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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中期以后，远眺外滩，在一片平淡无奇的外廊式建筑背后，一座红砖砌筑的哥特式钟塔高高耸立，成为外滩天际线上最醒目的地标，也一直是十九世纪上海的制高点，这就是上海开埠后建造的第一座新教教堂——圣三一堂。它是当时远东最高级别的教堂，也是上海现存最早的基督教堂。在经历了诸多磨难之后，今天更是成为中国基督教（新教）的中心——中国基督教两会总部。十九世纪中期以后，远眺外滩，在一片平淡无奇的外廊式建筑背后，一座红砖砌筑的哥特式钟塔高高耸立，成为外滩天际线上最醒目的地标，也一直是十九世纪上海的制高点，这就是上海开埠后建造的第一座新教教堂——圣三一堂。它是当时远东最高级别的教堂，也是上海现存最早的基督教堂。在经历了诸多磨难之后，今天更是成为中国基督教（新教）的中心——中国基督教两会总部。 圣三一堂（Holy Trinity Church）始建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教堂坐落在汉口路、江西中路、九江路之间（今九江路219号），塔楼临九江路，东侧有大片绿地，草木茂盛、环境幽静，与教堂融为一体，成为近代早期外滩地区的城市中心。 清末画家吴友如为自己所画的《红礼拜堂》曾做词一首： 调寄菩萨蛮 红墙隐隐云中见， 琉璃作栋金为殿， 生怕断人肠， 鲸钟历乱撞。 风吹花片片， 绣院盈芳甸， 礼拜是今朝， 芬然各见招。 词中圣三一堂当时的景象隐约可见，由于该堂全用清水红砖砌筑，故俗称为“红礼拜堂”。圣三一堂的历史： 上海的教堂大多不是一次建造完成的，而是经历了初建、扩建、重建以及不断的改建。圣三一堂也不例外，它一共经历了两次重建、三次大修以及多次改扩建，承载了上海近代百年的历史变迁。 圣三一堂属英国圣公会宗派安立甘会（Anglican）。鸦片战争结束后，安立甘会就派遣传教士乘《南京条约》之势到我国沿海城市传教。1845年上海租地章程成立后，逐渐形成租界，外侨也随之日增，其中以英人居多。于是该会在大马路（今南京东路）开设布道所供英籍官员商人礼拜，后因租界开展市政建设被拆，辗转多处后，1847年英商电话公司的英国圣公会信徒贝尔在江西路九江路口献地捐资，建成一座小型的简易教堂，即第一代的圣三一堂，江西路也因此被称为教堂街(Church Street)。但该堂仅供英国圣公会的侨民礼拜，而非英国圣公会的外侨则要到位于苏州河边的新天安堂（Union Church）礼拜。 第一代的圣三一堂，建造极其简陋，质量很差，经常维修。1851年大修，1862年因台风而坍塌，后只得在原址搭建了一个临时建筑做为礼拜堂，同时在原址筹建新堂，并邀请英国教堂建筑大师乔治·斯科特(George Scott)设计。斯科特的设计极其华丽，却因经费不足而不得不另请在上海开业的建筑师凯德纳修改建筑图纸。1866年5月24 日举行教堂奠基典礼，且有盛大的安放基石仪式。工程由番汉公司承建，1869年8月1日竣工，共耗白银7万两。这就是第二代圣三一堂——即今天该堂的主体部分。 1875年5月，由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亲提，经坎特伯雷大主教批准，圣三一堂升级为安立甘系统北华教区的主教座堂，故又称安立甘大教堂（The Anglican Cathedral）,自此该堂教政即由坎特伯雷大主教直接掌管。 1893年，教堂东北侧增建一座方形平面、尖锥形屋顶的哥特式钟塔，该塔中间一个大尖顶，四角为四个小尖顶，高耸入云（后毁于1966年）。钟塔外形与法国夏特尔大教堂（1194-约1220年）[4]西南角的塔楼非常相似。塔内装置八音大钟，能按圣诗的音韵打钟。1908年全堂改用电灯照明。1914年又装设了电动鼓风的大型管风琴, 这曾是远东最大，也是第一个使用电鼓风的管风琴。 直至1937年上海闸北圣保罗堂在淞沪会战中被日军炸毁，中国信徒才被允许借该堂礼拜。圣三一教堂也由一个侨民教堂转变成为公共教堂。虽然1930年兰柏会议确认中国为一独立教省，但英人并未交出教权，而是交由英人掌权的中华圣公会浙江教区代管，但实际的行政权和产权，都仍在旅沪英侨们的手中。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圣三一堂为日军占领，直至1945年二战结束后，英侨才收回该堂。但由于长期缺乏保养、维护，从未大修，以致圣三一堂的石木风化、屋漏墙蚀，损毁严重。至五十年代初，圣三一堂屋顶破漏、地板腐坏、石结构风化，木结构虫蚀均甚严重，且又欠下高额房地产税。1953年，作为业主的英国侨民已无法维持，就将包括圣三一堂在内的在沪不动产，悉数交给上海市人民政府。后者又将圣三一堂赠予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筹委会。全国三自筹委会将其拨归中华圣公会使用。中华圣公会总议会接收圣三一堂后，决定将其作为中华圣公会主教座堂，由主教院主席直接掌管，于1955年进行大修，使满目疮痍的教堂再度焕发生机。 1958年全市基督教实行联合礼拜，该堂就成为黄浦区联合礼拜的场所，仍名圣三一堂，沿用圣公会的仪式崇拜，直至1966年8月。“文革”中教堂严重被毁，教堂左侧的钟楼也作为帝国主义侵略的标志，被红卫兵用一辆载重四吨的卡车毁坏。之后该堂一直由黄浦区人民政府作为政府办公和会议场所使用，这种功能上的巨变持续了近四十年。直到2005年6月6日，中国基督教两会收回该堂，成为其全国的总部。两会办公主要使用大堂西侧的四层办公楼，其建筑面积逾四千平方米。而教堂却一直为内部使用，未对外开放。 1989年9月25日，圣三一堂由市人民政府公布为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优秀近代建筑。圣三一堂的建筑形式： 圣三一堂为砖石结构，平面布局采用拉丁十字形，五廊型巴西利卡式，平面尺寸为152英尺*58.5英尺（约为51米*19.5米），高约19 米。 教堂外部三面皆有罗马风式券柱长廊。西侧为古安立甘式穹顶结构至圣所。中厅为木拱结构，剪刀形木屋架，石铺屋顶；西南侧有副堂、小圣台，东北角入口内侧为洗礼廊。大理石地面，据称基地加固共用8000多根木桩，其中4.75米长的有3400根，3.66米长的有2470根，1.52米长的有1660根。此外，在钟楼基地上用去4.75米长的木桩625根，并且在桩上面铺了一层很厚的花岗石。 室内的圣坛、讲台、洗礼池等都饰以精美浮雕；南北两侧窗皆饰以彩色玻璃。走廊上的壁画为1873年从其他教堂移装至此的。座席为靠背穿藤的长椅，窗框和椅背都钉着损献者姓氏的铭牌，一派欧洲古教堂遗风。圣三一堂的建筑风格： 圣三一堂为带有哥特复兴特征的罗马风风格。教堂坐西朝东，一个主堂，两个耳堂，拉丁十字平面清晰可见。东立面具有典型的罗马风特征，正面和两侧均有连续券柱敞廊，正立面入口处券柱门廊向前突出。钟塔与教堂主体脱开，这种平面上的不对称布局贴合了基地的特性，也更接近罗马风教堂的总平面布局方式，符合罗马风教堂的形制，与哥特式教堂将钟塔置于立面两翼的方式不同。 教堂正立面的罗马风风格体现在中间高两侧低的形式，以及山墙面上分为三层的装饰处理上，同时又将哥特复兴风格的钟塔独立出来，且有连续的券柱作为罗马风教堂常用的立面构图母题。两边侧廊在低于中厅侧窗的坡顶之下，对应的立面上也只有扶壁，未见哥特式的飞扶壁。外廊的柱头和拱券等细部也带有明显的罗马风倾向，因而整座教堂的外观形式是带有很多哥特复兴风格特征的罗马风风格。 从室内的处理手法上看，罗马风的影响也远超过哥特风格，当然其中夹杂着大量的中国元素和上海的地域特征。教堂中厅较高，顶部露尖拱状木屋架，而非哥特式教堂常用的尖券结构。中厅和侧廊之间未采用哥特教堂中常见的束柱，而是单根矮柱墩，形式简洁，并明显带有柱帽，柱帽上支撑连续尖券拱廊，而非束柱一通到顶。内部空间采用罗马风教堂的紧凑型布局，不似哥特教堂内部那般辉宏；教堂内部光线幽暗，也颇似罗马风教堂幽静昏暗的室内景象。 教堂的细部设计同样显露出以罗马风为主的混合折衷的倾向，哥特语言亦是随处可见。窗洞、券廊等绝大部分券均为二心钝尖券，且券洞间有扶壁，但入口门廊的中券为圆券，两侧小券为尖券，即同时使用尖券和圆券。教堂红砖砌筑的外墙于发券处夹有灰砖，成斑马纹式样，独具地域特色。正面山墙上部有玫瑰窗和连续的券饰。不同的风格在这里没有严格的界限，正如上海海纳百川的地域文化特征一样，各种建筑语言在这里主动地寻求融合，且不仅仅是风格自身生动的融合在一起，更是不遗余力的融合到上海这个极具地域特征的东西方交融点上，进而影响了之后上海独特的海派建筑特征的形成。结语： 如果说至二十世纪上半叶以来，外滩建筑群就一直是上海建筑的典型代表的话，那么在十九世纪外滩还是一片滩涂的时候，圣三一堂无疑是这个舞台上的主角。整个十九世纪，上海找不出任何一个建筑能在建筑学和社会学的影响力上超过圣三一教堂。 圣三一堂是上海最早的真正意义上的西式建筑。因而它是近代上海开埠后，西方文化以建筑学为媒介，在上海的首次集中展示，为上海引入了西方建筑景象和西方建筑学，进而影响了后来的上海教堂建筑，同时它通过一次次的改建重建的本土化尝试，虽然只是在一些结构体系和细部上，但却为后来整个上海近代的中西融合的建筑样式，做了最初的地域化探索。 目前，这个昔日的乘船在黄浦江上看到的最醒目的标志性建筑，正在着手全面维修，大堂及钟塔修缮后将作为教堂对外开放，重现远东第一堂的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