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
国学大师：陈寅恪
陈寅恪：国学大师。江西义宁（今修水县）人， 1890年7月3日生于湖南长沙，1969年10月7日卒于广州，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曾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牛津大学、中山大学等学术机构。
1、家世显赫，学识过人。其父是陈三立是“清末四公子”之一、著名诗人，祖父陈宝箴（支持变法的开明督抚）曾任湖南巡抚。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在清华任教时被称作“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从小就能背诵四书五经，广泛阅读历史、哲学典籍。早年，他留学日本、欧洲、美国等，学习梵文、巴利文等古文字，并了解西方文化。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在中国百年学术史上，陈寅恪才是学贯中西的“泰斗”。早在清华国学研究院时期，陈就与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并称为“四大导师”。今之“大师” 季羡林不过是受他指教、经他提携的学生。
2、些许便宜面包，图书馆里度日。1902年，13岁的陈寅恪开始其16年的海外留学之旅，他先是以自费生身份到日本，留学4年后，因脚气发作，陈寅恪回国，日本留学生活画上句号。1918年7月，归国4年的陈寅恪再续留学之旅，赴美国哈佛大学学习梵文与巴利文，兼及印度哲学与佛学。1921年一战结束后，再赴德国，进入柏林大学研究梵文。第二次留学德国期间，由江西省教育司公费资助，但因时局动荡，资助难有保障，生活着实困苦。陈寅恪三女儿陈美延回忆：“经济来源断绝，父亲仍坚持学习。每天一早买少量最便宜的面包，即去图书馆度过一天，常常整日没正式进餐。”当时留学国外，很多人专为学术而学术，对硕士、博士学位并不在意。傅斯年欧洲7年求学，回国时只留下几本笔记。陈寅恪国外留学多年也是未拿半个学位，为读书而读书不用学位装点门面欺世盗名，直至现在仍是美谈。
3、坚守民族大义。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直逼平津。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治丧完毕，寅恪随校南迁，过着颠沛流离的旅途生活。1938年秋，西南联大迁至昆明，他随校到达昆明。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他又一次拒命，随即出走香港，取道广州湾至桂林，先后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学任教。国难当头，民族大义不忘。
4、四不讲。陈寅恪治学面广，宗教、历史、语言、人类学、校勘学等均有独到的研究和著述。他曾言:“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这样，备课和讲课就像学术研究一样甚是辛苦，有时提前十到七天备课。因此，陈寅恪的课上学生云集，甚至许多名教授如朱自清、冯友兰、吴宓、北大的德国汉学家钢和泰等都风雨无阻地听他的课。
5、晚年靠口述艰难完成巨著。从上世纪40年代中期开始，陈寅恪视力严重衰退，但陈寅恪记忆力惊人，通过自己口述让助手黄萱记录，1953年末开始，仅用半年时间便完成六万多字的《论再生缘》。而后又口述完成了煌煌80余万字的巨著《柳如是别传》。其实，过程却是殊为不易。蔡鸿生介绍，写《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的过程基本是这样：陈寅恪开具书目，黄萱到图书馆找到图书，拿回来念给陈寅恪听，陈寅恪是边读边思考。第二天，他会将自己前一天记在脑子里的想法口述给黄萱，黄萱记录。随后，黄萱再读给陈寅恪听，加以修改，最终定稿。也正因此，大脑日夜疲劳，也让陈寅恪晚年离不开安眠药。有时想好了问题准备第二天告诉黄萱，但第二天却忘记，只好重新来过。陈寅恪晚年著述的艰难，大略可以想象。
6、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1926年6月2日，王国维投昆明湖自尽。陈寅恪教授作为他的同事与好友撰写了碑铭，是为学术史上不朽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碑文抒发思想自由之真谛，“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自此成为学人道德文章的至高追求。陈寅恪一生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作为史学家，他只会用坚实的考据理清历史的脉络，而不会像一些新史家那样把学术作为政治的工具。他始终坚持做人的原则，敢做敢言，绝不媚上，更不向权力屈服。事实证明，寅恪师提出的这一思想，的确被民国时期许多大学作为学术信条坚持着。有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由蔡元培发端的北大精神才可能在战乱中历久而不变，西南联大才会坚决抵制国民党的政治宣传编入教材，共产主义学说才作为一种自由选择而未成为大学的异端。而如今，大学精神的全面退化，大学品格的普遍低下，“独立、自由”的缺失当为本源。
国学大师：钱钟书
钱钟书：国学大师，原名仰先，字哲良，字默存，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研究家。晚年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钱钟书在文学，国故，比较文学，文化批评等领域的成就，推崇者甚至冠以“钱学”。
1、平生淡泊，独钟情于书。他一岁时“抓周”，第一下就抓到了一本书不放，家里人特别高兴，因此他的伯父给他起名为“钟书”，钟情于书，这个名字好像验证了钱钟书一生都嗜书如命的脾性，也仿佛就是他“平生淡泊，独钟情于书”的“书痴”生活的写照。在父亲的直接指导下，钱钟书博读群书，精于写作，古文功底非常雄厚。在英国牛津大学学习期间，为了博览国内不易看到的书籍，钱钟书除了听课以外，日夜埋首于图书馆，孜孜不倦阅读了大量的图书，认真地做了笔记。英、法三年的学习，为钱钟书从国学到西学融会贯通，具备现代意识和世界性的眼光，以至后来成为东方睿智学人，名满西方乃至整个世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水木清华，不拘一格降人才。1929年钱钟书考清华大学外文系时，数学考试极差，考了15分，本应被退回，但因国文、英文两科得了特优（英文还是满分）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是校长亲阅试卷后定夺收下他。可以说，当年清华大学心胸的宽阔为一代才子的发展铺平了道路。钱钟书28岁时被破格聘为外文系教授，这在清华园也是绝无仅有的。
3、钱钟书的“痴气”。比如，他总分不清东西南北，一出门就分不清方向；穿衣服不是前后颠倒，便是内外不分。最出洋相的是上体育课，作为领队，他的英语口令喊得相当宏亮、准确，但他自己却左右不分，不知道该怎么办。口令喊对了，自己却糊里糊涂不会站，常常闹得全班哄堂大笑，自己却莫名其妙。人无完人，这样的“痴气”更显其率真可爱。
4、钱钟书的“狂”。钱钟书学识广博，功力深厚，讲话坦直，且能言善辩，再加上媒体的片面宣传，也误导了世人，有些人认为他过于倨傲自负、恃才傲物，甚至有时他被视为不可亲近的“狂生”。例如别人的著述不管来头多大，有来请教者，总是坦率地加以批评指摘，使得对方有时很难堪；万乘之尊的英国女王到中国，国宴陪客名单上点名请他时，他称病推掉……这种行径非人人能理解，因此便难摆脱“狂”的称号。其实，耿介绝俗才是钱先生的本质。1947年周振甫先生为他编《谈艺录》一书，错别字未能尽数扫除，钱先生非但没批评，反为之开脱，书出版后又题辞相赠，拜谢。这些足可见钱先生的谦恭和做人。
5、淡泊名利，高风亮节。有位外国记者曾说，他来中国有两个愿望：一是看万里长城，二是看钱钟书。他把钱钟书看成了中国文化的象征。还有一个外国记者因为看了钱钟书的《围城》，想去采访钱钟书。他打了很多次电话，终于找到了钱钟书。钱钟书在电话里拒绝了采访的请求，并说：“假如你吃了一个鸡蛋觉得不错，又何必要认识那个下蛋的鸡呢？”中央电视台开辟了一个面对大众的颇受欢迎的《东方之子》栏目，许多人拚死往里钻，以一展“风采”为荣，但当节目制作人员试图去采访钱钟书时，却遭到了他坚决的拒绝。1991年，全国十八家省级电视台联合拍摄《中国当代文化名人录》，要拍钱钟书，被他婉拒了，别人告诉他将要酬谢他钱，他淡谈一笑：“我都姓了一辈子‘钱’了，还会迷信这东西吗?”
6、个性乐观。1966年，杨绛和钱钟书先后被打成“牛鬼蛇神”，双双接受“改造”。这对于有些人来说，简直是噩梦。但就是在那些苦难的日子里，钱钟书也保持着一份少有的幽默。比如被迫剃了“阴阳头”，别人会觉得受了莫大的侮辱，而钱钟书却说：“小时候老羡慕弟弟剃光头…….....果不其然，羡慕的事早晚会实现。”
7、丧事从简，走得潇洒。1998年12月19日上午7时38分，钱钟书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按照钱钟书先生遗愿，先生后事一切从简，遗体由两三个亲人送别就行了，不举行任何悼念仪式，不保留骨灰，并恳辞花篮、花圈。钱钟书的遗体火化后，根据他生前的意愿，骨灰就近抛洒。“这样的大学者，代表了一个时代。如果大家都知道了，光海外来的，可能就会有上千吧？”社科院外文所的薛先生说，“钱钟书走了，我们还是读他的书吧。先生就活在书里。”
8、钱钟书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只做自己爱做的事，说自己想说的话。在行为和精神上特立独行，清明自守，硬起脊梁笔直地走自己要走的道路。“书囊应满三千卷，人品当居第一流”，钱钟书身上体现了中国优秀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突出要求和愿望：做完整的人，过没有一丝一毫奴颜和媚骨的生活；收住自己的精神家园，保持自己的个性尊严。
钱钟书经典语录
1、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2、飓风后的海洋波平浪静，而底下随时潜伏着汹涌翻腾的力量。
3、猪是否能快乐得象人，我们不知道；但是人容易满足得象猪，我们是常看见的。
4、有了门，我们可以出去；有了窗，我们可以不必出去。
5、思想是不出声的语言。
6、有些所谓的研讨会其实就是请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吃一些不干不净的饭，花一些不明不白的钱，说一些不痛不痒的话，开一个不伦不类的会！
7、一个人,到了20岁还不狂，这个人是没出息的；到了30岁还狂，也是没出息的。
8、流言这东西，比流感蔓延的速度更快，比流星所蕴含的能量更巨大，比流氓更具有恶意，比流产更能让人心力憔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