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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生活周刊》口述历史文集：往事不寂寞 作者：李菁
序（1）
李菁是2001年到的生活周刊，2001年我们刚被赶出净土胡同，在安贞大厦找到了一个安逸的家，她就来了。刚来时候，我对她没有印象，依稀中似乎听李鸿谷介绍，她是刚来的记者。那时候李鸿谷也是刚从武汉到周刊不久，立足未稳。社会部有一个与高昱几乎同一年入职的老兵王珲，李鸿谷难以调教。随后几位都是在李鸿谷之后入职，如巫昂，本名陈宇红，福建人，这个笔名可充分展示她身上那种不会枯竭的欲望。如郦毅，个子高高，说话似乎总胆怯着细声细气，她是高昱的同学。如金焱，一个喜欢穿靴子的哈尔滨姑娘。2000年我说服李鸿谷到北京，就是希望他能拉出一支可在周刊开始采访突破的队伍，改变周刊原来不以事实轻易地说三道四的习惯。为了充分调度他的可能性，我把原来做社会报道已经形成定势的高昱专门调去搭起一个经济部，把地盘腾给李鸿谷。与社会部相对，经济部当时几乎全是男丁：高昱加上陆新之，加上李伟与黄河。
社会部这些女子中，当时李鸿谷自然最看好与亲近金焱，金焱也确实在周刊新闻突破的开端充分展示出了其魅力。我记得她第一篇令我们激动的稿子，是通过采访各种当事人，还原了郑州一家银行4分钟的抢劫案所有的细节。在当时要从半月刊转向周刊的迫切氛围中，这样的报道显然有里程碑的意义。随后，石家庄凌晨发生爆炸案，她当天晚上23点赶到现场，一个小女子，要了一辆出租车就闯进当时被封锁的禁区，以致警察在后面驱车追赶，直到将她俘获。当时《三联生活周刊》的记者根本就没有记者证，她硬是靠凛然正气挣脱了追究，回来做成了一篇非常扎实的《石家庄爆炸：不吉祥的16》。
李菁在这种背景下，想要证明自己的能力，当然困难重重。她在周刊立足，其实是从突破何振梁开始。2001年的年终回顾，李鸿谷做刘丽英为封面，作为附带，她发表了独家对何振梁的专访。按当时周刊有限的影响力，突破这样重量级的人物，实在超乎想象。但说实在的，那时她仍未真正进入我的视野。现在回头看，如果对比在这同一期上高昱发表的，篇幅同为六页的关于龙永图的文章，李菁深入挖掘一个重量级采访对象的能量其实已经显而易见——高昱并未采访到龙永图，却洋洋洒洒自信十足地写了六页，这是一种靠意念做文字繁衍与靠对采访对象拓展构成文字结构的差别。但我当时，更关心李鸿谷在整体采访中与其他媒体竞争的实力，实在无暇顾及这样一个留着短发、眼睛很大的姑娘。
真正注意到她是2002年。首先，“4·18”韩国空难，周刊第一次主动派记者出国采访突发事件，因为要求采访时间特别紧迫，而社会部当时仅她一人手中有护照，这给了她一次偶然的机会。这次采访的完美完成，体现了她非常出色的对困难采访环境的迂回能力。紧接着，10月，印度尼西亚发生巴厘岛恐怖事件，她又独自一人，在孤立无援的前提下，独立完成了一个封面故事。这让我对她刮目相看，我始终觉得，一个人的成长，其实是心力——心高气傲与舍得付出结合的结果，而能否在瞬间产生激情也至关重要。激情决定兴奋能力，一个好记者在进入任务后都会无法抑制地兴奋，李菁就是这样的一个记者。无法想象，没有激动、无动于衷的记者能够在采访中焕发出非凡的动力。
序（2）
作为一个主编，我以为最重要的职责，就是要发现每一个记者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将它们组织起来，才可能成为一个媒体的可持续发展方向。李菁的独特方向应该是从2003年她做年终回顾，采访高耀洁之后发现的。那个年底，她在高耀洁家里，与她一起生活，记录下她自己对这个采访对象贴切的感受。这篇报道，使我对她有了进一步理解。这个理解是，第一，她是靠直觉，而不是靠理性判断去寻找采访道路，这样的直觉依赖于她容易体会采访对象。换句话说，她依赖于通过心灵的牵动去深入采访对象。第二，因为凭感性，她会更多地通过细节感受采访对象，这些细节有时是碎屑，于是她经常会苦恼于结构。这种结构努力的结果，经常是从开头到结尾，叙述一个线性长度，而非一个空间的营造。但她善于将细节串联成较为丰富的整体，她不喜欢枯燥的理性叙述。第三，她对传奇、趣味有本能的好奇，她的好奇心会不断推动她的追索能力，它们帮助了她的线性叙述，使这种叙述能牵动人心。清楚她的长处短处后，其实她的发展方向已经清楚了。
我起先还未考虑到“口述”这个栏目，我希望她能在写高耀洁的基础上，写一些丰厚而扎实的人物。
2005年，周刊增加了每期篇幅，开始了向综合性周刊发展的努力，但“口述”的方向一开始却没有出现，所以说，这个栏目是她自己，朝着自己兴趣的方向磨合出来的。这一年的抗战系列报道，突出了她对历史人物的兴趣与在重写历史中采访“遗老遗少”的能力，在对抗战历史现场的重新触摸中，她总能“柳暗花明”，找到那些更为感人的东西。她告诉我，相对光鲜的人物，她对尘封的那些人物身上已经过去的历史烙印甚至苦难更感兴趣。之后，她利用去纽约开会之机采访到了唐德刚；因为对杨沫当年生活八卦的好奇，又采访到了老鬼。对老鬼这篇专访发表在2005年的最后一期，其实也是“口述”这个栏目实质的开头，只不过这个栏目到2006年1月，推迟了一年开栏而已。
从某种意义，这个栏目也可以说是一种移植。
1998年，因为张新奇的牵线（他80年代曾与韩少功一起在海南创办了《海南纪事》），刘波当时愿意投资来办一本记忆杂志，因为借用广东侨办的刊号《华夏》，所以叫《华夏记忆》。李陀、汪晖、罗点点，在一起帮我策划这本杂志时，都曾认为，个人史可能促进我们更丰富深入地认识20世纪中国，变成一种新的精神财富。在策划与搭建这本刊物时，我曾以为，它与生活周刊将来能成为一个向前探究，一个向后探究两个互为影响的方向。当时编成的第一期，曾令许多知识分子感觉到一种分量，它以罗点点回忆“*”中他的父亲罗瑞卿为封面，黑色为底，整本内容很有精神价值。遗憾的是，出版后竟马上就遭遇了“文化商人”的质疑。当时刘波手下负责媒体投资的一位深谙美国商业媒体操作的老板首先发问，请问这本杂志的读者对象是谁？老人吗？那么广告对象是谁？没有广告，定位显然是有问题的，投资也就不能支持。于是，《华夏记忆》的第二期马上变成了姜文的记忆，封面为翠绿色，时髦了。那时大家都怕陈旧的东西，当然也就不可能明白，时髦其实是没有长久的生命力的。
序（3）
李菁的“口述”，由此通过她坚持不懈的努力，变成了原来《华夏记忆》在一本刊物上想实现而未能畅快淋漓体现的想法的具体实践。也许，一整本的记忆形态确实过于单一，其沉重与苦难难让习惯了时尚生活的读者消费。但作为一个栏目，它恰恰成为一本杂志五彩斑斓中一种也许是相逆的色调，竟解决了年轻读者有可能的阅读障碍，反而给他们别样情调。有了这个栏目，不仅李菁的兴趣有了寄附，而且解决了她个人与读者的一种独特联系。应该说，这个栏目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投入了极多她自己对那个时代氛围的追索。每接近一个人物，她都要做大量功课，以使自己走进这个真实历史人物的生存之中。通过这种走近，拉近了对这个人物与他所包裹的历史的观察，这样的口述更多是对人物历史充满好奇的观察后追问的结果。这种追问结果在被整理过程中，又被赋予了许多李菁自己的情感，由此往往因为细节被情感叙述着而充满感染力，突破了历史记忆原来的单一化叙述，这正是这个栏目能够迅速被各种类型读者喜欢的原因。这样的栏目既然形成，就已经成为李菁的一种精神寄附，她的精神气质与她所面对对象的精神气质在这个过程中融为了一体，就能构成一种特殊价值。所以，既是李菁的“口述”，就不能再让别人以别样的气质来染指了。
李菁的“口述”于是就一期期坚持下来，我们制定的规则是，有则一篇篇倾心去做，无则不强求，所以这个栏目不定期、不规则出现，现在仅三年，已经结集成这样一本沉甸甸的记录。这是她一步步深入一个个活生生人物，不断去感遇、丰富、拓展着的历史，其中的心血无须冗言。写得最好的部分，应该是她充满情感去感动的部分，她被那种在复杂历史背景下背负苦难，坚韧磨砺着的质地丰厚的生命所吸引，突出了其中她仰慕的人格魅力，使它特别牵动人心。我一直觉得，这个栏目，实际通过叙述细节的挖掘，丰富了个人史书写，而个人史对于恢复历史的真实全貌，又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我们对历史的追究需要突破现有、现成、简单的结论，这一定是从个人史角度的突破。只有恢复了一个个在历史环境中真正真实丰满的人，才能探究出这个个人对历史的真正意义，也才能对今天的现实构成真正的启迪。
当然，以自己的基点去探究另一个人大于自己的体积，从这个时代去认识那一个时代，是需要一步步地迈台阶的。这大约是李菁下一个五年所要在这个栏目中去努力的——我们需要更深入地去认识时代烙印与一个个个人生活在其中的冲突，去体会每个历史节点每个人身上更真实的生存境遇。这意味着更多地解脱这个历史人物身上已经黏附得太多的符号，更真切地还原出一个个矛盾的个人。以一种更清醒的态度来认清我们身后的历史，是今天我们向前走的需求，所以理应对这个栏目寄予厚望，它应该成为我们今天往前走无价的财富，成为明天繁荣的基础。
记于2008年10月23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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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格格—金默玉（1）
∷∷口述 金默玉
1918年，流亡于旅顺、仍沉浸于恢复大清帝业的肃亲王善耆迎来了他的第38个孩子，他为这个小生命取名爱新觉罗·显琦——90年后，当“公民金默玉”回望当年身为肃王府的十七格格时，这位最后的格格，也完成了对中国最后一代王朝的记忆和见证。
她像所有想摆脱出身阴影的人一样，试图用劳动来洗刷掉自己身上“十七格格”和“川岛芳子之妹”的烙印，以至于从此九节脊骨坏损，“天气稍一阴冷，浑身都难受”。1996年，78岁的金默玉在廊坊开发区创办了“爱心日语学校”，而后的“东方大学城”正是在这所学校基础上创办的。在廊坊的家里接受采访前，保姆先为老人递上毯子盖住双腿，很默契地送上香烟、打火机和烟灰缸。老人抽烟的频率很高，几乎一天一包。这也是秦城生活落下的习惯，在监狱里，每当腰疼得受不了时，她就靠香烟顶过煎熬。每一位见过金默玉的人，都会惊讶于她历尽沧桑后的达观和幽默。
末代肃亲王
1922年父亲去世时，我只有4岁，所以我对父亲没什么印象，我也是从书上知道他的许多事情的，比如当年汪精卫刺杀摄政王载沣失败被捕后，是父亲审的他。父亲见汪精卫谈吐不凡，很爱惜他，虽然两人在保皇与革命的问题上谁也说服不了谁，但父亲觉得汪精卫是个人才，所以汪精卫能免于一死，父亲起了很大作用。
我们家是正宗的正黄旗，追根溯源，我们这一支的祖先、第一代肃亲王叫豪格，是清太宗皇太极的长子，他骁勇善战，后来成为八大“铁帽子王”之一。皇太极去世后，他与多尔衮争皇位，多尔衮得势后，他备受*，很早就去世了。
父亲爱新觉罗·善耆，是第10代、也是末代肃亲王。如今很多史学家都认为他是位开明之士，当年他极力主张君主立宪，也曾向西太后谏言过，但西太后听后不悦，把他和恭王一起给轰下去了。父亲下去后大哭一场，觉得清朝完了。西太后每年过生日，那些王公大臣都要进贡，父亲想让她见识一下国外那些先进东西，告诉她“人家文明都发展到这个程度了，大清朝别再妄自尊大了”。他处心积虑，让人从英国、法国运来了好多东西，比如沙发、摇椅、望远镜、留声机等等。但那些东西运回来后，有人说:肃王要篡位。他一生气，就把它们留在自己家了，我小时候还玩过。我记得还有一个特别大的八音盒，像钢琴那么大，16个人都抬不动，上面有很多小木人，启动后，有的在跳舞、有的在敲锣、有的在打鼓，特别好听，后来也不知道哪去了。
刚过40岁的父亲出任民政尚书，相当于今天的部长，在当时的清政府里已算非常年轻的“官员”了。他在全国推行警政、户口、卫生、市政等方面的建设，他接管“崇文门税务监督”后，给大家都涨了工资，告诉大家绝对不许收受贿赂，有点像今天“高薪养廉”的意思。后来有人跟西太后说:肃王管得挺好的。谁知道西太后说:“那肃王以后不干了，谁接管他？”意思是说没油水可捞，还谁愿意管这摊啊？由此可以想见，那时的清政府已经溃烂成什么样子了。
父亲对清朝忠心耿耿，1912年，他痛哭流涕反对溥仪退位，是唯一拒绝在退位诏书上签字的亲王。溥仪逊位后，他跟全家人说，国家都亡了，个人生活不能太奢侈，所以要家里人穿得简单些。母亲她们都有丝绸，也不能故意扔了，所以平时就在外面穿一布衣。我的三娘特胖，怕热，只有她平时可以穿一件纱衣。其他人上下都得是布的，不许穿丝的。所以父亲死后被溥仪“赐”谥号为“忠”，追封为“肃忠亲王”。书包 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最后的格格—金默玉（2）
父亲在56岁那年暴病而死，有1位正夫人、4位侧夫人，生了38个孩子，我是最小一个，肃王府里的十七格格。我有21个哥哥，16个姐姐。现在很多年轻人好奇，问我能认全那么多哥哥姐姐吗？怎么认不全呢？男的跟男的排，女的跟女的排，最小的哥哥叫二十一哥或小哥哥。在王府里，我们管正夫人叫“奶奶”，管自己的母亲叫“娘”，我的生母是第四侧夫人，我对母亲印象不多，只记得她挺好强的，老是盘腿看书。母亲是在父亲去世之前死的，据奶妈她们说，母亲是侍候父亲累死的。就这样，我4岁那年，一个月之内没了父亲和母亲。
旅顺岁月
1918年我在旅顺出生时，父亲已从北京流亡到旅顺6年了。当年父亲一心想利用日本人复辟清朝统治，策划“满蒙独立”。日本人就在旅顺给他预备好了房子，让父亲过来“共商大计”。
我们在旅顺的房子建在一个小山坡上，当时那一片叫“新世界”，地址也是按日本人的习惯，叫“镇远町十番地”。我只记得小时候的旅顺有山有海，特干净，也安静极了，一辆汽车都没有，街道两旁都是洋槐，6月傍晚的时候，整个“新世界”都是香的。解放后我又去了一次旅顺，跟印象中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原来的房子还在，但经历了许多变迁，也被弄得乱七八糟的，一会儿住解放军，一会儿住苏联专家，后来还做过小学校。当年门口还立了一个牌子，说我父亲如何反动之类的，现在不知道什么样子了。
父亲在世时，我和他的接触也不多，父亲是“王爷”，基本上都在王爷府里待着，不像咱们现在出入那么随便。我们这些孩子，各有各的屋子，各有各的奶妈和“看妈”，连母亲的屋子都不大随便进出。
父亲组织“宗社党”，复辟失败后流落到旅顺，让哥哥姐姐都上日本学校。他的意思是，必须得学习人家先进的东西，就这一点我觉得他脑子好，并不是那种“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老思想。所以姐姐们都上旅顺女子学校，哥哥们上旅顺“工大”，我们小不点的上第二小学，同学们都是“满洲铁路”或者“关东厅”的后代。
虽然那时已经没了皇帝，但在家里，那些前清的礼仪还沿袭着。那时家里也没有沙发，坐得规规矩矩，只能半个屁股坐在凳子上，跟谁说话要慢慢把头扭过去，以耳朵上的坠子不能有任何摆动为标准。平时格格也没什么机会出门，只有姐姐嫁人、亲戚过生日时，才有机会出去。听姐姐们说，格格们出门时用幔帐遮着，直到上了轿子才放下，没几个人见得着。所以在老百姓的想象中，哪个王府的格格都是“美人”。
我很庆幸，出生得晚，没怎么受这些“洋罪”。我从小就讨厌这些繁文缛节，姐姐们称我为“革命儿”。那时候格格通常都嫁给蒙古王，我的五姑姑善坤就是喀喇沁王爷贡桑诺尔布的福晋。我们这个圈里，也是互相联姻，比如我九哥的女儿嫁给李鸿章的孙子，我想如果朝代不发生变化、我不受新式教育的话，我也得认命、也得走姐姐们的老路。不过哪有那么多王公可嫁？可能最后我就成老姑娘了。
旅顺和大连当年也是清朝遗老遗少聚集的地方。父亲到了旅顺后，恭亲王溥伟也追随他到了大连[1]。恭亲王溥伟特别崇拜我父亲，他也赞成父亲，认为不能锁国。恭亲王长得漂亮极了，真像个王爷的样子，不像我父亲是个小矮人。他小楷写得也漂亮，问他《红楼梦》哪一回写的什么，他随口就能说出来。父亲去世后，他特别疼我，认我为干女儿。我在恭王府行四，是“四格格”。恭亲王也是对清朝念念不忘，1931年跑到沈阳去拜祭清祖先陵，后来又跟着溥仪跑到长春“满洲国”，没几年就死了。现在大连还有恭亲王的房子，我几个哥哥也在大连买房子住，现在大连黑石礁一带还有一套，据说已经变成了饭店。书包网 www.aIhUaU.com
最后的格格—金默玉（3）
1931年溥仪从北京逃出来后，曾在旅顺躲了一段时间，溥仪在旅顺期间就住在我们家，在此期间他还以皇帝的身份祭祖，也接受罗振玉、郑孝胥这些清朝遗老遗少的朝拜。溥仪的行程当然是绝对保密的，我那时还小，只有12岁，白天还要去上学，我们这些孩子们都不知道他曾经来过，只记得让我们搬出来，单给他辟了一幢小楼来住。我后来才知道是溥仪来了，我也没见过婉容，不过三姐她们见到过，我大嫂还伺候过。
刚到旅顺时我们家还是一个大家族，都已破落成那地步了，还有两百多口子人呢！父亲是为了他的复辟梦而到旅顺的，但对那几位夫人来说，旅顺太小太闷了，哪能跟北京比呢？父亲在时她们不敢动，但我们家吃的、喝的、用的都从北京运。父亲一死，几位夫人很快回了北京，有几位哥哥去了大连，这个大家庭很快就散了。
没落皇族
父亲去世3周年时，被运回北京安葬。记得当时给准备了一辆火车，父亲的棺木在前头母亲在后头。几乎所有旅顺人都出来看，附近的农民头一天赶着马车来、晚上住在马车里就为了等着看热闹。据说现在有些老人还能记得当时的“盛况”。送葬的队伍很长，按照规定，抬灵柩的人要64人，加上路上换班的那套人马，一共128人。队列的最前面是“金山”、“银山”、“马”、“车”;为了赶制这些供品，旅顺所有纸店里的存货都被抢购一空。送葬的亲友多达数百人，因为队伍太长，从旅顺家中到火车站整整用了一天。
那一次也是我第一次到北京。父亲被葬在“架松”，也就是现在的劲松一带。我们家的墓地有两处:十八里店有一处，在架松也有一处。因为墓地里有一棵数人合抱粗的松树，松枝用上百根木料支撑，所以才有“架松”之名，虽然这棵树已在40年代末枯死了，但地名沿用至今。父亲去世时，正在东京御茶水女子高等师范留学的三姐显珊也回来奔丧，之后她再也没回去，偌大的家后来就剩下三姐、十六姐——我喊她“小姐”和我3个人，加上十几个佣人。按照那时的规矩，王爷身边的女人如果没生男孩就不能被册封，像我母亲17岁生了我大哥，因为头胎就是男孩，所以她被册封得早。而三姐的母亲刚生下她就去世了，我父亲挺可怜她的，所以父亲在世时她在家里耀武扬威的，大家对这个三格格有点又恨又怕。父亲一去世，她没什么靠山，也没地方可去，就把我俩要过去，我俩分的家产都归了她——她如果不争取我们，她也没什么财产。三姐后来办了一所学校，还买了个农场，但她什么也不懂，她养的果树起初还结挺大个儿的苹果，到了后来却变成像海棠果那么大。三姐后来认识一个女传教士，每次来家里教我英文，在她影响下，三姐和十二姐、十五姐都信了基督教。三姐终身未嫁，最终死在教堂里。
我在旅顺待到13岁。我毕业那年，溥仪的“满洲国”也成立了，我去长春上了很短一段时间的学。那时我几个哥哥在“满洲国”谋得了一官半职——同母的大哥金宪立任“齐齐哈尔市长”，后来他跟人闹别扭也不干了，要去日本;当时川岛芳子也在长春，哥哥们也怕我受她影响，就把我一起带到日本了。
我们到日本被安排读日本的贵族学校。一起去留学的都是满清后代，比如婉容的弟弟润麒，溥仪的妹妹、醇亲王府的三格格都是我们同学，他俩后来成了一对夫妇[1]。润麒年轻时候特别淘气，一不高兴就掏出枪冲天上放两枪，不过后来经历了那么多磨难，他的脾气也变了。前一段听说他还好好的，没想到出门摔了一跤，就死了。
最后的格格—金默玉（4）
1940年，溥仪作为“满洲国皇帝”到日本访问，还被裕仁天皇接见过，“大使馆”组织我们留学生去见他，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溥仪，他站在台阶上，我们站在底下看，但没有欢呼，也没有像日本人那样敬礼。我见了溥仪也没激动，可能因为我小时候受的是西式教育，对清朝那一套也比较淡漠。
我在日本上的是东京女子学习院英文系，每个月都有人从我们在大连的房地产公司那里寄钱给我，100块“小洋”，不够的话打电报让家里再寄。100块相当于现在的1万块钱吧，我也花不完，一个学生哪用得了那么多钱？
那时我们家是被川岛浪速控制着的，川岛浪速是利用我们家起家的。父亲当年为了复辟找到他，父亲在世时，他“王爷长、王爷短”的，拍父亲马屁，他过去就是个三等翻译官，中国话也不怎么样。川岛浪速就怕我父亲一个人，他看透了我们家，哥哥们都无能，年纪大的几个哥哥都抽大烟，年纪小的还在上学，父亲一死，我们家也没什么人顶事，整个家就被川岛控制了。
我很小的时候见过川岛浪速，他到过旅顺。记得有一次吃饭时他突然把袜子脱了，往后一扔，那时候我不知为什么就对他有些反感，觉得他真下等。川岛浪速掌管我家很长时间，他对父亲的几位夫人不敢不恭，她们回北京后，川岛每个月定期给送生活费，那几位夫人什么也不懂，只要给生活费、生活不成问题就不过问了，还感恩戴德地喊他“川岛大人”。后来大奶奶、三娘、二娘等都相继去世，川岛浪速就一点点掌握了我们家的财产，我们在大连、天津都有不动产，最终都被他控制了。
从十四格格到川岛芳子
当年我因为川岛芳子而在秦城监狱关了15年，曾经下决心:这辈子再也不谈川岛芳子，但我发现她总是我这辈子绕不过的一个话题。好好一个肃王府因为一个川岛芳子而出了名，这多少让我很尴尬。我后来经常想，如果父亲活着，知道芳子后来走了那样一条路，他绝对会把芳子要回到自己身边。
我母亲一共生了9个孩子，显是长女，也是全家17个女孩的第14个，5岁左右被川岛浪速带到日本，成了他的养女，肃王府的十四格格从此成了“川岛芳子”。我有个七哥叫金璧东，“伪满洲国”时期任“黑龙江省省长”，川岛芳子顺着这位哥哥，把自己的中文名字改成金璧辉。川岛芳子没怎么念过书，但字写得不坏，人也聪明，虽然没学过俄文，在哈尔滨待了几个月后，俄文说得噼里啪啦的。
1927年，川岛芳子回旅顺准备结婚时，我才第一次见到了这个比我大14岁的十四姐。
在我母亲生的3个女儿里，川岛芳子最漂亮，性格外向，挺明朗的。我见到她时，她一直梳男头，穿男装，不管西服也罢，和服也罢，还是军装，都是男性化打扮。听说她只是早期在天津“东兴楼”时期穿过女装，我有时也用日语喊她“兄长”。她也不怎么化妆，她年轻时漂亮，也用不着化妆。
跟川岛芳子结婚的人叫甘珠尔扎布，他是蒙古王公巴布扎布的二儿子。1916年，袁世凯暴亡后，父亲支持巴布扎布叛乱，希望搞“满蒙独立”。巴布扎布后来被张作霖的奉军打死，我父亲特别讲义气，把他们全家接到我们家里养着，也让他几个孩子念书。老大很有志气，后来回到了蒙古，老二和老三留在中国，老二甘珠尔扎布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他特别喜欢芳子，一心想娶她为妻，甚至为她得了相思病。甘珠尔扎布的母亲就跟我三姐提亲，说来说去就成了。川岛芳子结婚那天挺热闹的，平时她总爱穿男人的衣服，但那一天她自己弄了身婚纱，挺漂亮的。全大连、旅顺的日本人都参加婚礼了。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最后的格格—金默玉（5）
川岛芳子不怎么喜欢甘珠尔扎布，再说她哪是在家待得住的人？婚后不久她就从旅顺搬到了大连，不到一年，又离开了大连。甘珠尔扎布的姐姐后来嫁给了我九哥，成了我九嫂。听我九嫂说芳子自己跑回日本了，甘珠尔扎布后来又找了一位夫人，长得挺漂亮的，生了5个孩子。奇怪的是，甘珠尔扎布结婚时，川岛芳子又跑来参加了。甘珠尔扎布一直不能忘记她，但驾驭不了她。
我和十六姐后来到长春读书时，川岛芳子也在那里，自己住在一幢房子里。平时我都住在学校的宿舍，偶尔去她那里玩。川岛芳子虽然没见过我几面，但特疼我，因为我最小。她有时还带着我去郊游、跳舞，还教我如何化妆和穿着打扮。我大哥知道后，特别反对我跟她来往。她那时总跟一些日本军人混在一起，名声也不好，大哥生怕我被她带坏了。
在我去日本留学的头一天，川岛芳子先离开了长春。我去车站送她，她喊我“小不点”，不知为什么，竟有点眼泪汪汪的。川岛芳子在日本的名气可大了，有一段时间报上几乎每天都有她的消息，“川岛芳子栏”天天登她的相片。我在日本上学时，有一次在报纸上看到消息说她生病住院了，我就去看她，她见了我还挺高兴的。有时我想，可能她内心深处也挺孤独的。
1941年，我回国后，川岛芳子刚好也在北京，这时她的名气似乎更大了。她在东四九条那里住，我也不知道她哪来的房子，我只去过一次，我一看她身旁尽是些不三不四的人，还有很多有名的戏子都围着她，都怕她，喊她“金司令”——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司令。川岛芳子让我跟她住在一起，她可能觉得自己老了，得有个人帮她，但我不愿意。我受的教育比她强多了，怎么也能看出来她和周围的人都不对，于是尽量躲着她。有一次把她惹生气了，她闯进我家大发脾气，让我向她道歉。我也忍不住和她吵起来，她可能没想到我会和她顶嘴，气得到处砸，甚至用军刀猛抽打我，在大哥劝阻下，她才坐上车扬长而去。
小时候对家里的许多事不是特别明白，等我渐渐长大后，经常想，川岛浪速要是把川岛芳子教育好了的话，她绝对不会走这条路。她的漂亮也把她毁了，日本军人跟在她屁股后面，把她捧坏了。川岛浪速也利用芳子的漂亮做宣传，笼络那些军人，还用我们家的钱买什么矿山。据说那个川岛浪速让芳子站在山上，问她:你说我们买哪一块？她就随便那么一指，也不问价钱就给买下来了。日本长野县现在还有一个“黑姬山庄”，就是川岛浪速拿我家的钱在山上买的房子，成了芳子在日本的根据地。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川岛芳子。1945年，抗战结束后，川岛芳子被逮捕，1948年被国民政府秘密枪决。据说她临死前挺想见我的，但我没去。我想她自己不觉悟，周围的人又不放过她，那样一种结果，对她来说也许是最好的了。
从格格到平民
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不久，我被迫中断了两年的大学生活，从日本回到北京自己家的那所老宅，这是我第一次在北京长住，也是我记忆里最无聊的时期，什么事情都没有，在家里憋坏了，王府井一天能逛好几次。
我关于人生的所有梦想也因为那个动荡的年代而破灭。我曾经设想自己做一名四处采访的女记者，甚至去做歌唱演员，但长辈们觉得，身为一个王府里的格格，怎么能四处抛头露面呢？我喜欢骑马和打网球，为了玩起来方便，在19岁生日那天，我剪了一个短短的男式头发，那张照片被照相馆放大了放在橱窗里，被我一个哥哥无意中看到了，他特别生气:格格的照片怎么可以随便挂在外面让人看！
最后的格格—金默玉（6）
从小我对钱没什么概念，从不接触钱，也不必拿钱，要什么有什么，大了以后也不用我管钱，哥哥们早给买好了。他们从几百样里挑几样好的，拿回来给我挑，哪用得着我花钱呢？到了民国时期，开始实行记账。去东安市场逛，大家都知道这几位常去的客人的身份，说这个小姐是什么府的，那个人是什么市长的女儿，他们也都知道我是肃王府的小格格，我一去他们就说“您随便拿”，喜欢什么就说送回家里，也不用自己带回家。到了节假日、旧历年算账，家里的账单一叠，到时自有人算账，但谁给的钱我都不知道。
此前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我剩下的大半生，竟会以这样一种方式度过。1948年，哥哥成了众多匆匆离开北平城人群里的一员，留给我的是100块钱、6个孩子，外加一个老保姆和她的女儿，一家9口的生计都落在我一个人身上。我既没结婚，也没孩子，为了维持生计，我开始陆续变卖家中的钢琴、地毯、沙发、皮大衣、留声机等。为了谋生，我还给海军织过毛衣，3天1件，但还凑不够一家人的菜钱??在这种窘迫中迎来了一个新的政权。
新中国成立后，我没有走，我觉得共产党不喜欢你也罢，国民党不要你也罢，你毕竟是中国人啊。后来在香港的大哥寄来了一笔钱，我用这笔钱开了一家饭馆“益康食堂”，一度成了北京的名店。不久我与著名的花鸟画家马万里结为夫妇。
1956年，我考进北京编译社，被分配到日文组工作。就在我觉得新生活才刚刚开始时，1958年2月初的一个傍晚，十几名警察突然闯进家里，宣告我被捕了。3个月后，我被押送到劳改队。6年后的一天，正在干活的我被队长叫进办公室:“金默玉，经过审查，现在决定判处你有期徒刑15年！”从这一天起，我被带到著名的秦城监狱开始服刑。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因为我无法选择的出身，以及那个阴魂不散的胞姐川岛芳子。为了不连累马万里，我主动提出了离婚。
1973年，熬过了15年的铁窗生涯，我终于重获自由，被安排在天津的茶淀农场，种地养鸭，后来和农场的一位老专家施有为又组织了家庭。1979年，我给*写了封信，我不是要求*，我是想有份工作。我想我干不了体力活了，但我还可以干脑力活。不久农场来了3位同志核实情况，几天后，我等来的是来自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的*通知书，我想，我终于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公民了??
*后，我被分配到北京文史馆做馆员。当年在日本东京女子学习院的那些同学设法找到了我，分隔几十年，她们说我一点都没变，还嘻嘻哈哈的，甚至有人还不相信我坐过15年的牢。我拒绝了他们让我去日本定居的邀请，我还是那个想法，我毕竟是中国人。现在，我的兄弟姐妹中，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们这一辈，男的是“宪”，女的是“显”，下一代女的是“廉”、男的是“连”，现在这些后人有姓金，有姓连、廉，姓什么的都有。以前是皇上赐给8个字，可以用八代人，这8个字用完了再给8个，现在也没人给排了。我们家到“连”就没了。那个曾经显赫的皇族，已完完全全是这个民族彻底翻过去的一页了??
毁于战乱的肃亲王府
肃亲王府位于东城区正义路东侧，肃亲王豪格是清太宗皇太极的第一个皇子，从乾隆十五年绘制的《乾隆京城全图》上来看，当时肃亲王府还称为“显亲王府”。在王府中轴线上，由南向北依次是府门、银安殿、东西翼楼、神殿、后罩楼等。西面是花园，北面还有家庙。乾隆四十三年（1778）恢复肃亲王世袭封号，从此就一直称呼为“肃王府”。
因为肃王府环境优美，富丽堂皇，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法国曾要求将肃王府作为使馆。但肃王府系“铁帽子”王府，当时负责谈判的恭亲王不敢轻易许诺，后几经交涉，法国才勉强同意将使馆建造在纯公府，肃王府暂时逃过一劫。但肃王府还是没有逃过八国联军那次浩劫，义和团运动后，肃王府被划为日本使馆，今为北京市政府所在地。
1900年6月24日，肃亲王善耆携家人趁混乱逃离肃王府后,与慈禧皇太后逃往西安，1901年随慈禧皇太后回到北京，但因为老府已经毁于战火，不得不在东城北新桥船板胡同重新建造新王府。新王府虽有房屋200多间，但已不是按照王府规制建造。王府建造有寝室、书房和花园，在花园的最北侧还建有一座二层小楼，楼内装修完全按照法式风格布置，楼内建有发电机，屋内摆放有西洋定做的钢琴、洋床，连吊灯都是完全从欧洲进口的。北新桥船板胡同内的新肃王府，也于1947年被善耆十九子宪容和善耆长子宪章，一起出面卖给了法国天主教作为神学院使用。1949年被政府没收，现原王府部分为北京袜厂使用，东部为居民住宅。
(2008年1月28日)
袁克定的残烛之年（1）
∷∷口述 张传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举国一片*声中黯然离去，皇帝美梦只做了83天;在其背后极力鼓吹复辟帝制的袁克定也从此被打上“欺父误国”的标签。此后，这位袁家大公子似乎一下子从历史大视野中销声遁迹。
袁世凯之死，给庞大的袁氏家族带来的并不仅仅是政治上的衰落，袁克定，这位年轻时过惯钟鸣鼎食日子的袁大公子最后竟至经济窘迫之地步。晚年的袁克定与其表弟张伯驹生活在一起，张伯驹的女儿张传关于袁克定的记忆碎片，现在也成了关于这位曾醉心于帝制的“皇太子”难得一见的宝贵记录。
承泽园里的袁克定
干瘦、矮小，穿一身长袍、戴一小瓜皮帽，拄着拐杖，走路一高一低瘸得很厉害，一个脾气有点怪的老头——这就是袁克定留在我脑海中的印象。后来有一部描写蔡锷将军反对袁世凯称帝的电影叫《知音》，袁克定在里面一副*倜傥的形象，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
我第一次见袁克定是在承泽园的家里，按照辈分，我一直喊他“大爷”。
1941年，父亲在上海被绑架，母亲怕我出事，让我跟着孙连仲（注:著名抗日将领，后任河北省主席）一家去了西安。母亲将父亲救出后，因日本入侵，我们一家人在西安生活了一段时间。我记得那时候跟随父亲一起躲避在西安的还有一些京剧名角，比如钱宝森、王福山等，他们都是原来在清宫里唱戏的伶人的后代。抗战胜利后，我们回到北京住在弓弦胡同一号，这个有15亩花园的院子原来是清末大太监李莲英的。1946年，父亲听说隋代大画家展子虔的《游春图》流于世面，为了不让这幅中国现存最早的画作落入外国人手里，毅然卖掉了他很喜欢的这座老宅，又变卖了母亲的一些首饰，才买回了《游春图》。我们一家于是就从城里的弓弦胡同搬到了城外的承泽园。
承泽园始建于雍正年间，是圆明园的附属园林之一。现在北大西门对着的那个院子叫蔚秀园，穿过蔚秀园就是承泽园。在父亲买下承泽园之前，它的主人是庆亲王奕。承泽园很大，大大小小30多间房子，里面有假山、有人工湖，还有一个特别大的荷花池，很是雅致幽静。父亲生性散淡，但对朋友是有求必应。他的朋友大多是和他谈论琴棋诗画的同道中人，我记得吴小如、画家秦仲文都曾在我们家住过。那幢房子现在是北大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教学科研和办公场所。
印象中我们搬到承泽园后，袁克定就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一家三口，加上奶奶住在承泽园最后面的房子里，而袁克定的房子在承泽园前面的东偏院，我进出回家，都要经过那里。那时候袁克定已经70多岁了，和他的老伴老两口一起生活，但他们各自住在各自的房间里，袁克定的侄女、老十七（注:指袁世凯的第17个儿子袁克友）的女儿，在照顾他们。
袁克定的老伴是他的原配夫人，很胖，像个老大妈，特别喜欢打麻将，和又瘦又矮的袁克定在一起很不协调。我后来才知道她是湖南巡抚吴大的女儿，袁克定属虎，她属龙，按旧时说法龙虎相克，但袁家结亲也有政治目的吧。袁克定后来又娶过两房姨太太，最后还是和这位原配一起生活。
前面的房子有个空阔的大门楼子，夏天时，常见袁克定在那里纳凉或吃饭。解放军入北京城时也曾住在这个门楼里。袁克定并不太爱说话，给我感觉脾气有些怪，没事就钻进他的书房里看书，我曾到过他的书房，记得他看的都是那种线装书，另一个爱好是看棋谱。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袁克定的残烛之年（2）
袁克定比父亲大9岁，父亲对他很尊重，有空就会到前院看望他。父亲的朋友多，每每在家谈诗论戏，袁克定从来不参加。
1948年，父亲被燕京大学中文系聘为导师，担任艺术史课程，以后多次在京津各大学举办诗词戏曲讲座，在当时的影响非常大。那时很多燕大学生周末也会跑到承泽园的家里来拜访父亲，对袁克定多少有数面之缘。著名红学家周汝昌在一篇回忆文章里还提及此事。
袁氏家族
张家与袁家的渊源应当从我祖父辈说起。我的爷爷张镇芳与袁世凯是项城同乡，又系姻亲。张镇芳出身书香门第，29岁时中了进士，留京任职，在户部做了六品郎官。他的姐姐嫁给袁世凯同父异母的长兄袁世昌为妻，因此袁家子女称呼爷爷张镇芳为“五舅”。
袁世凯出任直隶总督后延揽大量人才、培植亲信，善于理财的张镇芳便是其中一位。袁世凯将张镇芳从户部调出，主管盐政，最后升任长芦盐运使，官至从三品。长芦盐运使，主管河北、山东一带盐政，是晚清最大的盐官。“盐运使”是个肥差，据说当时即便一个地方盐运使，一年进项也有10万两白银，何况总揽半个北方盐政的长芦盐运使呢！张镇芳后来还曾署理过直隶总督转任河南都督。在袁世凯支持下，1915年3月，以擅长理财而出名的张镇芳创办了北方第一家商业银行——盐业银行，成为当时的四大银行之一。
袁、张两家专就亲戚交谊而论，实非如何亲近;并且袁世凯与其长兄关系并不亲密，所以袁世凯起用张镇芳且委以盐务重任，应更多是出于对张镇芳经济才干的赏识，而不是简单的裙带关系。张、袁两家都是当地大家。项城是个老城，主城区几乎一条街的房子都是张家的。父亲小时在项城老家读的家塾，直到7岁那年跟随爷爷张镇芳到了天津，那些老房子在解放后都给了政府，父亲再也没回去过，直到现在，张、袁两家还有亲戚生活在那儿。
袁世凯一生有一妻九妾，生了17个儿子、15个女儿。长子袁克定是袁世凯的原配夫人于氏所生。于氏是袁世凯河南老家一个财主的女儿，不识字，也不大懂旧礼节，不是很得袁世凯的喜欢，于氏只为袁世凯生了袁克定这一个儿子。
1913年，袁克定骑马时把腿摔坏，从此落下终身残疾。父亲从小和袁家兄弟厮混一起，和他们非常熟，但从性情上来说，父亲和袁寒云（袁克文）的关系最好。
袁克文是袁世凯的次子，他的生母金氏是朝鲜人，袁世凯在清末年间曾任驻朝商务代表，在那里娶了出身贵族的金氏，陪金氏出嫁的两个姑娘后来也一并被袁世凯纳为妾。父亲与袁克文兴趣相投，喜欢诗画、京剧。后来有人把父亲、袁克文、张学良以及溥仪的族弟溥侗并称为“民国四大公子”。
袁克文生下不久，被过继给袁世凯宠爱的大姨太沈氏。沈氏无子女，对袁克文溺爱有加，几乎到了百依百顺的地步，所以袁克文天性顽劣、*不羁，从不正经读书。但他十分聪明，一目十行，过目不忘，喜唱昆曲，好玩古钱，好结文人，自言“志在做一名士”。
对袁克定一心鼓吹袁世凯恢复帝制的做法，袁克文当年强烈反对。有名士风范的袁克文还作了一首诗《感遇》:
乍着微绵强自胜，阴晴向晚未分明。
南回寒雁掩孤月，西去骄风黯九城。
袁克定的残烛之年（3）
隙驹留身争一瞬，蛩声催梦欲三更。
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据说袁世凯曾说袁克文是“假名士”，但袁克文的这首诗得到颇高评价。袁克文的这首诗传出去后，很多人也领会了他反对帝制的意图。袁克定拿着这首诗找袁世凯告状，说最后两句明显是反对帝制。袁世凯一怒之下把袁克文软禁在北海中，并下令不许他和名士们来往。
1916年，迫不及待地要做皇帝的袁世凯把中南海的总统府更名为“新华宫”，还成立了为登基做准备的“大典筹备处”，仿照英国宫廷内流行的式样，他的十几个儿子也各自度身订做了一套“皇子服”。“皇子服”用黑呢子制作，在胸襟上还用金线刺绣着不同图案的纹饰，非常华贵。试礼服那天，袁世凯的其他几个“皇子”都乐不可支，纷纷穿上礼服摄影留念，唯独袁克文一人不试不穿。
生长在这样的家庭，他一生花钱如流水，从未爱惜过钱财。1918年，袁克文到上海游玩，据说一次花去60万大洋。袁世凯临死前曾经托孤给徐世昌，所以袁克文回来后，任大总统的徐世昌要拿拐杖敲断他的腿。
可惜袁克文1931年因病猝然去世于天津，才活了42岁。他有四子三女，其中三儿子袁家骝与其夫人吴健雄后来成了闻名世界的华人物理学家。
最后的“皇太子”
在承泽园第一次见到袁克定时，我想，原来这就是要做“小皇帝”的那个人啊！我们上学时，也整天说“窃国大盗”袁世凯，“野心勃勃”的袁克定，不过我见到袁克定时，他已是位七旬老人，那时候我眼中的他，只是一个很可怜的、没人关心、有些孤僻的老人，并不是电影或历史、文学书描绘的“现代曹丕”那种老谋深算的样子。
在承泽园生活的这些年里，袁克定从不抽烟，和客人见面也很客气、和善，总是微微欠身点头致意，对我们孩子也一样。他年轻时曾到德国留学，所以通*语和英语，看的书也以德文书居多，有时也翻译一些文章。或许是因为早年跟随袁世凯四处游走，他的口音有些杂，听不出是河南、天津还是北京话。
1916年，做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死后，袁家移居到天津。袁世凯做总统时，曾在京津两地为全家置办了数处房产。袁世凯的遗孀们住在天津河北地纬路，袁克定住在自己买的德国租界威尔逊路（现天津解放南路85号），1935年又迁到北京宝钞胡同63号旧居。北京沦陷后，袁克定带着家人，还有私人医生、厨子等，住在颐和园排云殿牌楼西边的第一个院落清华轩。
父亲通常不愿意跟我们讲张家和袁家的事情。后来有一次章伯钧向父亲问及袁克定的事情，父亲才说起来:抗战时期，袁克定的家境日渐败落，他原来还想找关系，求蒋介石返还被没收的袁氏在河南的家产，但被拒绝，袁克定只好以典当为生。华北沦陷后，有一次曹汝霖劝袁克定把河南彰德洹上村花园卖给日本人，但袁克定坚决不同意。
袁世凯去世后，每个孩子分了一大笔财产，袁克定作为长子主持分家，也因此一直有人怀疑除了均分的那份遗产外，他还独占了袁世凯存在法国银行的存款。但他的钱很快耗光，他60岁生日时，我父亲前往祝寿，曾给他写了一副对联:“桑海几风云，英雄龙虎皆门下;篷壶多岁月，家国山河半梦中。”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袁克定的残烛之年（4）
据父亲回忆，华北沦陷后，日本情报头子土肥原贤二还想笼络袁克定，要他加入华北伪政权，希望借助他的身份对北洋旧部施加些影响。袁克定几次跟父亲提到这事，那时他经济已经很困顿了，他掂量再三，说出任固然有了财源，但也不能因此而做汉奸。据说袁克定还登报声明，表示自己因病对任何事不闻不问，并拒见宾客，后来有人将刊登他声明的那张报纸装裱起来，并题诗表彰他的气节。
父亲当年不是很喜欢一意鼓吹袁世凯做皇帝的袁克定，但后来看见他家产耗尽，生活越来越潦倒，1948年就将他接到承泽园。后来任中央文史馆馆长的章士钊给袁克定一个馆员身份，让他在那里谋一职，每月有五六十块钱的收入。父亲说，他每次一拿到工资，就要交给母亲，但父亲不让母亲收他的钱，说既然把他接到家里了，在钱上也就不能计较。
1952年燕京大学并入北京大学，北京大学从城内沙滩迁入燕园。第二年，父亲把承泽园卖给北京大学。我们家那时在海淀还有一处30多亩地的院子，从承泽园搬出后，在那个院子住了半年左右，后来卖给了傅作义，最后住到了后海附近。父亲给袁克定一家在西城买了间房子，让他们搬了过去，也照样接济他们的生活。
我们在承泽园时，没怎么见过袁克定的家人来看他，袁克定去世后，平时不见往来的亲戚从河南赶来，卖了那座房子。母亲后来说，花出去的钱就是泼出去的水，不必计较了。袁克定有三个孩子，儿子袁家融，年轻时到美国留学，学地质，回国后娶了湖北督军王占元的女儿。解放后，袁家融曾在河北地质学院和贵阳工学院教过书，1996年以92岁高龄去世。我读书时，曾和袁克定的一个孙女袁缉贞同校，她后来去了香港，前几年也去世了。袁家曾是这样显赫的一个大家族，但最后也七零八落，到今天，知道袁克定这一支下落的人恐怕都没有几个了。
袁世凯身后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家族，他的一妻九妾留下了32个孩子，到了第三代，不算外孙，单是17个儿子，就又生了22个孙子、25个孙女。袁世凯一倒，袁家也四分五裂，散落各方。父亲去世前的最后一个愿望是写一本袁世凯的书，可惜最终未能如愿。
热衷帝制的袁克定
袁克定1878年出生，字云台，后来自己取号叫慧能居士。自幼起即随袁世凯去朝鲜及山东、直隶各地，并曾留学德国，熟悉官场，因而造就了他的政治野心。清末时任候补道，农工商部右参议和右丞，开滦矿务督办、董事长，1958年死于北京。
袁世凯被清廷罢黜后，袁克定对清廷怀有仇恨。辛亥革命前，经袁世凯的授意，与被捕后又释放的革命党人汪精卫结为异姓兄弟;武昌起义后，他频繁往来于河南老家与北京之间，沟通袁世凯与革命党双方，成为颠覆清政权的积极力量。
袁世凯在大总统任内，袁克定一直密预各项军机大事，曾建议袁世凯设立直接统率的“模范团”，组建模范团办事处，成为袁家的直系部队。直到晚年给人写信时，袁克定还是以“先大总统模范团之设，使不肖充数其间”的话自诩。
1913年，袁克定骑马把腿摔坏，到德国治疗。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当时为了拉拢袁世凯，极力鼓吹在中国实行帝制，因此对袁克定这位“皇太子”也极为重视。因为德国在当时欧洲实力最强，回国后袁克定也竭尽全力向袁世凯鼓吹帝制。
其时，袁世凯当上了大总统，开始担心自己越不过“袁家男人活不到60岁”这道坎，袁克定抓住袁世凯这个心理，通过各种方式不断明示或暗示:这一不祥的家族命运，只有做了真命天子才能冲破。他制造出中国传统帝王最容易相信的所谓祥瑞、显圣等现象，使袁世凯深信称帝完全是天意。
为了造成全国人民拥戴袁世凯做皇帝的假象，袁克定不惜伪造了一份报纸——《顺天时报》。《顺天时报》是日本政府在八国联军（1901年）之后，在天津创办的中文报纸，一贯代表日本政府讲话。袁世凯经常透过《顺天时报》来揣摩日本对中国有什么样的动作或风声，然后随时根据这些动作或风声调整自己的政策和计划。
1915年，袁世凯登基称帝前夕，他每天必看的《顺天时报》的内容突然发生重大改变，篇篇都是劝其尽早举行朝贺仪式、进行登基大典的文章。有一天，袁世凯家的丫头到外面买零食五香蚕豆，用整张真版《顺天时报》包着带回来，被袁世凯的第三女儿叔祯（自号静雪）发现，这张前几天的报纸和他们平时所看到的《顺天时报》的文章调子不同，赶忙找到同一天报纸来查对，发现两张报纸的日期虽然相同，而内容却有很多不一样。原来是袁克定自掏3万银元购买报纸印刷设备，每天按照《顺天时报》的固定格式印制一份“宫廷版”《顺天时报》，把反对帝制的言论一律改为歌功颂德，也把日、英、俄等国对袁世凯称帝的劝告都“过滤”掉。
据长期生活在袁克定身边的袁家宾（袁世凯四子袁克端的儿子）说，洪宪帝制失败，袁世凯在临终前曾说:“克定害我??”
(2006年4月3日)
施剑翘：刺杀孙传芳的传奇女性（1）
∷∷口述 施羽尧
1935年11月13日，佛堂里一声枪响，30岁的施剑翘近距离刺杀孙传芳，以报10年前的杀父之仇，而她也被冠以“侠女”、“烈女”头衔，在此后几十载中，不断成为民国时期多种演义故事的女主角。
1949年，施剑翘扭着秧歌迎来了苏州城的解放，也在同一年，把自己的儿子施佥刃和施羽尧送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已是七旬老人的施羽尧当年从抗美援朝战场上归来后便落户哈尔滨。在外界的各种亦真亦假的传说中，“施剑翘”已笼罩了浓重的神秘色彩，而在施羽尧眼里，她就是一位普普通通、充满慈爱的母亲。
家仇
我的哥哥名叫“佥刃”，我叫“羽尧”，细心人可能注意到，我们的名字组合起来就是“剑翘”，正是母亲的名字。
其实“剑翘”也不是母亲的本名，她原名叫施谷兰，“剑翘”这个名字是她决意刺杀孙传芳后改的。外祖父去世10周年时，母亲想到家仇还没报，心里难过，一个月夜她仰望天空，自己吟了一首诗:“翘首望明月，拔剑问青天。”从此就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施剑翘”，也想以此激励自己。我和哥哥原来分别叫“二利”、“大利”，母亲也全给改了过来。她说她在世上两袖清风，没什么可留下的，就把名字留给儿子吧。
母亲刺杀孙传芳的原因很简单，就为报杀父之仇。
我的外祖父施从滨，安徽桐城人。他们兄弟四人，生活极端困难，大年三十兄弟四人围着一个猪头过年，要账的人上门，把猪头取走，他们只能空对着一锅汤。外祖父最终带着几个弟弟出来闯荡，用了30多年，做到山东省军务帮办兼奉系第二军军长。
1925年秋，孙传芳联系了一些反对张作霖的势力，与奉系军阀为争夺安徽、江苏展开大战。张宗昌要外祖父南下对抗孙传芳，外祖父以年事已高为由推辞，但张宗昌坚持让他入皖，并允诺一旦攻下安徽，将以安徽都督做酬劳。外祖父只好率兵南下，虽然他的部队有白俄雇佣军和铁甲车助战，但仍抵不过孙传芳的部队。在安徽固镇，外祖父被三面围住，他乘铁甲车撤退，但孙传芳很狡猾，他拆掉了铁轨，铁甲车翻覆，倒在地里，外祖父和他的随从全部被俘。
外祖父从固镇被带到蚌埠车站孙传芳的指挥部，虽然有周围人求情，劝孙传芳不要杀俘虏，但孙传芳还是命大刀队将外祖父斩首。客观地说，参与军阀混战的外祖父也是军阀混战的牺牲品。张宗昌名声不好，有“酒肉将军”之称，外祖父在前线为他卖命时，他还在后方花天酒地。外祖父是在张宗昌手下，从排长、连长、团长一点点提拔起来的，所以他对张宗昌也有“愚忠”的一面。
当时军阀混战，杀人无数，孙传芳杀外祖父，杀了也就杀了，但他下令把外祖父斩首后挂在蚌埠车站，为了增加羞辱意味，还命人在白布上用红字写着“新任安徽督办施从滨之头”，并暴尸三天三夜。
那一年，母亲只有20岁，是家中长女，从小聪明伶俐，很得外祖父喜欢，父女间感情很深。闻听外祖父死得那么惨，母亲当时就决意报仇。她当时写的一首诗里有这样几句，从中也可以看出她当时心情:“被俘牺牲无公理，暴尸悬首灭人伦。痛亲谁识儿心苦，誓报父仇不顾身！”
母亲带着外祖母找到张宗昌，提出三个条件:一、给一笔抚恤金，全家迁往天津，与军界再不来往;二、希望能够提拔兄长施中诚为团长；三、把她的弟弟施中杰和另一个堂弟施中权送到日本留学。这些条件，张宗昌都一一答应了。书包 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施剑翘：刺杀孙传芳的传奇女性（2）
实际上，母亲这番安排也是别有深意，她把复仇希望首先寄托在大舅施中诚身上。施中诚原本是外祖父弟弟的孩子，因其父亲早亡，从小过继给外祖父。外祖父去世时，他还是一个小排长，张宗昌兑现诺言，将他提拔为团长，后来做到了烟台警备司令。但他劝母亲打消报仇的念头，说上有母亲下有孩子，母亲性子也刚烈，写了一封信，就和他断绝兄妹关系。
母亲的第二个希望寄托在我父亲身上。
我父亲施国宪，字靖公。他原来在外祖父的手下，也跟外祖父一起被俘，因官位小而被释放，后来去太原在阎锡山手下任中校参谋。他看中母亲并提出求婚，母亲答应嫁给他的条件是:必须为自己报杀父之仇。父亲当时也答应了。
1928年，23岁的母亲与父亲结婚，并随他到了太原，不久有了我哥哥。5年后，我又出生了。这期间母亲时常提起复仇的事，父亲说:先不急，等我有一定的权位再说。父亲在阎锡山手下后来一点点升到了旅长，但对母亲提出的报仇之事，始终没什么回应。母亲最终彻底失望，她说:“什么错误我都可以原谅，唯一不能原谅你反悔当时的誓言。”1935年初，母亲带着我们兄弟俩离开太原，回到了天津的外祖母家。
行刺
寄托在他人身上的愿望一再落空后，母亲决心自己动手来报父仇，为此，她写了一首诗明志:“一再牺牲为父仇，年年不报使人愁。痴心愿望求人助，结果仍需自出头。”
也许是天意，孙传芳在北伐战争中兵败下野后，一直住在天津的租界里。听说杀父仇人竟与自己就在一个城市里，母亲赶紧为自己的复仇行动进行一系列精心准备。
母亲原来缠过小脚，这样行动起来肯定不方便，她到处打听，找到一家可以放脚的医院。但骨头都已经长成型了，脚趾要一个一个做手术，把它拉直，然后再长好。为此，她真是吃了不少苦。
那时候不像现在传媒这么发达，通过报纸或电视就可以熟识一个人的面孔。虽然“孙传芳”这个名字像根一样生在脑海里，但下一步是如何“认识”孙传芳。有一天母亲从医院里出来，路过一个算命摊子，看见摊上有一个玻璃镜子，上面贴了好多名人照片。她赶紧停下来在里面找，结果还真发现了孙传芳，她如获至宝，买了下来。
可是天津也是个不小的城市，如何找到孙传芳呢？
母亲每天出去寻找仇人，没时间照顾我们，她就把哥哥送进一所租界幼儿园。这座幼儿园也是条件稍好的人家才能上得起的，母亲那时虽然没有工作，也没有收入，但一是外祖父去世时有一笔抚恤金，二来大舅施中诚和父亲也时常寄钱来补贴家用，所以我们还能维持一定的生活。
没想到，这一送又送出一条线索——有一天，哥哥无意中告诉母亲，孙传芳的一个女儿孙家敏跟他在同一个幼儿园。此后，母亲就注意在幼儿园留心观察孙家敏，看她上哪个人的车，车号是什么。通过孙家敏，母亲不仅知道了孙传芳的车牌号，还打听到孙传芳经常会在周末出去看电影或看戏，于是，影剧院门口，几乎成了她每天必到的地方。
有一天，母亲终于在法租界大光明电影院门口，看到了孙传芳那辆车牌号为1093的黑色轿车。她就站在不远的地方等，一直等到电影散场。过了一会儿，她看见孙传芳的女儿从台阶上蹦蹦跳跳下来了，后面跟着一男一女，然后三个人一起进了汽车。母亲意识到了眼前这个人正是孙传芳，这也是她第一次近距离看见她追踪多年的杀父仇人。但因为担心伤及周围无辜，犹豫间孙传芳已经上了汽车绝尘而去。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
施剑翘：刺杀孙传芳的传奇女性（3）
这段时间，母亲也知道了孙传芳的住处，但到那儿一看，周围壁垒森严，上面都是电网，门口有警卫，她自己根本没办法进去。
1935年农历九月十七，是外祖父去世10周年的祭日。母亲不敢在家里哭，怕外祖母听到了更难过，只好跑到日租界的观音寺里烧纸祭祀外祖父。和尚见她跪哭不止，就过来劝慰她皈依佛门。和尚无意中说:“你看靳云鹏、孙传芳这些名人，不都信佛了吗？”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母亲一听，立刻止住了哭声，追问下去。
原来“九一八”事变后，孙传芳由东北迁回天津定居。当时华北局势复杂，一方面，日本极力拉拢这些旧军阀，当时土肥原贤二、冈村宁次等都造访过孙传芳；另一方面，南京国民政府的特务机关对孙传芳这些人也加紧监控，警惕他们为日本人所利用。孙传芳也深知自己所处环境的复杂，所以他公开声明不被任何政权利用，闭门谢客，深居简出。曾任过北洋政府总理的靳云鹏，下野后也住在天津，他劝孙传芳皈依佛门。1933年，两人共同出面，把天津城东南角草场庵的一座清修禅院买过来，改成了天津佛教居士林，靳云鹏任林长，孙传芳任副林长，规定每星期日居士们来林念经，当时陆续来参加活动的有3000多人。
母亲便化名“董惠”，混进了“居士林”，她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孙传芳的信息，也知道了孙传芳的活动规律:每周三、六必到居士林听经。母亲特别细心，每次去居士林，她都特别留心一些细节:比如注意观察孙传芳的位置是不是固定的，从哪个角度能射中他等等。她还给自己专门设计了一件大衣，就为了把手枪安全地搁在口袋里。
1935年11月13日是母亲预计下手的日子，但这天一大早就下起了雨，直到中午还没停。母亲想，这种天气孙传芳可能不会来了，所以她大衣也没穿、枪也没带，想先去“居士林”看一下。到那儿一看，孙传芳的那个位置空着，而且下面听经的人也不是很多。母亲以为这一天又没机会了，没想到过了一会儿，她看见有人过来，给孙传芳坐的那个凳子擦灰。她立即意识到:孙传芳可能要来了！没过多久，披着袈裟的孙传芳走进佛堂——据说那天孙传芳起床后，一上午都在书房里练书法，吃过午饭，他准备出发到居士林，他的夫人劝他，下雨就不要去了，但他还是出了门。
母亲连忙出居士林，租了辆车回家，她穿上大衣，装好枪和传单，又匆匆地走出家门。那一年我哥哥6岁多了，看见母亲回来，就跟在她后面，“娘、娘”地叫，母亲也没多回头，很快叫了辆车又去了。
15点半，母亲回居士林。稍坐片刻，稳定情绪后，她看见离孙传芳的座位比较远，便向看堂人说:“我的座位离火炉太近，烤得难受。前面有些空位，可不可以往前挪一下？”对方点头同意，母亲站起来，缓步走到孙传芳身后，拔出枪对准孙传芳耳后扣动了扳机，一声枪响，孙传芳扑倒在地，母亲又朝他脑后和背后连开两枪。
枪声一响，佛堂里大乱，母亲站起来大声宣布自己的姓名及行刺目的，然后向人群中发了一份传单。上面写着:一、今天施剑翘打死孙传芳，是为先父施从滨报仇。二、详细情形请看我的《告国人书》。三、大仇已报，我即向法院自首。四、血溅佛堂，惊骇各位，谨以至诚向居士林及各位先生表示歉意。和传单一起分发的，还有《告国人书》和一张身穿将校服的军官照片，照片上的人就是外祖父施从滨。bookbao.co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施剑翘：刺杀孙传芳的传奇女性（4）
见孙传芳已死，母亲让人通知警察局赶快来人，自己决意自首，不想趁乱逃脱。这时孙传芳的随从也跑了进来，见孙传芳已死，而母亲持手枪站在原地，也不敢贸然行动。不久，警察到来，将母亲带走。
行刺前，她给家里留了一份类似遗嘱的东西:一是告诉家人，留了一笔钱给我和哥哥，以后让姨母抚养我们俩。二是嘱咐家人把自己葬在外祖父旁边。母亲是抱着必死之心去的。她的复仇计划，只有一个人知道，就是母亲的大弟弟施则凡。母亲毕竟是旧社会环境里长大的，传统观念很重。她觉得男的是家里的顶梁柱，父亲已经去世，如果弟弟再有什么意外，家里的损失就太大了，所以执意自己行动。决定行刺前，她专门把外祖母送到南京，然后和舅舅仔细商议了行刺计划，包括如何写传单等细节。她事先买来油印机、印好传单以便散发，还特地拍了一张照片，以便复仇成功后给新闻界使用。
母亲能行刺成功，表面上看，她确实有一系列不可思议的运气。但如果考虑到这是她用10年时间寻找出来的线索和机会，与其说她幸运，不如说她更有恒心和毅力。
自由
刺杀事件轰动了天津。当天下午，天津的许多报纸都发了号外，第二天，天津、北平、上海各报都在头条位置上刊登了这条消息，一时全国轰动。
这起案件被移交到天津地方法院审理。母亲在法庭上说:“父亲如果战死在两军阵前，我不能拿孙传芳做仇人。他残杀俘虏，死后悬头，我才与他不共戴天。”那时，支持孙传芳的一些人也在四处活动，希望置母亲于不利境地。孙传芳虽然下野，但结拜兄弟很多。尤其讽刺的是，当年外祖父等于是替奉军的张作霖作战而被孙传芳处死的，但若干年后，张作霖与孙传芳又“前嫌尽释”，“化敌为友”，共同对付北伐军，孙传芳与很多人，包括张学良等，关系都比较近。
当时的社会舆论对母亲大多持支持态度，毕竟孙传芳也是个作恶累累的大军阀，社会各界，特别是妇女界，也都予以声援并强烈呼吁国民政府释放或特赦母亲。法庭一审判决母亲有期徒刑10年;母亲不服，上诉到天津高等法院，又被改判为7年。母亲仍不服，再上诉到南京的全国最高法院。在舆论压力下，1936年10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向全国发表公告，决定赦免母亲。
为母亲特赦起主要作用的是冯玉祥。冯玉祥并不直接认识母亲，但他早年曾与母亲的叔叔施从云一道参加过反清运动，他闻讯后立即联合李烈钧、张继等30余位党政要人，呈请国民政府要求特赦。结果母亲服刑不到一年便重获自由。出狱那天，媒体拍到了一身男装打扮的母亲，其实这也是母亲为了保护自己的举动。孙传芳毕竟不是一个普通之辈，他还有很多党羽，母亲被特赦后也收到过匿名信和恐吓信。
母亲被释放，但社会还存在一些猜测:施剑翘哪来的枪，她怎么学会开枪的？等等。外界普遍觉得这么一个刺杀行动，不可能由她独自完成，肯定幕后有更深的背景。其实这些疑问，母亲在庭审时都曾一一解答过:行刺用的手枪，是舅舅在日本士官学校的同学朱其平买的，一直暂存于施家;因为从小就常拿外祖父放在枕头下的枪玩，她很早就知道如何装子弹、如何射击等。
但是这些回答仍然未能打消一些人的疑问。孙传芳的一位部下曾写文章言之凿凿地说，刺杀孙传芳的真正幕后主使是蒋介石，蒋介石通过施中诚给了母亲一笔钱，然后让母亲以替父报仇之名刺死孙传芳。这种怀疑也不是空穴来风，比如曾任湖南督军的张敬尧就因与日本人暗中勾结而被军统人员杀死。孙传芳当时也是日本人极力拉拢的对象，蒋介石想除掉孙传芳也顺理成章。沈醉1961年写过一篇文章叫《我所知道的戴笠》，文中提到施剑翘是戴笠的座上宾，这更加重了“中统”或“军统”参与刺杀孙传芳的怀疑。至今还有一些文章在提及这段往事时，称它为“民国谜案”，意指母亲只是台前活动，真正的谜底、幕后策划人还没有浮出水面。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施剑翘：刺杀孙传芳的传奇女性（5）
时至今日，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母亲的刺杀行动很简单，她就是要为父报仇，从没有其他势力参与其中。对于沈醉的文章，母亲很是气愤，1963年，她专门写了一份《施剑翘手刃父仇经过》的说明材料交给全国政协。后来母亲的干女儿沈渝丽专门找过沈醉询问此事，沈醉回忆，戴笠在训练手下那些女特工时，经常拿施剑翘做榜样，所以他误以为戴笠和施剑翘很熟。其实母亲与戴笠从无交往，戴笠只是赞赏她的气度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
现在也有一些人对母亲的复仇行为提出不同看法。但是上世纪30年代，一个弱女子想要依靠法律途径报仇，显然是不现实的;选择刺杀这种方式，也是特殊历史时期决定的吧。
孙家后人当然对这一段历史仍很介意。上世纪80年代时，我写了一部《女杰施剑翘》，拍成电视剧，后来八一电影制片厂也据此拍了电影，由著名电影演员孙飞虎演孙传芳。电影未公映，《大众电影》先登了这条消息，不知怎么传到国外，被孙传芳的后代看到了，他们写信给国内有关部门，上级部门后来发话:人都死了，都是历史了，就不要再提了。电影后来改编了一下，全都换成虚拟人物，名字也变成了《女刺客》，“八一”厂为此也损失不少。
母亲出狱后，带着我们与外祖母一起住在长沙的舅舅家。这时，正逢“七七”事变爆发，母亲给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张治中写了封信，只有8个字:“我要求做抗战工作。”张治中随即接见了母亲，安排她为湖南省抗敌后援总会慰劳组主任。
1941年7月，我们一家又辗转到了四川合川县。那里被日本轰炸得很惨，母亲又在那里开始募捐工作，她发起捐献飞机的倡议。当时母亲已有一定的社会知名度，靠着她的影响力，短短几个月，她就筹集到了足可以购买3架崭新战斗机的钱。当时主要负责筹建中国空军的宋美龄特别感动，为此还特地约见母亲，让母亲参加空军的工作。
母亲当年在长沙为抗日募捐时，结识了八路军长沙办事处主任徐特立。她后来又认识了邓颖超和周恩来。当年，国民党空军飞行员刘善本驾机起义到了延安，刘家上有老下有小，生活陷入困境。周恩来多次派人送钱都因刘家已被监控未能成功。母亲见周恩来很着急，就提出利用自己在空军的特殊身份，替共产党给刘的家属送钱。完成任务后，母亲向周恩来提出加入共产党，周恩来回答说:你在党外更合适。母亲后来成了无党派人士，这也是她最大的遗憾。解放后她总感觉自己有劲使不出来，母亲在台湾那边旧故比较多，就向*部表态，愿意做工作，但也没什么结果。
余音
小时候经常有亲朋好友上门，都会让母亲讲一讲当年的故事，我断断续续了解了一些。家里也一直摆放着外祖父的像，小时候哥哥淘气、学习不好，母亲并不打他，只是让他跪在外祖父像前，渐渐地，我也知道了母亲那段特殊的经历。但若非外人提及，母亲很少主动讲自己的故事，当年田汉还要为母亲写剧本，但都被母亲拒绝。
印象中的母亲衣着朴素，生活非常俭朴。我记得她平时连牙膏都不用，只用牙粉漱口。我很小就住校，在昆明，回一次家要走10多里路，那时也没有车，走回家腿都肿了，后来改为两个星期回一次。我哥哥上了小学，有时他一人回家，就剩下我一个人住在大庙里，半夜醒来害怕极了。母亲性格刚烈，对我们要求极严，但我们也并不怕她。书包网 www.aIhUaU.com
施剑翘：刺杀孙传芳的传奇女性（6）
母亲很少向我们提及父亲。当年她决意自己动手刺杀孙传芳，离开太原去天津后，她和父亲的婚姻已名存实亡。坦率地说，母亲当年同意与父亲结婚，也主要是希望他能为自己报仇。结婚之后，父亲常年住在部队，彼此的感情也很淡，但囿于社会成见，她始终未同父亲离婚。
1947年，已是少将参谋长的父亲到南京开军事会议时，顺便看母亲，但母亲一直对他冷淡。母亲后来又让我小舅舅带我去见父亲，那时母亲没有收入，她列了个清单，希望父亲给我们兄弟俩买些食品、衣服之类。我记得那天穿着布鞋去见他，虽然和父亲10多年没见过，但父亲见了我并不亲热，未置一辞，也没给买任何东西。相比之下，父亲对大哥比较好，哥哥比我大5岁，在父亲身边生活过几年，长得也像父亲。
这应该是我们父子的最后一次见面。太原战役前，母亲曾写信劝父亲和平起义，但被父亲拒绝，不久他被解放军俘虏，关在济南解放军训练团。那时我已进华东军政大学学习，母亲让我写信劝他，以为这样效果会更好。但父亲的回信不到50个字，说得很冷淡:你进步了，以后别来信了。60年代初，父亲那批战俘被改造得差不多了，释放前他试探性地写信给母亲，说想重回那种“有妻有子”的生活，母亲坚决不同意，她向父亲提出离婚。那时候离婚要开组织介绍信，她到北京市政协去开，组织上说:现在马上他就要被释放了，你不能再把他推到另一边去。母亲没离成。之后来消息说父亲病重，让母亲赶紧去，母亲没去，不久我们收到了济南来的父亲的遗物，母亲又给退了回去。父母亲的恩怨就这样彻底结束了。
当年母亲一怒之下，写信与兄长施中诚断绝关系。她把孙传芳杀死后，施中诚有些内疚，另外他对外祖母一直极尽孝心，母亲后来又原谅了他，两人又互相来往。1945年，任74军军长的施中诚，在湘西大会战中亲临前线指挥，同日军三个师团血战雪峰山下，毙敌数千，重创日军先头部队。1945年12月，74军接收衡阳一线日军投降时候，蒋介石指名要他发言，也是威风一时。第二年，施中诚任南京警备司令。母亲曾劝他跟周恩来联系，让他转向共产党，但被施中诚拒绝。南京解放前夕，施中诚随蒋介石去了台湾，后来做到台北警备司令。1959年离开台湾，偕妻长住美国洛杉矶，1983年逝世。
上世纪40年代，母亲曾筹款为贫苦孩子办了一所小学，学校以为辛亥革命而牺牲的四舅施从云的名字命名——“从云小学”，解放后，母亲没了工作，她虽然想尽办法为学校捐款，但都不是长久之计。1952年，母亲将倾其心力创办的“从云小学”捐给国家，她则从苏州到了北京，跟姨母生活。
那时我们兄弟俩都参加抗美援朝。1955年部队开展“肃反”运动，部队提出我们的家世问题，我们自己一时说不清楚，觉得憋屈难受:满腔热血地参军，为什么到头来还受怀疑？母亲知道后，整整一个多月把自己闷在屋子里，跟姨母也一句话不说。后来她写了封万言书，托她认识的董必武转交给毛主席。
一个月后，*部一位叫徐华的工作人员来我家，说是毛主席托他转交200元钱给母亲，让她安心养病。那时母亲没有工作，也没有任何收入，这200元对她来说解了燃眉之急。两个月后，*部又送来200块钱，但总让毛主席送钱也不是长久之计啊！后来组织又出面，让母亲当上了北京市特邀政协委员，每个月有固定的120块工资，这在当时已经是不小的收入了。
那时我在朝鲜，有一天突然被军政委找去谈话。要知道我才是一个小参谋，正纳闷怎么会有如此“待遇”。这次谈话后，原来让我转业后来又留了下来，我后来才知道是母亲的信起了作用。
1952年母亲被检查出患了子宫癌，因为摘除得早，病情稳定了几年。母亲后来也成了一名佛教徒，她甚至在给毛主席的信中都敢这样说:你不信佛，这是最大的遗憾。佛教也给晚年的母亲很大的心灵慰藉，1979年被确诊为晚期直肠癌，由北京医院院长吴蔚然大夫亲自主刀。不久，因尿毒症合并心肌衰竭，8月27日，74岁的母亲带着她的传奇故事，离开了这个世界??
(2007年12月3日)
严幼韵与她的世纪人生（1）
∷∷口述 杨雪兰
旧上海的富家大小姐，战乱时期的外交官夫人，“民国外交第一人”顾维钧的晚年伴侣，百岁老人严幼韵的一生，见证了一个世纪的沉浮与沧桑。
杨雪兰曾担任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副总裁，通用在上海投资生产别克汽车，就是她从中促成。杨雪兰继承的不仅是母亲的相貌，更有一份自信、坚强与乐观。
上海滩的“84”小姐
很多年后，我才知道母亲当年在上海曾是怎样有名。1980年左右，我从美国回上海，舅舅带我去看一个朋友。老先生住在弄堂里，破破烂烂的三楼，灯光也很昏暗。天气很热，他穿着背心短裤，拼命扇扇子。舅舅介绍我说:“这是杨雪兰，严幼韵的女儿。”老人的脸一下子亮了起来说:“噢，你就是‘84’的女儿？！当年，我们可是天天站在沪江大学大门口，就为了看‘84’一眼！”
母亲的家世，应该从她的祖父严信厚说起。严信厚是近现代非常有名的实业家，他曾在杭州胡雪岩开设的信源银楼任文书，得到胡雪岩赏识，被胡推荐给李鸿章。后来他经营盐业，积累了大量家财，在绘画、书法上都很有造诣，以画芦雁著名，现在宁波还有人专门研究他的字画。
严信厚致力于民族工商业、金融业，1887年，他投资5万两白银在宁波湾头创办中国第一家机器轧花厂，后又在上海投资面粉厂、榨油厂等多家实业。1902年，他还出任上海第一个商界团体——上海商业会议公所首届总理。严家是个大家族，严家出的另一个著名人物，就是被张伯苓称为“南开之父”的严修，他曾资助青年周恩来旅欧，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
严信厚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儿子严子均便是我的外祖父。严子均是一位开明商人，他将产业进一步扩大，母亲自小便生活在这样一个富有而宽松的家庭里。她与两个姐姐严彩韵、严莲韵都成为中国第一代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
1925年母亲考入沪江大学，那是中国最早男女同校的教会学校之一，颇多清规戒律，学生必须住校，每月只能回家一次。母亲不愿受约束，1927年她转入复旦大学商科，成为首批入该校的女生。去年是复旦大学百年校庆，校方专门挑了几位毕业于复旦的百岁老人，还出了书，其中一位就是母亲，校方把母亲当年入校时的照片送给我们做纪念，母亲收到后特别高兴。
那时能进入高等学校读书的女生凤毛麟角，而家境阔绰又新潮时尚的母亲更成了众人瞩目的焦点。因为家里在上海南京路上开着“老九章绸布庄”，绸布庄各种衣料随她挑，家里还有好几个裁缝，母亲几乎每天都换一件最时髦的新衣服，我小时候对母亲那些花花绿绿的衣服印象很深，也很羡慕。母亲注重装束的习惯保持了一生，即便她今年都101岁了，还经常让我帮她做衣服。有些她穿不了的衣服留给我，质地都特别好，朋友说拿出来可以做古董了。
母亲住在静安寺，离复旦比较远，那时候，她坐着自己的轿车到学校上课。家里给她配了个司机，她自己也会开车，常常是司机坐在旁边，她开车，很多男生每天就站在学校门口，等她的车路过。因为车牌号是“84”，一些男生就将英语eighty four念成上海话的“爱的花”。很多她在复旦上学时的同学回忆，如果母亲向哪位男生开口借笔记或作业，他们都感到“受宠若惊”。“爱的花”这个绰号后来不仅传出复旦校园，还出现在上海的报章杂志上，母亲成了当时最时尚人物的代表。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严幼韵与她的世纪人生（2）
父母的结识，也跟“84”有关。父亲第一次见母亲时，她正驾着那辆“爱的花”轿车。他很好奇，就一直跟在后面。很巧，他们两个是参加同一个Party的。父亲马上请朋友介绍认识，开始不断地给母亲送花、约会，终于在“激烈竞争”中，赢得了母亲的芳心。
以身殉国的父亲
1929年9月，父亲与母亲在上海大华饭店举行婚礼，这里也是9个月前蒋介石与宋美龄举行婚礼的地方。婚礼由外交部长王正廷主持，出席婚礼的近千人。
我的父亲杨光出生于1900年，16岁时考入清华学堂高等科，20岁毕业后留美，获国际公法哲学博士学位。1927年回清华任政治学、国际公法教授，不久进入外交界，1930年出任中国驻伦敦总领事及驻欧洲特派员。抗战爆发后，父亲被派往菲律宾，任中国驻马尼拉领事馆总领事，我们全家一起跟随父亲到了马尼拉。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后，日本人开始轰炸菲律宾。父母带着我们姐妹3人，原本住在马尼拉一个条件很好的别墅里，战争一开始，在菲律宾的外交人员全都集中到了马尼拉宾馆，我们三姐妹和父母挤在一个房间里，我和妈妈睡在床上，爸爸带着姐姐和妹妹睡在地板上，那时妹妹刚出生不久，父母拉了一个抽屉，放上小枕头给她当床。那年我只有6岁，我记得从窗口看出去，整个大海仿佛都变成了一片火海。
1942年1月2日，马尼拉沦陷。1月4日，我记得那天早上，全家都在用早餐。进来了3个日本宪兵，那时我还小，看着日本人觉得很奇怪，因为他们的脚都是包起来的，踢着正步，他们对父亲说:“你被捕了。”父亲好像早有准备，他很镇静地回到房间，带上早已收拾好的箱子，跟着他们走了。
战争开始时，麦克阿瑟将军曾邀请父亲和我们全家一起撤到澳大利亚避难，但父亲说:“我不能离开，这里的华侨需要我。”身为总领事的父亲，带着使馆工作人员，在华侨中宣传抗日，为中国抗战募捐。另外，当时还有一批在美国印制的大量法币，在运回国内中途滞留在总领事馆，父亲担心它们被日本人侵占，于是下令烧毁，这些可能都激怒了日本人。他们于是不顾国际法，将父亲与使馆工作人员都抓了起来。
父亲他们起初被关在菲律宾大学美术学院里，那里什么设施都没有，我还记得有一次母亲带着我们去见生病的父亲，把药灌在白兰地的瓶子里。没多久，父亲他们又被投进圣地亚哥炮台地牢。这座西班牙人建的监狱就在河边，每天河水会涨起来漫到监狱里，其实就是个水牢。
很长一段时间，母亲都不知道父亲是死是活。日本人曾寄了一包东西给母亲，里面有父亲的眼镜、手表和剪下来的一绺头发，母亲收到后痛哭失声。但也有人说，日本人不会真的杀父亲，因为他毕竟是外交人员，我们于是又半含希望生活着。直到战争结束后我们才知道，父亲早在1942年4月就已经遇害了。根据后来的一些调查，当地目击此事的农民讲，有七个人被带到田里，叫他们自己去挖埋他们的坑，挖好后就站在里面。日本人还给他们蒙上眼睛，我父亲拒绝，一直睁眼直视着这些日本人。中枪后父亲没有死，他还用手指着自己的心脏让日本人再打??
跟父亲一同遇难的还有使馆的其他几位工作人员，其中最小的一位仅23岁，新婚不久派出来的。抗战结束后，1947年7月7日，国民政府派专机到菲律宾，专门将父亲等8位外交官的遗骸运回南京。在9月3日抗战胜利纪念日这天，父亲他们被一同安葬在南京*台，并将*台改名为“忠烈公园”;而在马尼拉，至今还有华侨集资筹建的“杨光总领事暨殉职馆员纪念碑”。
严幼韵与她的世纪人生（3）
马尼拉的艰苦岁月
父亲被抓后不久，母亲带着我们从马尼拉宾馆搬回了原来的老房子里。这幢楼原来只有我们一家人住，现在变成了全体外交人员的住所;我们姐妹3人原来每人都有一间卧房，而现在每个房间都住满了一家人。当时母亲一个朋友从上海准备到美国看她的丈夫，转经菲律宾来看母亲时，正赶上战争爆发，只好滞留在马尼拉，她母子2人和我们母女4个挤在一个房间里，这样一住就是4年。
母亲很了不起，虽然她以前是养尊处优的阔家小姐，但失去了父亲这个支撑后，她并没有垮下来。她感到自己有责任照料好其他7位外交官的妻儿，当时使馆家属有40多口人生活在一起，相当于一个大家庭，也会有各种矛盾，什么你偷了我的油，我拿了你的什么东西之类的。母亲就成了这个大家庭的总管，而且后来还带着这么多口人几次搬家、找房子，都是母亲张罗的。母亲以前没有任何一点这方面经验，但她很快适应这样的生活，也从来不去抱怨什么。
以前我们住的房子有花园，战争一来，花园变成了菜地，母亲带着我们种菜，养鸡、养鸭，还学会自己制酱油、肥皂。她自己也没有收入，依靠当地华侨送的东西维持生计，母亲自己还要不停地变卖东西，才能维持我们的生计。但母亲也从来不把情绪带给我们，也始终保持着乐观的心态，空闲时她还常坐到钢琴前弹上一曲。战前我们还有一个管家，很严格地管我们的起居、饮食，战争开始后母亲“接管”我们，我们反倒觉得完全自由了。所以虽然是战乱年代，但从我这个小孩子角度讲，好像也不觉得生活过得有多苦。
母亲有一句话:Prepare for the worst, hope for the best.（做最坏的准备，做最好的希望。）我们姐妹3人每人都有个自己做的布袋子，里面装着饼干、水和一些衣物，以便可以随时带着逃难。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女性特别容易受伤害，何况像我们这样一个有母女4人、失去了唯一男性的家庭，记得战争快结束时，有一天她带着我们连续3天躲在一个防空洞里，既怕被溃败的日本人发现，也躲避着刚刚占领菲律宾的美国兵，母亲在尽她自己最大的力量保护着我们。
战后我们一家人坐船到了美国，在海上漂了24天，一条只能乘几百人的军舰上装了3000多人。刚到美国时，母亲也没有工作。当时正在筹建联合国，母亲问一位朋友她是否有可能申请到联合国工作，这位朋友说，你怎么可能适应这种要早上上班、晚上下班的工作？但母亲还是努力争取进到了联合国礼宾司，礼宾司的工作从接待到任大使，安排他们递交国书，到接待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国家元首，涉及联合国所有官方礼仪事宜，不能出一点错。母亲一直工作了15年，直到1959年10月离职。我和姐姐有机会上好的学校，都是因为母亲工作扶持这个家。
母亲终生保持着这种乐观向上的精神，这可能也是她长寿的原因吧！母亲一直想保留自己的牙齿、不想戴假牙，前段时间每隔几个星期去修一次牙。结果最后一次去医院检查回来，出租车快到家时，一下子出了事故，她的牙也撞掉了。听了消息，我们都很沮丧，但母亲却安慰我们说:“我很幸运，因为出租车可能会出更糟的事故。”
与顾维钧的幸福晚年
严幼韵与她的世纪人生（4）
1959年，母亲与顾维钧先生在纽约结婚，成为他的第三任妻子。母亲与顾先生一起生活了26年，一直到顾先生去世，这也是顾先生最幸福安定的晚年生活。
出生于1888年的顾维钧是上海嘉定人，16岁那年赴哥伦比亚大学主修国际法和外交。1908年，唐绍仪以清廷特使名义访美，在大使馆里接见了40位中国留学生，唐绍仪对代表留学生致辞的顾维钧印象十分深刻。*成立、袁世凯执政后，唐绍仪出任袁世凯的内阁总理，他立即向袁世凯举荐了顾维钧。
当接到邀请回国担任总统府英文秘书的电报时，顾维钧正在准备博士论文，他的论文还只写了一个序。左右为难之际，曾担任过助理国务卿的导师对顾维钧说:你学习外交就是为了为国报效，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你应该抓住。他认为顾维钧单独的“序章”，就可以作为博士论文来答辩。就这样，顾维钧顺利拿到了博士学位，于1912年启程回国赴任。24岁的顾维钧便担任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兼翻译;27岁那年，顾维钧又被任命为驻美公使，那时的他还有着京城三大美男子之一的美称。他不仅是当时中国最年轻的驻外使节，也是华盛顿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外国使节。
母亲很早就认识顾维钧，顾先生是父亲以前的上司，那时的位置也很高。父亲以前还向他写信请教过一些问题，我们全家到美国来，也是由于顾先生的帮助。顾先生很年轻时就从事外交工作，其实“家”的概念对他来说很淡薄，没有什么个人生活，也很少有私人朋友。跟母亲结婚以前，顾先生在海牙国际法庭工作，那时他没有家，住在旅馆里。可能是长期没人照顾吧，我们见到他时，他非常瘦，在家里吃饭也像参加宴会一样正式，有个人专门站在他身后，随时递上一块餐布服侍他，起初我们都觉得怪怪的，因为我们家是非常随意的。
顾先生本来是很严肃的一个人，跟我们在一起时间长了，顾先生也被我们“改造”过来。他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人，他会像孩子一样喜欢过生日Party。每年他过生日的时候，我们都要动脑筋想，怎么庆祝。他的生日是1月29日，后来成了我们家除了圣诞节、春节以外，每年最重要的一个日子。有一年我们全家去滑雪，他和母亲年纪大了，就计划在附近散步。有一天我们回来时，看到他带着新买的滑雪服，原来他忍不住“童心大发”，要跟我们一起滑雪去，后来《时代》周刊还登了一篇文章，说72岁的顾维钧开始学滑雪。
母亲知道顾先生有晚睡晚起的习惯，担心他的健康，每天凌晨3点一定起床，为他煮好牛奶放在保温杯中，还附上一张“不要忘记喝牛奶”的纸条放在床边。顾先生晚年在谈到长寿秘诀时，总结了三条:“散步，少吃零食，太太照顾。”
虽然二十几岁就身居高位，但顾先生从不倨傲，即便对司机、服务生，也都很和蔼。他在我们面前也极少提及自己的经历，只是偶尔会讲一下以前的故事，比如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参加了联合国派出的“李顿调查团”，当时日本人对他防范很严，阻止他进入东北，甚至以要在他坐的火车上放炸弹相威胁，情形十分危险。他还是顶着这些危险，向联合国递交了一份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长篇备忘录。
所以，晚年他和母亲结合后很幸福。顾维钧先生后来用17年完成了他的口述*，这与母亲的精心照顾是分不开的。唐德刚先生为他做口述史时，他正出任海牙国际法庭*官，唐德刚利用他每年回纽约度假3个月时间，每天来访问4小时。而顾先生在做外交官时，每天写日记，也保存了大量的历史资料。他们共同完成了这套共13卷、600万字《顾维钧*》，为中国近代史留下了一笔特别珍贵的历史资料。
顾先生和我们在一起，有了很多朋友。去世那天晚上10点左右，他还问母亲:“这周有什么活动？”之后去洗澡时，最终以98岁的高龄无疾而终。虽然离开大陆数十载，顾维钧却未加入美国籍，保持着“一生都是中国人”的信念，一直到离开。
顾先生去世后，母亲将他的155件遗物捐给上海嘉定博物馆，并捐了10万美元，资助建立顾维钧生平陈列室。今年9月2日，顾维钧的雕像在上海落成，也算是终于魂归故里，为他、也为母亲，圆了一个多年的心愿吧。
(2006年12月11日)
邵洵美：被遗忘的名字（1）
∷∷口述 邵绡红
这是一个被遗忘的名字——邵洵美，作为曾经活跃在文坛的唯美诗人、翻译家、出版家，不知何时他已悄悄被历史的尘烟所遮蔽。带着那本为纪念父亲诞辰100周年而出的《我的爸爸邵洵美》，邵绡红在一个温暖的春日午后，静静地回忆起父亲的故事。
末代豪门
很多年轻人知道爸爸的名字，还是因为鲁迅那篇被收录进高中语文课本中的《拿来主义》一文，其中有这样的句子:“某些人??因为祖上的阴功，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抢来的，或合法继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注释里说:“这里讽刺的是做了富家翁的女婿而炫耀于人的邵洵美之流。”
所谓“富家翁的女婿”，当然是指爸爸娶了妈妈——盛宣怀的孙女盛佩玉。盛宣怀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洋务运动倡导者，也是中国近代化的第一代实业家，他一生创下了11个第一: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第一家电讯企业（天津电报局）、第一条南北干线铁路（芦汉铁路）、第一所工业大学（北洋大学）等。
但这样的评语，对爸爸来说是很不公平的。首先，爸爸的邵氏家族在上海也是一个大家。我的太爷爷（即邵洵美的爷爷）邵友濂官至一品，曾任湖南巡抚、台湾巡抚。邵友濂当年协助曾国藩之子曾纪泽与俄罗斯谈判签订《中俄伊犁条约》。他留下了三本日记，详细记载了伊犁条约的经过，其中一本在“*”中被我烧掉了，所幸在史书上还有完整的记录。中日甲午战争后，清廷原派邵友濂与他人赴日议和，因日方非要李鸿章来，最后才有了那个臭名昭著的《马关条约》。爸爸从小被过继给大伯邵颐，而邵颐的夫人李氏是李鸿章视为己出的侄女，当年以中堂大人的千金之名嫁到邵家，从谱系上讲，李鸿章也是爸爸的外祖父。
其次，很多人不了解的是，爸爸的生母是盛宣怀的四女儿，爸爸不仅是盛宣怀的孙女婿，其实更是他的亲外孙。盛宣怀和邵友濂在上海不仅是姻亲，还是近邻。邵家花园在静安寺124号（今南京西路新华电影院附近）;盛家的府第更大，大抵从现今的西康路、武定路到胶州路、新闸路一带。静安寺有了这两个大户人家之后，上海的达官贵人、富商巨贾也相继在此建宅，慢慢形成了一个“贵族区”。
爸爸和妈妈是姑表亲，他娶了大舅舅家的女儿。他们是去苏州参加盛宣怀的下葬仪式时第一次遇到的。爸爸热恋小名为“茶宝”的妈妈，他本名叫邵云龙，有一次他翻《诗经》，读到其中一句子，上面有“佩玉锵锵，洵美且都。”他立即将名字改为“洵美”。
1927年1月15日，爸爸妈妈在卡尔登饭店结婚。当时正值盛府分家不久，妈妈的大哥作为长子长孙，分得双份遗产、约2000万两银子，他只给妈妈1万两银子作为嫁妆。其实盛家和邵家住得非常近，只隔着几个门，但为了展示盛家的隆重嫁妆，婚礼前一天，吹吹打打的乐队走在前面，系着红绸的几十副挑子担着嫁妆的队伍跟在后，特地绕过几条马路转了一圈，再回斜桥邵公馆来。
震旦大学校长马相伯做证婚人，老人当时须发已白，是被搀扶着进来的。这桩豪门婚礼当年轰动了上海滩。不久，《上海画报》封面还登了爸爸妈妈的结婚照，上面写“留英文学家邵洵美与盛四公子侄女盛佩玉新婚俪影”——“盛四公子”指的是盛宣怀的四子盛恩颐，是汉冶萍公司的总经理。宋子文当年从哈佛大学毕业后，给盛恩颐做英文秘书。宋子文不但介绍自己的大姐宋蔼龄给盛家未出阁的三位小姐做英文老师，还爱上了盛七小姐盛爱颐，但因为那时盛家看不上传教士家庭出身的宋子文而作罢。
邵洵美：被遗忘的名字（2）
诗的召唤
20年代，爸爸写了很多诗，被许多人视为“唯美派”诗作的代表人物之一。这当中，离不开徐志摩的影响。爸爸与徐志摩是在欧洲相识的，可以说，这次相识改变了爸爸一生的命运。
1924年冬，爸爸到英国留学。他先在剑桥大学读预科，后来考进剑桥大学的伊曼纽学院（Emmanuel College of Cambridge）经济系;其实爸爸很早就喜爱文学。中学时，他在教会学校里读到很多外国诗，便用通俗语言试着翻译，加之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他开始学写新诗。他在留学前为妈妈写了首《白绒绒的马甲》，发表在《申报》上。
爸爸与徐志摩相识，很有些传奇色彩。那时在剑桥市中心有个摆旧书摊的老人，他每次见到爸爸，总是问爸爸是不是姓“Hsu”，因为老人说三年前有一位几乎和他一样面孔的中国人曾经怀着翻译《拜伦全集》的愿望回老家了。爸爸很疑惑那个中国人是谁，一个留学生跟他提到了“徐志摩”。
1925年暑假，和爸爸同住的留学生刘纪文邀他去巴黎，从而结识了一批在法留学生。这帮朋友里，爸爸与谢寿康、张道藩和徐悲鸿夫妇关系最密切。他们以年龄为序:谢寿康为大哥，徐悲鸿为二哥、蒋碧薇为二姐，张道藩为三哥，年纪最小的爸爸是四弟。爸爸后来写了篇《儒林新史》，绘声绘色地写下了这段生活，比如说张道藩“有政治家的天禀”，每次说完话，“听者莫不动容”，齐喊Br*o;有一天一大早，一个完全陌生的青年敲门找他，绕了半天圈子，最后竟说是使馆介绍来借钱的——那时爸爸经常接济别人，以至当时中国留学生中谁有经济困难找大使馆，大使馆都会介绍他们来找爸爸帮忙，爸爸虽然觉得奇怪，但还是送了他200法郎，不到三天，全拉丁区的留学生都知道了这个故事，爸爸也调侃地称自己为“200法郎富翁”。
在巴黎，几乎每到一个新的环境都会有人向爸爸提起徐志摩，说他俩长得很像。爸爸觉得似乎是天意一定要把他和徐志摩拉在一起。巧的是，没隔几天，他们竟在路上巧遇。徐志摩一见爸爸就亲热地拉他的手说:“弟弟，我找得你好苦！”原来，徐志摩也听到了许多关于爸爸的故事，也在四处打听他。爸爸后来回忆:“说来奇怪，我和他虽然只交了一个多钟头的朋友，这一个钟头里又几乎是他一个人在讲话，可是他一走，我在巴黎的任务好像完成了??”
回到剑桥，心思再也不能回到原来的课本上。他觉得自己找到了未来方向，他把心里的种种思绪全拿来写成压韵的句子，相信自己是一个大家所期待的诗人。
因为家里30多间老宅子烧掉了一大半，爸爸没有完成学业便回国了，徐志摩的前妻张幼仪的娘家就在邵家邻近，虽然徐志摩和张幼仪离了婚，但他和张家兄弟们仍是好朋友，回国后他们仍然见面。
那时徐志摩刚刚与陆小曼结婚，他很热心地让爸爸妈妈见陆小曼。妈妈后来回忆，陆小曼那天穿了件粉红衣裳，身材不高，笑时微露虎牙，一口常州话，也夹着北京话。陆小曼那时请了一位姓翁的推拿医生，这位翁医生能说会道，会画画、还会唱京戏，初次见面，妈妈还以为他是说评弹的，后来见到翁医生常跟陆小曼一起抽鸦片。
爸爸比徐志摩小11岁，他将徐志摩尊为老师，视作兄长。徐志摩参加的活动，他也经常跟随。1929年，泰戈尔在徐志摩的私人邀请下第二次访华。泰戈尔住在上海徐志摩的家里，爸爸妈妈去徐府拜会，陆小曼告诉妈妈:徐志摩特地把一间房间空出来，不放家具，墙上挂了毯子、地上铺厚毯，放了大垫子作靠枕，布置得很有印度风格。结果老人却愿意住在中国式卧房里，她和徐志摩只好自己去睡那间为客人特地布置的印度式卧室里。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邵洵美：被遗忘的名字（3）
1931年11月，爸爸得知徐志摩因飞机失事而去世时，痛哭不已，后来写了一首长诗《天上掉下一颗星》悼念他。徐志摩灵柩运回上海后，爸爸前去吊唁，回家流着泪告诉妈妈:“听说志摩的指甲里都是泥，可见他从飞机坠下来的时候还没有死，他尚有一息，还用手挣扎??”
爸爸在解放后还一直和陆小曼有联系。有一次陆小曼要来访，爸爸想好好招待她，但又手头拮据，最后便将吴昌硕的一枚图章转让他人，才有钱请陆小曼吃了顿饭，这枚老祖宗传给他的珍爱之物，仅换了10块钱。
爸爸在20年代末创作了大量的诗，出版了几个诗集，这些诗后来也得到了诸如“唯美派”、“香艳派”、“颓废派”等各自不一的评价。我并不懂诗，但我相信爸爸是用他全部的真诚和热情来写的。但徐志摩去世对他影响很大，加之时局变化，他渐渐由写新诗转为对诗歌理论的研究，其实爸爸不仅推动了新诗的发展，在新文学发展方面、抗战宣传方面也起了很大作用。抗战爆发后，他又开始写起时评。
出版之梦
1926年，爸爸把他在旅欧期间和刚回上海时写的诗集成一册，题为《天堂与五月》，在光华书局出版，但这本诗集的出版颇为周折。于是，爸爸和几个朋友商量，想开个书店自己经营。
1928年，书店在静安寺路斜桥路口（今南京西路）开张，取名“金屋”。金屋书店出版的主要是文艺类书籍。爸爸在“金屋”出版了译诗集《一朵朵玫瑰》，和他的第二部诗集《花一般的罪恶》，这个时期，可以说是爸爸写诗歌兴致最浓的时期，自己有了书店，出版不用求人。
有一次，一位朋友送来一叠署名为沈端先的青年翻译的日文书稿，说他刚从日本留学回来，生活无着，请爸爸帮忙出版接济一下。爸爸连稿子也没看，马上拿出500元给他，那时沈端先在文坛还是个新人，他后来便是中国文化界的著名人物夏衍，爸爸出版了他翻译的《北美印象记》。
1927年，徐志摩和好朋友们在上海创办了“新月书店”。第三年书店亏空太多，资金周转不灵，有一天，徐志摩的小舅子张禹九来找爸爸，想让爸爸入股。爸爸马上结束了自己的金屋书店，将资金投入到新月。徐志摩在“新月社”的那些朋友，胡适、梁实秋、闻一多、潘光旦、罗隆基、曹聚仁、林语堂、沈从文等后来都成了爸爸的朋友。那时新月书店还出版《诗刊》、《新月》月刊，在30年代的文坛，也风行一时。爸爸接下“新月”，与其为经营，不如说是对文学的热爱，为此，他不惜大把大把地往里面贴钱。
那时爸爸认识的一群画家朋友想办《时代画报》，和上海最著名的《良友画报》一比高下。但只出版了一期就没资金，他们找到爸爸要求接办，爸爸高兴地同意了。《时代画报》那时人才济济，有张氏三兄弟，叶浅予，丁悚、丁聪父子——丁悚是上海英美烟草公司画广告的，当年“大前门香烟”等广告就是他画的，和爸爸很熟;我后来在北京遇到丁聪，他告诉我，为“时代”作画时他才十六七岁。“小丁”就是爸爸的那帮朋友为区别他和他父亲时起的。叶浅予在“时代”创作了那套深入人心的漫画《王先生》，而那个长脸、高鼻、尖下巴的“王先生”的原型，就是爸爸的生父邵恒。黄苗子后来说，如果没有爸爸，没有时代图书公司，中国漫画不会像现在这样发展。书包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邵洵美：被遗忘的名字（4）
在办《时代画报》时，爸爸看中了那时最先进的影写版印刷设备。他用变卖一片土地所得的5万美元从德国进口了那套设备——也是当年我国唯一的一套影写版印刷设备。1932年9月1日，时代印刷厂正式开办，爸爸很以这套设备自豪。他成立的时代图书公司先后出版了9种杂志，《时代画报》、《时代漫画》、《时代电影》、《文学时代》、《万象》、《声色画报》、《论语半月刊》、《十日谈旬刊》和《人言周刊》。解放初期，时代印刷厂被政府收购，开办北京新华印刷厂。丁聪后来告诉我，当时还是他代表政府和“时代”谈判的。
卞之琳形容爸爸办出版是“赔完巨万家产”，这一点也不夸张。前后几十年，爸爸的万贯家财基本上是为建立一个理想的出版事业而耗尽的，妈妈对爸爸的事从来都是支持的。早期是抵押房产、地产，到了后期，靠妈妈典当首饰的方式筹钱，典当的价钱很低，妈妈总以为能将它们赎回来，但那些陪嫁的首饰再也没回到她身边。
被遮蔽的邵洵美
曾有人称爸爸是文坛“孟尝君”，这样形容他也确实比较贴切。
爸爸生性豪爽，仗义疏财。他并不属于哪一个党派，但无论哪一方找到他，他都毫不犹豫地施以援手。当年“左联”的胡也频被捕后，与其同居的丁玲四处打听也无消息。沈从文找爸爸想办法。爸爸找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刘健群，要求保释胡也频，被刘拒绝，爸爸和他争执起来，刘健群知道爸爸和已做了国民高官的张道藩的交情，只好道出真相——原来胡也频早被枪杀。爸爸不相信，坚持要看照片，刘健群只好答应。爸爸后来把照片给沈从文看，由此，左联五战士被秘密枪杀的事情公之于众。后来，爸爸还送给丁玲1000块钱，让沈从文护送丁玲母子回湖南老家。
1933年2月，英国著名戏剧家萧伯纳到上海。邀请方是上海笔会，但上海笔会没有什么经费，花销多由当时任会计的爸爸个人掏腰包。17日，萧伯纳在宋庆龄家午宴，因萧伯纳只吃素食，爸爸请了顿功德林素餐，席上除宋庆龄之外，还有蔡元培、鲁迅、杨杏佛、林语堂。但当时的报纸，既没爸爸照片，也只字未提此事。爸爸后来被捕，在狱中遇到“胡风分子”贾植芳，特地委托他日后如有机会，一定澄清此事:他当时花了46块钱请的客，而那时据说一席鱼翅宴不过12个银元[1]。
1935年，爸爸认识了项美丽。项美丽原是美国《纽约客》的记者，我们都叫她蜜姬。她和爸爸并不仅仅是lover的关系，在抗战期间，他们一起出版了中文版《自由谭》和英文版Candid Comment(《直言评论》)。《自由谭》创刊封面画是一个悲愤的农夫手托被日机炸死的孩子。那时毛泽东刚刚写完著名的《论持久战》，*地下党员、香港《大公报》女记者杨刚奉命立即翻译此文。杨刚经人介绍，住进了项美丽的家。
1995年，我在美国拜访了项美丽，她说，因为编辑《直言评论》，那时爸爸经常去她家，杨刚翻译中不时和爸爸字斟句酌，项美丽也过目，提一些语法上的修改意见，爸爸也经常帮她润色。这篇《论持久战》由爸爸出版了单行本，他还亲自翻译了毛泽东写的序言。这个单行本印了500本，其中一部分发给在上海的外籍人士。那时，爸爸驾着项美丽的汽车，在霞飞路一带洋人寓所和虹桥路别墅门口停下，偷偷塞到信箱后立即开走。后来听说日伪特务要对爸爸动手，爸爸还特地买了支小手枪防身，我小时候还见到过那支小手枪。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五叔做了汉奸，爸爸深恶痛极，隐居在家，拒绝与他同流合污。抗战胜利后，爸爸回到上海，受聘办《自由西报》，爸爸请来许国璋等四名年轻的才子主持编辑工作，后来又请钱钟书来指导。那段时间，钱钟书几乎每天来到家里找爸爸商谈，他写的《围城》当时就很热销。《围城》里的“赵辛楣”在上海话里与“邵洵美”的发音很像，许多读者以为钱钟书是在影射爸爸，其实不然。
我是在弟弟的课本上看到鲁迅对爸爸的评语。后来我翻《鲁迅全集》，数篇文章都有对爸爸的讽刺之语。我不解鲁迅为什么对爸爸误会这么深。爸爸第一次见鲁迅，还是宴请萧伯纳那一次，那天正下雨，天很冷，爸爸见鲁迅站在屋檐下，像在等车，脸都冻得发青，爸爸就主动上前邀请他上自己的汽车送他回去。后来爸爸说:“我跟鲁迅先生并没有个人恩怨。”一篇文章中说，爸爸与鲁迅交恶的原因在于“祸从口出”——说是在萧伯纳造访上海那次，徐志摩好奇问爸爸:“谁是鲁迅？”爸爸脱口而出:“那个蓄着胡子、满脸烟容的老头子。”鲁迅恰在附近听得清清楚楚，从此结成死结??但我认为这种说法并不可信，徐志摩早在1931年便去世，怎么可能出现在1933年萧伯纳的招待会上？根本原因或许还在于鲁迅看不上“小资”的新月派吧。
1958年，爸爸以“特嫌”的罪名被捕，1962年4月被无罪释放。出狱后跟哥哥挤在一间陋室里，生活无着。我最后见到的爸爸，是一个饥饿、衰弱、斑白头发、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的老人，我几乎认不出他。1968年5月，爸爸去世，欠医院400多元医疗费，欠房管处一年半房租600多元，还欠了私人及乡下公社五六百块钱。因为没有路费。在南京的妈妈和我，以及小弟都没有回上海奔丧。
虽然爸爸的肉体已成灰烬，但他在我们的心里永远不会磨灭。
(2006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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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长恨水长东（1）
——我的父亲张恨水
∷∷口述 张 伍
“张恨水”似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尴尬的角色:一方面，作为20世纪创作数量最多、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家之一，他用毕生心血所营造的3000多万字的文字世界，用多种体裁，勾勒出一幅幅鲜活的20世纪前半叶的社会图景。另一方面，中国现代文学史却在相当长时间内或将其作为批判对象，或干脆不予列入。
然而拂去历史尘埃，令人不能不重新审视这个名字。他的作品在当年的畅销程度不可想象，他的小说被改编成戏曲和曲艺作品的也最多，从京剧、沪剧、河北梆子、黄梅戏，一直到评弹、京韵大鼓。到了《啼笑因缘》时，甚至连木偶戏都有了。
1937年的南京，张家又要增添一个小生命。因为上面都是男孩，张恨水特别希望这个小生命是个女儿，见又是个男孩，又正值战火纷飞的多事之秋，他说，也好，让他以后入伍打仗吧——这便是“张伍”名字的由来。受热爱京剧的父母影响，张伍考入中国戏曲学校(中国戏曲学院的前身)，学习老生，后改为戏曲研究。虽已是七旬老人，但一开口，那字正腔圆、底气十足的“架势”便立即显露出当年功底。张伍说，从父亲为他取的名字也可以看出，张恨水不是许多人想象的只会吟花弄月的旧式文人。
张恨水的“诞生”
父亲“张恨水”的名字，是与《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等诸多深入人心的文艺作品联系在一起的。但说来人们也许不相信，儒雅文弱的父亲，居然是数代习武的将门之后。
我的曾祖父张开甲自幼习武，是家乡有名的大力士，太平天国兴起时，他还曾入湘军曾国藩部队。他的绝技是信手拿一双竹筷，向空中一伸，就能夹死一只苍蝇，而被夹死的苍蝇，只是翅膀折断，身体依然完整。父亲后来在写《啼笑因缘》时有一细节:关寿峰请樊家树吃饭时用筷夹蝇，很多人认为“不真实”，“荒诞不经”，殊不知这恰恰是曾祖父的绝技。
父亲原名心远，1895年出生于江西，祖籍安徽潜山。据说他出生那天，正好曾祖父接到了提升参将(二品顶戴)的喜报。曾祖父大喜，认为这个孙子是大富大贵的命，岂不知造化弄人，父亲的一生既不富也不贵，手耕笔种，糊口而已。
父亲6岁入私塾读书，天资过人，过目成诵，祖父本来计划让父亲东渡日本留学，但父亲更向往欧美。祖父一时拿不出那么多学费，就让父亲等一段时间，不幸的是，祖父突然染上一场急病猝然去世。父亲是家中长子，去世前，祖父把父亲叫到榻前问他:你能否上养老母，下养弟妹？父亲跪在病床前，郑重承诺下来。从此，家庭重担便压在父亲身上，一压就是大半生。
那一年，父亲只有17岁，在亲友介绍下，先到了上海，考进孙中山先生办的蒙藏垦殖学校就读。这期间，他试着写了两个短篇小说投到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没抱多大希望。没想到过了几天，竟然收到主编恽铁樵的亲笔信，表示可以刊载。父亲欣喜若狂，虽然不知何故，一年、二年，一直等到十年后恽铁樵离开《小说月报》，稿子也未见登出，但这对父亲最终走向文学生涯，无疑起了巨大作用。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父亲在这次投稿中署名“愁花恨水生”，1914年，他在汉口再发表文章，就只用了“恨水”二字，这个名字曾引起读者很多兴趣和猜测，其实就来源于南唐后主李煜的“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一句。
人生长恨水长东（2）
1913年，因时局不定，蒙藏垦殖学校解散，父亲再次失学。后被他的堂兄介绍到著名话剧艺术家李君磐和陈大悲主持的“文明进化团”，做一些文字宣传，也曾粉墨登场，上台演过戏。此后父亲又参加了苏州的“民兴社”，结识了刘半农等许多新朋友。这些经历，对他后来的文学创作极为有益。
1919年秋，父亲北上，到了他一心向往的北京。他最初心愿是想到北大当旁听生，但先要解决谋生问题。有一天父亲一位同乡来访，随手带走了父亲闲时填的一阕《念奴娇》，而这个词又恰巧被后来成为报业巨子的成舍我看到，其中“十年湖海，问归囊，除是一肩风月??”之句让他大为倾倒，由此两人结识[1]。1924年，成舍我要父亲在他创立的北京《世界晚报》中负责文艺副刊，父亲对这份工作格外用心，所谓“呕心沥血”也不夸张。因为是初办，外稿不多，初期的《夜光》几乎是“张恨水的独角戏”，小说、散文、诗词、小品、掌故等，全是他一人包了，也颇受读者好评。
父亲那时同时兼几份工作，在《益世报》当编辑、《世界日报》上撰稿，每份稿费上他写着祖母、叔叔等不同人的名字，就为了克制自己不花钱。他对祖母极孝顺，在写《金粉世家》时，知道祖母喜欢这部小说，不管多忙，他每日把报上的连载，亲自读给祖母听。抗战胜利后，我们一家从四川回到安徽老家，在看到祖母的一刹那，父亲跳下人力车，不顾土路的肮脏，50多岁的人扑通一声就远远跪下来，笑声、哭声混成一片??
《春明外史》是父亲在此期间撰写的第一部百万字的长篇连载小说，也是29岁的父亲的成名作。这部小说引起了出人意料的轰动，每天下午两三点钟，就有不少读者在报馆门口排队，焦急地待着当日报纸，以先睹为快。如此景象长达5年之久。“张恨水”随着《春明外史》成为南北皆知的人物。
黄金时代
如果说《春明外史》让父亲在文学殿堂初露头角，《金粉世家》则让他牢牢坐在了殿堂里的金交椅上。《金粉世家》从1927年2月开始在《世界日报》连载，持续5年之久。这部小说再次引起轰动，一时间洛阳纸贵，出现了许多《金粉世家》迷。有人评价这部小说是“民国红楼梦”。由于写的是豪门，很多读者好奇地猜测，有人说写的是袁世凯家，有人说是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钱能训家，众说纷纭，很是热闹了一阵。虽然父亲一再公开声明这只是部小说，但还是出现了许多好事的“索隐派”。还有许多读者在看到小说最后的结局，是冷清秋在大火中携幼子出走，竟不禁为其一洒热泪，不少人写信给父亲，让他“笔下超生”，不能叫冷清秋死去。父亲创作的人物之深入人心，由此可见一斑。
1929年，父亲应全国最大的报纸——上海《新闻报》副刊主编严独鹤之邀，开始创作《啼笑因缘》，再一次证明了父亲在小说上的创作力。这部小说后来也被改编成许多种艺术形式，仅搬上银幕和荧屏的就有14次之多，而且70余年来，不断地被重新改编拍摄，差不多5年一次，这可能是百年来中国现代小说创下的最高纪录。1932年上海明星公司拍摄此片，主演胡蝶等还到家里探望父亲和母亲。当年，为了这部电影，明星公司还与大华电影社打了一场官司，黄金荣也牵涉其中，闹得满城风雨。倒是父亲置身事外，他也乐得不招惹是非。
人生长恨水长东（3）
“张恨水”在当时的文名已经很盛，《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等小说在报上连载后，都使报纸一时销路激增，甚至连广告客户也指明要把广告刊登在小说连载的那个版面上，他也就先后成了《世界晚报》、《世界日报》、《新闻报》等报纸的“财神爷”。
父亲一个令人叫绝之处是，好几部小说，比如《啼笑因缘》和《金粉世家》他都是同时在写。其实并不是他想这样，大多情况下都是碍于朋友面子、情不可却之下答应下来的。我爱人刚到我们家时还问过他:“您同时写好几部，不乱吗？”他回答:“你自己的孩子，会弄乱吗？”对此我也迷惑不解，最多时他同时在写7部小说，都是长篇，不知道父亲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父亲是这样写的:他先是按照每天连载需要的数字，先完成三天的《啼笑因缘》，留下最后一页纸，然后再埋头写三天的《金粉世家》;那时没有电脑也没有复写纸，他把稿子的最后一页留下，着手写哪一部小说时，他就“复习”留下的那页纸，知道故事发展到哪里了，再接着写。《金粉世家》里有上百个人物，关系错综复杂，他有一张人物表，写明主要人物的年龄、性格特点、人物关系等，这是他这么多部小说中唯一一个人物表。
《啼笑因缘》掀起了一阵狂潮，有捧的，有骂的，但不管是谁，他们对都父亲的文字功底和语言驾驭能力肯定有加。他的读者之多令人吃惊，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妇孺百姓。张学良、陈独秀、周恩来、毛泽东、陈寅恪、章士钊等都是他的读者。数十载后，我还看到当年的读者保存的剪贴本，上面仔细粘贴着父亲当年发表的每一期连载，感动之余，又由衷地为有这样一个父亲而自豪。
《春明外史》在北京连载时，适逢张学良将军在北京，他非常推崇父亲的文采，希望结识。父亲起初避而不见，但有一天张学良做了不速之客，竟自己找到父亲寓所。相见之下，父亲觉得这位少帅谈吐不凡，可做朋友。张学良原想请父亲出去做官，但父亲坚辞不就。抗战结束后，我们举家从重庆内迁，中途路过贵州息烽，吃饭时父亲低声对母亲说:“张学良就关在这里，我倒很想去看他，但是他们也不会让我去的。”
1930年，父亲因故辞去了《世界日报》的工作，一心一意开始了他热爱的写作。这一时期是他的创作高峰期，也可以说是他一生最愉悦的时光。
这时期，父亲又做出了一件他平生引为得意之事。父亲从幼年起就迷恋上了绘画，1931年，在一些朋友的鼓动下，他用自己的稿费出资创办了“北平华北美术专门学校”(简称“北华”)。父亲和美术界的许多画家都是好朋友，在他真诚邀请下，齐白石、王梦白、李苦禅、刘半家等都前来任教。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齐白石、王梦白两人平时素不来往，如今由于父亲的友谊和情面而使得两位美术大师在一校共事，成为当时美术界的一段佳话。
也许是父亲的“盛名”之故，报名的学生很踊跃，全校有200多名学生，分国画系、西洋画系、师范系等。后来成为优秀艺术家的张仃、蓝马、凌子风等，都是这个学校培养出来的。可惜这样一个充满美好前景的学校，只存在了短短4年便因日军的炮火而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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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长恨水长东（4）
父亲虽是南方人，但他的小说绝大多数都是以北京为背景，写北京的历史、文化，大量描写北京的风土人情。父亲热爱北京，一直将它视为自己的第二故乡。1935年北京出现了伪政权，不久有传闻说父亲因写抗日小说上了黑名单，父亲被迫于这年秋天黯然离开。他在诗中不无伤感地描述:“十年豪放居河朔，一夕流离散旧家。”
离开北京后，父亲的老朋友张友鸾极力怂恿他到南京办报。父亲也很喜欢南京，用他的话说，“卖菜翁都有烟水气”。他把自己的四五千元积蓄拿出来，创办了《南京人报》。张友鸾后来在回忆中说:“真正用自己劳动得来的血汗钱来办报的，在我的记忆中，除了他还没有第二个。”
《南京人报》一直坚持到南京沦陷前4天才停刊。父亲自己办报的历史，就这样永远地成为历史。1937年底，父亲把全家安顿到安徽潜山老家后，他自己提着一个柳条箱只身入川。途经武汉时，父亲听到了南京大屠杀的消息，震惊之余感到无比愤慨。我的四叔张牧野虽是学美术出身，也是一热血青年，他向父亲建议干脆回家乡组织一支人马打游击抗日。43岁的父亲毫不犹豫同意了，毅然决定投笔从戎。他以自己的名义亲笔写呈文交给当时国民政府的第六部，请认可他们的这个行动，并写明他们不要钱，也不要枪弹，但被拒绝了。
1938年1月，父亲来到重庆，在此结识了陈铭德、邓季惺伉俪，他们正计划将原在南京的《新民报》在重庆复刊，因而力邀父亲加盟。父亲欣然接受，不久，张慧剑也参加进来，张友鸾、张恨水、张慧剑，就是被文坛报苑传为佳话的“三张大会师”。
半年后，母亲抱着我和哥哥，冒着日机的轰炸，跋山涉水，经历了千难万险，终于和父亲团聚。在重庆郊区的南温泉的三间茅草屋，哥哥、我和两个妹妹，与父母住在一起。我们那时生活得很窘迫。在那8年里，我们全家没有照过一张相，没有一张留影。记忆中父亲经常坐在破桌子前，戴着老花镜，用筷子把米里的麸子和虫子一个个挑出来。
父亲虽然写了大量作品，但早期，他的稿费并不高，只是在《金粉世家》之后身价才“涨”了起来，但他上有老母、下有三弟二妹，他们的上学、结婚，都要靠父亲负担;此外，当年他投了很多钱的“北华美术学校”和在南京创办的《南京人报》，都因日本人的入侵而停办，等于将他前半生的钱都耗费一空。直到抗战后期，上海的一些书商进入四川，出了一些书，父亲的境况才好一些。
父亲曾多次声明:他的小说从不*人真事，但只有一部除外，那就是《虎贲万岁》。
1943年，在常德会战中，74军57师在师长余程万的率领下，以8000人应对日军6万余人，迫使日军撤回长江北岸，全师最后仅有83人生还。常德会战数月后，有两位身着灰棉布军衣、面孔黝黑的战士不请自来，找到我们在重庆南温泉的茅草屋，说是受师长余程万派遣，希望父亲能将常德会战写成小说。父亲起初很犹豫，在两位客人的一再恳请下，才开始了创作。他看了大量军事材料，两位客人也轮番到家里闲聊，亲自在茅屋里演示作战情形，甚至哪天下雨、炮是怎样响的、子弹在夜里发什么光，都一一详加叙述。
用了两年时间，父亲于1946年4月终于完成了这部《虎贲万岁》。关于此书还有一件趣闻，一位很漂亮的苏州小姐，看了《虎贲万岁》后心仪余程万，托人介绍，最终竟做了余太太。
人生长恨水长东（5）
重回北京的张恨水
抗战胜利后，父亲应陈铭德夫妇之邀赴北平筹办《新民报》，父亲在北平的人缘好，北平人一直将他视作“老乡”。阔别8年，听说他又回来办报，老读者奔走相告。很多《新民报》老读者告诉我，到了正式接受订户那天，清晨拂晓，夜色尚未褪尽，很多读者便已迫不及待地赶来了，《新民报》社所在的东交民巷西口的瑞金大楼前，已熙熙攘攘地挤满了人。而后又有读者不断加入，比逛庙会还要热闹。大门一开，人们都争先涌入，竟然把柜台都挤倒了!
北平《新民报》创刊第一天，报纸就被抢购一空。父亲在其主编的《北海》副刊上相继发表了小说《巴山夜雨》和《五子登科》，此外，还撰写了大量的诗、词、曲、赋、散文等，颇受读者欢迎。北平《新民报》的发行量始终居北平各大报纸之首。从1946年到1948年短短的3年内，父亲写了大量的各式各样的文学作品，迎来了他创作的又一高峰，也是最后一次高峰。
父亲回到北平后，有一件令他非常痛心又很难过的事，就是那时在东北、华北、华东出现了许多冒“张恨水”之名出版的“伪书”。我查有实据的“伪书”就有52本。父亲说:“我不敢说我的文章好，但我绝不承认我的文章下流。七八年来，伪满洲国和华北、华东沦陷区，却让我的尊姓大名下流了一个长时期。”对这些伪书，他既反感又无奈，我们兄妹有时从书摊买回伪书，回家请他过目，他总是看也不看就说:“烧了!”
回北平后，我们先在北河沿安了家，这是母亲的私房钱买的，故名“南庐”。父亲极喜爱花草，小院子挤满了各种颜色的花，生机盎然。经历了漂泊、分离的一家，终于可以团聚一起安享一段幸福的生活。可惜，这样的生活也并没维持多久。1949年5月的一天，晚饭后，正在给两位读初中的哥哥补习英语的父亲，突然口齿不清，继而昏迷不醒。母亲赶紧派了家人，将父亲送到医院抢救。
患了脑溢血的父亲在昏迷数天后终于醒过来，但记忆力受到很大破坏，除了母亲，谁也不认识了。已怀着3个月身孕的母亲昼夜服侍在他身边，终于把他从死亡边缘挽救回来。
父亲的陡然病倒，使家里经济陷入困窘。母亲变卖了自己的全部首饰，给父亲看病，并维持家用。1951年，母亲为了让父亲安心养病，便卖掉了北河沿的房子，又买了离原来住处不远的砖塔胡同43号。有意思的是那时买房不是用钱，而是用布，我至今还保存的买房契约上写明，母亲是用“二厂五福布150尺”买的。父亲后来被文化部聘为顾问，有了份固定工资，家庭生活遂有了基本保障。
父亲开始像小学生那样，每天在大字本上练习楷书，一笔一笔地写，每天上午和下午定时写，从头开始，特别专注，终于，他能灵便地写字了，而且越写越好，几乎恢复到病前水平。1953年初夏，父亲终于恢复了写作，他写的《梁山伯与祝英台》从1954年1月1日起在香港《大公报》上连载，再一次受到读者的追捧。
从1955年始，父亲的旧作《八十一梦》、《啼笑因缘》、《五子登科》、《魍魉世界》、《夜深沉》等又都陆续出版，家里的经济状况也有所好转。父亲对自己病后“只拿钱不做事”的顾问一职颇为不安，他亲笔写信给当时的文化部部长茅盾，辞去了文化部顾问一职。解放后，靠稿费生活的专职作家，父亲是第一人。
人生长恨水长东（6）
1957年以后，报刊对父亲的约稿陡然减少，他的书也没有出版社再愿意出版。父亲一下子清闲下来。闲暇时，他就在院里整理他喜欢的花草。1959年10月，奔波劳碌忧患半生的母亲撒手而去，让父亲再一次遭受巨大打击。
母亲原名周淑云，长于北京城南。她性格温柔，加之喜欢猫，所以街坊邻里都昵称她为“猫二小姐”。在我记忆中，母亲从来没有厉言疾色地大声呵斥过谁，偶尔发次脾气，也是柔声细气。母亲当年是“春明女中”的学生，据说是在学校游艺会上，认识了父亲，而且一见钟情。母亲是父亲的读者，很欣赏他的才华，两人很快便坠入情网。婚后，父亲用《诗经》第一章为母亲易名“周南”，从此母亲就以此名行之于世。
1956年母亲不幸得了癌症。虽经过两次手术而康复希望渺茫。母亲之死，对父亲的打击极大。他一度每周去一次母亲的墓地，直到暮色苍茫才回家。自此，父亲变得更加不爱说话，总是默默地一个人坐在书房里，把母亲的所有照片挂在床边，似乎还和母亲生活在一起。他把对母亲的思念，都倾泻于一首首诗词中。
手泽无多唯纸笔
父亲从不穿便服，从我记事起，永远是一袭长衫。在家里也没有任何特殊之处，跟我们吃一样的饭菜。虽然父亲在小说里塑造的人物个个都鲜活如生，但生活中的父亲却木讷、不善表达，父亲毕生都很低调，不喜欢抛头露面，即使在当时已经大红大紫了。有一次我跟他到邮局取稿费，邮局小姐看了他的签名，先是一惊，继而跟周围人交头接耳地嘀咕一阵，惹得邮局里的人都抬头看他，把父亲看得极窘。出来后，父亲对我说了一句:“人的面孔被人当小说看，实在是件很难堪的事。”
在我看来，父亲更了不起的地方，不仅是他在文学上的造诣，更是他的人格修养。父亲生前对毁誉非常淡泊，对很多争论也不予回答。捧也好，骂也好，他从来不置一辞。我们那时年轻气盛，总希望父亲能出面说几句。父亲只是意味深长地说:“书在，就会说话。”他从来不参与任何派别的笔仗，认为只是“徒乱是非”。
父亲长期被冠以“鸳鸯蝴蝶派”，这个标签使外界对他们这一派作家有一种误解，以为他们都是只会吟花弄月、不关注社会现实的一群人。这对他们来说是个不公平的评价。何为“鸳鸯蝴蝶派”，一直没有一个科学定义，而是把那些写传统形式小说的人笼统地划归这一派。这个定义也很芜杂，把武侠小说、侦探小说都划为“鸳鸯蝴蝶派”，其实他们的各自特点并不一样。比如写中国最早的侦探小说《霍桑探案集》的程小青先生;写了《秋海棠》的秦瘦鸥;被视为“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的包天笑先生，直到98岁时还说:“别人说我是鸳鸯蝴蝶派，我至今也不知道什么是‘鸳鸯蝴蝶派’。”
虽然年轻时写了那么多作品，但父亲后来一直被视为另类，而被排斥在主流之外。到了晚年，本来就不爱说话的父亲更加沉默。我后来感悟到，处于边缘地位的父亲，内心深处一定埋着巨大的痛苦和深深的悲凉，他对这一切都只是以沉默应对。
父亲在家里也比较严肃，不苟言笑。我对父亲的感觉是敬畏多于亲近，也许正因为此，童年时他为我讲过的《木偶奇遇记》，我铭记终生。但他对妹妹非常疼爱，父亲喜欢弄花，唯一允许插手的，就是我妹妹明明。
1966年，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我的家笼罩在忐忑不安中，我们兄妹几个也到外地参加“社教”或“四清”运动，家里愈发冷清。父亲终日呆在书房里，与他热爱的《四部备要》为伴。他用已经不大听使唤的手，用了整整一夜，给在外地的两个妹妹写信，信上说，因为想念女儿，他竟然半夜哭湿了枕头??
在一片稀稀落落的鞭炮声中迎来了1967年的春节。这年除夕，父亲还拖着病体颤颤巍巍地下跪。那时他好像已经有所意识，在心底一定在对祖母诉说着什么。过了年，父亲可能得了感冒，身体更虚弱。正月初六下午，在我和妻子、妹妹苦劝下，他才同意第二天去医院看病。当晚11点半，我看他的屋里还亮着灯，就披衣过去，见他仍在拥被读《四部备要》。我让他早点睡，他把书缓缓地放在枕边，说了声“好”，谁知这是他留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句话。第二天早上，就在家人为他穿鞋时，父亲突然仰身向床上倒去，没有一丝呻吟，更没有一丝痛苦，只有他身边放着的《四部备要》。
2002年，父亲曾住过的砖塔胡同面临拆迁，我和家人曾申请作为文物保护单位，但最终还是落了空。父亲曾有诗云:手泽无多唯纸笔。除了那3000余万字的作品，父亲的一生，便如水一样，历经波澜转折，最终漂逝而过??
（本文部分图片来自团结出版社出版的《我的父亲张恨水》一书，特此致谢）
(2007年3月26日)
傅泾波：追随司徒雷登44年（1）
∷∷口述 傅履仁
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而言，都是从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这篇文章知道“司徒雷登”这个名字的。虽然这篇在特定时代背景下写就的3600多字的文章中，真正涉及司徒雷登的只不过几百字，但司徒雷登却因被定格为“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而成了中国历史上一个持久不衰的“名人”。
其实与司徒雷登在华的漫漫50年历程比，“大使”经历不过是其中短短两年。从传教士到教育家到外交家，司徒雷登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见证了乃至经历了中国近代复杂多变而波谲云诡的历史。
18岁那年一场偶然相遇，使得傅泾波——这个清末贵族改变了以后的全部人生方向。而他也获得了司徒雷登始终不渝的信任，自此有了长达44年的追随。司徒雷登在晚年，也用“田园诗式的友情”来形容他与傅泾波这种超越种族、亦师亦友、情同父子的关系。
傅履仁是傅泾波的幼子，16岁那年与母亲一起到美国，与一年前先期陪同司徒雷登到达美国的父亲傅泾波团聚。现在的傅履仁是美国陆军第一位华裔将军，任美国陆军法律总监。退役后，傅履仁还曾担任美国麦道飞机公司驻中国总裁。他的妻子宗毓珍是著名华裔主持人宗毓华的姐姐。今年5月，傅履仁正式成为由杰出美籍华人（如贝聿铭、马友友等）组成的百人会的第四任会长。在他眼中，父亲对待“爷爷”司徒雷登的方式，体现的正是中国最古典的一种君子风范。
清末贵族与传教士的相遇
1900年，父亲傅泾波出生于满族正红旗的一个贵族之家，曾祖父因剿灭“义和团”有功，而被封为镇国公、建威大将军，并担任过甘肃镇守使，是一个权倾一方的显赫人物。父亲是家中的长孙，深得宠爱。6岁时，便被曾祖父带到朝中觐见过慈禧太后。父亲的另一个名字“永清”，就是慈禧太后起的，意思是“永远清洁”或“永远忠于清朝”，可见傅家在清廷中的地位。
祖父傅瑞卿早年也在清廷做事，后来弃政从商，并改信基督教。祖父也是个很有意思的人。虽然是地道的满族，但他对清末*很痛心，后来成了最早的反清人士，也是最早剪辫子的那批人。他甚至不允许父亲再娶旗人，我们在外也从不说自己“在旗”。
父亲第一次遇见司徒雷登先生是在1918年。那一年秋季，父亲陪同祖父去天津参加全国基督教青年会联合会，当时身为南京金陵神学院教授的司徒先生受邀发表演说。这一次初聚，成了父亲人生的一次里程碑。司徒先生后来在*里还特地提到这一段:“虽说他（注:指傅泾波）听不懂我的南方话，但在他的想象中，我的人格似乎放射着一种光芒。”
父亲原本在北京大学读书，他在那里结交了很多思想非常活跃的人物，像胡适、李大钊、陈独秀、李石曾、吴稚晖等。父亲交游甚广，我记得他晚年时曾提及，当年还在溥仪的英文老师庄士敦引荐下，去故宫拜访过这位清末逊帝。
1919年，司徒雷登到北京就任燕京大学校长，父亲与司徒先生再次相遇。不久，父亲从北大转到燕京大学，开始边读书边为司徒雷登做事。父亲得了一场肺病，司徒先生的母亲、司徒及其夫人都时常探望他。父亲曾说，在他眼里，司徒雷登仿佛“基督化身”，他对司徒先生的爱甚至超过对亲生父亲的爱。
傅泾波：追随司徒雷登44年（2）
初到北京的司徒雷登急需建立与北京文化教育界的联系。父亲利用他的优势在这方面提供了一些帮助。有一次，父亲在司徒先生盔甲厂（注:燕京大学迁往燕园前的旧址）的住宅内安排了一次晚宴，出席晚宴的12位客人都是像蔡元培、蒋梦麟、周贻春这样享有盛名的名流，这让司徒先生看到了父亲在这一方面的关系和能力。
那时一心想把燕京大学创办成一流大学的司徒先生，希望父亲能做他的助手。父亲最终答应了，但提出了三个条件:一、除差旅费外，不接受任何酬劳;二、不参与燕大的任何校内事务;三、只对司徒雷登校长一人负责。可以看出，父亲之所以答应司徒先生，纯粹出于私人友情。
父亲在燕大上了两年学后因病休学，他特殊的家庭和社会背景，以及他与司徒先生非同一般的师生关系，使他经常遭燕大教师非议，这使父亲十分苦恼。为了避嫌，身体康复后，父亲又回北大读书。
1924年，父亲从北大毕业后，就职于中国文化经济学会。中国文化经济学会是由吴稚晖、戴季陶、李石曾、宋子文等人发起，成员多是当时知名人士，父亲是他们当中最年轻的一个。20年代，梅兰芳与梅剧团在美国进行了一次成功的访问演出，父亲在其中做了大量工作，司徒先生也帮忙在美国开展声势浩大的宣传，让美国人民了解中国京剧和梅先生的表演艺术。
1922年，父亲受司徒先生洗礼，正式成为一名基督徒;两年后，父亲的婚礼，也是司徒先生做的主婚人。他俩的关系已远远超过一般的师生关系，特别是当司徒雷登的母亲和妻子相继去世、唯一的儿子又回美国后，父亲成了他唯一的亲人。除了我之外，家里还有三个姐姐。大姐叫爱琳，也是司徒太太的英文名字。
从传教士到大学校长
司徒雷登有一个很地道的中文名字，但从血统上讲，他是一个纯粹的美国人。他的父亲是美国基督教南长老会派到中国的第一批传教士，28岁来到中国直到1913年在杭州病故，老司徒先生在中国生活了46年。司徒雷登的父母及童年夭折的一个弟弟如今都安葬在杭州。
司徒雷登1876年出生于杭州，11岁被送回美国上学，借住在亲戚家。受父母影响，司徒雷登及其两个弟弟在美国读完大学后，都先后来到中国当了传教士。司徒先生在28岁那年，带着新婚妻子重又回中国传教。几年前我回国时，有一次与当时的上海市长徐匡迪一起吃饭，他偶然提起，小时候曾听过一位叫司徒的外国人传教，那人中文非常好，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并不知道这个“司徒”就是毛泽东写的那个“司徒”，我后来告诉了徐市长司徒与我们家的故事。
1908年，金陵神学院成立，司徒先生被教会推荐到那里任教，他在那里生活了11年，也自此由一个纯粹的基督教传教士，转变为一名教育工作者。
司徒雷登到金陵神学院担任教师的第三年，正好赶上辛亥革命爆发。美联社那时还特别聘请司徒先生担任他们的战地通讯记者，负责报道中国政局。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发表演说，宣布辞去大总统职务，让位于袁世凯，司徒雷登是在场的唯一外国记者，也是唯一的外国人。正因为他对中国政局以及中国社会的了解，1915年回国时，当时的美国总统威尔逊还在白宫召见了他，向他了解中国及中日关系等情况。
傅泾波：追随司徒雷登44年（3）
那时候，美国基督教会决定将几所教会大学合并成燕京大学，司徒雷登被推举为校长，1919年1月赴京上任。当时学校本部在城区的盔甲厂，校舍严重不足。司徒雷登亲自骑毛驴或自行车四处勘察，看中了西郊一处宽敞的地方。那个园林已被陕西督军陈树藩买下，但司徒雷登亲自前往西安游说，陈树藩终于被他的诚意感动，不仅以象征性的4万银元低价出让，还捐给燕大2万银元作奖学金。
为了新成立的燕京大学，父亲那时候也常陪同司徒先生到处筹款。1923年，他们一起到东北拜访张作霖，张作霖和张学良父子对他们都很友好。张学良后来还跟他们讲了许多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后的细节——当时日本人派出了以林权助男爵为首的代表团来吊唁，追悼会后，日本人拿出当初被张作霖拒绝的那份文件逼他签字，张学良向司徒雷登描述，他怎样紧闭双眼以示拒绝，等着对方开枪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父亲陪着司徒雷登拜访过很多人:段祺瑞、孙传芳、韩复榘以及宋哲元、冯玉祥等。他们不仅使这些官僚或军阀为燕大捐了款，也与之建立了比较好的关系。那时中国的政局复杂多变，到了后来，他们也多少介入到政治生活中。蒋介石在南京就职不久，曾几次请父亲去执行秘密使命，其中包括说服少帅张学良摆脱日本人控制，承认国民党南京政权。父亲后来还数次受命去美国，拜访了包括时任美国总统胡佛在内的很多政界要人。
1926年，燕京大学迁入新址——燕园。美国一对夫妇在湖边（注:此湖后来被钱穆命名为“未名湖”）捐赠了一处住宅，指定为校长居住，但司徒先生并未把它当作自己的私宅，接待来宾、重要会议或者燕大青年教师的婚礼，都常在这里举行。著名的女作家冰心与吴文藻也是在这里举行的婚礼，证婚人就是司徒先生。冰心与司徒先生的关系很好，这幢房子很长时间里并没有名字，直到1931年才由冰心取名为“临湖轩”，后由胡适撰写了匾额。
燕京大学是教会办的大学，但司徒先生一直倡导一种自由、开放的教学氛围。在他努力下，在20世纪30年代初，燕京大学已经发展成能与北大、清华鼎足而立的中国著名高等学府。原来的燕京大学校址现在已经变成了北京大学。前些日子我去北京，特地去临湖轩看一看。我记得小时候，常常跟着父亲到临湖轩去玩。那时的司徒先生在我眼里，高高大大，很温和，从来没有见他生过气、发过怒。
司徒先生的太太爱琳跟随他在中国生活了22年，1926年6月5日在北京去世，去世那天正好是燕京大学新校园建成搬家的日子，她的灵柩就下葬在新落成的燕京大学校园旁的燕大公墓里。司徒先生晚年的一个遗愿，便是能将骨灰埋到中国，再回燕园，也再回夫人身边。
从校长到外交家
我是1934年出生的。“卢沟桥事变”那天，父亲在外边听戏，听说出事后赶紧让人匆匆拉回家，在路上买到报纸的号外，才知道日本人已快打进城了。
“七七”事变后，北大、清华等许多大学已陆续南迁，但司徒雷登先生权衡再三，决定让燕大继续留在北京。为了保护学校免遭日寇骚扰，司徒雷登由原来的教务长重新担任校长，并让学校悬挂美国国旗。但“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宣布对日作战当天，日本宪兵便派兵将学校包围，在日占区坚持了4年之久的燕京大学被迫关闭。
傅泾波：追随司徒雷登44年（4）
事发当天，司徒先生并不在校，他应天津校友会的邀请在一天前到达天津。1941年12月9日一早，正当他准备回校时，两个日本宪兵找到他在天津的下榻处将他逮捕，押送回北京。
最初，司徒雷登与近2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记者和传教士，被关在美国领事馆。但4周后，绝大多数人被释放，只有司徒先生与协和医院院长亨利·霍顿博士及财务主管鲍恩博士仍被继续关押。
司徒先生与协和医院的另外两位美国人一直被日本关押近4年之久。他后来告诉我，为了打发时间，他把自己能想起的汉语成语写出来翻译成英语，我现在还保存着那些已经发黄的纸。另一个打发时间的方式是猜字谜——这三位被关押的美国人当年也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人物，他们获释后，《时代》周刊用这样一个标题描写他们的经历:一千五百个夜晚的字谜游戏。
其实就在司徒先生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后不久，作为他的助手，父亲也被软禁在家里不许出门，还要时常被日本宪兵队叫去接受讯问。那时我们家还住在西四的砖塔胡同，是一个有三四进的大四合院，爷爷、奶奶还有叔叔都和我们住在一起，是一个大家庭。我那时在西什库的圣心小学上学，我们孩子还可以自由出入。但父亲被软禁后，家里的生活也变得很艰苦，能吃到窝头已经算不错了，我记得那时家里经常吃那种本来是喂牲口的、极难下咽的“混合面”。到美国后很多年，想起那段日子，我还忍不住问母亲:“那一段我们是怎么熬过来的？”
1945年7月4日，已濒于溃败的日本方面终于允许父亲探望司徒先生，父亲也是被囚禁了3年多的司徒先生见到的第一个“外人”，此后，父亲一直探望司徒先生，直到1945年8月17日，被监禁了3年零8个月又10天的司徒先生重获自由。
9月16日，父亲陪同司徒雷登去重庆参加抗战胜利大会，在那里，他们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告诉司徒先生，延安有许多他当年的学生。司徒先生笑着说，他了解。几天后，毛泽东和周恩来请父亲与司徒先生一起吃饭。司徒先生后来说，他当时没有想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将在马歇尔将军主持的国共和平谈判会议上经常同共产党代表团团长“周先生”打交道。
也是在这一次由美国返回中国时，父亲劝司徒先生在南京停留时拜访一下他的老朋友蒋介石，司徒先生接受了这个建议，结果也改变了他后来的人生道路——在蒋氏夫妇的介绍下，司徒雷登见到了作为美国总统私人代表、负责调停国共两党纠纷的马歇尔。他对中国的深入了解以及与各派政治人物的熟悉程度给马歇尔留下了深刻印象。半个月后——1946年7月，经马歇尔推荐，美国政府决定任命司徒雷登为驻华大使，接替已于1945年11月离职的赫尔利。
那时司徒雷登已近70岁，对于大使任命，他提出两点要求:一、希望两年内完成大使任务后仍回燕京大学;二、出任大使必须要有傅泾波做助手。可见父亲对他的重要性，这个请求得到了马歇尔的特批，于是父亲以“私人顾问”的身份跟随司徒先生到了南京，而母亲和我们继续在北京生活。父亲不是美国公民，美国大使让一个中国公民担任他的秘书，这在当时也是够特殊的。
不愿告别的司徒雷登
很显然，美国政府希望能利用司徒雷登对中国的了解以及与各政党之间良好的人际关系，达到他们所期望的国共调停。*代表周恩来、邓颖超和叶剑英也发表讲话，欢迎对司徒雷登的任命;当时的国内舆论对此也持乐观态度。
傅泾波：追随司徒雷登44年（5）
的确，27年的燕京大学校长身份，使司徒先生无论在哪一派政治势力中，都有一群身居要职、对他怀有敬意的燕大毕业生。国民党方面自不用提，共产党方面，比如重庆谈判开始就一直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龚澎（注:外交部前部长乔冠华的前妻），是1933年入校的燕大新闻系学生;还有后来担任过外交部长的黄华，是1932年入校的燕大经济系学生。
但是，单凭一个司徒雷登，已不能可扭转当时的大局。1949年4月23日，解放军攻占南京。当时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包括苏联在内的许多国家使馆人员都撤到了广州，而一直被视为暗中支持国民党打内战的美国大使却一直坚持留在南京未走。之前，“*代总统”李宗仁派人请父亲去，让他劝司徒雷登赶快撤到广州去。但父亲与司徒雷登的想法是:一旦撤到广州，便彻底失去了与共产党接触的机会。于是，虽然使馆大部分人员都已撤往广州，但父亲与司徒先生还有几个年轻助手一起留在南京。
南京解放后，被派到那里主管外事局工作的是黄华。黄华原名叫王汝梅，是比较早加入共产党的燕京毕业生。父亲代表司徒先生，1949年5月7日在黄华办公室与他见了面。后来，黄华又以私人身份到美国大使官邸拜访了司徒雷登。如今黄华先生已将这一段历史写进回忆（注:指黄华1995年所撰《司徒雷登离华真相》），这一历史时期的中国官方档案也已经解密，实际上黄华的所有举动完全是经过*高层领导同意的。
我在北京与黄华还见过面，第一次是我参加“大西洋理事会代表团”，他知道我是谁，他说“我认识你爸爸”。黄华回忆，司徒先生后来又两次派父亲与他密谈。父亲告诉黄华，在司徒雷登安排下，美国舰队已于5月21日撤离青岛，以后解放军打到哪里，美国军舰就从哪里撤走。
那时候司徒雷登希望能够到北平，与周恩来等*高层当面会谈。*方面答复同意他以“燕京大学校长”身份北上，并可安排与*领导人会面，父亲当时极力建议司徒先生“先斩后奏”，先到北京与*领导人见面，打破僵局，造成既成事实。但司徒雷登还是决定暂缓北上，等候国务卿艾奇逊的意见再做决定。7月2日，艾奇逊来电，要求司徒雷登须于7月25日以前直接赶回华盛顿，中途不要停留，暂时不要去北平。直到7月20日，司徒还致电国务卿，要求允许他到北平与毛泽东、周恩来会面;但几天后，他再次接到敦促他回国的电报。1949年8月2日，父亲与司徒先生一起，乘坐使馆一架小飞机离开南京。
作为一个大使，司徒雷登有他自己的苦衷——他必须对华盛顿负责，司徒先生后来经常跟我们说:I am not a policymaker（我不是政策制定者）。毛泽东发表的《别了，司徒雷登》令全中国人把他当成“美帝”代言人，而蒋介石也发表公开声明说不欢迎他去台湾。我相信，像他那样一个对中国有很深感情的人，在离开中国的最后一刻内心一定极为矛盾而痛苦。
无奈的结局
无论司徒还是父亲，在美国都没有固定的家，刚到美国，他们一直住在饭店里。
1949年11月底，司徒雷登离开华盛顿去拜访辛辛那提大学校长，在回来的火车上，他突发心脏病，人事不省，幸好是车上乘务员在早上发现了他，根据身上的证件弄清了他的身份，被立即送到马里兰的贝塞斯达海军医院抢救。那时父亲正好去衣阿华州看望三姐傅海澜。听说消息后，立即赶回华盛顿，每天都陪着他。
傅泾波：追随司徒雷登44年（6）
我与母亲以及父亲的一个助手，是1950年2月到美国与父亲团聚的。刚到美国，我们一家住在华盛顿的费尔法克斯饭店，3月26日，司徒先生出院后，父亲将他接来与我们同住。
父亲在美国没有工作，他把全部精力都用在照顾司徒先生身上，我们家的生活也不是很宽裕。父亲为了更好地照顾司徒先生，1952年拿出他大部分的积蓄，花3万美元在华盛顿西北部远离闹市的第28街买了一幢房子，司徒先生从此跟我们一家一起生活在这里。司徒先生单独住在一个房间里，父亲的房间就在他隔壁，以方便随时照料他，真的像儿子一样，对司徒先生是百分之百地尽心。
我到美国那年刚好16岁，学会了开车，而父母都不会，所以那时候经常是我开车，带着父母和司徒先生，一起出去转。我印象中的司徒先生，是一个非常和善的人，甚至像一个“活着的上帝”，我和姐姐们都喊他grandpa（爷爷），在我们眼里，他就是我们的“洋爷爷”，而姐姐的孩子们也按中国的传统，喊他“太爷爷”。
司徒先生的晚年有些凄凉。唯一的儿子是位牧师，娶了一位密西西比州的寡妇为妻，也没有更多的能力照料父亲，只是偶尔到我家来看他。起初司徒先生还有每月1000美元的大使工资，但1952年辞职后便没了薪水。司徒先生在大使任上只做了3年，按美国的制度，3年的经历根本拿不到退休金——像我在美军服役20年才能拿到退休金，他也没有社会保障，所以晚年没有钱，什么都没有，后来是靠着一个慈善团体每月给他600美元生活。我的父母也没有工作，所以那时候，家里生活得很艰难。
司徒先生中风以后，丧失了不少语言功能，写字也很困难，他闲时就练习写字，我现在还保存着他用宾馆里的便笺练习写字的纸条。6月24日，是司徒雷登的生日。我记得每到这一天家里总是很热闹，许多燕京大学的老校友都赶过来，连同司徒先生的儿子和他的弟弟、弟媳。大家都很尊敬他，他更是一个教育家。
那时候到我家来探望司徒先生的，有很多比较特殊的人，其中一位是胡适。胡适很谦和，举止得体，他与父亲和司徒先生的关系都很好。还有一位是马歇尔将军，他每次都是自己开车来，也没有什么保镖之类的人陪着，跟我们说话也很客气。虽然穿着便装，但腰板挺得很直，十分威风。当时我手头有一本“生活”出版社出的他的传记，现在想起来，很遗憾当时没拿那本书找他签名。
司徒先生后来写了本《在华五十年》。对他与父亲这种超乎寻常的情谊，司徒先生说，他“就像是我的儿子、同伴、秘书和联络官”。当年有很多人怀疑父亲的身份，觉得他不是亲共产党就是亲国民党，我后来到了美国，总是有人问我:“你父亲站在哪一边？”我告诉他们:哪边也不是。父亲跟司徒先生想的一样，他们并不倾向于哪个党派，只是希望中国不要有内战。
1955年8月，79岁的司徒雷登立下遗嘱，一是希望死后能把骨灰安葬在燕京大学妻子的墓地旁，二是希望父亲能设法把1946年11月周恩来送他的一只中国明代的五色花瓶归还中国。1962年，司徒先生以86岁高龄去世。
1972年，基辛格秘密访华后，美国政府组织一访华团到中国访问，三姐傅海澜是其中一员。临行前，父亲托她将写给周恩来的信带到中国。一年后，应周恩来邀请，离开中国24年的父母回到了故土。
周恩来送的花瓶，原来一直放在我们家。1988年5月，三姐傅海澜受父亲之托，专程回国送回了那只明代彩绘花瓶。5个月后，父亲在华盛顿去世。父亲见证了近代历史很多重大事情，但最遗憾的是他没有写过自传，也没有为我们留下什么回忆性的东西。
生前，父亲曾为司徒先生“将骨灰埋葬在燕园”的遗愿，两次向有关方面提出请求，但都未获得明确答复。司徒先生的骨灰现在还保存在我们华盛顿的家中，实现他这一遗愿的任务又落到了我头上。1995年到2000年，我在北京工作了5年，我找了好多人，但一直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现在最大的心愿，是司徒先生最后的遗愿能在我这一代实现。
(2006年6月26日)
我的母亲龚澎（1）
∷∷口述 乔松都
1953年诞生于乔家的第二个小生命，是乔冠华与龚澎在朝鲜时一份爱的纪念——1952年，乔冠华作为李克农的顾问随志愿军代表团驻开城松岳山麓来凤庄，参加朝鲜停战谈判。善解人意、体恤下属的周恩来派龚澎到朝鲜探亲，于是有了这个新生命。当时，乔冠华告诉朝鲜革命军领袖南日：“如果是男孩，就叫松岳；如果是女孩，就叫松都。”松都是朝鲜开城的古名。
17年之前，乔松都与哥哥宗淮一直生活在爸爸妈妈温暖的庇护下。1970年妈妈龚澎的离去，是这个曾经幸福无比的家庭一连串变故的开始，在风雨飘摇的年代里，他在泪水与痛苦中渐渐长大，也无时不刻在与妈妈心灵对话。
《乔冠华与龚澎——我的父亲母亲》，是乔松都用8年完成的书。但有些话题，她仍旧选择回避，无论是书里还是在面对面的采访中。尽管这样，这次口述，她还是提供了在她*之外的那个美丽而传奇的母亲龚澎的影像。
启蒙
妈妈是1914年在日本横滨出生的，她生命的第一天，便是从与家人避难海外奔走四方开始的，这似乎预示她的一生也将在复杂动荡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度过。
妈妈一生中最重要的启蒙教育来自我的姥爷龚镇洲。他是安徽合肥人，出身贫寒，年轻时带着仅有的一元钱，徒步从安徽走到保安报考陆军速成学堂（注:后更名为“保定军官学校”），成为第一期学生，主修炮兵，与蒋介石同期同班——姥爷去世时，蒋介石还送过一副挽联。毕业后，姥爷在安庆讲武堂任教官，辛亥时期，他成为安徽著名的革命党人。革命胜利后，孙中山从法国马赛港抵达上海时，姥爷与同盟会会员齐聚码头迎接，孙中山专门召见了他，而黄兴还把夫人徐宗汉的堂妹介绍给姥爷，促成了一段姻缘。
因为支持孙中山二次革命失败而遭袁世凯通缉，1912年姥爷带着姥姥与刚满月的大姨远走日本，在那里生下第二个孩子，姥爷为她取名“慈生”，她便是我妈妈。袁世凯复辟失败后，返回国内的姥爷被孙中山任命为虎门要塞总指挥。姥爷与陈炯明私交较深，但后来看到陈炯明与孙中山不和，甚至谋反，姥爷开始失望以至萌生退意。退出军界的姥爷，在老朋友的帮助下，落户上海。
姥姥徐文出生在广东一个大家庭里，写得一手好字，记得小时候姥姥最喜欢跟我和哥哥念叨的，就是当年姥爷怎么撑把破伞翻山越岭到保定军校上学的事。姥姥有点重男轻女，但有趣的是，她的几个女儿都各有所成。不知道为什么，姥姥一直让我舅舅的孩子用上海话喊大姨和妈妈为“大伯”、“二伯”，可能觉得女孩当男孩养，长大后会有出息。
姥爷去世早，我从没见过。但妈妈时常会跟我提起他，可见他对妈妈的影响很大。妈妈天生丽质，到十几岁时，她像这个年龄的所有女孩子一样，也开始喜欢打扮。姥爷有一次语重心长地对她说:“这个社会还有很多受苦的老百姓，就在我们身边，每天都发生着不公道的事情。”妈妈后来告诉我，这句话对她一生都有影响：“我一想到他说的，这个国家还有那么多不公道的事情在发生，我的心情就无法平静，以后我就把心思放在学习上，放在国家的大事情上了。”
姥爷到上海是1926年，那时上海是一个繁华的大城市——我小时候曾看见妈妈留的以前的小画片，都特别精致。上海滩有一类女性，沉浸在物质生活的享受中，但妈妈的视野和胸怀已经开始悄然发生着变化。bookbao.co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我的母亲龚澎（2）
姥爷虽然并不富裕，但他坚持把孩子们送到最好的学校读书。1928年，妈妈进入上海圣玛丽亚女子中学读书，大姨比她高一级。妈妈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但她更刻苦，比别人付出更多。冯亦代夫人郑安娜与妈妈是中学同班同学，那时妈妈爱看书，经常错过吃饭时间，姥爷就每周送她一桶饼干，妈妈经常抱着饼干桶边吃边看，以至若干年后，郑安娜印象最深的便是那只马宝山牌饼干桶。
圣玛丽亚是一所教会学校，很注意英语教育。起初妈妈的英文成绩并不理想，而她又不像身边那些家境富裕的同学请得起家庭教师，别人玩的时间，她都用在读书上。到了第二个学期，她的英文就让同学们刮目相看，早年打下的扎实的英语基础，也使妈妈一生受益匪浅。
我记得小时候有一次问妈妈: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匹夫是男的吧？妈妈回答:女的也一样。妈妈读书时，圣玛丽亚学校的校长说过一句话:“我们不但要培养大使夫人，更要培养女大使。”大姨后来也跟我说:我和你妈妈都不是以“夫人”身份而是以外交人员身份参加工作、获得认可的——大姨龚普生曾任外交部国际司司长、中国首任驻爱尔兰大使，而妈妈用一生的努力证明:在以男性为主的社会里，女性依然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获得承认与尊重。
太行山上
1933年，19岁的妈妈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与一年前考入经济系的大姨成为校友。在燕京读书的第一年，因为参加的社会活动比较多，成绩有点下降。妈妈很好强，她立志拿到奖学金，到了第二学期，她果然又拿到了班级第一。
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后来在一本书中曾写道:“国民党政府把大批最有才能最能干的青年男女驱赶到了中国最后的希望——红旗之下，在他们当中有一批就是司徒雷登博士所主持的燕京大学最优秀的基督徒学生。”妈妈与大姨无疑就属于斯诺所说的这一批学生。妈妈在燕京期间加入了共产党，与俞启威（黄敬）、姚克广（姚依林）、王汝梅（黄华）等几位一起，成为北京最活跃的学生运动领袖。
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燕京大学出动了6个大队，母亲是大队长之一。对这次学生运动，国民党封锁消息，除了斯诺发了一条独家消息外，北平各大报纸都没有任何报道。在斯诺建议下，燕大学生自治会在未名湖畔自己组织了一个外国记者招待会，主持这场招待会的正是妈妈和大姨。妈妈的机智和口才给记者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是年轻大学生们的第一次，也是妈妈的第一次，也是她数十年新闻发言人生涯的开端。
1937年夏，妈妈大学毕业后回到上海，在母校圣玛丽亚中学教书。抗战爆发后，很多青年学生都走上了革命道路，妈妈便是其中一位。妈妈虽然没有告诉家里真实去向，但姥爷已猜出几分。虽然姥爷的身体不是很好，但他默默同意了妈妈的选择。
可以说，对妈妈这样带着一腔浪漫激情的青年学生来说，真正的考验是到达延安以后才开始的。与妈妈同去的学生中有的就动摇了，辗转回到了城市里，而妈妈和另外两名学生坚定地留了下来。当时到延安的有很多女学生，她们情况各不相同，有的是为了逃婚，有的是因为遭受打击，也有的是因为家境贫寒。而妈妈不一样，她的家庭和谐，妈妈本身也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离开家，离开父母，放弃优越的生活条件，对她来说是为革命付出的代价，这需要一种伟大的理想和使命感做动力，这也是妈妈和许多革命者的不同之处。妈妈很崇拜彭湃，他出身于广东一个富裕人家，却放弃了物质生活投身革命。为此，妈妈在奔赴延安时，特地把自己的名字由“龚维航”改成了“龚澎”。
我的母亲龚澎（3）
1938年10月，妈妈在延安马列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太行山沁县《新华日报》华北版工作。从延安出发到太行山的路上，恰巧与第18集团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同行，一路上两人边走边谈，这一路，竟戏剧性地改变了妈妈的行程。爱惜人才的彭老总决定把妈妈留在八路军总部秘书科，这段时间，妈妈担任过彭德怀和朱德的秘书。
1938年，在燕大经济系教书的英国教授林迈克，与其他3人历时3个多月，徒步来到八路军驻地，得到朱老总接见，妈妈为他们担任翻译，这为她后来走上新闻与外交道路奠定了基础。
妈妈后来跟我回忆:初到延安时，她还有一些小资产阶级情调，会莫名其妙地感伤，遇到挫折会觉得周围人不理解自己。但到了太行山区，特别是穿上八路军军装后，她感觉整个人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她在山西参加妇救会工作，与当地妇女同吃同住，她可以很长时间不洗澡，头上长满了虱子。在我看来，妈妈从单纯的学生转变为坚定的革命者，就在这个时期。
到延安后，妈妈曾经用英文写了一份自传，回顾自己为什么离开繁华的上海，一直持续写到后来赴重庆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工作。那时大姨即将到美国留学，妈妈把原稿交给她，希望得到名师指点后在美国出版——那时她还不知道组织对这方面有一些规定。大姨到美国后把书稿交给著名作家赛珍珠，赛珍珠对大姨说:写得很好，请转告你妹妹，如果稿件上再加上她在爱情方面的故事就更完整了。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此事就搁置下来。不过，妈妈确实是那个年代一类中国青年的代表。
重庆岁月
1940年，妈妈离开太行山，调到*重庆南方局，任周恩来的外事秘书，同时也担任周恩来与外国记者、外国使节打交道的联络员和新闻发布员。对外活动中，她是以《新华日报》记者的名义出现的，这是国民党政府承认的合法身份。
那段时间，来自美联社、合众社、路透社以及《时代》、《泰晤士报》等著名传媒机构的上百名外国记者驻在重庆，妈妈带着延安最新广播稿的副本，和这些外国记者交朋友，宣传共产党的理论，很多外国友人由此成为她终身的朋友。西方著名的汉学家费正清就是那时与母亲结识并成为朋友的，他曾在日记里这样评价母亲:“在1943年弥漫在重庆的沮丧的单调气味的气氛中，她那充沛的生命力使人如同呼吸到了一股新鲜空气。”他还形容妈妈，“对她所认识的每一个人都能产生一种驯服功能”。当时国民党行政院的发言人叫张平群，他的亲戚后来在新中国的外交部工作，她说张平群和夫人对龚澎印象很深，虽然在政治上是对手，但他们很钦佩妈妈的人品和才华。
上世纪80年代，一批在“二战”期间曾到中国采访过的老记者相聚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开了一个名为“Who Lost China”的研讨会。“Kong Peng”（母亲的英文发音）是会上经常被提及的一个名字。1985年，这批美国老记者重返中国，“龚澎”再一次被他们屡屡提及，有一位老人还特别想见我，跟我讲讲妈妈的故事，可见妈妈当年在重庆的影响力。那时在重庆媒体圈里曾流传一种说法:“龚澎有外国记者替她保镖。”虽然这种说法并不属实，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妈妈的工作成绩。毫不夸张地说，很多人因为龚澎而改变了对共产党的看法。有一位老人告诉我:“我没参加过共产党，对政治也不太了解，但我眼里的共产党人就是你妈妈这样的人，真诚而有魅力。”还有一些同学和妈妈走的路不一样，但她们之间的私人感情非常好。“只要让我去做，我就去，就因为是龚澎。”
我的母亲龚澎（4）
毫不讳言，那时有很多人暗恋妈妈，包括一位特别出色的美国记者，很多人也曾著文提及这些轶闻。但妈妈一向落落大方，既不给人尴尬，也从不津津乐道于这些事情。很多人都写文章夸母亲长得漂亮，其实她有一种特别的气质，她漂亮，但从不刻意修饰自己。妈妈生前特别不喜欢别人夸奖她漂亮，她更希望靠能力和才华获得赞赏。所以我在写书时，哥哥提醒我说:对妈妈外貌的赞美，只要有一处就足够了。我想妈妈也会同意这一点的。
很长一段时间里，妈妈会定期接到一封来自太行山的信，那些写在粉色信纸上的话，是妈妈最甜蜜的期盼和快乐。
1938年冬的某一天，朱老总兴奋地告诉大家:一位在德国留学8年的留学生将要来司令部工作——这位来自北京的学生叫刘文华，1938年1月，他跟随杨虎城将军一起回国，拒绝了5所著名大学的聘书，追随心中理想来到太行山，不久就调到前方司令部秘书处，担任朱德、彭德怀的秘书。坦率地说，那时候革命区的女青年很少，像妈妈这样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比较容易接近那些位置高的人，但妈妈坚持找与自己经历相似、有共同语言的人做伴侣，虽然比较而言，她这样的路可能走得更辛苦些。很自然地，妈妈与高大沉稳的刘文华走到了一起。1940年8月，两人结婚，当天，他们郑重而浪漫地在村里一棵杨树上刻上两人姓名和结婚日期。
新婚不久，妈妈便被调到重庆，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只有短短的29天。她和刘文华商定每周通一封信，“抗战胜利那天，就是我们团聚之日”。没想到，这一次竟就是最后的诀别。
1942年，一连几个月妈妈都没有收到来自太行山的信，特别是知道左权牺牲后，她被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着。她鼓起勇气走进周恩来的办公室，本来希望得到一个否定的答案，但是周恩来凝重而沉默不语，她一下子全明白了。
原来1942年5月，刘文华在从总部返回情报站的路途中，因长期劳累导致的急腹症发作，此时正好赶上日本兵在周围扫荡，无法被及时送去救治而在疼痛中去世。去世前，他让身边人帮助写下遗嘱，其中有这样一句:“我的妻子我爱她，我倘有不测，让她嫁人，只要不脱离革命，就对得起我??”他留下的随身携带的挎包里，有一张妈妈围着白围巾参加“一二·九”运动时的珍贵照片和妈妈告别时给他留下的一丝黑发。
消息传到重庆，被周恩来暂时隐瞒下来。原来，几天前，妈妈刚刚得知在桂林避难的姥爷因病去世，和姥爷感情深厚的妈妈特别伤心。周恩来不忍心让妈妈接连承受这不幸的打击。
妈妈去世后，我从大姨那里知道她和刘文华的事情。我一直有一个愿望:想了解妈妈一生走过的路、经历过的人和事。几年前的一天，我坐上火车，特地来到埋葬刘文华的河北邯郸晋冀鲁豫军区烈士陵园。陵园很大，附近还有一个招待所，陵园管理员告诉我，很多离退休的部队老干部经常会在招待所里住一两个月，白天就到某个墓碑前坐着，跟“里面”的人说一上午话。以前听爸爸妈妈谈起革命年代的事情，总是感觉很遥远，而看到那些墓碑，我才第一次对“牺牲的先烈们”有了切身的感受。我找到刘文华的墓碑，在心里轻轻地说:“刘伯伯，我替妈妈来看你了??”bookbao.co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我的母亲龚澎（5）
当年两个最亲爱的人的离去，让妈妈痛苦万分，她蒙着被子在宿舍痛哭了一整天。周恩来和邓颖超特地找她谈话，希望她能重新振作起来。妈妈很快克制了自己的悲伤，投入到更努力的工作中。在妈妈那一代革命者心中，他们为之奋斗的目标是要超越个人感情的。
因为劳累和一连串的变故，妈妈病倒住院，很多朋友都赶来探望她，其中不乏每天都会带着鲜花来的仰慕者。而每一天都会带一束玫瑰花来的，就是爸爸乔冠华。
才子佳人
妈妈是在重庆与爸爸认识的。此前，爸爸以“乔木”为笔名写了大量关于“二战”的国际评论，成为名噪一时的记者。香港沦陷后，爸爸与诸多文化界名流撤离到重庆，刚到那里，他便被夏衍介绍，拜访周恩来。爸爸在曾家岩的“周公馆”与妈妈不期而遇。
因为工作关系，两人经常见面，彼此的认识和交往也十分自然。1943年秋，爸爸、妈妈结婚。周围的老朋友开玩笑说，他们的结合，是“断肠人找到了心上人”。毛泽东的评价是:“天生丽质双燕飞，千里姻缘一线牵。”
当时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小插曲。爸爸的老朋友冯亦代回忆：“在香港时，老乔是他们家的常客，才气横溢，每每语惊四座。那时郑安娜便和他感慨:如果维航（龚澎）与老乔相识，倒是天生一对。”不过那只是说说而已，因为郑安娜根本不知道妈妈的下落。后来郑安娜得知爸爸、妈妈走到一起后，连连说:“你看！当年我就说他俩应该在一起呢！”在别人眼里，这是一对标准的“才子佳人”组合。
1944年7月，哥哥乔宗淮出生，他是在曾家岩“周公馆”长大的。天气暖和时，爸爸、妈妈常把哥哥的小床放在办公事的天井中间，周恩来的办公室在一楼，经常是哥哥哭了他抱一抱，渴了饿了他喂一口。爱泼斯坦说，曾家岩有一种浓厚的家庭气氛，龚澎的孩子坐在一边，周恩来更像一个舅舅。1946年爸爸妈妈住在上海马斯南路周公馆，与周恩来邓颖超曾是楼上楼下的邻居，哥哥经常在院子里跑来跑去，有时候周恩来会见客人后拍照留念，便喊哥哥:“弟弟（重庆人对小孩子的称呼）过来一起照相！”哥哥把脸扭到一边只顾自己淘气，“拒绝”和周伯伯合影。长大后他才发现竟没有几张和周总理的照片，后悔也来不及了。
爸爸、妈妈在重庆结交了不少朋友，他们不说教，对人的影响是那种和风细雨式的。有一次，爸爸肠胃病发作做了急诊手术后需要输血，医院血库里没有B型血，妈妈特别着急，告诉了两位好朋友，让他们帮着想办法。第二天一早，在医院守了一夜的妈妈推窗一看，门口排起了等着为爸爸献血的长队，排在最前面的是美国使馆的二等秘书、曾担任过史迪威助手的谢伟思。为一个公开共产党员身份的人献血，而且很多是素不相识的人，这个场景让妈妈特别感动。
小时候，我一直以为爸爸、妈妈就是一家人，为此我还和小伙伴吵过一架。他说:“你回去问你爸爸、妈妈，他们肯定不是一家的，这事我敢和你打赌。”我不信，回去问爸爸，爸爸说:“是啊，我和你妈妈，一个在苏北，一个在广东，怎么可能是一家呢？”我呆住了。他们实在是太和谐了，和谐得仿佛天生就是一家，我从来没见过他们俩红过脸，更别说吵架了。bookbao.co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我的母亲龚澎（6）
从小时候起，我就听爸爸喊妈妈“达令”(darling，亲爱的)，我一直以为这是妈妈的小名，直到有一次突然听到妈妈也这样喊爸爸，我很奇怪地问妈妈，妈妈笑着说:“这也是你爸爸的小名。”想了一想又补充一句，“不过，这个小名只在我和你爸爸之间使用”。爸爸经常对周围的朋友说:我和龚澎，可不是一般的夫妻！每天晚上，他们都会在房间里聊很久，从工作到生活，无所不谈。在我看来，他们之前的感情涵盖了爱情、友情和亲情。
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共同爱好:古典音乐。他们特别喜欢肖邦的《军队波罗乃兹》，他们决定让我学钢琴。那时一架钢琴对我们来说是个不小的负担，我经常听妈妈念叨:这个月又可以攒下买琴的钱了！一直攒了几年，妈妈给我买了一架东方红牌钢琴，这是我们家有史以来唯一的“大件”。当钢琴运到家里时，我们全家都像过年一样兴奋。
相对而言，妈妈比较理性，在政治上更成熟，她善于做人的工作，与各式各样的人相处，而爸爸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学者型革命者，他为人处事质朴耿直。妈妈特别注意维护爸爸，无论在家里还是在工作场合。上世纪50年代初，组织部门曾想提妈妈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妈妈得知后专门找到周总理说:老乔比我更合适，如果在我们两人中间选一人，请组织上还是先考虑他吧！周总理笑着说:“在家里老乔是一家之主。”
妈妈对爸爸的爱，绝对是一种付出。他们在一起的30年，也是爸爸才华得到最大发挥的30年。很多人都认为爸爸的巅峰时期是1971年参加联大会议，那时虽然妈妈已经去世了，但爸爸的生活环境并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他是在妈妈爱的延续中登上巅峰的。
阳光灿烂
解放后，妈妈被任命为外交部情报司（后更名为新闻司）司长，爸爸是代理亚洲司司长。妈妈是外交部建部初期十余名正司级官员中唯一的一位女性，作为外交部第一位女司长，她在新闻司一直干到1963年升任部长助理为止，整整14年。
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妈妈与黄华一起成为中国代表团发言人。1960年第二次日内瓦会议时，在周恩来亲自提名下，妈妈担任中国代表团首席发言人。20年中，妈妈多次以新闻司长、部长助理身份随周恩来、陈毅出访。尽管因从事的新闻工作让母亲在公众场合频频出现，但她始终保持着热情而沉稳的性格，周恩来曾评价母亲是“静若处子”。
我是1953年出生的，爸爸经常跟我念叨，本来希望我出生在朝鲜战争停战谈判那一天，以我的生日定下停战日，但谈判拖了一个多月，我也没挨到那一天，爸爸还挺遗憾的。生我那年，爸爸40岁，妈妈接近38岁，他们都特别喜欢孩子，也特别疼爱我。
妈妈生我时难产，所以我小时候妈妈总是担心我身体有问题，她又想验证这一点，又怕我知道后伤自尊心，为此颇费脑筋。
有一天妈妈告诉我去做智力题，我高高兴兴地跟她去了。到了医院，医生拿出5块大积木让我数数，我觉得被羞辱——因为那时我已经开始学习趣味数学这一类“高级”题了，因而愤怒得拒绝回答。医生出来告诉妈妈:“你女儿的测试结果大概有问题。”
现在想来，那时对妈妈的打击应该很大，但妈妈在我面前一点也没有流露出什么，只是小心翼翼地问我，为什么不回答医生的提问。我生气也不理妈妈，所以她永远都不知道，医生那天给我出的是什么题。妈妈去世后，大姨告诉我:你妈妈那天急死了！这件事情想起来我就特别后悔。
我的母亲龚澎（7）
妈妈不但是一个出色的外交官，她也把全部身心都放在营造这个家上。她当年去苏联出差的时候，给正在读小学的哥哥写信，上面用钢笔清晰地解释地球自转的方向和时差的原理。不管到哪儿，她总是想方设法寄有当地风光的明信片给我们，金字塔、狮身人面像、尼罗河??那些印着奇妙的异国风光的明信片是我童年快乐的记忆之一。
1964年3月，爸爸、妈妈跟随周总理出访14国回来，我急不可待地请假去机场接他们，那一次，毛泽东、朱德、刘少奇都亲自到机场迎接。看着毛主席和大家照完相，我站在那里等爸爸、妈妈。不一会儿，毛主席大步朝我走过来，满脸慈祥地看着我，想逗我说话，我却害羞地躲到旁边的高个子叔叔后面。
一会儿，妈妈出现在我眼前。我兴奋地告诉妈妈我见到毛主席了。妈妈问:“主席和你说话了吗？”我摇摇头，妈妈说:“那我请毛主席和你讲几句话！”说罢，她朝着毛主席走远的背影追过去，一边喊:“主席！毛主席！”遗憾的是，距离太远，毛主席最终还是没有听到，在一群人的簇拥下很快乘车离开机场。那个年代有很多革命者忙于工作而忽略家庭、忽略孩子，但妈妈对我们的每一点要求都非常关注，在别人眼里甚至有点宠爱孩子。
妈妈从来没有把工作上的压力带到家里，虽然偶尔她会显得有些疲惫，但她从来不在我们面前抱怨。大姨后来说:你妈妈其实挺辛苦的，她非常下功夫，想把这个家怎么弄好。每年春天，我们全家都会到王府井一个老照相馆照一张全家福，那是全家忙碌而快乐的时刻，爸爸一定会整整齐齐地穿上他的中山装，妈妈会从柜子里拿出平时不允许我穿的漂亮衣裳。这样的快乐一直到“*”前，全家人依偎在一起、喜滋滋地面对镜头是我一生无法忘怀的幸福。
在众人眼里，我们是标准的幸福之家。其实物质上我们生活得很简单，住房每月交租金，家具也是从外交部租来的，爸爸和妈妈唯一的爱好是听音乐，买了一个留声机。除了钢琴和唱片柜之外，所有家具都有“外交部”的标签。一直到妈妈去世，我们家都没有电视、冰箱。家里剩不下什么钱，因为爸爸、妈妈的钱都用在买好烟、好茶、好酒上面了，在这些方面，他们稍讲究一些。妈妈的手指又细又黄，她有一次告诉我:在重庆工作时她总是熬夜，于是靠抽烟支撑着，后来也就抽下去了。但她一再警告我不许抽烟。
妈妈在家里也绝对是一个好妻子、好母亲。爸爸有一顶灰色的小毛线帽，每到第二天有外事活动时，妈妈就提前把小帽子准备好，让爸爸睡觉的时候也戴着它，第二天保准头发一丝不乱，戴小帽子的爸爸几乎成了他在家里的形象。
妈妈是爸爸的减震器，也是他的主心骨。多少年来，爸爸是个心里存不住事情的人，有什么事情总是和妈妈商量，特别是大的决策上。有老同志半开玩笑说:乔冠华归龚澎领导。爸爸听妈妈的，是因为妈妈的话有道理。
我一直感觉:在我们家，妈妈是太阳，爸爸是月亮。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形容。爸爸本身也发光，但他身上的光是源于妈妈的。只要妈妈在，我们家就充满了阳光。但是，等我长大以后，我才体会到，妈妈，什么都想做好，而她，实在太累了。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我的母亲龚澎（8）
生离死别
1957年，“反右”开始，政治气氛变得紧张。妈妈所在的新闻司一下子出了8个“右派”，妈妈也被下放到房山县任农村工作部部长，妈妈的身体从那时开始走下坡路，用手指在小腿按下去就是一个小坑，那是营养不良引起的浮肿。
妈妈在重庆特殊的工作经历，使她很容易就成为攻击目标。“*”中很快有造反派前来抄家，翻箱倒柜，家里的东西散落一地。临走时，造反派们高呼“打倒”，并且用墨水在爸妈房间门口的大立柜上刷上了大标语:“打倒三反分子龚澎！”“打倒走资派乔冠华！”老阿姨叹着气开始收拾东西，妈妈让我们找来印刷好的毛主席语录贴在大门上:“勇敢、坚定、沉着，向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然后，妈妈站在大标语旁边，让哥哥为她摄影留念，那刚强坚定的目光永远定格在胶卷里，也定格在我们的记忆里。那时候仿佛感觉，有妈妈在，我们什么都不怕。
和妈妈共事了30年的周总理知道后，用他的方式巧妙保护着妈妈，一次会议上，周总理看着坐在最后的母亲就大声说:“龚澎，你坐在前面来！”“龚澎，你怎么可能是三反分子呢！”
“*”开始后，爸爸也成了“走资派”。有一次，造反派轮番审爸爸，要他交代周总理在内部会议上的讲话内容，爸爸悄悄打电话问妈妈:现在压得很紧，问得很具体，要不要说？妈妈很坚决地说:“坚决顶住！不要写任何东西，我永远是你的妻子！”
外交部有人评价说:乔冠华虽然恃才傲物，锋芒毕露，但对夫人龚澎却是言听计从。在很多问题上，爸爸总是习惯听妈妈的意见，后来事实也证明，妈妈在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上，的确比爸爸坚定、果断。
其实妈妈自己的处境也非常艰难。她每天到外交部上班，爬上6层楼后第一件事是打扫公共厕所的卫生。打扫完后，妈妈坐在楼梯上喘口气，有的人看到她就绕着走，对此，母亲看得开。每天下班，等大家几乎都*后，哥哥推着自行车来接妈妈，妈妈坐在后架上，哥哥把她送到台基厂北口的公交站，把妈妈送上3路无轨电车，哥哥再骑车紧随其后，到了美术馆，再用自行车把妈妈带回家，那时，她的身体已孱弱不堪。
“*”一开始，妈妈就做好了各种准备。她说，如果我们不能继续做外交工作，就全家到乡下去，我可以教历史，你爸爸可以教语文，总有办法活下去。妈妈还给全家都做好了棉衣，特别为爸爸做了丝棉裤。妈妈说，你们将来大了，成了家后有孩子还和我们住在一起，我和你爸爸就喜欢热热闹闹一大家人团聚在一起，只要我们全家在一起就是幸福的！
可惜，我们再也没有这种团聚的机会。1968年，哥哥清华大学毕业后到丹东农场锻炼，第二年夏天，我欢天喜地地离开北京，到了我们想象中的“革命大熔炉”内蒙古插队。妈妈那时身体已经很不好，她特别希望我能留下来。但我那时只有16岁，我没有注意到妈妈略带哀伤的神情，也没有意识到，妈妈能留在我们身边、陪伴我们的日子已经不多。
1970年，妈妈在家里突然晕倒，幸好探亲回来的哥哥及时发现，和爸爸一起把她送到北京医院急救，第一次脑出血时，我从内蒙古赶回来。虚弱的妈妈看到我，脸上露出由衷宽慰的笑容:“见到女儿病就好了一半！”妈妈恢复得比较好，大家也很乐观。妈妈从来没和我谈起她的痛苦，也从来不抱怨，每次见到我，她总是慈祥地笑着，紧紧地盯着我，似乎想把所有的爱都留下来??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我的母亲龚澎（9）
再下乡前，妈妈装作不经意跟我谈过一次“以后”的问题，我知道她是在为万一发生的情况做准备，这是她的想法:对子女的教育“有生有死”。我一直都记得妈妈说这些话的神情:镇静而不哀伤。我相信不是每一个女人，甚至每一个人都能做到这一点的。但我固执地不听，因为我不相信妈妈会走。每当妈妈尝试着跟爸爸谈及此话题时，她一张口，爸爸就几乎不能自持，他总是哽咽着说:“达令，我们不谈这些，你一定会好的！我们不会分开的！”有一天我恰巧经过病房门口，听到里面传出爸爸一阵阵呜咽声，我悄悄往里看，妈妈与爸爸深情地对望，妈妈依然沉静，爸爸却泪流满面，只是一再地重复那句话:“达令，你不要说了，我们不会分开的，我们永远也不会分开！”
相反，妈妈和哥哥谈得比较多。妈妈太了解爸爸了，知道他在情绪低落时，需要倾诉，她希望在自己走后，哥哥能多扮演这样的角色。她特地嘱咐哥哥:“你爸爸很有才华，但在政治上没有经验，你一定要多多帮助他??”后来的事情仿佛应验了妈妈的预感。只有25岁的哥哥抑制着巨大的悲痛，坚强地面对着妈妈最后的嘱托。
妈妈是因为一个很小的细节死的—因为便秘，她脑部第二次出血，再次陷入昏迷，靠机器来维持生命。爸爸已经痛苦得失去方寸，还是周总理决定给妈妈做开颅手术，做最后的尝试。虽然第二天就要访问朝鲜，但他还是匆匆赶到医院来探望，看着妈妈失去往日的活力和美丽，他神色凝重。他俯下身来小心翼翼地搭在妈妈枯瘦的胳膊上把脉，摇摇头叹息着说:太虚了！后来周总理再次去医院探望，他说:“我不愿看到龚澎这个样子，看了我就难过??以后我再也不来医院看她了??”
奇迹还是没有发生。昏迷了半年后，妈妈还是离我们而去。对我来说，稍感安慰的是，最后一段时间我一直在她身边。
周总理没有去八宝山参加遗体告别，在他记忆里，妈妈应该永远是重庆时期身着戎装英姿勃发的样子，他不止一次地对母亲生前结识的外国朋友们难过地说:“龚澎死了，龚澎死了??”
十几岁时我问过妈妈:“你跟周总理特别熟吧？”妈妈只是简单回答一句:“那是因为工作。”妈妈对总理非常尊敬。在总理身边工作了几十年，妈妈深受总理影响。有外国记者评价说:“龚澎的一举一动，体现着大家所熟悉而且十分欣赏的周恩来的工作作风。”的确如此。
总理对妈妈也特别信赖与器重。家里发生一连串的变故后，1973年中秋后的一个周末我和哥哥在中南海西花厅见到了周伯伯和邓妈妈。周伯伯像对待家里人一样，详细询问我和哥哥的生活与工作，哥哥如实谈了心中的困惑和想法。周伯伯鼓励我们走自己的路，不要靠家里，父亲的事情随他们去。在谈到妈妈时，周伯伯一字一句地说:“你们的妈妈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人，没有人能够代替她。”在那时候，这些话对我和哥哥是极大的安慰。我后来才知道，其实那段时间周总理也处境艰难。
所有人都知道，妈妈走后，受打击最大的人，是爸爸。那段时间，爸爸经常倒一小杯茅台酒一个人孤独地喝着。他经常独自坐在书桌前一遍又一遍地写那首《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他一下子老了许多，头上的小灰帽也不见了，经常，我要用湿毛巾，轻轻擦去他的眼泪。他最爱做的一件事是等我们都睡着后，拿出一个放大镜，一张张地翻看他和妈妈在一起的照片，伤心时，院里的邻居都能听到他哀伤的哭声??
1971年11月，爸爸率代表团参加联大会议，出发前，一直沉默不语的爸爸突然站起来，走到妈妈的遗像前，掏出白手帕仔细地擦去镜框上的浮尘，然后摘下眼镜，长久地凝视着照片中的母亲。我和哥哥默默地站在房间门口，仿佛也感受到了爸爸、妈妈穿过生死之界的心灵对话。片刻，爸爸向外走了几步，转过身再一次深深地看着妈妈说:“达令，我要动身了！”深吸了一口气后快步走出了大门。爸爸在这次联大会议上的表现，尤其是那个著名的“乔的笑”，是他个人外交生涯上的巅峰，也是中国外交史上闪亮的一页。我一直相信，那笑容的后面，是妈妈深邃的眼睛。
或许是我们以前过得太幸福了，妈妈为我、为这个家庭遮挡了太多的风雨，我没想到，她走后，我的生活会发生那么大的变故，那个曾经幸福的“家”散了，宠我疼我的爸爸也显得那么遥远而陌生。最让我难过的是，妈妈走后第三年，那架东方红牌钢琴，我视为妈妈留给我的最后的纪念，也被“清理”而不知所终，那是我心头永远的痛??
一度我和父亲的距离很远，最长时间我们曾3年没有见过面。1976年，爸爸被免去外交部长职务，他在极其复杂的历史时期，陷入了复杂的政治漩涡，我和哥哥又默默回到他身边。爸爸曾对别人感慨:“在我最红的时候，我的孩子离开了我，但是在我最艰难的时候他们又来到我身边，还是自己的孩子好啊！”
有些事情，我和爸爸从来没有当面讨论过，因为那时候他需要我们的安慰，但我相信爸爸心底是清楚的。有一次，爸爸意味深长地跟我说:“和你妈妈在一起的日子，我一天都没有忘记过！”1983年9月22日中秋节，在团聚的日子里，爸爸离开了人世，我相信，他一定是到天堂与妈妈相会了。
从妈妈去世那一天起，我就暗想:有一天我一定给妈妈写本书，把她的一生记录下来。这对我很重要，我用这种方式怀念自己的妈妈，跟任何人没有关系。写这本书的8年，我时常感觉又重新回到了和爸爸、妈妈一起生活的日子，这让我既快乐又痛苦，我知道，那些难忘的日子将会伴随我走完一生，直到我和他们在天国里重逢??
(2008年7月14日)
不尽往事红尘里:回忆我的母亲上官云珠（1）
∷∷口述 韦然
“上官云珠”，这是一个曾经在中国电影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她塑造的许多角色，已经成为铭刻在一代中国人心中永恒的经典。但又有谁知道，在这些令人眩目的光环背后，却又是一个个说不尽的辛酸的沧桑往事？
1978年，上影厂为上官云珠*，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当年那么一个红遍上海滩的大明星，*大会上竟连一张照片都没有，还是电影厂用她档案里的小照片一次次翻拍放大。比起她在荧幕上演绎的那些哀怨的角色，上官云珠自己的真实人生故事，缠绕着大历史与人性之间的错综复杂，更令人喟然长叹，黯然神伤。
低调平和的韦然，正式的身份是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的编辑，负责上海地区的业务，却又经常被熟悉的电影界长辈介绍，参加电影圈的诸多纪念活动。回忆起美丽的母亲，美丽的姐姐，那些经常让韦然红了眼圈的往事，已滤去了最初的巨痛，转而成为一种淡淡而持久的忧伤。
母亲之死
1968年12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姐姐的来信，让我马上回上海一趟。那一年，我只有17岁，刚离开北京到山西农村插队还不到一个月。我心神不安地上了火车，不知道已经支离破碎的家，又出了什么事。
一路颠簸到上海，迎接我的是这样一个噩耗:11月22日凌晨，母亲跳楼自杀。
1965年，正在江西农村参加“四清”的母亲得了乳腺癌，回上海做切除手术。手术很成功，她身体恢复得也很快。此时《舞台姐妹》已被定性为“美化30年代文艺黑线的反面教材”而遭重点批判，母亲与导演谢晋、电影女主角竺春花的原型——袁雪芬等被牵连。所幸那时有医生的干预，她才被留在医院，没有过早被卷进那场险恶的政治浪潮。
但是两个月后，母亲又突然昏倒，检查结果表明，病变组织转移到了大脑。接下来她又做了一个大手术，从十几小时的昏迷状态下苏醒过来后，几乎不认得任何人。直到一个月后，母亲给我写了第一封信，告诉我她已经认得300个字了。
而此时，外面的形势变得更险恶，她参演的《舞台姐妹》与《早春二月》成了文艺界的两株“大毒草”，母亲一瘸一拐被赶出医院。她在建国西路高安路口的家也完全不像个家，一到四层楼道的墙壁上，全是母亲的名字，横七竖八，打满红叉。29室的房门，也被砸得像蜂窝一样，从上到下布满了黑洞。
此后的两年，对母亲来说是黑色的岁月。她出院不久就被逼去电影厂上班，所谓“上班”，其实就是要每天去牛棚报到，那时她的身体，还远未恢复到健康状态。在那里学习、劳动、写交代、受批判。
上世纪50年代，母亲与其他文艺界人士一道，曾被毛泽东数次接见，这一度曾保护她免遭“右派”的命运，但“*”一来，这却又成了她最大的罪状之一。出事前一天，1968年11月22日，母亲又一次被传唤，两个外调人员和厂里的造反派轮番逼问她，要她承认参加了特务组织，并利用毛主席接见她搞阴谋。母亲不承认，他们就脱下鞋用皮鞋底抽她的脸??回到“牛棚”时，母亲的脸被打肿，嘴角流着血，目光呆滞，身体不停地颤抖。同被关在“牛棚”里的黄宗英和*凤阿姨看她被打成这样，马上端来热水安慰她，但母亲始终一句话都没说，只是不住地哆嗦。bookbao.co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不尽往事红尘里:回忆我的母亲上官云珠（2）
当天晚上回到家里，母亲被造反派勒令写交代。也许她实在害怕即将到来的又一场羞辱与磨难，在黎明前最黑暗的一刻，她从四层楼的窗口跳了下去??母亲的身体重重地落在楼下小菜场一个菜农的大菜筐里，当时尚有意识的母亲还向围上来的人们说出家里的门牌号码——也许在那一刻，她还有一种本能的求生欲望，但等到有人找来黄鱼车把她送到医院时，已经没救了。后来有人告诉我，听说菜场的人只是用橡皮水管冲掉了菜叶上的血，继续卖给来买菜的人，我并没有那么惊讶。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这样的举动并不那么不容易理解;更何况，那时候的人们，对各种非正常的死亡似乎已习以为常。
在母亲去世后的这么多年里，我曾无数次想起这残忍的一幕，我相信母亲在纵身跳下的那一刻，内心一定充满了彻骨的绝望。那时候，她不知道我和哥哥的下落，追求革命的姐姐到上影厂给她贴了大字报，她身边的那个男人也没有为她遮挡一点点风雨。在我看来，很多“*”中自杀的人，并不仅仅因为外界的羞辱、事业的中断或前途的渺茫，家庭的冷漠与不幸，也是促使他们告别世界的原因之一。母亲的内心，已没有了一点点的温暖与光亮，除了死，她还能选择什么？
那一年，母亲只有48岁。
明星的诞生
上海，是母亲结束生命的地方，也是她当年事业开始、转变人生的地方。
1920年，母亲出生在江苏江阴长泾镇，是家中第5个孩子，原名叫韦均荦，又叫韦亚君。舅舅的一位同学叫张大炎，是同乡一富绅的儿子，他原来在上海美专学西洋画，毕业后在苏州做美术老师，母亲也在那里上学。张大炎一直很喜欢比自己小9岁的同学妹妹，也照顾有加，不久母亲有了身孕，他们只好结了婚。17岁那年，母亲生下了我的哥哥，为此她中断了学业，回家乡做了富家的儿媳妇。我手里还有一张母亲穿着泳衣，和张大炎在家乡河里游泳的照片，可以看出，母亲在当地确实属于领风气之先的人物。
1937年抗战爆发，他们的家乡被轰炸，我的一个姨妈被炸死，母亲跟着张家逃难到了上海。刚到上海的母亲，为谋生，到巴黎大戏院（今淮海电影院）边上的何氏照相馆当开票小姐。母亲有南方女子的乖巧，又聪明大方，何氏照相馆经理何佐民十分器重她。他从霞飞路上给母亲买了时髦衣服，还为她拍了许多照片放在橱窗里，以作招牌。
何佐民原是明星影业公司的摄影师，跟上海电影界人士来往密切。当时影业公司老板张善琨与红极一时的女星童月娟因片酬产生矛盾，张老板故意想捧母亲，准备让她取代童月娟出演《王老虎抢亲》。导演卜万苍觉得“韦均荦”的名字太过拗口，于是取了个“上官云珠”的艺名。虽然不久张老板与童月娟重归于好，母亲又被换了下来，但那也由此成为母亲进入上海演艺界的起点。
母亲与反对自己演戏的张大炎的分歧越来越多，我的大姨是知识女性，终身未嫁，一直鼓励母亲要独立、走自己的路。1940年，母亲离了婚，张大炎带着哥哥回到老家。
第二年，母亲拍摄了她的电影处女作《玫瑰飘零》，这一年又相继拍摄了许多当时非常流行的“才子佳人”、“鸳鸯蝴蝶”类文艺片，开始在影坛崭露头角。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
不尽往事红尘里:回忆我的母亲上官云珠（3）
1942年，母亲加入“天风剧社”，在此结识了成为她第二任丈夫的姚克。
姚克是苏州人，是20世纪30年代活跃于上海文坛的才子，回国后与鲁迅来往密切。鲁迅去世后，姚克就是10位抬棺者之一。因为他举止洋化，曾被人叫做“洋场恶少”，他知道后很委屈，黄宗江安慰他说:“你哪里是洋场恶少，姚Sir，你是大大的洋场良少！”姚克后来热衷于戏剧，1941年，他写的《清宫怨》问世，这部戏吸引了很多著名演员加盟，虽然母亲只在剧中演一个没有几句台词的宫女，但不知凭什么吸引了名气远远大于母亲的姚克。1944年8月，母亲生下了我的姐姐姚姚。
此时的母亲，已是众人眼里的“大明星”。她的事业一帆风顺时，感情生活却再一次遭遇危机——这一次问题出现在姚克身上。在母亲到天津、济南、青岛等地巡演时，姚克在上海爱上了一个富家女。母亲闻讯后立即决定同姚克离婚，不满两岁的姚姚姐就跟了母亲。
在姚克离她而去后，母亲曾与蓝马有过一段感情。蓝马是一个好演员，也是一个好人，但大家都觉得他们两人不合适，蓝马是典型的北京人，比较粗放，两人最终还是分了手[1]。
很多人认为，母亲的演技真正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还是20世纪40年代后期所拍的那些电影，如《一江春水向东流》、《丽人行》、《万家灯火》、《乌鸦与麻雀》等，它们后来都成为中国电影的经典，母亲在这些影片中塑造了性格各异的形象，也使她在影坛上的地位更加确立起来。
我对母亲以前在电影界的地位并无多少概念，直到这些年，我看到无数观众仍在怀念她，赞颂她，我才渐渐意识到，母亲是一位多么伟大的艺术家。客观而言，母亲在进入这个圈子时没什么特殊的优势，但母亲比较聪明，她也会利用一些关系，比如与姚克的结合，与蓝马的交往，以至后来与我父亲的结合，对她的演艺道路都有帮助。但光有这些关系，也不足够。沈浮导演曾对我说，母亲排《红旗歌》时有一幕，她一个人站在台上有一大段独白，其实母亲个子很矮，只有一米五几。但沈浮说，你妈妈一上台就能把台子压住，别的演员上来就没这种感觉，个子高也没用。也有很多被湮灭的女演员，她们曾经得到过各种各样的机会，但并没有持久。
母亲文化程度并不高，但她感悟能力强，有创造力。她也很会处理在电影界的各种关系，后来有人要拍母亲的电视剧，我在这个圈里的一个好友劝我放弃这个念头，他说个人传记最难拍，因为文艺圈里关系复杂，拍电视剧总要涉及很多人，他们以什么样的面孔出现？一旦不合适，有些人的亲属就会出来纠缠不休。我把这个意见反馈给上海筹拍这部戏的人，结果他们回话说:我们调查过了，你妈妈没有一个“敌人”，完全可以摆脱开那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写她的艺术造诣、写她的人生道路。我想母亲的成功与此也有关系吧。组成妈妈这一代电影人的成分复杂，有国统区的，有延安来的，也有沦陷区的，这些人到了解放后分成三六九等，但她把几方面的关系都处理得很好。我想，她能处理好这么复杂的关系，固然有从谋生中学习来的生存智慧，但更多的是出于本性。
荣耀与辛酸
1951年，我的父亲程述尧与母亲在上海“兰心大戏院”举行婚礼，成为母亲的第三任丈夫。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书包网
不尽往事红尘里:回忆我的母亲上官云珠（4）
父亲出生于北京一殷实之家，毕业于燕京大学，与黄宗江、孙道临都是同学，也是学校文艺舞台上的活跃分子。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人跑到燕京大学扣留了司徒雷登等人，也逮捕了一批进步学生，其中就包括我父亲。其实父亲算不上“进步”，因为真正“进步”的学生早就去西山了，他充其量也就算是个“活跃分子”。父亲被关在沙滩红楼地下室（注:当时日本宪兵司令部所在地）一个多月，后经亲友斡旋才解救出来。
毕业后，父亲在中国银行做行长的英文秘书，有一份很不错的薪水。他就用自己的工资资助那些朋友的戏剧活动，他组建了南北剧社，自己担任社长，丁力、黄宗江、卫禹平、孙道临、于是之、黄宗英等都是剧社成员。于是之后来在话剧《雷雨》里演周萍，有一个情节要跳窗而去，我听父亲说过，于是之跑到灯市口附近我的祖父家，在窗台上跳来跳去地练习[1]。
1946年，父亲与黄宗英结婚。不久黄宗英去上海拍戏时结识了赵丹，向父亲提出离婚。父亲不甘心就这样结束，从北京赶到上海。父亲追到上海也没有挽救住这一段婚姻，却从此就留在了上海，后来做了“兰心大戏院”的经理。
父亲与黄宗英离婚后，他们之间的友谊却并没有因此受影响。父亲与母亲结婚后，也与赵丹、黄宗英保持着正常交往。
我小时候在上海电影剧团的托儿所，和黄宗英的儿子、寄养在她家的周璇的儿子都在一起，有时候赵丹家的保姆也会把我接到他们家，下了班后父亲再到他们家接我，一切都很自然。那种关系，不是这个圈子里的人好像不太容易理解。
上世纪60年代，母亲到北京来开会，爷爷带我到宾馆等他们到来。那些演员们坐在大厅里，有人介绍说:这是程述尧的父亲，上官云珠是他的儿媳。大家开玩笑说:“还有一个儿媳妇呢！”黄宗英站起来，给我爷爷鞠了一躬，大家哈哈一笑。1950年，父母新婚到北京看望我的爷爷、奶奶，正值孙维世与金山结婚，母亲带着我姐姐，江青带着李讷还参加了他们的婚礼。
1952年，全国开展“三反”运动，有人揭发父亲贪污兰心剧院的款项。父亲平时就是大大咧咧的一个人，他以为数目不多，承认下来将钱补上就可以尽早摆脱麻烦，于是母亲从家里拿出自己的800美元和两个戒指送到剧院，作为“赃款”退赔。父亲显然太天真了，虽然这件事情后来被证明是诬告，但这样一来，他就被彻底打上了“贪污犯”的标签。
当时母亲正进行着将自己从旧上海的明星脱胎为新中国文艺工作者的努力，为灾区筹款义演、劳军义演，她每次都积极参加，甚至劳累过度，得了肺病。此时此刻，她不能容忍父亲的“错误”，于是坚决提出离婚。
很多父母当年的老朋友谈及此事，认为只有父亲程述尧与母亲最合适。当母亲要与父亲离婚时，周围的朋友们组织起来，轮番说服母亲，当母亲有些回心转意时，父亲却犯起了大少爷脾气，坚决不同意。这段婚姻维持了不到两年，又以失败结束。他们离婚时，我只有1岁多一点。
很快，母亲与上影导演贺路有了她最后一段感情。贺路对母亲心仪已久，父母感情还很好的时候，他租了我们家的一间房子，中午交饭钱在我家吃饭。当父母之间产生裂痕时，他“适时”地出现在母亲的生活里。贺路井井有条，或许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父亲那种粗枝大叶的性格对母亲形成的缺憾。书包网 电子书 分享网站
不尽往事红尘里:回忆我的母亲上官云珠（5）
不过他们之间并没有结婚。这是一段不被祝福的感情，母亲也很快就后悔，但那时已经进入50年代，组织上也不允许她再闹出更多的风风雨雨。
很多年，母亲与贺路各花各的钱，平时是贺路向母亲交“饭费”，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一直以“食客”的身份呆在这个家里，他与母亲周围的朋友也格格不入。在我的记忆中他们好像从未同时出现在同一场合，我也没有他们两人在一起吃饭、逛街的任何记忆。按我的理解，我一直觉得贺路是生活在阴影里的人，这么多年来，他崇拜母亲，但与母亲在一起不久，母亲便失去了她曾经令人仰视的位置与荣耀，曾经的光环并没有照耀他多久，相反给他的却是一场灾难。上世纪80年代末，贺路在一次体检时被查出了癌症，结果一周后他就去世了。
悲欢离合
父母离婚时，只有1岁多的我被判给父亲。不久，父亲也结了婚，父亲的第三任妻子是以前上海社交界的名女人吴嫣。她以前是上海滩著名的“玲华阿九”，解放前协助潘汉年在上海做地下工作，在电视剧《潘汉年》里，还有以她真名出现的一个角色。解放后，在潘汉年的亲自安排下，成了文化局的一名干部。
父亲那时在“兰心大戏院”的问题已经得到澄清，正要重新进入文艺界工作，但1955年，吴嫣因为潘汉年事件牵连，被关进提篮桥监狱，财产也被充公。有人上门来劝父亲与她划清界限，虽然当时父亲和她结婚还不到一年，但父亲将来做工作的人骂了回去。这样一来，“自取灭亡”的父亲也彻底断送了他的政治前途。他后来就在电影院里做起送胶片、领位员的工作，见到他的人又有几个知道，这个落魄的老头儿在国共合作时还为美方做过翻译呢？
父亲与吴嫣的婚姻也并不那么幸福，因为北京的程氏家族难以接受父亲娶了这样一位“茶花女”式的人物。父亲后来得了老年痴呆症，而吴嫣在政治气氛宽松后又慢慢与她原来的“姐妹”热络起来，对父亲照顾得并不是很周到。77岁那年，父亲去世于上海。
因为父亲的再婚，4岁时，我被送回到北京的爷爷、奶奶家。我是程氏大家族的长孙，爷爷、奶奶和叔叔们对我都很好，但我从来没有享受过与父母一起生活被宠爱的那种快乐。在我看来，即便是父母的责骂，也是一种与父母之间令人渴望的交流。可惜，这一切我从未拥有过。我从小到大的语文都非常好，但小学升初中的语文考试考砸了，就是因为那次的作文题是《我的家庭》，别的孩子自然都会写与父母在一起的幸福生活，而我，因为没有经历过，也不会写。
母亲虽然不和我生活在一起，但我能感觉得到她对我的宠爱。1962年，她来北京拍《早春二月》，与孙道临、谢芳、谢铁骊等几位主创人员都住在白塔寺电影局招待所里，母亲把我接到剧组里，利用一切机会，增加母子之间的交流。后来阿丹叔叔也来到了剧组，周末，他们一起去王府井买东西。很多人围观他们，他们走到哪儿大家就跟到哪儿。道临叔叔来了，坐公共汽车去后海，乘客也都围观，我那时也十几岁了，多多少少有些叛逆心理，虽然一起上车，他们坐在前面，我远远地站在后面，装作不认识他们的样子。为此，道临叔叔还向母亲“抗议”，说我不愿意跟他们在一起。
不尽往事红尘里:回忆我的母亲上官云珠（6）
现在回想起来，在母亲四十几岁时，她也许想到自己的未来，希望我和她在一起，母亲对我的母爱也越来越多地流露出来。10岁那年寒假开始，我每年假期回上海，平时住在妈妈家，有姐姐和大姨为伴，周日住爸爸那里。那段时间，小时候没有得到的母爱得到了些许补偿:夏天洗完澡后，她搂着我坐在阳台上给我讲故事，或带我和姐姐到附近散步。
母亲断断续续给我写过一些信，她喜欢用绿色的墨水，微微右斜的字体，可惜这些信件，以及妈妈的照片后来都在“*”当中烧毁了。这几年母亲的照片都是我断断续续从她以前的朋友那里搜集来的，父亲去世后，我在整理他的遗物时，也看到了当年母亲在台历上留给他的只言片语，这对我来说，是母亲留给我最后的纪念。
我的姐姐姚姚虽然和我是同母异父的姐弟，但我们之间的感情非常好。父亲当年也对姐姐视若己出。即便离婚后，姐姐还经常来程家找她的这个“爸爸”。姐姐虽然留在母亲的身边，但她在家里很孤独，母亲对她很严厉，她与贺路的关系也不好，所以特别喜欢我这个比她小7岁的弟弟。1955年，我要回北京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离开前，姐姐特地领我到照相馆拍一张合影，照相时我总是不笑，姐姐就挠我痒痒。这张表情不太自然的照片，成了我们姐弟之间永远的回忆。有一年暑假我回上海，下了火车后先到父亲家，正在洗澡，姐姐兴冲冲赶过来，不管不顾地冲进卫生间抱住我，弄得自己也是一身水，那种高兴劲溢于言表。
姐姐原来学钢琴，后来到上海音乐学院师从周小燕学习声乐。母亲自杀那年，她再有一年就毕业了，我在校园里见到了她，她第一反应是特别高兴，拉我到琴房。琴房是在学校角落里一座两层的小楼，进了琴房，她关上门，抱着我就哭，说:妈妈没了。
母亲的后事，是姐姐、燕凯一起处理的。燕凯是姐姐的男朋友，在上海音乐学院民乐系，他出身高干家庭，父亲是华东局的一个领导。燕凯长得高高大大，喜欢穿黑大衣，是女同学眼里的白马王子。他和姐姐在学校里，轰轰烈烈、旁若无人地热恋着。燕凯高兴起来，可以抱着姐姐在校园里转圈，晚上两人就住在学校的琴房里。
燕凯在学校里也是位激进分子，和于会泳的造反派不合，后来“中央*小组”选择了于会泳，燕凯一下子成为对立面。1970年3月8日，燕凯在关押自己的房间里，用剃须刀同时割破了手腕和脚腕上的动脉，结束了24岁的生命。姐姐再一次面对又一位亲人的非正常死亡。
一年后，姐姐慢慢从燕凯之死的阴影中走出来。这时，她认识了常来父亲家做客的一对父子。儿子开开长相有点像燕凯，他虽然比姐姐小10岁，但也读了很多书，很讨女孩子喜欢。他的生母早年去了美国，但一直与他保持联络，姐姐便利用这个渠道，设法与生父姚克联系。
1972年冬天，在毕业体检中，姐姐被查出怀有7个多月的身孕，第二天便从上海消失了——我后来才知道，她在体检第二天便和开开到了广州，想搭车前往深圳偷渡出境。但开开被边防军抓获，在旅店里苦等的姐姐因为没有实施叛逃、又有身孕，被学校领回。1973年1月17日，姐姐生下一男孩，这个孩子很快被这个医院的医生夫妇领养。书包 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不尽往事红尘里:回忆我的母亲上官云珠（7）
上海音乐学院原本准备将姐姐分配到上海乐团的合唱团，出事后，学校取消了原来的计划，决定将她分出上海，去黄山农场。但姐姐以身体不好为由，坚决拒绝离开上海。学校后来又让她去湖南，又被她拒绝。就这样耗着，原来大学毕业生还给生活费，后来也停发，她的生活几乎陷入绝境，只好靠卖母亲的一些旧衣物维持生计，我已经工作了，有时给她些钱。她就这样在毫无希望地打发日子。
姐姐的举动在当时无疑是属于“惊世骇俗”的。我想，这可能是源自血液里的——有母亲的、有姚克的那样一种不安分。1974年，已经30岁的姐姐仍然就这样漂着，她没了母亲，没了男友，没了孩子，也成了众人眼里的异类。于是她又打起出国找姚克的念头，开始从头学习英语。我记得有一天，姐姐似乎不经意地提到开开，我才知道他已经出来了，还在继续寻找他的出国之路。我对姐姐说:你们最好不要来往了，姐姐听了没有说话，以后再也不说开开的事。
后来，音乐学院给姐姐下了最后通牒:如果两个月内仍然没有单位愿意接收她，她就要被强制送到甘肃或青海。这之前，母亲的一位亲友帮忙，终于把姐姐安排到浙江歌舞团，周围的人都由衷地替她高兴，觉得她这么多年的生活终于要走上正轨了。
1975年9月23日上午，那天下着雨，因为姐姐计划在体检后不久就离开上海开始她的新生活，所以这天一早她就骑车出去，跟朋友辞行。10点左右经过南京西路时，她的塑料雨衣被一辆载重卡车前面的钩子挂住，她一下子被拉倒在卡车后轮下，两个车轮重重地碾过她的胸和头??一直宠爱姐姐的父亲不敢参加姐姐的葬礼，而校方致的悼词里说:“她是一个没有为国家做出过贡献的人。”
1975年初，我刚从山西回到上海时姐姐曾对我说:“从此以后，我们俩要相依为命。”半年后，她也死了，我一心一意地要回北京，坚决不肯留在上海，我在这个城市已经失去了几位亲人。因为没有人去龙华火葬场领回只能存放3年的骨灰，1978年，火葬场将姐姐的骨灰作为无主骨灰深埋。
1995年，我委托上海的一位记者朋友找到了当年收养姐姐孩子的那位父亲。记得那一天，我们俩在一个空旷的即将被拆掉的房子里，各自捡了一块砖头坐下。那位父亲说这几年有关我母亲与姚姚的文章他都精心收藏着，有一天他会告诉自己的孩子，他身上流淌的究竟是什么人的血液，他答应我会很快给我一个答复。但第二天他告诉我，自己的妻子、也就是孩子的养母坚决不同意我见那个孩子，他们不愿意破坏他现在的生活。其实我早已知道那个孩子的姓名和上学的学校，如果我真的想找他，就一定会自己找到的，但我思考了很久，最终还是放弃了。
但那个在1973年1月出生的生命，一直久久地盘踞在我心里的某个角落。说完这些故事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这个孩子马上就要34岁了，他肯定已经有了属于自己的家庭和孩子，他可能永远也无法知道，给了他生命的那个母亲，仅仅活了31岁??
(2007年1月1日)
李济：被淡忘的“中国考古学之父”（1）
∷∷口述 李光谟
100多年前，当一位叫王懿荣的金石学家，从药铺里的“龙骨”上辨认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时，这小小甲骨牵出了一个失落了3000多年，又充满传奇、悲壮、神话般色彩的殷商王朝。而中国现代考古的田野启蒙也是在殷墟的大地上正式开始的，殷墟发掘将我国有据可查的历史提前到3000多年以前，引起了一场史学界的大变革，从而以最高票毫无争议地登上“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的榜首。
殷墟的成功发掘与一个人紧密相关，他的名字叫李济。1926年，李济在山西西阴村，揭开了中国现代考古的序幕，他主持的殷墟发掘更是中国考古界的辉煌。1949年，以文物的去留为自己去留的李济跟着殷墟出土文物到了台湾。从此，他的名字在大陆也越来越黯淡。
1979年8月1日，就在他亲手创建的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成立30周年这一天，83岁的李济因心脏病猝发溘然长逝。李济生前最得意的学生、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在悼词中说:“迄今为止，在中国考古学这块广袤土地上，在达到最高学术典范这一点上，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越他。随他的过世，一个巨人消失了??”被张光直尊称为“中国考古学之父”的李济，也是中国第一位享有世界级声誉的考古学家。
1949年2月，22岁的李光谟告别父母，独自踏上从基隆到上海的客船，自此天各一方。虽然是李济唯一的儿子，李光谟坦言年少时与父亲李济并不很亲近，直到十几年前开始整理父亲遗稿，每每面对父亲留下的文字，与父亲的亲近感才一天天强烈起来。在李济诞辰110周年之际，由李光谟整理的《李济文集》也出版了，这对相隔半个世纪的父子，终于在另一个时空里完成了一次心灵对话。
从清华到哈佛
1896年，父亲李济出生于湖北省钟祥县双眼井。3年后，王懿荣首次收集到12块龟甲，从而发现了最早的甲骨文，那时谁会料到，这个湖北农家的普通孩子日后会成为主持殷墟挖掘的大考古学家呢？
父亲的早期教育归功于我的祖父李权。祖父是位学问不错的教书先生，在全县有一个最大的学馆。祖父认为，小孩子刚读书时候，要先让他学最难的，然后再学容易的，这样进步会比较大。所以父亲并不像别的孩子那样从“人之初、性本善”开始，而是从“盘古首出，天地初分”学起。但因为祖父是全县闻名的大秀才，没有人敢指责他违背传统的教育习惯。
1907年，清朝举行最后一次科举考试，被当地人称为“李优贡”的祖父也被送到北京参加会考，得到一个七品小京官的职衔，分在内务府。祖父把家人接到北京，父亲就在11岁那年跟全家来到北京。
1911年，用庚子赔款开办的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开始招生，投考者有1000多人。当时还叫“李顺井”的父亲糊里糊涂应了考，被录取进了“备取榜”，排名倒数第三。如果考生没取足，就从“备取榜”里接着选，于是父亲幸运地成了北京录取的120名新生的一员。7年半学习结束后，他们同一批进入的学生，经过陆续考试淘汰最终只剩下57人。
1918年8月，22岁的父亲自上海乘“南京号”远洋轮赴美留学。父亲在清华读书时，美国有一位华尔考（）博士曾为他们教授过心理学和伦理学，并第一次在中国学生中作了智商测验（父亲被测定为128）。父亲受他影响，对心理学产生了极大兴趣，所以最初在马萨诸塞州的克拉克大学攻读心理学。书包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李济：被淡忘的“中国考古学之父”（2）
克拉克大学的老校长霍尔（）教授提倡学生到图书馆自由阅读，他认为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学校的图书馆及书库周末全部对学生开放阅读。那时候人类学在美国刚刚兴起，克拉克大学图书馆里有一些著名人类学大师的著作，父亲一下子入了迷，之后又在老校长霍尔教授鼓励下，改学人类学。
听说父亲转学人类学后，他的好朋友徐志摩非常赞成，他认为李济是适合做学问的人。
徐志摩与父亲同船去美，他是自费留学生，在克拉克大学的第一学年与父亲同住一个公寓。徐志摩读的是历史系，跟父亲李济的关系很好，他在第二年就从克拉克大学转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学银行学。1920年暑假后，徐志摩远渡大西洋去了伦敦，而父亲则进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深造，从此开始各自人生道路。我后来整理父亲文件时，找到了父亲保存的徐志摩去纽约后写给他的9封信，信里就生活、学习等谈得很广泛。徐志摩对父亲当年也有这样的评价:“刚毅木讷，强力努行，凡学者所需之品德，兄皆有之。”
在哈佛大学读博士学位的父亲，成为当时哈佛大学人类学研究院第一位外国留学生。父亲的博士论文是《中国民族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 the People of the Middle Kingdom），认为中国民族的主要成分有5种:1.黄帝子孙:圆头窄鼻;2.通古斯:长头窄鼻;3.藏缅族群:长头宽鼻;4.孟-高棉语群:圆头宽鼻;5.掸语族群。此外，还有3个次要成分:1.匈奴族系;2.蒙古族系;3.矮人。
1923年6月，父亲获得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父亲的论文得到的评语是“极佳”，后来在哈佛大学正式出版，一位历史学家说，“自后中外学人凡论及中国民族及人种问题的，大都征引其书”。
1922年，著名哲学大师罗素出版了他的名著《中国问题》，文中提到了父亲的论文《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让他“得到了某些颇有启发的见解”，并大段引用了父亲论文。像罗素这样的名人，在自己的书中如此大量引用并赞赏一个尚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的作品，这使父亲一下子声名大振。
有趣的是，父亲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后，祖父李权还不知道如何衡量这个陌生的头衔，但又心有不甘，不久想出了一个办法，给自己起了一个别号叫“博父”。父亲的朋友们，像赵元任，也善意地开玩笑称他“李博父老先生”。
父亲在哈佛读书时，有一位讲授体质人类学的讲师，父亲将他的名字翻译成像日本人名字的“虎藤”，1921年暑假，虎藤交给父亲一批尚未开箱的500件埃及人头骨，让他每天花半天来开箱、洗刷、整理头骨，按钟点付钱。父亲花了大半个暑假来做这个工作，他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说:这次整理头骨的经验，让他对于处理人骨，特别是人头骨有了亲身体会，这对他后来进行生体测量的实践以及处理安阳殷墟出土的人头骨很有裨益。后来，在安阳殷墟挖掘现场，很多年轻的考古人员都是在父亲的指导下经历了整理人骨的训练，后来著名的考古学家高去寻、尹达、夏鼐等都谈过此事。
从人类学到考古
1923年，父亲应校长张伯苓聘请，到南开大学教授社会学与人类学。1995年，我去台湾参加纪念父亲诞辰100周年的研讨会，见到快90岁的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他提到当年在南开中学读书时搞英文比赛，还请从美国回来的李济等人做评委。
李济：被淡忘的“中国考古学之父”（3）
父亲最终与考古结缘，与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有很大关系。父亲在美国留学时，有一次翻阅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主办的《馆刊》，扉页竟是一位中国地质学家的半身照片，这位地质学家就是丁文江。父亲回国后，经人介绍，终于见到他仰慕已久的大学者、时任中国地质学会秘书长的丁文江。丁文江对父亲也非常赏识，把他推荐给地质学界、古生物学界的一批国内外专家认识。
那年夏天，河南新郑有老百姓在掘井时挖出了古墓，也就是后来人们俗称的新郑李家楼春秋大墓的发现，挖出的周秦时期的铜器运到开封陈列，丁文江获悉，鼓励李济前往考古，并为他凑了200元经费。由于当地土匪作乱，这次新郑行仅在出土铜器的土坑中找到几块人骨，收获不大。然而，这是父亲第一次参加田野考古发掘工作，也为以后取得不少宝贵经验。
自新郑之后，考古工作在中国北方一些地方陆续展开，美国、法国、瑞典等国的考古学家和学术团体闻讯，纷纷赶来“寻宝”。此间，美国史密森研究院弗利尔艺术馆（Freer Gallery）的汉学家，也组织了一支“中国考古发掘队”来华。其中有一位名叫毕士博(Carl Whiting Bishop)的专门委员，听说父亲是中国第一位荣获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者，即来信邀请父亲参加他们的团队，一同从事田野考古工作。
面对这份邀请，父亲当时颇为犹豫，举棋难定时，他找到他十分敬重、年长他11岁的丁文江商量，丁文江回答说:“一个从事科学工作的人，如果有机会采集第一手的资料，切不可轻易放弃这种机会。”至于如何与外国人共事，丁文江建议“直道而行”，就是有什么条件尽量事先说清楚。
父亲马上给毕士博回信，提出两个条件:一个是在中国做田野考古工作，必须与中国的学术团体合作;一个是在中国掘出的古物，必须留在中国。不久后毕士博回信说:“我们可以答应你一件事，那就是我们绝不会让一个爱国的人，做他所不愿做的事。”父亲于是加入毕士博等人的行列。
也就在这一年，清华筹备成立国学研究院，父亲被聘为特约讲师，讲授普通人类学、人体测量学、古器物学和考古学。“国学研究院”是中国教育界的创举，吴宓为首任研究院主任，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是研究院所请的第一批教授，后来他们被并称为“四大导师”，能和他们在一起，对29岁的父亲来说当然是一种很高的荣誉。而且国学院成立初期也只有他一个讲师，据说当时教授的月薪是400大洋，而父亲从弗利尔那里领取300大洋，为了与其他教授相等，他在清华只领100块大洋。
我后来看到一位老先生写他那时候的趣事:刚报到时，看到几位导师很庄重地坐在前排，学生们也分不出谁是谁。后来他看到一位头戴瓜皮帽、留着辫子、身穿长袍、神情有些委顿的老人，悄悄向旁边人打听:“这大概就是李济先生了吧？”其实他看到的那位老先生应该是王国维，不过在青年学生心目中，考古的就必定是位老先生。
父亲能到清华，也是丁文江向梁启超推荐的。梁启超从1926年冬天起，曾多次跟李济商量，打算让他的二儿子、在美国学考古的梁思永回国跟他一道工作。梁思永回国后，应李济之邀参加了后来的史语所的工作，并从1931年第四次挖掘工作时开始进入殷墟。因为梁思永是考古组里受现代考古正规训练的第一人，他的加入使考古组的田野工作在方法和质量上都有很大提高。在抗战期间，父亲把自己花了多年研究拟定的殷墟陶器总报告的细目最终完成时，第一个替他审查的就是已重病卧床的梁思永。很可惜的是，梁思永一直身体不好，50岁时便英年早逝。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李济：被淡忘的“中国考古学之父”（4）
黄金年代
1926年初春，父亲与地质学家袁复礼先对晋南汾河流域进行了一次旅行调查，3月22日到达夏县，这里有传说中的大禹庙及禹王后裔和大臣的陵墓，他们在西阴村偶然发现了一片布满史前陶片的场所，由此确定了以此作为第一次挖掘现场。10月到12月，父亲与袁复礼再一次来到山西，进行西阴村遗址发掘，采集到了60多箱出土文物，大部分是陶片。
山西夏县西阴村仰韶文化遗址的挖掘是中国境内第一次由中国人自己主持进行的、用近代考古学方法所做的遗址发掘。最有趣的发现是一个半割的蚕茧，有平整的人工切割的痕迹。后来经专家鉴定，那半个蚕茧确实是一种家蚕的茧，因此证明了中国人在史前新石器时代已懂得养蚕。
小时候我记得父亲就把这半只蚕茧放在试管里，另一半是棉花，用软木塞塞住放在办公室的笔筒里，我哪想到现在这半只蚕茧会这么金贵——它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恒温恒湿的库里，平时都以仿制品替代展出，只是1995年为纪念父亲百年诞辰时，才展出过8天，以示纪念。
1928年10月，董作宾先生主持了河南安阳小屯遗址试掘，这也是殷墟的第一次挖掘，但董先生的方式还是旧式挖宝物的方式。12月，父亲在开封与董作宾会面，确定了殷墟的下一步安排。他将会面情况写信报告给傅斯年与蔡元培，傅斯年可能觉得考古所就需要父亲这样的人，虽然父亲之前也没什么经验，但西阴村的报告出来，也引起轰动，所以从1929年殷墟的第二次发掘开始，父亲就开始接管了整个挖掘工作。
1929年初，父亲加入由傅斯年领导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应聘为考古组主任。父亲与傅斯年并不认识，也是经李四光、丁文江与杨杏佛等人推荐后，被傅斯年作为实现他的“东方学的正统”梦想的人才网罗进史语所的。陈寅恪与赵元任也被傅斯年从清华挖来，分别担任历史组和语言组主任。
1929年底，父亲领导的殷墟第三次发掘接近结束时，发现了著名的“大龟四版”，龟版上刻满了殷商时代的贞卜文字。那时候，流亡在日本的郭沫若正编写他的《卜辞通纂》一书。闻听消息后，他立即去信给“史语所”，迫切要求得到全份拓片。傅斯年为此征求父亲与董作宾的意见，他们商量后，都同情郭在流亡中还致力于做学问的精神，于是很快把全份尚未发表的拓片寄给郭沫若。郭沫若收到后立即把拓片编入他的《卜辞通纂》书中，并在付印之后才告知“史语所”，这让父亲当时颇觉尴尬，但最后还是认为学术乃公共事业，不必为此事按纯法理的观点追究处理。
可能因为这一点吧，郭沫若对李济和董作宾都给予很高评价。1946年在南京参加旧政协筹备会时，郭沫若与父亲见过一面，后来在《南京印象》一书中他用整整一节的篇幅谈到这次会面，父亲接待他时穿着一件已经褪色的破旧汗衫，这使他非常感动，他写道，“不知怎的，我就好像遇到了亲人一样。我接触了我们中国的光荣的一面??”但遗憾的是，50年代开始后，以郭沫若为名誉领导人的大陆考古界和以父亲为代表的台湾考古人类学界的关系，一直陷于隔绝。到80年代重新开始沟通时，父亲与郭沫若都已经告别人世。
殷墟发掘之后，影响比较大。1931年在南京开了一个殷墟遗址发掘成绩展览会，父亲作了演讲。展览和演讲引起各界极大重视。蒋氏夫妇与国民政府五院院长，包括戴季陶、孙科、居正等要人，悉数出席参观，舆论为之轰动。
李济：被淡忘的“中国考古学之父”（5）
1935年，殷墟发掘工作到了关键的第十一次发掘，要大规模开挖4座大墓、400余座小墓，梁思永做的预算需要2万?3万银元，比原预算多出5?10倍，如不补加，将前功尽弃。父亲增加预算的报告，呈交时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的丁文江。丁审阅后未加任何条件，即予批准。这次为期95天的发掘所获极多，出土了牛鼎、鹿鼎、石磬、玉器、石器等多件，父亲对丁文江一直心存感激。
早期的殷墟发掘一直是在与美国方面合作下进行的，后来傅斯年与美国人的关系并不融洽，1930年起，父亲与“史语所”终止了与弗利尔的合作。此后，中华教育基金会每年拨款继续支持发掘工作，一直到抗战开始，这是父亲一生科研事业的黄金年代。
流亡
1937年，在殷墟第15次发掘收工后仅18天，“卢沟桥事变”爆发。因为父亲从1934年起接替傅斯年担任中央博物院（中博）筹备处主任，“史语所”与“中博”向西南搬迁之事，便由傅斯年交与父亲负责。“史语所”搬迁的第一站是经武汉到长沙，在那里只停留了3个月，因为日机不断轰炸，决定继续西迁至昆明。
在搬迁西南之前，考古组发生了一件空前的事:好几位青年人纷纷投笔从戎，离开了“史语所”。父亲为此心情矛盾:一方面安阳发掘的成绩太重要，但研究工作还未正式展开，人员散去了，将来怎么办？另一方面，大敌当前，连自己都萌生了上前线杀敌的念头，何况这些热血青年？1937年初冬的一天，在长沙公路边一个小饭店里，父亲、董作宾、梁思永等全体人员都在这里喝了饯别酒，送走了尹达、祁延霈、王湘等人。他们大多数后来去了延安，所以这一次分手后他们就再也没见过面。
从桂林经越南辗转到了昆明后，“史语所”在这里安顿了两年。此间父亲最欣慰的一件事就是吴金鼎、曾昭（注:曾国藩的曾侄孙女，60年代自杀）、夏鼐等从英国返回昆明，成为中国考古界的新生力量。
1940年冬，因滇越线战事吃紧，“史语所”、“中博”又迁离昆明，到达四川宜宾的李庄镇。
李庄6年，是抗战时期“史语所”和“中博”相对安定的一段日子。在李庄还有一段小插曲。一次搬运时，不巧撞坏了一个木箱，里面的人头骨和体骨标本全都暴露无遗。当时农民一片哗然，加之此前有位来自广东的同事打了条蛇吃以解馋，当地人便传说这个机关不光吃蛇“还吃人”。后来只好由父亲与所长傅斯年等人出面，邀请当地官员和地方乡绅座谈，再三向他们解释研究人骨的意义，请他们对民众做些必要的解释，这才化解了一场危机。
1941年12月，日军侵占香港，“史语所”原存香港的文物，全部损失;次年3月，日军侵占长沙，“史语所”存在那里的文物也悉告损失，这让父亲痛惜不已。不仅如此，因为医疗条件太差，我的两个姐姐—鹤徵和凤徵，分别于1939年和1942年在昆明和李庄病逝，凤徵去世时才17岁。对父亲来说，那真是一段内忧外患的日子。父母一生生育了4个孩子，大姐幼时便夭折，这样，只剩下了我一个男孩子。父母后来把舅舅家的孩子过继来，取名“光周”，李光周后来也成为一个考古学家。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父亲以专家身份被派参加中国驻日代表团，赴日本各地调查战时被日本掠夺的中国文物，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父亲5次寻找“北京人”头骨而未果，他以此为终生憾事。
李济：被淡忘的“中国考古学之父”（6）
分离
1948年12月，中研院史语所由南京直迁台湾，所里全部图书、仪器、标本共装了上千箱，连同故宫、“中博”的重要文物一并船运。那时许多文物刚从大后方运回南京，还来不及开箱，又要搬到台湾。
安阳殷墟文物也在转移之列，父亲是这次的押运人。很多人反对文物搬迁，父亲也很矛盾，但他的第一考虑是保护文物，他说:只要文物是安全的，去哪个地方无所谓。有人劝他不要跟着船走，怕危险，但他不听。那时候很多知识分子还对国共和谈抱有希望，想着躲避一段战火，等安定后再继续从事自己的研究。
那时候我是上海同济大学三年级学生，因为身体不好休学一年。听说又要搬家，我很不情愿，因为那几年实在搬得太多了，但1948年12月30日，我还是跟着父母到了台湾。
我到了台湾很苦闷，因为那时同济大学给我一年的休学期，如果我不在1949年2月底回校报到，只能自动地再休一年，加之我身体已有好转，于是我想春节后再回上海读书。
那时候从基隆到上海，每天都有班船，非常方便。1949年2月22日晚上，母亲与过继给我们家的弟弟，五六个人送我到基隆码头，父亲没有来。我后来回想，当时也并没有生离死别的感觉。因为那时蒋介石已辞职，李宗仁做代总统，进行和谈，很多人还相信能和谈成功，我还想到暑假就可以回家了。3天后回到上海，发现形势已经很严峻。1949年4月20日以后，去台湾的人口开始受到限制，父母很着急，一封信一封信地催我回家，特别是淮海战役到了后期，陈毅、*的部队已经在长江边上，很多人梦想的“划江而治”也破灭了。父母最后寄机票来，那时机票可以说比黄金还贵，我给他们写了最后一封信，告诉他们我决定留下来，说我想看一看一个新社会是怎样建立起来的，我们还有相见的一天。那封航空信还可以顺利地送到台湾。后来有人告诉我，母亲收到信后大哭一场，父亲轻易不掉眼泪的，我这个人，在他眼里也许是不可救药了。
那一年，我22岁。后来我到了北京，考进华北大学学习俄文，后来一直在中国人民大学。父亲大概没想到，他的儿子最后会从事*主义的研究。
父亲到台湾后，很快筹备成立了台湾大学文学院考古人类学系。1955年我收到父亲一封信，它经过多位亲友辗转，几乎穿越半个地球才到我手里。信中提到，他在台大教了一位绝顶聪明又极其用功的学生，他打算把这位高足送到自己当年留学过的哈佛深造。我后来知道父亲这位得意学生叫张光直。60年代，父亲托香港友人带给我的信，又一次提到张光直，对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的张光直不想回台有些伤感。直到80年代我才与光直结识，他后来得了帕金森氏综合症，但还一直念念不忘跟大陆考古界合作之事，多次抱病到现场考察。张光直近几年在大陆学界颇有影响，父亲如地下有知，也该欣慰吧。
从22岁离家，我与父母再没相见过。母亲是1975年去世的，那时候我在北大，美国给我寄了一个电报:母亲死了。父亲后来给我写信说:“你母亲临死前说，‘我要回家’??”1979年8月1日，父亲因心脏病猝发，在台北逝世。
1929年，父亲在领导殷墟第二次发掘工作时，就与参加发掘工作的同仁约定:一切出土文物全部属国家财产，考古组同仁自己绝不许收藏古物。这一约定后来逐渐成为中国考古界、民族学界的传统。到他去世后清点遗物时，只有台北“故宫博物院”赠予他的几件仿古工艺品。身为一代考古学宗师，终其一生，未曾收藏过一件古董，万本藏书，却无一珍本善本。
从专业讲，到了台湾的父亲应该有些落寞，因为台湾也无多少古可考。他后来都是通过从日本买到的殷墟图片继续研究，他最后出的几本书也都是关于殷墟的。1977年，父亲写的《安阳》（Anyang）一书由华盛顿大学出版，这也算是对魂牵梦绕一生的殷墟有了一个交代。
(2006年6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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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报人邓季惺：被湮没的传奇（1）
∷∷口述 吴敬瑜
对绝大多数读者来说，“邓季惺”是个十分陌生的名字，作为曾经的一代著名报人，她的这一身份在今天或许远不及“吴敬琏的母亲”更具传播力。原本是执业律师的邓季惺，当年把本来只有10人不到的小报改组为一个经营管理制度严整有序的股份公司，使《新民报》成为解放前名噪一时的民营报纸。
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教授吴敬瑜，是邓季惺的二女儿，她眼中的母亲故事，正折射了那一代知识阶层的作为和历史图景。作为那个时代的“新女性”，邓季惺对妇女运动、对“法治”社会以及新闻自由的种种探索与努力，虽然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里显得那么孱弱，却散发出一种穿过历史尘烟的力量。
我的家庭
母亲邓季惺1907年出生于四川，原名邓友兰。她的祖父邓徽绩1891年到日本买了一个新的洋火厂到中国，建立了四川第一家近代工厂——“森昌泰”火柴厂，这个洋火厂最终还是被外国真正的“洋火”挤垮了。她的父亲邓孝然曾创办过煤矿开采、织布、造纸等实业，也当过成都中国银行行长，现在看，邓家算是中国最早的民族资产阶级。
我的外祖母吴婉也是一非凡女子。她幼年在家跟着哥哥读书，后来肄业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并曾在重庆创办了一所女子学堂。但是婚后一连生育了9个孩子，也就不可能再出去工作，为此她一生都对丈夫心存怨气。我还记得看过外婆用蝇头小楷写的一篇《不平则鸣》的文章，但当时年纪小，不清楚“不平”的具体内容。
本来外公并不主张女儿去外面的学校上学，只要母亲念私塾。但在14岁那年，趁外公出川，外婆自作主张，让母亲投考重庆省立第二女子师范。我记事时外祖母已50多岁，很胖，经常拿着报纸，看着看着就睡着了，青年时代的锐气早已不复存在。母亲的性格一定程度受外婆影响，但是她刚强，理性，做事果断，这些却是外婆所不具备的。
母亲在重庆二女师读书时，卢作孚、恽代英、张闻天、萧楚女都曾任过教。我后来还听也在二女师读书的一个姑姑告诉我，当年学校要解聘萧楚女时，学生们还闹风潮以示抗议。*夫人李伯钊也是母亲的同班同学，虽然五四运动时母亲只有12岁，但那时宣扬的*、科学等价值观影响了她一生。
在20世纪20年代，四川一些受新思潮影响的青年，离开故乡到比较开放的沿海城市求学。在巴金的名著《家》里对此有所描写。受新思潮影响，母亲16岁那年和同学吴淑英也离家去南方求学。在南京，母亲认识了吴淑英的弟弟吴竹似。后来她到上海入中国公学预科，又与正在复旦大学新闻系读书的吴竹似相遇。1925年，他俩结了婚，次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我的姐姐出生，而母亲也因生育中断了她在上海的学业。姐姐出生后不久，父亲受重庆《大中华日报》聘请，全家回到四川。1928年我在重庆出生，次年父亲到南京在中央通讯社任编辑。弟弟敬琏1930年1月在南京出生。在此期间，母亲并没有完全放弃自己的学业。产后她考入了南京女子法政学校，选择法律为自己的专业。
不幸的是，弟弟出生不久，父亲——我们按江苏老家的习惯叫他“爹爹”，被诊断得了肺结核。他曾到杭州养病，但效果不明显。抱着一线希望，母亲陪着父亲，带着我们三个孩子，一起到北京养病。虽然当时爹爹病情危重，母亲仍旧利用在北平的机会进入当时享有盛名的朝阳大学继续自己的学业[1]。在她看来，要改变贫穷落后的中国，必须实行法制，因而选择了法律为专业。寻求“法治”的思想也贯穿了母亲的一生。bookbao.co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一代报人邓季惺：被湮没的传奇（2）
1931年7月，爹爹在北京去世，母亲一边独自抚养着三个年幼的孩子，一边继续她在朝阳大学的学业。在此期间，作为父亲的生前好友，陈铭德多次来探望母亲和我们几个孩子。他心底何时生出对母亲的爱，我并不清楚。1933年1月，母亲与继父在南河沿的欧美同学会礼堂举行了结婚典礼。因为当时太小，我对这场婚礼毫无印象。但是，稍长以后，常听人说起这个婚礼很特别:除了通常的礼仪之外，来宾们得到了一份新郎新娘联合署名的协议。协议写明，母亲不随夫姓;我们3个孩子仍姓吴;两人婚后实行夫妻分别财产制，双方共同负担家庭生活费用。他们把订立的协议印在粉红色卡片上，以强化这份协议的严肃性。
很多人都猜测这份协议应该是学法律的母亲提议的，也视之为母亲在青年时代藐视传统维护妇女权益的一个实际行动。解放后一次周恩来跟另一些记者谈论郭沫若与安娜时，还援引母亲的婚事打趣说，财产在谁手里，谁就有地位。朋友们了解母亲的脾气，都称呼她为“邓先生”而非“陈太太”。对于他俩的联姻，新闻界也传为佳话，戏称为“刘备得到了个女诸葛亮”。继父对我们姐弟三人都不错，我们一直喊他“伯伯”。
1933年夏，母亲在朝阳大学毕业后，通过公务员考试，到南京在司法部作了职员工作，同时开始投身于妇女运动，和冯玉祥夫人李德全、曹孟君、谭惕吾、王枫等人，成立了“南京妇女文化促进会”。她认为妇女要解放，首先应该解决后顾之忧。为此，她们创办了“南京第一托儿所”，母亲担任所长，负责具体事务。
母亲在司法部工作时间不长就辞了职，开始做执业律师。她那时便显示了很强的社会责任感，经常免费替被虐待或遗弃的妇女打官司。她的律师事务所就在《新民报》的楼上，业余时间，她还做新民报《新妇女》周刊的主要撰稿人，并主持《法律问答》专栏。
1936年春，仍然作律师的母亲陪陈铭德一起去日本，从《读卖新闻》那里购买了一台旧印刷机，我还记得她从日本带回来的那种彩色唱片。继父早就邀母亲一起加入《新民报》，直到1937年，母亲已经有了为社会所认可的独立地位之后才正式加盟《新民报》，掌管经营管理和财务。
《新民报》之前是文人办报，一开始一切因陋就简，没有严格的管理制度。母亲一上任，就建立起严格的财务制度和管理体系，使报社经营达到收支平衡、自给自足，而且逐步积累了进一步发展的资本。母亲的精明也一直为人称颂。当时有这样一种夸张的说法:邓季惺精明到报馆里用了几根大头针她都有数。
1937年7月1日，报社集资5万元成立了“新民报股份公司”，建立了现代化的公司制度。陈铭德由社长改称总经理，母亲任经理。入股董事有国民党各派系的人，主要是四川的民族工商业的负责人，像卢作孚、古耕虞、胡子昂、何北衡等。他们也是我父母终生的好朋友。“新民报股份有限公司”也是中国报业史上第一个近于现代化的报业集团。后来弟弟吴敬琏以提倡市场经济闻名，有人开玩笑说，母亲是他第一个老师。
鼎盛
像每一张新报纸一样，《新民报》也经历了创业的艰难。直到陈铭德以重金请来张友鸾并由此形成了一套编辑系统，才开始形成最初的风格，并开始有了生机。书包网 bookbao.com 想看书来书包网
一代报人邓季惺：被湮没的传奇（3）
毕业于北京平民大学新闻系的张友鸾是邵飘萍的学生，在《新民报》最火的时候，张友鸾拟的标题经常在重庆传诵一时。张友鸾是中国传统文人的样子，留着长长的胡子。他一个人要养活一家三代十口人，后来搬到重庆时，报社资助他在编辑部前面的山坡上搭了三间“搁绑房”，上面覆盖的是茅草，底下的墙是用竹片编起来的篱笆，抹上泥巴，就算是居室，张恨水戏称为“惨庐”。
《新民报》鼎盛时，有“三张一赵”四大台柱——张友鸾、张慧剑、张恨水与赵超构，《新民报》之所以能够很快地发展起来，首先应该归功于它的办报方针，它主张抗日，反对内战，反映民生疾苦， 揭露社会黑暗，受到广大读者欢迎。另外，抗战开始以后，许多新闻和文艺方面的人才从全国各地汇集到了大后方，《新民报》得以网罗很多著名的编辑和作者，也极大地促进了它的发展。譬如赵超构、张恨水、吴祖光等等都是抗战期间参加新民报的。赵超构在1944年，曾作为“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一员访问延安，采访过毛泽东并写了《延安一月》，为此毛泽东一直记着他并且在解放后请他吃过一次饭，这也使他免于成为“右派”。
“三张一赵”中，名声最大的当然是张恨水。他先是1938年与张友鸾一起加入重庆《新民报》，抗战胜利后又被邀请作《新民报》北京版负责人。张恨水本来是以“鸳鸯蝴蝶派”小说家而知名的。他在重庆时写的《八十一梦》却风格不同。它以梦幻方式讽刺当时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现实，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1944年赵超构去延安时，毛泽东还提到张恨水的《八十一梦》并要赵超构代他向张恨水问好。张恨水解放后不久就中风了，他的晚景不是很好。
《新民报》还有一个著名女记者是采访部主任浦熙修，新闻界人称“浦二姐”。她在解放后离开了《新民报》，担任上海《文汇报》驻京办事处主任。解放初期，她在新闻界仍十分活跃。但是在1957年被点名为右派“能干的女将”而被迫离开了新闻岗位。“*”期间浦熙修得了癌症，又没有好的医疗条件，那时母亲的境遇也不好，但每次都是母亲先去日坛医院替她挂好了号，然后和父亲接她来看病，再送她回家。
当年就在《新民报》刚刚成立股份公司后不久，战争把一切秩序打乱了。1937年“8·13”淞沪战事开始后两天，母亲带着我们3个孩子搭乘民生公司轮船，从南京回到重庆，把我们交给外婆，她立即返回南京。《新民报》坚持在南京出报直到11月。南京失陷前，父母通过一切关系，日夜抢运，总算把报社能搬走的东西都搬上了船。母亲后来说，当时报社全部资金只剩下200元，一路上职工伙食和零用，还是她自己掏私人腰包垫出来的。
当时曾创办北平《世界日报》和上海《立报》的著名报人成舍我想和《新民报》合并，一起迁往重庆。但父母觉得成舍我太过强势而婉言谢绝。虽然合作并没有形成，但并不影响两家的友情。许多年以后，成舍我的儿子成思危与弟弟吴敬琏在一个会议上碰面，他们一个是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一个是全国政协常委，弟弟还把这段往事讲给成思危听。
1938年1月15日，《新民报》重庆版创刊，距南京版休刊只有49天。能以如此的高效率出版，在内迁报纸中也是首屈一指。抗战开始以后，全国人民抗日热情高涨，关心时事，加之在重庆人才荟萃，《新民报》这张民间报纸吸引了许多进步的文化界人士加盟，报纸办得有声有色。这一时期也是《新民报》的鼎盛期。重庆时期先后在《新民报》担任过的主笔或副刊主编的作家有，夏衍、凤子、吴祖光、谢冰莹、黄苗子、郁风、陈白尘、聂绀弩等。为报纸撰过稿的作者还有郭沫若、田汉、阳翰笙、徐悲鸿、于右任、章士钊、吴宓、陈寅恪等。
一代报人邓季惺：被湮没的传奇（4）
继父陈铭德一向认为，报纸的兴盛发展，是通过积聚人才来实现的。当报纸的言论或报道触犯了当时的政府当局时，他更多通过个人关系去解决。我记得自己十几岁时，还曾经被他带去拜访一些“有影响的”人士，用后来一些人的说法，就是去“磕头作揖”。母亲则正相反，她更多靠规章制度解决问题——那些为了报馆的生存进行的“外交活动”，她既不愿做，也不擅长。后来弟弟常说，母亲比父亲更“现代化”，虽然她说话慢条斯理，但有一种不怒自威的气质，与客气谦卑的继父形成强烈对比。
如果说以前的《新民报》是“超党派”立场，那么在1942年以后，则是“中间偏左”。因为它宣传坚持抗战，反对摩擦，揭露国民党政府的*和反映普通百姓的疾苦，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1943年春，母亲受邀请去成都看花展时，犯胆病住院，住院期间她又萌生了在成都筹办《新民报》的想法。没多久，成都《新民报》也创刊。
1945年9月，日本投降刚一个月，母亲就由重庆迅速飞回南京，准备“南京版”的复刊。此后，又在上海、北京两个城市筹备。那时候从南京到上海的火车要8小时，小时候我经常跟着她坐夜车，睡一晚后第二天到达另一个城市开始办公。至此，《新民报》在南京、重庆、成都、上海和北京都有了分社，一共出版日、晚刊8版，达到了事业的巅峰。
沉浮
抗战之前，南京城北还是一片荒地，后来政府做了规划，银行给贷款，鼓励一些人造房子。1933年，母亲就在那里盖了一幢花园洋房，就在现在南京的北京西路，取名“鹣庐”。我们家是上下两层，一半自己居住，一半出租。这幢房子当时还作为中国中产阶级的居住模式，接待过美国参观者。那时候母亲当律师，办托儿所，又照料着我们3个上小学的孩子，还要自己操心盖房子，现在想起来，她的精力和干练的确是常人所难及的。
从现在的眼光看，母亲也是一个观念很先进、极具经营眼光的人。母亲无论到哪里，都能营造一个适合我们读书和生活的环境。1939年，重庆大轰炸，报馆的宿舍被炸，母亲又在江北盖了一处房子。那时法币天天贬值，母亲便用所筹资金和报社积累买进黄金、美钞保值。1943年去成都办报时，先是借住在朋友家，不久，母亲在华西坝的南门桥边修了一所红砖二层小楼。解放初，我们搬到北京后，母亲在南长街买了一块地，与中山公园只一墙之隔，盖了一幢300多平方米的三层洋楼。这是我们一家人享用时间最长的一座房子，直到“*”才被迫搬出来。
1947年，国民党政府举行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选举，母亲寄希望于“宪法”和“立法院组织法”能使中国进入一个法治轨道，决定参加竞选，她甚至还希望能制定一部“出版法”来保证言论出版自由。当时我爱人关在汉和弟弟都极力反对。但母亲说:我要斗争，就得打进内部。母亲通过在选区演讲，争取选票，以无党派候选人身份成功当选。在600多位立法委员中，像她这样无党无派者是不多的。
1948年，国民党派飞机轰炸刚刚解放的开封，母亲和一些立法委员对此提出质询。《新民报》报道了此事以及当时的国防部长何应钦在立法院内部会议上接受质询的情况，引起了立法院里一些人的极度不满，指责她“泄露机密”。在会上支持她和反对她的委员们发生了激烈争吵，会场乱作一团，当时的立法院长孙科只好命令休会。bookbao.com 书包网最好的txt下载网
一代报人邓季惺：被湮没的传奇（5）
1948年7月，《新民报》被勒令永久停刊，理由是“诋毁政府，散布谣言，煽惑人心”。南京版被勒令“永久停刊”后，《新民报》的灾难一个接着一个。上海版被停刊，成都版被查封，重庆版遭严重*，好几个记者解放前都牺牲在渣滓洞。
不久，有人告诉母亲政府已对她下了逮捕令，母亲立即托当时公开身份是中央银行主任秘书的黄苗子买了张机票，逃到香港。国民党政府到台湾后，还对母亲发布了“通缉令”。
母亲兄弟姐妹很多，其中有4人先后追随了共产党。只有三舅邓友德，当年在四川读书时还加入过共青团，本来是想到广州投考黄埔军校，因为一场病滞留上海，后来进了复旦大学新闻系，走了另一条道路。抗战时在上海替国民党做地下工作，还被法租界警察抓过，日本想引渡未果后逃回重庆，在那里进了国民党*。抗战胜利后，邓友德当上国民政府新闻局副局长，正好是母亲的顶头上司，我记得经常是早上还没起床，就接到他的电话质问母亲:“你们这碗饭到底还想不想吃？”其实他和母亲姐弟感情很深，只是立场不同。1944年政府组织一个中外记者代表团访问延安，副团长就是三舅邓友德，他到了延安之后，还和自己在延安的另外三个弟弟合了影。
邓友德在解放后去了香港，后来又辗转巴西、日本等地，最终落在台湾。解放初母亲见周恩来，周总理还记得三舅，跟母亲说:“你要动员友德回来！”母亲还很认真地跑到广播电台的对台节目里广播一番。1990年我陪母亲去美国，飞机在台北停一小时，我们事先托人找到舅舅，想让他和母亲见一面，但是，当时台湾的政治空气紧张，虽然他已经退休，但还是心存畏惧没有来。1993年敬琏到台湾访问，又托人找到舅舅，这一次他们终于见了面。他还托敬琏带月饼给母亲，可惜直到1995年母亲去世，他们都没能再见一面。
最后的舞台
1949年4月中旬，在*香港工委负责人夏衍的安排下，母亲带着小弟从香港乘船回到北京。母亲最关心的还是她的报纸，她特地跑去问夏衍，解放以后还能不能私人办报？夏衍的回答是肯定的。
北平解放后，《新民报》一部分地下党员登报声明“脱离资方”。母亲刚从香港回来，面对这种局面，很是不解，她要求见周恩来。和总理见面时，母亲问：“私人还能否继续办报？”总理回答：“可以。”后来又派了一个以胡乔木为首的工作组来解决《新民报》的问题。
但母亲再也没有在报社当家。1950年成都、南京两社结束，1952年重庆社结束。北京社则于1952年在资方要求下，由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出面收购，原来的员工被安排到后来成立的《北京日报》，也算是给他们一个出路。上海社也于1952年底以公私合营的方式被上海市委接管。
刚解放时，母亲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的委员。北京《新民报》结束后，她在报社担任顾问。继父在公私合营的上海《新民报》仍有社长的名义。1956年，继父被任命为北京市社会福利事业局副局长，母亲则任北京市民政局副局长。1957年，毛泽东动员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父母都参加了北京市非党领导干部整风座谈会。继父以他一贯的谨慎，没有提什么意见。而母亲以她一贯的直率，根据接触到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她最关心的还是法治问题。有一天早饭时，继父对母亲说：“小弟让你说话多想想。”母亲毫不在意地说：“有啥子可以小心的﹖我们不都是为了党好！”母亲很认真地提了很多意见，关于“公”、“私”合营，关于新闻自由、*和法治??结果她和父亲双双当上了右派。
反右斗争结束后，直到1961年他们才有了新的工作。父亲在全国政协文化俱乐部做书画组顾问，母亲做小餐厅顾问。父亲为前来活动的画家准备笔墨纸砚，端茶倒水；母亲还做起了四川泡菜，竟做成了绝活。
1978年，上海《新民报》酝酿复刊，成了后来的《新民晚报》，闲了多年的父母亲对这张报纸特别关心，为了解决报纸发行问题，他们亲自跑去找朱学范帮助出面。很多年后，上海的《新民晚报》还跟母亲说那里还有她一笔钱，她说：送给工会吧。
母亲一生总是帮助别人。她自己说:我从来不锦上添花，我只雪中送炭。她去世后，我收拾她的屋子，在一个很小的塑料袋里，发现一堆寄款单，除了资助一些亲属的孩子上学之外，还有不少是寄给过去曾在报社工作以后遇到困难的人，她自己生活很节俭，但是别人求助于她时，她从来都毫不吝惜。
虽然吃了不少苦，但母亲对国家的痴心不改。1993年中国申办奥运会时，她不仅捐了钱，还非常关心申办结果。公布结果那天，我正好陪她在新加坡，她在新闻里听到北京落选时，还大声连连叹息。直到她去世前一个月，还在向有关部门写信谈对王宝森案的感想。现在弟弟敬琏成了著名经济学家，从性格上讲，母亲也给了他很多影响。
1989年，继父去世，享年92岁。6年后，母亲去世，享年88岁。一直到晚年，母亲还是求知不倦，每天看报还用红笔、蓝笔画出重点，给继父看。我想母亲此生最大的遗憾，就是在她50岁时便失去了充分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舞台。
（部分照片资料来自蒋丽萍、林伟平所著《民间的回声》一书）
(2006年7月24日)
往事不寂寞全文阅读 作者：李菁 《往事不寂寞》由www.aIhUaU.com集整理于网络，如文章内容侵犯了您的合法权益或者是侵犯了其他的法律法规，请与我们联系，我们将考虑删除往事不寂寞全文阅读页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