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关键词] 伦理道德；宗法秩序；性格缺陷；悲剧宿命
拍摄于1990年的电影《菊豆》是一部由张艺谋执导、中日联合出品的影片，这是张艺谋继导演颇受争议的《红高粱》时隔两年之后推出的一部力作，同样在国内引起了巨大的争议，但是却颇受西方电影评委的欣赏，这部影片先后获得第43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金棕榈奖入围、第63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提名。
张艺谋执导的影片很多改编自文学作品，并且与原著基本保持一致。但是《菊豆》却对原著有较大改动。原著《伏羲伏羲》有着明晰的时代线索，即从“民国三十三年寒露和霜降之间的某个逢双的阴历白昼”[1]开始，一直叙述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涵盖了几十年的时代变迁。此外，原著中的人物命运也与影片存在较大不同。原著中杨金山属于自然病死，天青是自杀而非死于天白之手，菊豆最终过着平淡而冷清的生活。除了天白之外，天青与菊豆又生育了一个儿子天黄，天白、天黄也都各自拥有自己的新的生活。电影《菊豆》将历时性的故事情景集中放置于20世纪20年代江南农村这一共时性的时空范畴中加以展示，这种更为紧凑的情节设置以及电影所采用的“阴冷”色调，给人带来了强烈的精神震撼。通过改编，《菊豆》片尾天青被亲生儿子天白扔入染池溺亡，菊豆放火自杀，这种人物命运的安排更加重了影片的压抑、阴暗氛围，同时沉重地揭示了封建宗法秩序、传统世俗文化对人性的压迫、扭曲，在旧的文化形态和封闭僵固的传统乡村环境中，人实际上是处于一种宿命轮回的精神荒原之中，无法自救，而且永远也不会得救。这种笼罩在《菊豆》中的强烈的悲剧色彩，深刻的体现着张艺谋早期对历史、人性的反思与批判。
一、菊豆：欲望与封建伦理之间的悲剧冲突
中国传统宗法社会制度强调尊卑有别、长幼有序、贵贱有差，表现在家庭婚姻关系上便是男尊女卑。“三从四德”要求女性“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主张“存天理、灭人欲”的宋明理学产生之后中国更是出现了大批的贞女、烈女。总之，女人的一生都操纵在男人的手中，在纲常伦理的拘束下没有自主选择的权利。久而久之，女人就会自动接受这种命运，尤其对名誉和贞操看得比生命都重要，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如果与丈夫之外的男人私通，就会被视为“淫”，而在传统中国人的观念中，“万恶淫为首”，这是为封建伦理道德所万不能忍的。
在影片中，菊豆大胆的选择与天青偷情，一是身体欲望的本能需求，再则是要通过这种方式对杨金山的暴虐进行反抗，以求得一种心理上的满足与安慰。应当说，菊豆对于封建纲常伦理道德是了然于心的，但她对性的追求表现了与封建社会所标榜的贞女、烈女之间的极大不同，她是一个敢爱敢恨的女人。在她的意识中已经有了向往自由、渴望个性解放的某种萌芽，而所有的这些意识又集中地表现为她的性意识的苏醒。为了满足自己的生理欲望及其背后的心理需求，必然要求菊豆与天青冲破封建伦理道德的枷锁，而这为宗法观念强烈的中国传统社会所不能容忍的，这种生理原始欲望与封建伦理道德的冲突是结构性的、不可调和的、根本对立的。在电影中，菊豆与天青在染池旁第一次做爱时，她不慎一脚踢掉了染布机上的销栓，使得这部象征着封建宗法秩序和伦理道德的巨大机器瞬间失去控制力，悬挂其上的红色幕布如飞泻的瀑布一般坠入血红色的染池，此时此刻，充斥屏幕的红色色调与菊豆欢愉的喘息似乎宣告着欲望支配下的自然之性对于封建伦理道德的胜利。
但是，当这一场景结束之后，电影却响起一段低沉而又有些凄凉的笛子独奏，这实际上也预示了某种悲剧宿命。电影在即将结束的同时也将故事推向了高潮，天白将自己的亲生父亲天青杀死，菊豆目睹了这一切，任凭她怎么声嘶力竭地呼喊、怎么撕心裂肺地哀号，一切都已发生，而这一切也早已注定迟早都要发生。在电影结尾，菊豆一把火将这个盛满了罪恶的染坊烧毁，熊熊烈火之后必然是一片废墟，或许这昭示着菊豆那被禁锢的激情被点燃之后曾经绽放得像烈火一样，然而最终一切都将归于虚空，甚至连自己的生命都将被扼杀。这才是最大的悲剧，给你希望之后，又让你看到根本没有可能实现希望，而最终陷入彻底的绝望。对于菊豆而言，释放自然欲望，必然会触犯封建伦理道德的底线，由此受到惩戒。在封闭的江南乡村环境和旧的文化意识形态之下，无论菊豆如何挣扎，她都无法自救，也不会有他救，悲剧便成了一种宿命。
二、天青：人自身的性格缺陷造成的人生悲剧
翻开中国历史，满眼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然而正如诗人曹松的那句千古感叹：“一将功成万骨枯”[2]，在辉煌的业绩、灿烂的文明背后，又有多少底层民众在历史的重压之下沉重的喘息，往往正是这些推动历史发展、文明进步的原动力，在被榨干最后一滴血汗之后而又被无情地抛向了历史的尘埃之中。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农民往往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处在文明生态链的最底端，在历史沉重的包袱与强大的惯性之下，在封建宗法观念和伦理道德的禁锢之下，精神受到摧残，性格出现缺陷，愚昧无知，麻木不仁，想反抗却又不敢反抗，在痛苦与矛盾中无力的挣扎，最后也只能安于天命，祈盼来生，着实可怜、可恨、可叹、可悲！
在电影《菊豆》中，天青可以说是传统中国农民的一个象征与缩影，从影片中他有些呆滞的目光和温顺的语气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一个非常淳朴厚实甚至有些麻木不仁的人，如果不是他在偷窥菊豆肉体时眼睛所投射出的那份渴望与冲动，那他与一具行尸走肉几乎没有什么区别。正如张艺谋在接受访谈时所说：“杨天青就是典型的中国人。他有贼心没贼胆，偷偷摸摸，躲来躲去，外部的一举一动都让他心惊胆战，负担非常大，心态是扭曲的、压抑的。但他同时又抑制不住本能的冲动和欲望，就像被放在煎饼锅上两边煎，两边烤，结果却落得里外不是人。”[3]当然，即便封建宗法制度和传统文化中的痼疾给他的精神造成了极大戕害，但是天青的人性依然是善良的，当他听到从正屋房内传来的菊豆受虐的惨叫声后，偷偷地抓了一把杀猪刀，悄悄来到正屋房下，偷听房中的动静，心中实在愤恨难平，举起杀猪刀猛然砍向楼梯扶手，这时，房中的声响戛然而止，金山突然问道：“谁？”天青并未回答，金山又用一种特别严厉的口气问了一句“谁？”，天青才怯懦而又极其温顺地答道：“我。”之后又与金山扯了几句无关紧要的话，悄悄地取下杀猪刀，放回原处去了。在这一片段中，天青原本是怒不可遏的，但是当听到金山的声音后，他却变得沉默乃至顺从，这深刻地揭示了天青身上那种软弱无能的性格缺陷，而这也是造成他人生悲剧的重要因素。再如一例，当瘫痪在床的金山得知天白不是自己的儿子，把小孩扔到地上的时候，菊豆对着天青大喊：“毁了他！毁了他！”天青却说：“再怎么说他也是我叔啊！”后来金山不慎跌入染池而死，天青却认为是菊豆杀死了金山，而对菊豆施加金山式的虐待。由此可见，封建的道德观念和封建宗法秩序下的权力崇拜对天青已经产生了异化作用，致使他性格软弱，缺乏勇气而又自私狭隘，短暂的获得权力之后又试图去压迫别人。在封建礼教依旧占据统治地位的境况下，天青与菊豆的性关系永远是被否定的，他与天白的父子关系也永远是不被承认的，天青不能去做什么改变，固然与他的性格缺陷有关，而他性格的缺陷又是因为他根深蒂固的封建宗法观念在作祟，只要封建伦理道德依旧存在，他的悲剧便永远是一个宿命，而这种悲剧只能是一曲悲哀的挽歌，而绝不是一首悲壮的颂歌。
三、天白：无法得救的孩子
——悲剧命运的永恒循环
鲁迅曾在其名篇《狂人日记》结尾处写道：“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4]对封建礼教发出了沉痛的控诉，指出其“吃人”的本质，并寄希望于孩子。而在七十余年后，张艺谋在电影《菊豆》中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封建伦理道德和封建宗法秩序的历史惯性是巨大的，如果无法在人的脑海中根除这种意识，即使孩子也无法得救，不能幸免，而一代一代的中国人只能堕入悲剧循环的历史深渊之中。
十几岁的孩子大都应是纯真可爱、善良无邪的，生活中也应是充满了欢声笑语的，但是影片中的天白却并非如此，他总是带有一种阴暗、压抑的色彩，沉默不语，表面老实木讷但性格却相当凶狠，孩子的天性已经完全被封建宗法意识所扭曲、扼杀乃至毁灭，天白已经成为一个“成人化”的孩子。从小生活在封建闭塞的杨家四合院中，即使天白年幼，却仍逃脱不了封建伦理道德观念的浸染，从而也无法避免悲剧命运。天白的出生就是婶侄乱伦的结果，自出生那一刻起就注定了他身份的矛盾尴尬与心灵的极度扭曲，在封建礼教的熏染和父系社会中“传统父亲”拥有权力的诱惑下，天白更愿意承认生父是法律和伦理意义上的父亲杨金山，而非血缘意义上的父亲杨天青。在片中，天白以一个孩子的身份参与了两次“弑父”行动，第一次误杀了伦理上的父亲金山却露出了诡秘的微笑，这里面隐含着一种弑父的原始冲动，而第二次毫不犹豫将生父天青杀死的弑父行为，则宣告了天白命运的悲剧性：他的一生都将落入不可拯救的恐怖的伦理陷阱，无法摆脱金山、天青、菊豆的悲剧宿命。
《菊豆》的拍摄年代恰逢中国知识界“寻根”热潮的时期，此时的张艺谋也并非日后的张艺谋，他通过此片向“民族文化之根”发出了悲剧性的索问，给出自己颇为沉重的思考：“根”已经病染沉疴了，无法孕育和生长出新生命。[5]而传统父亲正是“根”染病或者衰朽的罪魁祸首，但是即便除掉传统父亲，谁又能保证“根”能够重新绽放活力！影片中的天白间接地杀死了金山，又凶狠地打死生父，后者极强地加重了影片的悲剧感。只要封建宗法社会结构下的传统文化心理没有得到清除与改造，即使发现了民族之“根”，它也是黑暗、腐朽和暴虐的，即使孕育出了新生命（如天白），其仍将重蹈覆辙，一代又一代地永恒循环着人生的悲剧宿命。
[参考文献]
[1] 刘恒.刘恒自选集（第四卷）[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3.
[2] 羊春秋.唐诗百讲[M].广州：广州文化出版社，1989.
[3] 张明.与张艺谋对话[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4.
[4] 鲁迅.鲁迅小说全集[M].武汉：武汉出版社，2010.
[5] 王一川.张艺谋神话的终结——审美与文化视野中的张艺谋电影[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
[作者简介] 马登春（1990— ），男，山东济宁人，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13级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