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如何从人性立场看待一个人的叛变行为，进而对早已被死死钉上耻辱柱的叛徒一词作出非专横、霸道而符合人之常情的人道主义解读？
我从小就被告知并认定：叛徒，比敌人更可恶、更凶险。“堡垒是从内部攻破的”，因此叛徒的罪行往往超出敌人的。叛徒，原先属于自己人，一旦叛变成了敌人的帮凶，利用对自己人的知根知底，倒戈破坏，除了可恶危险，更是可耻。在书本、银幕、荧屏前，目睹叛徒被处决时，读者、观众无不义愤填膺、拍手称快。我亦然，但也常生疑惑。比如，我忖：人是血肉做的，要抗衡辣椒水、老虎凳、竹签戳手指、电椅等等严刑，如何受得了！而精神的酷刑更甚于肉体的――把受刑者的老母、妻、儿抓来，威胁再顽抗到底就当面摧残、虐杀、羞辱他的亲人！
多数叛徒原本都有信仰，除了顾顺章这类私欲膨胀主动投敌者之外，也有很多叛徒并非一开始就叛变，大多是酷刑之下出于无奈。在斯大林时代的“大清洗”中，无数功勋卓著的布尔什维克精英，就是在“不交代就祸及家人”的杀手锏下乖乖承认自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你说，对这样的“叛徒”，你的天良能不起震动吗？
法国二战电影《女间谍》有如下桥段：抵抗运动领导皮埃尔在五人小组行动前特别关照：“如果你们谁被捕了，必须坚持48小时。因为立刻招供的话，其他成员来不及撤离就会有生命危险。”并分发给每人一支氰化物毒药。必要时用力咬，五分钟见效。此言揭示出一个真相：人是经不住严刑拷打的。因此不可太自信。为了保护自己的同志完成使命，被捕者要么自杀，要么坚持48小时再招供。也就是说，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招供是被允许的。
那么，招供是不是就意味着变节，意味着就此成为人所不齿的叛徒了？这是一个不容易回答的问题。
杂文家鄢烈山发过一篇文章说，“贪生怕死”是人的基本权利。美国大兵上战场时，身上带着多国语言的“护身符”，军方和道德舆论不仅将抵抗无效时的投降视为当然，而且容许在被俘受刑时招供，就是对“贪生怕死”的尊重。连麦克阿瑟那样强悍的人，对胜利后从日军战俘营解救出来的将士也表示了相当的同情、敬重和歉疚。这一理念跟影片《女间谍》不谋而合。五人小组的爆破专家卡莱姑娘被捕，盖世太保剥去了她的外衣，她吓得小便失禁。严刑拷打之后，她招供了行动小组下一个集合地点，以致路易丝一群被追击。车站刺杀盖世太保头目海因德克未果，路易丝被捕，与卡莱囚于一室。卡莱流着泪请求原谅。路易丝并没有呵斥她“你这个叛徒”，而是朝她深情点头允诺。卡莱被拉去处死时，路易丝无声地泪流满面。
更令人揪心的是，皮埃尔负伤被捕，受尽残酷折磨而坚贞不屈。盖世太保拉来路易丝，当着她哥哥的面施以酷刑直到她奄奄一息，说：“皮埃尔，只要你招供，就保留你妹妹的性命。”皮埃尔屈服了，说出了地质学家勘察海岸和制作水泥“方块”是为诺曼底登陆做准备的真实意图，随即趁施刑者不留神间刎颈自尽。――你能忍心轻易地说皮埃尔是在叛卖盟军吗？
似乎为了证明我的感悟是符合人性、顺应普世价值的，2012年译成汉文由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奥莱斯特・平托的《我的反间谍生涯》一书，其中一个极为典型的实例，凑巧为此做了生动的、极具说服力的注脚。这部被称为“世界首屈一指的反间谍权威”的荷兰人的著作，是真实的历史记录，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这个例子译成汉文两万多字，限于篇幅，这里只能说一说梗概――
1942年初，一条逃亡船离开被纳粹占领的荷兰，在离英国五海里的地方被英国皇家海军的军舰发现后拖进了港口。所有的乘客（也是船员）都是荷兰人。像一切在英国登陆的难民一样，他们被送往伦敦中心由平托上校和一位同事创建的专门机构接受甄别。通过逐个审查，证明14个人都是真正的逃亡者。他们唯一的目的是摆脱德国的奴役，参加现役部队，同万恶的侵略者作战。
他们是如何逃出来的？所有人讲的都一样，计划出自一名叫波尔霍夫的青年。逃跑计划是周密的：首先弄到一条机帆船，利用职务之便搞到燃料、食品。出发时没有遇到什么麻烦。波尔霍夫一个个把他们领到船上，而这一切都在光天化日之下，乘一辆官方旅游车干的！乘客们在众目睽睽之下登上了船。 如此，要么波尔霍夫有过人的胆识，要么就是他根本不用担心德国人（因为他同保安警察有默契）。如果他同德国人有勾结，那么，他显然是企图组织一批真正的荷兰人逃离纳粹魔爪，让他们证明自己的爱国诚意，然后伺机安插一名叛徒或者间谍到抵抗组织。平托决定悄悄地观察波尔霍夫的活动。
总的说，从1942年5月到1944年2月，先后共有六条船到达英国，波尔霍夫共运送了87名难民。他们讲的逃亡经过也一模一样。这些优秀的爱国者都不清楚波尔霍夫同德国人是否真有勾结。
平托思忖，波尔霍夫如果同德国人有密谋，那么他为什么花费两年的漫长时间组织一批又一批爱国者出逃，而没有塞进一名间谍或奸细呢？两年时间过去了，如果仅仅为了取得同胞信任而不急于在难民中塞进一名特务，那么，恐怕这个阴谋刚迈出头一步，战争或许就要结束了。
还有，对于在敌人眼皮底下事关逃跑的计划，人们总是慎之又慎。一向精明干练的波尔霍夫为什么要在德国保安警察面前如此暴露自己呢？又，奇怪的是，为什么被他救出来的人几乎都不相信他？一个接一个的为什么困扰着平托上校。
敌乎？友乎？苦于思索的平托上校经历了许多不眠之夜。他凭自己的第六感觉，认为波尔霍夫是无罪的。他给荷兰司法部写了一份长长的报告，叙述了全过程，列举了所有对波尔霍夫有利和不利的因素，最后表示他本人相信波尔霍夫，认为应该释放他。但是，由于无法证明他清白无辜，建议在敌对状态未结束前，无论如何不能让他离开联合王国。建议在伦敦的荷兰政府里给他安排一个职务。
报告立即被批准。平托在波尔霍夫的卷宗上批示：此案已结。但是，他的结论下得太早了！
9个月之后的1945年4月，平托上校从德国军队溃退时未及销毁的档案中发现了一份长达7页的文件，上面赫然印着：奥・平托上校，化名：弗兰克・杰克逊。看到自己的名字和只有少数英国情报人员才知道的他的化名出现在德国秘密文件上，平托着实惊诧。 平托十分激动。他规定在战争结束前不许离开伦敦的波尔霍夫竟然到了荷兰被德国人抓获，作了“全部交代”，而且还提到了他的名字！
文件提供了波尔霍夫供出的其它情况，如怎样到达英国，怎样受审查等。他供出了美军战略处的活动情况和他所认识的军官们的化名；自己怎样受训和接受指令。还有在英国和已解放的荷兰秘密组织的情况。他把英国情报处的组织详情也作了详细的交代，还谈了对战事和武器的“个人意见”。
看到这密密麻麻的7页纸，平托上校喉头发干，极为愤怒：他的供词表明这些交代都是在没有受到任何压力下自觉自愿地、一股脑儿讲出来的。平托气得咬牙切齿，发誓要抓住这个可恶的叛徒。但是……
1945年5月初，荷兰北方解放。德国在当地的监狱全部被盟军打开。在待审查的犯人里头，有波尔霍夫！当平托面对波尔霍夫时，深深感到憎恶和巨大的不信任。平托决心揭穿他的叛国行为。波尔霍夫以同样严厉的目光瞧着平托，嘴角上露出捉摸不定的微笑。说：“我可以回答你的问题，但我能提两个问题吗？”
他的第一个问题：你面前的我这份供词里，你能够指出哪怕一点点德国人还不知道的情报吗？
平托知道：德国人对盟国的活动了如指掌。例如，在波尔霍夫招供之前，敌人已经知道他的化名――弗兰克・杰克逊。波尔霍夫向敌人提供的只是第二手材料。不过平托还是说：“提供过时情报并不能改变你企图帮助敌人的性质。”
波尔霍夫不动声色地说：“我认为能改变。这就是我想问你的第二个问题。离开伦敦前，我得到一些到荷兰后应该与之会见的特工人员的名字和住址。如果我是叛徒或双面间谍，为什么我不一见到德国人就出卖他们呢？那么，今天他们就会统统被杀或被捕。可事实完全不是这样。请你看看这份供词，里面有什么地方提到我的助手或是与外界接触的情况？”
真的，平托觉得，即使对反间谍工作有经验的审讯人员来说，对此也没有反驳的余地。波尔霍夫没有出卖一个抵抗运动的朋友，也没有出卖一个特工人员。他以光彩照人的智慧救了别人和自己的性命。
平托无限感慨地说道：“我不了解他在海外战略处的活动，因而不知道他走过的路正是我可能向他指出的路。”
“我向在敌区活动的许多间谍和破坏者提出过这样的建议：如果落到敌人手里，受到严厉里的审问，切记要供出具体的情报，避免用生硬的对抗给自己招来麻烦，因为敌人会很快弄清你提供的情报是真是假。被盖世太保抓到，你主动招供，就可能免于受刑。这样，你就可以保住德国人还不知道的情报。否则，他们迟早会通过长时间的用刑弄到这些情报。所有的人，不管他多么坚强和有自制力，总有一个忍耐的限度，除非上苍慈悲，使他至死都是一个疯子。”
“波尔霍夫本能地走了这样一条既挽救了自己，也挽救了同志的捷径。……我认为，波尔霍夫保存了他在情报圈子里的同事的名字和地址一事充分证明了他的忠心耿耿。……他的口供就是他诚意的最有力的证据。……我终于相信他是一个英国人和荷兰人的真正朋友。……波尔霍夫是那种为国冒过生命危险，没有得到过任何报酬，甚至连一句感谢的话也没有得到的人。没有比这更能证明一个人的爱国主义和无私精神的了。”（《我的反间谍生涯》，P253-277）
说到这里，我不由得要一吐心中块垒。那就是，我一直耿耿于怀的“天鹅绒革命”后捷克对尤利乌斯・伏契克的质疑、指责和诬陷！为了政治需要，捷克共产党当局，曾把伏契克和他悄悄写于盖世太保庞克拉茨牢房的不朽遗言《绞刑架下的报告》，捧到天上；捷克易帜后，同样为了政治需要，新政权把他和他的书打入地狱！――问题就出在这里。伏契克在《绞刑架下的报告》中明白写道：“7个星期以来，我只字未供。”但鉴于形势发展，如果“继续沉默则意味着放弃斗争的时机”，所以必须改变对盖世太保的斗争方式。“他们不是对我的交代寄予很大希望吗，那我就来‘交代’好啦。至于怎样交代的，你们会在我交代的档案材料中找到。”于是，伏契克跟敌人开始演出了一出“高妙的戏剧”，诱使敌人“好几个月来都忙于追捕幻影。这个幻影像所有的幻影那样比现实要大，比现实更具诱惑力。而现实是，外面暂可进行工作，壮大自己，以使现实能超越一切幻影”。这么重要的、关键性的段落，正式出版时竟被捷共中央删去了，以维护一个用以政治宣传的“完美的共产主义英雄形像”，结果成了非议者日后攻击这位反纳粹英雄的把柄。
事实又是怎样的呢？感谢弗朗基谢克・雅纳切克和他的搭档于1995年在布拉格出版了《绞刑架下的报告》全文评注版，对《报告》涉及的每一个人、事、地、场景，都一一做了经过调查、核实的极为详尽的注解。统观这些艰辛的调查（包括伏契克的口供记录），基本证实伏契克并没有交代出不利于抵抗运动组织和同志的材料。正如伏契克自己所言，他的所谓“交代”，目的只在转移敌人的视线，以保护狱外战友继续抗击纳粹的斗争。
还有，伏契克与审理他案子的盖世太保约瑟夫・博姆的关系，一直被纠缠不清为他俩的“秘密勾结”，并借此竭力抨击。《绞刑架下的报告》中有一个脍炙人口的段落：
……我们常常乘车去布拉尼克进行荒唐的对话，也常常坐在花园的一个小饭店里，看着川流不息的人群
“我们逮捕了你，”博姆富有哲理地说，“你瞧，周围有什么东西改变了吗？人们走着，笑着，想着自己的心事，世界还像从前一样继续存在下去，就像不曾有过你这个人似的。在这些行人里，一定还有你的读者，――你想想，他们难道会因为你而多添一条皱纹吗？”
还有一次，在审问了我一整天之后，他把我塞进了汽车，领我去逛暮色苍茫的布拉格，经过聂鲁达街来到赫拉德恰尼：
“我知道，你爱布拉格。好好瞧瞧它吧！你难道再也不想回到它的怀抱里吗？它是多么美啊！纵使你不在人间了，它依旧这样美……”
他很会扮演诱惑者的角色。夏天的傍晚，布拉格已经散发着初秋的气息，它被淡蓝色的轻烟笼罩着，犹如成熟了的葡萄，又像葡萄酒那样醉人。我愿意看着它直到世界的末日……但是我打断了他的话说：
“等你们不在这里了，它会变得更美呢。”
…… ……
责难者说，这是博姆让伏契克到郊外风景区去充当“诱鸟”，引诱同志们接头，以便抓获抵抗运动要员。事实是，《报告》评注版调查表明：伏契克交代的所谓“每月17日17点布拉尼克区17路电车终站和21日21点21路终站”与“扬・什维尔玛同志”接头，只是他给盖世太保制造的“幻影”之一，纯属子虚乌有！――看看17，17，17；21，21，21这些数字，就是戏剧化的虚构！
至于博姆为什么要与伏契克“磨蹭”，是要尽可能拖延结案，目的是讨好抵抗运动，鉴于盟军节节胜利的形势，为自己留个退路。按照奥莱斯特・平托上校的理论，伏契克全然是清白无辜的，他非叛徒，而是英雄！
综上所述，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在密苏里号军舰接受日本投降仪式上用了五支签名笔的事实就不再稀奇：他用第一支笔写完“道格”即送给温赖特；第2支笔续写“拉斯”之后送给珀西瓦尔……，而这两位将军都是做过日军的俘虏的“败将”――他俩都是率军苦战、寡不敌众，在接受上级命令后， 为了避免更多无谓牺牲才忍辱被俘的！依然把他们当成英雄，这是人性地对待战争，人性地对待政治之举。这是人道主义的胜利。
如何对待人的生命，如何对待战争中的成与败，应该有一个普世公认的准绳。尽管还有人对普世价值四字恨得咬牙切齿，但总有一天，人类终将共同拥有一个普遍的生命观和道德观。
（本文编辑 谢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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