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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我们赖以发展的诸如廉价劳动力、原材料、土地供应、外贸出口等动力正在消弱，资源消耗、环境污染、贫富差距、贪污腐败等问题日益突出。用什么作为我们持续发展的二级火箭呢？《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一书作者们开出处方。
去年11月底，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提出了“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的论断，引起强烈反响。第二天，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就与部下商量，委托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著名经济学家高尚全先生，约请国内最著名的专家和学者，用最短的时间撰写一本书，从十八大后改革整体走势入手，探讨当改革进入深水区后，如何通过对国有企业、金融体制、财税体制、收入分配体制与三农问题等与中国未来发展息息相关的重要领域的改革深化来释放改革红利。
高尚全约请了成思危、厉以宁、吴敬琏、林毅夫、周小川、陈锡文等19位顶级专家学者，本以为这些大忙人没时间，没想到他们都积极地欣然承担了写作任务。林毅夫出国归来，春节不休息，躲起来完成了书稿。
《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刚一出版，即销售一空，一周之内加印到2.5万册，反映了广大读者对深层次改革话题的强烈关注。新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委托秘书给高尚全打电话，感谢大家为改革做出的努力。
4月2日举行的新书发布会上，成思危、林毅夫、高尚全、彭森、汪玉凯等专家学者择要阐述自己的观点，纵论改革深化路径，为有效释放新的红利建言献策。他们的发言言简意赅、掷地有声、火花四溅、精彩迭现。
五位一体是新时期改革特点
高尚全认为，过去进行的是经济体制改革，这次改革的特点则是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生态文明改革五位一体。他建议中央成立一个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小组。
国家体改委原主任、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彭森考虑的是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问题。他将下一步改革的重点归结为解决五个关系——政府和企业、中央和地方、城市和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改革和开放的关系，每个关系都含有三到五个重大环节的改革，比如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就包含了垄断行业的改革；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中，涉及到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严重不匹配，依赖土地财政造成大量的产能过剩、环境污染等问题。
民建中央原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著名经济学家成思危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现在正好是一个百家争鸣的阶段，因为中央还没有做决定，各种意见都可以充分地发表，供给中央思考、选择。
不同视角下的路径选择
世界银行原首席经济学家兼副行长、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说，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过去是这样，未来可能也是这样。过去33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达到9.9%，这是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伟大成就。积累的问题，很大程度是因为改革还没有到位。现在到了可以改革的时候了！应该取消汽车、大型机械制造企业等我们已占比价优势行业的保护性补贴，砍掉双轨制遗留的尾巴。在金融、资源类要素方面进行改革，一旦租金来源被消除，权力寻租的可能就不存在了。其间可挖掘的潜力空间很大，十八大提出的百年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国家行政学院教授、著名公共管理与行政学专家汪玉凯认为，中国现在面临的四大问题都是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交织，光从经济层面已不可能解决：一是经济发展压力和风险增大，如房价越来越高，转变发展方式是当务之急；二是社会利益格局不公；三是民生，如果底层老百姓得不到改革的实惠，政府公信力会下降；四是反腐，将权力关进笼子要有制度性举措，光靠网络反腐、运动式反腐没有意义。他认为下一步改革路线图中，策略的选择非常关键，要考虑以政府为主导的行政改革、政治改革和公共管理变革，实行“三清四权”：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废除特权、弘扬民权、约束公权、保护私权。
制度创新是中国改革的核心
成思危认为，制度创新是中国改革的核心。历史经验证明，经济体系的组织与控制问题，要比资源配置、收入分配以及物价水平更为重要。他通盘考虑，将面临的问题概括为四个关系：
第一个是人治与法治的关系。法治的根本基础是依法治国、依宪治国。依法治国首先要依法行政，也就是要依法治官。政府官员在很多问题上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立法时在授予执法者权力的同时，应规定其滥用权力所应负的责任。依法治国的关键是党的领导。依法治国还需要提高全民普遍的法律意识，否则社会秩序就会混乱。
第二要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没有公平的效率是不稳定的效率，没有效率的公平是低水平的公平。我国人均GDP还在世界100名左右，农业劳动生产率（每年人均创造的增加值）仅为美国的1%，和印度、印度尼西亚差不多；我们现在是制造业世界第一大国，劳动生产率只有德国的1/5。不提高劳动生产率拿什么提高人民群众的收入？拿什么增加全社会的财富？投资可以解决就业，使GDP增长，但是创造的财富没有实质性增长。我们还是要强调艰苦奋斗，通过创新、加速技术进步、提高劳动者素质、加强管理来提高劳动生产率。
第三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要相互配合。政府的宏观调控要遵循市场规律——一是要尊重价值规律，补贴和限价是权宜之计，不是长久之计；二是相信市场供求规律，不要凭着政府官员脑子里想象的供求关系来处理问题；三要尊重竞争规律，只有竞争才能够给消费者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所以我们要反对垄断，给所有企业公平的地位和待遇，保证他们同等地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平等地受到法律保护。
最后是集权和分权的关系。一方面要强调地方尊重中央的权威，保证中央的政令畅通；另外中央也要注意，不能搞一刀切。过分集中权力，就会过分集中矛盾；过分集中财力，就可能过分集中负担。我这个观点讲的是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也涉及了政治体制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