决定。
至去年8月末为止，在各自治团体首次进行的地方行政组织改组中，其裁减率超过我们部门规定的10%的目标，达到。
消防相关组织尽可能排除对119救护、急救队、消防官等业务主力进行裁减，而以内勤人员为主，裁减率为，达普通职员一半水平。地方自治团体能够做出这样的决定实属不易。不过，像曾坪、鸡龙办事处和马山市这样阻力较强的地区，考虑到当地存在的特殊情况，行政自治部经研究决定对其放宽政策，但是规定要建立在不影响其他地区结构调整公平性的基础上。
由于行政组织缩减计划的实施，行政机关内部也产生了各种矛盾。因为主要由行政人员负责推进缩减业务，所以技术人员对此抱有很大意见。另外，在组织改编过程中，在地方选举时盛行的拉关系现象大幅增加，竟然出现了个人、部门乃至组织出面四处游说的局面。
许多人为了自己能够得以生存，不惜状告上司和同事、诋毁其他人的工作态度、业务能力，一时间流言四起，不正之风到处蔓延，损人利己的事情屡见不鲜。
要改革就不可能没有牺牲。如果存有“确实需要改革，但我们不是被改革的对象”的想法，我们将举步维艰。民营企业和工人为了生存，承受着极大的痛苦，而政府组织和国有企业却把IMF危机视为他国之事，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同时，地区居民也必须清楚，只有将行政组织进行重组，才会更加有利于地区的长远发展。将四分五裂的自治团体整合后，取得持久发展的事例比比皆是。
全罗南道丽水市和丽川市、丽川郡的成功合并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在历史上，丽水半岛本就是一个地区，相互间距离只有5公里、20分钟路程，同属一个生活圈和经济圈，但却划分为三个市、郡进行管理。由于各种行政事业按市、郡区分，单独开展，致使行政服务重叠、效率低下，所以，其发展要比相毗邻的顺天市或光阳市相对落后。
后来，政府依靠88%的压倒性的支持率合并了丽水半岛，使其成为全罗南道最大的城市。这对于大规模地区开发或社会间接资本的扩充非常有利，而且为其发展成为港口、水产、旅游产业城市打下了基础。这次合并是居民大局判断力和地区领导层健康的地方自治观的集中体现。
其实，缩减地方行政机构能够为地区居民带来一定的利益。撤销区厅后，也许附近土地价格会下跌，饭店、代理部门等营业场所也会遭受一定打击。但是，通过结构调整节省下的财力，可应用于地区的开发事业，并且能够减轻税收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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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最舒适的职位--“区政府股长”（1）
发布地方行政改革裁减方案后，许多地方自治团体的负责人虽然认可了方案实施的意义和必要性，但是，由于担心选举时地区居民的选票问题和公务员的反对，并没有马上同意。
不过，一位结构调整的当事人（一名公务员），在“与部长对话”栏目上提出了必须要进行地方自治团体人员调整的意见。文章中他特别指出“韩国最舒适的职位是区政府股长”，并强烈要求撤销这一职位。
“我是一名在某广域市一线区厅工作七年之久的公务员。1991年时，以7级公务员身份被公开招聘至洞事务所。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我一直兢兢业业。但是，对于地方公务员这一职业，我逐渐失去兴趣。正在准备改行时，恰逢政府开始进行*政权交替，推出任命具有改革意志的部长及进行地方行政组织改组等措施，我心中对行政部门的希望之火又重新被点燃。
我最担心的是行政改革出现雷声大雨点小的局面。因此，在希望改革持续下去的同时，借此说出公务员们的共同心声。
组织改组工作绝对不能后退。这次改革是40年以来唯一一次能够真正改变公务员组织的机会。政府倡导改革时，公务员的反应都很冷淡，认为‘改革将半途而废’，甚至已经出现了很多反抗和抵触现象。在改革中，抵触是不可避免的，改革若想取得成功，一定要按照计划尽可能地快速推进。
我认为，一定要撤销股长这一职位。行政自治部应取消目前这些有悖于“地方行政组织改编指南”的、被称为‘韩国最舒适职位’的人所拥有的审批权，将其投入到实际业务之中。当然，指南上对此也有指示。
经确认，某些人在中央部门说是‘××负责人’，但实际上职员却称呼‘××股长’，而且只负责审批。由于其工作性质，在中央部门，股长也不得不需要处理业务，但在地方行政上，股长几乎没有什么事情可做。被精减的10%的人力，将那些股长转换为工作人员来进行补充即可。
根据“改编指南”要求，我希望一定要撤销‘股’制度。有些股长整日无所事事，上午看看报纸，下午则以跟职员闲聊来打发时间，还有不论什么事情都让下属职员代劳。这些都是八、九级低层职员的诉苦。有些股甚至只有一名股长和一名职员，职员往往一边帮股长处理私事，一边还要工作，而股长却什么也不做。
在某些自治团体，从七级公务员晋升到六级，大概只需要四、五年的时间。一般来说，24岁被录用的人，只要熬到了30岁，就可以只负责盖章，舒舒服服地度过以后的工作时间。我是在26岁时升为七级公务员的，即使行政机关内人员过剩，但是只需要捱过几年时间，就足以让我拥有‘区政府股长’这一‘韩国最舒适的职位’。
总而言之，希望行政自治部能够将地方自治团体的六级公务员（股长）投入到实际业务中，负责处理激增的地方业务，利用这种方法来改变其充满权威意识和惰性的行政态度。
在进行硬件改革之前，首先要实行软件改革，使其成为行政组织改革的引擎。否则只进行结构方面的整改，改革将难以稳固长久。要知道，并非所有的公务员都反对组织改组和人员裁减，组织内部也有很多希望彻底进行改革的成员。
只有这样，组织才能自主推进改革。行政改革的成败取决于能否有效地克服与之相对立的阻力。因此，引进竞争机制对于改革而言至关重要。不然，通过缩短员工的退休年龄来顺应组织改革的政策方针，即使达到了裁减人员的目的，组织也会失去活力。
韩国最舒适的职位--“区政府股长”（2）
在竞争中感觉自己能力有限的人，只有通过不懈的努力完善自我，才可以避免被淘汰的命运，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可以使人员精减的计划更易实施。据说政府准备引进目标管理制、分数制等绩效制度。我认为这样的想法也许不够客观，因为该制度并非是根据韩国公务员的特点制定的，所以在应用上可能存在诸多弊端。很多发达国家在引进这些制度以后,结果也不了了之。
因此，若要对公务员实施全方位的考核,绩效制度可以按计划引进，同时,需要采取针对本国公务员特点的多样化方法。另外,在公务员社会中，若想获得比其他人更快的晋升机会,或是使上司欣赏你，或是调任重要部门,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所以我认为，在今后的升职问题上,至少应有10%的人必须经过公开考试之后予以晋升。虽然考试并不意味着考核的全部，但是,在升职时至少应该通过一次考试印证其业务水平。
我在刚做公务员时，早晚的闲余时间都在学院中刻苦攻读,借以提高自我。不过，周围的同事、朋友甚至是家人都问我‘公务员还需要学习吗？’，表示不解。一位与我交好的老公务员向我提出忠告说‘与我一样不犯大过、得过且过即可，太出风头会遭到排挤的。’
另外，当我通过考试获得为期六个月的海外研修机会时，与我关系亲密的同事提醒我，如果去海外研修，回来后在升职问题上肯定会吃亏。为此，我考虑了很久。公务员社会给我一种与普通社会脱离的、象外星人社会一般的感觉。
所以，我抱着‘改革是打造有常识的社会’、‘改革是纠正错误行为的有利武器’的想法，再次寄希望于政府。但是，如果这次改革以失败告终，为了未来更好的发展，我只能放弃这一工作。
当事务官是地方公务员一生的梦想，所以我希望在事务官的提升问题上，至少10%要进行公开竞争考试。因为在地方行政机关中，从七级升职开始就会受到团体负责人及行政干部的影响，所以，倘若只实行审查制，难免出现纰漏，也许只有那些能言善辩、善于拉关系的人才有可能得到晋升机会。
为了那些默默无闻、力求上进、不屑贿赂上司的人能够获得一个公平的晋升机会，我认为应确定至少对10%的人实行公开竞争考试的制度。否则，须从外部调派50%以上的审核人员，在升职候选人在场的情况下对其进行公开的审核。
世界上不该存在终生不经过一次考试、安安稳稳混到退休的职业。凭借以往的语文、数学、历史等科目考试成为公务员后，却不思进取，甚至不具备基本的行政或法制概念的人，怎能处理好公务？
行政自治部改革方针中提出的组织改组，其方向十分正确，希望可以尽快推进。说实话，早在五年前，公务员之间就流传着裁减现有公务员总数的20%～30%也无妨的话题。特别是在大城市里，“洞”这一层组织根本没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这也是许多公务员的共同看法。而且，没必要进行以5000名以下、10000名以下为限的阶段性裁减，而要做到全面撤销。如果分阶段进行撤销，将会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另外，需要随时掌握一线公务员的动态，时刻预防集体抵抗事件的发生。
上述所言是一位拥护改革的现职公务员提出的真实意见。希望第二次行政组织改组的进程也能够得到强力推进，而且，在对待地方自治团体改革的问题上，期盼行政自治部做到全力以赴。最后告诉您，以年轻公务员为中心，支持改革的公务员还是很多的。”
在地方行政改革过程中，撤销六级地方公务员负责的区、市、郡的股长职，是最受地方政府部门关注的事情。如果说中央部门的五级事务官在政策立案阶段，起到挑起工作核心的作用，而在地方，发挥这种作用的人则是六级公务员。
但是，这些六级股长在实际业务中，却以管理者的姿态出现，最终导致其职务被视为“只会盖章的工作”。所以，在此次改组过程中，撤销股长一职，引进大局、大科及组长制，借此缩短组织阶段并大幅提高组织运营的效率。
在政府部门或地方自治团体，由机关负责人或自治团体负责人经研究后，确定选择审核制或考试制，推行五级事务官升职制度。目前，多数地方团体采用的是审核制。
最初，实行考试制时，只要临近升职期，很多人就会弃业务于不顾一心备战考试，导致考试课目和实际业务脱离的弊病，而实行审核制却又无法保证其公平性。不过，今后如引进目标管理制或分数制等制度，我想这些问题会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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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兹沃斯和行政改革
我很荣幸有机会与英国行政改革事务负责人戴安娜·高兹沃斯（Diana Goldsworthy）女士会面。高兹沃斯女士是受韩国政府的邀请来韩访问的。
高兹沃斯女士与我是同龄，她衣着朴素、体态端庄，周身充满活力。目前，高兹沃斯女士荣任英国政府改革及评估顾问。过去，她长期供职于英国国防部。作为1988年英国首相室成立的二阶段行政改革组“下一步骤”（next steps）的创办人员之一，她引导英国的改革走向成功之路。
虽然各界对英国的行政改革持正反两论，但绝大多数人认为它比较成功。英国在1976年为了克服IMF危机而推进行政改革的做法，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其中从1979年开始执政的撒切尔夫人犹值一提。撒切尔夫人组建了改革的智囊团“效率诊断组（Effciency unit）”，并聘任玛莎(Marks&Spencer)百货公司的老板德雷克·雷纳为顾问,以坚强的信念和突出的领导能力极大地推动了改革的发展。
她以“打造小政府”为旗帜，通过分析工资体系、社会保障费、退休金制等措施制定了衡量公务员个人能力和工作效率标准的方案,做出五年内裁减十万名公务员的决定并加以实行。
但是，英国政府并不满足于此，他们继续确定了第二阶段战略“Next Steps”。其核心是进一步裁减全国20%的公务员。为此，英国政府把办公厅的警卫、管理、清洁等工作托管给民间，并向民营企业拍卖处理皇家造船厂和政府采购部等政府事业单位。
另外，英国政府将钢铁、煤炭、通信、电、煤气、自来水、铁道公司等大部分国有企业转卖给个人进行运营，使这些部门75%的公务员转变成为民营企业的工作人员。
不过，英国政府并没有无条件辞退公务员，而是确保这部分人能够伴随政府事业向民营化转移，在民营企业实现再就业。即，将其转向更具竞争力的部门。
随着英国政府对改革的不断推动，公务员从早期的73万名精减到50万名。不过，在英国的改革过程中，也曾出现因公务员的*，导致街头垃圾成堆，甚至连葬礼都无法办理的困难局面，公务员的利己主义再一次*裸地表露出来。但是，这些事情并不足以成为其阻力，改革很快就迎来一个快速发展契机。
高兹沃斯女士主导的“Next Steps”，引进了行政服务事业所制度和市场测验等新的改革措施。行政服务事业所制度是把行政执行功能与政策立案功能分离后实行民营化管理的一种革新方案。通过合同制招聘的事业所长在人事、预算等方面拥有独立的裁决权，并且直接负责效率和生产率的提升。
通过这一制度，高兹沃斯女士将领取驾驶证的等待时间从13周缩减为6周，发放护照时间则从周缩减为8天。而韩国利用部门之间的电脑网络共享，在申请护照后，24小时之内就可以拿到护照。这方面的行政效率韩国高于英国。
在刚着手进行改革时，英国正面临因福利费超支而带来“英国病”的困扰。而且，大伦敦议会（great london gcouncil）在有效的市政管理方面暴露出很多问题。
英国行政改革的特点和成功的秘诀是--并未确立概念性的综合计划，而是步步为营地进行改革实践。
例如：1979年英国政府开始研究如何提高政府组织内部效率的问题，1982年则制定了财政管理方案并进行财政改革，1988年引进行政服务事业所制度，而在1991年制定了国民宪章。
改革事业的成功，需要严格的管理制度。英国以三个月为单位，制定了一定的检查标准审查改革的推进情况。另外，他们不仅通过书面资料了解改革状况，还委派工作人员进行现场核实。
高兹沃斯女士强调“如果不首先进行政府改革，社会改革或经济改革是不可能获得成功的。公共部门的革新，在所有改革中最为重要。”同时，她又指出“行政改革最大的敌人是重视不必要的过程和步骤的官僚主义，国有企业民营化和行政公务员数量的缩减是改革中必需要施行的措施。”
改革初始，一定会有部分行政部门产生动摇和表示反对。不过，当改革进入正常轨道后，公务员的热情将空前高涨。例如，对于中央政府的单方面指示，英国公务员时常会产生挫折感，但是通过改革，工作人员在获得自由裁决权后，情况会立刻随之好转。
面对韩国目前的状况，她认为“IMF可能是进行改革的良好机会，是成就非常之事的一个契机”。她又指出“不要只制定不切实际的宏伟改革方案，在小的层面也要实施改革措施，要让民众或公务员感觉到有一定的变化，这一点非常重要”。
与其他的欧洲国家不同，英国经济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复兴，重新崛起。最近，很多年轻法国人为了寻找更好的工作机遇前往英国。因为英国通过行政改革，将和谐活跃的社会气氛与工作气氛融为一体，为工作人员提供了更有利的发展机遇。
高兹沃斯女士指出“改革的成功不可能一步到位，而应循序渐进，要通过社会成员的态度转变持续进行”。英国政府改革的完成，事实上也花费了近二十年的时间。
英国是政党之间利害关系复杂、离合集散比较严重的内阁制国家，某些总理的任期甚至不足一年。但是，随着改革的推进，撒切尔夫人的任期长达11年，继任首相梅杰的任期也有五年，保守党执政了17年之久。
劳动党出身的托尼·布莱尔也接受国有企业民营化、缩减社会福利、排除工会对政治的干涉等改革措施，延续了保守党的政策路线。
通过英国推行的改革，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些经验教训。
首先，在缩减臃肿的公共部门的过程中，要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一定要保障公务员的再就业问题，降低失业带来的社会风险。另外，通过彻底的检查使得改革取得的成果能够得到巩固，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参考。
但是，韩国没有必要如英国一般采取阶段性的改革策略。因为我们准备引进的责任运营机关制（Agency）或服务宪章制等各种制度，已经在英国得以实施，且其成果和问题已得到验证。所以，在改革初期，我们要强力推进综合性的、更加果断、有效的改革战略。
忘了主人的公仆
让我们做如下假设：在一个拥有10万人口的城市中，其地方自治团体的负责人送人情，把十亿韩元的税款分配给100名社会名流。
那么，在社会名流人均获得一千万韩元的同时，剩余的地区居民则人均损失一万韩元。问题是，这些社会名流在下届选举中还会支持现在的团体负责人，而剩余的九万九千九百名选民大部分却不知道这一万韩元的事情。即使知道，一万韩元也无关痛痒，所以不会在意。
问题不止于此，因为社会名流的人数较少，所以能够组织有效、严密的行动。相反，其他选民由于人数过于庞大，若使其以一个目标为中心组织起来难度相对较大，并且，其费用也相当惊人。
因此，相对有效的游说活动，只是少数社会名流的专利。并且，这些社会名流和业主会积极参与听证会或相关部门的政策研讨会等政治活动。在决策过程中，他们固执己见且具有攻击性。
因为会议的具体情况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所以政治负责人或行政当局，以这部分人的意见为中心制定政策的可能性较大，再加上贿赂起到的效果，结果可想而知。
我在任职部长之前，曾参加过以IMF为主题的研讨会。参加研讨会的一位经济学家简单介绍了“主人－代理人”的经济理论。虽然这一理论只是以常识为基础，但却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使我产生强烈共鸣。其理论内容如下：
主人选择或任用代表自己利益的代理人。代理人在宣誓为了主人利益的最大化而竭力工作后得以成功受聘。但是，问题是就职之后他又会如何？
就职后的代理人不再代表主人的利益，也不再为主人能够获得最大利益而努力工作，而是在竭尽全力扩大自己的利益，早已忘记主人的存在。一般情况下，主人并不知道代理人的这种行为，即使知道了，出于种种条件的制约，也无法立即驱逐代理人。
例如，国会议员的主人是选举他的国民。他是以代表国民的利益并使之最大化为选举公约被选举出的代理人。但是，一旦其正式成为国会议员，情况就会大不相同。国会议员将不再为使其“主人”的利益最大化而努力，而是为扩大自己的利益整日奔波。国会议员的行动目标只有一个，就是提高下届选举的当选率。因此，他们对于公共推选或地区选民投票等相关活动异常关注，而对于其他的方案则漠不关心。
当然，也有为了主人的权益而兢兢业业的政治家。但是，他们在地方的“送人情行政”或各种利权事业及解决民怨方式等方面却经常遇到各种阻力。
我想，当今官僚的行为也可以用该理论做出解释。官僚的主人也是国民。他们担当代言国民利益并使之最大化的艰巨任务，并以代理人的身份得到任命。但是，一旦其成为官僚，则只会为其升职或继续任职而努力。此时对于官僚来说，国民不再是主人，而是累赘。
虽然这个例子不免有些极端，但却事出有因。我们国家的官僚早已经忘记谁是他的主人。他们只关注上层的动态，却无视国民的疾苦。忘记了他们不愿多看的广大国民才是自己真正的主人，而其上级只是和他们一样的国民代理人。
官僚只顾一己之利而对其所代言的国民利益不管不顾的事例不胜枚举。贪污*、明哲保身、玩忽职守、懈怠等一切问题，都源于他们不再代言主人的利益，而是只关注极自己利益的最大化。
那么，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方法很简单，就是制定切实可行的诱导策略使代理人的利益和主人的利益合而为一，进而，加强监督力及控制力，促使代理人难以专注于夸大自己的利益。另外，在监督及监视代理人问题上，则需要国民社会的成长才能得以有效实施。
对于当今的社会结构，一位学者做了如此的诠释。在过去，等级秩序极强的官僚集团形成了金字塔结构，而国民或企业则只是支撑此构筑物的一个砖块而已。相反，我们可以把先进社会合理的社会结构比喻为一辆三轮自行车，前轮是企业，后两个车轮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即，为了使企业能够得到全力发展，政府应该成为其坚实的后盾。而坐在三轮车座位上的则是国民社会，即国民。国民才是真正的主人。
日前，一家大企业在编制内部组织结构图时，将消费者放在经理的上方。如果政府也规划组织结构图，那么总统上方的位置应留给国民。
如果我们的国家成为政治家、公务员的世界，国家将不会有未来。它应该是一个全部利益均归属于国家的主人--“国民”的世界，要使那些背离主人的“公仆”在中央政府、地方自治团体、政府下属团体及所有的国有企业中无法立足。
我虽然是行政自治部的部长，但我并不等同于行政自治部职员的主人。我与全体职员的共同主人就是国民。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公务员不过是为了谋求国家利益和国民福利的最大化而工作的国民代理人。
总而言之，公务员并不是主人，而是人民的公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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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屋檐下的两个家庭（1）
行政自治部是由以往的内务部和总务处合并形成的部门。在韩国，行政自治部所属公务员人数最多，且掌管中央组织和人事、支援地方自治团体、政府礼宾、灾害管理及消防、治安等事务。所以，在政府改组时，许多人对行政自治部的成立难免产生一定成见，并指责行政部是拥有巨大权力的“恐龙部门”。
在过去，内务部是受到地方自治团体抱怨最多的部门。当下属部门要求其提供帮助时，内务部总是以各种借口推诿，并且对地方自治团体的所辖事务都横加干涉，指手画脚。此外，内务部非但不鼓励这些地方部门采取的积极举措，相反只是以一味斥责的态度来显示自己的权威。
总务处也与内务部一样，对中央部门的大小事务都加以干涉。因此，很多人担心将这两个部门合并之后，有可能成为更加臃肿的部门，从而引起民怨。但是，站在国家改革政府部门的立场上考虑，无论这两个部门过去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在转变成为行政自治部这个新部门之后，必须发挥其整合之后的协同效应，为成为深受公务员和普通国民信赖及喜爱的部门而刻苦努力。
这两个部门在合并之后的优势是，以往内务部负责管理地方自治团体的组织和人事，总务处则负责管理中央政府的组织和人事，如今将两者合二为一，可以更加有效地进行评估和管理。
不过，为了防止行政自治部行使的权限过大，政府决定将过去两个部门的大部分事务移交给地方自治团体和其他各部门。我想，这样不但可以在精减人员和机构的同时，提高行政效率和生产率，加强支援力度，而且还可以大幅减少以往因国家权力的过度集中而产生的民怨问题。
在中央部门所有涉及到地方的9，000件事务中，挑选出不必在中央进行处理、与居民生活相关的1，400件事务，移交给地方自治团体。预计，这种移交工作今后依然会继续推进。目前，为了全力、有效地推进这项工作，政府正在制定相关的法律制度。
过去在总务处和内务部的主管下，也曾出现过中央权限移交地方的事例，但由于各部门的消极反应，从1991年地方议会成立至今，八年间只移交事务900余件。
例如，过去在其他部门购买公用车辆时，总务处会对其车种和尾气排放量等事项都要一一过问。对于这种情况，政府应该给予各部门或自治团体充分的自主权，只要在违反规定时通过审核或预算调整予以解决即可。
这样一来，政府如果将部分权力和政府职能移交给各部门及自治团体，过去内务部和总务处的那种凌驾于一切之上、对其他部门和自治团体横加干涉的情况可能会得到极大的改善。但是，在取消限制、最大限度移交权利后，还应做好监督工作，并加强调节功能。
在以往实行的地方自治制中，由于自治团体的地区利己主义做祟，也曾出现过只照顾其所在地区利益，反之则无条件拒绝的弊端。今后，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政府在调节及缓和地方自治团体之间矛盾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将日益重要。
由于规模庞大，就判断其为“恐龙部门”的想法过于主观。我认为，判定一个部门的运营状况应以其整体功能和系统协调性为标准。
两个部门在合并后，其内部团结问题最为重要。在“同一屋檐，两个家庭”的模式下和睦相处，并最终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一家人，肯定需要一个融合的过程。当然，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就能做到的事情。有些人甚至认为内务部和总务处有朝一日还会分开。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同一屋檐下的两个家庭（2）
首先，经久积累的组织文化差异就是融合的障碍。比如，内务部是线条粗犷的男性化部门，而总务处的气氛则是简练、紧凑，两者迥然不同。并且，韩国的帮派主义组织文化也会给融合带来一定阻碍。
我准备通过两个部门间的交叉人事安排，使其形成融洽的工作氛围，并最终打造出行政自治部新的组织文化。行政自治部应消除过去给民众留下的权威形象，重新塑造一个亲切、和善的组织形象。
然而，在第一次的人事改革中，除了相重叠的部门之外，其他部门几乎没有变动。这是因为，部门之间对彼此的业务并不是特别熟悉，而我对每个职员的情况也不是特别了解。所以，在改革初期，最大限度地保持部门的稳定比改动更为必要。
因此，在人事安排上，我采用了一对一的之字形方针。如果局长出身于总务处，则主管科长就由内务部人员担任；反之，如果局长是从内务部选拔出来的，主管科长则由总务处人员担当。在办公室的安排上，不管是出身于内务部还是总务处的局长，对办公室都有共同使用权。
在进行第二次人事改革时，为了使两个部门能像化学物质一样快速反应并最终结合在一起，我对两个部门的人员进行了大规模混合安排。即让原内务部的人到总务处任职，而原总务处的职员则到内务部来工作，这样的交叉率达到了60%。
不过，在实施人事改革的过程中，也曾遭遇到部分人的反对。他们反对的理由是怕出现业务上的混乱。当然，他们所说的也是实情，不同的业务确实需要不同的专业经验，他们都需要各自的专业和经验。所以，我在调整人员时，尽量减少诸如内务部的地方税制、地籍、消防等专业性较强领域的混合型人事安排。在进行第二次人事改革之前，我要求人事部门收集公务员对其去向的要求及对人事标准持有的意见，并在调整人事之时继续调查职员对人事调度的满意度，且将调查结果公之于众。结果显示，大家对于第二次人事改革较为满意。不过，要将两个部门完全整合成一个组织，仍需要我们在今后很长的时间进行不懈的努力。
在两个部门合并后不久，还余有一个政府电脑信息管理局局长的职位，该位置曾为总务处所有。在我要求大家推荐一名合适的人选之后，内务部和总务处各自推选了一名其所属成员。我再次要求双方经合议后共同举荐出一名人员担任局长一职。可是，过去近一个月的时间之后，双方依然没能达成共识。在名义上是“一家人”的行政自治部内部，都存在“我们的人，对方的人”这种帮派主义现象。两个部门的合并尚且如此艰难，东西融合和南北统一的难度就可想而知了。
所以，每当人事调整的时候，难处颇多。比如，若是任命一名内务部的员工为总务科长，则有传言说：“部长只照顾内务部”，而为一个总务处的职员安排其他职位，内务部的人又会说“部长偏向总务处”。
我曾经因为在总务处的公务员退休金管理公社董事长位置上安排了一名内务部出身的副部长，致使总务处的人发牢骚说“我们总务处现在一点地位都没有了”。据说，每次出现类似情况时，两个部门的干部们都会各自聚集在副部长助理和企划管理室长的办公室里召开会议。
每当此时，我总是开玩笑说：“我每做一件事情，你们内务部和总务处都认为我更偏向对方。看来，这次的人事安排是很公平的。既然是这样，你们倒不如说‘部长更加照顾我们内务部’、‘部长更加照顾我们总务处’呢。”然而，事实上这些事情确实很难处理。
随着政府组织改组的推行，这种部门间的整合事件会时有发生。组织改组要想取得成功，组织的管理者必须持续关注并通过不断的努力改变组织文化。
人事为万事之根本（1）
“人事为万事之根本”这句话诠释了人事安排的重要性及困难性。茶山丁若镛先生在其着作《牧民新书》中强调了用人之道，他认为“为邦在于用人”。另外，哲学家??谷先生也充分强调了“任人唯贤”的重要性。
我任部长时，恰逢政府精减组织和人员。因此，在人事任用方面遇到了许多棘手的事情，令我感到有苦难言。
上任初期，我大举更换了高层公务员。根据现行国家公务员法，国家一级公务员的身份没有任何保障。如果一级公务员六个月没有得到任职机会，其公务员身份将会被自动免除。
在两个部门合并初期，为了缓解沉重的人事压力，我不得不辞退部分一级公务员。另外，在已经精减10%公务员的情况下，又辞退了一些将要退休的高层公务员，借此把位置留给年轻的职员。
最终，在行政自治部14名一级公务员中，辞退了7名40岁以上的人。当然，这一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行政自治部所属机关的一名公务员，一直拒绝提出辞呈，强烈要求在下属机关为其安排一个职位。就这样结束公职生活，我想他心中肯定会留有遗憾，但目前的局势是多数国民和公务员都在受苦，我希望大家能用长远的目光看待这个问题，一切以大局为重。
经过行政自治部的两次组织改组，很多公务员处于待业状态。在内务部和总务处合并之前，两个部门总人数为975名，合并为行政自治部后缩减到855名。经过第二次的改组，又精减了两个局和五个科室，总人数减少至804名。
在第二次改组之后，等待分配的职员人数已经达到145名，其中包括局长级职员11名、科长级职员20名。而改组后的总部局长只剩下10个人，精减人数达到一半以上。待业人员如果在1999年上半年依然没有找到工作，那么只能被免除公务员身份。
因为公务员的身份是受法律保护的，一般不容易被辞退。1980年军人政府执政时期，政府曾辞退了8,000多名公职人员。然而，由于政府事后在法庭诉讼中败诉，不但补偿了公务员被辞退期间的工资，而且还将这些人官复原职。
另外，解聘在任职前后出现过问题的公务员时也遇到重重困难。新政府执政后不久，政府对那些在成为公务员之前和在其任职期间受过刑事处罚或其他处罚的2,400名公务员，进行了整顿。
当时，甚至出现过一名教师因工作之前曾偷食他人养的鸡，在退休期将近之时被予以退职，而后含羞自杀的事件。那些被撤职的公务员自发组成“取消公务员任用对策委员会”，整日在政府办公楼和国民议会办公楼前静坐抗议。
有一次，对策委员会的五、六名代表向我哭诉。听到这些诉苦，我得知他们确实存在很多难处。而且，政府聘用公务员时没有对其应聘资格进行彻底调查，也存在一定错误。如果当时能够对聘用人员进行严格审核，或许可以使他们选择其他职业。政府有保护弱势群体的义务和责任。所以，我不希望出现由于政府过失导致国民遭受冤屈的事情。但是，对这些代表，我只能用“我会从你们的角度出发考虑问题，寻求更好的解决办法，但是希望各位也要站在政府或部长的立场上考虑这个问题”的话语来安慰他们。
虽然他们希望能够得到复职，但在此之前已经有数千人因上述原因失去了公职。更何况当前的形势是，随着政府的结构调整，即使是没有任何前科的公务员，也将面临被辞退的危险。他们接受了我的提议，解除了静坐并答应对话。我任命一些干部组成政府协商代表团，积极主动地与他们进行对话，并且再三嘱咐这些干部“不要以为政府有随意辞退公职人员的权力，希望你们能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客观对待问题，另外一定要与之积极对话。在尊重他们名誉的同时，还要慎重考虑对其他公务员的公平性”。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人事为万事之根本（2）
对话开始后，政府门口的静坐现象消失不见。经过几次协商，双方都得到了满意的结果。按照原来的规定，那些不符任用资格的公务员，只能在自己交纳税款的范围内享受退休金待遇。但经过协商决定，根据劳动法，他们至少可以拿到正常退休金一半以上的薪金。
特别是那些因政府的过失，在被聘用前出现问题而被辞退的人，可以得到正常退休金90%的薪资。而且，经调查后发现确有冤情的人，政府给予其所属部门自由裁决权重新聘用。此事是政府与上访人通过对话成功解决问题的一个典型事例。
政府人事的目的是使公务员最大限度地发挥其能力，并不只是单纯的提拔或辞退人员。选用优秀人才、适才而用和教育培训等对在职人员的人事管理、运营旨在保障退职后生计的退休金制度等都属于人事范畴。可以说，行政部门是从人事开始并以人事结束的。
那么，今后行政部门的人事制度应该如何进行改革呢？我想应该把改革的中心放在“开放、竞争和激励”的策略上。将这三种因素相互联系，加以调和，使其最终为提高政府的效率做出贡献。
“开放”是“竞争”的前提条件。以内部组织人员为对象进行的封闭性人事安排，会导致组织灵活性的下降，并有可能出现论资排辈的问题，致使竞争机制不能取得其应有成效。特别是那些决定政策的高层职位，亟需各界专家的参与。
在发达国家中，美国和英国各自采用被称为SES(senior executive service)、SCS(senior civil service)的人事管理体系，允许行政部门从外部引进专家担任高级公务员。韩国今后也应该增加一些开放型职位,以合同制的形式聘用公职人员。目前，我们正在研究引进从专职公务员和外部专家中选用合适的人才担任高层职位的高级公务员团制度。
“竞争”要通过严格的评定体系加以促进。只有在摆脱以论资排辈为中心的人事制度，以业绩和能力作为评价标准进行人事管理时，竞争意识才能体现出来。为了使行政部门引进竞争机制，加强职员竞争意识，我准备实行目标管理制和分数制。即先设定个人业务推进目标，并根据目标的完成情况给予业绩评定分数的竞争策略。
当然，在行政领域实施目标管理制和分数制的过程中，较之民间，各行政组织的收益概念较差,因此在制定成果计量化评定制度方面存在一定的难度。而且，政府很难开发出适用于各个行政领域的统一评价标准，而且考虑到我们特有的“求稳”人事惯例,估计会出现诸多错误。但是，为了能够执行严格的评价制度，我们将继续进行研究这些问题。
“激励”是指根据竞争结果给予相应褒奖的做法。我们要实行以目标管理制和分数制为衡量标准的严格的人事评定制度，并根据其结果提供公平、客观的升职机会。另外，应加强薪酬与业绩挂钩的等级计件工资制度，分阶段引进年薪制。迄今为止,政府虽然部分采取了激励措施，但是因为受益人少，所以并没有真正激发出公务员的积极性。
在报酬体系方面，我们目前正在研究在减少公务员津贴或福利费的同时，增加与其职责和业绩挂钩的绩效工资,或取消自动上涨方式而依据其生产效率确定提升幅度的等级工资制度等多种方案。
关于工资制度，我们准备引进“薪水封顶制（PEAK WAGE SYSTEM）”,即依据不同年龄段考虑其生活费和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在进入一定年龄段后，停止上涨反而下调工资的薪金制度。
将来，在行政部门中除了内部人员之间的竞争以外，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公务员与社会专家之间的竞争，所以公务员不能安于现状。同时，公务员也要做好积极的准备，最大限度地提高自身能力。因为只有在自己所负责的领域成为顶尖人才，才能够得以生存下去。
少开会议
“关于‘南北统一费用’的研讨会，举行次数实在太多了。表面上说是为了准备统一大业，但是大家聚在一起无非就是饮酒聚餐，这也该算做统一费用的一部分。”这是我在参加某大学举办的“统一费用研讨会”时，一位教授发表论文时的讲话。
华而不实、只重视形式的陋习，是我们在进入先进社会之前必须尽快解决的问题。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会议文化。
民营企业开展经营创新活动时，在第一阶段所采取的措施就是改变会议文化。为了缩短会议时间，他们不是站着开会，就是预先准备沙漏，督促在规定时间内结束会议。
有些企业不召开全体会议，只是以组为单位对其必要的主题进行讨论，并提出相应创意。据说，某些大集团的领导人为强调员工的全球化思想，带领员工巡回国际大都市召开会议。
但是，官僚社会目前仍保持着传统会议模式，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消耗在会议中。而在会议进行方式上，仍然没有摆脱以作报告、下达指示为主的低效率会议文化。这种陈旧的会议体系，无法达到通过讨论获得预期效果的目的，
行政自治部自然也不例外。任职部长后，给我的第一感觉是各种会议频繁，而且效率不高。当天若是举行会议，准备资料的公务员早晨7点钟就要上班，科长则需要在7点30分上班检查资料，并与各方面负责人开会商讨，而8点左右又要在局长室再次举行议会。由于内务部和总务处刚刚合并，并没有行成真正意义上的统一组织，所以内务部和总务处的局长们分别在副部长助理办公室及企划管理室各自召开会议。随后，这些局长们又集中在副部长办公室开会商酌，最终才在部长办公室举行会议。而会议精神传达过程则又是一次上述程序的倒置版。
从早晨7点到10点，宝贵的时间被会议毫不留情地浪费掉。我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第一步要做的就是改变行政人员对会议的态度。另外，需要将以往“单方面的报告和指示”的会议形式，向以“对话、讨论”为主要内容的会议文化方向转变。为了融合行政自治部的内部气氛，首先，我要求他们取消在副部长助理办公室和企划管理室各自召开的会议。并且，大幅度地减少开会时间。平时，由部长主持的会议只允许副部长、部门负责人及与方案相关的局长参加，将会议时间规定为20分钟。而每周召开一次的局长扩大会议，时间也以1小时为限。其中，20分钟用来提交报告，其余40分钟进行会议讨论。
另外，为了减少职员在制作资料时浪费掉的时间，我规定在每周三召开无资料会议，而周六则干脆定为无会议日。
每月召开一次的科长会议，主要负责讨论公务员关注的问题或主要的政策事项。会议之初，由于尚不熟悉讨论文化，大家都不愿发表自己的意见。不过，在经过一段磨合期后，职员们讨论问题的气氛愈加热烈起来。
首次通过讨论方式进行的科长会议，是以行政部门“目标管理制和分数制”的引进为主题开展的。过去，国家保障公务员的身份直至其退休为止。但是，随着目标管理制、分数制、计件工资制等竞争制度的引进，那些能力不足、懈怠的公务员必然会处于不利局面。所以，制定怎样的制度框架成为公务员心中最关心的问题。
分数制的基本方向如下：如果是高层管理人员，在为其制定政策目标后，依据其完成情况进行业绩评价；而下层业务职员，则根据其业务领域及国民满意度进行评定。不过，大家一致认为，在实施评定措施之前，首先要制定出客观的评价标准。
另外，他们又提出“在公共行政领域无法进行计量化，很难引进分数制，采用等级制较为妥善”、“由于行政业务不同，难以实施统一评价标准，应以部门分类自行制定评定制度”、“在为个人制定工作目标时，为保证其客观性和实效性，应进行公开审核”等诸多方案。
这种公开性的政策讨论，不但可以收集到各科、室多样、新颖的意见，而且有助于加深参会人员对其他部门业务的了解，更利于提高行政业务的整体效率。
我认为，日后“干部做报告，部长下达指示”式的会议，应从行政部门中清除。只有形成人尽其言、自由贯通的组织气氛，才不会出现言路闭塞的“动脉硬化现象”。另外，举行会议时，一定要考虑会议本身的实用性和效率性。
近期，随着电脑通信技术的发展，我们可以在相隔甚远的情况下，通过互联网举行会议。因此，我经常督促职员积极应用行政自治部网站（）或政府内的电子批准系统、国情报告流通系统。
行政自治部的网站由“行政自治部所有业务部门”的介绍、各类讨论栏目、公务员的聘用考试、信访消息、新信息、制度及统计等栏目构成。在此，普通国民和公务员均可以坦率地说出自己对国情国策所持意见。
有效应用内部文件流通网的国情报告流通系统，可大幅度地减少因“报告或指示”而召开的会议。职员通过电脑网络可迅速提交报告，不但不会因为失去提交报告的最佳时机遭到上司责备，而且上司也没必要要求下属频繁往返报告业务，如此一来，节省了不少时间和精力。
我想，在“为了会议的会议”、“为了报告的会议”、“为了指示的会议”减少的同时，政府的效率一定会得到大幅提高。今后，应该取消那些“徒劳无功，空耗经费”的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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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访业务部门
“我做公务员已经有二、三十年了。不过，部长直接下访科室听取业务报告的事情，还是第一次遇到”。
我在任职部长后，虽然需要报批的业务及参加的外部活动很多，但我还是决定抽出时间对下属部门进行一次大规模直访。于是，我利用四个月的时间从自治行政科到设备通信科，直访了行政自治部所属的54个科室。
在韩国，部长与所属部门的公务员在廊厅相遇，最多只是握手示礼而已，有些职员甚至低下头直接避开。而且，许多部门负责人竟然不熟识中层干部的脸孔。
坦诚的对话，是缩短人与人之间距离、增加相互间了解最有效的方法。由于行政自治部是由两个部门合并后产生的，所以在职员之间必然存在一定的距离。当然，部长和公务员之间也需要这种坦诚的对话。
第一次走进科室办公室，职员们也许是出于紧张，都不敢言声地注视着我。因此，在做完自我介绍和业务报告后，我指名道姓要求他们说出自己的建议。点名之初，一部分人勉强发表了一些意见，敷衍了事。但是在经过几次尝试后，所有人都敢于坦诚地提出自己的意见了。他们虽然表面上说“没什么可说的”，但不用多久，就会将心里的想法全部说出。一名公务员甚至以“在胡萝卜和鞭子这两样东西中，为什么我们的部长只挥舞鞭子而不是给我们胡萝卜”这种玩笑说出心中的不满。
有些科室甚至在我访问之前，预先整理好所要提出的建议，在我来访时将这些坦率的意见以更直接的方式向我反映出来。我一直希望公务员能够成为行政部门改革的先行者。在任何组织的改革中都存在着同一种情况：如果说推动改革的力量占5%，那么反对的势力也是5%，而剩余的90%会则顺潮而走。既然如此，前面那“5%”所发挥的作用，就由我们行政自治部来承担。
另外，我决定随时向职员开放部长室，只要职员持有建议或遇到困难，任何时间都可以向我提出。而且，我一再要求他们积极应用行政自治部网站的“与部长对话”栏目和电子批准程序。
结束对科、室的访问后，统计出的职员建议事项达到了380余件。相比之下，按规定步骤提交的方案，远不如随时、自由发表的意见富有创意性。
在职员所提出的意见中，以“两个部门的合并事项”为主题举行职员研究会、公开人事原则及评定标准、办公室禁烟、改善值班制度、创办部内信息报、办公大楼门前安置女警和礼仪小姐、每月早会允许六级以下职员一同参加、缩小干部和职员间距离等建议得以落实。
在人事安排和如何提高士气方面，他们也提出了诸如尽快解决人事滞积、活跃与地方自治团体的交流活动、增加女职员的升职机会、支持同好会活动、确保职员的休息空间等意见。
另外，职员们提出“实行‘委派副团体负责人时，回避与其有利害关系地区’的‘回避制’，作为消除地区矛盾”的方案、从外部发掘人才、为公务员的自我开发引进“年假制度”等建议。而且，职员们认为即使是待业人员，其能力也不可忽视，应该对其给予更多的关爱。
除此之外，加班时支付加班费、提供大学生学费补助等福利方面的建议也很多。不过，由于财政问题，这些建议没有被采纳。关于这一点，只有将来通过“根据业务量增加薪酬，改善全体公务员待遇”的方法解决。
主要建议事项还有：减少不必要的加班、着装自由、统一各党派独立的党政协议、引进分数制时保证其客观性及公平性、提供定期的对话时间和空间等等。
某些职员当场向我提出几项有趣的请求。设备通信科处于54个科室的最底层，也许会因此产生些许自卑感吧。在召开职员研讨会时，他们开玩笑似地向我建议“我们在行政自治部中排在最后一位，如果部长能够请我们设备通信科的职员一起吃顿饭，我们会牢记您是一位非常好的部长”。
研讨会结束几天后，恰逢午休时间充裕，于是邀约设备通信科的职员们一起吃了午饭。他们虽然有些惊讶，却感到十分高兴。部长显威、高高在上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一如公务员应为国民服务一样，部长也应该以谦虚的姿态为民众和公务员服务才对。
在去自治制度科时，曾有一位职员向我提出一同拍照的请求。他解释说：“由于工作，我每日早出晚归，夫人和孩子都有意见。如果能够和您照一张相，回家后告诉家人我在单位得到了重视，家人也就不会再有怨言了。我能否与部长一起照相呢？”对此，我欣然答应。得知可以与部长合影留念，旁边的其他职员都要求参加。没办法，我只好冒着酷暑穿着西装，在部长办公室与自治制度科的20余名职员一一照相。秘书科怕其他部门的职员效仿，立即发表“部长做模特儿仅限一次”的声明。
在我直访业务部门之后，行政自治部的内部气氛缓和了很多。廊厅上相遇时，相互间都会高兴地打招呼，彼此问候。我最大限度地听取职员所提出的每一个微小建议，且努力接纳。这是因为，如果没有微观上的变化，更难以带来宏观上的变革。
我原来只是在部长室听取局长、科长的业务报告，如今通过直访，使我进一步了解了业务及行政流程。另外，下层公务员所提出的各种意见，在确定改革方向上给予我很大帮助。部长如果不能成为“公务员身边的部长”、“与公务员保持相同眼光的部长”，无论怎样高喊改革，都只能是一种空洞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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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羞愧的礼物”和“威士忌酒”（1）
1998年9月10日，某日报的一个小版面上刊登了如下的新闻：
“近期，行政自治部的五名职员从金正吉部长处收到画有笑脸的杯子，并附有‘恳切希望您走在亲切运动的前列’的字条。收到礼物的职员忐忑不安，因为部长的‘礼物’含有‘你被选为态度不亲切的公务员，今后要重点观察’的警告意味。
行政自治部通过大韩航空服务学院等外部机关对公务员进行培训之后，随时对公务员接电话及对信访人答复的态度进行调查，并根据其结果，给态度不好的公务员送出‘礼物’，而态度亲切的11名公务员则会受到部长的通报表扬。
行政自治部引进‘三振出局’制，宣布如果公务员受到三次以上警告，将对其进行人事调动。金部长指出‘今后，在以行政机关为对象实行的国民满意度调查中，要以公务员的亲切态度作为主要评定项目，以确立公务员的亲切形象’。为此，金部长准备在行政自治部的网站上设立‘亲切办公’一栏，接受民众对公务员不良态度的投诉。”
有句话叫做“新瓶装新酒”，意思是若要得到“质”的改变，重要的是要纠正错误的形式。由树立权威、高居民众之上的“恶婆婆”，转变成为国民服务的公务员，这一过程需要从具体的生活习惯开始改变，只有这样才能带来真正意义上的变化。
出于这种想法，我在行政自治部开展了改变办公楼气氛、认真接听电话、热情打招呼等“亲切运动”。这些事情从表面上看虽然无足轻重，但在转换行政部门姿态的问题上，却是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凡是曾经前往位于首尔市世宗路的政府办公大楼办理事宜的人可能都有这样的感触，那就是官厅的“门槛”实在是高，怀着不快的心情回去。
为了对付示威*的人，办公大楼入口的铁门一直关闭，来人只能从其旁边的小门进出。而且，态度恶劣的警卫还要逐一检查身份证。进入大厅以后，又要经过警察生硬的问话，并需再次通过身份证查验后方可发放访问证。
所以，我任职后下令将铁门完全开放，委派女警负责此处的检查任务，并取消在大厅入口处检查身份证的步骤。另外，我还下令将大厅内的向导业务委托给民间，由其安排行政业务向导。
大厅内的座椅都已换成沙发，这样可以使前来办理事务的人在舒适的环境中等待办理业务。面带微笑的向导带领信访人寻找业务部门时，甚至使信访人感到有些不知所措。据说这些向导在练习微笑时，由于次数过多以致出现面部肌肉抽筋的状况。由于这些向导带来的微笑，使前来办理事务的人切实感受到这里发生的变化。这说明民众和政府的关系已经越走越近了。
自从“行政自治部的两副面孔”一文指出公务员态度不亲切的问题后，我开展了“亲切接听电话运动”。我认为如果在见不到面孔的电话中可以热情地对待对方，那么在直接面对民众时，一定会表现得更为亲切。通过这一运动的坚持，人们对行政自治部的口碑越来越好，报纸上还以“这里确实是行政自治部吗？”为标题做了专题报导。
某些领导与每位职员一一通话，并给予那些态度较好的职员一些小礼品，以资鼓励，而且附上“谢谢你亲切的电话”的字条。
总务科在自我检查或委托外部机关人员进行检查的考核中均取得了较好的成绩。电话铃声响起马上接听电话，无论哪位职员都会极其自然地说出“您好，我是××部门的×××”，而且不仅介绍自己的业务，还亲切地介绍其他部门的业务，并告知电话号码。当检查人员故意刁难时，大部分人能够自始至终以亲切的态度回答问题。
“令人羞愧的礼物”和“威士忌酒”（2）
专业机构人士对公务员接听电话态度进行了评价,并给予了“‘您好，我是××科的×××’的答语虽然略显生硬，但整体上还是不错”的肯定。
我曾对职员强调:“接听电话时态度亲切的人给予奖励，而态度不佳的人将被叫到部长室赠送‘礼物’，如果谁特别想收到‘礼物’，那您可以继续以不佳的态度服务”。
当然，当时职员们以为这只是我与他们开的玩笑。不过，在这之后，每月召开的早会上我都给态度亲切的职员发奖，而将那些态度不甚亲切的人叫到办公室，送给他们一个带着笑脸的杯子和一张写有“感谢你积极参与‘亲切运动’，希望今后做得更好”的字条。
这些人从部长室出来时，心里还在思量“我也没有做到特别亲切呀，为什么给我赠送礼物呢？”，一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样子。好像在这些人当中，除了一个人之外，其他人都不知道被叫到部长室的原因。
韩国有这样的谚语：“一言还千两债”、“不能施舍行乞者，也不要砸破瓢”。在社会上，以亲切的态度待人非常重要。通过“亲切运动”，要让信访人员确信行政自治部的公务员确实是在为他们着想。公务员要养成这种保持亲切态度的良好习惯，并将其一直持续下去。
行政自治部组织全体公务员接受了亲切教育。包括本人在内，48名局长级以上的高层干部利用周末时间，也到大韩航空服务学院接受了为期两天的培训。
以往进行的几次培训，并没有包括高层干部在内。但是，为了改变高层领导对行政服务的认知，并给下属职员起到模范带头作用，这次我们进行了强度更高的培训。
在培训中，我们从言谈的要领开始，进行了表情管理、行礼礼仪、电话礼仪、握手礼仪、桌上礼仪等各种社交礼仪的培训。讲师讲到,人们在说“威士忌”时，其面部表情会比说“泡菜”或“微笑”的表情更生动，口形也更为美观，于是大家都不停地重复说“威士忌”。
我一直以为“亲切对待他人”也就是以礼相待即可，但没有想到，在礼仪培训中“亲切的技术”如此之多且不易做到。据说服务也有回飞镖（BOOMERANG）效果，即我若主动热情地与别人打招呼，并以礼相待，对方也会如此回报于我。我希望在行政自治部内部开展的亲切运动，能够扩大到整个公务员组织及社会当中。
公务员态度恶劣，似乎并不是我们韩国独有的现象。我曾有机会与前来韩国研修的东盟国家公务员会面。其中，菲律宾的一位公务员向我讲述了这样的事情，“有些国家还给公务员颁发‘微笑徽章’，以此鼓励他们以更亲切的态度为公众服务”。我认为对此做法没有必要完全效仿。因为我们在实行公务员评分制后，对待信访人员的态度是否亲切将成为重要的评价标准，情况将会得到明显好转。
地方自治团体也开始出现了努力推进亲切服务的苗头。忠清北道的一个郡推出了“不亲切卡”制度，在办理业务时，如果公务员的态度不佳或行为有失身分，民众可以利用在郡厅、邑、面事务所中预备的黄色卡片，记录投诉内容并交给郡守。
这一制度实施后不久，管理旅游景点的一位公务员在管制小商贩的过程中，用脚踢踏商贩物品，态度极其恶劣。居民利用“不亲切卡”进行投诉后，郡厅决定将此人辞退。
如此看来，虽然制定正确的制度非常重要，然而更重要的却是公务员发自内心的亲切态度。当务之急是，尽快在行政部门形成“亲切又是能力”、“态度亲切的公务员受优待”的良好风气。
“态度不亲切”的问题并非只存在于公务员身上。不久前，被派遣到金浦机场工作的一名警察，向我讲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位模范出租车司机在搭载外国游客时，得知客人的目的地较近，一出机场便将外国游客放在路边，又自顾转回机场。试想在这种服务态度下，外国人还会前来韩国旅游吗？所以，今后“亲切运动”不仅要在行政自治部内部开展，而且要扩大到其他部门、地方自治团体及政府下属团体，进而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开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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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刷“公务员＝不亲切”的污名（1）
被称为“购物天堂”的香港，目前的状况已经大不如前。顾客减少的原因，似乎并不只是因为中国对其恢复行使主权。大部分人认为这与香港没有适应快速变化的时代环境，自满于过去的荣华，致使商人们的服务态度下降，宰客现象严重等因素有关。
不过，需要注明的一点是，香港人并不在自己的购物街购物，而是前往国外（如韩国和泰国等地）购物。因为汇率的差异，只需在香港时的一半的价格，就可以在韩国购买相同的商品，这或许是香港人更喜欢到韩国和泰国购物的一个原因。但是我认为，韩国商人的亲切态度也是吸引其到韩国购物的又一重要因素。
通过报纸的报道我们也可以发现，韩国人的亲切态度已经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不仅是百货商店，甚至连小门市部也已经引进了“亲切销售战略”。他们为了提高亲切服务的态度，不惜组织员工在礼仪学院进修商业礼仪规范。而且，一些快餐店还成立了“检查组”，全年对卖场清洁及销售人员的“亲切度”进行秘密调查，并给予奖惩。
“亲切度”在职员业绩方面同样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据资料报导，一些服装公司在引进“亲切制度”后，其员工个人业绩平均提升了20～30%。
行政部门也是如此。包括一线各自治团体在内，行政部门的整个领域都在开展“亲切运动”。甚至，有些报社与民间研究所共同发布“地方自治团体为民服务监测结果”，使每个市、道、郡服务态度的好坏一览无遗地呈现在大众面前。“亲切运动”已经发展成为一种“文化运动”。
在社会上，企业和行政部门都在高喊“亲切”服务，但是其目的却有所不同。对于企业来说，以往单纯依靠产品本身的优劣展开竞争，但现在同类产品的差别几乎已不存在，所以他们将“出售亲切的心”作为附加价值，全面推向产品的销售之中。而行政部门的“亲切运动”则是希望通过向国民提供高质量的行政服务，获得国民的信赖，从而洗刷“不亲切代名词”的骂名。
为了能够以深受国民信赖的工作人员形象重新出现在大众面前，行政自治部通过“亲切地接听电话”、“以明朗、亲切的态度迎接来宾”等活动，持续开展了公务员的“亲切运动”。作为其中的一个环节，9月初，我在行政自治部网站上开设了“接受与公务员亲切运动相关意见”的“亲切办公”栏目。该栏目接受令你感动的公务员的亲切事例，或其不好的服务态度等各种有益于扩大“亲切运动”的意见。但是，与预计的结果一样，“不亲切”的事例还是占了较大比重。
自称是公务员的L某某发表了如下内容：
“我也遭遇了与普通国民一样的事情。但是作为一名公务员，我的心情却更加沉重。发放一个户籍簿，不仅需要先进行登记，而且还要在四小时后才能领取。因要办理医疗保险业务，我需要开具一张岳父的户籍证明，他们却以无法证明两人之间关系为由不予办理。最后，在我强烈的抗议之下，才得以通过电脑调查获得申请资格。诸如此类事情简直数不胜数。
最近，我更是经历了一件难以理解的事情。为了考取驾照，我好不容易抽出时间前往考场。由于工作繁忙，所以我将考试时间定在星期天。但是，考场负责人却要求我一周后再来考试。然而，公告栏上却清楚地写着‘97年12月以后，星期天只接待特约考生’的公告。我质问负责人‘这样的公告为什么事先没有通知？’，他却用一句十分经典的话回答我‘谁让你在来此之前不打电话询问一下，这又不是我的错，为什么非要写在公告栏上’。而且，还解释说这是什么行政法上的‘信赖保护原则’等一堆废话。不过我一句话也没有听进去，也没有了继续抗议的心情。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
洗刷“公务员＝不亲切”的污名（2）
对于他这样的人多说又有何益！什么“亲切运动”！“行政服务宪章制”又有什么用？看来“走近国民的行政，以国民为中心的行政服务”离我们还很遥远。”
一名在日本留学的学生，指出驾照考场上存在的顽疾--“恶劣的服务态度”，着重强调了“转变观念”的重要性：
“我因国际驾驶证问题来到驾照考场。为了买所需表格，我把钱交给考场职员，但那个职员将表格和零钱扔给了我。因为这件事，我的心情一整天都很郁闷。
我去银行交税后，在取回零钱的时候，从未遇到过银行职员将钱扔给我的现象。他们一般都是恭恭敬敬地将钱和单子递给我。因为他们把我们视为‘顾客’，为我们提供亲切的服务。那么，在这里工作的公务员心中，难道我们国民不是公务员的‘顾客’吗？虽然公务员领取国家发放的工资，但是这难道不是从国民交纳的税款中提取出来的吗？
我真的感到难以理解，为什么公务员不将国民视为‘顾客’。如果双方可以换位思考，我想，这些问题应该可以很容易得以解决。希望下次再去的时候，能够享受到如同银行般的服务态度。”
看到江原道某大学P教授提送的“不亲切”事例，我不禁哑然失笑：
“我是××大学法学系教授。今年8月20日，我买了一辆二手车。为了车辆登记问题来到春川市汽车注册事务所。由于是第一次去，详址不明，所以决定开车前往，路上询问具体位置。但是，寻找了很久依然没有见到指路牌。注册事务所与洞事务所同处一个院中，但是从外表上看去，注册事务所似乎只是洞事务所的一个附属建筑物而已。辗转许久，终于确定了其具体位置。我对负责办理业务的公务员说‘在入口处标明注册事务所名称或设立指示牌不是更容易找到吗？’，他却告诉我‘在入口处不是有一个指示牌吗，而且在距离事务所200m的地方也有标示’。不过，我到该处确认后发现，所谓标示牌不过是一个长50cm、宽30cm的小牌子。而且设立在与道路相距甚远的门口，驾驶车辆的人根本无法看到。于是，我再次问到‘只在一个地方设立指示牌，那么从其他方向驶来的人如何看到？’他极不高兴地对我说‘难道我们要在四面八方都设立指示牌啊！’然而，最令我感到无奈的却是，事务所所长告诉我说‘没有预算，做不了’。”
看着“亲切办公”栏目中提出的诸多意见，我觉得也许是由于他们每天都要处理各类烦琐的事情，有时难免控制不住自己的态度。但是，只要我们多上心、多笑一笑，就完全可以解决这些问题。问题在于，我们的公务员已经形成惰性，不思进取，致使民众对行政部门产生越来越多的质疑。
或许，人们会对在公务员中开展的“亲切运动”持怀疑态度，认为在这种形式主义做法中，没有必要规划宏伟的目标和详细实施方案，制定奖惩制度。目前，我们在每天的报道中都能够看到公务员毫无诚意的态度和民众对公务员不满的事例。所以我坚持认为，行政部门改革的第一步及其目标是，培养公务员全心全意为国民服务的精神。
“亲切运动”是我们通过微笑和良好的服务，为最大限度提高国民满意度所做的努力。而目前这种冰冷的脸孔、漠不关心的态度、粗暴的声音，莫说信访人难以接受，即便是在公务员之间也很难和睦相处。不亲切的形象及言辞，会导致工作气氛过于拘谨，致使生产效率降低。我认为，有必要参考企业通过“亲切运动”提高20～30%销售业绩成功经验的原因就在于此。
亲切具有“双向性”。企业向消费者提供叫做“亲切服务”的商品，并从消费者那里获得提高销售额及增加利益的企业需求。而消费者则通过“亲切”收获感动，企业再次利用顾客的感动增加其销售利润。
与之同理，公务员通过充满真诚的行政服务使国民获得“满意”，同时可以从国民那里获得“信任和称赞”的自我价值。对于国家和公务员来说，“国民的信赖”包含的价值要比企业利润更为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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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强调亲切的理由
我们对以往权威主义时代“强制性指示”和“限制一边倒”的封闭性文化环境非常熟悉。我想这种封闭、强权性文化的贮水池，就是我们的公务员社会。所以，我认为在公务员社会改变的同时，社会各阶层也会随之产生飞速的变化。
在改变公务员社会之前，首先要做的是改变“人”。只有将人的行为和态度改变后，我们才能更有效地进行制度改革。我们要改变以往僵化的习惯，转换姿态，改变意识，而其第一阶段，就是“亲切运动”。
我们要在“脸部没有笑容，只向部长哈腰，不恭敬国民”的公务员脸部和腰上，注入亲切和服务的“生机”。要知道，国民期待的不是只改变声音的“拉风箱似的亲切”，而是充满真诚的亲切。
我认为“亲切”是改变人的思想和行为，改变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灵丹妙药”，这也是我一直强调亲切的原因，。
研究“亲”字的意思就可以发现，其中的含义颇深。“亲”字囊括了“亲密”，“亲情”、“双亲”、“亲自”等诸多含义。例如，在五伦之中就有“父子有亲”一词，而皇帝如果自己带领将士征战杀场，则会用“御驾亲征”来表达。
所以，如过想要做到真正意义上的亲切，必须以对待父母般的爱心面对所有人。这种“亲切”不只是用嘴说说而已，而应诚心地以实际行动获取他人的认可。只有这样，才能在面对国民时，为其提供亲人般的服务。如果公务员所表现出的“亲切”并非发自内心，又将如何为国民提供满意的服务，又何以做到自我改变呢！
另外，“国民乃主人”意识较强的公务员会表现得非常亲切。而违心的亲切看上去过于虚假，令彼此都会感觉很不舒服。当我们能够做到在人格上尊重对方，设身处地地为他人考虑，树立“你和我没有什么不同”的想法时，就会产生亲切之心。待人亲切的人自身也会感到非常开心。而且，“亲切”本身也会成为生产的原动力。
因此，亲切是一种文化，“亲切运动”是一场文化运动。白凡金九先生希望韩国成为“文化水平最高的国家”，我则希望韩国成为“亲切文化水平最高的国家”。在为实现这种理想而开展的“亲切运动”中，我们的公务员应该走在最前列。
不过，“亲切办公”栏目中所提及的公务员不亲切事例，令我产生出“亲切运动”应该快速发展到公务员社会各个角落的紧迫感。亲切的言谈举止，不仅是指行为上的恭敬，而且要让对方获得心理上的满足。在“亲切办公”栏目的各种事例中，也存在一些令人感到欣慰的事情，下面我向大家介绍一下：
“我经营着一家小公司，虽然没有丝毫的利害关系，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邮局给我的印象始终非常好。有时候在电视或报纸看到其他部门公务员的一些不良作法时，我也会生气。然而一想到邮局的服务态度，此刻心中的阴霾就一扫而光。
这是在今天所发生的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今天，我准备将公司的产品用快递的方式邮寄给全国各地的消费者，在查找及分析价廉质优的快递公司的过程中，偶然发现了信息通信部网站（）。我将相关内容下载阅读后，给一山邮局打了咨询电话。接电话的是一名叫金顺京的女职员，她对我所提出的问题做了耐心的解答。不但态度亲切，而且非常专业。我估计对方只是管理科的一个新职员，但她对业务相当熟悉。在我提出问题后，她立即就列出了具体的资料和相应数字，并详细地向我加以说明。试想一下，面对这么亲切、认真的态度我能不深受感动吗？我认为，正是由于有很多默默为工作付出的人，所以我们的社会还是有希望的。我觉得这样的职员值得学习。所以现在将这件事情讲给大家听。一山邮局管理科的金顺京小姐，加油！！！”
一位在首尔某大学医院工作的教授，在“亲切办公”栏目上发了这样一篇文章：
“我在上班的路上遇到了交通小事故，就向派出所打电话报案。然而，几个派出所却相互推诿，让我白白浪费了一上午的时间。”
最后，他留给警察如下忠告：
“韩国的警察与美国和加拿大的警察服务态度相比，差距甚远。当然，我并不是希望警察都能够成为圣人君子，但至少应该给人留下‘对罪犯严厉，对国民和蔼’的形象。在这里，我想给韩国警察讲一个故事。
我认识的一位朋友，在从美国回韩国之前的欢送会上喝了很多酒。由于他所居住的小城市汽车不是很多，酒劲上涌的他在交通指示灯处睡着了。过了不久，他被敲车窗的声音惊醒，抬头一看，车窗旁边站着一位警察。警察在得知他喝了酒之后，让他稍等一会，回到自己的车上拿来一杯可乐，交给我的朋友。看他说话条理清楚，可以正常驾驶车辆，就让朋友在前面开车，警车在后面保驾。我的朋友顺利到家后，警车消失在黑夜中。当然，我并不是袒护我朋友的酒后驾车行为。我只是想通过这件事情，可以使你们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亲切。”
不久前，我去某地查访，遇到一个积极开展“亲切运动”的地方郡守。他给我讲了一件与“亲切运动”有关的事情。他所管辖区域的一个信访人告诉他“最近郡公务员的态度亲切多了”。他就反问具体反映在哪方面，信访人说在面事务所开印鉴证明时，负责此业务的职员盖完印章，将印章上的印泥擦拭干净之后，还给了信访人。这件事情于公务员而言只是举手之劳，但却给别人带来了很大的感动。
在犹太人中，广为流传着一句经典之言：“亲切的态度胜过一切”。所以，我认为亚当.斯密（Adam Smith）也是站在经济学的角度上，强调了“你用亲切的态度对待别人，快乐又会回到你的身上，有时还会带着利息”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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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班补贴之争
围绕公务员加班补贴问题，在行政自治部的网站上曾经出现过激烈的争论，其中大部分人的意见是要改变“公务员式时间管理”工作模式，即下班时间过后，为博得上司赞许，仍留下来消磨时间的现象。
一位公务员提出“取消公务员加班补贴”的建议。他指出“有些人认为，上班时间认真工作、下班后继续充电以提高自己实力的职员是懒惰员工，而那些上班时间偷懒或处理自己的私事、下班后又工作到很晚的人是勤奋员工，我们一定要改变这种错误认识”。
另外，他又说到“下班后，仍留下工作至深夜的这部分人，其工作效率难道真的很高吗？我认为这不仅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而且也是败坏行政部门风气的一大因素。如果业务确实很多、需要经常加班的部门，应该采取灵活安排人员或重新分配任务的措施。”。
此贴发表不到三个小时，就已经有了赞成的意见。该人认为公务员加班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业务确实很多；二是没有业务却在看上司眼色行事；三是公务员能力有限，无论怎样努力工作，也无法在正常工作时间内完成业务”。据此，他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第一种情况是因为没有做好充分的职务分析，致使员工工作量过重，对此只需重新做出正确的职务分析即可。第二种情况则是在浪费纳税人所交纳的税款，最好的办法是尽快改变其组织文化。如果依然出现这种现象，应该严厉追究负责人的责任。如果出现第三种情况，则应解除该公务员的职位。为了国家利益，公务员应该自动离职”。另外，他指出“真正的竞争力与工作时间长短并没有太多内在联系，最关键的是工作的质量如何”、“造成韩国竞争力低的原因，是由于过去采用低薪、延长上班时间的方法来解决经营中的各种问题，却忽视了消除业务处理过程中的低效率或浪费因素”。
接着，又有人指出“管理组织的负责人，不能依靠延长职员上班时间的方法来处理积压的业务，而应当把上班时间看作是不可变动的固定因素，消除业务处理过程中各种不必要的因素，向提高职员业务处理能力的方向发展”。
其他的公务员也指出，“在加班过程中，存在很多舞弊现象。例如，有些人在加班名单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却利用晚饭时间去喝酒，在酒足饭饱后又回来签名；还有一部分人实际上只工作一小时，却在加班记录单上写上工作到深夜12点，等等。所以，不如取消加班补贴制度，将那部分补贴金有效利用在其他的地方。事实上，若要彻底追查，浪费国民所交税款的现象又何止这一处？”
当然，反对意见也不少。某位公务员哭诉道：“我们这些在防灾部门任职的人员，一年四季都在忙于工作。一旦发生台风、暴风雨等各种意外事故，我们甚至连休假也要放弃。所以，一般加班时，除了提供晚饭以外，即使辛苦一整晚也得不到相应补偿，如果非要说有什么补偿，仅仅是为数不多的加班补贴而已”。
另外，还有一位公务员反问到“有谁不想和家人在家中舒舒服服地享受生活呢？又有谁不想下班后立刻回到家中陪爱人和孩子共享天伦呢？我想谁也不愿意为了那微不足道的补贴放弃这些吧”、“即使有人冒领、舞弊，也不能因为那一部分人就取消加班补贴吧！”
另一位公务员则谈到“在市、郡、区或邑、面、洞工作的公务员，每天都要直接面对公众，所以即便出现一点差池，国民就会怨声载道。另外，不知那些主张取消加班补贴的人，是否曾在凌晨四点钟被电话声吵醒，在被暴雪堵住的路段参加清理工作？从11月中旬至5月中旬，为了预防山火，我们平均两至三天就要加班到夜里10点钟，而每周日则要从上午十点加班到下午十点。另外，即使我们的工作时间已经超过12小时，却只能算做四小时的加班时间。所以，我主张政府应推广‘加班补贴’。”
还有人发表评论说“加班补贴是与近期准备引进的计件工资制度相关联的。计件工资是‘产出、成果’等以结果为主的薪酬体系，而加班补贴则是以“投入”这种过程为中心的薪酬体系。并非任何事情，其过程和结果都成正比。有时，无论你怎样认真工作，由于周边环境、条件等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都有可能会出现负面结果。考虑到这种情况，我认为加班补贴应该存在。虽然这不是以结果为中心的计件工资，但是可以说是广义上的绩效工资。”
不过，从“加班补贴”能够改善低薪公务员待遇的角度出发，这种制度确有其存在的必要性，而且，这也是现代劳动法精神的产物。但是，由于公务员的补贴体系十分复杂，并且从IMF危机以后要节减各种行政经费的层面上考虑，有必要对其进行重新审核。目前，为了实现薪酬制度的改革，我们正在研究各种方案。
围绕“加班补贴”而展开争论的重点，并不是“废除”或“保留”，而是在公务员工作效率的提高和时间管理上，“今天做不完，明天继续做”的业务处理方式，直接降低了韩国的竞争力。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部分不诚实的公务员获得加班补贴，而是行政部门的工作效率能否得到提高。
这一制度最终能否正常运营，将与公务员的“口袋”存在直接关系。问题的关键在于，公务员能否严于律己，保持其应有的信赖度和品位。不过我认为，随着公务员待遇的改善，行政部门意识水平的提高，这些问题将逐一得到解决
“自杀特工队”（1）
就职初期，我与本部门事务官以上级别的14名女公务员共进午餐，并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座谈会。其中一人当场向我提出了一项极具挑战性的建议：“部长的随行秘书一直都是男性，您是否应该提拔一下女性公务员呢？我认为女公务员也可以胜任随行秘书的工作吧。为什么男性公务员根本没有给女性公务员任何试验的机会，就武断地认为我们不行呢？”
在我国，每三名公务员中就有一名是女性。从1997年末至今，韩国的女公务员总数为26万5千多名，占全部公务员总数的。
不过，行政部门的组织文化是以男性为主的。近日，行政自治部以“行政部门的女性政策和男女平等”为主题进行过一次调查。
首先，我们对聘用、任职、升职等人事管理方面是否存在性别歧视问题展开了讨论，其中，只有4%的男性表示有“严重的性别歧视”。相反，80%的女性则认为除了聘用方面以外，男性公务员对女性公务员在整体上存在严重的歧视。
而且，调查结果显示，对于女公务员的工作态度，男性公务员存在较大偏见。他们认为，女公务员“在组织内部，纽带感不强”、“业务本身不适合于女性”、“只喜欢做简单、舒适的工作”。
对于行政部门为何存在性别歧视问题，男女公务员认识差异非常明显。男性指出“社会习惯和身体结构不同（42%）”、“女公务员的能力和努力不足（32%）”。相反，女性则认为“行政部门的惯例和保守（）”、“管理者差别对待的女性观”（%）。
在关于是否有过性骚扰的问题上，的女性指出“曾遭受过轻视女性的侮辱性语言”。而大部分男性公务员回答“没有性骚扰”，两者的答复迥然不同。
一直以来，女性问题应由全社会共同解决的意识并没有被认知，而只将其当做“为女性争取利益”的浅薄主题。另外，大部分针对女性政策展开的讨论，只局限于男女问题、性问题等极其主观的方面，并没有真正做到政策性、客观性的接近。
女性问题真的仅仅是局限于女性的问题吗？以此类推，老人问题和儿童问题，就该被视为局限于老人和儿童的问题。女性问题不仅是我的问题，也是我们大家的问题，乃至是我们的妻子、女儿、儿熄、孙子的问题。作为人类，我们组成了家庭，进而又组成了“社会”这样一个大家庭。因此，在这个家庭中所遇到的一切问题都不是孤立存在的。
行政自治部网站中,有一个可供提交与女性政策相关意见的“平等爱心屋”栏目。通过对该栏目中讨论的女性问题的观察，我发现大众看待这一问题的水平仍停留在男女之间情感对立和争论的微观角度上，并没有上升到“女性问题应由整个社会共同解决”的高度上来。
在“南北对峙”的特殊安保环境下，韩国实行义务兵役制。已结束兵役者，在参加公务员考试或应聘民间企业时，将为其增加一定量的分数。例如，在参加六级以下公务员考核时，服役两年以上者加分5%，不足两年者加分3%。
但是，这一制度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逐渐成为引发女性与被免服役者之间激烈争论的话题，最近随着与退伍军人支援措施相关的法律施行令修改成功，遂又成为争议的焦点。“平等爱心屋”中每天都会收到几十项与之相关的意见。
“自杀特工队”（2）
“采取军人加分的措施并非缘于性别歧视。因为加分制不适用于所有男性，而只是针对退伍军人制定的策略。当然，退伍女性也可以获得予以加分的机会，但前提是，女性应该提出‘为何只要求男人参军，女性也该服役’的主张。不过，女性会为了得到加分机会而去参军吗？只有经历过军履生涯的人才清楚，如果可以不去参军，我们宁愿不要这种加分”
“男人并不是为了得到加分才去参军。我倒认为，将这些分数改做“加薪”更实在些。并且，在我看来，很多人已经将国防义务和兵役义务混为一谈。要知道，全体国民都要承担国防义务，但承担兵役义务的却只有男人。请不要忘记这种前提，别在一味地做毫无意义的争论。”
“我认为，不如同时废除退伍军人加分制和女性聘用目标制。如果以退伍军人加分制会给女性带来不公平待遇为由，引进以扩大女性公职任职机会为目标的女性聘用目标制，这种做法似乎带有‘打一个嘴巴给甜枣吃’的意味。”
“应该为女性提供义务服役的机会。服役一直被视作男人的专利，但是，如今时代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在军队内部的某些领域，女性要比男性发挥更大的作用。”
最终，针对“退伍军人加分制度”的讨论，并没有向认真讨论其动机是否合理、对不适用该制度的人担任公职机会造成多大侵害、应对此采取怎样的现实性解决方法等方向发展，而是站在支持这一制度的男性或持反对意见的女性立场上，形成正反两论针锋相对的局面。
不过，“退伍军人加分制”与“女性聘用目标制”在引进宗旨及意义上有所不同。这些制度，并不是为给予男性或女性某种利益而制定的，亦不是作为一个制度的对应政策出现的。所以，在确立这两种制度原有宗旨及不损害他人进入行政部门机会的前提下，我们将继续谋求更为合理的解决方案。
一名女职员在“与部长对话”栏目中发表了一个《女职员的自身看法》的帖子。通过这篇文章，使我对女职员的一些情况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将附属室(局长级以上干部的秘书室)的女职员安排到普通科室中，然后再将因为长期从事文字处理工作而导致身体不适，或在业务繁重部门工作的女职员调任到附属室工作。这种方法如何？‘做一次秘书，就可以做一辈子’的想法，是否存在一定的问题？
有些女职员的运气总是很好。因为她在有权势的职能部门工作，就可以以‘特别录用’的名目被授予特殊的职位，前往市或道工作。从公平性和提高职员士气的角度考虑，我希望行政部门不要再发生诸如此类的事情，至少我认为，应该给予每个人均等的机会。恳请部长仔细考虑一下诸多女职员这种无言的沉默”。
由于附属室女职员的工作非常清闲舒适，所以在具体业务部门工作的女职员似乎对此持有很大意见。不过，普通秘书与高层公务员之间具有人际关系、在人事问题上得以受益的现象确实存在。
我们接受了这些建议，在与部内100名技能型女职员沟通后，采纳众意进行大幅度人事调整，并且将在附属室工作时间达到三年以上的女职员全部更换。
有些人说，女职员的人事调动要比局长级别的人事调动更难以应付。不过，我认为，在“公平、公正”的人事原则面前，任何人都不可能成为例外。
新政府执政的同时，包括行政自治部在内的五个部门中，出现了“女性担当官办公室”。它是与“总统直属女性特别委员会”共同设立的，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新政府对于女性的优待和重视。
但是，即使不设立负责女性权益或提高其地位的专属组织，政府也应该在国家政策决策过程中的每一步要尽量体现女性的立场。因此，据说，新设立的“女性担当官办公室”职员自称为“自杀特工队”。
我期待在她们的努力和献身精神的作用下，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的国家能够出现男女平等、互相尊重、以良好的伙伴关系积极主动地推动社会发展的全新局面。希望这种愿望可以早日实现。那时，我们再以愉悦的心情讨论关于撤消“女性担当官办公室”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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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与媒体的“接触”
在公务员社会，公务员与记者之间的关系是“不可近又不可远”的。其意思为不能与之走得太近，但也不能过于疏远。如果与记者间的关系过近，疏忽之下会将行政部门内部消息泄露出去，为自己招惹不必要的麻烦。反之，如若相距过远，在每次发布新政策等必要时刻，将很难借助媒体的作用。
不过，我发现公务员对媒体似乎并不欢迎。一位公务员在行政自治部网站的“畅所欲言”栏目中，发表了一篇名为“请撤消政府办公厅记者室”的文贴。公开要求撤销记者室的主张，是在行政部门结构调整开始后，媒体描述公务员工作是“铁饭碗”时被提出的。
自称“铁饭碗”的这个公务员在其发贴中写到：
“我工作20年才享受的薪资待遇，与社会上中级公司只有四年工龄的职员一样。而且，在今年减薪以后，工资只比其具有三年工龄的员工略多一点。”他强烈要求“将公务员全部谩骂成‘铁饭碗’的报社和记者应该公开道歉。”
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时间，媒体对于行政部门的错误认识、在办公室资源紧缺的情况下为记者无偿提供宽敞的记者室、高层公务员面对记者时姿态过低等诸多问题，都成为批评的对象。
一位发帖者写道：“在以前的第五共和国时期，曾提出过撤消媒体的方案，并赢得了国民的赞同”，要求对媒体进行强力的整顿。另外，也有人提出了“随时掌握媒体记者在行政机关记者室的动向，及时发现他们挑起问题的真相并加以解决”的建议。
但是，对于这种过激的主张，也有人持反对态度。一位公务员指出“政府办公厅的记者室可以说是国民快速了解行政信息的一个渠道”，所以他认为“在高呼公开行政、透明行政的今天，如果撤销政府办公厅记者室，可能会引起更多的误解，请三思而行”。
我认为，行政部门与媒体的关系应在相互合作的基础上得到突破性的进展。行政部门通过媒体向国民正确地阐述政策宗旨，并期待得到国民的理解和支持。而媒体则要准确、客观地反映国民的意向，为国家的发展提供相应的帮助。
“通过媒体，形成舆论”是*主义的立足之本，处于市场经济最顶端、在任何领域禁止垄断及严格遵守公平交易原则的美国，一直在积极支持媒体产业。美国之所以如此，并非是为了得到媒体的袒护或是希望媒体成为权力的随从，而是因为，作为一个*主义国家，美国知道媒体舆论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如果媒体不存在，必然无法形成各种舆论。如此一来，将不利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
在韩国，媒体被视为继立法部、司法部、行政部之后的“第四部”或“无冕之王”，享有极大的权限。但是，随着各类媒体事业的发展及国民文化水平的整体性提高，任何形式的绝对权力终将无法立足。将来，媒体在社会上将起到主导作用，成为国民社会形成公论的广厦。
值得一提的是，只有消除强大的中央舆论与环境恶劣的地方舆论这种两极分化严重的陈旧结构，媒体才能够得以正常发展。正如部分公务员所提及的那般，越是下级地方行政机关，就越会陷入“经营难”的地方小报的纠缠。
将来，与地方自治时代一同来临的，还会有“地方舆论时代”。因此，媒体应该立即停止围绕发行量展开的竞争，而将目标转移到形成“各种媒体反映各类民意”的多元化舆论上来。
即将到来的二十一世纪，将会是名副其实的地方化时代。以往，中央政府垄断一切权限，但在今后，地方政府将会拥有其地方自主权。“分权”可以避免以划一的思想思考问题时所产生的弊端，在发扬*主义和制定创意性、多元化策略上发挥不可小觑的作用。
例如，在帮助“浦项制铁”的产品生产及出口、使其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方面发挥更大作用的是浦项市，而非中央部门。另外，与首尔相比较，浦项与拥有“新日本制铁公司”的君津、大分等地的关系则会愈加密切。近期，随着世界各地国界意义的消失，地区间的合作与竞争将愈演愈烈，甚至产生了“地区联邦制”概念。
釜山的梦想是成为韩国的好莱坞，目前它已经成功举办了国际电影节，并且正在建设复合型电影院。另外，投资电影事业的企业不在少数，光州通过举办“艺术双年展”而声名鹊起，在提高“艺术之乡”形象的同时，创造了非常可观的经济利润。
如此一来，在各个地方形成各自独立的发展模式时，国家的整体发展水平将上升到一个新的台阶。地方的发展只依靠中央部门少数人的决策难以支撑，这就是实施地方自治的初衷。舆论也应与行政一样实行“分权”。浦项的地方报社应该更多地报道与地区经济相关的信息。这样，浦项市民就没有必要一定要买《中央日报》，才能够获取所需信息。广播电视局亦是如此，应该逐渐增加地方节目在所有节目中所占的比重。
在整个美国，共有1500余家日报社，其中80%为发行量不足5万份、规模较小的城市社区报。在纽约附近的一个小城市，甚至出现过“报纸发行量只有9000份，却发行了100余年”的现象。
世界性报纸--《纽约时报》与《华盛顿邮报》均为地方报纸。由于纽约是国际金融贸易中心，所以《纽约时报》刊登的内容大部分是国际新闻，《纽约时报》的国际版具有世界性权威。
另外，《华盛顿邮报》因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所以报纸中与政治相关的内容占据了相当大的一部分。据说，美国总统在进行重要职位的任命前，首先要向《华盛顿邮报》透露消息。这是因为，通过《华盛顿邮报》得知民意后做出任命，才会没有后顾之忧。
高水平的舆论是*主义和市场经济坚实的基础。行政部门和媒体应该成为伙伴，携手共同完成二十一世纪的国家宏伟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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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主人的下属团体
政府下属团体的散漫之风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毫无专业性的“降落伞式人事”、马马虎虎的资产运用，是导致其外强中干的重要因素。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行政自治部所属“韩国地方行政互助会”的事例中得到证实。
“地方行政互助会”自1998年4月成立以来，已经成为由二十万九千余名行政自治部及地方自治团体公务员参加的组织。每位会员在一个账户中可以交纳1000韩元，并可自由加入10～300个账户（30万韩元）。这些资金将被利用于高回报的金融商品和收益事业，并作为生活安定资金、学费、购房资金等各类基金及会员福利费用使用。
但是，因为察觉出其经营中存在问题，进行调查后发现，在总资产7000亿韩元中，包括损失于股票市场的1100亿韩元，“地方行政互助会”在海外投资、购买合作金库、房地产投资等方面，共损失了总资产26%的资金（2亿韩元）
1994～1995期间任职的K董事长，利用股价指数上涨到1000点的过热期，向股票市场投资了的资产。而继任者P董事长则在IMF危机刚刚发生、股价跌至300点时，将股票出售，损失230亿韩元，并且在其两年的任职期间共计损失了1033亿韩元。
这些人在购买或出售股票的过程中，不但经营有名无实的“有价证券投资委员会”，而且对互助会其他理事或监事的意见置之不理。并且，他们在将基金委托给金融机构的过程中，也没有通过“基金运营咨询委员会”，而是由任员自行决定委托机构。据调查发现，互助会与政治圈之间存在官商勾结现象。
在海外投资方面，他们将互助金中的基金和银行外汇贷款各1千万美元投资到印度和泰国。结果，由于东南亚遭受外汇危机损失了438万美元。
1996年，相互信用金库的不良债券规模已达30亿韩元。后来，在国民政府时期，经某部长推荐的一位退伍军人担任社长后，向韩宝集团发放贷款41亿韩元。两年间的散漫经营导致其不良债券规模达到98亿韩元，占全部自有资本130亿韩元的75%。
而且,互助会又按照曾任大田市长的L董事长指示，在大田地区购买了价值68亿韩元的土地，准备建造特级酒店，出于某种原因，后又将方案改为建造办公楼。在办公楼的销售过程中，由于其销售率不足2%，遂又重新改作二级酒店使用。至此，包括房地产投资和机会成本，互助会在这一过程*计损失100亿韩元。
这些没有经营理念及经验的董事长、任员、部长、次长等人，漫无计划地经营，顾及私人情面做出武断决定，长此以往，最终导致了其总体上的亏损局面。
根据上述调查结果，行政自治部果断做出对互助会进行精减人员30%的结构调整，并解聘在导致资产损失问题上存在一定责任的职员或追究其责任。不过，那些曾给互助会带来重大损失的历任董事长及高层职员，早已不在其位。
通过“地方行政互助会”的上述事例，我们可以得知，为了政府下属团体能够真正做到透明经营，当务之急是引进专业经营人才进行管理。但是，对于该问题，相关公务员或下属团体反对意见很大，在实施上存在一定难度。尤其是本应彻底监督及管理下属团体的相关公务员，反而与之相互勾结，形成阻碍。在政府下属团体广为流传这样一句话：“在下属团体，上帝不是部长或董事长，而是主管科长。”
行政自治部下属基金管理机构包括地方行政互助会、公务员退休金管理公社、地方财政互助会等三个基金管理机构。日后，诸如“地方行政互助会”这种负责管理大额基金的团体，必须公开其经营状况，保持透明度。
以“地方行政互助会”亏损事例为契机，我们计划委托外部咨询机构对其经营状况进行调查，通过正确的诊断寻求合理的改善方案。另外，我们又在制度化专业经营人才的聘用、加强结算步骤等方面，正在制定各种制度方案。
政府下属团体所存在的问题不胜繁举。据媒体报道，监察院在对49个政府放贷机构进行调查后发现，他们通过各种手段谋取巨额放贷款，并以人工成本和运营经费等名目滥用，共计挪用近2千亿韩元的预算金。
一些地方团体利用政府补贴财政不足部分的方针，有意瞒报其财政收入。另外，还有一部分机关，将金融机构给予的存款利息挪作机关负责人业务推进费使用。一所研究院甚至将其在酒店的花费以研究费的名义支出，而另外一所研究院，则将外汇贷款浪费在非研究人员的海外研修上。对于这些做法，真让人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
1960年以后，比盲目扩大的财团更为庞大的组织，就是行政部门。尤其是政府下属团体和放贷机关，在其中所占比重非常之大。
根据总统职交接委员会所掌握的资料统计，1998年1月末，仅中央政府所辖下属团体就达552个，所属人员38万名，预算达到131兆韩元，已接近政府预算的两倍。
被称为“准自治非政府组织”（QUANGO：Quasi Autonomous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的政府下属团体是效仿日本模式成立的机构。在以官僚为中心的国家中，因某些业务公务员无法亲自完成，故设立了一些附属组织。但是，在这些团体中，我们很难看出其自律性及效率性。而在其原产地日本，政府下属机构的运营大部分被视为政策上的失败。
更值一提的是，这些组织是安置退休公务员的场所，所以大多数公务员对于下属团体的改革态度并不积极，这无疑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另外，在IMF经济危机情况下，很多国民已经对终身任职的公务员退休后又在下属团体再就业，同时领取退休金和工资的双薪待遇问题提出了强烈意见。
进入IMF管理体制以后，许多具备一定能力的专业人员，因无法寻求到工作机会而饱受痛苦。所以，在提高公共部门生产性和效率性的前提下，从与国民共同承担痛苦的立场出发，对于政府下属团体中存在的不合理、散漫的组织运营和人事管理问题，必须予以强力整顿。
依旧不变的不正之风（1）
“国民政府”执政以后，在严重的经济危机和行政部门改革的背景下，公务员的不正之风却一直盛行不断。一些公务员因其不法事件被揭发而受处罚被辞退时，另外一些公务员却依然如故地从事类似的不法活动。虽然政权交接后政府加强了纠察力度，但是，各类违法乱纪事件屡禁不止。
我们的社会中不正之风盛行并不仅仅是由于公务员身上所存在的问题。任何人都知道，只要有特权存在的地方，就会存在“黑色食物链”。连日来，各大媒体大书特书政治家接受非法政治资金、高层公务员与大企业之间交易巨额游说费等事情。我认为，我们应该从高层人员开始，做一次彻底的自我反省。
近期，行政部门的不正之风呈现出职位低微、拥有批准许可及管制权的一线公务员违法行为增多的趋势。贿赂问题痼疾化、惯性化及贪污*的加重，足以向我们说明问题的严重性。行政部门不正之风弥漫成灾，致使社会民众对此早已不以为然。
今年10月初，首尔市一名六级公务员收受再开发业主2亿韩元贿赂被刑事拘留，而瑞草区厅卫生科职员，则因利用职务之便大饮免费酒被揭发，这些现象充分说明下级公务员的不良风气已经超过了警戒线。
一个六级公务员受贿2亿韩元，这样的事情虽然令人感到吃惊，但是，一名只有工资收入的公务员，却拥有超过200亿韩元的房地产资产，则会让人感到更加不可思议。负责城市再开发事业许可业务的“再开发科”，是一个众人趋之若骛的“黄金职位”。否则，一位在“再开发科”工作了12年的公务员，怎么会为了继续留在这一岗位，不惜向其上司“进贡”，求其取消调职令呢？
另外，首尔市瑞草区厅卫生科的职员在四年的时间里，在同一家饭店豪饮47次，共喝下价值1300余万韩元的免费酒水。由此，我们可以得知，拥有报批许可权的部门已然一团乌烟瘴气。虽然他们表明，在收到业主的请愿书后，已经立即偿还了所有酒债。但是，这种申明无疑是在不打自招。而且，这仅仅是我们所知道的报批许可部门不正之风的一个侧面而已。事实上，在报批许可部门工作的下级公务员之间，公开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即“只要你下去转一圈，收入将极为可观”。由此可知，虽然新政府已经执政，但是下级公务员身上的不正之风却依然没有改变。
不久前，有人向检察院检举了负责管理首尔江南地区练歌厅的警察和区厅公务员收受上亿韩元贿赂的事情。5名警察与4名区厅职员以默认雇佣服务小姐、超时营业等为条件，在一年的时间内从三家练歌厅共接受贿赂2亿韩元。
其中，主谋P某某个人收受贿赂1亿韩元。除去位于江南地区59坪（韩国使用的面积单位，1坪等于㎡）的公寓，他在果川、江南等地共购买房产10余处。其他公务员则利用这笔不义之财，购买了两辆高级汽车，有人甚至还包养了情妇，享受着奢华的生活。
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些贿赂款并非出于业主自愿，而是这些警察和区厅公务员主动登门索取。并且，他们还定下“开业后先交付1000万韩元，日后每月上缴500万韩元”的具体上缴数额。
事发后，在这些公务员和业主得到司法部门处理的同时，相关警察局局长也被予以当场免职的处分。而且，为了避免公务员与业主之间再次出现上述现象，江南区厅将卫生与监督工作移交给民间团体进行处理。
依旧不变的不正之风（2）
不过，由总统至普通国民，任何人都无法保证在首尔江南地区，不会再发生此类事件。就在不久之后，蔚山市又揭露出道厅、区厅、警察局等政府部门人员收受贿赂的问题。
在上缴的账簿中详细记录了警察局保安科长50万韩元、预防股长20万韩元、派出所70万韩元、税务局115万韩元等各机关收受贿赂的明细及日期。洗浴中心向那些庇护卖淫行为的公务员，每月进贡金额达300～400万韩元。
在首尔广津区华阳洞红灯区，一名鸨母因受不了部分警察过分的敲诈勒索，遂将此事公布出来。通过其向警察上缴的数额目录发现，在14个月的时间里，负责管辖该区的20名警察，共计收受贿款5400万韩元。
承包平泽市宅地开发工程的一家建筑企业，日前公开了因贿赂发包企业及负责该业务的公务员，导致企业破产的内幕。这家建筑企业指出，在发包过程中，不但工程费被削减，而且设计上每做一次细小变动时，都要向公务员上缴贿赂款，致使资金只剩下原定工程款的53%。
这次事件*裸地揭露了出现问题工程以及中小企业只能破产的原因。公务员的这种不正之风，不仅仅是其个人渎职或致富问题，而是直接导致不良工程对国民造成巨大危害的始作俑者。
虽然新政府已经执政，但是警察局、派出所、区厅、税务局、消防局等部门以休假费、会餐费等各种名义勒索管辖区内企业的行为依然没有改变。据说，有人在向区厅交纳650万韩元的物品时，有关职员提出收取200万韩元辛苦费的要求，在遭到拒绝后，遂改口为80万韩元。
特别是今年，中部地区遭受暴雨袭击后，在向灾民发放救灾物资的过程中，竟然出现了参与物资发放的坡州市部分公务员将衣服、食品等救灾品占为己有的现象。这表明我们的公务员已经到了濒临道德沦丧的边缘。这些公务员的行为，不但严重伤害了受灾群众的感情，而且践踏了国民的一片爱心，阻隔了他们之间的关系。
公务员似乎是在藐视政府的改革意志，仍然大兴不正之风。所以，将肃贪兴廉说成关乎改革成败的重要因素亦不为过。因此，我在行政自治部的网站上新设立了部长专用的“公务员不正之风举报箱”栏目，直接受理国民反映的下属团体等部门公务员在其任职过程中出现的不正之风和贪污问题。不过，我认为，若要彻底清除行政部门的不正之风，必须执行以下四个解决方案：
第一、总统、部长及高层干部必须拒绝受贿。如果部长存在受贿行为，却又告诫局长不可以受贿，而局长在受贿的同时，又对科长说不可如此。这样的做法不具说服力，难以得到下级的响应。所以，开展廉洁工作应从政权核心开始。古代文人强调“德高者居高位”，原因就在于此。
第二、制定合理的法律标准，防止公务员滥用法律，并大幅度地改善行政程序，消除造成公务员不正之风现象的源头。另外，繁杂的管制制度只能为难国民，而且是形成不正之风的源泉。与韩国相比，美国等发达国家公务员的自由裁决权相对较少。
第三、只要发现存在问题，必须彻底清查相关人员并对其做出相应的刑事处罚。要加强审查和督察的力度，纠正“这样已经很不错了”的松懈态度，树立严格的行政部门纲纪。另外，禁止行政部门犯错人员在私营企业就职，从源头上杜绝行政部门的不正之风。
第四、要保障行政部门公务员的生活。有一位公务员曾说“没有条件让小孩去幼儿园，而在家也没有一起玩的小朋友”。所以，如果不能保障公务员的生计问题，一味高呼“小心陷于诱惑”、“要廉洁”，将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将来，在缩减冗余组织、精减人员、限制定员以后，公务员的待遇问题，将根据现实状况进行改善。进而，施行“认真工作加薪，散漫懒惰减薪”的差别制度。当“我认真工作，保持廉洁，所获薪金更多，提升更快，可以得到更好的工作岗位”的想法，在公务员的心中生根发芽时，不正之风便会锐减。这也是行政部门引进竞争机制的目的之一。
除上述解决方法以外，若要从根本上清除行政部门的不正之风问题，仍需要公职人员自身认识和国民意识上的改变。
收受贿赂的人存在问题，难道那些欲通过行贿解决问题的人就没有问题吗？由韩国移民到美国的人，在违反交通规则以后，想通过钱来摆平问题，结果事情非但没有解决，反而因贿赂罪遭受更重的处罚。这样的故事，不足以让我们感到羞愧吗？
作为一名合格的国民，首先要保持积极、正确的举报精神。如果发现自己身边出现受贿公务员时，切莫置之不理或以咒骂了事，而应通过举报纠正其不法行为。担心举报后会为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进而犹豫不决，这不是一个成熟国民应有的姿态。
我经常向公职人员强调三种必备道德标准：一是为国家和国民献身的服务精神，二是一生保持廉洁的风格，三是以慎重的态度生活。公职人员不但要具备服务精神和清廉的工作风格，还要具有慎重的态度。凡事都要慎重行事，武断地制定和执行政策，必然会给国家和国民带来危害。如果并不具备以上的三种觉悟，而选择了公职，对于国家、对于个人都将是一件不幸的事情。
当然，这种观念的改革不可能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实现的事情。我们要从权力的核心--高层人员、政治圈开始，以坚定的意志坚持改变其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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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版“清白吏”（1）
不知是否出于对公务员社会积怨太深，或是人们对于改革的要求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加强烈，从在“与部长对话”、“亲切办公”栏目发表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出，社会上对于公务员的指责已然愈加强烈。
当然，这种情况并不能代表韩国行政部门的整体形象。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默默无闻、为民服务的公务员，不在少数。而且，这部分人在防止行政部门*的问题上，发挥了“盐”的作用。
近期，为防止公务员社会日趋严重的*现象，在背后默默付出、发挥“盐巴”作用的人们，走进了我的视线。他们自称为“遵法活贫团”。
一家报纸对他们进行了如下的报导：
“部分现职公务员和12名市民组成名为‘活贫团’的组织，使人联想到在小说《洪吉童》中出现的“活贫党”。其宗旨是遵纪守法、扶危济贫。他们指出公务员社会根深蒂固的*结构是导致IMF危机的重要原因。而且，他们还聚集在被称为“清廉之表率”的黄喜丞相陵园（位于坡州市炭县面金蝇里），宣布与‘贪污*战斗1000天’。
“遵法活贫团”由首尔海关坡州监察站所长洪正喜与志同道合的首尔、高阳、坡州地区居民共同成立，由洪所长担任团长。今后，他们将努力追查公务员在社会上引发的一切受人瞩目的不正之风现象，并要求政府进行彻底调查，对相关公务员采取严厉处罚。
洪团长是一位具有23年工龄的老税务官，目前仍然在职，但他对税务公务员的看法与普通国民并无二致。为了开展税务公务员拒绝接受招待及红包的‘拒绝红包运动’，1992年他与几位志同道合的同事共同成立的‘税道会’，可以说是公务员社会的一个秘密团体。
他曾经利用午休时间，偷偷将印有‘谢绝红包，希望将其用于帮助不幸邻居’的信封放在同事的办公桌上。在发现同事公开接受贿赂时，发送一封义正辞严的警告书，告诫对方‘你在陷入不正之风的漩涡’。这些做法看上去很像小说《洪吉童》中那些侠客的作风。”
在坡州市发生水灾救灾品偷盗事件之后，人们对公务员社会忧心冲冲，呼吁改革的声音也更为强烈。然而，京畿道公务员那种“默默的爱心”，使我看到了改革的希望，并且更加坚定了改革的信心，因此心情十分高兴。以下则是关于他们的美谈：
“一批自称是‘公务员’的人来到了京畿道东豆川市的一个教会，这些人在向九名受灾群众表示了微薄的心意之后便立刻离开。他们是京畿道的公务员组织--‘京畿道清廉会’的会员，主要责任是每年向廉洁的公务员发放“清廉奖”。清廉会的20名会员全部都是依靠工资维系生活的公务员，但是当他们得知发生灾情后，立即募捐了200万韩元送给灾民。他们所帮助的大部分是流离失所、生计困难的灾民。”
如此看来，在公务员社会，依然有许多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为国民默默工作，并维护公务员尊严的人。将他们称之为“现代版清白吏”也不为过。
“清白吏”是指清正廉洁的官员。根据《朝鲜王朝实录》记载，明宗时，曾在官员中选拔出品行端正、为官清廉的人担任“廉谨吏”一职，而且在此人死后，追封其为“清白吏”。据说，在整个朝鲜时代，被封为“清白吏”的官员只有121名，所以，能够得到这种称谓对于当时的人来说，是一件无比荣耀的事情。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现代版“清白吏”（2）
在古代圣贤中，世宗朝的黄喜和孟思诚就是“清白吏”的代表性人物。他们身为宰相仍居陋室，一生清廉、生活简朴，甚至连一件像样的官服都没有。
前任曼谷市长占隆，因在任职期间住在服装工厂的废品仓库内，并将自己的工资全部捐献给慈善机构而闻名。据说，拥有12亿人口的中国国家最高领导人江泽*席也是一位鲜为人知的“清白吏”。
他在担任上海市市长时，因喜欢在机关食堂吃面而被人们称为“面条市长”。据说，在其担任市长之前的三十年中，一直生活在普通职工宿舍，生活十分简朴。*的夫人王冶平女士的生活也非常朴素。因为江夫人很少着新装、疏于打扮，以至于有一次，在去饭店见从北京来的朋友时，被门卫误认作打工女而拒之门外。
如此看来，“清白吏”应该把贫穷视为朋友。不过，由于这是清廉所带来的贫穷即清贫，所以是一种值得荣耀的贫穷。但是，我认为，那种“一定要让公务员过贫穷生活”的想法是错误的。
在社会上，既有暗自蓄财、表面上却仍彰显清贫的人，也有家财万贯却依然过着简朴生活的人。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些人挣钱时心安理得，用钱时理直气壮。而且，这些人“干净的财富”，让大家羡慕不已。所以，财产的“多寡”不一定就是衡量清廉度的标准。关键是他是否利用自己的公职便利条件，采用不正当的手段为自己谋取财物。
政府效仿古人表彰“清白吏精神”的做法，在全国选拔优秀公务员并授予“清廉服务奖”。目前这个活动已经举办了21届，全国共有500余名公务员已获此殊荣。其中，某位公务员将所获奖金捐于儿子的同班同学，做手术费之用，另外，还有一位身残志坚的公务员，二十七年来，不顾自己的肢体残疾，以亲切和善的态度为农民提供良好的服务。
当然，是否获得“清廉服务奖”并不能作为评判“清白吏”的唯一标准，关键是其能否以国民为中心考虑问题，是否具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与清廉的作风。
从这一点来看，在东豆川市市厅工作的李浩观先生的事迹是媒体发掘的又一个“清白吏”的写照：“自1996年7月担任社会股长一职后，他为残疾人及贫困家庭所做的工作难以胜数。为了帮助失业人员解决工作问题，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在第一线。为了管辖区内的一个残疾人工厂的经营问题，他领取了一些该厂生产的手套等产品，手提包裹，四处推销。
为了给管辖区内精神病患者疗养设施设置围栏，他遂一一说服市议会的议员，终于制定了预算方案。因此，很多人都称他为‘残疾人的教父’。另外，他于1996年、1997年分别成立了‘聋哑人手语教室’，而在去年7月，他寻访到管辖区内八名参加过越战的枯叶剂受害者，使他们能够享受‘政府生活保障’。”
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中，以亲切、周到的服务态度为民服务的公务员远比我们想象中要多。虽然只是领取微薄的薪金，但他们依然默默地尽职尽责，履行公务员的义务。然而，问题是根深蒂固的*结构和习惯，败坏了行政部门的清正廉明风气。“与部长对话”、“亲切办公”栏目所反映出的问题令我深切地感觉到了及早对这种贪污*行为、不亲切恶习进行大手术的必要性。一味地强调事后严处，莫不如预先制定出解决*和不亲切问题的制度及改善方案。
但是，无论多么完美的方案和制度，仅靠其制度本身并不能达到预期效果。因为“问题的关键是人”，最终结果如何将取决于公务员的个人使命感、责任感及清廉思想。
茶山丁若镛指出“如果公职人员清正廉明，不但所辖地区居民受益匪浅，甚至山林、流水及石头也会在其光环的笼罩之下”。这与一支蜡烛能照亮整个房间的道理如出一辙。一个人所做的事情，虽然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所带来的影响却极为深广。这就是一个人应该向往的生活。我衷心期待韩国的公务员社会能够出现更多的“清白吏”。
雪浓汤和小型巴士（1）
我认为，部长的职责不仅仅是坐在办公室里做出审批或指示，而应深入到一线公务员和国民之间，与他们进行对话，了解他们的疾苦，并为帮助其解决问题而开展行政工作。
因此，在上任的第一天晚上，我就访问了工作在治安第一线的警察局和消防局。由于当时处于IMF管理体制的初期，所以抢劫、盗窃等犯罪活动异常猖獗。
据统计报告显示，目前韩国失业率增加1%，犯罪活动发生率增加5%。在以往几年中，犯罪活动发生率以年均4%的速度增长，而1997年则增长了7%。特别是在IMF危机以后，重大案件发生率骤增至17%。
对地方自治团体的巡访，亦是在上任后进行的重大活动。我依次巡访除首尔以外的15个广域市厅和道厅，直接了解行政第一线存在的问题，并对其提出各种相关政策构思。
每次巡访自治团体时，我首先要发下公文，要求干部不要前来迎接。由于大家的工作都很繁忙，所以没有必要专程迎接，只需派谴一辆小型巴士，我便可以同随行人员直接前往市、道办公楼。
巡访的第一个目的地是江源道。在查看江陵山火现场后，我便乘坐直升飞机飞抵道厅所在地春川市。虽然一再嘱咐道知事不准前来迎接，但是道厅干部们还是前往停机场等候。因此，我严厉地批评了他们，斥责其下不为例。立杆见影，在访问下一地点时，他们果真只派谴一辆小型巴士在机场待命。并且，用餐时，也只是在小餐馆吃了5,000韩元的雪浓汤和拌饭。
在巡访时，我打破以往部长直接到达自治团体办公室听取业务报告的机关中心惯例，而是直接来到火灾现场和社会福利机构等民生现场和不受重视的机构。另外，我又前往市厅和道厅，访问警卫室及消防所的工作人员并给予鼓励，而且与环境美化员等相对处于弱势的阶层人员见面。
在这次访问过程中，我逐一访问了残疾人福利机构、传统市场、地区中小企业、救灾机构、出口工业区、招聘现场、公共劳动现场等部门。
在到达地方以后我才发现，地方公务员的数量确实不少。工作清闲、无所事事的冗余人员比比皆是。在访问市、道信访办时，我看到平均每天只处理20～30件业务的接收窗口，竟然安置了三名职员，而其上面还有股长、科长、室长。
只需一个人利用半天的时间就能够处理的业务，既然浪费国民的税款养活三、四名工作人员。如果是在私营企业，会出现这种形态的运营吗？
在平民政府执政的5年时间中，地方自治团体公务员数量以年均5%的速度递增。一些地区甚至出现居民减少一半，而公务员数量却增加一倍的现象。另外，某些部门在原负责业务结束后，仍被予以保留，导致行政机构中冗余部门比重不断增加。
江源道旌善郡1981年的人口数量为13万3千名，共辖10个科480名公务员。1997年人口减少至5万5千名，而行政组织却增加至15个科，所属公务员达745名。全罗南道长城郡的人口数量由1970年的12万人减少到1997年的5万余名，但公务员数量却从200余名增加至664名，是原来的三倍。
在这种背景下，政府出台了至1998年末为止裁减行政人员10%，到2002年国民政府任期届满时，共计裁减人员30%的裁员方案。但是，该方案并不意味将所有行政部门人员一律精减30%，对于那些过于散漫的部门，裁员率将达到40～50%。而人员分配比较合理的部门，可以酌情减少其人员精减数。但是，必须对其进行彻底的职务分析，考虑地区情况，予以合理安排。
雪浓汤和小型巴士（2）
巡访地方时，我着重强调了地方自治团体的紧缩运营。在经济危机导致政府及地方自治团体的税收紧缺的情况下，机关负责人的责任尤为重要。
作为最坏的准备，我向他们指出地方自治团体破产的可能性，并指示其重新全面研究IMF之前制定的大规模工作计划。另外，我要求他们不要只依靠中央政府挽救，一定要学会自救。而且，作为鼓励，对于预算管理和结构调整比较好的优秀自治团体，政府将予以提供更多的分享税等各种奖励。
在巡访釜山的过程中，我遇到早期担任在野*会议员时，在地区结识的两名警官--影岛警察局冬三派出所的郑区宪警司和金仁德警长。他们均是在原辖区工作尽职尽责的优秀警官。
我于1985年～1992年期间，在釜山影岛区担任国会议员时，有幸在管辖区内亲眼见到为生活拮据的民众全心服务的警察。每逢节日，去访问那些生活贫苦的百姓时，总是发现在此之前，已经有人领先一步为他们送去大米、蜂窝煤等日用品。
我仍然记得1988年郑警司任警长时，曾因过度劳累患上胃病。医院要求他立即住院做胃切除手术。当得知这一消息后，辖区居民们立即自发组织起来，为其捐款，垫付所需手术费。而当时只是巡警的金警长，则每次从微薄的工资中取出一部分，用以帮助生活贫困的居民，尤其是他为那些孤寡老人忘我工作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其实，当时我很想为他们做点什么，但限于在野党的身份只好作罢。我以“你们牺牲自己、默默无闻地为民众工作的精神给了我很深的感触，所以我一直想为你们做点什么，没想到今天会在这里见面”的话语，鼓励他们继续努力工作。他们听到后非常高兴，对我说道“我们只是忠于自己的职责而已，可是没有想到已经过了十年，部长却还记得”。
在韩国，如他们二位这般尽职尽责工作的公务员不在少数。在位于世宗路的政府综合大楼上，你随时可以看到为数不少的公务员在夜以继日地工作着。
最近，虽然行政部门饱受指责，但是，导致公务员负面行为的责任，并不一定都在于公务员。以前的军事政权利用公务员参与*及选举，只注重经济发展的*政权催化了贪污*现象的产生。如今，*政权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社会氛围也已经发生变化，我想公务员也应该尽快改变。
结束对自治团体的巡访不久，在雨季到来之前，我乘坐直升飞机，利用三天时间巡视了13个市、道的地铁工地、旧公寓、排水站等易出现险情的地方。平均每天要巡查3～4个市、道，也许是过于劳累，我双眼的毛细血管*，眼球中布满了血丝。
诸如亡羊补牢一般，在事故发生以后再去补救，又有何用？为了在雨季和台风来临之前，对相关责任地区公务员表示关心及鼓励，督促他们做好防灾工作，我预先对其进行了一次亲切访问。
每一次发生重大事故后，人们立刻就会展开“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的争论。倘若事先采取预防措施，必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损失。例如三丰百货和圣水大桥倒塌事故，如果预先能够做好检查，稍加注意，我想一定可以避免大型人员伤亡。
因此，各自治团体都对灾难、危险设施实行实名责任制，以做好事故预防工作。在全国选定易发事故的设施，分为五个等级，指定责任职员、区厅长、郡守等管理责任人。今后，如若因负责人管理疏忽造成事故，必须追究其渎职责任。
事故发生率与其国家的国民素质水平成正比。韩国应该早日洗刷“不良共和国”、“事故共和国”的恶名。
地方行政的盲区（1）
地方自治制就是要求地方行政自治的制度。1995年，民选自治时代正式来临的同时，也为韩国社会带来了诸多变化。首先，地方自治制度为*主义在社会各个角落生根发芽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在地方,以地方自治团体团长为中心,自然而然产生了“地方经营”的用语。一刀切的权威性行政组织开始向满足居民需求的方向转变。
公务员的行政服务质量和亲切度得到明显提高。地方逐渐成为一个保障生存和趋于繁荣的单位。但是，在这种改革热潮中，却出现了与“地方自治时代”的口号不符、需要我们以冷静的态度客观对待的地方行政盲区。
部分自治团体在弥补地方财政不足的名义下，发展一些只考虑其收益的事业，从而与地方企业发生摩擦甚至导致经营亏损。这正是地方行政盲区的一个断面。
忠清南道一个地方基层团体开设了一家荞麦面馆，美其名曰“公务员为市民直接提供干净、美味的荞麦面”。不过，由于这种做法影响附近饭店的生意而遭到强烈反对。但是，自治团体却一意孤行继续推进，结果，仅几个月的时间，就因经营亏损而导致饭馆关闭。
庆尙南道的A郡和B集团，于1996年以第三部门的合作方式创立的AB矿泉水企业，也是其中一件失败事例。该企业在成立第一年就亏损20亿韩元，第二年亏损则达到40亿韩元。其主要原因是，大型超市和矿泉水批发商，均不愿意销售该公司的产品。因为大多数矿泉水企业能够提供不开具税款单的交易，而且保障其30%的利润率。但是，由于该公司属于国营企业，受到政策限制，无法提供上述交易方式。
C公司创立的C旅游开发公司的情况，与之也较为相似。开发之初，公司是以建立高尔夫球场、开发温泉、建设民俗村及电影村等大规模观光休闲事业为主要经营策略成立的。但是，当其见到开发工程未能按期竣工时，遂引进大型游船，结果导致13亿韩元的亏损。而后，该公司又筹备运行环游该地区旅游景点的观光火车，却遭到民间企业的强烈反对。原因在于，政府向在此地运营了20年的循环巴士观光公司下达了停止运营的命令。
诸多国营企业在经验不足或没有制定别具一格的事业计划的情况下，武断地投入到与民间企业相冲突的事业领域。我认为，国营企业的投资重点应放在公益性较强、初期投资庞大且资金回收时间相对较长的社会间接资本上。
赚钱的项目交给民间企业，并且帮助这些企业正常运营、获得收益，这才是地方自治团体应该做的事情。企业的蓬勃发展能够增加税收，可以消除财政赤字。但是，很多国营企业想要亲自挖出这桶金，急不可耐地踏入到民间事业领域，结果导致民间企业的群起反抗。并且，其经营状况也不尽人意，一直难以摆脱亏损的局面。
截止到1997年末，地方国营企业数量为271家，预算规模达到15兆韩元。从其所从事的主要行业来看，盲目地投入公寓开发、骨料开采、农产品直销、陶瓷公司等事业，导致亏损的情况比比皆是。
1997年，在70个地方国营企业中，有43个属于亏损企业，而赢利企业只有27个。另外，国营企业总收入为2兆400亿韩元，而总支出为2兆7200亿韩元，造成6800亿韩元的亏损。
其中，地铁事业和医疗事业带来的亏损额最大。另外，从整体上看，国营企业经营效率呈继续恶化趋势，而这部分亏损则以国民交纳的税款加以弥补。没有做好准确的事业评估，只想要同时抓住公益性和收益性这“两只兔子”，这是国营企业面临经营难问题的主要原因。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地方行政的盲区（2）
目前，自治团体的财政状况非常恶劣。尤其是IMF危机以后，地方税的大幅度减少，对自治团体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半数以上的自治团体仅依靠所得税和注册税等地方税款，甚至连公务员的工资都无法保障。以1997年全国自治团体财政独立度为例，市地区为，郡地区为。
民选地方自治团体团长，对于过去所遗留的各种地区开发事业，同样一筹莫展。各广域团体开展的地铁、道路、住宅开发、开发区等需要天文预算的事业，均在进行之中。这些事业的推进，原本依靠贷款及中央政府的支援，但是伴随财政紧缩、高利息等诸多因素的产生，以致出现初衷与结果相背离的现象。所以，众多国营企业面临停产危机，负债额也逐步扩大。对实行地方自治前、后的人均负债规模进行比较可以发现，1993～1994年人均负债额为27万2000韩元，到1996～1997年则为38万9000韩元，相对增长43%。
部分自治团体为了能够继续推进事业，采取引进外资和民资的措施。但是这种做法在实施上存在很大难度。在经济已经出现萎缩的情况下，任何一家企业都不愿意将投资放在初期投入高、资本回收不透明的国家事业上。
自治团体滥用预算的情况可以从各种送人情行政事例、高级办公楼和公房建设以及办公费规模上看出来。
1997年，全国247个自治团体因预算应用不当被检举的事例为2506件，平均每个自治团体就达到10余件。尤其是面临地方选举时，自治团体团长的政绩宣传、送礼物、发放纪念品、派出产业视察团、募集捐款、向非补助团体提供补贴、过多举办活动等现象一直不断。
自治团体将其他事业弃之不顾，建设大规模办公楼以及自治团体团长恣意增加办公费的行为，应该受到指责。大田的一个区厅在IMF危机以后，依然一意孤行地进行新建区办公楼的工程。在上报预算时，因预算额超过初期计划的两倍而遭强烈斥责。在先抓建设的意识支配下，最近几年，难以计数的新办公大楼、文化会馆如雨后春笋般耸立起来。
地方郡守的正式办公费，根据郡的规模，定为每年3600万韩元～4800万韩元不等。但是事实上，郡守可以在业务推进费、补偿金等方面支出经费，所以办公费的实际支出可达到数亿韩元。
地方自治团体所拥有的公房数量亦是如此，一直呈现持续增长趋势。全国共有公房2338座，平均每个自治团体占座，合计金额为970亿韩元，每年的管理费用为20亿韩元。可入住公房的资格范围极为广泛，包括自治团体团长及副团长以及室长、局长、院长、科长，邑长、面长、事业所长、议会事务处干部、警察干部、消防干部等诸多人员。
今后，我希望各地方自治团体能够将半数以上的公房向民众出租及出售，或者作为公共设施使用。另外，缩小相对过大的公房面积，将其平均面积规划为30余坪左右，以防在经济状况好转之前再度出现新建或购买公房的现象。
目前，在地方税收管理方面尚有很大的改善余地。几年前，一个在仁川区厅工作的公务员，利用骗取地方税底根及发票的方法，私吞数十亿韩元。事情被揭发以后，全国人民为之震惊。虽然国家一再促进地方税电脑化进程，但是，每年依然会发生28万5千余起多收或误收事件。
最近，京畿道D市发生政府在提高居民税税率后，将提高部分应用于弥补前年财政空缺，遭到行政诉讼的事件。审判结果，政府败诉。由此，我认为地方政府应该消除漫无计划的惯例，在正确的征收原则下预测征收规模，并在此范围内确立事业计划，而且，有必要在财政方面制定更健全的管理制度。
地方自治制的根基是坚实的地方财政。与从国民处征收各类赋税的预算案相比，为了更有效地执行计划，形成立足于投资优先顺序的资源分配体系，则更为可行。
当然，要达成这一目标，需要地方议会、市民团体以及地区媒体积极、持久的监督。我们要以民选时代初期的执行错误为警钟，在未来建立起正确、完善的预算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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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伯拿与法国的自治制度
在发达国家之中，法国的行政领域较为发达。我曾有幸与法国行政学研究院副会长、道知事职业群协议会名誉会长保罗?伯拿博士进行了有关法国地方自治制度的讨论。他是为了参加行政自治部下属地方行政研究院和韩法政法协会共同召开的学术大会来韩的。
在法国地方自治制度中，最吸引我的是中央政府对自治团体行使权力的方式。法国执行由国民直接选举的知事兼任自治团体团长和道议会议长，与中央政府任命的道知事共同主持地方工作的制度，以此来保持了整体国家行政的一贯性。
法国是拥有5千7百万人口的独立国家。1982年修改《地方自治法》后，实现了行政上的分权自治。在法国，基础自治团体“公社”（commune）达3万6千7百72个，相当于中层自治团体“道”的部门（department）有100个，广域道地区政府（region）为26个。
《地方自治法》规定，各行政部门之间不存在主从关系，相互间保持平等的原则。即，对于下层自治团体，上层自治团体根本没有监督权。
法国积极应用了“道知事任命制度”。每个道都设立国民选举的道知事和政府任命的道知事两位负责人，而在广域道，由政府任命的道厅所在地道知事兼任广域道知事。以前，政府任命的道知事权力很大，但在修改自治法后，政府将自治权转让给了由国民选出的道知事。法国通过两名道知事共同执政的方法实现了国民代表性与国家政权的统一以及自治团体之间相互协调的两种作用。而且，因为法律上明确划分了各自的权限，两者之间几乎不会发生任何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看，“道知事任命制度”是中央政府直接控制地方行政的一种手段。但是，这种制度的制定标准也基于彻底的分权概念。分权是地方自治制的必需条件，它由行政分权和自治分权构成。
行政分权是将中央政府部长掌管的行政权力及监督权，移交给由政府任命的地方道知事，意在解决中央政府权力集中问题，消除中央部门拖延地方事务的现象。它能够维持国家政策的一贯性，并可根据地方实际情况解决问题。自治分权则是由国民选出的道知事所拥有的权力，中央政府无权进行干涉。
政府任命的道知事可代表首相和各中央部门的部长，监督各道是否正确执行法律及政府的政策决定。部长向道知事传达行政方针，而道知事则与之建立直接的联络网。
而且，政府任命的道知事还负责指挥以“道”为单位的国家地方行政机关所属农业局、建设局、社会保障局等部门，领导履行中央政府特别任务的、具有规划团性质的行政机关。例如，由地方政府直接执行与社会福利相关的社会连带政策或在欧洲共同体（EU）执行部制定的政策。
此外，他们还拥有广泛的权力，如以国家警察的资格发布侦查、扣押、搜查、逮捕等命令，代表国家实施行政控制及组织中央部门层次的企业援助活动，许可国营企业及国库补助企业投资计划，负责非军事性质的国防事务，对地方自治团体的指导、监督等。
法国的“道知事任命制度”呈现出在彻底的分权过程中，一直以国家为中心的行政形态。中央政府虽然赋予地方自治团体充分的自主权，同时也要求其承担相应的责任，实现了制度上的互补性。直至地区居民意识水平提高、媒体及市民团体能够正确履行监督权为止，中央政府将对其进行持续关注和指导。
我向保罗?伯拿博士详细咨询了法国的“自治警察制度”概况。法国总统在大选中承诺实施自治警察制度。法国政府认为，警察也要如教育和行政一般，建立自治基础。
将来，随着政治治安需求的减少，警察的工作性质将向满足市民生活治安要求的方向发展。抓捕抢劫犯、发生紧急状况时出警、帮助老年人及残疾人、消除百姓生活中的不便等等，这些将会成为警察的主要任务。
在法国，警察分为国家警察和行政警察，行政警察是国家警察职能上的补充。国家警察的职责与韩国警察比较相似。另外，行政警察负责停车管制、卫生监督、自治团体的警备等工作，这与韩国自治团体的维持秩序业务如出一辙。
通过对一些发达国家事例的研究，我认为韩国在引进自治警察制的过程中，可以参考法国的模式。根据韩国国情，有体系地训练地方自治团体的各种管制权限，明确各自的责任，并使其有机地与国家警察进行结合，是一种较为可行的策略。
法国行政的权威性很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也丝毫不逊色于韩国。而且，行政部门录用职员时，远比我们国家更为重视学历。可以说，法国是名门大学毕业生支配社会的彻底的精英社会。如果不是国家行政学院（ENA）出身的人员，很难晋升到高层职位。
法国国家行政学院是第二次大战以后，为了培养高级行政人才由戴高乐创立的。就读该学院必须通过严格的入学考试，而且，学院只招收以优异成绩获取大学毕业证书的高端人才。可以说拥有该学院的毕业证书，就等于拥有飞黄腾达的保证。
包括历代总统在内，法国首相、国会议员、部长及大企业的领导人，大部分出身于国家行政学院（ENA）。所以有人指出，这种情况可能会带来诸多弊端，甚至有人在大选中将“ENA的废除”作为其选举公约。
法国社会中存在一种十分令人羡慕的现象，那就是职业的流动非常自由。如伯拿博士，他曾经担任过副知事和郡守、政府任命的道知事、广域道知事。目前，他一人拥有国营企业经理、地方财政金库经理顾问、大学教授、研究合作官等五项职衔。
由于目前韩国的权力仍然集中于部分阶层，轻率地身兼多职尚为时过早。今后，为了谋求社会发展，我们将通过理论家与实干家之间的共存、开放和交流，分散及多元化权力，彻底解决不正之风问题。
只有具有渊博知识的各方面专家，在社会各界进行广泛的交流，并形成充足的人才库时，才能有力地推动国家的发展，进而为地方自治打下牢固的基础。
依旧不变的“拉关系”现象
在韩国社会中，存在一种叫做“关系主义”的习惯性现象，即优先帮助自己的老乡或校友。虽然不能说这种现象毫无可取之处，但是，若在办理公事时掺入这种私人关系，那就是严重的社会弊病。社会上最极端的形态，不就是东、西之间的地区情感造成的吗？
在行政部门中，也存在以“学缘”和“地缘”来区分人际关系的现象。同门或同乡之间自然而然的形成派别，不但互通人事信息，而且一旦前辈被提职，必然给予其后辈一定帮助，借以四处安置自己的嫡系人员。
因行政部门不亚于既成政治圈的照顾同一派系、拉关系现象，导致一部分兢兢业业的公务员深受打击，进而失去工作的欲望。有些人因为没有人际关系，只能提升到股长或科长，另一部分人虽然能力出众，却因为是湖南地区出身，在庆尚道出身的政治势力执政的情形下，无法跻身于高层之中。诸如此类问题，比比皆是，举不胜举。
于是，人们为了得到升职机会，只能四处寻找人脉。对于上司的爱好了如指掌，并信誓旦旦地在上司面前表示忠诚，甚至发生派自己夫人去上司家做临时保姆的事情，令人感到啼笑皆非。
为了消除这种弊害，建立“根据业绩进行客观评价后给予升职机会的”行政部门透明制度，已经迫在眉睫。
媒体在评价地方选举时指出，其最大特点是行政部门拉关系现象严重。248名现职广域、基础团体的团长中，有80%以上的人再次参加第二期民选自治团体团长选举。所以，公务员拉关系及公职人员内部拉帮结派的现象更为严重。
公务员们之所以如此，是希望利用公职帮助所在团体团长成功当选后，可以确保自己今后工作无忧。
一部分公务员虽然并不愿直接参与这种活动，但是由于担心与自己有隔阂的人当选后，会为其带来不利因素，所以迫不得已参与其中。
当然，公务员也是人，他们这样做亦是人之常情，不可对其过于责怪。我认为，更令人不齿的是那些强迫公务员为其拉关系，并且不停打击报复的自治团体候选人。
我们不可能阻止公务员在下班以后，去拜访自己的亲朋好友，并要求他们支持自己喜欢的候选人。问题的关键是，部分公务员弃本职工作于不顾，利用工作时间进行拉票活动，而其负责人却默许这种行为。
现任自治团体团长如果入选可能性较高，他则会发布地区开发事业的政策信息，借以提高自己的声望。并且，会给与政府部门关系融洽、具有影响力的地方名流打电话，要求其予以帮助。由于他们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入选活动中，以至于将管制、防灾、信访处理等职责弃置不顾，从而出现损害国民利益的行政空白。
民选自治团体团长为了选举成功，有意推迟居民反感或对选举不利的政策决定，或者将其延后执行，这种现象叫做NIMEY(not in my election year)现象。此外，还有一种任期内不推进任何有可能发生问题事业的现象，被称为NIMTOO（not in my term of offlce）现象。
某些自治团体内部分成派系相互攻击，而一些人通过为候选人提供有关竞争对手私生活和弱点的情报或者帮助其制定选举程序等做法，向候选人表示忠诚。
更为严重的是，一些特权职位公务员，为帮助自治团体团长成功获选，在选举期间集体辞职去从事选举活动，待团长再次当选之后，又被重新招聘为特权职位人员。试想一下，这种行为会为行政部门带来何其恶劣的影响！
在地方选举中，因涉嫌公务员介入选举案件被立案的前任及现任地方自治团体团长达116名。另外，192名公务员以履行公职为借口参与选举活动，164名公务员为了选举后的“论功行赏”而介入选举，被立案审查。
公务员介入选举的行为，在首次地方选举时并不明显，而二次选举时，因竞争激烈导致拉关系等现象骤增，这是现任自治团体负责人参与选举所带来的副作用。
现行法律规定，自治团体团长任期四年，可连任三次。因此，现任团体团长参加竞选，导致了送人情行政、公职人员互拉关系等各种问题的出现。所以，为了解决这种问题，急需制定现任团长参选时停止其业务或予以辞退的制度。
我曾要求过那些一线行政机关，举报现任自治团体团长违反选举规定或强迫公务员参与选举的行为。但是，直到选举结束为止，虽然传闻颇多，却仍然无人向我举报。无论政府、总统、部长对解决不正当选举的意志多么坚定，但是，如果没有无人敢于举报，则不会产生任何作用。
另外，公务员要清醒地意识到，如果拉关系的不良作风不能予以清除，必将为之所害。为了营造公平合理的选举气氛，每位公职人员都要发挥监督者的作用。而且，一定要建立起无论何人当选市长、道知事，都要履行自身职责的职业公务员制度。如果不能改掉那种“胳膊肘向里拐”的思考方式，拉关系的劣行将不能被彻底制止。
在我们的社会中，应该以能力和业绩去衡量每一位职员，对于那些工作认真、德才兼备的人员，要及时地给予相应鼓励和正确评价。如果空喊“竞争机制”的口号，却不加以实践，那么我们今天所遭受的痛苦和挫折感必将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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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绩行政，低效率的惯例
“我是一名拥有五年工龄的地方最底层公务员，凭心而论，近期我对公务员职业愈加怀疑和失望。原因在于，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令人难以理解的政绩行政现象，却依然如故。‘国土大清洁运动’，就是其中一个简单事例。
‘国土大清洁运动’是出于对国家长远发展的考虑而推进的事业。为了能够合理、正确地管理国土，检查部门分为几个领域开展工作。例如，一部分人负责自然保护领域，而另一部分人则负责国民精神启蒙领域，玩起了文字游戏，以各种名目开展活动。在上属部门，每人负责一项业务，而最底层组织则是一人负责全部业务。
而且，季度评价、年终评价、检查等不胜繁举，令下属部门难以应对。公务员的工作到底是什么？口口声声说是“人民的公仆”、“先进韩国的基石”，却让我们在毫无必要的事情上浪费精力。目前，国家陷入困境，国民举步为坚，可我们的工作方式依然如故，依然是上级部门下指示，要求我们按旨奉行。与民众最为接近的，就是我们最底层的下级组织公务员。如果我们回到家中，对朋友、邻居谈及我们的工作仍然毫无变化可言，试想他们又会做何感想？
高层公务员所做的事情，无非就是动员职员收集可回收物品、废铁、空瓶等。而且，在这些事情被媒体报导后，他们却自以为是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情沾沾自喜。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你们一定要知道。每次上级部门下来进行检查或评价时，下级部门都会邀请检查人员的熟人或与其关系亲近的人陪同共同进餐。另外，还要以“检查工作辛苦”为名送辛苦费或餐费。当然，这也许是人之常情吧。
但是，如果这种“人之常情”继续下去，国民只能背离我们的国家，因为这种情况国民心知肚明。向民众索要钱财的公务员应该毫不留情地予以辞退。
这些上级部门动不动就对认真履行职责的基层单位进行评价、检查，与其他部门进行比较，说什么这个部门没有做好准备，不可能得到高分，做一些毫无意义的事情。那些给评价机构送丰厚“辛苦费”的部门被评为优秀部门，能够得到奖金，因此在经济上不会受到任何损失。我们不能搞一刀切的结构调整或人员裁减。由于这种一刀切的方式，众多善良、无靠山的人遭受痛苦。如果要进行真正为民的调整，就应该找出那些贪污*的公务员予以严惩。他们留下的空缺，要聘用具有廉洁奉公精神和创新意识的人，使之能够接近百姓。此外，要废除总务科、监察室等特权部门。
我再一次恳求，如果在目前困难的局势下，为广大国民和公务员着想，就不应该执着于这些毫无意义的事情。例如，我这个月就三次接受了从事相似业务的其他部门有关人员做出的评价。难道这样没完没了地进行评价，就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吗？我们必须对这些不合理的传统方式进行变革。”
上述内容是一位公务员在“与部长对话”栏目中发表的帖子。从他所讲的内容中可以看出，行政部门的歪风邪气几乎没有改变的迹象。为了写报告书，获得上级好评，采取形式主义做法的现象依然故我。
特别是对行政业务的检查、评价过程中，接待上级的做法仍然根深蒂固。在接待上级时，甚至都要根据所属部门和部门等级区别对待，可想而知，他们对于信访人的态度又将如何。
“国民政府”执政以后，监察院以工作懈怠、收受钱财、贪污公款等罪名检举了141名公务员，其中包括33名高级公务员。在他们当中，大部分人是将业务促进费转换成贿赂金，进奉上级领导或当做接待费使用。
无论口号喊的多么响亮，无论怎样周而复始地阐述改革的重要性，也无论怎样强调要从根本上尊重行政部门的自律性和创新性，但是政策一旦下达到下级部门，他们就会动用三十年前军事政府搞运动式的行政手段，加以应对。公务员迫不得已采取的搞运动式行政方式，与沙城堡又有何异。
为迎接政府成立50周年庆典开展的悬挂国旗活动中，一线区厅和洞事务所向居民分摊任务，并强行要求居民购买国旗，破坏了原本美好的初衷。虽然一些部门对此进行自我反省，说“今后不能再对居民做动员了，也没有这个必要”。但是，长期沾染惰性的韩国行政现状是，我们依然未能改变形式主义行政。若要改变这种状况，我认为应尽快从只求数量增加的、以“量”为中心的形式主义行政，转换到以“质”为中心的行政上来。
监察或评价、检查方式今后也需要进行变革。不间断的监察和评价、检查、会议等，都会消耗公务员投入到创新工作的时间和热情。所以，包括日常业务在内，在评价上也要提高其行政效率。
若要改变历经几十年形成的行政惯例，岂能一朝一夕就可办到。这正是我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最为苦恼的事情，同时也是我将来必须要攻破的课题。即使是组织管理者也不能手持印章，只等下属前来审批，而应制定明确的目标，在为职员制定公正合理的工作制度、提高组织的积极性方面，坚持不懈地努力研究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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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害部门的厄运（JINX）（1）
任职初期，主管防灾部门的一位干部向我反映，该部门的职员不吃狗肉。这是因为，他们需要24小时保持警惕不能放松，所以担心身体出现异常情况，一般都不食用狗肉。得知此事，我为他们尽职尽责的行为深受感动。
行政自治部是总管台风或洪水等大规模自然灾害以及三丰百货、圣水大桥坍塌事件、煤气爆炸事故等大型事故的部门，并且由部长担任中央灾害对策主管。因此，不得不对事故和灾害格外用心。
1998年夏，因“厄尔尼诺现象”造成的集中暴雨，致使夏季气候出现反常。7月末，灾害部门的工作人员及气象厅，一致认为“今年的汛期已都过去”。原以为每年夏天都要出现的洪涝灾害，今年可以安然度过。但是，几天后，暴雨从智异山一带开始袭卷而来，在京畿道北部和首尔等首都地区及中部地区流动，进而肆虐全国，被称之“游击性的大暴雨”。
这种状况很难预测。此次水灾堪称史无前例。IMF危机加上水灾，全国人民陷入了双重危机之中。尤其是那些经济拮据、生活困难的百姓，面对接二连三的打击，几乎丧失了生活的信心。而作为政府官员的我，心中更是焦急万分。
中秋前夕，九号台风“亚尼”强袭南部地区，造成60余人员伤亡，这对于我们无疑是雪上加霜。而同一时期，比九号台风威力更为强大的飓风“乔治”袭击美国南部墨西哥湾时，只有两人遇难。相比之下，威力小于“乔治”的“亚尼”却令我们付出了如此惨痛的代价，这不得不说我们的政府部门尚存在一定问题。另外，虽然气象局和防灾部门彻底的准备及不懈努力至关重要，但是我想，本国民众安全意识的麻木，是否也是一个问题呢？
巡视水灾和台风现场时，我再次感受到大自然的威力。治水的历史与人类历史一路相随，今天我们拥有尖端设备，并且气象观测技术也日趋发达，但是在防止自然带来的严重损失方面，我们依然感到力不从心。
我们的祖先可以通过观察自然现象，了解天气的变化。比如，听到青蛙叫，就预测会下雨，于是开田缺放水；看见蜘蛛结网，则预测会天晴，于是晾晒衣物。不过，现代人在远离大自然以后，对灾害的感觉也变得越发迟钝。另外，不顾及相关规定、安全意识麻木及守法精神的不足，也为其带来了灭顶之灾。
智异山地区的水灾情况足以说明这些问题。来到这里休假的避暑游客，在智异山的蛇谷、皮啊谷、大愿寺等山谷以家庭为单位进行野外露营，结果集中受害。需要强调的是，原本此处是禁止露营的，但避暑游客们无视规定在山谷露营而被洪水卷走。当时，管理人员要求他们撤出，他们反而揪住了管理员的衣领，并喝到：“管你们什么事。”虽然如此，但是国家公园管理办公室和行政部门，也存在着不可推卸的管理责任。
京畿道北部的坡州、东豆川、议政府等市，自1996年开始连续遭受水灾困扰，百姓生活苦不堪言。他们一直面对垃圾成堆、恶臭四散、各种皮肤病和传染病肆虐、生活必需品不足、断电、断水等各种苦难，整个灾区简直和战场没什么两样。
这次水灾期间，我几乎一直生活在灾区。在智异山地区首次发生水灾时，我走访了重灾区求礼郡、下洞、山清郡等地。由下洞至山清因为距离较远，原打算乘直升飞机前往。但是，飞机起飞不久，就因恶劣的天气影响，依靠雷达指引迫降于泗川机场。随后，我改乘汽车前往受灾现场。书包网 www.aIhUaU.com
灾害部门的厄运（JINX）（2）
下属地方组织得知我要前往灾区，为了迎接部长的到来，立即准备简报，并重新制作了报告资料。在此期间，由于工作繁重，我多次变更日程，最终才发信告知他们将乘直升飞机飞抵灾区。为此，他们还专门选拔招待人员负责迎接。在应该投入全部精力寻找失踪人员的关键时刻，为了能够给上级留下好印象，他们竟然还走这种空洞的形式。
因此，再次前往受灾现场时，我并没有通知地方行政组织，而是直接前往灾区。这是为了防止其预先做好准备，以便从受灾现场直接了解到真实情况。不过，在没有通知任何人的情况下飞抵灾区后，在京畿道坡州市却找不到直升飞机的降落地点，最终只有降落在军用机场，然后改乘军车赶往受灾现场。翌日，我依然没做任何通知，直接前往江华灾区。令我始料不及的是，当地职员不知从何处获知“部长已经抵达”的消息，事先做好了一切准备。
不做任何形式的通知，前往地方巡访，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而且，即便真的做到，也未必会获取预期的效果。所以，有人指出，每次发生大型事故或灾害时，部长、国会议员、自治团体团长依次访问，反而妨碍了灾后恢复工作。但是无论面对他人怎样的质疑，至少我们要清楚，巡访灾区的目的，是以现场的实际情况为准则，规划及制定合理、有效的救灾方案。相反，在受灾现场，部分地方组织不是在全力进行灾后恢复工作，而为了确保日后的预算，把精力放在接待上级领导及报告上。
倘若你来到受灾现场，将有幸见到那些为救灾工作舍生忘死的军人、警察、公务员、自愿者、119救护队员。尤其是119救护队员更加值得称赞，他们利用直升飞机将游客和村民转移到安全地带，冒着生命危险跳进河中救助落水民众，用一根缆绳将自己吊在空中拖出汽车等，可以说为救灾不遗余力。
庆尚南道泗川消防队的李正根消防长和李内元消防尉，京畿道九里消防队张顺元消防员，在救助工作中不幸以身殉职。而且，李内元消防尉还将自己的眼球捐献给了需要它的人，向我们展现了他的“杀身成仁”之精神。面对他们这种牺牲精神，我再一次肃然起敬。
不久前，富川市发生煤气站爆炸事故。爆炸持续将近三个小时，致使其周边变成一片火海。不过，爆炸发生后，由于消防队员奋不顾身投入灭火救灾，所以，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当时，在煤气站的后方伫立着冷藏公司的大型氨气储存罐。一旦这里发生爆炸，将给附近居民带来巨大的伤亡。正当周边人群急于躲避之时，20余名年轻消防队员奋不顾身，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经过几个小时的顽强搏斗，虽然付出了受伤的代价，却成功排除氨气罐发生爆炸的危险。这些人才是真正的人民公仆。
袭击京畿道北部的暴雨，又袭击了首尔。人们在对“中浪川和安养川的水位上涨了”、“ 汉江干流要泛滥”等灾情的担心中，度过了焦虑不安的一段时光。在这次全国性灾害中，媒体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他们详细地向国民传达了灾情相关状况、应对方法及交通管制区。但是，与此同时，也存在令人感到遗憾之处，那就是过分制造危机感，并带有一定的宣传性。
今后，应该制定一项制度，规定当预测到或发生大规模灾害时，媒体有报道灾害的义务。如这次的水灾，政府正式发表的损失统计结果为一兆两千亿韩元，而据估算，实际损失将达到该数字几倍以上。
水灾损失与相关建设的投资规模成反比。首尔地区在暴雨的袭击下，几乎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与以往修筑河坝、进行森林绿化等对于山水治理的集中投资分不开。
其他地区也是在经历过水灾后，并没有只做灾后重建工作，而是投入更多的费用，对需改良之处进行治理，所以，这次造成的损失相对少些。
由于人们一直认为，对社会间接资本的投资是生产性的，而对于灾害预防工作的投资则是消耗性的，所以在投资优先顺序中，灾害预防工作只能居于末端。
1997年，对于防灾领域的投资总额为两千四百亿韩元，而这个数字不过是公路领域投资额八兆一千亿韩元的3%。在大型开发事业中，对于防灾领域的关心度颇低，并且，在制定防灾计划和措施时，欠缺与风灾水害相关的事先研究。
提高生产力固然重要，但为了减少每年因大规模水灾而带来的巨大损失，做好预防工作就显得更为重要。从守护国土及保障国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意义而言，防灾工作应等同于生产，甚至要比生产看得更重。
申昌源事件
通过越狱犯申昌源事件，我们可以得知目前韩国的警察力量和治安现状。这次缉捕申昌源行动的失败，充分表现出警察错误的工作态度和无能、散漫的纪律。
1997年1月，因谋杀罪而正在服刑中的申昌源撬开釜山监狱洗手间的铁窗后逃逸。随后，他在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内，在全国各地流窜作案，对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担任部长以后，申昌源事件是最令我感到头痛的事件之一。每次通过媒体看到相关报导，做为主管治安的部长，总是会产生一种有愧于国民的感觉。
治安和国防是保障国家生存的两大支柱。国家以国防阻挡外患，以治安解决内忧。如没有它们的支撑，国家将无法立足。维持社会治安的警察如果得不到国民的信任，整个社会将会变得动荡不安。
以申昌源事件为导火索，韩国警察将面临国民的怨愤和耻辱性的责骂。五次抓捕亦未能成功抓获罪犯，任何苍白的辩解都不足以平民愤。
其实，如果警察做好讯问、巡察、发布情况指令、指示报告等基本工作，申昌源事件是完全可以很快得到解决的。在缉查总部，我严厉地批评了抓获失败的两名警察及缉查负责人。
面对逃犯，警察如见到猫的老鼠一般，畏缩不前。全副武装的十名警察，竟然让赤手空拳的逃犯几次从手中逃脱，简直令人不可思议。
申昌源在监狱时，一直利用空余时间锻炼身体，并精心制定了周密的越狱计划。最终，犹如电影场景一般，他顺利逃逸。越狱后，在与警察的对峙中，他每次都能够神出鬼没地逃走。他如侠盗一样，只劫掠高级别墅中的汽车、美元、现金。并且，他又不断揭露监狱和警察中存在的各种黑暗面。他的这些行径不但引起国民的广泛关注，甚至有人将他视为英雄。社会上已然出现以申昌源为主人公的小说和漫画，网络上居然有人发表“希望申昌源永远不被抓住”的荒唐帖子。
但是，无论如何，申昌源也是杀人犯和越狱犯。而且，越狱后继续实施盗窃行为。我想，也许是人们对于警察的失望，最终转变成为对于罪犯的怜悯。
我对未能抓获申昌源的警察进行严厉指责后，立即有人对此发表了不同意见。一位市民在“与部长对话”栏目中发贴表示：“应该让那些警察在国民沉睡的拂晓停止讯问，让他们在警车上喝酒或者找个地方睡觉岂不是更好。如此一来，他们的父母、子女、亲人们，就不会看见他们没有出息的行为。我想在这一时间糊涂了事的警官一定不在少数。我能够理解您作为治安负责人的心情，发生如此严重的事情，压力必然很大。不过，我更担心因为这次事件，那些警察会养成只看上级眼色行事、敷衍了事的习惯。”
又有一名大学生发表了这样一篇贴子：“部长似乎与警察毫不相干一样、只批评现职警察的做法，令人感觉到部长是在将责任全部推给警官，以躲避来自国民的批评。警官的责任当然要追究，但是更重要的是为警官提供抓捕申昌源的机会和支持”。
批评相关警官并不是为了推卸我作为主管部长的责任，而是作为一名组织负责人，对下属给予的批评和激励。面对多次抓捕不利、接到市民报案后没有及时出警等问题，我不得不追究警官的责任。
警察确实非常辛苦。与任何职业的公务员相比，他们更需要具备献身精神。潜伏、紧急出动、交通管制、*非法*、巡逻等一线警察的任务十分繁重。
但是，国民信赖度的积累十分缓慢，却能因某种原因一落千丈。因申昌源事件导致的国民对警察信任度的降低，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才能得以恢复。作为主管部长，看到这种情况，我感到万分焦虑。
不仅仅是针对申昌源事件，对于那些侵犯公共权力的行为，必须以果断、迅速的方式进行处理，借以塑造警察的形象。因为，警察是与不法行为做斗争、保护国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公共权力的象征。
但是，果断、合法地行使公共权力，要以恢复国民对其的信赖为前提。为此，我们准备组织“警察行政改革委员会”，对国家现行的警察制度做出综合诊断，促进“自治警察制”的引进，改组信息、侦察、警备等整个警察领域，及派出所的警力安排。
韩国警察要脱胎换骨，彻底消除民众心中无能、纪律散漫的警察形象。对于那些影响警察名誉、不能为国民安全服务、*无能的警察，要果断坚决地予以辞退。而且，要向组织中增补年轻有为的警察，借以促进组织的新陈代谢，并通过全面的教育培训，树立一个崭新的警察形象。
未来的犯罪趋势，将呈现如申昌源事件一般对全体国民造成恐慌或以非特定的多数人作为人质的恐怖犯罪、被称为“虚拟恐怖”的各种互联网犯罪以及包括学校暴力的青少年犯罪等多种形态。这些犯罪形态已经超越以往的治安管理范围。
因此，我们一定要打破犯罪之后再做缉查的落后思想，从预防为主的角度出发开展警察活动。最佳的治安政策就是预防犯罪，一旦出现犯罪状况，不仅会为国民的生命财产造成直接危害，而且还会引起社会恐慌等现象的发生，带来各种间接损失。
针对犯罪行为，纽约市市长鲁道夫·朱利安采用了所谓“破碎窗户论”的犯罪对策。这种政策的核心不是犯罪发生后收拾残局，而是侧重于预防犯罪发生。诸如无视被打碎的地铁窗户等可能发生犯罪的环境，其本身就是对犯罪的一种纵容，甚至有可能助长其他犯罪行为的发生。即，这是一种消除引发犯罪的因素，从而抑制犯罪发生的政策。此政策施行后，在他任职的四年中，纽约市的犯罪率下降60%。
另外，要改变人们仅依靠警察维护社会治安的意识。从申昌源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市民给予破案的帮助愈发重要。所以，我们要建立起由居民组成的“社区警务（community policing）”，大家都要担负起治安官的责任。警察行政也需要向分权化及积极与市民合作的新模式进行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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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风险（Moral Hazard）（1）
我认识一位事业有成的美国侨胞。他在中国投入了大量的资本，却对在韩国的投资心存顾忌。问其原因，他表示韩国在交易上还没有形成公平的市场原则，政府也更倾向于国内企业。尤其是在交易过程和市民生活中存在的道德风险问题，令人忧心忡忡。所以在韩国，若想在事业上获得成功，相对比较困难。
原本令人感到陌生的“道德风险（Moral Hazard）”一词，如今却已成为韩国的流行用语。将其翻译成韩语则为“道德松懈”。道德松懈是指存在交易或合同的利害关系双方，其中一方在对方没有充分掌握自己信息的情况下，利用充分掌握信息的自身优势，不为其谋反而逃避责任的行为。这一词原属经济学用语，是倡导市场经济效率的亚当·斯密，在其250年前的着作《国富论》中用“疏忽与挥霍”（negligence and profusion）”加以诠释的。
在现代经济学上，自出现美国参保人利用保险条款漏洞、骗取保险金的不道德行为现象后，经济学家从三十年前开始用“道德风险”一词命名这种现象，并集中精力加以研究。
“道德风险”会在社会上引起巨大的灾难和极其恶劣的影响。在韩国，第一次出现因道德风险造成具有交易、合同关系的利害关系人遭受经济损失，进而波及到地区居民、纳税人利益的现象后，为防止道德风险，交易双方之间开展了一系列的信息收集和监督活动，无形中增添了各种附加费用，并且彼此间不再信任对方，最终导致市场经济的根基--伦理意识和信用机制的崩溃。
不过，如今这一用语的应用范围已经得到扩大。在政府、政治圈、公共部门、企业、金融圈、利益团体等整个社会中，只要是存在信息的不对称性、法律或制度的不完善、欠妥的赔偿体系等方面的问题，“道德风险”一词就会如影随形。
如果出现道德风险现象，组织成员就会丧失自己的责任意识和诚实性，一味地追求自身利益，陷入集团利己主义，最终给整个社会造成极大的损失。工作懈怠、敷衍了事、处处送人情、只要一有机会就偷偷地中饱私囊，这些就是道德风险。
在政府部门，道德风险具体表现在：浪费预算和问题成堆的国策制定工作，官僚的不作为，年末盲目使用剩余预算的行政，国营企业的不透明经营和低效率性，政府机关的“降落伞”式人事管理等方面。尤其在类似于公共机关等“主人”和所有关系不明确的地方，这种现象更为严重。
企业亦是如此。通过已成惯行的不透明的会计管理，盲目扩大销售规模，夸大其信用额度；为准备政治圈的游说费筹备秘密资金；与技术开发相比，更注重对官僚的招待问题，甚至有时故意破产。
银行向企业发放贷款时，没有对其财务健全性或效益性进行准确的信用评价。贷款的发放与否，更是以官僚的眼色行事，而忽略了银行其他股东的意见。在“大企业不会破产”的错误想法左右下，银行沦为“财阀的私人金库”。
IMF危机以后，在整个社会进行结构调整的过程中，道德风险现象日趋明显。成为被合并与收购对象的银行职员，竟然隐藏电脑资料，前往银行收购业务窗口，妨碍业务开展等，此类现象层出不穷。
而且政府规定，宣布破产的金融机构，可向其职员预先支付最后三年的退休金。但是他们在组织停止运营之前，已经开始核算退休金，并另行支出高额名誉退休金。由此造成的损失，只能全部由股东、储户及纳税人承担。bookbao.co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道德风险（Moral Hazard）（2）
以高薪金、安逸舒适的工作为众人所羡的国营企业职员，在被以名誉退职处理时，将一次性得到一笔不菲的补偿。部分国营企业部长级职员，退休金可达数十亿韩元。而中小企业一旦破产，企业职员莫说是退休金，甚至连被拖欠的薪资都无法索回。与之相比，公务员的某些做法是否有些过分？
地方自治团体在进行改组时，出现部分被合并部门职员丢置手中工作，将全部资料锁进文件柜中集体休假等工作麻痹的“行政空洞化”现象。
公务员在韩国一直是处于优势的阶层，从而直接造成公务员纪律的散漫及权威意识的膨胀。对于其对国民指手画脚而自己却无所作为的行为，我不得不怀疑部分公务员是否具备最基本的道德观。最终，包括公职纪律在内，整个社会的道德风险成为导致IMF危机的重要因素，进而又成为解决危机的重大障碍。
我与在世宗路政府综合大楼工作的警卫和清洁工一同吃饭时，曾询问过他们在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因为只有通过他们，我才能够真正了解工作第一线存在的问题。
但是，令人感到吃惊的是，清洁工提出了办公大楼内的垃圾分类回收问题。垃圾分类回收政策已经实行数年之久，而在政策的制定处--政府大楼内却无法得以实行。而且，早在1995年，政府已经宣布在整个办公楼内禁烟，但是直到现在仍然有很多人随处吸烟，甚至将烟头扔在电梯内。
显然，应该执行政策的政府大楼却成了管制上的盲区。于是，我立即指示相关部门，在政府大楼内严格执行垃圾分类回收措施。并且规定除指定吸烟场所外，任何人在其他地区吸烟，一经发现将给予公开批评，并予以参加值班或扫地等社会服务活动的惩罚。
最近，逐渐蔓延到整个社会的道德风险现象，在国家未来发展的蓝图上投下阴影。如果不能有效地整治道德风险问题，将难以打破混乱的改革局面。这尤其需要主导改革的政府部门，率先纠正错误的道德观，并为消除低效率因素而施以不懈的努力。国家发展初期，必然重视经济资本的产出，但是，当国家发展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则需要社会成员之间相互积累信赖度，维系最基本的良知，以作为社会更进一步发展的资本。目前，我们的社会正处于这一阶段。
“公开垄断的信息、加强奖励制度”是为解决道德风险问题提出的制度性方案。为了消除政府和社会领导层垄断各种信息而导致的弊端，我们必须做到信息共享和公开。追其根由，产生IMF危机的直接原因，与政府和青瓦台的封闭性信息流通渠道有关。
而且，我们应该制定对“首先考虑公共利益，尽职尽责”的行为予以奖励的制度，并在一定程度上将政府权力和监督功能向民间部门转移。
例如，最近引进的居民监察请求制，在提高地方行政透明性、鼓励居民积极参与监督活动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居民如若发现地方自治团体在处理行政业务时，违反法律或没有正确履行其业务职责，可以亲自出面请求监察。相关部门在接到居民的监察请求后，立即对其进行监察并公开结果，并向地方议会提交监察报告。
解决已成痼疾的道德风险现象，应从加强监察活动力度开始。另外，要改正错误的制度和习惯，并通过奖励制将所有“成员”引入正确的方向。
但是，若要治愈这种顽疾，最重要的是国民的意识转变以及国家整体风气的改变。将来，我们需要形成“莫独以己之益为重，当与万众大同”的世界共同体意识，目前，亟待解决的是，改正拥有权力并垄断信息的社会领导层的道德观问题。而且，重新确立道德和秩序是“公共财产”的认识，也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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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站式的行政服务时代
“今后，干部们都将使用电脑审批文件，并且审批的件数会被列入工作评定的一项内容。做为局长，不会使用电脑将很难在行政部门立足”。
虽然我一再强调干部们都要使用电脑报批文件，但是使用电脑的人仍然没有增加。为了实现行政电子化，政府投入了庞大的投资和不懈的努力，然而收效甚微。不管建立多么完善的系统，如果无人使用，系统的成效也不能显示出来。目前最大的问题是许多干部都不会使用电脑。
在为每个公务员配置了高性能的电脑并建立数据库后，从1996年开始，为了实现电子审批、电子文件的流通和互联网的利用，政府安装了部门内部（LAN）和办公楼（WAN）之间的宽带网。1998年6月底，70%的公务员已经达到了平均每名公务员就拥有一台PC机的普及率。政府计划，到1999年为止，将会给十万名公务员分配E电子信箱ID地址。
实际上，目前政府的信息化水平仍处于初始阶段。然而，为了将业务效率和对民服务再提高一个层次，应用电脑和建立网络就显得十分必要。
虽然我已经强调了几次，但是到目前为止，像行政自治部这样的部门，电子报批文件也只有几十件而已。大部分的公务员仍然喜欢传统的面对面报批方式。
部长和副部长的办公室经常被前来报批文件的人围得水泄不通。因为人多而得不到签字的公务员，有时甚至在那里花费30分钟以上的时间等待。他们为了得到原来用五分钟就能完成的文件报批，浪费了六倍以上的时间。而起草者用于获得科长、局长、副署长、次长、部长批准上的时间，甚至要比制定、整理资料的时间还多。
当然，部分业务通过电子报批获得批准非常困难，仍需使用传统报批方式。不过，电子报批之所以在实施过程中困难重重，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一成不变的传统报批文化。政府使用先进的电子信息技术，可以大幅度地提高行政业务效率。例如，在召开国会时，不止一次地出现为回答议员提问，很多公务员中止自己手上的业务工作，等候在会议走廊里的现象。所以，为了消除这种低效率模式，我们继续在办公室办理业务的同时，应积极应用先进的电子信息系统，将必要的资料通过互联网或信息通信技术进行传送。
政府的结构改革，需要其向“电子政府”方向转变。政府为了提高行政部门的竞争力，进行了巨大投资。1996年，政府为信息化事业投入了5，100亿韩元，而1998年，则增加到7，800亿韩元。
将来，包括世宗路办公楼和果川办公楼、大田办公楼在内，中央部门的独立办公楼如若与各市、道通过宽带网连接，则坐在世宗路办公楼里，向全国各地的办公楼发出行政文件，只需瞬间就可完成。
如此一来，以1997年发出的所有政府文件为标准，在6，600万份政府文件中，有3，000万份，即总文件的40%可以通过电子信息技术发出。
如果“电子政府”可以稳定运营，不但可以提高政府内部的行政效率，而且对民服务水平也将得到大幅提高。最近，隶属于行政自治部政府电脑信息管理站的家庭信访中心（），开始提供服务，并详细介绍了关于各部门的4,500多种信访问题。
该网站记录了管理信访业务的各部门及其电话，使人可以轻松确认，并详细介绍该部是否可以通过电话或访问、邮件等方式办理业务，而且对信访业务处理部门、法令依据、办理方法及所需资料等相关信息均加以详细说明，令人一目了然。
另外，通过该网站可以直接连接其他运营中的地方自治团体网站，使国民可以方便地申请资料，得到所需的帮助。而且其又与“政府代表网站”及PC通信“开放的政府”相连接，登陆该网站的国民可以享受公报、政府人事及各级行政机关行政信息等相关的服务。
政府代表网站（）融合了行政部、立法部、司法部、广域自治团体、公共团体等74处网站，打造出代表韩国的政府网站，提供便民信息服务，即行政信息的一站式服务。
今后，行政自治部作为政府行政信息化的主管部门，应通过互联网或国外发达国家的公共资讯站（kiosk）等，了解其他国家的各种行政服务方式，学习其先进的服务经验，借此向国民提供24小时优质服务。并且，通过政府正在推进的信访综合办理系统，进一步扩大一站式行政服务，最终为国民提供不受时间和地点限制的行政服务。
为达到这一目标，政府正致力于分别在1999年、2001年和2002年，推进在中央行政机关之间、中央与地方之间以及民间与政府之间流通行政信息的事业。这些计划全部实现之后，从2002年开始，国民可通过虚拟空间办理行政业务中需要的各种资料及向政府提交的各种证明。
而且，到2002年为止，原本2400多个市、郡、区的一线行政业务，重新组合为居民、土地、车辆等21个业务，并计划以市、道为中心建立更为完善的行政信息系统，使普通居民就近使用并完成以市、郡、区为中心转换的繁琐程序。
可以预知，利用尖端信息通信技术处理各种行政业务及要求政府积极应对国民各种行政需求的“电子响应性（electronic responsiveness）”概念，将成为影响未来行政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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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尔·盖茨和电子政府（1）
年？美国微软公司的总裁比尔·盖茨访问了行政自治部。比尔·盖茨此次访问韩国，目的是想与韩国签订打造电子政府必要的尖端信息网DNS（digital nervous system）提供意向书，并针对韩国公务员的现状做电子信息技术方面的演讲。
早上，我第一次与他在国务委员饭店相见。面对世界首富如此朴素的形象，我有些惊讶。与三名职员及一名翻译一起出现的比尔·盖茨，不但衣着朴素，还给人一种奔放不羁的洒脱感觉。
我与他开玩笑地说：
“我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然而我曾听过佛教中的一句话：前世相逢3，000次的缘分，才造就了今生擦肩而过的机会。而从你我今日能坐在一起吃饭、谈话的情况来看，我们前世的相逢，至少应该在10，000次之上了。虽然现在你是世界首富，不过前世你有可能还欠我钱呢”。听了我的话，他会心一笑。
当听到行政自治部计划到2002年为止，分两个阶段开展行政改革，而目前正在推进结构调整时，他强调为了有效地进行结构调整，对信息化部门的投资就必不可少。
他指出，政府的结构调整是通过组织改组和人员缩减，改变陈旧的业务处理步骤和方式，最终成为具有竞争力的政府。所以，在这一过程中，如果根据行政改革的进度并行行政信息化，不但可以弥补改革期间的业务空白，而且还能够提高投资效率。
由此，比尔·盖茨向我介绍了公司未来的主力事业部门--DNS。DNS是就像具有生命力的有机物的神经感官组织一样，有效地运营组织的综合信息系统。组织成员通过各自的电脑，轻而易举地就能接近需要的数据库，并通过电子邮件随时交流必要的信息，使整个组织自始至终都能进行迅速、有效的信息流通。即将很多人工作的组织，形成一个适时而动的生命有机体，当其突然遭遇急变时，能够迅速、全部地集中起来。这种信息通信技术就是DNS。
例如，如果政府使用了DNS，公务员在政策立案的过程中，若想找出以往他人制定的资料做参考，可利用自己的电脑在几分钟内完成。
比尔·盖茨又列举了爱尔兰、澳大利亚、新加坡等成功引进电子政府的事例。
爱尔兰政府建立了通过互联网发放资料的系统。并且，为了方便家中没有连网设备的国民，又在数千个邮局里安装了电脑。如此一来，国民到邮局就可办理护照、确认退休金、购买邮票、交税等各项业务。爱尔兰把邮局变成了电子政府的公共资讯站（public kiosk），让整个国家的国民都可以轻松享受政府的网络服务。
在澳大利亚，地方政府引进了“公共资讯站”。这样，国民无需与公务员直接面对，就可办理修改住址、结婚登记等业务。在成立企业时，国民也可以利用网络申请相关手续。
新加坡是一个人口密度较高的城市国家，所以信息化事业对其而言效率更高。新加坡政府建立了自己的高速网络，并规定，凡是新建造的建筑，必须安装通信网。因此，市民都能与互联网连接，这样国民不仅可以办理政府相关业务，就连在家或办公室里都能够普遍使用电子邮箱。企业投资也可以通过电子ID在家进行，步骤简单，国民可灵活应用各方面的相关信息。
一般来说，都是企业首先应用信息技术。而在新加坡，政府比企业率先实现了信息化，使得政府的工作效率提升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
比尔·盖茨和电子政府（2）
比尔·盖茨提出忠告：“在电子政府成立初期，由于有些人喜欢使用电脑，有些人则喜欢继续使用传统的纸质文件，这样会带来投资效率的下降。所以，最好的对策是应迅速向应用信息技术的领域转换”。他的意思是如果政府决心引进，就要毫不犹豫，明确推进，并向国民显示这一举措带来的成果。
他是个技术至上的技术中心主义者。他相信，大部分的社会问题都可通过尖端技术得到解决。而且，他认为，由于采用新技术出现问题时，政策应成为其坚实的后盾。为此，他还列举了具体事例：
在美国，为了便于管理，出租录像带的人开始把顾客的出租目录输入电脑。而一些喜欢追逐花边新闻的记者，向社会公开了一些社会名流的出租目录并予以抨击。因为目录显示其中有不少为黄色录像带。当这一事件演化为侵犯私生活的问题后，政府制定法律，要求录像带出租者对录像带的出租记录进行严格保密。
信息产业被人喻为一只下金蛋的鹅，是未来的朝阳产业。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遭受严重的经济危机，整个经济市场非常萧条。然而，政府通过扩大信息化投资来保持其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低失业率。美国信息通信产业的快速发展，使美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进入经济繁荣时期，该产业逐渐成长为美国的核心产业。
不仅是信息产业，一般性的交易如今也可以通过电脑实现。在美国，三分之一的股票交易是在互联网上实现，并且购书、预约旅行、产品宣传等电子商务的比重也越来越大。
克林顿政府也是在艾伯特·戈尔副总统的全面负责下，组成了行政评价委员会，强力推进了信息化的行政改革。最终，结束了纸张文件的历史，精减了联邦公务员35万名，共节减1，300亿美元的预算。
信息化事业不但给人类的生活带来极大的便利，而且还能创造新的工作机会。欧洲联盟预测，在21世纪，三分之二的职业将是以信息通信为基础创造出来的。
率先实现全民信息化的过程中，非常需要政府长久不懈的支持与努力。韩国为了尽快实现电子政府，建立起高速网络及庞大的数据库，为在日常业务中电脑的义务化使用等做好各种准备。
电子政府是指符合21世纪知识信息社会发展，面向顾客提供更好服务的政府。电子政府的推进，可以使我们应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提高政府的办公效率，为国民能够方便地处理各种问题而提供高质量的行政服务。
电子政府的实现，会为我们的国家带来诸多根本性的变化。
第一，革新了行政机关和国民之间的关系。在过去，国民需要访问各机关办理事务（multi-stop service），现在他们则可以通过一站式服务（one-stop service）来实现。日后，随着信息事业的飞速发展，国民办理业务无需访问行政机关，那时将会建立起一个远程办理业务的一站式服务系统。国民通过公共资讯站（kiosk）或互联网及PC通信，轻松获取自己所需的信息。
而且，通过互联网，国民可以参与政府的政策确立过程或传达自己的想法。行政自治部运营的政府代表网站（），目前正在试运营“政策论坛”。 国民利用虚拟空间，进行异常活跃的讨论，这种政策决定的透明性和*化的缩影，会引起真正实现“电子*主义”概念的巨大变化。
第二,革新了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通过这种超高速行政信息通信网络，公务员可以利用共同的信息或交流必要的信息，这样能够快速办理业务，在行政协助及工作推进共同计划、共同管理上也更加方便。另外，办公人员还可相互交叉确认的资料，无需信访人附加，而是由行政机关交叉确认，由此就大幅度精简了处理的步骤。
第三，革新了行政机关的内部管理。电子政府实现后，电子报批、电子邮件、电子宣传已经现实化、生活化，并且，通过互联网，政府可以使用电子系统接受及处理各种民怨或国民生活上的问题。目前，政府正在运营的各种互联网网页，就是他们的基础运营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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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朝阳产业
一家企业的研究员，在“与部长对话”栏目中发帖，希望政府能够帮他拯救他所研究的项目。他说，在网络上寻求帮助的过程中，发现了“与部长对话”栏目，虽然他的业务并不属于行政自治部管辖范围，但他还是带着侥幸的心理发帖求救。
某集团电子分公司的前任研究员K诉苦说：
“我们开发的项目是家用电脑上使用的下一代储存媒介DVD-ROM，它的性能和功能比CD-ROM更加完善，但是由于企业的结构调整，不得不停止研发和生产。
我们的部门已完成了开发阶段，而且已经生产出一批产品。如果现在放弃就太可惜了，所以给您发贴请求帮助。首先，我向您介绍一下DVD-ROM。它是家用电脑上使用的下一代储存媒介，储存容量为，是CD容量六倍的刻录媒介。包括日本在内，它是所有先进电子企业核心投入开发的尖端产品。
目前，家用电脑上装的都是CD-ROM，以去年的营销量为标准，世界上电脑普及量已达到7,000万台，根据形势，预计今年将会翻倍。这种CD-ROM是由日本和台湾及韩国的两个公司共同生产和普及的，而韩国两个公司目前在世界市场上的占有率为10%，DVD-ROM在性能和功能上都比CD-ROM更加优秀和完善，而在价格方面，只要DVD-ROM扩大普及度，将与CD-ROM相差无几。据相关人士预测，从今年年末开始，DVD-ROM将正式普及，并有可能成为重要出口产品。
预计，今年的电脑市场普及量将在1，000万台左右，日后一定能够达到一亿台以上。在出口价格方面，目前我们估计的价格是100美元。不过等到DVD-ROM正常普及之后，价格会降到50美元左右。如果韩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占有率为15%，那么这一新产品将保证挣到5亿美元以上的出口额。
然而，我所在的公司由于结构调整，除了半导体及通信领域，准备清理其他所有的事业部门。虽然公司也有把DVD-ROM开发组独立起来的想法，但到目前为止，没有找到合适的投资者。”
他继续诉说，
“我们这些工程师在没有任何报酬的情况下，现在仍在努力开发研究，夜以继日地专心开发产品。我们已经有十个月的时间没和家人团聚，星期天也不能休息，有些同事和妻子关系因此而闹僵，有些同事甚至由于过度劳累而住进医院。
我们实验室的旁边备有两张床，这是为那些连续工作两、三天的同事准备的。然而，我们规定，这张床的使用时间每次不能超过两个小时。这样做的目的是节约时间，以求尽快取得成功。甚至在公司发布放弃这一事业消息后的第二天，大多数工程师为了改善产品的性能，依然在实验室和合作企业强忍着泪水熬夜工作”。
如果想成立新的部门，使这一开发事业部独立起来，则至少需要50亿韩元的运营资本。听了他们的故事，我心中也非常难受。因此，我让他们说出需要帮助的具体事宜。
五天后，K研究员再次发来消息，说他们已经制定了事业提案书，现在正准备找投资者和相关机关协商。另外，希望我也可以帮助他们，即带着他们的事业投案书、样品、相关资料等与相关机构进行协商。
在得到科学技术部下属的韩国综合技术金融、信息通信部下属的信息通信研究管理园、中小企业厅创业支援等部门负责此项业务的给他回信的消息后，我又拜托了科学技术部部长、信息通信部部长、中小企业厅厅长给予他们特别的业务协助。
一个月后，K研究员发来令人欣喜的消息说，“我们从包括信息通信部、中小企业厅在内的几家相关机构收到了有关资料和介绍目前政府正在推进项目的目录。现在与过去不同，创业所需要的条件得到大幅改善。现在感觉国家的行政条件改变了很多。另外，中小企业厅创业支援科及韩国综合金融风险资金协会打来电话，表示积极为我们提供帮助，使我们又有了继续干下去的信心。
最后，美国的一家公司以全部接收包括设备等有形资产及包括技术等无形资产为条件收购该项目，目前正在办理交接事宜。在此，非常感谢那些为此事不遗余力、努力提供帮助的政府相关部门。虽然该项目的主人是外国人，但由于全部产品都是通过韩国法人出口，相信能对恢复国内经济做出一定的贡献。”
他在信中表示，我的回信给他和其他研究员带来很大的勇气，激励了他们的斗志；而且在与外国公司谈判的过程中，为提高韩国政府形象发挥了作用。
通过这件事情，我隐约能感受到风险企业所面临的困难。而且，还明白了政府不但要缓和行政限制，给予国民一定的关心和诚意，并要尽自己所能，为企业活动提供帮助。
若想迅速摆脱IMF危机，出口和招商引进至关重要。一定要把重点放在能够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创造工作岗位的外资引进上。为了韩国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应向世界打开欢迎的大门。那种目光短浅、只考虑自己、排斥外国的做法应该摒弃。通过对先进技术的开发，积极地引进外国投资者，这样才是真正的爱国。
例如，波兰的大宇汽车公司并非韩国企业，而属于波兰，韩国大宇只能拿到总销售额的4～5%。以外资在GDP中所占比重来看，马来西亚是52%、英国是、中国是18%、美国是17%，而韩国只有。看来，国家有必要重获海外投资者的信任，努力引进外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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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政府？因为公务员？
面临IMF危机的冲击，我再次感觉到了经济对整个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很多层面的事物，都在潜移默化中与货币存在着联系，根据货币的流动，即根据资源的循环，经济戏剧性地主宰着国家和企业、个人的浮沉。这就是今天的现实。
不知从何时起，在韩国，人们经常使用“国际化”和“全球化”的词语。而这两个词语大多出现在与经济和企业活动相关联的场合。
“国际化”用英语表达是“Internationalization”。单词的拼写中出现“nation”，即存在“国家”一词。国际化指的是国家在能够发挥其正常作用的国际秩序中，扩大企业的海外经济活动的规模和内容的这一过程和现象。
国家比企业或家族更能让企业保持优势地位，它以企业为对象实施了直接或间接的保护措施和控制政策。所以，在国际化阶段中是看不出国家的地位动摇或其作用萎缩的征兆。
与之相比，全球化（Globalization）则是指以国际化为基础，整合以往按照国家或者地区划分的市场，从而形成统一市场的过程及现象。随着全球化的进展，世界经济并不单单是个别市场的合并，而是将这些相互依存的市场最终整合成一个统一的市场。
到那时，企业的地位将超越国家，升级为与国家相同的地位。企业将摆脱以往以贸易为中心的国际关系，在各个国家建立其独立的事业领域，参与海外直接投资。国家为其制定建立世界单一市场所必要的各种法令和制度，企业将投入到广阔的无国界竞争中去。
地球村正在以我们无法追赶的速度发展，并为全球带来急速的变化。尤其是随着资本主义向全球的扩散和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整个经济体系将彻底改变。
首先，随着信息通信的革命和航空事业的飞速发展，通信费用和运输费用得到了大幅度下调，国家或地区之间在时间和距离上的差异已不再是制约性的问题。
正因为如此，资本、技术、商品、服务的移动速度不断加快，移动范围也在逐渐扩大。同时，伴随着跨国企业的茁壮成长，国际贸易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包括海外直接投资在内的国际金融规模也得到急速的扩大。
另外，随着各国经济之间的相互依赖度不断加深，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市场区分不再明显。与此同时，国内市场或地区市场的经济开始呈现出国际化的趋势。可以说，这反映了在UR协议得到妥善解决和WTO出台后，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在共同的限制中再也不能自由运营的现象。而且，随着地区主义的加深，世界经济形成了地区贸易协议和多边协议共存的双重结构。
可以说，IMF危机与我们没有正确掌握世界的发展动态有关。各国政府在制定和执行经济政策时，就已认识到了世界经济这一重要的限制条件。然而，韩国政府却仍在沿袭“井底之蛙”的老一套模式。
随着国家与国家、国家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合作与竞争关系的日益加深，全球经济主体之间因竞争而引起的浮沉也呈现不断加快的趋势。与此同时，在国家内部，政治经济矛盾也因此有了根本性的变化。然而，只有韩国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他拒绝了为生存而要做出改变的最低要求，结果便出现了如此惨淡的局面。
从表面上看，乌云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但如果乌云聚集并下起雨来，就有可能淋湿我的外衣、衬衣甚至是袜子。世界经济的重要性，当然不能与飘浮的云相比。而且，其重要性通过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会变得越来越大。
关于全球化，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它是世界经济主体随着相互依赖度的不断深化，逐渐形成单一市场的一系列过程。即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所有的经济主体逐渐深入世界经济的过程。
当然，政府制定政策的效应，也与以往不同。这是因为，世界经济主体对一国政策的反应变得更加敏感。将来，能够正确预测世界经济的动态，并反映其结果的政策才能达到预期效果。
并且，当一个国家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其他国家政府限制对象的情况下，政府仍依据本国内部情况而制定出来的政策，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消极后果。
这正是我们需要改革的部分。行政不能成为国内生产活动的绊脚石，行政更不能成为外国投资者到国内进行投资的障碍。在韩国，能为韩国国民带来工作机遇并主动按时交纳税款的企业家，他们不分国籍，都是大韩民国的爱国者。
然而，在韩国，事业很难开展起来。即使是事业已经开始，但企业的发展有诸多限制，并需要大量的“活动经费”。这说明，政府起到了降低企业竞争力的负面作用。
目前，我们正在进行的结构调整，应以包括属于生产活动在内的一切因素为对象，如资本和经营、劳动和土地以及制度和法律都应是结构调整的对象。而且，在调整目标时，要提高工作效率，其时间越快越好。
资本调整、劳动调整虽然很重要，但是，调整政府的服务才是整个结构调整的核心。政府的行政服务通过制度和法律这种渠道，给生产带来影响。因此，政府部门的结构调整，要迅速、果断地进行。
生产者并不是经济的全部。包括生产者的利润在内，政府应该仔细了解并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同时也要站在生产者的角度考虑，至少不要使我们从破产企业口中听到“因为政府”、“因为公务员”而破产等令人羞愧万分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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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环境极佳的国家（1）
A公司是总部设在日本而生产工厂却在美国的一家企业。公司的法人虽然是日本人，但在公司内部，并没有几个日本职员。然而，在美国的工厂，却有1,000多名美国人在工作。其生产、产品设计、研究开发等主要事业部门都设在了美国。
与此相反，总部设在美国、生产工厂在日本的B公司，其法人是美国人，但整个公司里美国员工也仅有数十名。而设在日本的工厂里，有1,000多名日本人在工作。美国政府应把哪家公司视为美国企业，并提供政策支援以维护国家的利益呢？答案当然是A公司。站在国家的角度上，企业法人的国籍已不再那么重要，国家所关注的是一家公司在本国能够创造出多少就业机会及附加价值。
如果A、B两家公司同时参加美国政府发出的国际招标时，美国政府应支持哪家公司呢？如按照传统的观念，政府肯定会支持B公司。B公司中标拿到项目之后，要根据合同增加产量，其设在日本的工厂由于工作量增加而导致人员不足，需要在日本再度招聘工人。其结果，美国政府间接地为日本做了件好事。
我忽然想到，在参加与跨国企业进军国内相关的TV研讨会时，一位社会学家说过的话。他认为，韩国的IMF危机与我们国家的消费者过于奢侈有关，同时向听众提议广泛开展“购买国货”等爱国运动，并提出“跨国企业进军韩国，只能减弱经济主权”的论理。我个人认为，他是在小题大做。
消费资料的进口，只占韩国进口总数的12%。大部分的进口产品是资源、能源和生产设备。所谓的豪华奢侈性消费资料的进口总额为50亿美元，这与1500亿美元的整体进口额相比，所占比重是极少的。若要节约美元的支出，应首先实现在机械设备或能源部门合理的投资。
当然，我并不是在支持豪华奢侈性消费。我也觉得一部分人平时过于大手大脚。不过，这种反对豪华奢侈品的运动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打破IMF危机的最好方法是引进外国直接投资（FDI）。通过外国直接投资，政府达到增加工作机会、确保税收及减少外债等一石三鸟的目的。然而，政府虽然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收效甚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外国直接投资是指某一投资者通过跨越国境投入资本或其他生产要素，以获得或控制相应的企业经营管理权为核心，并最终获取利润或稀缺生产要素为目的所进行的投资活动。
所谓的跨国企业是指通过直接投资的形式在海外设立分公司，在多国生产和销售产品的企业。外国直接投资以实物资产的所有和经营为目的，在这一点上，它与只关心分红或外汇投机的游资（hot money）有所区别。
跨国企业在韩国开展业务，与国内企业相比，存在很多不利的因素。国外企业若要在韩国设立分公司或工厂，则需要承担与通信、运输等相关的附加费用。如差旅费、海外电话费以及邮件的延迟所带来的时间上的浪费等。
另外，语言、文化上的差异以及在工作方式、税收体系、法律结构等方面的不同，也极有可能成为国外企业的不利因素。国外的技术人员或经营团队在韩国滞留时，企业就得向他们支付比平时更多的工资。而且，海外事业还存在外汇风险、政府政策的突变等各种风险因素。因此，只有通过能够抵消这些不利因素的有利条件，才有可能实现海外企业进军韩国。书包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投资环境极佳的国家（2）
而跨国企业能够确保的有利因素是什么呢？首先，跨国企业拥有本地企业无法拥有的特殊资产，如可口可乐及耐克的商标，或者IBM的技术及经营秘密等都属于特殊资产。另外，在本地进行生产的方式，要比以产品出口的方式进入该地市场更为有利。跨国企业通过在其他国家进行本地生产，可在躲避关税或配额的同时，节减大额的运费和其他生产费用。
韩国成功引进跨国企业、使其进行直接投资的关键在于，如何降低外国人在国内开展事业时所要面临的各种不利因素。如果工作方式、税收体系、法律结构等因素不利于投资，那么外国企业在国内投资的目标将很难实现。如果政府在政策上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消除招商引资带来的各种危险因素，外国人也不会继续在韩国投资。
政府改革的重要性就在于此。如果有朝一日韩国被世界企业评价为“投资环境极佳的国家”，那么很多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为了将韩国建设成为投资环境极佳的国家，中央政府和地方自治团体都在共同努力，希望能够打造一个良好的经济环境。
行政自治部也是如此。为了使自治团体能够有效引进国外投资，行政自治部对于那些准备进军国内的外国企业，根据对其投资额的大小或创造就业机会、出口贡献度等各方面因素综合考虑，给予长期出租工厂用地或者根据具体情况全免租费等各种支持方案。
例如，韩国对于那些投资额在30亿美元以上，或者将建立雇用人数在1,000名以上大型工厂的跨国企业，将无偿提供工厂用地。此外，对于那些投资额达到500万美元以上的高新技术企业、投资额达到1000万美元以上的风险企业、平均每天雇用人员达到500～1,000名的企业、生产出的产品全部出口的企业，政府将减免50%的公地出售金。
这些政策与过去相比，确实改进了很多。但是，政府要想取得更好的可视性效果，还需付出更多的努力和智慧。
目前，对跨国企业的作用进行综合评价为时尚早。有人认为，跨国企业的特点是巧妙地利用各个国家之间的政策漏洞，深入到对企业活动有利的地区发展。还有人则指责跨国企业是为了雇用廉价劳动力，才将雇佣机会转移到低收入国家。
而且，跨国企业的存在使世界经济的变动性加大。随之而来的，是不同国家和不同阶层之间矛盾的加大及深化。对于对那些总部设在美国和欧洲的跨国企业，以美国和欧洲为轴心并企图形成新的国际秩序的批评，政府也有必要给予关注。
还有，很多经济学家做出如此评价：跨国企业在世界经济的框架中，正确发挥了其有效分配资本的衍生体作用。
在过去的几十年时间内，跨国企业以雄厚的资本和深远的影响力为基础，终于走上与国家同等的地位。今后，矛盾结构将会演变成为国家与跨国企业、跨国企业和跨国企业、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三角结构。
那么，我们究竟该如何引进国际直接投资呢？关于跨国企业活动的评价，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回到了肯定性的一面。与20世纪50～60年代相比，目前已有极大的差异。
尤其是那些南美国家，更是将跨国企业视为威胁国家政治、经济独立的危险产物。与传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相比，韩国也更为喜欢贷款的形式。但是，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种担心逐渐被“因为实用而接近”的态度所取代，并随着 “投资质量”重要性的日益增加，各国开始关注起国际直接投资真正能够给国内带来的经济价值和雇用效果。
行政服务是对跨国企业进军国内市场产生直接影响的重要生产因素。只有行政服务竞争力得到保证，企业才能确保自己的竞争力。
政府不是企业活动的监管部门，而是一个能够生产出企业活动中间投入物的行政服务工厂。不良的行政服务态度应彻底消除，即便是1%的次品率，也不允许出现。不合格率为零的行政服务工厂，才是IMF时代所需要的政府形象，这也是我国行政改革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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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软件为中心的改革（1）
我们正逢世纪交替的时期，这并不仅仅是一个世纪，也是一个新千年（Millenium）的开始。即将到来的21世纪，在普及全球标准（global standards）的过程中，逐渐成为能够显现知识、文化、信息所蕴含价值的时代。
在政治上，我们将摘去“世界上唯一分裂国家”的帽子，完成国家统一，并继续实现*化，国与国的竞争和合作将会得到进一步的加深。在经济上，随着世界经济模式的变化，我们将迎来知识经济时代，同时，环保问题将会引起人们更大的关注。
在社会发展方面，随着市民社会的成长，社会结构呈现出多元化及信息化的趋势，社会关系将迎来质的变化。另外，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各种社会、文化设施的扩充将成为人们最迫切的需要，因此，国家与国家、地区与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将会更加活跃。
在新的世纪，公平性、分配公正、人的尊严、生活的质量及国民的责任等等将会成为人们关注的新话题。
包括经济合作与发展中心（OECD）成员国在内的发达国家，也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将国家竞争力的提高看作是21世纪的生存战略。他们以果断的政府改革为基础，努力增强民间的活力，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
若想保证国家竞争力，就应从行政部门中赶走低效率和贪污*的不正之风，建立起将国民放在第一位的行政服务体系，并以全球化的标准整顿国家的框架，使政府成为创造性的知识政府。
在这世纪交替时期，我们遭受IMF危机，举国陷入了困境。然而有一句话却说：危机就是机会。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要用筑起新世纪基石的心态，将政府和民间联合起来，最终实现结构调整，为新世纪的发展准备飞跃的跳板。
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政府应该消除过去那种以控制为主的官僚主义，成为像企业一样灵活应对变化的新政府，政府的作用也应由原来的直接生产者转变为作市场经济后盾的间接创造者。
有关专家预测，未来的政府将成为促进型政府、小政府、市场志向型政府、企业家型政府、分权型政府及成果志向型政府。
尤其是中央政府的规模将被缩减，其执行功能大部分将移交给地方政府或特别行政机关、民间，而中央政府的职能则侧重于激活政策与执行之间的综合性、联系性。另外将信息技术和各种民间经营方法扩大应用于行政方面并实现机构之间的整合。这样，中央政府虽然规模缩小，但其调节能力将会提高。
我所担心的是，人们误以为行政部门的改革无非是精减内部人员、缩小组织规模。其实这只不过是改革的手段而已。面对经济危机，政府在改革初期缩小政府规模将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迄今为止，我们只侧重于结构调整。每次换届时，部门都以行政精简化、步骤合理化、行政*化等为目的，推进了各种各样的改革。但是，整个政府系统的变化却很小，仅限于机构、人员的精减上。因此，人们往往错误地认为，机构改组和人员精减就是政府改革的全部内容。
国民政府的改革要有所变化，这样才能行得通。改革需要改变过去那种被政治、官僚利害关系缠绕的物理的、机械的模式，从根本上重新研究政府的功能和整体事业，在分析整个政府体系之后，开始进行向花费少、提高效率的方向努力的改组工作。即要改变行政的“软件”。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以软件为中心的改革（2）
到目前为止，行政自治部引进的措施仅仅是改变整个“软件”的开始。例如，行政机关以组织和个人的业绩为基础引进的责任经营制和目标管理制；从根本上改变公务员人员管理框架的公务员总定员制；为确保公务员业绩评价的客观性和公平性而引进的分数制，及约定向国民提供高质量服务的国民宪章制等。
当然，这些制度不可能从一开始就非常顺利地实行。到制度彻底稳定下来，不知道还需要几年的时间。今后，政府应该持续进行弥补及改善制度的工作，为达到制度的原有目的而努力。
引进制度虽然很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为这种制度的成功运营制定长期的战略并进行管理。无论引进多么完善的制度，倘若没有依照引进时的宗旨运营下去，那么还能有什么效用呢？。
但是，比制度更为重要的则是人的指导思想。再完美的制度，由于运营人不同，也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我们应该意识到，在21世纪时，世界上一流的国家都需要创造型人才。如果过去公务员受组织保护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组织，日后则应通过与组织外部进行积极的交流及挑战、学习，独立处理自身业务。另外，对于组织外部的人才，政府应该时刻开放大门，将其吸纳进来。
公务员团体应从大部分普通的行政家，蜕变成为少数精锐的行政专家。过去，他们一直采用只需具备基本的业务能力，技术是现用现学的做法。然而，从现在开始，如果不共享新的知识、技术、信息并加以创新，他们将很难继续生存下去。
今后，中央部门作为开发政策的首脑机关，应全力促进体制改革。另外，地方自治团体或外厅应有效灵活地促进政策业务，竭尽全力为国民提供便利，要与国民走得更近。
伴随着国民政府的上台，中央部门从以前的21个合并为现在的17个。并且，我们还准备用三年的时间，分阶段精减的公务员（警察和教师除外）。政府的第一次改革，只是政府整体改革的一个开端。为了弥补政府组织第一次改组中存在的不足，政府决定让民间会计公司、经营诊断机关等外部民间专业机关参与进来，以17个前中央部门和16个前外厅及4个示范地方自治团体为对象，包括组织和人事在内，实施全方面的综合性诊断。预计到1999年2月，以这些工作为基础，为了实现21世纪新的行政环境这一目标，政府采用对中央部门和地方自治团体的组织和功能进行重组等措施，加快了政府改革的步伐。
但是，政府改革的成败与否与公务员是否积极参与，和以什么样的工作态度参与有很大的关联。因为，只有处理政府业务的公务员，才比任何人更明白政府自身存在的问题。
政府改革的重点是在改变公务员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上。但是，不能以谁改变谁的方式进行。不能让掌握权力的政界人士责备公务员并迫使其改革，而应是让公务员自身成为解决问题和推行改革的主体。目前，公务员迫切需要转变错误观念，认识到自己不是政府改革的受害者，而是改革成果的共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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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伦理读本（1）
最近，我读了一本由日本人事院出版的小册子《公务员伦理读本》。这本书以类似于韩国行政考试的日本国家一级公务员考试合格者为对象制作而成，是公务员在初任研修过程中所使用的伦理教程。
日本的官僚社会一直以清廉、刚硬、专业性强的精英集团形象面向世人，深受国民的尊敬。但是，随着一系列渎职事件的揭发，日本公务员的伪善行为被公诸于天下。
原厚生省事务次官冈光序治收贿事件首次被揭露出来时，日本国民的震惊和受到的打击绝不亚于阪神大地震。不过，日本官僚社会有一点与众不同，当国民对政府的信任降低时，政府就放低姿态用彻底的反省态度表明已改正过错。《公务员伦理读本》就是这么一个例子。
在这本书中，引起我关注的，是为了预防公务员渎职事件的发生，列举具体的事例做出说明的那一部分。据该书称，在讲座时间，大家一起对前几年发生的厚生省次官收贿事件、大藏省官僚收受金钱及招待事件等具体事件，进行讨论。
好像在验证《公务员伦理读本》似的，日本的行政部门刮起了一股旋风。接二连三的产业、金融政策的失败，对泡沫经济的预测不足等责任，都被认为是官僚社会的僵化带来的。另外，人们在渎职事件发生后，对仍在埋怨社会惯例的高层官员，表现了无比的失望和愤怒。
日本之所以能成为如今的经济大国，官僚的作用不容小觑。日本的官僚制度是在19世纪后期的明治维新时期开始的。日本一直是凭借官僚制度发展经济的。所以，称日本为“官僚的国家”并不过分。
在战前，作为天皇的代表，日本的官僚远离政治，制定了全力发展产业、超越西方国家的单一目标，并且在这一目标下发挥了牵引日本近代化的火车头作用。在战后，日本的官僚们以国民的公仆自居，又在自民党的长期执政下制定政策、管理国家。在这官僚带头、产业界只要跟随就可的时代，他们就产生了“舍我其谁”的自信。
包括中央和地方在内，日本的官僚共计420万名，而日本总人口不过1亿2千万，公务员人均服务对象为28名。与韩国公务员相比，人均服务对象大概是韩国的两倍，公务员的绝对数大约是韩国的倍。
在日本，省厅的公务员采用终身雇用制，官僚在被聘用后，从事该工作直至退休。官僚对所属省厅的归属感叫“本家意识”，呈现出一生在一起工作的倾向。所以，在这种终身雇用惯例的背景下，被某个省厅聘用之后，公务员几乎不会再更换工作单位。
一般来说，各省厅职员的录用、升职、转补等人事权应该由各省厅的负责人掌握。但是，实际上行使人事权的却是各省厅的事务次官。而事务次官也并不是独自决定人事安排的，而是在与其内部组织成员进行多次协商后才行使人事权。这是日本特有的人事惯例，为此曾出现过政治无法控制行政的现象。
在退休前，不能逃避“年功序列”中落选命运的公务员，可在政府投资机关等下属相关团体中重新担任干部。由此，整个公共组织呈现出一种由职业官僚支配的关系链形态。所以，人们批评日本不是以国民为中心的*主义，而是以官僚为中心的官僚主义，原因就在于此。
不过，日本也和韩国一样，围绕行政部门进行了改革，使其周边环境有了很大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泡沫经济时代的结束，以前过于膨胀的经济结构虽然已经进入调整时期，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恢复的迹象。
公务员伦理读本（2）
在财政赤字积累、金融萧条成为经济发展巨大障碍的敏感时期，官僚和银行干部的贿赂丑闻却频繁传出。而且，在对外关系方面美，国家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以美国为中心的西方国家对日本的牵制和压力也不小。
面对国内外要求进行改革的呼声，日本政府在行政、财政、社会保障、经济结构、金融、教育等六大领域进行了改革。其中，行政领域的改革是所有改革中最为核心的部分。这是因为，日本认识到如果要重新构筑国家的框架，行政系统的改革将最为重要。
日本行政改革的重点是缩减组织，以求打破所谓的官治主义。为此，日本政府把目前的22省厅改组为1部12省厅，国务委员将从20名减到15至17名，中央部门的局、科人员也精减了20%。而在今后的十年期间，将国家公务员人数精减10%。
另外，为了保证公共部门的工作效率，日本政府引进了把政府的业务移交给民间的“独立行政法人制度”，修改已经支配了行政部门数十年的升职制度和任用制度，将改革的重点放在打破过去僵化、既得权式的官僚制度上。也就是代替以往的根据年功序列升职的制度，实行按业绩大小提升的人事制度。采用任期制聘用民间专家或引进业绩制等一系列的措施，促进与韩国相似的改革。
这样，日本通过行政改革，试图从以官僚为统治中心的国家运营中摆脱出来，在充分保障民间自律性的同时，把民间的活力引进到政府部门。与此同时，重新确立了做国民公仆的公职人员伦理制度，使对行政部门失去信任的国民，重新恢复对该部门的信任。
据说，这次最终导致行政改革的渎职事件是通过内部人的告密才被揭露出来的。这在日本“以和为贵”的传统文化理念中，是不能容忍的事情。不过，关于这次事件，连行政部门内部都一致认为，此次的内部举报，为公务员通过自我反省重新获得国民的信任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由于历史条件、地理环境的特点，韩国与日本在行政组织和制度上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以，韩国的法令和制度与日本一样，特别呆板、严格。但是，由于很多公职人员曾在英美受过教育，在运营制度的行政管理方面又有其灵活的一面。
韩国目前进行的行政改革，可以说是将日本式制度的框架改变成为英美国家模式的过程。不过，日本行政部门的服务精神和廉洁精神应该继续继承。
在《公务员伦理读本》的最后一章中，有这么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尔俸尔禄，民膏民脂”。据说，这是1749年刻在二本松城城门前石头上的字句。当时，该城的蕃主每次入城时，都要把这句话铭记在心里。
最后，这本书提出了“在那个封建时代，都有如此廉洁的执政者，而在公务员已成为公仆的今天，这种意识是不是正在消失呢？”的疑问，作为全书的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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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的坟墓--行政部门（1）
“你的儿子非常聪明，最好能将其培养成学者。”这是在一次*中，某位审判官对我所说的话。他说，年幼时非常希望自己长大后能够做一名审判官，然而真的做了审判官后，却发现没有发挥自己创意的机会。原因是每日需要判决的案件太多，且只需按照法律条款判决，这些并不需要太高明的创意。
当然，我将他的说辞看成是一种谦逊的作法。不过，从另一方面讲，我也同意这一观点。当初入职时要求的条件很高，然而一旦入职后，才发现可偷懒的职业出奇得多。
行政部门是通过考试制度选拔出比其他集团更为优秀的人才。但是，这些人才一旦进入行政部门之后，因为不像民间企业那样有激烈的内部竞争，所以就疏忽了对自己能力的开发。不然，怎么可能还会出现“官僚刚开始都是有能力的，但伴随着官职的升高，其能力也逐渐降低，直至无能都一直升官”的“彼得法则”？
阻碍官僚开发潜能、使官僚变得无能的就是行政部门的各种制度。随着时代的变化，政府的作用也应该有所改变，但目前的政府部门仍穿着并不合身的“衣服”。
例如，行政部门也需要具有全球化思想的专业人才，但陈旧的人事制度却限制着这些人的发展。公务员被派遣到海外工作或留学，其工作评定分数低，这样最终导致升职缓慢。
公务员的轮岗制也有重新研究的必要。轮岗制是为了防止公务员长期在一个部门工作而形成的工作呆板和土气低落、不正之风等不良后果引进的制度。
但是，轮岗制也具有降低业务的专业性、阻碍政策连续性的缺点。未来的社会发展，需要具有被称为“××狂”的专业人才，因此，需要一定专业性的领域应该进一步完善轮岗制。
为了创造一个具有挑战性、创新性的行政工作环境，我们应该改变过去那种以举报为主的落后审查方式。
我的一位好朋友在担任某国立大学企划室长时，引进了综合电脑化事业。不久，该事业被评价为划时代事业，很多大学以此为样板，促进电脑化作业模式的发展。
但是，由于这一事业刚刚起步，需要对职员进行培训。因此，较之其它事业，他所制定的教育费稍高于平均值。结果，他不但没有得到奖状，反而因教育费比规定标准稍高而得到了警告。
这种僵化陈旧的审查方式是降低行政部门竞争力的主要原因。甚至更进一步地说，它在对外国资本的引进或结构调整中成为决定性的障碍。所以，我们应当改变这种不利于调动工作积极性的审查方式。
在公务员的教育培训方面，也有很多地方有待改善。若想在知识信息社会中生存下去，必须不断地学习。有关专家指出，目前韩国面临的国家危机，其最根本原因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所存在的知识差距。我们现在需要解决问题是，在被评为精英集团的公务员社会，大部分人都认为其教育培训制度与公务员的原意并不相干，而是公务员为了升职而不得不接受的义务。
并且，这种教育制度在培训过程中，并没有针对公务员个人的需求和动机，而是从教育培训机关的角度出发，编制及运营教育培训活动。类似于精神教育、普通素质教育等的基本培训占全部培训项目的50%，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专业培训。
政府对公务员的再培训预算费用，只是大企业对职员培训预算的1/3或1/4。而且，如果公务员在海外自费留学，回到韩国后反而给自身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这些现象都说明了政府对教育培训重要性的认识不足。
人才的坟墓--行政部门（2）
今后，政府应采用加强专业教育，加强与大学、研究所、民间教育培训机构的联系，积极举办单位内部的研究会、研讨会等多种方法，培养符合知识信息社会需要的人才。
随着政府部门作用的改变，人们对招聘高级公务员的考试制度提出各种各样的疑问。考试制度是在建国后的第二年（即1949年），以国家高等考试的名义首次引进的。在朴正熙总统上台后，以培养能够强有力地、一贯性地促进政府政策的精英为目标，正式落实该制度。
因为只要考试合格，被聘用后就可保证其公务员身份，所以参加考试的优秀人才很多。这些人成为国家主导的经济开发过程中的领头羊，并确实为国家的发展做出极大的贡献。
然而，通过这数十年一直持续下来的考试制度进入行政部门的公务员，垄断了具有决策权的干部职位，在组织内部发挥了极大的影响力，最终演变成为屹立不倒的官僚集团。
这些通过考试进入行政部门的公务员，以“考试同学会”的名义按照级别和部门分类并进行*活动。即使是从外部引进专家，一旦被他们的组织文化沾上，也很难发挥自己的个性。
另外，有人指出，在行政部门职员学历逐渐提高、普通行政知识普及的情况下，仅仅以考试出身为理由来保证升官，并使其与六级以下的公务员有所差别，这样很难形成组织的融合。
还有人分析指出，在所有考试出身的公务员中，大部分人在学校时学习成绩便十分优秀，
他们自幼便习惯了在各种竞争中保持优势地位，因此他们的优越感比别人更强。而这些特性也是韩国官僚社会发展成为权威主义的重要原因。
不过，现在的行政部门需要的不是拥有各种行政知识的“杂学精英”，而是在某一特定领域比较精通的“专业精英”。
今后，行政部门应该拓宽招聘方式。对于那些在社会做其他工作，但有意进入行政部门的人，可施行可以随意进出的特殊招聘制度，并且还要改变视特别录用人员为外人的行政部门文化。这种事情在大学已经十分普遍，许多大学邀请那些虽然没有博士学位，但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却积累了很多经验，取得很大成绩的专家教授，向学生讲授具有实效的知识。行政部门也应该学习这些成功的事例，要接收外部专家，而且只要有实力就可以不通过考试也可进入行政部门并担任高职。
相反，对于行政部门内部的职员来说，过去的既得利益现在已经消失，公务员不得不走上自我开发的道路。以前，官僚们在专业性下降的情况下，却仍能处于比民间优越的地位，所以每个人都不会考虑个人的竞争。不过，从现在开始，这种现象将会得到改变。
行政部门不能继续做“人才的坟墓”。现在的新时代公务员与前辈们不同，有创意、充满热情。所以，我对他们抱有很大的希望。只有行政部门改革顺利，我们才能期待21世纪国家的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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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职人员的自画像（1）
前不久，我看了一则童话故事：
“在古代长安的大街中央横放着一块石头，虽然这给来往通行的人带来极大的不便，却没有一个人肯搬开它。商人的马车绕着石头走，官吏也只是看了看，没有动手。最后走过来一名农夫，他说‘这么大的石头在大路中间，来往的人多不方便啊’，就上前去把石头挪开。然而，他在搬开石头后发现，石头下面压着很多钱和一封信。国王在信中写到：‘挪开石头的人可以得到这些钱’。”
这是一则非常有寓意的童话。担任部长一职后，我和小儿子在一起的时间减少，所以养成了一有空余时间就到儿子的房间翻看童话书的习惯。也许有的人会认为这很“幼稚”，不过用大人的眼光看童话故事，你不但可以自我反省，而且还能获得新的知识。这种感觉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会明白。甚至有时候，在书中领会到了年幼时所不明白的事理时，连自己都会觉得很惊讶。
担任部长后，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我想先听取公务员对其部门内部问题的看法及建议。因此，我要求行政自治部全体职员，揭露出在行政部门各个角落扎根的弊端并提出相应对策。
刚开始的时候，我采用主动提交的方式，但是两周时间过后，只收到了80余封意见书。对此我很失望。在职员已经超过800名的行政自治部总部，只提交了80余封意见书，这难道说明整个行政部门没有问题？于是，我再次要求提交一次，并做出了“如果没有意见，就写没有的理由”的指示。两个月后，就收到了900多封“关于行政部门的痼疾问题和改善方案的报告”。
想揭露自身所存在的问题，又不得不左顾右盼看别人的眼色，也许存在真的看不到自身存在问题的可能性。但是，很遗憾的是，他们并没有利用这次机会进行自我反省，也没有做改善自我的努力。
公务员生活甚至人生的一半以上时间都要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度过。那种从不考虑自己部门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方法，摆出一副事不关己姿态的公务员形象，怎么这么像那个看着大街中央的石头却放任不管的官员呢？
当然，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与过去那种权威主义的政治形态，及在公务员社会中根深蒂固的非*性、匿名性等的各种职业环境有关。人人都有“不用我出面，自会有人解决；出头的橼子先烂”等想法。但是，时代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无论我们愿不愿意，我们正处在自我改变、进行改革的境地。
在900多封“行政部门的痼疾问题和改善方案”的意见书中，很多都是内容陈旧、抽象的建议，不过也有不少人提出了比较深刻的问题。
没有工作要做，却因为上级没有下班而排队等待的“无事可做的加班”；饱受非创意性政策开发的低效率会议和报告资料折磨的下级职员的苦衷；源于媒体报道过敏反映的业务主次颠倒现象；对改革措施和其他部门业务的排他主义、犬儒主义等等，这些就是被指出次数最多的行政部门顽疾问题。
其中，最为吸引我的是关于不要提交整洁的报批文件的建议。即工作人员制作的文件，到科长那里报批时，科长修改后将原稿作废，而科长新制作的文件，又在局长那里被修改后作废。最终到了副部长和部长手里，又被重新修改。他们的理由是不能给上级报上不整洁的文件。
公职人员的自画像（2）
但是，在经过科长－局长－副部长等批准后，重新制作的文件已无法反映出实务人员最初的想法。而且，经过中间阶段的修改，最后报批者拿到手的文件，已经不知道哪些地方被修改。所以，经过各批准阶段时，在最初的文件上留下修改、补充的内容，这样最后批准的人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存在的问题。
我立即采纳了这一建议。用这种方式审批，与修改过的内容相比，更易采纳基层工作人员的意见，这样自然可以取得确立政策实名制的效果。
在900多件行政部门的问题和应对对策中，低效率会议、报告文化的惯例及改善对策，以及前述的建议，被评为最佳建议而获采纳。
另外，还有一个反映“不恰当的交接”问题被采纳的优秀建议。在上次的政权交接过程中，曾发生了负责国家主要政策和信息的机关，将对自己不利的记录非法废除的事情。工作队伍之间，文件或记录的保存不彻底，这种现象比比皆是。交接业务时，只交接形式上的、看得见的业务，不移交整个业务的处理经验等等，这是长期存在于行政部门的问题。
尤其是在前不久，我要求对全国558个有危险的桥梁进行安全检查，并在各桥梁的设计图上标出危险符号。但是，呈上来的报告却说只有18个桥梁（全国的3%）的设计图较完整，而其余的不是没有就是已被损坏，只好重新制作剖面图并标示了危险标志。这是一个典型的档案管理和保存松懈的事例。
也有人指出，这与部长在人事命令发布后就要立即离开的军队文化有关。另外，对交接手续没有做出具体的规定或按照以往的惯例办理也是一个原因。所以，我们应尽快建立起正确、系统的业务交接体系，介绍主管业务的详细处理窍门，制作业务手册，建立生产资料数据库。
“除了那些协助工作的职员自费做自己的名片之外，没有一个人肯自己花钱做名片。每次当人事变动时，从股长到部长，全部向印刷所施压，免费为自己制作名片。公务员应该形成‘从小事情开始，堂堂正正地做人’的风气”。
“对百姓非常挑剔，却在国家机关之间不遵守文件或报告书传达时间的现象已经成为惯例。机关之间需要业务协助时，形成严守最后日期的风气，并将此意识灌入员工的头脑中，是十分有必要的。”
“建议把现有铭牌的姓名部分制作成滑片式，这样每次换位时只抽走名片即可。”
“机关之间需要协助时，那种直接访问相关机关的做法，不但浪费时间，而且为‘盛情款待’提供了机会。所以原则上应当利用公文处理，尽可能使用电话、传真。如果不得已必须访问，就制定出‘机关访问守则’并严格遵守”。
“在进行政府发包的工程时，即使出现需要削减工程费的情况，还是在原定工程费范围内促进事业，由此带来浪费预算、公务员和建筑业者相互勾结等现象。因此，公务员在工程监督过程中如果节减预算，应给予嘉奖或奖励。”
这些都是意见书的内容。此外，他们还提出了部门内部的各种惯例现象以及改善对策。为了实践这些提案，我成立了“公务员弊害应对对策组”，逐一解决部门内部问题。而且，还准备制作事例册子，将其作为应用于行政部门改革的小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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