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德裕的“名言”:朝廷显官,须是公卿子弟。何者?自小便习举业,自熟朝廷间事,台阁仪范,班行准则,不教而自成。寒士纵有出人之才,登第之后,始得一班一级,固不能熟习也。《旧唐书卷十八上·武宗纪》
李德裕门第显赫,他爷爷李栖筠做过御史大夫,父亲李吉甫在唐宪宗的时候做过宰相。他后来也做了宰相,对那些从科举入仕的同僚,他大都瞧不起。
李德裕的这句话固然有一定道理,却不符合逻辑。熟悉朝廷礼仪制度,不是唯一的条件。按照唐制,官员的提拔,要从“德行、才用、劳效”这“三实”上考察②,可制度终归是制度,要提拔谁特别是要用谁当宰相,说到底,还不是皇帝一句话?!皇帝的“喜好”才是一个人被重用的唯一条件。
苏味道的“名言”:处事不欲决断明白,若有错误,必贻咎谴,但模棱以持两端可矣。《旧唐书卷九十四·苏味道传》
武则天当皇帝的时候,朝廷里的大员没挨过整的寥寥无几,苏味道就是其一。苏味道的能力虽然很一般,但他对历代宰相怎么为官处事的那一套很有研究,深谐官场之道。他的为官秘诀说起来很简单,就是模棱两可,这一点,表面上看和郑板桥信奉的那个难得糊涂好像差不多。当时的人给他送了一个外号叫“苏模棱”。
这多少有些令人费解:武则天那么精明,怎么会用这样的人当宰相呢?这不犯糊涂吗?其实,这恰恰是武则天的精明。武则天刚坐上龙椅的时候,“群情不附”。为此,在人的使用上,她采取了两手抓。一手就是任用酷吏、亲信,以打击异己,树立威信。一手就是任用“和事姥”式的人物做宰辅,以缓和矛盾,平衡局势。武则天用苏味道,显然用的是他的“特长”。
耐人寻味的是,这么一个看起来毫无原则,毫无主见的人,却对他的弟弟要求很严。因为身居相职,有实权,他的弟弟常常求他办事。但苏味道似乎很“正经”,经常予以回绝,惹得他弟弟动不动就当面把他一顿凌辱,可他一点也不介意,坦然待之。这真叫人犯琢磨:如此“泾渭分明”的苏味道,哪个是真实的呢?看来,人这个感情动物,有时候真的很复杂。
李义琰的“名言”:事难全遂,物不两兴。既有贵仕,又广其宇,若无令德,必受其殃。吾非不欲之,惧获戾也。《旧唐书卷八十一·李义琰传》④
人都有七情六欲,这很正常。关键的是,凡事都有个度,过了度就物极必反了。李义琰当宰相的时候,唐高宗因为患头风病,朝廷上的日常事务基本都由武则天处理,人称“二圣”。也正因为此,武则天的野心逐渐开始膨胀,有不少大臣也开始倒向她这一边,可李义琰似乎并不买武则天的帐。
有一次,高宗想正式下诏叫武则天堂而皇之地管理朝政,李义琰据理力争,高宗才放弃了这个打算。等到高宗死后,武则天以太后名义临朝称制,任命已经退休的李义琰为怀州刺史,但李义琰思前想后没有接受。他为什么不接受呢?因为他怕,怕武则天报复。果不其然,武则天掌握了大权后,杀了不少异己者,但李义琰却安然无恙。
还有一次,他的弟弟给他买了一些木料,叫他盖一个大房子,他说什么也不肯。后来,那些木料因为闲置的时间长了,日晒雨淋都腐烂了。他为什么不盖大房子呢?还是因为那个字:怕。也就是说,他不是不想,他怕的是因此招人嫉恨,给人留下批评的口实。看来,人要活得坦然,还真得像李义琰那样,心里头存着这么一点“怕”的念头。惟有“怕”,才能自警;唯有“怕”,才能知足;唯有“怕”,才能吃得香睡得实。
崔日用的“名言”:吾一生行事,皆临时制变,不必重专守始谋。每一念之,不觉芒刺在于背也。《旧唐书卷九十九·崔日用传》⑤
官场这碗饭不好吃,其中的甘苦,只有亲历者自知。唐中宗李显复位,经睿宗,到玄宗即位,这期间唐室最高集团的内部,势力交织,明争暗斗,矛盾重重,危机四伏。站错了队,跟错了人,就意味着身败名裂。但正像史籍所评,崔日用“每朝廷有事,转祸为福,以取富贵”⑥。这是他的聪明处,也正是他的圆滑处。
崔日用先是攀附武三思,等到武三思被诛,中宗暴亡,韦后称制,崔日用审时度势,又马上攀附上了时任太子的唐玄宗。崔日用为什么看好了唐玄宗呢?当时的几股势力中,睿宗俨然一个傀儡,不足论;韦后虽然临朝称制,但德行有亏,人心早已背之;太平公主虽然权势熏天,但外强中干;他看好李隆基的,在很大程度上用的就是这种“排他法”。
但不管怎么说,这步棋,崔日用真的走对了,他终于混来了位极人臣的地位和荣耀。不过,他付出的代价似乎是:很累,累心。他的脑筋得时刻转动着,不停算计着,因为只要打个盹儿,就可能反过来被别人算计掉。吃啥样的饭,出啥样的力,这个理儿,他懂。
李林甫的“名言”:但有材识,何必辞学;天子用人,何有不可?《旧唐书卷一百六·李林甫传》⑦
历史是人创造的,记录历史的典籍也是人写的,这就免不了带有写作者个人的思想感情。十分有趣的是,有的史书,撰写者似乎特别敬业,按照他的评判标准,“好人”、“坏人”等等之划分,早已经给你搞定,你只要到目录里一找就可以了。比如说李林甫吧,《新唐书》就把他列入了《列传·奸臣》里。然而,这客观吗?
在帝制的时代,皇帝就是一手遮天的大老板,在大老板手下工作,干好了,受奖赏;干砸了,被炒掉,很正常。维护老板的尊严和地位,秉承老板的意图行事,是一个“员工”基本的“职业道德”。在这一点上,李林甫做的十分突出,唐玄宗之所以那么信任李林甫,这当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然而,说他不择手段也好,损人害己也罢,李林甫就是被扣上了奸臣的帽子,这顶帽子,他带了一千多年;对他的评价,也人云亦云了一千多年。不过,从李林甫的这句话里,确实能感受到他的“独特”。看来,李林甫做宰相一做二十来年,并非偶然,绝不是一个“奸”字所能概括。
魏徵的“名言”:陛下导之使言,臣所以敢谏,若陛下不受臣谏,岂敢数犯龙鳞?《旧唐书卷七十一·魏徵传》⑧
按照哲学的说法,任何事物偶然中都有必然。魏徵的直言敢谏,似乎无人可及,早已经成为忠贞耿直的形象载入青史。这看起来很偶然,然而,偶然中真的有必然。魏徵对唐太宗说的这句话,真实而且简明地道出了这种必然。
凡事都是俩好嘎一好,魏徵不是糊涂蛋,他的耿直,其实藏着大智若愚。不顾对方的反应,瞎干蛮干的事他不会干。关于他那些直言敢谏的轶闻,你就品吧,闪耀着的实在是他的睿智与理性,也不乏带点不露痕迹的圆滑与世故。
人与人的交往,特别是与领导的交往,的确有讲究。聪明的部下,会在恰当的时机,恰当的地点,以恰当的语言,让领导接受自己的意见或建议。最愚蠢的行为导致最难堪的后果是:尽管打着合理化建议的大旗,领导却对你的话充耳不闻,说得难听一点,就是没当狗放屁。更糟糕的是,换来一副小鞋穿,那就更难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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