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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出身于“细族孤门”，“以农桑为业。”王充的家世似有任侠的传统，其祖、父辈曾在钱塘（今杭州市）“以贾贩为事”，因为与豪族强宗争斗，结下了不少怨仇，不得不举家迁至上虞（《论衡・自纪》）。据《后汉书・王充传》记载：“充少孤，乡里称孝。后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书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归乡里，屏居教授。仕郡为功曹，以数谏争不合去。......”对这段史料，有学者以王充在其“自传”（即《论衡・自纪》中未言及而认为不可信。综合《论衡・自纪》和《后汉书・王充传》的记载来看，可知王充从小勤奋好学，经过刻苦努力，成为知识渊博的学者。他继承了家族的传统，以笔为武器与豪族强宗作斗争。他先后在本县、本郡、本州作过功曹（掌管人事及参与政务）、从事（州最高长官刺史的属官）之类的小吏，由于对政务经常提出批评和建议，因此不得上司欢心，屡现黜斥。以后又携家至丹阳郡（郡治在今安徽宣城）、九江郡（郡治在今安徽寿县，一说在今安徽凤阳南部）、庐江郡（郡治在今安徽庐江西部）、扬州（治所在今安徽和县）等地，担任一些位卑的职务。但他并不气馁，以后去职居家，专心写作，终成《论衡》等著作。
王充是一个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家。在东汉前期谶纬神学猖獗的年代里，他以“重效验”、“疾虚妄”的求实精神，对“天人感应”、谶纬神学等迷信思想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抨击。在哲学上，他提出了以“天道无为自然”为基本特征的一系列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后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里主要从儒学的角度来谈一下王充的思想学说。
王充精通儒家经典，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代，他敢于说话，不愿恪守一家之言、章句之学，甚至敢于议论经典之书、圣贤之言的是非得失，这在整个中国封建时代都是难能可贵的。
王充反对“圣贤所言皆无非”、“必须圣人教告乃敢言”的传统，他主张，为了追求真理、发展学术，可以“距师”乃至“伐圣”（《论衡・问孔》）。为了实践这一主张，他写了《问孔》和《刺孟》两篇，对孔子和孟子的一些观点提了不同的意见。他反对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对“圣贤”的迷信。王充说过：“夫圣贤下笔造文，用意评审，尚未可谓尽得实；况仓卒吐言，安能皆是？”（《论衡・问孔》）这就是说，圣人作文虽已考虑十分周到，但也不能说已经句句都符合实际，更何况在日常生活中人们的仓促之言了。这实际上是一种清醒的、理性的态度。王充又说：“凡学问之法，不为无才，难于距师，核道实义，证实是非也。问难之道，非必对圣人及生之时也，世之解说说人者，非必须圣人教告乃敢言也。苟有不哓解之问，追问孔子，何伤于义？诚有传圣业之知，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论衡・问孔》）这显然不是反对孔子，而是主张以追求真理的老实态度来对待圣人的言论。
王充提出，虽然圣人立言审慎，经典“万世不易”，但也有不实之处。他例举子大量明显的例证，并分析了造成这一现象的各种原因。他认为，这有的是因为圣贤“至诚以为然”，即圣贤在这方面的认识脱离实际；有的是因为时代久远，追忆失实；有的则是圣贤为了某种目的而故意夸大其词。但就圣贤心而言，则“内未必然”（《论衡・艺增》）。王充虽然与他同时代人一样，把儒家经典视为“万世不易”的东西，但认为经典也不是十全十美的，这是一种比较客观的态度。
王充既反对当时儒生“信古”和“泥经”的现象，更反对汉代经学家们的“空生说虚”。如他所指出的，“春秋”本是鲁国史书的名称，孔子因袭了这个旧名称，但却并没有什么“奇说异意，深美之据”之处；《春秋》对一些史实的记载，有年而无日、月、这只是史官失记而已，而《公羊传》、《0梁传》在这些方面大做文章，以为《春秋》的书名及对某些事件年、月、日的记述有所谓的“微言大义”，这是根本不符合“孔子之心”的。
王充对汉代经师墨守“师法”、“家法”，拘泥于章句之学、述而不作的学风，提出了十分尖锐的批评。他把当时的儒家学者分成了四等：“能说一经者为‘儒生’，博览古今才为‘通人’，采掇传书以上书奏记者为‘文人’，能精思著文、连结篇章者为‘鸿儒’。”（《论衡・超奇》）王充在这里把“儒生”定义为恪守“师说”、拘泥于章句的经生，这是他最看不起的。他认为这种人有两大缺点：一是只能解释经典，他们上不知远古，下不晓秦、汉，是“陆沉”、“盲瞽”之人；二是拘守一经，蔽而“不通”，不懂儒家的其他经典，更不懂诸子百家之言。他把“儒生”这两大弊病归咎于他们“守信师法，不颇通览”（《论衡・谢短》）。王充所谓的“通人”是指通览五经和百家之言的博学之士，这种人高于“儒生”。但他又提出，“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论衡・超奇》），如果所谓的“通”仅仅是会诵读而不会具体的运用，那又与“鹦鹉能言”差不多了。因此，能够根据儒家经、传来分析政治上的得失、提出建议、并写出优美文章的“文人”，又高于“通人”。至于王充所说的“鸿儒”，那是能“论说世事，由意而出，不假于外”的人，就象陆贾、董仲舒这样的儒者；而像扬雄（王充特别钦佩扬雄）那样，能“作《太玄经》，造于且（“助”按孙诒让说当为“眇”）思，极冥之深”（《论衡・超奇》）的哲学家，则属于“鸿儒”中堪与孔子比肩的人了。
总之，王充是儒家学者中的特出之士，他信奉儒学，但又不囿于一般的“俗儒”之学，是中国封建社会中比较少见的人物。他的学说，开始只在江东地区流传，未产生很大的影响。到东汉末期，著名学者蔡邕到江东，发现了王充的《论衡》，如获至宝，独自研习，秘不示人，由此学问大进。时人认为他“不见异人，当得异书”，于是问蔡邕原委，从此《论衡》一书得以广泛流传开来。（参见（《后汉书・王充传》注引《袁山松书》）。
王充的著作除《论衡》之外，尚有《养性书》十六篇、《讥俗书》十二篇、《政务书》，均佚。另有《周易王氏义》，已散，清王仁俊有辑本；《果赋》一篇，清严可均有辑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