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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著《丑陋的中国人》摘录：
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那么历史悠久，没有一个国家有我们这样一脉相传的文化，而且这个文化曾经达到高度的文明。现代的希腊人跟从前的希腊人无关，现代的埃及人跟从前的埃及人无关，而现代的中国人却是古中国人的后裔，为什么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这样一个庞大的民族，落到今天这种丑陋的地步？不但受外国人欺负，更受自己人欺负──受暴君、暴官、暴民的欺负。有时候我在外国公园里停一下，看到外国小孩，他们是那么快乐，我从内心产生羡慕。他们没有负担，他们的前途坦荡，心理健康，充满欢愉。我们台湾的孩子，到学校去念书，戴上近视眼镜，为了应付功课的压力，六亲不认。他母亲昏倒在地，他去扶她，母亲悲怆地喊：“我死了算了，管我干什么？你用功罢！你用功罢！”我太太在教书的时候，偶尔谈到题外做人的话，学生马上就抗议：“我们不要学做人，我们要学应付考试。”
掌握权柄的人认为：只要没有人指出他的错误，他就永远没有错误。
为什么一个中国人，稍微胆大心粗一点，稍微讲一点点实话，就要遭到这种命运？我遇到很多在大陆坐过牢的人，我问他们：“你为什么坐牢？”他们说：“讲了几句实话。”就是这样。为什么讲了几句实话就会遭到这样的命运？我认为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中国文化的问题。甚至于在台北关我的特务，都不能责备，换了各位，在那个环境之中，纳入那种轨道之后，也可能会有那样的反应，因为你觉得做的是对的。我也会那样做，因为我认为我做的是对的，甚至可能比他们更坏。常听到有人说：“你的前途操在自己手里。”我年纪大了之后，觉得这话很有问题，事实上是，一半操在自己之手，一半操在别人之手。
耶稣临死的时候说：“宽容他们！他们做的他们不知道。”
我们的丑陋，来自于我们不知道我们丑陋。
中国人可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之一，在美国各大学考前几名的，往往是中国人，许多大科学家，包括中国原子科学之父孙观汉先生，诺贝尔奖金得主杨振宁、李政道先生，都是第一流的头脑。中国人并不是品质不好，中国人的品质足可以使中国走到一个很健康、很快乐的境界，我们有资格做到这一点，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国家。但我们不必整天要我们的国家强大，国家不强大有什么关系？只要人民幸福。在人民幸福了之后，再去追求强大不迟。我想我们中国人有高贵的品质。但是为什么几百年以来，始终不能使中国人脱离苦难？什么原因？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滤过性病毒，使我们子子孙孙受了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愈。……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产生了现在这样的一个现象，使我们中国人具备了很多种可怕的特征。
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脏、乱、吵。
两个广东人在那里讲悄悄话，美国人认为他们就要打架，急拨电话报案。警察来了，问他们在干什么，他们说：“我们正耳语。” 为什么中国人声音大？因为没有安全感，所以中国人嗓门特高，觉得声音大就是理大，只要声音大、嗓门高，理都跑到我这里来了。
至于中国人的窝里斗，可是天下闻名的中国人的重要特性。因为中国人最拿手的是内斗。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内斗，中国人永远不团结，似乎中国人身上缺少团结的细胞。
像报纸上说的：以色列国会里吵起来了，不得了啦，三个人有三个意见。但是，却故意抹杀一件事情，一旦决定了之后，却是一个方向，虽然吵得一塌糊涂，外面还在打仗，敌人四面包围，仍照旧举行选举！在我们中国，三个人同样有三个意见，可是，跟以色列不一样的是，中国人在决定了之后，却是三个方向。
中国人的不能团结，中国人的窝里斗，是中国人的劣根性。这不是中国人的品质不够好，而是中国的文化中，有滤过性的病毒，使我们到时候非显现出来不可，使我们的行为不能自我控制！明明知道这是窝里斗，还是要窝里斗。锅砸了大家都吃不成饭，天塌下来有个子高的可以顶。因为这种窝里斗的哲学，使我们中国人产生了一种很特殊的行为──死不认错。各位有没有听到中国人认过错？假如你听到中国人说：“这件事我错了。”你就应该为我们国家民族额手称庆。
中国人不习惯认错，反而有一万个理由，掩盖自己的错误。所以说，中国人喜欢讲大话，喜欢讲空话，喜欢讲假话，喜欢讲谎话，更喜欢讲毒话──恶毒的话。不断夸张我们中华民族大汉天声，不断夸张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弘扬世界。因为不能兑现的缘故，全都是大话、空话。我不再举假话、谎话的例子，但中国人的毒话，却十分突出，连闺房之内，都跟外国人不同，外国夫妻昵称“蜜糖”、“打铃”，中国人却冒出“杀千刀的”。
很多外国朋友对我说：“和中国人交往很难，说了半天不晓得他心里什么想法。”我说：“这有什么稀奇，不要说你们洋人，就中国人和中国人来往，都不知道对方心里想的什么。”要察言观色，转弯抹角，问他说：“吃过饭没有？”他说：“吃了！”其实没有吃，肚子还在叫。譬如说选举，洋人的作风是：“我觉得我合适，请大家选我。”中国人却是诸葛亮式的，即令有人请他，他也一再推辞：“唉！我不行啊！我哪里够资格？”其实你不请他的话，他恨你一辈子。好比这次请我讲演，我说：“不行吧！我不善于讲话呀！”可是真不请我的话，说不定以后台北见面，我会飞一块砖头报你不请我之仇。一个民族如果都是这样，会使我们的错误永远不能改正。往往用十个错误来掩饰一个错误，再用一百个错误来掩饰十个错误。
中国人生下来就有很沉重的负担，每天都要去揣摩别人的意思，如果是平辈朋友，还没有关系。如果他有权势，如果他是大官，如果他有钱，而你又必须跟他接近，你就要时时刻刻琢磨他到底在想什么，这些都是精神浪费。所以说，有句俗话：“在中国做事容易，做人难。”“做人”就是软件文化，各位在国外住久了，回国之后就会体会到这句话的压力。做事容易，二加二就是四，可是做人就难了，二加二可能是五，可能是一，可能是八百五十三，你以为你讲了实话，别人以为你是攻击──你难道要颠覆政府呀？这是一个严重的课题，使我们永远在一些大话、空话、假话、谎话、毒话中打转。我有一个最大的本领，开任何会议时，我都可以坐在那里睡觉，睡醒一觉之后，会也就结束。为什么呢？开会时大家讲的都是连他自己都不相信的话，听不听都一样。
因为中国人不断地掩饰自己的错误，不断地讲大话、空话、假话、谎话、毒话，中国人的心灵遂完全封闭，不能开阔。中国的面积这么大，文化这么久远，泱泱大国，中国人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心胸？应该是泱泱大国的心胸。可是我们泱泱大国民的心胸只能在书上看到，只能在电视上看到。你们看过哪一个中国人有泱泱大国民的胸襟？只要瞪他一眼，马上动刀子。你和他意见不同试一试？洋人可以打一架之后回来握握手，中国人打一架可是一百年的仇恨，三代都报不完的仇恨！为什么我们缺少海洋般的包容性？
没有包容性的性格，如此这般狭窄的心胸，造成中国人两个极端，不够平衡。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卑，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傲。自卑的时候，成了奴才；自傲的时候，成了主人！独独的，没有自尊。自卑的时候觉得自己是团狗屎，和权势走得越近，脸上的笑容越多。自傲的时候觉得其他人都是狗屎，不屑一顾；变成了一种人格分裂的奇异动物。
中国人是天下最容易膨胀的民族，为什么容易膨胀？因为中国人“器小易盈”，见识太少，心胸太窄，稍微有一点气候，就认为天地虽大，已装他不下。假如只有几个人如此，还没有关系，假使全民族，或是大多数，或者是较多数的中国人都如此的话，就形成了民族的危机。中国人似乎永远没有自尊，以至于中国人很难有平等观念。你如果不是我的主人，我便是你的主人。这种情形影响到个人心态的封闭，死不认错。可是又不断有错，以致使我们中国人产生一种神经质的恐惧。每个人都恐惧得不得了，不晓得什么是自己的权利，也不晓得保护自己的权利，每遇到一件事情发生，总是一句话：“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四个字，不知害死了多少中国人，使我们民族的元气，受到挫伤。
这种神经质的恐惧，是培养暴君、暴官最好的温床，所以中国的暴君、暴官，永远不会绝迹。中国传统文化里———各位在《资治通鉴》中可以看到———一再强调明哲保身，暴君暴官最喜欢、最欣赏的就是人民明哲保身，所以中国人就越来越堕落萎缩。
中国文化在春秋战国时代，是最灿烂的时代，但是从那个时代之后，中国文化就被儒家所控制。到了东汉，政府有个规定，每一个知识分子的发言、辩论、写文章，都不能超出他老师告诉他的范围，这叫做“师承”。如果超出师承，不但学说不能成立，而且还违犯法条。这样下来之后，把中国知识分子的想像力和思考力，全都扼杀、僵化，就像用塑料口袋往大脑上一套，滴水不进。
有一则美国的小幽默，一位气象学系老师举行考试，给学生一个气压计，叫他用“气压计”量出楼房的高度──意思当然是指用“气压”测量高度，但那位学生却用很多不同方法，偏偏不用“气压”，老师很生气，就给他不及格。学生控诉到校方委员会，委员会就问他为什么要那么回答，他说：“老师要我用那个气压计来量楼有多高，他并没有说一定要用气压，我当然可以用我认为最简单的方法！”委员会的人问他：“除了那些方法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学生说：“还有很多，我可以用绳子把气压计从楼上吊下来，再量绳子，就知道楼有多高了。”“还有没有别的方法？”学生说：“还有，我可以找到这栋楼房的管理员，把这个气压计送给他，让他告诉我这个楼有多高。”这个学生并不是邪门，他所显示的意义，就是一种想像力和思考力，常使糨糊脑筋吓死。
还有一种“买西瓜学”。老板对伙计说：“你一出门，往西走，第一道桥那里，就有卖西瓜的，你给我买两斤西瓜。”伙计一出门，往西走，没有看见桥，也没有卖西瓜的，于是就空手回来。老板骂他混蛋，没有头脑。他说：“东边有卖的。”老板问他：“你为什么不到东边去？”他说：“你没叫我去。”老板又骂他混蛋。其实老板觉得这个伙计老实，服从性强，没有思考能力，才是真正的安全可靠。假如伙计出去一看，西边没有，东边有，就去买了，瓜又便宜、又甜。回去之后老板会夸奖他说：“你太聪明了，了不起，做人正应该如此，我很需要你。”其实老板觉得这个家伙靠不住，会胡思乱想。各位，有思考能力的奴隶最危险，主子对这种奴隶不是杀就是赶。这种文化之下孕育出来的人，怎能独立思考？因为我们没有独立思考训练，也恐惧独立思考，所以中国人也缺乏鉴赏能力，什么都是和稀泥，没有是非，没有标准。中国到今天这个地步，应该在文化里找出原因。
这个文化，自从孔丘先生之后，四千年间，没有出过一个思想家！所以认识字的人，都在那里批注孔丘的学说，或批注孔丘门徒的学说，自己没有独立的意见，因为我们的文化不允许这样做，所以只好在这潭死水中求生存。这个潭，这个死水，就是中国文化的酱缸，酱缸发臭，使中国人变得丑陋。就是由于这个酱缸深不可测，以致许多问题，无法用自己的思考来解决，只好用其他人的思考来领导。这样的死水，这样的酱缸，即使是水蜜桃丢进去也会变成干屎橛。外来的东西一到中国就变质了，别人有民主，我们也有民主，我们的民主是：“你是民，我是主。”别人有法制，我们也有法制，别人有自由，我们也有自由，你有什么，我就有什么。你有斑马线，我也有斑马线──当然，我们的斑马线是用来引诱你给车子压死的。
民主是要自己争取的，不能靠别人赏赐。自由、权利是我们的，你付给我，我有，你不付给我，我也有。我们如果有鉴赏能力，就一定要争取选举，严格选择对象；我们没有鉴赏的能力，连美女和麻子脸都分不出，能够怪谁？好比说画画，假使我柏杨画了毕加索的假画，有人看到说：“这真好！”花五十万美金买下来了，请问你买了假画能怪谁？是你瞎了眼！是你没有鉴赏能力。可是在这种情况之下，真的毕加索的画就不会有人买下，假画出笼，真画家只好饿死。买了假画不能怪别人，只能怪自己。就好像有一个人请来了一个裁缝师傅修他的门，结果把门装颠倒了，主人说：“你瞎了眼？”裁缝师傅说：“谁瞎了眼？瞎了眼才找错人！”这个故事我们要再三沉思，没有鉴赏能力，就好像是瞎了眼的主人。
一个人问一位得道的高僧———佛教认为人是有轮回转生的，说：“我现在的生命既是上辈子的转生，我能不能知道我上辈子是个什么样的人？既是下辈子又要转生，能不能告诉我下辈子又会转生什么样的人？”这位得道高僧告诉他四句话：“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欲知后世果，今生做者是。”
今天我们国家遭到这样的苦难，除了我们自己未能尽到责任以外，传统文化给我们的包袱是很沉重的，这正是所谓前生因，今世果。
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像长江大河，滔滔不绝地流下去，但因为时间久了，长江大河里的许多污秽肮脏的东西，像死鱼、死猫、死耗子，开始沉淀，使这个水不能流动，变成一潭死水，愈沉愈多，愈久愈腐，就成了一个酱缸，一个污泥坑，发酸发臭。
酱是不畅通的，不像黄河之水天上来那样澎湃。由此死水不畅，再加上蒸发，使沉淀的浓度加重加厚。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所谓前生因，就是这样。
中国文化中最能代表这种特色的是“官场”。过去知识分子读书的目的，就在做官。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场”，是由科举制度形成，一旦读书人进入官场之后，就与民间成为对立状态。那个制度之下的读书人，惟一的追求目的，就是做官，所谓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读书可以做官，做了官就有美女和金钱。从前人说，行行出状元，其实除了读书人里有状元，其他人仍是不值一文的工匠。那时候对其他阶层的人，有很多制度，不能穿某种衣服，不能乘某种车子。封建社会一切都以做官的人的利益为前提。封建社会控制中国这么久，发生这么大的影响和力量，在经济上的变化比较小，在政治上却使我们长期处在酱缸文化之中，特征之一就是以官的标准为标准，以官的利益为利益，使我们的酱缸文化更加深、更加浓。
在这种长期酱在缸底的情形下，使我们中国人变得自私、猜忌。中国人的人际之间，互相倾轧，绝不合作。这使我想起了一个日本侦探长训练他的探员，要求他属下看到每一个人，都要怀疑他是不是盗贼。这种心理状态用于训练刑事警察是好的，但是中国人心里却普遍地有这种类似情况：对方是不是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好处？形成彼此间的疑惧，这种疑惧使中国人变成一盘散沙。
由于长期的专制封建社会制度的斫丧，中国人在这个酱缸里酱得太久，我们的思想和判断，以及视野，都受酱缸的污染，跳不出酱缸的范围。年代久远下来，使我们多数人丧失了分辨是非的能力，缺乏道德的勇气，一切事情只凭情绪和直觉反应，而再不能思考。一切行为价值，都以酱缸里的道德标准和政治标准为标准。因此，没有是非曲直，没有对错黑白。在这样的环境里，对事物的认识，很少去进一步地了解分析。在长久的因循敷衍下，终于来了一次总的报应，那就是“鸦片战争”。
如果鸦片战争提早到三百年前发生，也许中国改变得更早一些，再往前推到一千年前发生的话，整个历史就会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认为这个“国耻纪念”，实际上是对我们酱缸文化的强大冲击，没有这一次冲击，中国人还一直深深地酱在酱缸底层，最后可能将窒息而死。
鸦片战争是一个外来文化横的切入。西方现代化的文明，对古老的中国来说，应该是越早切入越好。这个大的冲击，无疑是对历史和文化的严厉挑战，它为我们带来了新的物质文明，也为我们带来了新的精神文明。
所谓物质文明，像西方现代化的飞机、大炮、汽车、地下铁等等，我们中国人忽然看到外面有这样的新世界，有那么多东西和我们不一样，使我们对物质文明重新有一种认识。再说到精神文明，西方的政治思想、学术思想，也给我们许多新的观念和启示。过去我们不知道有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这一切都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产品。
以前中国人虽有一句话，说“人命关天”，其实，人命关不关天，看发生在谁身上？如果说发生在我身上，我要打死一个人的话，当然关天。但如果凶手是有权势的人，人命又算得什么？所以还是要看这关系到谁的问题。古圣人还有一句话，说“民为贵，君为轻”，这不过是一种理想，在中国从没有实现过。以前的封建时代，一个王朝完了，换另一个王朝，制度并没有改变。把前朝推翻，建立了新朝，惟一表示他不同于旧王朝的，就是烧房子，把前朝盖的皇宫宝殿烧掉，自己再造新的，以示和前朝不同。他们烧前朝房子的理由，是说前朝行的是暴政，自己行的是仁政，所以“仁政”要烧“暴政”的房子。如此一代一代下来，并不能在政治思想上有任何新的建树，而只以烧房子来表示不同。这使我们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几千年竟没有留下来几栋古老建筑。
中国政治思想体系中，也有一些理想的东西，是接近西方的，例如“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样的话，但这也不过只是一种希望和幻想罢了。事实上，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王子犯法绝对不会和庶民同罪的，中国人向来不知道民主、自由、法治这回事，虽然以前有人说，我们也有自由，可以骂皇帝，但我们的自由极为有限，在统治者所允许的范围内，有那么一点点自由。人民或许可以骂皇帝，但得偷偷地背地里骂。自由的范围很狭小，当然可以有胡思乱想的自由，但是民主、法治等等观念，却完全没有。
世界上还有另一个伟大的民族，就是盎格鲁撒克逊。这个民族为世界文明建立了钢架，像他们的议会制度、选举制度，和司法独立、司法陪审制度等等，为人类社会，建立了一个良好结构，这是它对文明所作出的最大贡献，也是西方社会能够在政治上走向合理公平的原因之一。无论如何，再浪费的选举，总比杀人如山、血流成河要好。对于西方一些好的东西，我们必须有接受的勇气。有人说西方的选举不是选举人才，是在选举钱，而这种钱不是一般人所可以负担得起的，即使这样，浪费金钱，也比浪费人头要好。
中国人因为长期生活在酱缸之中，日子久了，自然产生一种苟且心理，一面是自大炫耀，另一面又是自卑自私。
中国人往往不习惯于理智反省，而习惯于情绪的反省。例如夫妻吵架，丈夫对太太说，你对我不好。太太把菜往桌上一掼，说：“我怎么对你不好？我对你不好，还做菜给你吃？”这动作就是一种不友善的表示，这样的反省，还不如不反省。
日本人就有一种本事，学什么，像什么，而中国人却学什么，不像什么。日本人这种精神了不起，他可以学人家的优点，学得一模一样。中国人只会找出借口，用“不合国情”做挡箭牌，使我们有很好的拒绝理由。甲午战前，日本人到中国海军参观，看见我们的士兵把衣服晒在大炮上面，就确定这种军队不能作战。我们根本不打算建立现代化观念，把一切我们不想做的事，包括把晒在大炮上的衣服拿开，也都推说“不合国情”。
有位美国人写过一本书《日本能？为什么我们不能？》，并没有人说这位教授崇洋媚外。由此可知，酱缸文化太深太浓，已使中国人丧失了消化吸收的能力，只一味沉湎在自己的情绪之中。一位朋友开车时往往突然地按一下喇叭，我问他为什么，他开玩笑说：“表示我不忘本呀！”我们希望我们有充足的智能认清我们的缺点，产生思考的一代，能够有判断和辨别是非的能力，才能使我们的酱缸变淡、变薄，甚至变成一坛清水，或一片汪洋。
中国人非常情绪化，主观理念很强，对事情的认识总是以我们所看见的表象作为判断标准。
所以成为一个够格的鉴赏家，应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有鉴赏能力的社会，才能提高人们对事物好坏的分辨。有了真正鉴赏的能力，社会上才有好坏标准，才不至于什么事都可打个马虎眼儿，大家胡混，酱在那里，清浊不分，高下不分，阻碍我们的发展和进步。
中国虽然是个大国，但中国人包容的胸襟不够，心眼很小。前天我在肯尼迪机场搭飞机，在机上小睡了一个钟头，醒来后飞机仍没有开，打听之下，才知道他们在闹罢工。我惊异地发现，旅客秩序很好，大家谈笑自如，这如果发生在我们国家，情形可能就不一样了。旅客准跑去争吵：“怎么还不起飞？怎么样？难道吃不饱？闹什么罢工？罢工你还卖票？”他们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我是领航员，说不定我也参加罢工。从这里面也可以看见所谓大国民的气度，美国这个国家的包容性很大，它不但包容这么多肤色和种族，还包容了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风俗习惯，甚至包容了我们中国人的粗野。
我对政治没有兴趣，也不特别鼓励大家都参与政治，但如果有兴趣参与，就应该参与，因为政治是太重要了。不管你是干什么的，一条法律颁布下来，不但金钱没有保障，连自由、生命也没有保障。
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猜想，再过一百年、五百年、一千年，或许长，或许短，印第安人总有一天要灭种。因为他们对现代文明拒绝吸收。固然他们目前有他们的保留地，他们不侵犯别人，别人也不侵犯他们，但是这个保留地是美国政府的，也可以说是白人赏赐给他们的。当然，在理论上，在感情上，我们可以说，那不是赏赐的，那是印第安人自己争取来的，是印第安人自己的故土。但是如果我们的感情不是文学的，不是诗的，而是理性的话，就知道这点保留地出自美国白人的恩典，也可以说出自于美国白人的赎罪态度。所以，假如有一天，美国人口增加，需要那些保留地，我想印第安人的下场将非常凄凉。我们是不是应该有这样的看法：一个民族的覆亡，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但不是不可能。每当我看到印第安人废墟，和他们文化的停滞，就感到心如刀割，不由得想到，会不会有一天，中华民族也像印第安人一样？有一个朋友说，这不可能，因为中华民族历史悠久，人口又这么多。我想这仅是一种情绪上的慰藉，假如说五千年历史就可以保证一个民族不灭，不晓得根据什么理论基础？宇宙苍茫，五千年只是刹那之间的事，人类还要生存五千亿年呢，和五千亿年相比，五千年所占的是个很短的比例。还有人口的多寡，也不足以决定一个民族的兴亡；当初欧洲人第一次登陆美洲的时候，印第安人口也非常的多，远超过白人。
一个故事，美国有家公司，派他公司里面的一个职员，到欧洲考察，考察了几个月回来之后，向他的公司当局提出一份报告。报告上说，欧洲无论在技术方面、管理方面，都非常的落后，比不上美国。这份报告大概写了一两百页，呈送到董事会，董事会立刻通过一项议案，把这个职员开除。董事长说，我们教你去考察的目的，是教你发掘欧洲的长处，不是教你发掘他们的短处，我们的长处用不着你发掘，不需要你提醒，我们需要的是了解他们比我们强的地方，需要发掘我们自己的缺点，然后才可以改进，我们不听自我歌颂的声音，这种声音听多了，会使我们麻木陶醉，会使我们的产品品质降低，会使我们的公司倒闭。
我们有一个这样的发现：中国人无论自己怎么苦，怎么困难，总要让孩子上学。有些民族就不见得是这样子，各位的眼界要比我开阔得多，这是我发现的中华民族的一个长处。我想这一类中国人的优点，不必再提了，因为人们提得太多，而且我们不提它，它还是存在。所以今天的报告，只谈我们中国人的缺点。专门谈优点是救不了自己的，只有认清缺点，才可以自救。
第一，中国虽然有五千年的历史，但五千年来，对人性尊严摧残的封建力量，不是一天天减少，而是一天天增加。春秋战国时候，君臣之间是平起平坐的，帝王和大臣平起平坐在一个榻榻米上。一直到纪元前二世纪，西汉王朝的叔孙通制定了朝仪，就是在刘彻当皇帝的时候，也就是儒家学派当权的时候，叔孙通制定这个朝仪，使帝王成为一种很庄严、很肃穆，甚至很恐怖的权威。大臣朝见皇帝时，有卫士在旁边监督，任何人态度不合乎规格，像偶尔抬一下头之类，就要受到处罚。这样的改变，使得君王远离人民，跟人民保持一段距离。但是，在皇帝手下，大臣们总还有一个座位。到了十世纪宋王朝，连这个座位也开始消失。皇帝和宰相坐而论道的日子，一去不返。这是一个很小的变革，但它象征的意义很大，那就是说，君和臣、官和民，距离愈拉愈远。到了十四世纪明王朝，人性的尊严更受到彻底的伤害，谁也没办法想像，一个君王会对自己国家的人民，这么仇视。明王朝建立了一种“君父”观念，君就是父，也就是说，皇帝就等于你的父亲。这种观念一经建立，所产生的流弊，无穷无尽。其中最可怕的征候，就是廷杖。上自宰相，下至小民，只要管辖你的家伙认为你犯了法，他就可以把你的四肢抓起来，就在金銮殿上或公堂上，也就是在政府的所在地，加以拷打，把你打得皮破血流。这种廷杖制度，这种君父思想的结合，使中国人的自尊，几乎泯灭，使中国人的人格，几乎摧残殆尽。中国人惟一保持自尊的方法，只有在受廷杖的时候，不喊出声音（笑声）。常常有坚强的官员，当他被打的时候，痛苦得在地上摆动头部，把自己的胡子都擦掉了，却拒绝喊叫。这是那时代人们惟一可以办得到的，可是，却不能提升到反抗的层面。
我们常常说汉民族是一个同化力非常强的民族，到目前为止，的确如此；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上有好几次，凡是侵略中土的民族，最后都被同化。好比说最早的北魏，孝文帝拓拔宏的时候，他变法革新，采取汉民族的方法治理国事。又好比满清，走的是拓拔宏同一的路。这两次外族最大的侵略，最后都是汉民族得到胜利。不过我们应该注意到，他们最后固然都吸收了汉文化，继承了汉文化，但是吸收的却是汉文化中最糟的部分，所以结局也只好最糟。吸收汉文化的结局，并没有使他们的民族更强大，反而使他们的民族和我们汉民族，共同堕落。例如北魏皇帝拓拔宏宣布鲜卑人不能讲鲜卑话，一律都要讲汉话，而且要改成汉姓氏，然后更采用了汉民族的封建制度和宫廷制度，更采用了其士大夫门第和门阀制度，这些是北魏以前没有的。他们原来是荒原上的游牧民族，心胸开阔，尊卑之间的距离，也非常微弱，而现在却用人力加以破坏。蒙古是一个非常奇怪的民族，侵入中土之后，对汉文化，采取抗拒态度。九十年之前，他们怎样来到中土，九十年之后，也怎样地离开中土。对汉文化，没有受到一点感染。满清政府建立之后，继承的是中国大黑暗时代明王朝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对新的政权，有一种腐蚀作用。以致清王朝虽有那么强大的武力，但经过一百年的政治腐蚀，到了最后，一发不可收拾。
在廷杖制度下，人性尊严完全被摧残。十四、十五世纪，欧洲已是文艺复兴时代，中国却在实行廷杖，使人叹息。
人权观念被这种悠久的封建制度、封建社会、封建势力，一天天地摧残，简直几乎泯灭，对中国人的影响太大了。中国人的自尊心没有办法保留完整，假如说有保留的话，也只有如鲁迅先生说的阿Q精神，那就是只好在情绪上满足自己，而不能在真正内心上获得充实。我想情绪上的满足和内心上的充实，是不一样的。举个例子来说，我到你家里拜访，看到你的房子这么漂亮，主人学问这么高，我佩服你，羡慕你，回去之后我会想，我要努力工作，有一天我要像你一样，有那么好的学问，住那么好的房子。假如我走出房子就说，住那么好的房子，谁知道他的钱是偷来的还是抢来的，希望他明天就一场大火，烧个精光（笑声）。我们民族心理上长期受到压制，只好用这种情绪，使自己平衡。
中国五千年历史，只有三个黄金时代。第一个黄金时代是春秋战国，那时候各式各样的思想、各式各样生活方式，同时并行。第二个黄金时代应该在唐王朝，唐太宗李世民大帝的贞观之治，到唐明皇李隆基在位中期，不过一百年左右。第三个黄金时代，应是十七世纪六十年代到十八世纪六十年代清王朝中叶。中国五千年历史里，只有这三个黄金时代。其他的四千余年呢，几乎每一年，甚至每一天，都有战争。西方有位学者，曾经做过一个统计，证实人类自有历史以来，每年都有战争。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更是一样，我自己也曾做过这种统计，而且写了一部《中国历代战乱编年史》初稿，发现中国历史上也每年都有战争。但以中国为单位统计和以世界为单位统计，意义完全不一样，因为世界地方太大，中国和世界比较，中国就太小了。尤其是中国版图到明王朝的时候，跟纪元前二世纪秦王朝大小一样，比现在的版图，要小一半。
在这么小的版图里，如果每年都有战争，而且还只是有记载的战争，没有记载的战争，还不在我们统计的范围，可看出中国的动乱非常可怕。一个王朝取代另外一个王朝过渡期间的大混乱，总有三五十年，由政权的夺取到政权的安定，又要二十年左右。然后政权再腐败，反抗力量再起，大混战重新到来，陷入治乱相迭的恶性循环。中国人可以说是长期地，甚至永远地生长在贪污、混乱、战争、杀戮、贫穷里面，因之中国人始终没有安全感，总是觉得惶惶不安。我们有这么悠久的历史，又有这么大的国土，中国人的心胸应该磅礴四海，非常开朗才对，只因为长期的贫穷、杀戮、忌猜，使得我们心胸，反而十分狭窄。只求今天能过得去就可以了，明天的事情怎么发生，我不知道，战争要绵延到什么程度，我也不知道。战争影响水利，水利工程被破坏之后，接着来的是大旱灾，旱灾之后，又是大蝗灾，这样的旱灾、水灾、蝗灾，赤地千里。在历史上，“人相食”三个字，不知道出现过几十次几百次。我们认为我们是高级文明的民族，怎么会发生这种人吃人的野蛮行为呢，实在是我们的灾难太多了，而且患难也太久了。不必说国家民族，就个人来说，一个人如果贫穷太久，苦难受得太多，他对任何事情都会发生一种不信任的心理反应。
一个民族也是一样，太久的折磨，人们认为，一个新王朝来了之后，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结果几乎没有一次不落空。有人问，中国为什么没有伟大的建筑，而外国有呢？那是因为中国的建筑是用木料做的，它会腐烂掉。我认为这不是原因，原因是，一个新的王朝兴起之后，就会用一把火把它烧掉（笑声）。秦王朝留下来那么好的阿房宫，可是项羽认为那是民脂民膏，那是暴政，所以放了一把火。等过几天呢，他自己也盖了一个（笑声）。再过几天呢，又来了另外一批人，又说你这是民脂民膏，是暴政，又把它烧掉。这种不成熟的情绪，就足以造成长期的贫穷，使中国人的自尊心没有办法建立，中国人的心胸没有办法开阔。有一句格言说，多难兴邦（笑声），我们先要了解，格言都是情绪的，在某一种特定的条件之下，它才是真理，它不是科学的。“难”如果太多，就没办法兴邦（笑声）。对格言一定要有认识，譬如说，“哀兵必胜”，那可不见得，哀兵失败的很多。一支大军最后被消灭，哪一个不是哀兵（笑声）。像迦太基对抗罗马，到最后几乎全国皆兵，可以说是一面哭一面打，最后还是被罗马消灭了。哀兵不见得获胜，多难也不见得兴邦，而是说，多难必须恰到好处的时候，才能兴邦（笑声）。而中国呢，就是太多难了，所幸多难还未多到把我们消灭的程度，但是已经多到使我们失去灵性。
第三，我们从历史上发现，中国社会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就是所谓的“官场”，官场来自科举制度。有一点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同意，日本吸收了中国全部文化，他把中国所有的东西都吸收过去，小自榻榻米、木屐（笑声），大至政府组织、政治制度等，却只有一点没有吸收，使得日本后来明治维新时，能够一下子强大起来，而未造成阻力，这一点就是科举制度。中国的科举制度有它的功能和贡献，但也造成了中国的官场。官场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蛛网，看也看不见，摸也摸不着，但是你可以感觉到你已进入了盘丝洞。中国“官僚”这个字，不能用Bureaucrats来翻译。中国官僚有他的特征，效忠的对象绝对不是国家，也绝对不是领袖，他只效忠于给他官做的人。王朝政府可变，官场不变。所以满洲人统治藏人、蒙古人、汉人，都分别针对那个民族的弱点。对藏人呢，用喇嘛教，把喇嘛请到北京来，当成大爷，极尽恭敬之能事。对蒙古人呢，用婚姻手段，把所有的皇女公主，都嫁给蒙古王子，她们生的儿子，就是我的外甥（笑声），把那些小王子从小养在宫廷里，叫我舅舅啦，叫我公公啦，等你长大以后，怎么可以反对你的舅舅、公公呢。满洲人的皇女公主，绝对不嫁给汉人。他们统治汉人的方法，就是科举，他们知道汉人有个毛病，就是好做官（笑声）。我有给你做官的希望，你就会服服帖帖的，把你的民族意识和人性尊严，全部交出来。所以官场是一个神秘的社会层面，官场有特殊的行为标准和价值观念。他不效忠皇帝，皇帝换了，他还是做他的官（笑声）。他也不怕国亡，亡了国，只要你给他官做，他还是做他的官。于是花花世界，只不过是官的发威场所，自然形成了官官相护，非常复杂的关系。因为官场这种关系建立，使得我们中国的人际之间的关系，更趋微妙。我想各位在美国这么久，是不是发现，美国的人际关系，比中国的人际关系要单纯得多？中国有句话说，做事容易，做人难。做人是什么呢？就是人际关系处得好不好。有出京戏《审头刺汤》，有一个法官，另有一个陪审官，另外还有一个美丽的年轻寡妇，她的丈夫被谋杀了。在审判中，她抱着一个人头在哭，如果这个人头是真的话，那么这个案子就可以了结，如果是假的话，这个案子发作起来，会牵连很大，要死很多人。陪审老爷喜欢这个美丽年轻寡妇，这个女子也向他暗示，她可以嫁给他，于是这位陪审老爷就坚持这个人头是真的（笑声）。那位女子一看可以结案了，表示不愿嫁给他了，这位汤老爷马上坚持人头是假（笑声）。我们中国人永远就在这种官场关系里，是非不明地反反复复，一会人头是真，一会人头是假，到底人头是真还是假，谁都搞不清楚（笑声）。
官场的现象就是这个样子，如像你造原子炉，这原子炉很危险，是不能碰的东西，可是他会认为，我们都是朋友，碰一下有什么关系（笑声）。往往一个人在当官之前，跟当官之后，变成了两种人。这句话本身是不合逻辑的，只能说一个人的官性太兴旺的时候，人性就消灭了。他没有人性，而只有做官的官性，必须等到有一天他退休了，人性才能回复（笑声）。因为官场的存在，使得中国对于做事的方法，有特别一套，使我们文化发展的轨道，经常脱离方向。
第四点报告，我觉得孔丘本身是个很伟大的人物，知识渊博，而且富有同情心，对社会有很大贡献。从孔丘发展出来的儒家和儒家学派，对中国人的影响，更非常深远，一直影响到我们现在。但儒家的基本精神是保守的，严格一点地说，儒家不但是很保守的，而且是反对进步的。儒家这个“儒”，在春秋以前是祭祀典礼所用的司仪，因为他了解祭祀程序，遇到国家重要典礼的时候，必须有这样的人提供意见，这种人在本质上当然是崇古的。那个时候，没有新兴的礼乐，必须用古时的礼乐，为了维持他的饭碗，必须先维持他职业的稳定。所以他必须崇古。我们不用崇古这个不好听的名词，但可以说他们非常保守。这种精神在中国造成坚强的保守意识，而中国社会在这种意识之下，因而丧失了创新的动力，因而也没有了自我检讨、自我反省、自我调整的能力。朋友有的时候谈起美国，很抱歉，我又在各位“老美国”面前班门弄斧，我想我姑妄言之，各位姑妄听之（笑声），好比有人讲到美国的种族迫害，对印第安人无情的杀戮，对黑人的虐待，对中国人的歧视。我曾参观过安琪儿岛，看到中国人留下来的字和惨苦的诗句。美国这些缺点是不是真的？当然是真的，甚至比我所想像的还要坏。但是我们应注意到另外一个问题是，他们有没有改正的能力？有没有自我反省的能力？现在是不是比以前好？假如没有的话，我们就觉得这个国家没有前途；假如有的话，我们就觉得这个国家伟大，充满了活泼的生命。美国以前也有吊人树的，可是现在没有了，美国以前对囚犯用过水牢，可是现在逮捕人的时候，他们会把宪法第几条念给他听。美国有错误、有偏失，但是美国有改正错误的能力。可是，我们中华民族，却没有这个能力。长久的崇古，不求上进，保守，使这个能力丧失。在历史上看，商鞅是法家思想，他变法把秦国变成一个怎样的国家呢？在未变之前，人民的生活是，父兄姊弟，大大小小都睡在同一炕上，商鞅使他们过文明生活，不准父母子女同房，也不准哥哥妹妹同房，告诉他们一定要分开来睡，可见那时他们是一个怎么样野蛮落后的国家。商鞅变法，并不是变出一个原子弹，也不是物质上的改革，而是制度的、社会的、教育文化的，基本上的改变，他成功了。那时候是纪元前四世纪，到现在两千余年，中国却没有再一次的突破。每一个想要突破的人，最后都身败名裂，家破人亡。商鞅的下场，是车裂，是五马分尸，儒家学派也常常宣扬这些改革人的下场，阻吓中国人进步（笑声）。历史上最好的一位改革家王安石，他的道德学问和工作能力，无懈可击，可是他的改革却遭到那么大阻力。像张居正，他的遭遇跟商鞅一样凄惨，他刚死了之后，家就被查封，他的儿子活活饿死；一直到康有为的戊戌变法，都不能成功。儒家学派有一种说法：“利不十，不变法。”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没有百分之百的利益，绝不可以改革，这种观念正是我们中华民族不能进步、不能强大的最大原因。任何改变都没有十分之十的利益，只要有十分之五点五的利益，就是最大的利益。
因为儒家本身的精神是保守的，宋王朝一位皇帝，曾问司马光是不是一定要改，假如西汉王朝一直不变萧何的法律可以吗？司马光回答说，当然可以，正因为有太多的妄人、太多的好事之徒乱变，才使贼盗横行，假如一直不变的话，尧舜时代的美风善俗，就会保持到今天。各位，这种人真是妨碍中国进步的蟊贼。司马光是一个官场老将，他一当上宰相就把王安石所有的新法全部废除，包括效果已十分显著的募役法。苏东坡和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都提出反对，司马光马上翻脸。这说明时代绊脚石是不论是非的，不为人民的利益着想，也不效忠国家元首，而只效忠自己的利益，司马光不是一个政治家，不过一个官场混混罢了。
应该是培养我们的思考能力。几千年下来，一切东西都由别人──圣人或有权势的大官之类，替我们想好了，自己不需要想，而且也不敢想。要怎样做才对呢，中国人似乎需要练习自己去做傻子。洛克菲勒的儿子到新几内亚去探险，被土人吃掉了，这件事发生之后，台北报纸登出来，很多人说，有福不知道享福，要是我，我就不会去。这次我在凤凰城一位美国朋友家里住了五六天，主人的十六岁女儿Margret，到洪都拉斯去帮助当地人，使他们了解眼睛卫生的常识。洪都拉斯的卫生跟中国相比的话，要比我们还差，当地非常的脏，以致这个女孩一觉醒来，竟然发现有一头猪跟她睡在一起。我在那里的时候，她恰巧服务结束，回家向她妈妈报告，眉飞色舞地说，明年她还要再去，因为那个地方太贫穷落后了，需要去帮助他们，她母亲立刻鼓励她再去。我们中国人也许会想，要是我的话，我才不去呢。可是那个美国妈妈却夸奖她的女儿，认为她的女儿有见解，有爱心，以她女儿能够为别人献身服务的表现，引为骄傲。她并不是向我表示她的爱心，我又不能给她官做（笑声），也不能给她股份（笑声）。我在她的眼中，不过落后民族的一员。而是那个妈妈内心深处真挚的想法。相形之下，中国人就聪明多了。因为中国人太聪明，我想世界上的民族，包括犹太人在内，恐怕都没有中国人这么聪明。假如是单对单，一个人对一个人的话，中国人一定是胜利者。但是如果是两个人以上的话，中国人就非失败不可，因为中国人似乎是天生地不会团结（笑声）。团结的意义是，每个人都要把自己的权利和利益，抛弃一部分。比如现在有两个圆形物体，必须用刀削成两个较小的方形，才能紧密地粘在一起。可是彼此只希望自己不要被削，而只削别人的，要削掉自己的就不干了，这样怎么能团结（大笑）？中国人是太聪明了，没有一个人敢说中国人不聪明，中国人聪明到什么程度呢，聪明到被卖到屠宰场的时候，还拼命讲价钱，多赚了五块钱，就心花怒放（大笑）。就是这种情形，中国人太聪明，太聪明的极致一定是太自私。凡是不自私的行为，不自私的想法，都会被讥笑为傻子。中国人不够宽容，凡是一个人心情厚道，宽恕别人，赞扬别人，就会被人骂作傻子。人家打你的脸，你竟然敢反抗；人家违法，你竟然敢据理力争，你就是傻子。一件冒险的事，既不能做官，又不能发财，你去做了，大家当然说你是傻子。我觉得一个中国人必须多少有一点傻子的心情，然后我们这个民族才能得救，不然的话，就会像印第安人一样，日渐没落。有句俗话说，人不自私，天诛地灭。可见得人不自私的话，就会被别人认为不可救药。我们能不能够从自己开始，不要靠政府，也不要求别人，只是从自己做起，做一些世俗认为的傻事？
文化的产生是逐渐的，这两种文化在最初没有交通，互相影响的可能性很小，每个文化都照各自的模式去发展。个人的人生和民族的命运，往往被一个很小、很弱的因素，使他转变方向。但我们不晓得这个很小、很弱的因素是什么，或是在什么地方。
比较起来，中国专制是极端的，西洋宫廷里只跪一条腿，只有对上帝才跪两条腿，对人恐怕很少跪两条腿。中国不但跪两条腿，而且还要磕头，而且还要磕响头（笑声）。清王朝末年有句话说：多磕头，少说话。所以我想中国专制的内涵、专制的程度，恐怕跟西洋不一样。我看过法国路易十四一幅油画，路易十四很伟大地坐在当中，大臣坐在旁边，皇后也坐在旁边，这种情形在中国不可能发生，中国的大臣一定是战战兢兢，诚惶诚恐地跪在下面。
关于美国人的坏话，美国人自己已讲得太多了，这是我非常羡慕的地方，因为美国有自我平衡、自我反省、自我调整的力量。自己有错的地方，都自己讲出来，自己能接受，自己能鉴赏，这一点我们中国人不能。你要是讲美国人好，人家就说你为什么不是美国人，不把鼻子拉高（笑声）。有人讲这是崇洋媚外，我觉得崇洋很好嘛，有什么不好，不但要崇洋，而且要彻底地崇洋，我如果有权利，我一定规定每个人不崇洋不行，哪一个人不是从头到尾都是洋？而且各位还住在美国，而我还住在台湾，我觉得这是醒悟不醒悟的问题，我们应该把人家的好处一条条列下来，好的地方，我们就应该学，我们如果希望像美国一样强大，我们就需要向美国人学习，美国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太多了。美国当然不可能十全十美，因为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至少美国的邮政就坏，投递既慢，而又经常放假。但我们也应该庆幸美国不十全十美，假如美国是那样，他就僵化了。
我想我们能不能复兴我们的民族，要从我们能不能承认自己的缺点、承认自己的错误开始。假如连缺点、错误都不承认，又怎么改革？怎么进取？过去，我们一直不肯承认自己的缺点、错误，因为我们已丧失了辨别是非的能力，一旦发现缺点，简直就没办法活了。而一个有自尊心的人，会承认自己缺点、自己错误的，只有中国人大多数死不认错。
中国人似乎一直在死不认错，一认错就被认为是崇洋？是的，为什么不崇洋？我们现在整个思想体系、经济思想、学术思想、民主思想、法治人权思想，都不是老祖宗传下来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生活方式，都是从外国来的，哪一个是传统传下来的？我们的物质生活，如汽车、飞机、眼镜、理头发的方式、房子、刮胡刀，都不是中国发明家发明的，所以我觉得不是崇洋的问题，而是学习的问题。现在台北人喜欢吃土鸡，我也喜欢吃土鸡，洋鸡没有人吃，不好吃就没人吃，洋鸡也没有人要。只要好的，就会有人要（笑声）。但中国人的神经，出奇衰弱，一提到崇洋，就是媚外，怎么会产生这种结论？崇洋不过学他们的优点，假如有一天美国人统统抽鸦片烟自杀了，我们总不会跟进吧。我们自己要有受人尊重的前提，要有反省自己的能力，这是我们民族生存发展最大、最基本的要件。怪来怪去都在怪别人，这个民族就没有救了。不但发生在我们民族身上，发生在任何民族身上，后果都一样。印第安人老讲白人杀光了他们，把白人恨入骨髓，仅仅恨有什么用？自己复兴才对！你不能复兴，白人将来可能杀得更多。我觉得我们不要责备任何人，不要抱怨任何人，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其次，承认我们错误之后，承认自己的缺点以后，才有复兴的可能性。
革不成功，头就革掉；革成功了，你又和他一样。
中国古时候的故事说，淮河之南的橘子，拿到淮河之北，就成了枳子。我们的文化就是淮河之北的文化，逾淮而枳，好像是，一个美国苹果，只要搬到中国，就立刻变成了干屎橛！酱缸的侵蚀力很强，你们在美国留学，学会了解此地的文化和政治制度。当你们把这些带回国之后，恐怕只要短短几年时间，它就会被淹灭。
这就是中国的文化问题——酱缸可以消灭智商。至于酱缸如何形成？我认为形成原因并不很重要，因为到目前为止，我还不敢肯定到底出于哪一个因素。但就我个人认为，可能是受儒家思想影响所致。儒家思想从定于一尊以后，经过一百多年，到了东汉，成了一个模式。那个时候规定，凡是知识分子，不论他的思想、讲学、辩论，都不可以超过“师承”。学生只可围绕着老师所说的话团团转。如果讲得太多，超过老师，那就无效，而且有罪。不过汉王朝时的罪并不严重，但是到了明王朝、清王朝，如果官方规定用朱熹的话解释，就绝不可用王阳明的话解释，根本不允许知识分子思考，他们已完全替你思考好了。时间一久，知识分子的思考能力衰退。由于没有思考能力，因之也没有想象能力；由于没有想象能力，因之也没有鉴赏能力。
我有一种体会，认为中国人之缺少法治观念，大概也属于民族性的问题。有一位来自台湾，在美受过教育的朋友，曾对我讲过一段经历：一次，他驱车带他从台湾来的父亲外出游玩。回来时，天色已晚，车遇红灯，他就停车。他父亲说：“开过去算了，现在四周没车没人，何必等绿灯？”这反映了两种观念的不同。
中国人重视面子问题，所以死不认输，死不认错。凡人都有错，我想只有牲畜没有错。中国人输了，唯一的反应就是咒诅、骂大街。
奴性养成之后，他自己都无法挣脱。有些华人入了美国籍，竟然不去投票，他没想到这是保护自己利益的最好办法。一位住在爱荷华的华人朋友，他的孩子被邻居的狗咬了，主人又凶巴巴的，这位朋友认为没有咬伤就算了。后来，被孩子的老师知道，就说不可以“算了”，不能让别人认为亚裔的人可以随便欺侮，一定要提出控诉。结果，判决对方赔钱道歉。这件事不是钱的问题，而是权利问题。中国人认为要忍让，这是美德。其实那是长期屈辱的惯性，而用忍让两字来使自己心理平衡！很少中国人敢据理力争。
中国人说空话、大话、假话、谎话、毒话，脱口而出，从来不打草稿。我常想，美国有心理医生，中国可能不会有心理医生。因为见心理医生一定要说实话，中国人见了谁都不会说实话，明明是屁股痛，他要说耳朵痛。明明是女人不要他，偏偏对医生说是他不要女人。心理医生如何诊治？
有个笑话，中国从前有位军阀在开会时，有人送了一篮香蕉。他不知道先剥皮，于是带着皮吃了，结果其余的人也立刻把香蕉连皮吃了。
中国人对特定的对象——“朋友”，才有人情味。对陌生人不但没有人情味，有时候简直冷酷残忍，而且一旦发动攻击，毒话就如雨后春笋。爱荷华一位华裔女作家，接到一封华文的恐吓信，译成英文后，她的美国助理小姐看见，霎时吓得尖叫。女作家的美籍丈夫也认为事态严重，就向ＦＢＩ报案。后来拿给我看，发现他们尖叫的一句是：Hope you will suffer the result.Wish you having no burial place for your body when you die.我立刻就保证这封信不过是旧式厕所文学，没有特别意义，因为中文原文是“死无葬身之地”。中国人说毒话说惯了，不过是肌肉的自然反应而已。
好比中国人比较重视友情，而外国人之间的关系比较淡薄，他们习惯单独作战。中国人这点比西方要好。问题是，中国人为什么重视友情？因为中国社会需要朋友。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在家有父母保护，出外就靠朋友保护。而洋人并不需要朋友保护，他有政府保护，所以朋友对他的意义不同。例如：中途车子坏了，美国人就会自动帮忙，中国人若非是朋友，恐怕没人理你。我在爱荷华的朋友，大雪天车子打滑，栽进水沟，两位黑人停车下来，消耗了三四个小时才把车子拖到路上，他很感激，请他们留下名字，准备回报，两位帮忙的黑人觉得很奇怪，说：如果你遇到别人这种情况，也会帮忙的。朋友受到很大感动。人情味是要发生在彼此不认识的人之间，那才是真正的人情味。人情味是不分等级，不分亲疏。
问：外国人平常好像不爱国，但有需要时都出来了。
柏：恰恰相反，中国人平常爱国爱得不像话，每一件事都要爱国，结果把国爱成今天这个样子，我常想，不要再爱国了！或者，用剩下来的精力，先把自己爱好、先把自己的质量提高就够了。自爱就是爱国。
问：我们该如何克服我们的弱点？
柏：我觉得我们先从说话开始。多说“谢谢”，多说“对不起”，多说“我能不能帮忙”。全世界所有的中国城，都是藏污纳垢的地方。再看看意大利城，看看日本城，他们的小区清洁整齐，中国人真是无地自容。为什么不先从清洁着手！
以权势崇拜为基石的五千年传统文化，使人与人之间，只有“起敬起畏”的感情，而很少“爱”的感情。
起敬起畏的哲学使皇帝和臣民之间，官吏与小民之间的距离，一天一天拉大，皇帝的尊严真要：“升到三十三天堂，为玉皇大帝盖瓦。”臣民的自卑，也真要：“死至十八层地狱，替阎王老爷挖煤。”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的，也是中国必然要倒霉的一种气质。
不知道哪个家伙，大概是被称为周公的姬旦先生吧，竟发明了宦官这门学问。男人虽是男人，生殖器却是割掉了的，该一类朋友，有男人的用场，而没有男人的危险，真是绝大的贡献。故当皇帝的一直乐此不疲。呜呼，“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我想活生生把男人的生殖器割掉，恐怕不算是仁，也不算是义。可是这种割掉生殖器的宫廷制度，五千年来，包括所谓圣人朱熹先生和王阳明先生在内，却没有一个人觉得它不对劲，真是怪哉怪哉。以中国圣人之多，道貌岸然之众，又专门喜欢责人无已时，而对皇帝割人的生殖器，竟视若无睹，教人大惑不解。我想不外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虽然有人觉得不对劲，但因该事和皇帝的绿帽有关，便不得不闭口不言。如果皇帝听了他的建议，废除宦官，找一批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代他看守美女如云，恐怕绿帽缤纷，杀气四起，届时真的服巴拉松了断。历史上任何一个吃冷猪肉的朋友，虽名震天下，可是遇到皇帝割生殖器，就只好假装没看见。第二个原因是，五千年来，君焉臣焉，贤焉圣焉，都在浑浑噩噩混日子，可能根本没有一个人想到活生生割掉生殖器是不道德的。中国文化中缺少的似乎就是这种敢想敢讲的灵性。皇帝有权杀人，他就是“是”，不要说割掉几个男人生殖器没啥了不起，就是杀掉千人万人的脑袋，也理所当然。积威之下，人味全失，而奴性入骨，只要你给我官做，你干啥我都赞成。
民主政治的精义是“我不例外”，大家都不准闯红灯，我自己也不闯。大家都不准随地吐痰，我自己就不吐一口。人人赞成法制，我就不要求特权。既然建立了制度，我就不破坏它。可是这玩意一到了中国，就成了“只我例外”，我反对闯红灯，只是反对别人闯，我自己却可以闯那么一闯。我反对随地吐痰，只是反对别人吐，我自己却可以想怎么吐就怎么吐。我赞成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但我自己却不能跟别人平等。我赞成建立制度，但只希望你们遵守制度，我自己聪明才智要高明得多，不能受那种拘束。盖我阁下如果不能例外，岂不有失面子，活着还有啥劲？
儒家朋友对商人充满了轻视、嫉妒、愤怒。一提起商人，就是“奸商”。奸商当然多的是，但公务员中也有坏蛋，却从没有听说过有“奸官”的（不过，“赃官”一词倒层出不穷）。夫商人以正当合法的手段赚了钱，吃得好一点，住得好一点，就有人眼红。而“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却他妈的高贵得不得了，人人跷起大拇指称赞他“有办法”
儒家那种口不言利，口不言钱，但心里却塞满了钱和利的畸形观念，必须纠正过来，社会民生，才能蒸蒸日上。
也有一种现象不知道读者老爷注意到没有，中国人讲仁义说道德的嗓门，可是天下嗓门中最高的，聪明才智和判断力，也可是天下第一流的。问题是，千万不能碰到心里那块保留地，只要碰到那块保留地，就立刻糊涂成一罐糨糊，什么原则，什么逻辑，都会女大十八变。
孔丘先生有一段话，是躲祸消灾的最高准则，其话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翻译成白话，就更明白啦：
危险的地方，千万不要去。危险的社会，千万不要住。天下如果太平，就出来弄个官。天下如果不太平，就赶紧保持距离，能溜就溜。国家大治，而你却没有弄个官，丢人；国家大乱，你却弄了个官，也同样丢人。
这段“圣人教训”充满了聪明伶俐和见风转舵，人人变成了滑不溜丢的琉璃蛋。别人把天下打太平啦，他就当官，等需要大家抛头颅洒热血的时候，他却脚底抹油，便宜事教他一个人占尽啦；把儿子女儿送到美国“传种”的老头老太婆，大概就是儒家的正统，可当孔孟学会理事矣。在势利眼里，只有努力适应，努力使自己安全，“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知识分子连可能有瓦片掉下来的地方都不敢去，则对政治的腐败、小民的疾苦，事不干己，看见了就假装没看见。盖看见难免生气，生气难免要嚷嚷，嚷嚷难免有祸事。呜呼，儒家的全部教训中，很少激发灵性，很少提到权利义务，很少鼓励竞争，而只一味要他的徒子徒孙，安于现状，踌躇满志。啥都可干，就是不可冒任何危险。所以孔丘先生谁都不赞成，只把穷得丁丁当当的颜回先生，当成活宝，努力赞扬他的安贫气质，却不敢进一步研究研究使这位二级圣人穷成这个样子的社会责任，更没有想到应如何去改造这个群体的社会，而只是瞎着眼教人“穷也要快乐呀”。一旦每个中国人都这么快乐，国家民族就堕落成原始社会。
不认真，不敬业，悠悠忽忽，吊儿郎当地“混”，是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特征。它在人性上形成的畸形心理，令人流泪满面。盖不认真不敬业的结果，必然产生强大的文字魔术诈欺。嗟夫，“真”在历史文件中没有地位，中国的历史文件就跟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样，也不得不走错方向。在这种走错了方向的脚步声中，中国同胞遂把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去追求“美”，追求“善”。独对“真”提都不提，一提“真”就摇头，要想他不摇头也可以，那就得打马虎眼。上上下下，大大小小，一致认为文字的力量可以封杀或曲解真实的事实，可以把白的染成黑的，把黑的漂成白的，把二加二证明等于八，把月亮证明四四方方。
孔丘先生是驱使祖先崇拜跟政治结合的第一人，那就是有名的“托古改制”，“古”跟“祖先”化合为一，这是降临到中华民族头上最早最先的灾祸。孙观汉先生曾在《菜园里的心痕》中对此生出很大的困惑，盖外国人遇事都是进一步想的，中国人遇事却退一步想。呜呼，“退一步”，这正是儒家那种对权势绝对驯服的明哲保身哲学。其实，“退一步”只不过是果实而已，在孔丘先生当时，这种思想已经十分浓厚，他阁下对社会的不平、政治的黑暗、人民的疾苦，都有深切同情，而且也有其解决的方法，不过他的解决方法不是努力“向前看”，不是提出一个新的时代方案，而是努力“向后看”、“向古看”、“向祖先看”、“向僵尸看”，看三皇、看五帝、看尧舜、看周文王。他的本意可能只是画一张蓝图挂到祖先的尊脸上，以便当权派有个最高榜样。但这种本意被时间冲淡，也被酱缸蛆曲解。于是，“古”也者，就成了黄水直流的香港脚，无论干啥，如果不捏捏该脚，就不算搔到痒处。必须捏得龇牙咧嘴，又唉又哼又哎哟，才是真本领，才算舒服得没啥可说。死祖先进而化成活僵尸，不但会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成了万能的百事通，而且还忠勇俱备、品学并臻。道德高涨时，一辈子连女人都不看一眼，每天呆坐如木瓜，啥都不敢想，要想也只是想“道”（好像听哪个酱缸蛆说过，孔丘先生到死都是个童身，真是守身如玉，可为万世法者也）。
美国一些印第安人保留地和散布在各地印第安人的废墟，每一处都使我们胆战心惊。印第安人几乎全部住在保留地，所谓保留地，用不着睁眼乱瞧，仅只掐指一算，就可算出那里准是穷乡僻壤，一片荒凉。虽不能说寸草不生，但保留地的农作物，往往难度一次荒年。最糟的是距城市太远，也就是距交通线有学堂的地方太远。其实太远也没啥，多走几步路就行。问题在于，印第安人压根儿拒绝接受现代文明的西洋文明。
现在，他们还可以在保留地马马虎虎过日子，过的是两三百年前美国西部武打片上差不多的日子。可是，不知道酋长老爷想到没有，一旦有一天（这一天不是不可能来临），美国人口急剧增加到十亿──别说十亿啦，十亿能吓死人，假如美国人口急剧增加到三亿四亿吧，第一件事，你敢跟我打赌乎哉，恐怕就是把印第安同胞驱逐出保留地，赶到落矶山区，在那里，深雪没胫，无尽荒山，他们在草原上的古老求生技能，派不上用场，最后只好全体饿死。盖那些保留地的贫瘠不毛，在现代科学技术之下，开水利、施肥料，都会变成良田。目前美国政府还不在乎，到那时候，可要非常在乎矣，美国政府绝不可能永远允许印第安人，糟蹋那些土地。这是远虑，而远虑基于近忧。前已言之，近忧是他们顽强地坚持他们那种固步自封的传统文化。举个例子说吧，直到今天，他们都不尊重法律，也不相信法律，仍继续几千年来的勇敢内斗，部落与部落间经常仇深似海，不可开交。美国政府前去干预，酋长老爷曰：“这是我们自己的事。”好吧，悉听尊便，只要不妨害白人安宁，你们即令把自己人杀了个净光，都没关系，白人乐于看到天然淘汰的成果。
在华盛顿机场，曾上演一场镜头。吾友海伦女士貌美如花，性烈如火，丈夫老爷麦卡菲先生，台北文化界人士对他相当熟悉，不必细表。表的是某一天，海伦女士在等飞机，站得两条玉腿发酸，看见一个空位，就走过去坐下。不久一个中国人从厕所回来，发现座位没啦，一脸不高兴，跟她身旁另一位中国人用广东话骂起大街，措辞肮脏下流，写出来准吃风化官司，姑且找一句最文明的介绍，曰：“这女人的屁股怎么不丢在你大腿上呀，偏丢在我的位置上，骚到我身上来啦。”想不到海伦女士是言语奇才，啥话都懂，她正气愤中国同胞乱占座位，更气愤中国同胞难堪的粗野。于是，一跳而起，用广东话向他们回报，教他们注意自己的教养。两位广东老乡不但不对自己的失礼道歉（注意，中国人没有道歉的文化），反而回骂起来。候机楼霎时吵成一团，华洋黑白，一齐围上来观看奇景。白脸警察闻声赶来，在一旁歪着尊脖，仔细欣赏。麦卡菲先生听到娇妻大发神威，赶忙奔来救驾，白脸警察拦住他曰：“老哥，这是他们中国人内斗，咱们千万别管。”麦卡菲先生曰：“老爷容禀，我不管不行，因为吵架的是我太太。”这则小故事可看出白人对中国人（无论你是华裔、华人、华侨），就是如此这般，跟对印第安人一样，看成化外之民。
一个人的教养和全民的品质，在人际关系第一层面的接触上，完全显现出来。贵阁下还记得《镜花缘》乎，唐敖先生到了“君子国”，对礼义之邦的定义是：“圣圣相传”、“礼乐教化”、“八荒景仰”。其实他阁下不过见了商店买东西时童叟无欺一件事，就五体投地。而在美利坚，童叟无欺早已稀松平常，不仅仅价钱不欺，服务态度更使人叹为观止。柏杨夫人在拉斯维加斯一家小店，看上了一件小褂，言明十二美元成交，货银两讫，正要包装，发现右腋下有块米粒大，仿佛可以看得见的黑斑，老妻曰：“哎呀，这是啥？”店员老奶拿起来，映着日光细瞧，歉然曰：“确实是一个汗渍，用水洗可能洗掉，但也可能洗不掉。你如果同意的话，我去问问老板，看是不是可以减一点价。”接着冬冬冬冬跑上二楼，再冬冬冬冬跑下，说可以便宜两块美元。
这件事对我来说，无疑当头一棒，盖被店员虐待，已成习惯，一旦春风化雨，真忍不住上去抱住那老奶亲个嘴。如果换了台北，或换了香港，一场警匪枪战的节目，铁定地盛大推出。死婆娘竟然有胆量吹毛求疵，店员必然横眉怒目，迎头痛击：“怎么，你说啥，黑斑？笑话，我怎么看不见？就是有黑斑，在胳肢窝底下，有啥关系，你是举起胳膊走路的呀？要挑眼早挑眼，买主还有老实的，现在发票都开好啦，你想退货？减价？莫名其妙，以后买东西时先背地里数数自己的家当，银子不够时少充阔佬！怎么，你不服气呀，我们是五千年传统文化的礼义之邦，向来宾至如归的，你不敢不如归呀！撅嘴嘟囔，好像谁欺负你似的，我们这么大的公司，还在乎你那点碎银子？你们这些文化根基太浅的外国土包子，我也懒得去报官。反正一句话：买不起，算啦，拿来。”
拉斯维加斯是纯观光的赌城，百分之九十都是旅客，而这些旅客又百分之九十九一生中只来一次两次，坑这些人绝无后患。但他们却仍跟其他地方商店一样，亲亲切切，正正派派。
西方文明的特征之一，是承认别人跟自己同样的存在，同样的应受到尊重，所以总是小心翼翼表达这种尊重。踩了你的尊脚固然“对不起”，实际并未踩到只不过几乎踩到也“对不起”，咳嗽一声固然“对不起”，打个其声如蚊的喷嚏也“对不起”，正在谈话他要去撒尿固然“对不起”，厨房失火，他要去救火也“对不起”。旅客们最常见到的节目是，你正努力照相，有人不小心从中间穿过，他们也要“对不起”。然而绝大多数的洋大人，一见你举起照相机，都会像呆瓜一样，停下来站着傻笑，等你按下机关之后再走。照相朋友如果是中国同胞，麻木已惯，不会有啥反应。照相朋友如果是洋大人，他们不甘寂寞，总是要开上一腔。这时候不再是“对不起”啦，而是“谢谢你”。
“谢谢你”给我的威胁，跟“对不起”给我的威胁，同样沉重。世界上竟有人把唾沫浪费到这两句话上，实在难以了解。柏杨先生虽然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可是到了美国，要想逃出这两句话的网罗，却比登天都难，你越踢腾，他越“谢谢你”。照相朋友照完相你再穿肠而过，他们固然“谢谢你”；就是去买东西，东西到手，他们也要向店员“谢谢你”（换在中国，不要说顾客啦，就是店员能说声“谢谢你”，天花板都会感动得塌下来）；银行提款，柜台老奶眼睁睁看你把白花花银子拿走，也会“谢谢你”（读者老爷不妨到中国银行打个转，便知端详）；到衙门办事，临走把证件交还你时，也要“谢谢你”（贵阁下到咱们中国各衙门试试，包管你立刻发思洋之幽情）；一旦开快车或不该转弯处硬转了弯，警察老爷交给你罚单，也要“谢谢你”（台北街头开罚单的结果，恐怕是一个板起晚娘脸，一个口吐三字经）。在洛杉矶时，吾友周光启先生带我去停车场开车，临出大门，缴出银子，取回单子，他也冒出一句“谢谢你”。我训勉曰：“老哥，礼多必诈，你不给钱，他放你一马呀，有啥可谢的？”他想了半天也没想出非谢谢不可的理由。可是第二次再去，他“谢谢你”如故，把我气得要死。
柏杨先生印象最深的“谢谢你”，是弹簧门奇案。我老人家经过弹簧门时，向来都是推之而过，然后撒手不管的。到美国后，当然一切如初。朋友屡诫曰：“老头，这里是番邦，你可别把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带过来，千万看看后面有没有人，再慢慢松回原处。”笑话，我来美国是游历的，不是给人管门的，我走过的弹簧门比你见过的都多，还用你上课乎哉。于是，有一次，我一撒手，门向后猛弹，屁股后一位白脸老爷发出一声大叫，朋友和我急得几乎跪下讨饶（本来我要脚底抹油，偏偏闻声赶来救驾的闲人太多，没有跑成）。幸好未碰出脑震荡，白脸老爷瞧我的长相打扮，以为准是新几内亚吃人部落的重要人物，没敢追究。事后朋友告曰：“你没吃过猪肉，也应看过猪走，请学学洋大人，那才是真正的爱国之道。”呜呼，原来洋大人经过之后，总要停步扶门，直等到后面客人鱼贯而入，或有人半途接棒，再缓缓放手的。不经一事，不长一智，对这种规矩，我老人家不久就滚瓜烂熟，也因而不断听到后进的洋老爷洋老奶一连串的“谢谢你”，好不得意。
──回到台北，我仍继续崇洋了一阵。不过，三天下来，就恢复原状，非我意志薄弱也，而是每次停步扶门恭候，屁股后跟进的黄脸朋友，嘴里都像塞了干屎橛，没有一个人说声“谢谢”。我就御手一松，管他妈的碰活也好，碰死也好。呜呼，要想从中国人口中掏出一句“谢谢你”，恐怕非动用吾友猪八戒的五齿耙不可。
──事实上美国的“谢谢你”，跟“对不起”一样，已成为民主生活的一部分，连刚会讲话的小娃，妈妈给他擦屁股，都会说“谢谢你”，这使得它发展到泛滥之境。贵阁下看过强盗抢银行的镜头乎，彪形大汉掏出手枪，教柜台老奶把银子装了个够，然后脱帽曰：“谢谢你。”这才撤退。不过，柏老的意思是，宁可泛滥，也不要被干屎橛塞死。
柏杨先生在《猛撞酱缸集》中，就努力嚷嚷过，一个没有高贵情操的人，永不了解别人会有高贵情操，也永不相信别人会有高贵情操。“好事之徒”、“爱管闲事”、“别有居心”的毒箭，早就上了弦，只要对方有助人一念，乱弩立刻齐发，见血封喉。吾友杨希凤先生，是一位出租车司机（他阁下经常载我二老，前往闹市兜风）。一个雨天黄昏，载得一位落汤鸡女人，在车上不停发抖，牙齿咯咯猛响，杨希凤先生遂动了不忍其觳觫之心，正好他太太教他从洗衣店取回来毛衣毛裤，乃建议曰：“小姐，你可以把湿衣服脱下来，换上一换，等你到家再还我。”那女人一听要她脱光，立刻杏眼圆瞪，号曰：“色狼，你要我报警呀。”把他阁下气得马上就咒她害感冒兼三期肺炎。另一位朋友李瑞腾先生，乃中国文化大学教堂教习。一次在公共汽车上，一位女人（对不起，又是女人）阳伞把柄掉啦，眼看就要踩个稀烂，他赶忙拣起，巴巴地挤到后座，交还于她。感谢观世音菩萨，这次那女人比较有文化，没骂“色狼”，但也没有“谢谢”，只用死鱼般眼珠猛瞪，一语不发。李瑞腾先生只好大败，向我叹曰：“老头，你说，咱们中国人是怎么搞的？”呜呼，中国人似乎仍停留在林木丛生的山顶洞时代，身上穿着刺猬一样的甲冑，只露出冷漠猜忌的两只大眼，心神不宁地向四周虎视眈眈。
夫排队者，是人类文明外在的寒暑表，从一个国家的排队秩序，可以准确地判断它们的文明程度。我在美国只两个月，就想提议把“美利坚合众国”，改成“美利坚排队国”。盖美国排队，不但泛滥，而且已造成灾难，不得不惋惜那些黑白两道朋友，竟把那么多宝贵时间，浪费到排队上。上飞机排队，下飞机排队，检查行李排队，缴验护照排队，买邮票排队，寄封信排队，窗口买票排队，付钱取钱排队，等公车电车排队，上公车电车排队，去厕所排队。最使人不耐烦的，是无论大小饭铺，也要排队。
盖中国人排队，只是一种学说，美国人排队，却是一种生活。台北排队只算半截排队，上车排队，本来排得好好的，可是车子一到，却像穆桂英大破天门阵，立刻土崩瓦解，争先恐后。英雄人物杀开血路，跳上去先抢座位，老弱残兵在后面跌跌撞撞，头肿脸青。嗟夫，真不知道当初辛苦排队干啥？为了抢一个座位，或为了怕挤不上车，来一个豕突狼奔，还可理解。而对号火车汽车，座位是铁定了的，既飞不掉，又不怕别人的屁股带钢钉，真不知道为啥还要猛抢。美国人好像一生下来就注定排一辈子队，所以也就心安理得。大概中国因为人口太多之故，排起队来，鼻孔紧挨后颈，前拥后抱，“缕衣相接闻喘息，满怀暖玉见肌肤”，远远望之，俨然一串亲密的战友。只洋大人排起队来，无精打彩，稀稀落落，遇到车辆出入口或街口巷口，还会自动中断，一派凄凉光景，不禁为他们的国运悲哀。在纽约时，一位朋友教我陪他去一家以拥挤闻名于世的银行取款。我心里想，这家伙准听说过我在台北挤公共汽车的武功，教我异地扬威，自当奋身图报。一进大门，只见柜台一字排开，每个柜台只有一个顾客在那里唧咕，心中大喜，一个箭步就跳到其中一人背后，想不到朋友却像抓小偷似的，施出锁喉战术，一把就把我拖了出去，不但不为他的鲁莽行动道歉，还埋怨曰：“老头，你干啥？”我没好气曰：“我干啥？我排队呀，自从到了你们贵国，俺可说是动辄得咎，排队也犯了法啦？”他曰：“倒没犯法，是犯了规矩。”原来柜台前面有一条线──跟飞机场检验护照的那条线一样，后面的人都得站在那里，不经召唤，不得乱动。而那里已排了五六十人，他们要等到柜台前顾客走了之后，柜台老爷老奶御手轻招，才能像跳豆一样跳过去补缺。呜呼，美国立国的时间虽短，规矩可真不少，如此繁文缛节，不知道影响不影响他们的民心士气。
仅看纸上作业，中国是礼义之邦。但在行为上，我们却倒退到蛮荒。
势利眼主义最大的特征是不讲是非，而只以势利为是非。
在酱缸文化中，只有富贵功名才是“正路”，凡是不能猎取富贵功名的行为，全是“不肯正干”，全是“不走正路”。
孙观汉先生有一句使人感慨的话，那就是：“中国社会上，赞扬的话总是等人死了才说。” 盖在中国社会，对活人的赞扬几乎绝迹。一切绝症都渊源于中国文化中的爱心太少，孔丘先生之道，不过“忠”、“恕”而已，独缺少爱———当然啦，抬起杠来，不但其中有爱，而且爱还多得受不了。不过，“忠”、“恕”中的理智成分似乎要浓些，爱的成分似乎淡如云烟。
呜呼，大家似乎忘了一点，战败后的德国和日本，固然成了三等国家，可是他们的国民却一直是一等国民，拥有深而且厚的文化潜力。好像一个三头六臂的好汉，冬的一声被打晕在地，等悠悠苏醒，爬起来拍拍屁股上的灰，仍是一条好汉。而我们这个三期肺病的中国，一时站到世界舞台上，不可一世，可是被冷风一吹，当场就连打三个伟大的喷嚏，流出伟大的鼻涕，有人劝我们吃阿司匹林，我们就说他思想偏激、动摇国本，结果一个倒栽葱，两个人都架不起。
虚骄之气使我们产生一种错觉，认为我们绝不会亡，理由是汉民族最富于同化力，证据是我们已亡过两次啦，一次亡给蒙古，一次亡给满洲，结果还不是来个鹞子翻身，把侵略者打得夹着尾巴而逃？———满洲似乎还要惨，连尾巴都无处夹。这理论和证据可增加我们的自信，但并不能保证以后就不再亡。有一点要注意的，再伟大的民族，当他没有灭亡以前，他是从没有灭亡过的，而该民族在绝种以前，也是从没有绝种过的。然而他们竟灭亡啦，也竟绝种啦，是虚骄之气塞住了尊眼，迷糊了心窍，对内在外在的危机，有一种叶名琛先生式的情意结，认为危机根本不是危机，于是乎危机兑了现，哭的是千万小民和后代子孙。当希腊祖先张牙舞爪，光着屁股，初到希腊时，克里特岛已有灿烂辉煌的文明，不但知道用铁，还有高度的艺术成就。然而，只不过两百年光景，克里特人在后起之秀的希腊人征服之下失了踪。五千年前，南美洲的印加帝国的宫殿，现在还在秘鲁荒山中发现，从那些宏丽的建筑上，可看出他们文化程度之高（当印加帝国登报招标盖那么好的房子时，中国人还是野蛮民族，在茹毛饮血哩）。可是他们而今安在哉？
柏杨先生说这些，可不是专门泄气，而是我们要认清，竞争是无情的，天老爷并不会因为中国有五千年文化，而特别派六丁六甲，谒者功曹，像保护唐僧一样保护中国。趁着还活在世界上，应该赶紧锻炼锻炼，把尊肚里的脏水吐出来（吞点泻盐拉出来也行），多吃一点有养分的东西。现在我们哀悼那些在历史上被灭了亡、绝了种的民族，不希望有一天别的后生也来哀悼我们，千言万语一句话：“勿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至少是近百年来的事，中国人走两个极端，不是沮丧自卑，就是盲目自傲，而很少能有自尊。呜呼，跳出影子，别当恐龙，祛除虚骄，应是中国人的第一要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