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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利经济学家巴里・艾肯格林最近发表了关于不平等性的讲话。对艾肯格林来说，在不平等性这个话题上，他发现在过去250年中有六大最重要的过程在起作用。
首先是1750年到1850年，英国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英国工业革命所产生的收益流向了城市和乡村中产阶级，而不是城市和乡村穷人。其次是1750年到1975年，收入分配差距在全球呈现出扩大之势，一些地区从工业和后工业科技获益，而另一些地区没有。比如1800年，美国购买力平价2倍于中国；到1975年，已是中国的30倍。
第三个过程被称为全球化第一时代，即1850年到1914年，全球北方生活水平和劳动生产率趋同期。其间，5000万人离开欧洲，寻找资源丰富的新居所。他们将制度、科技和资本带到了新的定居地，欧洲和这些新经济体的工资差异从100%左右下降到25%。这大体上和1870年到1914年的镀金时代（第四个过程）重合，全球北方富国呈现出国内不平等性加剧，因为企业家精神、工业化和金融操纵将新收益大多引向了最富裕家庭。
第五个过程是1930年到1980年的全球北方社会民主时期，将镀金时代的不平等性大幅扭转，其间对富人课税的增加弥补了新的政府福利和计划的费用。但随后的最后阶段把我们带到了现在，在此期间的经济政策选择导致全球北方收益分配差距扩大，进入新镀金时代。
艾肯格林的影响不平等性的六大过程是一个很好的论述起点。但我想再加上六个过程。
首先，一些地区绝对贫困顽固地存在着，尽管自1980年以来取得了总体减贫的成绩。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者阿南亚・罗伊指出，绝对贫困人群被剥夺了改变地位的机会和途径，他们缺少“积极自由”（自我实现的天赋权利）和“消极自由”（在行动路径中免于受阻）。从这个角度讲，不平等性不但是财富分配不公，也是自由分配不公。
其次是19世纪世界诸多地区废除奴隶制，随之而来的是第三个过程即种族、民族、性别等全球等级限制随时间而放松，让一些富人失去了利用这些限制的机会。第四个过程包括最近伴随经济高增长率成长的中国两代人和印度一代人，他们是1975年以来全球财富趋同的重要支撑因素。
第五个过程是复利的动力，它通过有利的政治安排让富人在不实际创造任何新财富的情况下从经济中获利。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观察到，这一过程可能在过去起到了一定作用，并且必定会在未来起到更大作用。
现在，我为何要指出认识经济理论的复杂性，这一复杂性意味着任何对我们的政治经济的调整都应该基于可靠的社会科学，并由真正为人民利益服务的民选领导人来引导。强调复杂性让我想到影响不平等性的最后一个因素：民粹主义运动。民主国家很容易发生民粹主义起义，特别是当不平等性加剧的时候。但回顾这类起义的历史应该让我们停下来想一想。
在法国，民粹主义运动曾带来一位皇帝――1851年路易・波拿巴发动政变并称帝为拿破仑三世，导致民选政府被颠覆。在美国，民粹主义运动是歧视移民和合法种族隔离时代得以维持的基础。在中欧，民粹主义运动推动了打着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旗号的帝国主义征服行动。在苏联，民粹主义运动帮助列宁巩固了权力，其造成的可怕后果只有纳粹恐怖更胜一筹，而纳粹也是凭借民粹主义浪潮才得以掌权。
民粹主义针对不平等性的建设性举措虽然不多，但应该值得一提。在一些例子中，民粹主义帮助扩大了参政权，带来了累进所得税和社会保险，构建了实体和人力资本，开放了经济，让充分就业成为重点，并鼓励了移民。
历史告诉我们，后面那几种针对不平等性的应对之道，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不幸的是，我们常常不能吸取历史的教训。
作者为美国财政部前助理副部长，现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国家经济研究局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