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第1节：傅佩荣《论语》心得(1)
序一 由《论语》出发研究哲学的人喜欢定标签，像唯心论、唯物论、理性论、经验论，是西方所常用的，而理学、道学、心学、实学，则是我们自己的发明。定了标签之后，就可以品评一番，因为任何立场皆有所见，亦有所弊。其结果，好像除了受品评的当事人之外，天下人都知道他的立场有什么优点缺点，应该如何撷长补短。
但事情恐怕没有这么容易。以儒家为例，光是熟习经典，入乎其内，大概就需十年八年，等到融会贯通，可以出乎其外，就不是时间的问题，或许要看造化了。因此，笔者近年来探讨儒家思想，总是避免两件事：一是借用西方的概念及术语，二是凌空比较儒家与其他学派。就“借用”而言，我相信越是了解西方哲学的人会越谨慎，因为即使借用得尚称妥当，读者也未必能够分辨及受益。就“比较”而言，则易流于空泛，说些儒道互补或相互援引之类的话。
当然，我们一方面不应盲目崇拜儒家，好像孔子与孟子已经发现了宇宙与人生的一切真理；另一方面则须时时参考自己的经验，发挥理性的反省作用。然而，这两方面之间有一个重大的环节，必须先加辨明，那就是经典。由经典自然衍生“诠释”的问题。汉代以来的学者，甚至上推到孔子的及门弟子，就发生因为诠释不同而各立派别的情形，孔子之后，“儒分为八”。如果配合后来的孟子，亦即由孔孟这两个定点，也许可以画出一条直线，作为后人诠释的依据。有了上述了解，我们不妨由孔子着手。
《论语》是一部格言录，其中记载四百九十九段文字，多为孔子所言或与弟子、时人相互问答的话。这些文字不可等量齐观，而至少应该区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是孔子个人的人生体悟，最富理趣，值得细加玩味。第二层是孔子与一流弟子的对话，智慧之光闪现，生动活泼，最具启发性。第三层是孔子与平凡弟子及时人的对话，较为落实，对于我们往往切中要害。第四层则是某些弟子的个人心得，未必有什么卓越见解。
区分之后，需要统合。关键思想是“人”。孔子对“人”有何看法?这个问题原是奥秘，亦是古今圣哲各显才华的所在。环绕着“人”，由生到死，由潜能到实现，由求知到行动，由抉择到价值，由命运到苦乐，这一切如何说得透彻明白?
每次展读《论语》，皆有一些心得，久之亦想公诸同好。我想表达的是孔子的整体思想，但扣紧的则是具体的章句。章句若有疑难，不妨“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并诉诸理性的讨论。
序二 聆听最愉快的声音
以做人处事来说，我们需要的知识并不多。但是，这些知识必须经由实践与体会，才能展现智慧的魅力。《论语》共有二十篇内容，如果“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是真的，那么“半篇《论语》可以护一生”也是有效的命题。关键在于：如何确实把握其中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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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傅佩荣《论语》心得(2)
两千五百年前的材料，可以跨越时空差异与文字隔阂，显示其中蕴藏的观念吗？这些观念在今天还有多少可行性与正确性呢？脑中存着现代思潮，言行披上孔子衣冠，难免显得格格不入；若是倒过来，心中领悟孔子思想，外表顺应现代生活，则会产生意料不到的效果。
一次，有人问柏拉图：“世界上最愉快的声音是什么？”柏拉图回答：真理。孔子两度以“一以贯之”描述自己的思想，表示他对于“与人生相关之事”找到了统合的观点，可以充分说明有关遭遇、命运、苦乐、生死、鬼神、信仰等题材，更可以归结为“仁”这一个字，其中涵盖了“人生应该何去何从”的意旨。譬如，他鼓励及指点学生“行善”，原因除了善是自我与群体互动的良性循环之外，也涉及人性“向善”的理解；至于择善而行的目标，则是为了止于“至善”，亦即孔子为自己所定的志向：“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若是忽略“吾道一以贯之”这个原则，《论语》的启发性与说服力都将大打折扣。整部《论语》扼要言之，就是“真诚”二字。处于春秋乱世，礼坏乐崩，人间规范瓦解，不知将伊与胡底。孔子之挑战不只在恢复礼乐，更在揭示其本源，亦即人性的基础。人性是什么？回答这个问题，必须从“真诚”出发，体察内心有着“安与不安”的状态，就是“向善”力量存在的明证。
其次，由于“善”的界定是“自我与别人（可以推及天下人）之间，适当关系之实现”，因此行善的难点在于如何判断此一适当关系，以求“择善固执”。弟子向孔子请教“仁”的地方，无不出于类似的考量。儒家重视学习，认为“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孔子自己也从“志于学”，经过“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的阶段，步步往上提升。
如果“善”的效应在于自我与人群的安顿，那么孔子还有求真与求美的生命特色，并且他对“天”更有深刻的信仰与依赖，展示向着超越界开放的终极关怀。现代人强调全人教育，请求全方位的生命发展，试图建构旁通统贯的价值与人生观，都可以在《论语》中获得指引。
过去二十年来，《论语》一直是我研究及教学的重点。
1999年《论语解读》在台湾出版。2006年该书在大陆钱装书局出版。并且，近年来在台湾我已在社会上升办了若干期《论语》讲授班。所论述者，无不出于周全的思虑，并且可以付诸实践。对孔子的思想，虽不能至，心向往之！2005年在台湾出版《论语解读》CD版（52张）。以期广为流传。身为华人，一生之中仔细读一遍《论语》或听一遍《论语》，才不愧身为此一语文及此一文化的后裔。推崇孔子的上策，就是理解及实践他的理想，愿共勉之。（本文系傅佩荣教授写给《论语》CD出版品的前言）第一辑 立志学习与人生成长学什么 如何学 为何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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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傅佩荣《论语》心得(3)
人有理性，可以求知。只须好学，终有所得。但是，学什么?如何学?为何学?这些问题关系重大。
《论语》开宗明义就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即《论语?学而》，下略称篇名。）我们不妨先辨明孔子对“学”的看法。
首先，学什么?一言以蔽之，学习“传统”。传统包含两方面：一是典籍，二是技能。典籍是文字记录，凝聚前人的经验与智慧，如五经《诗》《书》《礼》《乐》《易》。《诗》是文学，《书》是历史，《礼》是社会规范，《乐》是艺术修养，《易》是哲学。如果不学《诗》，就无法与人谈话沟通，像文盲一样陷于本能生命的狭隘世界。如果不学《礼》，就无法立身处世，与人合宜往来，而显得粗俗野蛮。《易经》助人知命，《书经》让人鉴往知来，《乐经》则发挥调适和谐的功能，使生活洋溢审美情操。
人不光是靠他生来就拥有的一切，而是靠他从学习中所得到的一切来造就自己。——歌德技能是实际生活的需要。如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古人生活中，祭祀、朝会、婚、丧、冠等礼，占了相当比重。礼的安排与操作，需要长期细心学习，否则极易失传。《乐》是指乐器演奏，像弹琴、鼓瑟、击磬都是孔子所娴熟的，礼乐配合，不难想象许多仪节的秩序与美感。射是射箭，既可强身又可卫国，暇时不妨用于竞赛，所谓“君子无所争，也必射乎”（《八佾》）。御是驾车，等于使用交通工具。书是书写，传意达情有赖于此。数是计算方法。这些技能可以使人在社会上谋职安身，学了有益无害。
其次，如何学?我们先把前面所说的综合为一句话：“学了做人做事的道理之后，在适当的时机加以印证练习，不是会觉得开心吗?”这正是《学而》篇首句的翻译。“随机体验”是第一步，第二步是“学思并重”。“思”代表主体自觉的统合。所学的知识难免芜杂矛盾，因此必须把握重点，求其“一以贯之”。唯其有“思”，故可“温故而知新”（《为政》）。所谓“学贵心悟、守旧无功”正是此意。孔子不但因材施教，并且倡导启发式教学，甚至宣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卫灵公》），对我们实为莫大鼓励。
最后，为何学?这个问题指向儒家的定位。答案是“修身”。学习是为了行动，行动落实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则出现道德上的善恶问题。修身需先“认识自己”，知道心中有个活泼的力量（孟子称之为良知），总在对自己的行为作判断下考语，表现为“安或不安”，“忍或不忍”的状态。同时，需要认识社会上既存的规范，以求行动之内外相洽，内得于己外利于人。学问或知识可以增减，修身或品德则是一生的大事。安立此一重点，孔子的“学”自然回归到成就完美人格或实现理想人生的途径上，展现博雅宏大的气象。学习能塑造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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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傅佩荣《论语》心得(4)
性格包括性向与风格。性向是天生的，不易改变，大概与我们所说的血型、八字、星座有关。风格是后天的努力所形成的，其决定关键在于教育。因此，我国先哲认为教育可以变化气质，西方贤者则认为教育可以培养风格，两者可谓异曲同工。
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主动掌握的是自我教育，由此塑造自己的性格。孔子即是典型的例子。《论语》记载：“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述而》）
这三句描述值得玩味，因为其中每一句都显示了“对立之统一”，在两极之间找到平衡点。认识孔子的性格，可以由此入手。
首先，“温而厉”应该是对学生的态度。在知识的传承上虽有先后之别，但是大家都是虔诚的学习者，共同探讨宇宙与人生的真理，所以老师的态度以温和为贵，使学生如沐春风，乐于受教，继志述事。那么，何以又需要“厉”呢?所谓“教不严，师之惰”，可以作为参考。若无严格要求，学生容易避重就轻，投机取巧，不仅学习效果大打折扣，连往后的立身处世都可能漫不经心，得过且过了。
人只有靠教育才能成人，人完全是教育的结果。——康德其次，“威而不猛”大概是孔子在社交公开场合的表现。“威”是由庄重所透显的威仪，所谓“君子不重，则不威”（《学而》）是也。沉稳内歙，不苟言笑，举手投足合乎礼的要求，使人望而生敬畏之心。行动如此，说话亦然；孔子所下的判断，凛凛然有正气，闻者足戒，如：“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卫灵公》）但是，相对于此，孔子从无凶猛之状，好像要令人害怕似的。子贡形容他“温、良、恭、俭、让”（《学而》），以致各国领袖都愿意向他请教为政之道。
受过教育的人最后展现的成果，就是高雅的风格。——怀特海至于“恭而安”，则是孔子的闲居自处情形。“恭”是客气、谨慎、矜持的意思。如果一心求恭，可能显得退缩、懦弱、迁就。修养固然必须顾虑人我关系的和谐，因此谦退、恭敬是应该的，但是一味如此，也可能丧失自己的原则，内心缺乏定见，无法自得其乐。孔子的“安”来自不假外求的精神与超越俗世评价的智慧。
以上三句话显示了“执两用中”的功夫与境界。人的性格修养必须先界定积极明确的目标，如“温、威、恭”，努力以赴；同时要避免走向极端，如“不厉、猛、不安”，以免利害并陈，两相抵销。以孔子来说，这三方面的特质又是分别针对他与学生的关系、他与社会大众的来往以及他自处时的态度。合而观之，正是他生活内涵的三个焦点，塑造性格也应该有此考虑。困而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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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傅佩荣《论语》心得(5)
环境艰难时，总要想些办法与出路，长久下来，练就各种本事与能耐，等到有了表现的机会，自然放出异彩，让人欣赏赞叹。根据统计，本世纪最杰出的人物之中，有四分之三来自贫困的背景，这似乎印证了孟子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云云。
孔子三岁丧父，家道中落，他在幼年时必须替人放牧牛羊、看管仓库，做过不少杂役，也深知民生疾苦。直到十五岁立志向学，人生视野豁然开朗，知识、才能、品德与时俱进，乃成就一位彬彬君子。就知识而言，他几乎无所不学，《诗》《书》《礼》《乐》《易》五经皆通。就才能而言，则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无不娴熟。就品德而言，则日新又新，自强不息，使弟子们心悦诚服。
凡走过的，必留下足迹；凡奋斗的，必经历成长。问题来了。有人以为孔子是“天纵之圣”，靠着天赋过人而卓尔不群，无所不能。孔子是诚实的，一方面说：“我非生而知之者也，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述而》）他努力向古代圣贤学习，逐渐温故知新、融会贯通，才得到眼前的成绩。另一方面，他毫不避讳地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子罕》）正是因为年幼时，家里穷困，也没有什么社会地位，孔子必须脚踏实地从基层民众的生活中，走出自己的道路。“凡走过的，必留下足迹；凡奋斗的，必经历成长。”这句现代人的格言，实有普遍的例证可以支持。
到了“三十而立”之后，能否得君行道呢?求人不如求己，孔子从不放弃自我成长的机会。他说：“吾不试，故艺。”（《子罕》）意思是：我不曾被国家所用，所以学得一些技艺。学习技艺的目的是谋得一官半职，可以发挥所长，贡献社会人群；现在所谋未遂，所以只好继续培养各种专长，等待时机成熟。
孔子的榜样对我们现代人深具启发性。少年得志，固然令人羡慕，但是正因为得志，也就不再虚心认真去学习新的技术与能力，久而久之，成为官僚层级系统中的一员，无法展现新颖的生命力。反之，不去担心别人对自己疏忽及误解，却只反省自己有无真才实学，就是“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宪问》）。
即使后来功成名就，孔子也不忘记少年时代的艰苦奋斗，并且丝毫不觉得难堪，这又表现了不忘本的精神。我们也许无法选择命运，却可以选择自己对命运的态度，积极改善自我的条件，最后水到渠成。孔子的例子，正是青少年可以效法的。大公无私
大公无私是高尚的人生境界，具体的修养过程却十分平易。以孔子为例，他特别回避四种诱惑，值得我们参考。《论语》记载：“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子罕》）“意、必、固、我”是连续发展的步骤，一步走错，陷于主观的臆测，很可能就自以为是、执迷不悟，最后则是有我无人的结局，大家不欢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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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傅佩荣《论语》心得(6)
首先，就“意”来看，每个人都有想象力，都可以猜测事理。一般而言，在事情尚未发生、理由尚未查明之前，我们喜欢发挥想象力，猜测真正的情况。但是，猜测成为习惯之后，主观意志往往胜过客观真相，甚至加以曲解，指鹿为马，颠倒黑白。英国哲学家培根强调求真精神，主张打破“市场假象”，因为市场谣言纷纷，只能造成人心惶惶。其次，一旦想象形成，就会认定“必然”如此，把它当作一个信念来坚持，反而看不清事理的发展。一块钱的铜板虽小，
你不可能去操纵整个世界，你所能控制的只是你自己的思想、感觉和行为。——艾伯特?埃利斯若是紧靠眼睛，也会遮蔽一切阳光。缺少光明，自然无法注意新的迹象，只能困陷于主观的狭隘世界里。孔子被孟子推为“圣之时者”，因为“时机”改变，人的观念与行为也须随之调整。然而，这又不是投机取巧，而是因时制宜。最明显的例子是：“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宪问》）若是念念在“必”，则无法考虑“时”。
接着，“固”就是不知变通的意思。儒家坚持仁义，但是在实践上则以“通权达变”为原则。譬如，二十四孝令人感动，但未必人人皆可效法。重要的是孝心，表现方式则需要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判断。孔子鼓励大家学习，因为“学则不固”，见多识广之后，可以避免顽固执著，自己的心情也会比较开朗。
最后一步是“我”。儒家对于人我关系，首重“恕”字，“如心为恕”，就是将心比心，为人设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颜渊》），这是互相尊重的态度。凡是牵涉到别人的言行，都要谨慎为之，以免盲目膨胀自我否定别人，形成各种不必要的困境。儒家固然肯定道德修行，但是从未忽略理性与智慧。孔子自己的处世态度就深具弹性——“无可无不可”，然而这又与见风转舵的乡愿大不相同。何以故?因为任何信念在付诸行动时，都要考虑相关条件的改变，而不是“执一废百”的方式可以奏效的。
除非闭门造车，否则一旦与人交往，就须选择合宜的途径，以求互相尊重、集思广益、大公无私。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意、必、固、我”的人将会寸步难行。化解顽固孔子不仅博学知礼，而且乐于表达意见，与当时各国的诸侯大夫时相往还，在教育学生方面更是不遗余力。久而久之，有些人认为他是喜欢说话，逞弄口才，未必真有什么伟大的理想。请看下面一段对话：
微生亩谓孔子曰：“丘何为是栖栖者与?无乃为佞乎?”孔子曰：“非敢为佞也，疾固也。”（《宪问》）
当面听到别人质疑自己：忙忙碌碌，东奔西跑，难道是为了逞弄口才吗?这时孔子心中一定觉得遗憾，不过他还是镇定如恒地回答：我不是为了逞弄口才，而是为了讨厌顽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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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节：傅佩荣《论语》心得(7)
先说孔子的遗憾。人有表现于外的言论与行为，也有珍藏于心的志趣与理想。言行是天下人可以观察及品评的，心意则未必得到大众的认可及了解。孔子曾说：“莫我知也夫！”（《宪问》）天下没有人了解我啊!他又说：“予欲无言!”（《阳货》）我真想从此不再多说了!最严重的情况则是“子欲居九夷”（《子罕》），想要迁到蛮荒之地，从此不再为华夏文明的存亡操心。
对一个人来说，当他看出文化传统的危机，知道礼坏乐崩之后，整个社会即将解体时，心中当然十分焦虑，随之孕生强烈的使命感，然后栖栖惶惶，不辞辛劳，周游列国，宣讲仁义之道，希望能像木铎一样，唤醒沉醉在俗世利禄中的大众。结果呢?别人却以为他不过是逞弄口才，借此博取名声，获得权位。
其实这是误解孔子。他为自己辩护时，特别提到“疾固”一词。为何强调自己“讨厌顽固”呢?当传统逐渐丧失生命力时，礼乐制度也变得僵化了，走入形式主义的死胡同。大家行礼如仪，徒有其表，却不知礼乐教化的真正基础原是人的真诚感受，也就是一颗可以感通人我的仁心。孔子想要阐明人的道德自觉之重要，说明因时因地因人而制宜的方法。人须真诚自觉，由尽己之忠到推己及人之恕，随时考虑及选择合宜的途径，去圆满实现人际之间的适当关系。
因此，儒家反对顽固的思想与行为。原因是：个人感受、人我关系与外在环境这三项条件本身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都是活泼的，随时可能产生新的变化。如果顽固不知变通，则将窒息人的智慧与创新潜力。的确，如果只是坚持旧的教条，又何必需要教育?如果只靠外力影响而作选择，又何必需要个人自行负责?儒家反对顽固，但绝不是毫无原则。至于批评孔子逞弄口才，实在错得有些离谱。
尊重传统孔子描写自己对传统文化的态度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述而》）喜爱传统，是否就必须如此保守，只是阐述而不去创作呢?到底这个传统是指什么?孔子对于一般的学习，是否也如此保守?难道孔子缺乏创造精神?这些问题虽然涉及过多的联想，但是有助于了解孔子的立场。
首先，传统是个人生命之源头，也是个人最后回归的世界。它的具体表现是礼乐。礼乐代表一个社会共同遵循的价值体系，来源神圣，应用广延。《中庸》说：“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
我来，不是为了破坏，而是为了成全。——耶稣换言之，必须德位兼备，既是圣人，又是天子，才有资格制礼作乐。周公正是典型代表，所以孔子以他为楷模，经常梦见他。孔子虽有圣人之德，却无天子之位，所以无法制礼作乐。如此，他说自己“述而不作”，岂非十分自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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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节：傅佩荣《论语》心得(8)
苏格拉底谈到行为规范时，也强调一个城邦原有的信仰与法律。没有传统，个人如何安身立命?耶稣也声称：“我来，不是为了破坏，而是为了成全。”他要成全人间的法律所要求的善，以信仰提升道德。由此可知，伟大的圣哲无不尊重传统。
至于一般的学习，孔子则绝不保守，反而处处肯定创意。他要求学生“举一反三”，不能死背教材，却要活泼联想。他嘉许子贡的“闻一知二”，以及子贡所谓的颜渊“闻一知十”（《公冶长》）。学生若不先去苦思冥想，他不愿意主动启发。他说话精简，回答学生像扣钟一样，不扣不鸣。
谁想做老师，就要符合条件。他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为政》）光是念书不够，还须由此明白新的道理。道理其实无所谓新旧，要看能否回应实际的人生处境。譬如，走上人生正途——“仁”——的方法并不复杂，只是“能近取譬”（《雍也》）四个字。随手在身边的材料，找些具体可行的例子去做，不必好高务远。
有人以为，孔子既然说过“述而不作”，他就应该不是《春秋》的作者。不管事实上如何，孔子的“不作”并非不写作之意。他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述而》）也许有人是“不知而作”，孔子并非如此。他是“知而作”。且先不问：“不知又怎能作?”孔子无疑是肯定一切经过学习人生道理而主动创作的行为，其中自然包括写作在内。结论是：对传统要尊重、接受、遵行；对实际人生事务，则须发挥创意，日新又新。承先启后，即是此意。束修问题
孔子说：“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述而》）
一般的翻译是：“自己带着薄礼来见我，我从没有不教诲的。”这是合乎人情的想法，既表示学生的诚意，又肯定老师的负责态度。问题是：如果完全合乎人情，大家都有大致的共识，孔子又何必郑重其事地如此宣称呢?
试问：难道有的老师比孔子更清高、更热心教学，以致学生不带薄礼，他也愿意教诲?或者，难道有的老师要求过苛，学生带着薄礼，他也不肯教诲?这两个问题似乎都站不住脚。由此显示，孔子的话如果这样翻译，大概不太正确。
人类天性渴望求知。——亚里士多德首先，我们知道“束修”是古代男子十五岁入大学时所奉出的薄礼。它成了专有名词之后，也可以用来指称十五岁的男子。因此，东汉儒者郑玄就曾直接论断：“束修谓年十五以上也。”（引文见《后汉书?延笃传》，李贤注）这种情形并不少见。譬如以“弱冠”表示男子二十岁，以“及笄”表示女子十六岁。孔子以后，大家也常以“而立”表示三十岁，并以“不惑”表示四十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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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节：傅佩荣《论语》心得(9)
有教无类。其次，要考虑孔子说话的语气。他会用“以上”来形容自己高高在上吗?应该不会。“以上”如果不指自己的特殊地位，又指什么?我特地翻检《十三经》索引，发现整部的《十三经》里，没有“自行……以上”的说话格式。倒是“自……以上”的格式出现两次。在《周礼》两度记载：“自生齿以上，皆录于版。”意思很清楚：从一岁（长出牙齿）以上的小孩，都要登记户口。既然“长出牙齿”不能“以上”或“以下”，只有“年龄”可以“以上”或“以下”，这句话无疑是针对年龄而言。
结论是：孔子的话应该念成“自／行束修／以上”。意思是：从十五岁（可以行束修之礼的人）以上。换言之，只要十五岁以上的孩子，孔子就愿意教诲。这正是“有教无类”（《卫灵公》）的心怀与抱负。至于实际上是否带着薄礼，反而是无关紧要的问题了。这种关键地方不可等闲视之。不然，难免像冯友兰一样，说什么“生活总是要维持的”，又说孔子比不上苏格拉底，因为后者声称不收学费云云。
孔子自己“十有五而志于学”，到处访求名师指点。现在卓然成家，回馈社会，嘉许后生，十分合理。他向来主张：“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卫灵公》）断然不会在意什么薄礼。当然，有些人强调礼不可废，以示诚意。我完全同意。但是问题是：孔子在此所关心的是“礼”呢，还是他的教育热情?一念之差，可能完全扭曲了孔子的本意。从用语习惯、说话重点、教学主张各方面看来，我赞成郑玄的解释，以束修为年龄之别称。容忍异端“异端”原指与自己立场相异的一端。相异未必相反，但无疑包含相反。于是，有正论，就有反论，至于能否进到合论，则有赖于智慧与胸襟。通常我们容易自视为正统，而把相反的说法定为异端，然后正邪不两立，争执不休。应该如何对待异端呢?孔子的看法如下：
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为政》）
反对的意见在两个方面对我有益：一方面是使我知道自己的错误，另一方面是多数人看到的要比一个人看到的更清楚。——笛卡尔这句话并不清楚，譬如，“攻”是批判还是研究?“已”是消灭还是语助词?由于各有二义，组合起来就有四种说法：一、批判异端，祸害就消灭了。二、批判异端，那就是祸害啊!三、研究异端，祸害就消灭了。四、研究异端，那就是祸害啊!
由于“攻”字在《论语》出现四次，其他三次皆做“批判”讲，如“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先进》），“攻其恶，无攻人之恶”（《颜渊》），因此我们最好也采用“批判”之义。前述第三、第四说法可以搁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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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节：傅佩荣《论语》心得(10)
就第一、第二说法来看，“已”的意思是什么?如果字义难定，不妨分别考虑孔子的行事风格与一般的实际效果。先看第一句：“批判异端，祸害就消灭了。”请问：孔子曾经这样做过吗?孔子批判过时代风气、人性弱点、王侯失职、学生缺点，同时也曾批判自己。对于当时的异端，如隐士、怀疑主义，则未曾批判，反而以宽容之心说：“道不同，不相为谋。”（《卫灵公》）“君子和而不同。”（《子路》）他要求自己“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公然宣称：“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微子》）
再看实际情况。历史上不断有人批判异端，但祸害似乎不曾消灭，反而愈演愈烈，各种宗教战争、主义冲突，造成人类无数灾难。为什么批判异端，却不能消灭祸害呢?因为人人都自视为正统，并视别人为异端。光是分辨立场，就足以使世间不得安宁。
由此观之，似乎只有第二说法是可取的，正所谓“批判异端，那就是祸害啊！”消极方面，不要党同伐异，顺我者生，逆我者亡——你可以禁止别人说话，却不能禁止别人思考。因此，积极方面，要努力宣扬自己的想法，以求共鸣，经由理性的沟通及公开的讨论，试图产生共识。何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光说不做或做了无效，就算自称正统又有何益?
结论是：不必批判异端。越批判，祸害越大。孔子不但有宽厚的心胸，更有高明的智慧，此亦例证之一。孔子不说的事
《论语》有“子不语：怪、力、乱、神。”（《述而》）这么一句话，后人遂以“子不语”来描写不合常理、超乎想象的怪诞事迹。在此，首先要指出：孔子不谈这一类的事，并不表示这一类的事不存在或不能发生，而是表示孔子的谨慎态度与理性精神。他曾劝诫子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学而》）对于“怪、力、乱、神”，正应该根据“不知为不知”的原则，闭口不谈。
所谓“怪”，是指怪异现象，这些现象既然发生，就必有使其发生的原因与条件。譬如，古人不明日蚀之理，等到天文知识增加，疑问自消。古代有阴阳家，喜欢在自然界与人世间之间寻找相关联的线索，真相如何，则不得而知。西洋思想有“自然界不跳跃”之说，意即：任何自然现象都在因果关系的网中，即使看似突变，也非无迹可寻。因此，理性昌明、科学进步之后，我们可以见怪不怪，或者找出合理的解释。最怕的是，自己对怪象加上玄妙的臆测，造成庸人自扰。
任何自然现象都在因果关系的网中，即使看似突变，也非无迹可寻。所谓“力”，必须扣紧儒家的理想来看。孟子所谓“以力服人者霸，以德服人者王”正是典型的立场。世人对于强盛的武力，常为外观所惑，甚至津津乐道，却不去追问什么是百姓的真正福祉。儒家“尚德不尚力”，因为德是可大可久的人文理想，力则必有后患。证诸史实，完全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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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节：傅佩荣《论语》心得(11)
所谓“乱”，是就当时社会的黑暗面而言。春秋时代，礼坏乐崩，昏上乱相固然不少，乱臣贼子亦到处可见。换作今天的新闻媒体，可能每天都是耸人听闻的惨剧，不仅弄得人心惶惶，并且将使人性的负面情绪受到刺激，以为天下都是不正常的人，自己又何必坚持原则?江河决堤，一发不可收拾。孔子高唱“里仁为美”（《里仁》），维护及稳定社会秩序都来不及，当然绝口不谈“乱”了。
所谓“神”，可以指鬼神，也可以指神秘事迹。孔子不谈，因为那是信仰的领域。他从未怀疑鬼神的存在及意义，否则如何说得出大禹“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泰伯》），并且盛赞不已?信仰需要诚敬之心及实践之志，光靠言谈是不够的。以今日来说，求神拜佛或者烧香算命，不仅于事无补，反而可能使人疏忽自己的责任，无法活出人的尊严。
总之，孔子是脚踏实地、理性清明的人文主义者。在人的能力所及的范围，绝不逃避责任；在人的能力所不及的范围，则乐天知命，不再徒逞口舌或强为说词。后生可畏
宗教家马丁?路德说过一段与教育有关的轶事，内容大致如下：一位小学老师每天穿着礼服上课，并且上课前，率先向学生鞠躬，行之多年，不免使人纳闷。终于朋友问他原因，他说：“这些孩子将来都会成为社会各方面的领袖，带领我们走向更理想的世界，因此我从内心里对他们表示敬意。”
我国谚语也说：“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这似乎是客观的事实，但是，我们因而就认同“后生可畏”的说法吗?这句话来自《论语》，值得稍作探讨。原文是：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子罕》）这句话有两大关键：一是无法确知后生不如自己；二是“无闻者”不足畏。
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首先，像颜渊这么好学的人，连孔子也承认他是“语之而不惰者”，“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子罕》）在知识上每天都在进步，持之以恒自然通晓各种道理。在德行上亦然。孔子一再赞叹：“贤哉回也。”（《雍也》）认为只有颜渊在出处进退的掌握上，可以与自己并驾齐驱。如果颜渊多活几年，孔子就不必担心道统失传了。这样的弟子，是值得“畏”的。然而，三千弟子，也只有颜渊一人合乎此项条件。
其次，到了四、五十岁而“无闻”，就不足畏了。一般人把“无闻”解为“没有声名”，似乎值得商榷。因为孔子对于“声名”有三点看法：第一，声名可以由伪善而得，如“色取仁而行违”（《颜渊》）；第二，君子应该心胸宽大，超越声名的诱惑，如：“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而》）第三，声名应该建立在仁德上，如：“君子去仁，恶乎成名?”（《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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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节：傅佩荣《论语》心得(12)
由此可见，“无闻者”不足畏，并不是指“没有声名的人”不值得“畏”。在此，“闻”的意思是“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一句中的“闻”。换言之，一个人到了四、五十岁还不曾明白人生正途，当然是随波逐流、浪费生命了。这样的人，我们何必去畏他呢?
再举一例为证。孔子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季氏》）其中，“圣人之言”正是一般人“闻”的对象。如果我们得闻“圣人之言”，努力照着去做，择善固执，自可成就完美人格。
“畏”字有敬畏、戒惕的意思。人生正途是所有的人共同参与竞赛的大道，怎能毫无所“畏”？但是，首先要认清正途何在，否则如歧路亡羊，虚耗一生。孔子所重者不是声名，而是实践工夫，因为果能如此，则后生可畏矣。关心少年
古代十五岁以下的男孩，称为“童子”。按照孔子的规矩，十五岁以上，可以“行束修”之礼的，才可以入门受教。但是，若有童子求见或求教，孔子并不拒绝。我们可以由此观察他对少年的态度。
有一次，孔子来到互乡。“互乡难与言。童子见，门人惑。子曰：‘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甚洁也；不保其往也。’”（《述而》）
互乡风气甚差，不讲道理。一个少年请见，孔子居然接见。学生觉得困惑。孔子说：“我鼓励他上进，不赞成他退步。何必太过计较?别人洁己求进、虚心请益，我们就该肯定他的努力，而不必记住他过去的缺失。”
“门人惑”的理由大概有二：一是互乡民风不良，最好划清界线；二是童子年纪尚轻，未必懂得道理。孔子本着“有教无类”的立场，与人为善，同时对于知道上进的孩子，勉励有加。毕竟孩子心地较为纯真，正所谓“孺子可教也”，我们怎能轻易放弃希望?
教育的目的在于性格的培养。——斯宾塞另一次，《论语》如此记载：阙党童子将命。或问之曰：“益者与?”子曰：“吾见其居于位也，见其与先生并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宪问》）
阙党是孔子所居之地。一个少年来向孔子传达信息。有人问：“这个孩子是肯求上进的吗?”孔子说：“我看他坐在大人的位置上，又与长辈并肩而行。这不是肯求上进的表现，而是想走捷径、早些成为大人的心态。”
少年最急切的愿望，是早些成为大人，但是往往只在外表上装模作样，却忽略成人是需要借由教育，遵守礼仪规范，循序渐进，承担社会责任，然后可以立身处世。这个少年的表现令孔子十分失望。但是，孔子不会主动去教导他。在一个人尚未准备虚心学习的时候，至圣先师也将束手无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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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节：傅佩荣《论语》心得(13)
以上两个例子成为鲜明的对比。就社会背景而言，互乡的蛮横落后，远远比不上阙党的开明教化。但是两个童子的表现却正好相反：互乡童子洁己以进，阙党童子则欲速成。他们选择的目标都是上进，方法却有正误之别。正确的是谦虚学习、按部就班，在行为规范与人格陶冶上，逐渐由成长而趋于成熟。错误的则是自以为明白事理，想以外表行动证明自己可以与大人平起平坐，至于内心的修养与知识的探讨，则受到漠视。
看到两个童子的例证，可知教育工作之意义。出身背景如何并不重要，有心向学才是关键所在。以此而论，每个少年都是充满希望的。师徒如父子
父母赐给子女生命，但是谈到启蒙开悟，指出精神生命的方向，则需要老师帮忙。于是，老师成为一个人精神上或心智上的父母。古代男子受教育机会较多，我们不妨以父子与师生相互比拟。
苏格拉底在雅典，虽有老师之实，却不愿自居老师之名。他自称为“牛蝇”，只想唤醒沉睡中的良驹；对于弟子，则以“接生婆”自喻，助人破除伪知，面对无知，进而自行孕生智慧的胎儿。意思是：除非自己觉悟，否则只能学一点记诵之知。
凡是老师，都希望“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柏拉图正是这样的英才。苏格拉底辞世时，柏拉图说：“老师死了，我们都成了无父的孤儿。”无独有偶，颜渊也是这样的英才，可惜他竟比孔子先死。此事可记者三：
一、颜渊敬爱孔子，一如子之视父。这是孔子深切的感受。孔子在颜渊死后，为了是否厚葬的问题，与其他弟子有些意见出入。这时他提到：“回也视子犹父也。”（《先进》）
二、颜渊实在不愿先孔子而死。孔子周游列国时，由于时局不安，曾在匡被人围困，当时颜渊走失了，隔几天才赶上。孔子看到他，心中宽慰，就说：“我以为你遇害了。”颜渊回答说：“老师还活着，我怎么敢先死呢?”（《先进》）师生情谊跃然纸上，生死之交不过如此。然而，“死生有命，富贵在天”（《颜渊》），颜渊还是在孔子七十岁左右去世。孔子心中之悲痛实在难以想象。他说：“噫!天丧予!天丧予!”（《先进》）好像自己一生的努力都落空了。身为老师，理当承先启后，现在眼见最杰出的弟子先我而去，不只为个人哀，也为社会悲。
三、孔子哭得非常伤心，近乎过度。其他弟子提醒老师：“子恸矣!”孔子并不掩饰内心的真实感受，他说：“我会哭得太悲哀吗?我不为这样的人哭得悲哀，还要为谁哭得悲哀呢?”既宣真情，又明道理。《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我们能说孔子不是“发而皆中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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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节：傅佩荣《论语》心得(14)
方东美先生说：“老师的最大悲哀，是没有教出一个胜过自己的弟子。”三千弟子，“好学”者唯一，就是颜渊。四科十哲①之中，“德行”为首，领先群哲的又是颜渊。这样的学生在立德、立功、立言方面，对于社会与国家的贡献，是可以预期的。方东美先生说：“老师的最大悲哀，是没有教出一个胜过自己的弟子。”孔子有颜渊这样的弟子，原可快慰平生，现在却又先他而去，如此悲哀岂可名状。前贤往哲之芳表，在今日只能徒供感叹乎？①：四科十哲：孔子的学生大概可以分为四科，这四科里面有十位哲学家，“哲”是指古代有学问的读书人。具体分类为：德行科：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科：宰我、子贡；政事科：冉有、子路；文学科：子游、子夏。名正言顺
“必也正名乎!”（《子路》）这是孔子为政之道的第一项考虑。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为何会与“正名”有关?这是理解儒家思想的关键之一。
原因是：“名”有两种，一是名实，二是名分。就“名实”而言，可以“循名责实”，任何东西皆有名称，如日月星辰，是约定俗成，客观明确的。如果单单谈到名实，只是分析哲学家的偏好，他们对于任何名词都要先问：“你所谓的XX是什么意思?”最后还原到感官经验所能掌握的物质世界。
然而，我们所用的语言中，却有更多超越感官经验的名词，像真、善、美、圣、正义、仁爱、明智、勇敢等，这些名词又有什么意义?它们表达的未必是真实界，却可能是理想界。所谓理想界，是指人以特有的自由及其选择所构成的世界，其中涉及的是“应不应该”的问题。何以知道人应该如何?这是使哲学家头痛的焦点。
孔子的做法是：特别注意“名分”。暂且抛开抽象的讨论，回归到一个名称所对应的本分。譬如：“君”是名称，他的本分则是“君之道”。“父”是名称，本分则是“父之道”。任何现存的名称，都有“应该”的行为规范，这在人类社会是普遍的现象。譬如，古人谈起“君”，往往以尧、舜、禹、汤的具体表现作为典型的判准，然后期许及要求后代的“君”，也要“像个君”。
如果政治能够做到“君像君，臣像臣，父像父，子像子”，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颜渊》），那么人类社会自然稳定和谐，大家各安其位，各尽其责，达到无为而治的境界。
凡事都要有“法源”，依法办事，才可维护公共秩序。因此，“正名”可以兼指名实与名分，让自然界与人世间都有清楚的称谓及规范。对于政冶家而言，则“名分”较为重要，因为人有自由选择的能力，同时也有为非作歹的可能，如何善加约束，则需由“名分”来界定。《左传?成公二年》曾录孔子的话：“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如果名分随意加给不适当的人，他就会误用、滥用，造成天下大乱。孔子在强调“正名”之后，接着教训子路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子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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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节：傅佩荣《论语》心得(15)
在今日看来，就是凡事都要有“法源”，依法办事，才可维护公共秩序。我们看到立法机关字斟句酌、二读三读，就会想到孔子的“正名”思想确有道理。少说为妙
孔子是谨言慎行的人，不喜欢哗众取宠或标新立异。《论语》记载：“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子罕》）意指孔子很少谈到“利、命、仁”。有人认为这句话中的两个“与”字，并非连接词，而是动词，结果念成“孔子很少谈利，却赞许命及仁”。事实上，这句记载是弟子多年观察的心得，他们发现老师很少主动谈到“利、命、仁”，至于老师是否赞许命及仁，则不易作出判断。
我们暂且接受“利、命、仁”同位的解释，说明孔子为何罕言之。第一，就“利”而言，孔子并不盲目反对利，而是强调“见利思义”（《宪问》），只要合义，则又何乐不为?但是，如果经常谈利，难免局限心思于谋利的手段与方法，并且欣赏得利之人，久而久之，忽略了义与利之间本末轻重的关系。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面对人生处境，着眼点是义还是利?孔子立场十分明确。
其次，就“命”来说，所指的是人生际遇的穷达顺逆以及生老病死等无法主控的限制。孔子认为，人应该凭着自己的能耐，努力完成天赋的潜能，不仅要发挥知、情、意的丰富内涵，还须坚持既定目标，“知其不可而为之”。如果多谈“命”，难免使人妄图侥幸或灰心丧志，以为既然一切注定，又何必做无谓的挣扎?儒家的理性精神与刚健态度，如何能与大谈命理的玄诞之风并存呢?当然，孔子所谓的“命”，兼指命运与使命；命运是盲目及被动的，使命是清明及主动的。孔子“五十而知天命”（《为政》），必然十分珍惜，同时也不是轻易说得清楚的，不如少说为妙。
第三，就“仁”来说，《论语》中，“仁”字出现多达一百零四次，怎能算是“罕言”?在此可作两点说明：其一，《论语》只能代表孔子言论的精彩样本，是弟子与再传弟子高度选择之后的结果。正由于“仁”说得少，所以大家争相辑录，有言必载；其二，若以“仁”代表道德理想，则孔子很少谈到，因为道德以“实践”为主，多谈无益，反而让人觉得“满口仁义道德”，有些恶心。如果真去行仁，也要小心，因为“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阳货》）。善意可能成为别人嘲弄的对象。
人有两耳双目，只有一舌，因此应多听多看少说。——苏格拉底总之，“罕言”表示谨慎去说，并非像“子不语”一样，完全不谈。何以要谨慎?因为，多谈“利”，将使人忽视义；多谈“命”，将减低理性成分及奋斗意志；多谈“仁”，于事无补，因为“仁”必须终身力行。孔子因材施教，对弟子几乎有问必答。由《论语》所载弟子问仁次数之多，亦可反证孔子“主动”长篇大论地宣讲仁的机会，应该是很少的。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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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节：傅佩荣《论语》心得(16)
听到子贡用“驷不及舌”（《颜渊》）一语来批评别人，不禁发出会心的微笑。“驷不及舌”就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意思。说话的背景是：卫国大夫棘子成认为，君子只要注重本质，何必在乎文采（包括仪节、形式等修养），子贡就直指其非。
子贡当然言之成理，因为孔子说过：“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不过，子贡以“言论”见长，说话为其优点，缺点亦随之而来。孔子就曾劝诫他，希望他不要批评别人，应该努力要求自己知行合一。《论语》中，子贡说话夸张之处并不少见。譬如，孔子要他与颜渊比较一下。他说：颜渊闻一知十，他则闻一知二。他的确比不上颜渊，但是十与二对照，则有逞口舌之嫌。又如，孔子过世之后，他听到有人批评孔子，就说：“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子张》）这里把孔子比喻为像天一般高，没有阶梯可以上去。我想，孔子也不会愿意接受类似的称赞。
恶，莫大于纵己之欲；祸，莫大于言人之非。一般人凭着血气之勇，说话急躁，妄下判断，由此产生许多是非。司马牛属于此型人物。他请教孔子“仁”，孔子说：“仁者，其言也讱。”这种答案太过浅显，以致司马牛说：“其言也讱，斯谓之仁矣乎?”（《颜渊》）“说话迟钝含蓄”居然是仁者的表现。为了明白孔子之意，需加两点小注：第一，所谓“仁”，是指人生正途。第二，孔子是因材施教。换言之，对于司马牛这种“多言而躁”的学生，孔子认为他的人生正途就是“说话迟钝含蓄”。另有一例是：司马牛问君子，孔子说：“君子不忧不惧。”他不先去反省，立即随口再问：“不忧不惧，斯谓之君子已乎?”（《颜渊》）表面看来是好学不倦，事实上是“多言而躁”，不肯忍住说话的行动，稍作内省与实践的工夫。
子路也有类似的毛病。他派子羔去做县长，孔子不以为然。子路说：“何必读书，然后为学?”有官做，可以办事就好了，为什么一定要读书才叫做学问呢?孔子大为不悦，说：“是故恶夫佞者。”（《先进》）我就是这样才讨厌强嘴利舌的人。
孔子重视“刚毅木讷”，言语木讷而行为刚毅，确是高明的修养表现。以颜渊为例，他听到老师的话，往往“不违如愚”，好像很笨的样子，不会提出批评。但是，行动上却从不停歇，日新又新，终于能在“好学”与“德行”双方面皆达到孔子的要求。我们今天处在自我推销的时代，偶尔不妨想想“驷不及舌”的道理。过犹不及
说话吞吞吐吐、做事小心谨慎的人，在今天这个时代已经少见了。大家强调推销自己、自我成长，宁可稍有过分之处，也不愿退缩保守。看起来积极进取，形势一片大好，其实往往只是幻觉，因为他缺乏内敛的基础，一遇困境，就可能灰心丧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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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节：傅佩荣《论语》心得(17)
孔子感慨说：“我不曾见过刚强的人。”有人答道：申枨是这样的人。孔子说：“枨也欲，焉得刚?”（《公冶长》）这是“无欲则刚”一语的由来。因此，就性格而言，过于积极进取的人，应该考虑自己有无欲望?这是两难的问题。试想：若无欲望，何必如此积极?若有欲望，又刚强不起来，有所求必有所待，既受制于外在的欲望对象，又受困于内在的欲望行动。
那么，退缩保守又如何?这要看情形而定。如果是天生的内向害羞，甘心做个平凡的人，也未尝不可。如果是读书明理、进退有节，没有把握之前不愿轻举妄动，那才是孔子所欣赏的。譬如，鲁国计划大兴土木翻修金库，闵子骞说：“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先进》）他认为不必多此一举，保持原状即可。孔子称赞他：“这个人平常不大说话，一说话
“中庸”的“中”就是不偏不倚，把握天下正道；“庸”就是永远不变更，坚持信守的定律。必定中肯。”多言无益，这是老生常谈，但也不能光是保持沉默。如何“言必有中”，就需要内省的修养工夫。
孔子“因材施教”的前提是：他深知弟子的个性才干。有一次，子贡请教他：“子张与子夏，谁比较优秀?”孔子说：“子张有些过分，子夏有些不及。”那么子张比较杰出吗?孔子说：“过犹不及。”（《先进》）其实，孔子心中倾向于认为：过不如不及。
试举一例来说：子路与冉有分别请教孔子，是否可以“闻斯行诸”——听到该做的事，是否可以立刻去做?孔子回答子路“不行”，却回答冉有“可以”。原因何在?在于：“求（冉有）也退，故进之；由（子路）也兼人，故退之。”（《先进》）换言之，子路是“过”，冉有是“不及”。
但是，排名在“政事”科的两位弟子，冉有先于子路。宁可稍有不及，也不要太过。不及者，可以多方鼓励，指引一条人生正途。太过者，却不易悬崖勒马。以子路来说，孔子看他平日表现，就担心他“不得其死然”，恐怕不得善终。子路后来确实参与政治斗争，死于非命。孔子伤心之至。
以今日社会风气来看，似乎值得提倡“过犹不及”的观念，甚至可以考虑“过不如不及”了。有所必为与有所不为
孔子品评人物的方法之一，是按照行为表现，分为三等：中行、狂、狷（《子路》）。能够列等的，都不是泛泛之辈，必须以性格配合修养，展现特别的风范。
先说“中行”，一般解为“中庸”，以“喜怒哀乐”为例，可以“发而皆中节”。为了“中节”，必须具有高度的智慧与自制力；稍一不慎，可能流于矫情，好像连喜怒哀乐都要时时反省是否恰到好处。孔子在颜渊过世时，“哭之恸”，十分伤心，别的弟子提醒老师节哀。但是我们记得孔子自认“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而彼时已过七十，应该没有过度伤心之虞。自以为“中节”，别人却未必认同，连孔子也觉得为难，由此更可见“中行”之不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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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节：傅佩荣《论语》心得(18)
孔子以此为目标，发现古人各有所长，他自己却是“无可无不可”。表面看来，好像具有弹性智慧，既不坚持什么，也不反对什么。深入思考，才明白生命的开展原本是活泼的，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我们所能掌握的只是问心无愧而已。这种“时”的观念，正是儒家人生哲学的核心所在。
任何东西都有一个价格。——西谚因此，所谓“中行”，可以解为“当狂则狂，当狷则狷”。“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子路》）。孔子有时栖栖惶惶，求一明君而不可得，无异丧家之犬。有时却又安贫乐道，曲肱而枕，对于权威当道不假辞色，好像稍让一步，就宁可一死了之。这不是狂狷合一吗?
其次，就“狂者”来说，所谓“进取”并不是指英文里的“Aggressive”，凡事力求表现，不落人后。而是指其志向高远，眼光看准“古之人”。孟子的描写十分生动：“其志嘐嘐（ｘｉǎｏ
ｘｉǎｏ，形容志大而言夸）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换言之，狂者标举极高的理想，但是实际作为却未必合乎期许。我们若有这种朋友，相聚之时，意气风发，人生何止不再乏味，简直就像要改造世界似的，充满无限的动力呢!
再就“狷者”来说，他们不屑于委屈自己，去做那些不合水准的事，譬如“为五斗米折腰”，或者跟着风潮投机取巧，稍获小利，即沾沾自喜。须知人的格调是由“不屑做什么事”开始的。如果条件适合就可以做任何事，则不符合狷者的要求了。西谚有云：“任何东西都有一个价格。”如果人也不例外，则无法凸显人性尊严。
以此观之，我们先由狷者做起，有所不为；再升至狂者，有所必为；然后以“中行”为目标，当行则行，当止则止。迁怒与贰过
儒家重视教育，鼓励大家好学。好学的效果十分明显，可以明白做人做事的道理，增进专业知识与技能，在社会上取得安身的凭借。
但是，另一方面，“好学”似乎又很特别，譬如孔子就认为自己要比别人好学。《论语》两度提到有人请教孔子，弟子中有谁算是好学?答案都是一个，颜渊。只有颜渊一人算是好学，这标准未免定得太高，让人无所适从。
原因很清楚：好学须在具体的行动上表现出来，因为所学的是“人生正途”，光说不练是毫无用处的。孔子在晚年时，赞美颜渊好学，说他“不迁怒、不贰过”（《雍也》）。当时颜渊已经过世，听不到这样的评语。其他弟子大概也佩服颜渊，无话可说。
问题是：“好学”与“不迁怒、不贰过”有何关系?这是显示在颜渊身上的特定成绩，还是大家都应该共同接受的判断标准?我想，后者的可能性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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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节：傅佩荣《论语》心得(19)
因为，迁怒与贰过，正是人性的通病。人有自由，难免犯错，犯错之后必须找个借口，否则心中不安。找不到借口，就转移目标，把怒气发泄在别的对象身上。迁怒的用意，是让别人—起承担自己的过错，好像在说：我不痛快，大家也别想痛快。这种情形并不少见。听以《大学》强调“洁矩之道”，如“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我讨厌老板怎么对待我，我也就不要这样去对待属下。这是恕道的引申。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进而分辨人我关系。最难得的是，受到上司苛责，却还能宽待部属的人。所有怨怒到他为止。我们说“谣言止于智者”，由此可以加上一句，“怒气止于仁者”。
流言止于智者，怒气止于仁者。不迁怒的人，自然养成反省的习惯，经常考察自己的毛病与过错，做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然而，孔子却叹息说：“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公冶长》）他居然没有见过一个人犯错之后自我责怪的。由此可见人性弱点实在根深柢固。
颜渊的不迁怒，尚且可学而至。他的不贰过，就非吾人可以想象。谁能不犯同样的过失?人的过失与性格密切相关，因此，若要做到不贰过，就须向自己的性格挑战，成效则是“士别三日，刮目相看”。一个人老是在前进，隔几天就如脱胎换骨一般，真是不容易啊。孔子也不禁说他：“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子罕》）这个“惜”字似乎暗示了后来的“不幸短命死矣”（《雍也》）。我们宁可相信颜渊死于营养不良，而不是死于好学过度。然而，若为了修德而死，亦是求仁得仁，颜渊应当心安理得。第二辑 《论语》对生活的启示孔子哭了
—般人心目中的孔子，大概接近子夏所说的：“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子张》）今天我们诵念孔子的话，确实有些严肃，都是掷地有声的大道理，或是刻在石板上的座右铭。事实上是否如此?
子贡的印象比较缓和，他认为孔子的性格是“温、良、恭、俭、让”（《学而》）。孔子是谦谦君子，文质彬彬。孔子在自述时，很少谈到个性，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肯定他是一个情感丰富的人。
他善于观察大自然，经常发生感慨，如：“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子罕》）“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罕》）他看到颜渊力求上进，会说：“惜乎!”（《子罕》）为他担心身体。看到伯牛病重，则说“命矣乎!”（《雍也》）认为命不好，无可奈何。看到子游用心教民，还会开他玩笑，说“割鸡焉用牛刀!”（《阳货》）听到曾点言志，他甚至悠然神往，叹息一声：“吾与点也!”（《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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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节：傅佩荣《论语》心得(20)
不仅如此，《论语》还记下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子于是日哭，则不歌。”（《述而》）孔子在这一天哭过，他便不再唱歌。我们可以顺着推想：
第一，孔子大概经常哭，并且不在意让学生看到。如果他一年哭一两次，学生无法得出“是日哭，则不歌”的结论。那么，这种结论要求的频率多高呢?我想，一个月总有一两次。
第二，孔子如果这一天哭过，就不再唱歌。反过来看，如果孔子这一天不哭，他是否一定唱歌呢?在逻辑上不能如此武断，只能说：若是此日不哭，“通常”他会唱歌。由此可知，他的生活充满快乐的旋律、审美的情调。的确，他的学生向他习诗、习乐，都要边唱边学。他周游列国，曾经困于陈、蔡之间，虽然七日以干粮果腹，子路不停抱怨，他照样“弦歌不辍”。
他唱歌时，还有一个习惯：“于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述而》）当他与别人一起唱歌，唱得开心时，会坚持别人再唱一遍，然后他再以和声相应。这与我们在卡拉OK歌厅所见的朋友欢聚景观，相去不远。
适当的悲哀可以表明感情的真切。——莎士比亚现在要问的是：孔子的哭，又是为了什么?个人理想无法实现，天下百姓流离失所，都可能让人悲从中来。像孔子那么典型的人道主义者，太多事情可以让他感动了。《论语》记得最直接的一段，是颜渊之死。孔子已经七十一岁了，眼见最好的弟子先他而死，实在情何以堪。他哭得十分伤心，以致别的弟子提醒他不要过度悲恸。他说：“如果不为颜渊哭得过度，我为谁哭得过度呢?”（《先进》）既发乎真情，又合乎常理，孔子真是令人敬爱!不为酒困
许多先进国家已经为了民众酗酒问题而深感困扰。以慢性病来说，高血压、糖尿病与酗酒引发的身心疾病，成为最主要的三项求诊原因。我们不必探讨一个人酗酒的理由，却可以思考正确的饮酒态度，所参考的典范仍然是孔子。
首先，饮酒是高尚的社交活动。一乡之人在特定节日或庆典，相聚饮酒，共叙乡情，有助于闾里的认同与共识。《论语》记载：“乡人饮酒，杖者出，斯出矣。”（《乡党》）孔子与乡人饮酒，结束之后，总是要等老年人离席，他才离席。今天大家聚餐时，往往不大注意年龄大小，只注意身份高低。于是，聚餐无异于上班，有时还要恭请长官训话，实在减少许多乐趣。
其次，饮酒若是享受，则应该想到父母与长辈。《论语》提及，“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ｚｈｕàｎ），曾是以为孝乎?”（《为政》）意思是：这样还不够，但是至少应该如此。可见古人以酒食奉养父母，是孝心的表示，同时还须努力“和颜悦色”。我们经常在外应酬，是否想到父母也需要我们陪伴共同进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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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节：傅佩荣《论语》心得(21)
第三，谈到饮酒的节制问题，孔子的表现令人佩服。孔子“唯酒无量，不及乱”。他的酒量如何，不得而知，但是从来不会喝醉失态。有人宣称：“但知人间有酒，不知酒能醉人。”虽然豪气干云，未免有些夸张，并且对身体健康也不好。孔子的酒量则以不喝醉为准。这是需要高度的自知之明与自制之力的。
好花看到半开时，饮酒适到微醺时，最为亲切有味。——古谚接着，谈到“不为酒困”。孔子曾经自述日常生活的原则如下：“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子罕》）一个人在社会上要尽忠职守，回到家则须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姊妹。遇到丧事的场合，则要力求尽礼，因为人生的礼以丧为大，必须特别谨慎。然后，以“不为酒困”代表日常生活在享受方面的自我约束。何以单单提及“酒”?或许因为酒是不分年龄与体质的人都可以享用，同时又很容易过量上瘾的饮料。万一陷入酗酒的习惯，就是为酒所困了。
能够做到上述四件事，就可以说：“何有于我哉?”意思是：我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也可以译为：这些对我有何困难呢?两义并陈，更能显示孔子的人生态度：先求尽好自己的本分，对工作、对上司、对父母、对手足的责任，以及对亲友的丧事，都做得恰如其分。即使对饮酒同乐，也有明确的守则，适可而止。唯有尽其在我，才能乐天知命，我想，“不为酒困”四字，对现代人颇有启发性。起居作息
单就言论来看，孔子的表现可圈可点，思虑周全、用词精当，金声玉振，无懈可击。然而，人生的道理必须以行动来配合，否则光说不练，怎能成为君子?
行动又分两类：一是在公众事务上，求其立德、立功、立言，嘉惠百姓，造福社会。二是在日常生活中，淡泊自甘，坚守志节，看似平凡，其实最难。孔子的起居作息颇有值得参考之处。以下引文皆取自《论语?乡党》。
首先，“食不语，寝不言”。吃饭时不交谈，睡觉时不说话。考虑可能有三：一、对健康较有益；二、避免有碍观瞻或不够礼貌；三、专心做好每一件事。即使三者兼顾，我们也觉得不妨稍有弹性。家人或朋友聚餐时，怎能不交谈呢?只要所谈不是太严肃的事，应有助于和乐的气氛。“寝不言”，睡觉时说话，中气不顺，心随念转，有碍安眠。但是，多年老友抵足而眠，从清醒说到昏沉，未始不能偶一为之，可以平添许多趣味。
生命宝贵，不必轻易冒险。其次，“寝不尸，居不客”。睡觉时不像死尸一样，仰天平躺；平日坐着，也不像见客或做客—样，跪着两膝在席上。这两件事似乎合乎养生之道。侧睡是既正确又舒服的姿势，尤其向右侧睡，对肠胃较好。平日居家，当然不必像见客或做客一样，连坐着都嫌拘谨，何况衣着正式呢?因此，除非相约，否则绝不贸然走访朋友。下班回家，应有个人家居的自在与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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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节：傅佩荣《论语》心得(22)
然后，“斋必变食，居必迁坐”。斋戒时，一定改变平常的饮食，如少量素食；居住也迁移房间，与妻室不同房。由此可见，斋戒在孔子生活中十分重要。问题是：我们现代人一年之中有几天斋戒?或者，我们还有“斋戒”的观念吗?又为了什么而斋戒呢?如果不是宗教徒，恐怕不易回答上述问题。那么，孔子信仰什么?这是值得思索的。
至于饮食，则孔子有许多情况“不食”，譬如“食而、鱼馁而肉败、色恶、臭恶、失饪、割不正、不得其酱”等等，看起来有些挑剔，其实是以饮食为养生及享受之途，原本应该多加注意。
最后，“迅雷风烈，必变”。遇到疾雷、狂风，一定改变态度，严肃以待。何以如此?朱熹说是“敬天之怒”，有些道理，不过接着却须说明何以天怒。此外，可以补充说：为了安全理由。天灾人祸出现时，我们必须提高警觉。生命宝贵，不必轻易冒险。由此可知，孔子的起居作息很有原则，而其背后应有一套人生信念。遵守礼节
由于经济繁荣、社会富裕，知识分子担心各种并发的后遗症，乃重新标举孔子的观念，呼吁大家“富而好礼”。所好之“礼”，当然不只限于口惠，像“请，谢谢，对不起”，还应该延伸到行为规范，甚至深入到人生信念。
礼仪的目的与作用在使得人性中本来的顽梗变柔顺，使人们的气质变温和，使他敬重别人，和别人合得来。——洛克人是一个整体，言语、行为与信念是连贯的。信念存于内心，言语与行为则表现于外，因此礼的作用首先即是规范言行。孔子著名的“四勿”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用一个“礼”字，把人的视、听、言、动圈限起来。看来有些消极、被动与无奈，其实仍有积极的一面，亦即“合礼”则可以视、听、言、动了。
换而言之，礼除了禁制约束，还有中和调节的作用。说得最清楚的是：“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泰伯》）
“恭、慎、勇、直”都是美德，谁会认为“恭谨、慎重、勇敢、直率”是不好的表现呢?但是，如果缺乏“礼”的中和调节，则难免顺势发展，优点转为缺点，流于“劳苦、畏缩、冲动、刻薄”。由此可知，“礼”为社会群体订下适当的行为模式，依照个人的角色、身份、地位、功能而有合理的规划。在一个特定的时代与环境中，礼必须普遍受到认同与遵行，否则社会难免动荡不安。
深入分析，礼的基础在于“人的真诚感受”。追溯根源，孔子会说：“人而不仁，如礼何?”（《八佾》）人如果缺乏真诚的感受，无法体认他与别人之间的特定联系，那么光靠礼的外在规范，是毫无用处的。不仅无用，而且有害，就是虚应故事，伪装言行，最后成了乡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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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节：傅佩荣《论语》心得(23)
孔子一生的志向在于：为衰颓的周礼注入新的动力，化解礼坏乐崩所导致天下无道的危机。新的动力由何而来?来自人性的自觉与真诚。人须自觉为一道德主体，同时真诚感受他与别人之间的特定关系，然后发为言行时，就需要“礼”的规范了。离开人的自觉与真诚，“礼”与“法”只是一线之隔。儒家与法家之别，亦在于此。
再往上追溯，则“礼”具有明显的宗教涵义。《说文解字》曰：“礼者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古代的人重视祭祀，原因并非畏惧鬼神，而是为了回归生命的根源，所祭的对象包括祖先、大自然，以及上帝、天。只有回归根源，人类才能真正安身立命。
因此，今日强调“富而好礼”，须就人的言语、行为、信念去考虑。特别值得重视的则是人的真诚心意与终极信念。有关礼的问题，确实称得上“大哉问”！莫要财大气粗
趋利避害是出自本性的行为，本身并不涉及价值判断。中国古人向往的“五福”是：寿、富、康宁、攸好德、考终命。（《尚书?洪范》）谁不希望五福临门呢?但是，要让人人达成这种希望，恐怕不大容易。五福之中，最难实现的或许是“富”吧!其他的要靠自己保重身体、修养品德、安享天年，尚可努力一试。
“富”则牵涉了各项条件，如社会变迁、竞争手段、机会命运以及个人才华。孔子从不否认富的吸引力，他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里仁》）又说：“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述而》）这种务实的态度并不违背崇高的理想，孔子的真正立场是：“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述而》）
有富人，就有贫苦之辈，这是任何社会所不能免的情形。富有如美国，照样许多穷人夜宿纽约地铁。儒家的兴趣不在过问一个人是贫是富，却想告诉一个人如何在贫富的环境下自处。
消极方面，“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学而》）俗话说：人穷志短。胸无大志，只求苟活，见了别人，难免是一副谄媚的表情。若不谄媚，就可能心怀怨恨。若是无谄无怨，又可能心如止水，好像“哀莫大于心死”的样子。看来贫穷真是使人左右为难了。富人的处境正好相反，钱可通神，如鱼得水，财大气粗也无人奈何。台湾今天弥漫骄奢的社会风气，只须腰缠万贯，就摆出“谁怕谁”的姿态。若是有怕的对象，就是黑道黑枪。如果富人继续骄奢，出了事就不能责怪别人幸灾乐祸。
以上是消极的做法。积极方面呢?孔子认为，应该“贫而乐，富而好礼”（《学而》）。贫而乐，不仅是可爱的画面，也是令人尊敬的表现。物质越贫乏，精神却逆向前进，日益丰富，正是安贫乐道的典型。乐什么道?由内心所选择的人生正途，如行善避恶、艺术陶冶、开拓心胸。人在世间，不可能个个致富，但可能一起贫穷，所以“贫而乐”包含了重要的人生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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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节：傅佩荣《论语》心得(24)
假使一个人以其财富自豪的话，我们应该先弄清楚他如何运用财富，然后才决定是否赞美他。——苏格拉底对现代人来说，经济繁荣带来大量财富，富人的数目明显增加。这时除了不骄奢之外，还须进而“好礼”。礼的范围极大，涵盖人生的主要方面。礼貌、礼节、礼仪，都要求人我互相尊重，以及适度的自我约束。不能以财富作为人格的延伸，定出人格的贵贱。人格是大家平等的，财富是暂时借用的资具，实在不宜本末倒置。苏格拉底说：“假使一个人以其财富自豪的话，我们应该先弄清楚他如何运用财富，然后才决定是否赞美他!”孔子的“富而好礼”期许更甚于此。别客气，我的朋友
子路的志向偏重外王事功，愿意把自己的“车马衣裘”与朋友共用，用坏了也毫无遗憾（《公冶长〉，原文是：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在物质生活日渐丰裕的今天，大家会觉得子路没有什么了不起，顶多是够义气的哥们而已。
然而，以个人有限的交游来说，却不曾遇见一个完整的子路典型，顶多只遇见“半个子路”。我曾借朋友的车来开，由于不谙旧车的性能与操作方式，一天下来就抛锚了。结果呢?朋友归朋友，用坏了车，还是有些“遗憾”的。这是“敝之而有憾”。当然，换了是我的车被朋友开坏了，也许我也只能做到半个子路吧!
读到《论语》的另一段记载，才发现子路果然说话算话。孔子曾说：“衣敝缊（ｙùｎ）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子罕》）
首先要问的是：子路为何穿着破旧的棉袍?因为他果真把衣服借给朋友穿，穿坏了不仅没有遗憾，自己照样穿在身上，毫不在乎。这一幕令人省思。孔子说：“穿着破旧的棉袍，与穿着名贵皮草的人站在一起，而不会觉得自己难堪的，恐怕就是子路吧!”
交友须带三分侠气，做人要存一点素心。——陆绍珩所谓“皮草”，是指貂皮大衣之类的昂贵服饰。人靠衣装，气派架势自然不同。我在年轻时，也曾穿过“弯腰牌”的外套，就是在路边摊上弯腰买到的廉价品。当时朋友中已经有人穿着“兰克斯”名牌西装了。每次聚会时，我都自觉寒伧，有些不好意思。相形之下，我又是半个子路而已。
由此可见，子路的境界有二：一是财物与朋友共享；二是深具自信，不因穷困而自卑。第一境界对今人来说，较为容易。但是，往往我们看到：越富裕的人越小器，越穷困的人越大方。或许，小器正所以致富，而大方正所以常贫吧。子路的榜样还有一点值得争议的，就是：“朋友”的判准何在?若是真正的朋友，我当然财物共享，毫无怨言；若是泛泛之交呢?其次，子路的自信由何而来?由他的儒家立场。儒家讲求的是人格价值，而非俗世功名。人格为本，功名则须时机条件配合。子路的“外王”志趣太强，以致常常受到孔子的训诲，如“由也晦”（《先进》），“好勇过我，无所取材”（《公冶长》），“暴虎冯（ｐíｎｇ）河，死而无悔”（《述而》），“不得其死然”（《先进》）。孔子希望他多注意内在修养的工夫，正是因材施教。如果我们觉得孔子与颜渊的境界太高，不易学成，那么不妨先以子路为师，从半个子路变成一个子路。朋友的志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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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节：傅佩荣《论语》心得(25)
亨利?亚当斯说：“人的一生，能结交一位好友，已属难得；能结交两位，可谓幸运之至；至于结交三位，则根本不可能。”如果把朋友界定在“知己”的层次，这段话确实反映了人生经验。我国古人不也说过“人生得一知己，可以死而无憾”吗?
知己难寻，除了缘浅之外，恐怕自己也要负些责任。希望别人知道自己，但是自己是否值得别人知道?再向上推一步：自己是否知道自己?如果缺乏自我认识的工夫，对自己的志趣也搞不清楚，又如何期待别人成为自己的知己呢?
人的一生，能结交一位好友，已属难得；能结交两位，可谓幸运之至；至于结交三位，则根本不可能。——亨利?亚当斯以上的反省归结到《论语》里的一句话：“无友不如己者。”（《子罕》）通常的翻译是：“不要结交不如自己的朋友”或“不要主动向不及自己的人交朋友”。
乍听之下，这是很好的建议，“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我们应该多交益友，提升自己的水准。
但是问题在于：如果我专找比我优秀的人做朋友，那么这个人是否也要根据相同的原则，拒绝与我交友了?他也可以“无友不如己者”，如此一来，天下人在交友之前，都要互相比较，比较难免有高下之分，结果则是：没有人或很少人可以找到朋友了。
这当然不是孔子的意思。“不如”可以解为“不及、比不上”，也可以解为“不像、不类似”。根据后者，则“无友不如己者”是说：“不要结交不像自己的朋友。”“不像自己”是指在志趣上与自己分道扬镳者。譬如：就志向来说，有人要服务社会，也有人要拼命赚钱；有人要追求学问，也有人要游戏人间。
再就兴趣来说，室内的下棋、打牌、品茗、阅读、看电视，室外的登山、旅游、打球、慢跑、交际应酬等，亦是人人有别，或是大同小异，或是小同大异。
如果贸然选择志趣不相投的人做朋友，不仅事倍功半，也可能貌合神离，甚至反目成仇。天下许多仇人都是朋友演变成的，可不慎乎?
若欲追究此一解释的根据，则可参考孔子所云“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卫灵公》）一语中的“如”，正是“像、类似”之意。
此外，孔子也说过：“道不同，不相为谋。”（《卫灵公》）由志趣衍生到人生目标的抉择，都不必勉强与那些“不像自己”的人多作沟通。然而，问题关键仍旧回到：究竟自己的志趣何在?性向测验过于笼统，星座命宫过于迷信，结果则是大家靠缘分或运气来结交朋友。孔子在《论语》以许多实例告诉我们认识自己与认识他人的方法，等着我们细加品味。交友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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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节：傅佩荣《论语》心得(26)
如果以“亲情、友情、爱情”代表人生三情，那么其中自然以友情的范围最广，对象也最有弹性，举凡有所“同”的人，如同学、同乡、同事、同业、同道、同教，都可能成为朋友。可能性越多，选择的困难也越大。
一般人往往以“有缘”来解释自己所交的朋友，但是其中又隐含了被动与无奈的心情，尤其在“求一知己而不可得”的时候更是如此。我们不妨暂且接受一个事实，就是每一个人都在有意无意及主动被动中，结交了不少朋友，那么要如何与他们相处呢?
世间最美好的东西，莫过于有几个头脑和心地都很正直的朋友。——爱因斯坦孔子的建议是：先分辨益友与损友，再决定亲近或疏远。分辨的原则很清楚。“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季氏》）这是益友，简单说来，应该具备“正直、信实、多闻”三项条件。引申而言，“直”是指朋友对我直言不讳，像镜子一般，使我经常得到警惕，不敢胡作非为。这是“畏友”。如果一生没有畏友，使我看到他的时候既敬且畏，然后努力改过迁善，那么自己可能骄矜自满、故步自封，无法善度人生。所谓“以友辅仁”，即是此意。“谅”可以引申为体谅，当天下人都误解我的时候，朋友依然信任我，了解我的苦心，明白我的抱负。即使我不慎犯错，他也以宽容待我，鼓励我继续努力。“多闻”并不指学问高低，而是指浓厚的求知兴趣，并且对许多事都有特定的看法，谈起话来互相启发。多闻则视野开阔，心境提升，常以新奇眼光看待一切，平添人生许多快乐。
接着，“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这是损友，交往久了，会使自己受到伤害。“便辟”是指刚愎自用、心胸狭隘，不会体谅别人。“善柔”是指习惯于奉承及柔顺的态度，缺乏正直的精神。“便佞”则是口才甚佳，言过其实，不愿认真求知，即使表面上看似多闻，其实只是道听途说，以耳代目，并无真正见识。
对照而言，便辟的人不易做到“谅”，善柔的人缺少“直”的勇气，便佞的人则是伪装的“多闻”。孔子主张的交友之道即在于此。
深一层反省，可以思索：第一，何以我在交友时，要求“直、谅、多闻”呢?因为个人在气质、志趣、意图、行动各方面都可能偏差犯错而不自知，这时需要有人以平等互动的立场与我切磋琢磨。第二，我是否也能成为别人的益友呢?当然可以，但是条件相同，也是“直、谅、多闻”。朋友相遇固然需要缘分，但是若想彼此成为益友，则不能依赖缘分，而须谨慎考虑孔子所提示的原则。以文会友
“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颜渊》）这句听起来冠冕堂皇的话，并不是孔子说的。我特别如此声明，实在是因为担心孔子要负太多责任。最常见的错误，就是把“食色性也”这句粗俗不堪的话，也归列孔子名下，真是冤枉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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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7节：傅佩荣《论语》心得(27)
当然，曾子所说的“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是十分正确的理想，即使误以为是孔子的话，也不至于太过离谱。然而，研究儒家的人所要分辨的，正是这些细节。
首先，“君子”是指谁?一是有官位者，如封建社会中的世袭贵族子弟；二是有志于修德讲学者，如孔子的众多弟子。曾子此言所指，若是有官位者，未免期许过高，希望他们以文会友，而不要计较利害得失。事实上，官场的友谊未必靠得住，更谈不上以友辅仁了。
因此，曾子应该是在期许“有志于修德讲学者”。大家既然立志求真求善，当然应该以“文”表达人生体验，广结益友。但是，“文”可以代表文章学问，也可以代表仪节修饰；若是仪节修饰，未免徒重外表；若是文章学问，就须痛下工夫。无论如何，我由此联想到的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这句话，其中反映的是知识分子以“文”自豪的得意神情。
以文自豪，无可厚非，因为人总需要自我肯定。但是，文章是否可以表达心志呢?“舞文弄墨”会不会自欺欺人呢?一旦真正“以文会友”，见了面之后，也许感慨“见面不如闻名”，宁可知其文而不知其人。
孔子认为曾子“鲁钝”，其实换个角度来看，正好显示曾子的忠厚诚朴。他所说的“文”，必定是心志之真实反映。果能如此，以文会友就是可以企及的理想了。何以说是理想?因为它必须假设别人也同样的忠厚诚朴。但是，以此为条件，多少人合格呢?
友谊的基础在于两个人的心肠和灵魂有着最大的相似。——贝多芬更难做到的是“以友辅仁”。试观孔子对朋友的看法，其中不仅有“益友、损友”之分，有“匿怨而友其人”的批评，同时还劝我们与朋友交往时，多言无效之后，就不必再说，以免自取其辱。这是合乎经验与常理的教训，亦即朋友与自己同样都是人，都有优缺点，不宜太过勉强，或者期许过高，导致不欢而散。
孔子说：“道不同，不相为谋。”（《卫灵公》）朋友是“相为谋者”，所谋的是“仁”。“仁”是指人生正途，也就是“道”。总之，不论能否以文会友，我们都要努力以友辅仁，朋友之间互相勉励成为“益友”，在人生正途上互相扶持，以实现大家向善的心志。结交什么样的朋友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我这几年在交友处世上，常以这句话为座右铭。先谈负面的小人，所谓“同而不和”，是指意见一致，无法容忍不同的声音。那么，必有一个意见领袖，大家异口同声全力拥护。意见领袖若是以名利权位为其后盾，则同声呼应的必定有所求、有所待、有所畏；意见领袖若是天纵英明、智虑超人，则大家不妨一心顺服，也不必在乎君子小人了。但是，后面这种情况极为罕见，尤其在理性昌明、教育普及的今日，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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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节：傅佩荣《论语》心得(28)
若以君子自许，如何才是“和而不同”，又何以必须“和而不同”呢?
“和”，以比喻来说，有如“五味调和、八音和谐”。又如金庸笔下，《射雕英雄传》里的江南七侠，他们的武功与性格各异，但是却在立志行侠仗义这一点上相“和”。交友之道可以由此引申。
儒家谈“交友”，兼顾两面：一是志同道合，二是互相责善。就志与道而言，是指尚未实现的理想或正在努力的方向，因此同归而不排斥殊途。既是殊途，又要相和，目的就是为了“责善”，要以“善”来互相期许、要求。
孔子说：“朋友切切偲偲。”（《子路》）十分生动地描绘为了求善求真而互相批评的神情。平日各自埋首于工作，以思考及读书增益心得，聚会时各占一方，轮番上阵畅谈己见，争辩越激烈，真理也越清晰。这是人生一大乐事。
我对朋友感到愤怒；
我说出这愤怒，它消失了。
我对敌人感到愤怒！
我没说出，它滋长了。——布莱克不过，朋友毕竟不像亲人，无法不受缘起缘灭的影响。由于人生际遇有别，朋友之间的劝诫未必都能生效，分道扬镳的憾事也难免出现。这时只有随缘了。孔子说：如果对朋友劝诫太过频系，交情就会疏远了。于是，我们面临一个难局：或是直言无隐而伤害友谊，或是为了维持友谊而保留批评。每次翻开相簿，回忆随着一张张朋友合照而复现时，就会陷入沉思：我们如何相遇相识，又如何渐行渐远，不知大家今日如何?是另外找到互相责善的人，还是忘了初衷，各自谋生去了?
回到孔子的立场，可以证实“一以贯之”的见解。他肯定“益友”的条件是：友直、友谅、友多闻。所谓“直”，表示大家各有所见，否则一呼百应，还需要什么直呢?所谓“谅”，表示大家要互相包容，由此“调和与和谐”。至于“多闻”，更是保持活泼生动的友谊所不可或缺的。因此，“和而不同”成为交友原则。做到这一点的，是君子；也只有君子，才可以做到这一点。四海之内皆兄弟
江湖人物讲究义气，行事未必合于常规，有时只问目的不择手段，恩怨情仇随之纠缠不清。纵然如此，从古代的侠客到今日的黑道，都喜欢标榜像“四海兄弟”之类的口号。这句口号来自《论语》，原文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暂且不管这种豪迈观念是否可行，值得留意的是它的各项前提要件。子夏向司马牛转述他所听到的说法：“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然后接着才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颜渊》）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每个人都希望别人以平等之心视我为主体，彼此互相尊重。换言之，第一项要件是明白人生的限制与命运。不论得意失意，往往无法强求，大家各尽其力，成败归诸天命，对生死亦只能随顺?否则难免自寻烦恼。明白此一道理，心胸自然开阔，不再计较人我之间的小利小害。何不把大家当成兄弟，别人成功，我们与有荣焉；我们成功，不妨一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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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节：傅佩荣《论语》心得(29)
光靠明白道理是不够的，还需要相称的行动配合。这就是“敬”与“恭”。敬是自我要求，以谨慎的态度与合宜的规范来约束自己。恭是待人的礼仪，由于尊重别人而表现虔诚的心意。做到这两点，则人际关系必然和谐。孔子曾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ｍò）之邦行矣!”（《卫灵公》）为何可以走遍天下?因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只要是人，都有自我意识，都希望别人以平等之心视我为主体，彼此互相尊重。
因此，“四海兄弟”一词并非对客观事实的描述，也非主观愿望可以肯定的境界。它是种人生理想，源自我们明白“人类承受共同的命运”，再加上努力奉行“敬”与“恭”的准则，然后心中豁然开朗，可以欣赏人与人之间不分国界及地域，甚至不分古代与现代深相联系的亲密关系。若是接受此一理想，大同世界岂非顺理成章的结果?
然而，大同世界从未实现过，人类由于种族、血统、信仰、生活习惯的歧异，也从未停止争战。世界的未来仍在一片昏矇之中，孔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似乎只成了个人求其心安的手段，具体的成效微乎其微。
不必奢言世界大同，不必涉及政治上的中国统一，只须想到饱受儒家教化的台湾地区，竟然也被省籍意识所造成的情结，困扰了四十余年，并且尚无完全化解的迹象，我们就不禁疑惑：四海之内，真是兄弟吗?的确，若不先在观念上与行动上找到正确的指引，单凭几句动听的格言，是无济于事的。不愿给别人添麻烦
孔子与颜渊、子路谈论志向的一段话，值得传诵千古，原因是三人搭配得既自然又完美。首先，子路的“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敞之而无憾”（《公冶长》），代表“外王”的志业。其次，颜渊的“愿无伐善，无施劳”，代表“内圣”的工夫。既然内圣与外王都兼顾了，孔子还能说什么呢？毕竟是至圣先师，他标举天下大同的理想：“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
以上所述大体清楚，唯有颜渊的志向可以引申。所谓“愿无伐善”，是说“但愿做到不夸耀自己的长处”。那么，“无施劳”呢?一般译为“不表白自己的功劳”。这两句话的意思十分相似，区分不够明显，值得再作考虑。如果真如所译，则似乎预设了一个前提，就是：颜渊有许多长处与功劳，因此他必须经常提醒自己不要夸耀或表白。以此为志向，进而暗示了颜渊自视甚高。这又不合我们在《论语》所见的谦谦君子。
“无伐善”的问题较少，因为颜渊确有许多长处，为孔门众弟子所不及，如子贡就承认自己“何敢望回?”孔子也多次公开表扬颜渊之德性、固穷、好学、力行、安贫乐道等等过人的美德。既然有首座大弟子的成就，理当努力“无伐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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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节：傅佩荣《论语》心得(30)
“无施劳”则不同。颜渊大约四十岁去世，内圣工夫出类拔萃，外王成就却谈不上。死时家贫，颜渊的父亲还希望孔子卖马车为他办丧事。丧事办得不小，全靠同门兄弟出钱出力。因此，不宜说颜渊有什么了不起的功劳，需要自己警惕不去多作表白。
较合理的说法是：“不把劳苦的事推给别人。”“劳”字在《论语》多作劳苦或忧愁讲。如“有事，弟子服其劳”，“恭而无礼则劳”，“爱之能勿劳乎”，“信而后劳其民”，“劳而不怨”等。单就劳苦而言，则其范围由家庭到社会、国家，永远有事要做。何况颜渊家贫，“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换了别人，正是“人不堪其忧”，但是，“回也不改其乐”（《雍也》）。
自家有好处，要掩藏几分，这是涵育以养深。——《格言联璧》颜渊一定习于劳动，不把辛苦的事推给别人，所以很少招来家人与朋友的抱怨，如此才可能修养良好品德，并且自得其乐。不然，光是大家为了分担劳苦的事，就难免互相责怪了。
结论是：颜渊希望自己做到“不夸耀长处，不推卸劳苦”，尽心全力做好该做的事，内求于己，外和于人。如此，才是接近圣人之门的典范。爱憎分明
《爱的故事》是多年以前颇受欢迎的电影，其中令人感触最深的，是一句名言：“爱是永远不必说抱歉的。”翻译成这样的语句，自然容易引起误解。高明的译者乃挥动彩笔，将它改写为：“情至深处无怨尤。”点石成金，莫过于此。但是，相对于“情”这个字，大家熟知的是：“情至多时情转薄。”
合而观之，什么是情，什么是爱?孔子对此有无高见?由《论语》看来，答案并不明显。勉强为之，则“子张问崇德辨惑”一章，可以提供线索。“什么是迷惑?”孔子的回答是：
爱是真正使人复苏的动力。——歌德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颜渊》）“爱”是极其强烈的情感，一旦表现出来，则无私忘我、牺牲奉献，毫不在意，甚至甘之如饴。能够为自己所爱的人做任何事，都是无上的快乐。
然而，这样的爱，往往有一个前提，就是对方的回应。如果对方不理不睬，或者辜负了我，那么，“爱”极易变质为“恨”：我若得不到，别人也休想得到。原来，以前所谓的爱，一点也不崇高、神圣，而是隐藏着自私自利的居心。这就是孔子所说的“恶之欲其死”，由爱生恨，最后希望对方干脆消失算了。
没有人不喜欢“爱与被爱”，但是很少人想过“爱恶之间”的微妙关系。为了不让爱转化为恶，必须分辨两种“爱”：一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二是不以自我为中心的。前者出自占有欲，后者则以对方的幸福为焦点。困难在于：这两种爱往往混淆难辨。人生困惑于此生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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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节：傅佩荣《论语》心得(31)
孔子的话，说得很含蓄。他用“既欲其生，又欲其死”这八个字，婉转道出了人类情感的盲点。如果情感不能升华，陷入自我中心的困局，结果必是念念执著，在任何一次“爱”的经验中，夹杂着苦涩的“恨”。爱起来，希望他长命百岁、心想事成；恨起来，又希望他身败名裂、一死了之。解脱之道何在?
孔子自谓“四十而不惑”，所“不惑”者，应该包含本文所述的“爱恶关系”。如果借由读书明理，中和自己的情怀，培养“不以自我为中心的”情操，或许可以在爱与恶的态度上，表现坦荡荡的君子风范。儒家少谈男女之间的爱情，或许因为早就发现这种爱情过于强烈而偏激，容易走上极端，陷入困惑。对于温和而正常的情感，则无疑是肯定的。爱人与爱动物
自从钓鱼与射鸽成为少数人休闲活动的项目之后，宗教界首先发难，呼吁化解残忍恶行，推爱于动物，甚至一切众生。也有人联想到儒家的教化，认为人本思想过度膨胀，难免忽视动物的生命与权利。究竟真实情况如何?
首先，儒家确实有人本思想，但是并非妄自尊大、人类本位的立场。其特色有三：一是开放的，由于承认人的限制，而向着超越界开放，因而也是谦虚的，鼓励人“下学而上达”（《宪问》），努力领悟“天命”。二是差等的，由亲及疏，由近及远，配合人的感受能力，向外推扩，而从不认为可以一劳永逸地兼爱天下。三是层次分明的，以人类为众生之首，行有余力再照顾动物、植物，甚至整个自然生态。譬如，人类社会和谐稳定之后，可以“参赞化育”，消灭自然灾难对一切生物的威胁。
问题在于：人类社会自古以来就不曾完全和谐稳定，因此“心有余而力不足”成为儒家的写照，美其名，则曰“知其不可而为之”（《宪问》）。我们不宜因为儒家未曾真正提出保护动物理论，就以为他们无此心意。试看，海湾战争是人为灾难，使环境危机加速三十年。不打此仗，就减缓三十年的生态困境。我们怎能忽略儒家所强调之“先求人类社会之安宁”的主张?
以孔子对待动物的态度来说，他是相当有分寸的。譬如，有一次下朝回家，听说马厩失火，他问：“伤人乎?”（《乡党》）不问马。他显然肯定人的重要远超过马。这件事看似简单却含意深远。以今日赛马为例，有些名驹的身价高达百万美金，相形之下，人呢?在此，“人”是指每一个人。儒家尊重的是每一个人，因为我们是“人类”，同时只有人可以表现自我意识及自由意志，进而建构真、善、美、圣各种价值。若不接受孔子的想法，可能最后会陷于孟子所说的“率兽食人”的悲惨世界：马厩里有肥马，路边却有人饿死。
孔子也曾钓鱼射鸟。客观的描述是：“钓而不纲，弋（ｙì）不射宿。”（《述而》）钓用一钩，纲用长绳数十钩。弋是箭系生丝，使鸟中箭之后不能飞远；“宿”是指停憩巢中之鸟，未必是指夜晚；白日停于巢中，必为伏卵育雏之事。由此可知，钓鱼与射鸟皆是古代男子娱乐项目，但是孔子为之，中节有度，绝不轻易伤害太多性命，或妨碍动物成长过程。
也许有人基于宗教理由，反对任何杀生行为。但是，宗教出自信仰，却未必是人人可以接受。与其陈义过高，难以实行，不如仔细了解及欣赏儒家的人本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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