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陈独秀与马林，一个是中国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另一个是荷兰着名革命家，本应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人，却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共同实现了“对中国革命的两大贡献”。大革命时期，马林三次来华（一说四次），与陈独秀之间的诸多是是非非，恩恩怨怨，颇有戏剧效果。
“我们不能靠马林”大革命时期来华的共产国际代表和苏俄顾问很多，据《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四册“人物索引”记载，应有数10人之多。但其中发挥重要作用产生重要影响的，前有马林后有鲍罗廷，他们分别是列宁和斯大林亲自推荐或建议的驻华代表。其中，马林更为特殊，因为他不仅是列宁亲自推荐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华常驻代表，而且经历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国共合作方针的确立等具有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和重要决策。在1921年6月至1923年10月间，马林无疑是影响中国共产党和陈独秀最大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真名亨德立克斯斯内夫利特（Hendricus Josephus Franciscus Marie Sneevliet），荷兰着名革命者，共产主义活动家， 1883年出生于荷兰鹿特丹的一个职员家庭。1902年加入荷兰社会民主党，1913年离开荷兰前往荷属殖民地印尼爪哇从事革命活动，创建了东印度社会民主联盟。1918年被爪哇当局驱逐出境，返回荷兰，加入荷兰共产党。1920年，作为荷兰共产党的代表赴苏联，以马林的名字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担任民族和殖民地委员会秘书，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成员。其丰富的东方革命经历得到共产国际的重视，曾在共产国际总部工作，主要任务是研究远东各国革命运动，尤其是中国革命运动。1921年6月，他奉命首度来华，推动中共于次月召开成立大会，并推选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马林的到来，应该说符合陈独秀的愿望。早在酝酿建党之际，陈独秀即通过更早来华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认识到共产国际的性质及重要性，感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基础薄弱，要做的工作十分繁重，“如果能与共产国际建立关系，无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上和这一运动的实际经验上都可以得着莫大的帮助”；“如果共产国际能派一位得力代表做我们的顾问，我们也将获益不少”。应该说，马林的经历、资历及对东方革命的情感都是堪当此任的。中共成立之时，陈独秀正在广州任职，并积极推动广东建党事宜。中共一大召开前，陈独秀因无法脱身转而指派包惠僧为自己的代表参加大会。一大闭幕后，包惠僧奉马林之命再次专程来粤催行。为了党的工作，陈独秀在辞去广东教育委员会主任职务后，于9月10日到达上海，次日便同马林见面会谈，表达了足够的诚意。但两人首次见面就因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问题发生了争论。马林以西方人特有的直率，提出各国共产党都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的工作方针和计划，应在国际统一领导之下制定。而陈独秀则认为中国革命有中国的国情，目前也不需要国际的经济援助。由于两人几次都谈不拢，加之其他因素，一度出现陈独秀声言不与马林见面，并拟要求共产国际撤换马林共产国际代表的职务，而马林则主张开除陈独秀党籍的极端对立局面。
看到两人僵持不下的尴尬局面，马林的翻译张太雷有些着急。一次，他单独找到陈独秀，说：“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在第三国际的领导之下，由产生到发展，由成长到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中国不能例外。”不料，陈独秀把桌子一拍，大声说：“各国革命有各国国情，我们中国是个生产事业落后的国家，我们要保留独立自主的权力，要有独立自主的做法。我们有多大的能力干多大的事，决不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我可以不干这个书记，但中国共产党绝不能戴第三国际这顶大帽子。”说完丢下张太雷，拿起皮包，气冲冲地走了。事后，陈独秀将李达、张国焘及一些在沪党员召集开会，向他们阐明自己的态度，坚持表示：“我们不能靠马林，要靠我们自己来组织党。中国革命要靠中国人自己干，我们可以一面工作，一面革命。”陈独秀不满马林对中共的粗暴干涉，进而偏激地拒绝与共产国际发生关系，还拒绝使用共产国际的经费。但辞去公职成为职业革命家的陈独秀，不仅面临自己和家人的生存压力，更要面对一批又一批怀着高昂革命热情从各地慕名而来，没有正当职业、生活来源和固定住所的青年革命者。面对开展党的工作所必然发生的经费需求，陈独秀宁可多次屈身登门，向早已政治分途的好友兼同乡胡适求助，以求独立自主地干革命，但这终究不是持久之计。不食嗟来之食、不会仰人鼻息，性格刚烈的陈独秀没有想到，由一场逮捕而发生的一次患难，使他转变了态度，成为中共党内第一位使用共产国际经费的领导人。一次重要的变故正当党内同志苦思冥想如何解决陈独秀与马林分歧的办法之时，一次突如其来的变故在陈独秀身上发生了，从而结束了陈马关系紧张的局面，也改变了新生的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1921年10月4日下午2时许，有3个“白相人”忽从前门闯入陈宅，先说要见陈独秀，又说要买《新青年》。陈独秀正在楼上与时任《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主编兼上海河南路商界联合会会长邵力子交谈，闻声从楼上下来，见此情形想从后门出去，但后门已被人把守，无法脱身。不一会儿，来了两部汽车，不容分说就将陈独秀和他的妻子高君曼以及正在陈宅聚会的杨明斋、包惠僧、柯庆施一共5人押上汽车，扬长而去。抓捕陈独秀的是法租界当局，《新青年》等印刷品也被搜去。到捕房后，陈独秀化名王坦甫，其他人也都报了假姓名。不一会儿，时任北京众议院副议长、上海法学院院长、陈独秀的老友褚辅成正巧前来拜访，也立时被守候在陈宅的巡捕逮捕。褚辅成被押到捕房见到陈独秀时不慎直呼了陈独秀大名，使陈独秀的真实身份完全暴露。等捕房查清褚、邵两人身份后，即释放了他们，陈独秀等5人被关入牢房。陈独秀被捕的消息传开，顿时满城风雨。出于对陈独秀的敬仰，上海各界纷纷营救。陈独秀被捕，新生的中国共产党顿时群龙无首。在共产国际看来，陈独秀是中国的“卢那察尔斯基”，是“天才的政论家和善于发动群众的宣传员” 。显然，陈独秀被捕既是共产国际在华事业的巨大挫折，更是马林修补陈马关系的难得机会。他开始为营救陈独秀四处奔走，一是通过熟人请到法国律师巴和承办这个案子；二是从共产国际给他的活动经费中拿出400美元疏通关系，打通会审公堂的关键人物。由于马林的斡旋和其他方面的营救，会审公堂最终宣判罚大洋100元，销毁查抄书籍，释放陈独秀。陈独秀被捕一案至此了结。陈独秀一向极重感情，爱憎分明，知恩必报。他出狱后，得知马林在营救中费了很多力，花了很多钱，深受感动。被释放的次日，陈独秀便以中共中央局书记的身份召集了两次会议，不仅热情地过问工会工作和宣传工作，还引导大家在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与赤色职工国际的关系、中共中央是否接受共产国际的经费支援等三个重要问题上统一认识。从此，中共开始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和经济援助，陈独秀与马林更是经常晤面，坦诚相见，也按照要求每月向马林或共产国际执委会书面报告一次中共中央的工作计划、执行情况和经费使用情况，听取马林对中共中央工作的意见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马林则毫无保留地向中共中央和陈独秀提出自己的工作建议。由此，陈马关系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此后，陈独秀开始帮助马林推进其与中国革命运动建立联系的计划。在上海，陈独秀介绍马林认识国民党驻沪代表张继等人，从而促成马林1921年冬至1922年春的南方之行，促成他与孙中山在桂林的3次会见及与国民党上层人士在广州的会晤。此行使马林大为振奋，他坚信孙中山所在的南方才是中国民族革命大有作为的地方，萌发了促成年轻的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以达成联合各革命阶级共同进行反帝反封建国民革命的计划。屈从与抗争经历了辛亥革命、二次革命等资产阶级革命，目睹国民党组织涣散、对内依赖军阀、对外妥协退让、走单纯军事路线的陈独秀，认定其已丧失革命性，抱定了不同国民党合作的态度。这种政治态度虽然显示出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独立自主的性格，但却带有明显的幼稚性。这种单枪匹马孤军作战的态度不仅违背了近代中国国情，而且在革命实践上也难以持久，最终只能宣告失败。从广州返回上海后，马林怀着兴奋的心情向陈独秀提议召开中央局会议，讨论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以“党内合作”的方式建立合作关系。马林建议中共放弃对于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到国民党中去进行政治活动，通过这一切，会获得通向南方工人和士兵的更方便的门径。党则不需要放弃独立。”虽然马林的本意是通过国共合作将年轻的中共推上中国政治舞台，经历实践考验，发挥更大作用，但仍为陈独秀严词拒绝，因为这种合作方式与陈独秀对国民党的看法相距太远。陈马之间因此再次发生重大分歧，而且双方都试图改变对方的想法。考虑到马林可能会向共产国际报告此事，陈独秀选择给熟悉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写信的方式表达意见。1922年4月6日，在给维经斯基的信中，陈独秀列举了反对马林提议的6点理由，其中最主要的是两党宗旨和性质不合、中共党内反对意见激烈，从而表达了既无加入之必要，亦“无加入之可能”的严正立场，并请代呈共产国际。而马林则于4月24日离开上海返回莫斯科，意在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并寻求支持，直至8月初重返上海。马林迅速获得共产国际的支持。7月1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听取了他长逾万字、其中不乏偏颇结论的《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后，次日便向中共中央下达命令，并让马林随身携带一份十分重要的秘密指令。指令要求中共中央“接笺后，应据共产国际主席团7月18日决定，立即将驻地迁往广州并与菲力浦（即马林）同志密切配合进行党的一切工作”。实际上是授予马林一把指导中共中央的“尚方宝剑”。《共产国际执委会给其派驻中国南方代表的指令》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支持国民党”，“共产党人应该在国民党内和工会内把拥护共产党的人组织成一些小组。靠这些小组形成一支大军去宣传反对外国帝国主义斗争的思想，建立中华民国和组织反对中外剥削者的阶级斗争的思想”。陈独秀通过维经斯基转达的意见遭到拒绝，马林则被正式宣布有代表共产国际之权。其实，在马林离开的日子里，陈独秀等中共领袖们也在进行痛苦的思考，特别在得知张国焘率团参加共产国际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代表大会，受到列宁亲自接见，得知列宁对国共合作问题的深切关注的真实态度后，陈独秀受到很大震动，不合作态度开始逐步发生变化。具体表现有以下3点：一是受到列宁民族和殖民地理论和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达林的指导，由陈独秀起草的、以中国共产党名义公开发表的《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于1922年6月17日发表，首次宣布准备邀请国民党及其他革命团体举行联席会议，以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二是在陈炯明发动武装叛乱、公开背叛孙中山后，陈独秀代表中共中央在上海主动与国民党要人张继会谈，明确表示了谴责陈炯明、支持孙中山的坚定立场，并希望以国共两党为骨干，共同组成国民革命联合战线；三是在1922年7月陈独秀主持召开的党的二大上，不仅通过了《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正式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和指挥，而且通过《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决议案》，明确规定了中共与其他党派建立民主联合战线的原则和计划，实际上制定了与孙中山国民党联合的方针，即实行党外合作，这是中共自己选择的一种合作方式。
马林8月初返回上海后，也看到了中共政策的调整，但还是对刚刚闭幕的党的二大所提出的“民主联合战线”表示不满，随即出示共产国际命令，要求陈独秀召开中共中央会议。在8月底召开的西湖会议上，虽然当时中共中央5个委员以“党内联合乃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为主要理由，“都一致反对此提议”，但最终还是出于“尊重国际纪律”而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同意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显然，陈独秀违背了自己的意志屈从于共产国际的命令，这恐怕是他第一次违背自己的意愿屈服于外部力量。“从这时起，我们党的政治主张有了很重大的改变”。至此，陈独秀对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发生了两次急剧转变：不同任何资产阶级政党合作——与孙中山国民党平等合作——加入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合作中的矛盾从西湖会议经党的三大到马林调离的一年多，尽管陈独秀和中共中央接受了“有条件的加入”，可他思想上并未完全接受，以后还有反复。但对陈独秀而言，这毕竟是人生一次重要的政治转变。更重要的是，党内合作并未成为全党一致行动，党员乃至中央委员中都有大量艰巨的说服教育工作要做。所以，陈马之间虽然一直密切合作，但由于“国民党始终怠工或拒绝”，也由于共产国际内部存在着明显的不同意见，所以合作中也存在困惑和矛盾。一是率先加入国民党，以实际行动推动党内合作。党内合作的阻力来自国共两党。西湖会议后，陈独秀与李大钊、马林一起拜访蛰居沪上的孙中山，正式提出国民党改组、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实行党内合作。陈独秀等由孙中山主盟正式加入国民党，成为中共第一批跨党党员。此外，陈马联手推动并应邀参加了孙中山于1922年9月4日召开的国民党员会议，讨论如何改进国民党的问题。孙中山指定陈独秀加入国民党改组委员会，并起草国民党党纲和总章。不久，陈独秀即向改组委员会提交了由他起草的、旨在让国民党彻底改头换面的党纲和组织机构草案，以致引起一些国民党人的怀疑和污蔑。对于陈独秀这个阶段的工作，马林比较满意，甚至抱怨共产国际让陈独秀在这个时候离开中国去开共产国际四大。他认为，领导我们的同志开展政治宣传，则非陈莫属；陈对国民党的改组能够发挥重要作用。党的三大后，他甚至认为，只有像陈独秀这样的人物才能通过在国民党内部展开宣传去促进国民党的新生。所有这些都表现了马林对陈的满意和信任。但共产国际执委会仍不满意。在共产国际四大上，尽管陈独秀按照马林的观点阐述了中共的主张，但还是受到来自共产国际高层的猛烈批评和教训，尤其是会后提出的《关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更是明确决定“中国共产党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目的是“对国民党施加影响，以期将它和苏维埃俄国的力量联合起来，共同进行反对欧洲、美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显然，陈独秀还是没有跟上形势的发展，因为对此时的苏俄来说，国共合作已经让位于孙苏联盟，中国革命利益已经让位于苏俄国家利益。二是一唱一和，从理论层面为党内合作扫除障碍。陈独秀除与马林主持筹备党的三大外，将重要精力用在理论阐释和思想引导上，以说服党员接受党内合作方式，也为缓解来自国民党方面的怀疑和担忧。陈独秀经过长时间的苦苦思索，相继推出以《国民党是什么》、《资产阶级的革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农民问题》和《中国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等一批代表性着作，其中不乏对国民党的称赞及对共产党的贬损，甚至提出了后来被批为“二次革命论”的右倾机会主义等错误言论，但归根结底，陈独秀的用意十分明确：代表中国共产党表明政治态度，即首先帮助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这不仅是为了统一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更是为了打消国民党内在国共合作问题上存在的种种疑虑，推动合作早日实现。
三是在党的三大上，陈马两人联袂出击，排除干扰，使党内合作成为全党行为。会前，马林是“每会必到”，做了大量工作，找各地代表谈话，特别是工人代表，主要内容是交代和解释国共合作的必要性。陈独秀冒着被指为想与马林一道葬送共产党的罪名，在政治报告中批评“有的同志还反对加入国民党，其原因就是政治认识不够明确”，并与持异议的党员谈话，以扫除障碍推动合作。当张国焘等提出异议，并与马林争论不休时，陈独秀果断支持了马林，并带动了其他人。最终，促成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决议案》以20：16的微弱优势获得通过。然而，令马林大感意外的是，他的满腔热情并未换来孙中山的真心回报。相反，孙中山仍沉迷于军事斗争而忽视国民党改组。当陈独秀在报上公开批评和当面劝说时，孙中山大为恼火，扬言不惜放弃财政援助都要把共产党人开除出国民党。他多次对马林说：“共产党既加入国民党，便要服从党纪，不应该公开批评国民党。共产党若不服从国民党，我便要开除他们；苏俄若袒护共产党，我便要反对苏俄。”态度至为激烈，迫使陈独秀不得不放下批判的武器，以求实现与国民党的合作。这种态度让马林既感到难堪，更感到失望。他终于意识到，自己过去对孙中山国民党的评判有失偏颇。他在给上司信中开始倾诉自己的苦恼，建议改变对待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态度，唯一想做的就是尽快抽身而去。其实，就在马林压服陈独秀等接受“党内合作”方针、全力支持国民党时，共产国际内部就已出现了不同声音。较为熟悉远东和中国情况、较早来华的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首先提出异议，他不赞成马林的主张，认为不能无条件支持国民党，应附加有利于中共和苏俄的政治条件。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主任萨法罗夫同意维经斯基的意见，他写信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和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批评马林用“天方夜谭”式的精神报道了国民党，蒙骗了莫斯科，要求把马林从中国召回，请求政治局“重新审查所作的决定”。但是，这些声音根本改变不了保卫苏俄利益的孙苏联盟的大局，因而也改变不了配合孙苏联盟所需要的国共“党内合作”方针。在随后的俄共（布）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布哈林在报告中以极为严厉、毋庸置疑的态度当众批评了持不同主张者，强调俄共（布）对国民党的支持“是我们在中国的工作所必需的”。曾经坚决反对党内合作的陈独秀，反过来劝说支持他主张的萨法罗夫，表示“既然共产党第三次会议表示赞同这一主张，我希望你也同意这一点”。这只能说明，历经共产国际批评乃至训斥的陈独秀，已经完全信服马林了。相近的命运和归宿马林于1923年10月奉命离开中国，结束了他的赴华使命，陈独秀说他是“垂头丧气而回莫斯科”。由斯大林提议担任孙中山政治顾问的鲍罗廷接替其使命，全权掌控由马林在中国开创的国共合作事业，以保证维护苏俄国家安全利益所需要的孙苏联盟。陈独秀与马林离别后的政治和人生际遇也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就政治生命而言，两人最终都离开了共产党，陈独秀于大革命败局已定的1927年7月被宣布离开中共中央委员会，又因在党内从事托派组织活动而于1929年被开除党籍，随后创办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并任总书记，后来事实上也脱离了托派；马林于1924年回到荷兰，任全国工会书记处主席，1927年，他也同样因为参加托派组织而离开荷兰共产党，1928年被开除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1929年建立托派组织革命社会党，并担任书记。就政治态度而言，从九一八事变到日本全面侵华，陈独秀始终站在民族利益高度，着书立说，发表演说，坚持抗战宣传，甚至呼吁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共赴时艰；马林在二战期间参加荷兰抵抗运动，在德占期间参加了反法西斯斗争并编辑秘密报纸《斯巴达克》，始终保持一个反抗纳粹侵略爱国者的面目。最后，两人生命的终点都是1942年，陈的忌日是5月27日，马林则是4月13日；陈因饱受战祸贫病交加而逝，马林则惨遭纳粹杀害（一说死于纳粹集中营），都很壮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