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一日游套餐 香港日治时期

香港日治时期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军统治香港的时期：由1941年12月25日港督杨慕琦投降起，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为止。香港人俗称这段时期为“三年零八个月”。

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统治下的发展因日军占领而中断。日军在偷袭珍珠港当日，酒井隆指挥从深圳进攻香港。负责防守香港的包括英国、加拿大、印度士兵和香港义勇军。虽然港府多番宣传英军作战能力，但英国在欧洲战场自顾不暇，驻港军队始终处于非常不利的防守位置。经过多番激战，英军最终失去了唯一的水塘，唯有选择投降。1941年12月25日，港督杨慕琦代表英国殖民地官员，向当时总部设于九龙半岛酒店3楼的日军投降。

日军在占领香港后随即成立军政厅，由酒井隆出任最高长官，直至矶谷廉介抵任首位管治香港的日本籍总督。酒井隆管治香港期间，日军在香港杀人无数；又在香港实行皇民教育，除了禁止使用英文及强迫使用日文外，香港的街道地区名称亦被改成日文。香港市民在经济、民生等方面皆受摧残，市民普遍对日军反感，更不时有平民在香港岛山头伏击日军将领。到了日军占领的中期，有香港居民参与东江纵队抗日武装组织，在新界等地方对抗日军。

最后在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宣布日本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英国从而重掌香港之主权。

1937年7月7日，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迅速占领华北及华东大部份地区。中国东部沿岸亦落入日军的控制范围，广东省一带的华南沿海地区成为了中国从外地输入各种物资的重要地点。为切断这条补给线，日军于1938年10月1日在广东大亚湾登陆，并迅速攻占邻近地区，广州在10月21日陷落。而部份日军亦驻守于深圳的深圳河北岸，与英军为界。英国明白最终会与日本一战，于1937年后逐步加强香港的防卫。1938年7月，港英政府通过了《紧急条例》，表面上保持中立，实际上积极备战。同年9月，更举行大规模的海陆空演习。大量难民从中国涌入香港，香港人口从1936年的约100万，增加至1941年的160万。

1939年，日本与纳粹德国结盟。第二次世界大战由德国攻打波兰揭开序幕。美国在战争刚开始时并未参与。不过，美国海军在日本成功开辟亚洲战场后受到威胁。日本于夏威夷当地时间1941年12月7日上午8时（即香港时间8日凌晨2时）偷袭珍珠港，不足8个小时后，日本在香港标准时间12月8日早上开始侵略香港，8时空袭启德机场，瘫痪英军防空力

日军在12月8日中午渡过深圳河，12月11日攻克英军最主要的防线——醉酒湾防线，并占领新界及九龙。日军曾派代表要求英军投降，却遭到港督杨慕琦拒绝。日军于是在12月18日渡过维多利亚港，并攻击香港岛，英军节节失利。加拿大的温尼伯榴弹兵部队把守香港岛南区黄泥涌峡，不过最后亦遭日军强攻成功，并使香港最后一个水塘失守，英军面临断水断粮。12月25日傍晚，港督杨慕琦在日军总司令部半岛酒店投降，此日因而被称为“黑色圣诞”。到1942年2月20日，日军中将矶谷廉介成为了首任日治时期总督，香港沦为日本占领区。

军政府时期
日治时期初期，酒井隆实施戒严令，日本于九龙尖沙咀半岛酒店发布行政指令。日本军政府（包括政治部、民事部、经济部、司法部及军事部等）制定了严厉的法例及设立管辖全香港市民的政府。共有7000多名战俘（包括英军及市民）被囚禁于深水埗和赤柱的战俘营，战俘备受饥饿、病患之苦。同时，日本军政府封锁维多利亚港、控制海旁的货仓。

1942年1月，由印度人及香港人组成的警察被征召成为宪兵队。日本宪兵将香港的警察局分为5区，东香港、西香港、九龙、新界及水警。总部位于香港岛中环前法国外方传道会大楼（今香港终审法院）。

民政时期
1942年2月20日，“香港占领地政府”[1]正式成立，由日军矶谷廉介中将出任香港总督，结束了军政府时期。政府总部设于香港岛中环的香港汇丰银行总行大厦，半岛酒店则改为军方总部。香港占领地总督部成为了当时香港最高的行政机关，亦是日本战时内阁的直辖机构之一。而香港的地位相等于当时的台湾和朝鲜，故日本并没有于香港筹组傀儡的“自治政府”。

日本人在新的政府(包括民治部、财政部、交通部、经济部、报导部、管理部及外事部)占据了多数重要职位，中国人只可以担当一些中低级职位。但日本为了达到“以华制华”的目的，也成立了“华民代表会”及“华民各界协议会”这两个华人组织。华民代表会为总督的咨询机构，有委员四名(罗旭和、刘铁诚、李子方及陈廉伯)。而华民各界协议会则有委员二十二名(主席周寿臣，副主席李冠春，委员董仲伟、叶兰泉、伍华、罗文锦、厮启东、凌康发、林建寅、李忠甫、郭赞、陆霭云、周耀年、郭泉、王德光、谭雅士、王通明、邓肇坚、颜成坤、黄燕清、冯子英、章叔淳）负责向华民代表会提供意见。与港治时期的行政或立法局不同，华民代表会或恊议会并无法律上权力。

在日本控制下，基本的行政区域架构由民治部于1942年3月成立，将香港岛分成12区，九龙分成9区，新界分成7区。每个区都设立一个区役所，并指派一个中国人作为所长，管理该区的大小事务、代表该区市民的所需。这行政架构于矶谷廉介统治下重新设计，奠定了香港日后发展分区管治的基础。此外，占领地政府向香港市民发出“住民证”，是香港首种出现的身份证明文件。

历任地方长官

香港日治时期历任地方长官列表

概况
日治时期，很多主要的工厂被日本人夺取，小至小贩、大至银行都很贫穷。很多公司都倒闭，米、糖、面粉、油都面临短缺，需要定额配给。燃料短缺加上美国的轰炸，使公共交通陷入停顿。造船业和建筑业的人无家可

为了提升日本在香港的影响力，汇丰银行、渣打银行与有利银行等外国银行遭到清盘，英国、美国及荷兰等同盟国的银行家被迫住在小酒店。而两间日本银行，横滨正金银行和台湾银行则在香港重开，日本的银行并向外国银行发出债项。

货币
1941年12月26日，即香港沦陷翌日，日本已宣布以军票取缔本地货币。港元变为不合法货币，拥有港元的人会被施以重罚。1942年1月，军票和港元的兑换率为2兑1，可是在1942年7月24日起兑换率变为4兑1，比之前兑换率骤降，使得香港人在交易后变得贫穷。日圆军票于1943年6月1日正式成为香港的唯一法定货币，日用品的价格必须以日圆作单位。至1945年日本投降时，被强迫兑换的日本军票总值超过当时币值的57亿港元。

当时香港虽然已不准使用港元，但港元在珠三角、或澳门等其他中立地区依然受承认，市面上还有港元买卖活动。日军一般强逼收回的港元钞票，于境外购买物资，故日军获益甚丰。另一方面，日军在印制军用手票并没有任何储备金，所以实际上日军是以白纸强逼兑换有十足保证的港币。日本战败后军票立时成为废纸。加上滥发，香港出现灾难性通货膨胀，物价每日贬值。于1945年中期，日本当局强迫汇丰银行行长在没有任何储备金下签发大面额的港元钞票。

归乡政策
由于食物短缺，为了缓减人口压力，日本在占领期间执行归乡政策，软硬兼施强迫大量市民归乡，市民被迫驱逐至中国大陆。1942年1月，由占领地政府民治部成立的“归乡指导委员会”，每月均安排火车和轮船将市民强迫离港，但这些交通工具只将人送出境，离境后回乡的路途就要各人自理，更多人付担不起路费，只能徒步回乡。当时香港既已沦陷，市面粮食不足，生活艰难，因此很多港人选择离港回乡。同年12月，已有60万名市民离港，其中不少家庭于途上分散，或被迫抛弃幼儿、老人，或途中饿死、病死，至于途中被洗劫一空者更不计其数。而于后期，宪兵队更在街头随意捉人强行押解离境。结果在1945年，香港的人口由1941年的161万人跌至60万人。

设施毁坏
日本为自己重组政府及私有物业。因为扩建启德机场的关系，他们摧毁位于九龙城的九龙寨城及宋王台，很多有名的建筑像华仁书院、拔萃男书院、中央英童学校（今英皇佐治五世学校）、香港圣公会的圣保罗女子中学（今圣保罗男女中学）、喇沙书院等等都被强行征召成为日军的医院。拔萃男书院更被谣传是日本执行斩首的地方。

此外，皇后像广场的英女皇铜像被拆掉，原址则竖立了一个石碑，宣告香港已经被日本占领。1942年2月开始，日本开始于香港岛金马伦山山顶兴建忠灵塔，以纪念阵亡的日军，以使其成为香港的地标。

当时香港很多交通工具都被战火摧毁。而日本当局亦将全香港的巴士、的士及货车等充公，其中不少成为了军用物资，其余车辆则拨归由日方成立的“香港自动车运送会社”，提供有限度的公共交通服务。1942年起，香港电车、山顶缆车及天星小轮亦逐渐投入有限度的服务。九广铁路亦于1943年恢复通车。由于燃料严重不足，公共交通工具经常停驶，在香港岛出现了载客的自行车、三轮车，及由载货手推车加上座椅和顶蓬而成、可坐2至6人的装人手推车，沿电车路线行走西环至铜锣湾一带。而九龙半岛，则曾经出现过马车作为公共交通工具，行走于弥敦道一带。

饥饿
在日本的统治下，人民生活艰苦，没有充足的食物供应，由1942年开始由日本定额配给日用品如米、油、面粉、盐和糖。每个家庭都有一张定额配给许可证，每人每天只可以买六两四的白米[2]。由于没有其他充足的食物，六两四白米

日治时期香港经常有市民饿死，甚至盛传出现人吃人事件。街上常有皮包骨的弃尸，即使如此，弃尸的大腿肉还是经常被割走。报章亦曾报导有妇人烹煮弃婴的新闻。当时市面曾盛传某些食肆的肉包使用的乃是人肉，因为市面上根本不可能买到足够肉类。另香港大学的口述史计划记录一些市民的回忆，指于日治时期曾于腊肠中发现类似儿童手指的物体。

物资短缺
因为没有木柴进口，市民只好以家具替代充当柴薪。而到了后期，由于那几年冬天特别寒冷，市民生火取暖需求增加，一些无人看守的建筑物，如香港大学及皇仁书院校舍等，内里的木制品均被抢走，狮子山上的林木也被砍伐一光。由于燃油属军需品，因此也十分紧张，电力只能提供有限度供应，例如于1943年，总督部就下令只限20:00至23:00亮灯。而供水因需要发电，因此即使日治时期水塘常因台风吹袭而满溢，但供水依然十分紧张。

在物资供应短缺的情况下，仅有的物资变得奇货可居，因此引发一些商人囤积炒卖，或以膺品、劣品代之。例如当时港日政府就曾下令严惩以牛奶公司奶瓶灌假冒奶制品的行为。于1943年八月市面肥皂供应突然过剩，因为夏天之前有过多肥皂被商人炒卖，于秋天快到临时肥皂需求下降，商人只得将存货抛售。无良商人的投机行为使市面的日用品供应更不稳定。

港日政府还曾发动“献铜运动”，强迫市民将铜制品捐出以供日方制造武器，连总督部门前原属汇丰银行的2只铜狮子亦差点不能幸免。

活在惶恐
在日军的占领下，香港人的尊严、人权尽失。日军滥杀无辜，可以在街上任意杀人，也可以随意于街上捕捉男丁做苦工劳役。他们以搜查房屋为名入屋奸污女性。另外，日军于湾仔骆克道一带设立多间慰安所，强迫妇女提供性服务；又在市区恢复设立赌馆及烟馆，于跑马地马场重办赛马，往后更加密至每周一次，不但有损市民心智健康，更藉此敛财。后期因活马不足应付赛事，更以跑木马代替。另外当时还有一条不成文的规例：市民在街上每当见到日军，无论远近皆须作九十度鞠躬；否则一旦发现，即被喝停遭受拳打脚踢甚至杀身之祸。除“居民证”外，市民亦须全家合影一张“全家福”照片，当日军查户口时出示，若家中的人并不在相中，又无合理解释，便会被当作窝藏游击队成员。

公共卫生
日治时期的公共医院甚少。九龙医院和玛丽医院均被日军所占领，东华东院也改成军事医院，其余不少医院亦被迫关闭。在药物和资金的短缺下，东华医院及广华医院继续提供有限度的社会服务。这些服务包括提供食物、医药、衣物和殓葬服务等。虽然它们仍有一定的资金储备，但仍然需要面对巨大的财政困难，因为它们无法收集租金，而且亦有很高赔偿的开支。这促使他们进行更多慈善活动以筹集捐款，例如音乐和戏曲表演等。

慈善及社会服务
日治期间，慈善组织受到很大限制，以免被用作支援游击队。根据关礼雄《日占时期的香港》（第126-128页）虽然日方设立了一个以“东亚建设基金”为名的所谓慈善组织，但事实上捐款是用以支援日本政府所需，并非用作慈善用途。当时，香港圣公会会督及华人代表联会希望透过举办慈善活动来救济穷人，所以向当时日治政府要求援助。1942年9月，总督矶谷廉介答应了他们的要求，于是着东亚建设基金拨款。不过，援助并不是直接送到筹办者的手上，而需要经手日本总督。日方亦因为这次事件而声称曾经救济地方贫困者而出力，然而这项所谓“德政”一直在香港持之以恒。

凭着东亚建设基金的资助，“华民慈善总会”设立，以组织筹款和分发

教育
日治时期，香港的教育发展受到严重影响，学生人数由1941年的11万8千人跌至1945年的4千人，几乎所有适学儿童失学。战前香港有学校649所，至日治时期只剩下34所。在仅余的学校里，日本当局积极推广日化教育。日语成为了主要的教育课程，中小学每星期必须教授日语4小时，英语则被禁止使用。日语成绩不好的学生，会遭受严厉的处分。除此之外，日本文化、礼节及国情等都成为了学校的主要教授内容，例如高小的中文科的课文内容就包括《新生香港》、《兴亚进行曲》、《从香港到东京》、《日本刀》、《忠灵塔》、《日本的体育》等。这种教育制度推行的目的，是希望加强日本对香港人的影响，使他们认同“大东亚共荣圈”的建立。

相较严重不足的基础教育，政府对日语教育则推行甚力，设立多所日语讲习所，亦鼓励一些私营的日语学校设立，凡政府或日资企业招聘员工时，日语程度较佳者不单可得任用，且可获额外的粮食配合。政府亦强逼教师应考日语语文基准试，未能合格的需要接受3个月的日语培训。另一方面，虽然当时日本对香港实行灯火管制，但据一些当年在香港的学生讲述，有些同学为了恶补日语，会冒险挑灯夜读。这些学生一但被发现，不单不会受罚，幸运的可能还会得到奖励。

为了应付日语师资需求，及培养认同日本统治的华人政府人员，港日政府曾成立“香港东亚学院”，是日治时期唯一的专上学院，但只维持了短时间，学生人数甚少。至于香港大学，则因香港的高级知识份子或已被关在战俘营，或已逃亡离港，因此缺乏人材，至日本战败投降一直未有复课。

地区与建筑命名
日治时期，香港的正式名称是“香港占领地”。港日政府将香港多处重新分区和命名，例如“香港仔”更名为“元香港”等。街道及地方更名十分常见，而很多名称改动都带有日本的色彩，改“道”为“通”，如“皇后大道”更名为“明治通”；“跑马地马场”更改名为“青叶峡竞马场”等。

而当时政府亦没收所有欧资公司的物业，鼓励日本公司取而代之，并将原有名字更改。例如“告罗士打酒店”改为“松原酒店”、英资百货公司连卡佛改为松坂屋等等。除此之外，就连与英国无关的名称也要更改。例如尖沙咀重庆大厦的前身“重庆市场”，因为要避重庆的忌讳，而改称“重兴市场”，甚至把西方的教堂改成日本庙宇。

坊间流传日本曾把香港更名为“香岛”，并没有史料支持。反而香港的简称由“港”改为“香”真有其事，如战前以“港九”命名的团体于日占期间皆改以“香九”称之、香港总督的命令称为“香督令”等。

文化影响
1942年12月25日，日本庆祝“新生香港一周年”，布置了的电车驶经中环书信馆（环球大厦现址）。港日政府废用公元，改以日本使用的“昭和”年号，并以纪念日本节日、天皇寿辰、胜利纪念日和周年纪念日加强日本文化对香港的影响，例如以神道教节日尊敬死者，1943年2月11日则有日本纪元节，崇拜神武天皇。日本人并且在今香港动植物公园处修建香港神社供奉战死者，今九龙圣安德烈堂亦被改用作神社。另港日政府计划在金马伦山兴建忠灵塔纪念战争死难者，但至日本投降仍未完工。

港日政府也将香港标准时间拨快一小时，让香港和日本两地时间一致，进一步将香港同化。

在战前由日本人拥有的日文报纸《香

反日活动
早于九一八事变开始，为了对日本的侵略表示不满，已有香港市民组织罢买日本货物，很多在1910年代关闭的工会再次成立，市民再度激起爱国护家的情绪。在日治期间，香港华籍市民的反日活动仍无间断，变成了地下活动。

港九大队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港九大队（简称港九大队）由中国共产党属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的一个游击队，于1940年9月建立，加强在东江及珠江三角洲一带的反日势力。分队由新界居民子弟组成的游击队，成员包括农民、学生和海员，主要于新界西贡活动。

港九大队由中国共产党党员曾生领导，在1941年日军进攻香港时，游击队从200人扩展到超过6,000位成员。在英军撤退后，游击队员获取被英军摒弃的武器，并在新界及九龙建立基地，在西贡墟建立地下联络系统。而第三个和第五个分支在蔡国梁之下，被派遣到香港和九龙，由队长黄冠芳和副队长刘黑仔带领，统领香港及九龙的抗日武装斗争，并让中国获取日本对华南、台湾和东南亚的机密战略。大队属下有短枪队和几个区中队，游击队员竭力攻击强盗和日军，保障农作物及人命安全。

1942年4月，游击队员加强了对大屿山的控制，强化与澳门和广州的通信。1943年12月2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改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简称为“东江纵队”，而港九大队仍是它下辖的一个分队。

港九大队在拯救英国和外国人上亦扮演了重要角色，共有20名英国人、54名印度人、8名美国人、3名丹麦人、2名挪威人、1名苏联人，和1名菲律宾人获拯救，包括被囚的赖特上校等英军官兵及美军飞行员。港九大队亦帮助破坏日本在香港的军事据点，和促进了在中国、英国和美国人之间友谊。

另一方面，在使用游击战的常规战术下，港九大队杀死了一些汉奸和其同党，在九龙和广州保护贸易商人，攻击大埔的警察局，并轰炸启德机场。另外，游击队员亦协助营救战俘，包括著名的赖廉士爵士、祈德尊爵士、王国栋教授和David Bosanquet。游击队员对盟军最重大的贡献，是抢救了20名飞机被日军击落而跳伞到九龙的美国飞行员。

英军服务团
英军服务团（British Army Aid Group）由原香港大学教授赖廉士上校（Lindsay T. Ride）组建，负责收集日军情报、接送重要人物潜出或进入香港。成员包括战后新界理民官何礼文及战前担任华民政务司的麦道轲等。1942年7月，英军根据赖廉士上校的建议组成这个援助小组。1941年12月底，所有英国人被送入了香港的战俘营时，赖廉士上校成功逃脱并到达重庆。其后，他将英军服务团的总部设于桂林，并视广西为华南的前线基地。他们的贡献主要从战俘营中协助战俘逃脱，并走私药物和其他必需品进出战俘营，亦组织了智囊团。过程中，英军服务团获得东江纵队积极合作和保护。

盟军轰炸
日治期间，英国政府允许盟军轰炸香港，因此一直有盟军战机空袭香港的日军据点，但间中误中民居，造成伤亡。其中最严重一次是误中红磡一所正在上课的小学，几乎所有师生死亡。湾仔区的民居也经常被误炸炸中。然而根据香港作家小思在《香港的忧郁》一书的记载，香港市民一般都不反对盟军轰炸。

另外，许多香港民间的鬼故事和都巿传说也经常以日治时期作背景，例如兵房、乱葬岗、执行处决的地方等。

当香港沦陷时，中国著名作家张爱玲正在香港大学念书。她的小说《倾城之恋》就是根据当时她的所见所闻和从友人处听到的故事受启发写成。《倾城之恋》小说后来在上海被改编为舞台剧，近年香港话剧团再改编为《新倾城之恋》上映。此外，香港分别于1994年及2000年，上演了以日治时期为背景的舞台音乐剧《遇上一九四一的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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