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首先，按照鲁迅的意思，倘要论《一件小事》，就要“顾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一件小事》是五四时期“劳工神圣”社会思潮影响下的产物。1918年11月15日蔡元培首次在中国喊出了“劳工神圣”的口号，掀起了宣传“劳工神圣”思潮的序幕。北京的《新青年》《每周评论》《劳动音》与《晨报副刊》，上海的《劳动界》《星期评论》《建设》与《民国日报?觉悟副刊》，广州的《劳动者》，天津的《觉悟》，长沙的《湘江评论》都以专栏或专题形式对劳工问题进行了宣传报道，“劳工神圣”很快形成一股声势浩大的社会思潮，并迅速影响到当时的文学创作中去。在“劳工神圣”社会思潮形成之前，以劳工为题材的作品数量极少。而在这其后，此类作品纷纷出现，当时各大有影响的报刊都大量刊载这方面题材的作品，例如，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仅1920年就发表有关劳工题材的作品达140多篇。出现了鲁迅的《一件小事》、刘大白的《卖布谣》《五一运动歌》《成虎不死》《红色的新年》与《每饭不忘》、康白情的《女工之歌》、舍我的《车夫》、刘半农的《车毯》与《铁匠》、周作人的《两个扫雪的人》、郭沫若同时期的部分诗歌、郁达夫的《春风沉醉的晚上》与《薄奠》等。五四时期从西方引进各种思潮与主义，其中“劳工神圣”思潮是当时影响最广泛最深刻的一种，它在当时被认为是一种进步力量的象征，具有普遍的正面社会价值认同趋向。鲁迅作为一个积极参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代弄潮儿，无论他心底对“劳工神圣”思潮持怎样的态度（事实上，后文论到，鲁迅毕生的“改造国民性”思想本质上与“劳工神圣”的价值观是内在矛盾的），他都必须要顺应这个进步社会思潮的“大流”，和当时普遍的社会价值趋向保持一致的步伐，因为，对鲁迅来说，作为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这样做是他对社会应尽的义务。当时，其他包括胡适、陈独秀、郭沫若、刘半农等作家都纷纷写此类题材，就连鲁迅二弟周作人也写，原先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怎能甘于落后？怎能有理由落后？另外，既然当时“讲新文化的青年，都免不掉要讲几声‘劳工神圣’”，鲁迅也可以赶赶这个时髦、凑个热闹呀？因此，《一件小事》可不可以理解为一个具有责任心与爱国心的知识分子对当时气势浩大的全国性“劳工神圣”社会思潮支持性质的参与？是在当时特定时代背景下的“政治表态”？鲁迅对人力车夫的“仰视”是出于一种“从众心理”的动机，而对当时“劳工神圣”价值观表达表面的赞同与附和？从而并不一定真正出于本心?那么，《一件小事》也自然就是鲁迅的“应时”之作、“偶然”之作。
其次，按照鲁迅的意思，倘要论文，也要“顾及全人”。应该将《一件小事》的创作置于鲁迅整个思想发展与创作历程中进行考察。批判国民性与改造国民性是鲁迅贯穿一生的创作宗旨与思想精髓。纵观鲁迅一生创作,其所表现的“国民劣根性”有:奴性、自私、退守、瞒和骗、做戏、惰性、卑怯、自欺欺人、虚伪、巧滑、无特操、虚无党、愚昧、麻木、健忘等。而这些“国民劣根性”体现在包括人力车夫在内的占国民主体的底层民众身上。鲁迅对于底层民众身上即使部分美好的品质也并非完全的相信，他总是怀着逆向的怀疑思维挖掘这美好品质背后可能出现的“可怕”：“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这正如上海的工人赚了几文钱，开起小小的工厂来，对付工人反而凶到绝顶一样。”②阿Q一旦“革命”成功，第一便是消灭小D和王胡。依照鲁迅的怀疑思维，他完全可以想到，如果《一件小事》中的车夫升为车厂老板，他也有可能就像《骆驼祥子》中的刘四爷那样剥削祥子。鲁迅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温床极易摧毁底层民众身上仅有的一点美好品质，残酷地追问了“奴才做了主人”之后的可怕真相，从而批判了儒家文化影响下的以奴性为核心的国民劣根性的“反现代性”。批判国民性思想决定了鲁迅的启蒙主义创作观念——“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这里的“病苦”侧重于精神上的病苦。应该明白，鲁迅表现“国民劣根性”的目的是怀着“疗救”与“改造”的良苦用心，而并非仅仅只停留于表现。
显然，鲁迅所言的“国民性”侧重于“国民劣根性”，这是鲁迅观察中国国民性的一个基本视角。我们虽然也能在他的作品中找到若干非“劣根性”视角的例证，例如他在后期也称赞过“中国的脊梁”，认为“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③，并相信“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④。但是，那种认识是出现在他的人生后期，此时鲁迅对国民党政府特别失望，在接触到共产党之后，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众产生了新的看法。而鲁迅在写作《一件小事》时期，他的批判国民性劣根性思想表现最为集中，写于同时期的杂文集《热风》《坟》、小说集《呐喊》《彷徨》等，都典型地表达了这一主题，此时期鲁迅几乎没有创作过从正面歌颂国民性主题的文章，《一件小事》是个极少有的例外。而且，鲁迅创作后期虽然出现少数歌颂国民性主题的文章，但此时期鲁迅观照“国民性”的主要视角依然是“劣根性”视角。也就是说，鲁迅作品的“国民劣根性”批判是一以贯之的，虽然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面貌出现，但没有本质的变化。
在这种国民性批判中，有一个启蒙/被启蒙的二元对立结构存在，作为知识分子的“我”（鲁迅）是处于启蒙者的地位，而启蒙的对象——被启蒙者则是占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民众，其中像鲁迅作品中的阿Q、小D、王胡、爱姑以及“看客”等形象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作为启蒙者，鲁迅对其笔下的被启蒙者的总体态度可以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来概括。无论是“哀其不幸”，还是“怒其不争”，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之间在精神上始终处于不对等的地位，启蒙者的内涵是以科学、民主、自由、平等、人道与个性主义等西方现代精神为主，而被启蒙者则基本带有鲁迅所批判的国民劣根性（虽然像闰土、祥林嫂与阿Q等身上也有正面的美好品质）。如果说“哀其不幸”的人道主义同情还能稍稍表现一些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之间个体人格的平等态度，那么在“怒其不争”的关系中，启蒙者是高高在上于被启蒙者的，他们彼此的精神境界之间隔着一道天堑般的鸿沟几乎无法逾越，启蒙者是带着批判、焦灼、无奈的眼光来俯视挣扎在国民劣根性“泥沼”中的芸芸民众，在这样的二元关系中，作为启蒙者的鲁迅怎么可能对一个被启蒙者——人力车夫产生精神上的“仰视”？如果按照传统的解释，鲁迅对人力车夫产生精神上的“仰视”，从而“教我惭愧，催我自新，并且增长我的勇气和希望”，从而表现了赞颂劳动人民、批判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等传统的主题，那么，这里的启蒙者与被启蒙者之间的位置就发生了颠倒，传统的启蒙者知识分子“我”（鲁迅）变为被启蒙者，而传统的被启蒙者人力车夫则变为启蒙者。但是，像鲁迅这样一个在精神上占有绝对优越地位的现代知识分子和启蒙者，是不会对其启蒙的对象人力车夫产生“仰视”的情感的，更不可能成为一个人力车夫的启蒙对象。当然，他可以对人力车夫的不幸命运产生人道主义的同情，事实上，鲁迅确实对车夫是充满同情的，以鲁迅日记的真实记载和俞芳的回忆录等内容为例，可以证实此点。但是很显然，同情和仰视不是一回事。同情下层民众并不意味着精神上认同下层民众，同情下层民众并不一定就得歌颂一个精神上需要启蒙的下层民众。因此，当鲁迅尝试在《一件小事》中正面描写人力车夫时，必然要与他一贯的“国民性批判”思想以及小说创作观念发生内在冲突。从创作心理角度上说，鲁迅的“国民性批判”视角和启蒙主义小说创作观念，使他创作表现“国民劣根性”的题材和文学形象时得心应手，屡出佳作。而当他要背离自己一贯的创作宗旨来正面描写人力车夫时，由于他与被描写的对象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他内心中根深蒂固的“国民性批判”思想以及启蒙主义创作观念作为一种强烈的离心力，妨碍他自然亲切地进入人物的内心世界，从容地以人物对话、心理描写、形象描写等艺术手段来表现丰富人物的内涵，但“政治表态”的愿望又使他不能不表达“劳工神圣”的时代主题，于是，小说中的“裂缝”与“矛盾”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小说中的“我”认为老女人没有受伤，是“装腔作势罢了”，认为车夫不必负责任，是“自讨苦吃”，从此处细节可以看到此时的“我”对车夫并没有太多的好感。但是，鲁迅为了急切地表现自己想要表达的主题，不顾人物性格发展的自然逻辑，马上来了个意义上的升华，当车夫扶着老女人向巡警驻所走去的时候，“我这时突然感到一阵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对于这一段，靖辉的分析很有道理：“这种情感的变化因缺乏必然性及时间的急促而实在有些不自然和突兀，读者的阅读心理很难跟上并合拍于这种变奏，更何况‘我’与车夫之间的比较缺乏严格意义的可比性与合理性。”⑤因此，这里对于“我”和“车夫”的描写是不很成功的。倒是小说中那个并不重要的“老女人”形象写得较好。“老女人”并没有受伤，却装着受伤了，这有点类似耍无赖。周作人在介绍《一件小事》的车祸事件时说：“在当时这类事件的确常有，特别是老太婆，这样来寻事讹钱。”⑥鲁迅在勉力歌颂人力车夫的同时，不自觉地又流露出他一贯的国民性批判立场，也许他并没有清醒意识到此点，这不过是他潜意识的一种惯性使然罢了。他描写老女人的细节是自然真实的：“伊从马路边上突然向车前横截过来……我想，我眼见你慢慢倒地，怎么会摔坏呢，装腔作势罢了，这真可憎恶。”鲁迅不自觉地批判了老女人的耍无赖“国民劣根性”。所以有学者认为：“《一件小事》其实是一篇内在的矛盾的作品，它是民粹主义的，又是反民粹主义的，但我想，鲁迅自身并没有意识到这种矛盾，他没有想到很不经意地写出这个‘老女人’，其实足以把他欲表达的主旨‘解构’掉。但唯其没有意识到，才说明鲁迅思想深处的反民粹主义倾向有多么强烈。”⑦而这种强烈的“反民粹主义”倾向与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写作《一件小事》时期，鲁迅也受到尼采的深刻影响。他早期从尼采那里择取了“非物质、重个人”的“超人”哲学思想，中期则侧重吸收尼采反对偶像崇拜、“重估一切价值”的思想。无论是早期还是中期，尼采哲学的个性主义精神都深刻地影响了鲁迅，而一个相信尼采个性主义哲学的启蒙主义知识分子是不会对一个不具个性主义内涵的人力车夫产生敬仰的。总之，鲁迅在写作《一件小事》时期，虽然同时受到尼采和“劳工神圣”思想的影响，但是前者的影响是深刻内在而主动的，后者的影响是表象外在而被动的，前者的影响基本是贯穿一生的，后者的影响只限于五四后特定的短暂时期。
本文提出以上观点，绝非认为鲁迅是多么贱视下层民众，实际上，鲁迅对下层民众始终怀着博大的人道主义爱心，但是，“爱”显然不能和“仰视”“崇拜”画上等号，因此，不要混淆两者界限，尤其不要因此引起不必要的误解，这是笔者所期望的。
作者系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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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③④《鲁迅选集》（四），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28页，第62页，第233页。
② 《鲁迅选集》（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8页。
⑤靖辉：《怎样看〈一件小事〉——兼与李靖国先生商榷》，《名作欣赏》，1999年4期，第116页。
⑥周作人：《关于鲁迅》，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14页。
⑦ 王彬彬：《为批评正名》，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42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