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2004年初，我结束第一份工作回到杭州。
杭州并不是我的故乡，只是我和男票读了四年大学的地方。但是因为这四年太美好太快乐，我们在初入社会的寒冷中贪婪地从记忆里摄取能量，于是兜兜转转，还是回到了这里。
在母校的后门，一个叫做青芝坞的农房集中地，我们租了一间小小的平房。我坚持摆了两张床，当然其实我们睡在一张床上，但多出来的那一张总让我略觉心安——万一有片警查结婚证呢?!十年前的姑娘小伙们就是这么傻。
你别说，片警还真的来过一次，当然不是查结婚证，而是因为这附近出了一宗强奸案。自那以后，我睡觉的时候都把一个板凳拖到那扇摇摇欲坠的木门后，板凳上放一串风铃，枕头边放一把菜刀。
但最可怕的还不是传说中的强奸犯，而是睡到半夜时的尿尿问题。屋里没有厕所，公厕在步行十分钟开外。寒冬腊月的月黑风高，哆哆嗦嗦地朝着公厕一路小跑，男票举着手电打着哈欠跟在旁边，这时候真羡慕他能随便找个乱石堆就是一泡。
比起毕业的那年，我们都虚长了几岁，但还在原点。男票在读研，而我再一次面临找工作这件大事。
十年前的我很幼稚，总是太晚看到生活的本质。大学毕业的时候，我满脑子都是对偶像剧里白领丽人的盲目向往，结果被第一份工作狠狠地扇了一记耳光。
可到了第二份工作的时候我还是没长进。在看起来很美的世贸中心里工作了几个月之后，我再一次不得不从让我找不着三观的私营咨询公司里辞职，却被拖欠了一个多月的薪水，迟迟得不到落实。
之前，在与他人的争斗中，我总是先放弃的那一个，因为很害怕丑陋。在纠缠和放手之间，我永远选择后者。但这一次，我较真了。与生活较真，与自己较真，与那些我搞不明白为什么要伤害我的人较真。
我每天准时出现在世贸中心十楼的办公室里，搬一张椅子坐在老板的身边，沉默着什么也不说。有客户来找他，他斥责我出去，我还是不说话，不走。
这样坚持了一个星期。拿到讨来的薪水的那一天，我大步走出世贸中心，脊背挺得直直的。然后，站在门口明晃晃的阳光中，放声大哭。
《飘》里有句话说，当一个女人无所畏惧的时候，她就不是个真正的女人了。而我知道，从那一天起，我也不是个真正的女人了，我有了泼妇的那一面。对这个世界，从此以后，我泼得出去了。
这不知该算杯具还是洗具。
要债要来的钱并不是什么大数字，因为薪水本来就不高。那段时间我和男票还是穷得很爽的。我们曾经捏着两块钱，从解放路的百货大楼逛到延安路的银泰，然后坐公交车回家，还好当时没有空调车。我们还曾经在一个早上，分享最后的一包甜趣饼干，都为了对方不肯多吃一块假装大发雷霆。
银行卡里剩下最后的五百块的时候，同学里的第一个红包炸弹降临了。是男票的铁哥们，不送或者少送都绝对不行。我从卡里取出最后的钱递给他，然后抠着ATM机哭了。
奇怪的是，这些细节都是多年后现在的老公，当时的男票告诉我的。我自己居然都忘了。当我回忆自己的青春岁月，我记得的竟然全是幸运和快乐。也许是因为我的心灵太粗糙，也许是因为，就像我对老公说的那样：
有青春打底，什么样的苦都不算苦。
2004年的夏天，我又开始找工作。这一次相对顺利，在一次朋友聚会上，一位师兄说他带的团队正在招人，我如果愿意，就可以去，连面试也不需要。
我接受了。一个IT销售员的职位。如果是年初的时候，我不会有勇气接受这样的职位，但经过了讨薪大战之后，我知道自己有一个平常看不见的硬核。
我不相信自己，但我相信那个硬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