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州晨报:宋季作为“现代的拂晓时辰性”,依你分析,为何中国未能在此阶段实现近代化?
吴钩:许多汉学家都相信,宋代中国出现了近代化的转型。但为什么这个近代化的进程并没有落地生根,以致到了19世纪下半叶,中国的近代转型还要显得那么艰辛、一波三折?
我曾在《宋:现代的拂晓时辰》的序文中简单分析了其中的原因。我认为,是因为“唐宋变革”所代表的近代化进程在南宋灭亡之后被中断了,历史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倒退。元朝征服者从草原带入的制度具有明显的中世纪色彩,比如宵禁的制度、驱口(奴隶)制度,主奴关系的君臣定位,这些制度的推行,意味着“唐宋变革”开启的近代化方向发生了逆转。
而朱元璋建立明王朝,由于严重缺乏立国者的创制智慧,几乎全盘继承了元制,同时,元制中保留下来的具有近代性的表现,却被朱元璋坚决扔掉,比如重商主义的政策、对外开放的格局与宽纵的统治。朱元璋的洪武型体制,是希望将中国建成一个中世纪式的大农村,而不是一个近代化的国家。
兰州晨报:宋的部分先进性,比如商贸方面的“时估”制度等,其实在唐已初露端倪,如何看唐宋间的继承关系?
吴钩:唐代是有“时估”的制度,但唐代的“时估”制度,是指每旬由政府任命的市令对市场上各类商品的价格作出评估,根据商品质量的优劣定下上、中、下三等时价。简单来说是,是政府定价机制。
宋的“时估”呢,是每旬的最后一天,开封府与天下各州县召集当地各行铺户,评估下一旬的商品销售价格,并登记成表格,然后逐级上报,最后汇总于三司存档。是市场定价。可以说,宋朝的许多制度是建立在唐朝旧制的基础上的,但又不是照搬,而是旧瓶装新酒,朝着近代化、市场化的方向发展。
这就是文明的积累演进。不管宋代与唐代之间看起来有多么大的差异,宋朝的近代性同样是前代文明冲积的结果,比如从唐代的“飞钱”孕育出宋代发达的商业信用,瓦解于宋代的坊市制在中晚唐已经出现松动,宋朝管理海外贸易的市舶司也是继承自唐朝设施。“唐宋变革”并不是断裂式的突变,而是内在于文明积累的突破。
兰州晨报:在我们的普通认知中,提及历史上的盛世往往是汉唐,而宋较少提及,这是为何?在学界是怎样一种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