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中国 “最近的儒家” (转贴)
文章提交者：cxj2003 加帖毛泽东与中国“最近的儒家”转贴
文章提交者：我该叫什么
解放以后，整个中国以至每一个中国人的命运都与一个人息息相关，这个人就是毛泽东。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确实是史无前例的，儒家思想也因此而遭遇了史无前例且颇带戏剧性的命运变化。在“文革”早期，在“破四旧”的运动中，革命小将们主要是破坏孔子及儒学方面的文物典籍，运动的重心尚不在孔子与儒学本身，因而还没有触及孔子与儒学的思想观念问题。然而到了七十年代初，林彪反党叛国，身死异乡，在林彪的遗物中发现了写有孔子某些语录的条幅，这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警觉。在毛泽东看来，林彪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毛泽东认为，法家历来主张中央集权、郡县制，在历史上一般说来是向前进的，它是厚今薄古的。而儒家呢?它是厚古而薄今的，是开历史倒车的。毛泽东在1973年9月23日会见外宾时还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因此当他看到杨荣国所写的《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的文章之后，便自然下令《人民日报》全文转载。时在1973年8月。这样，加上*江一伙的推波助澜，于是，评法批儒运动就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首先，大批孔子及儒学，把“五四”以来反孔反儒的思潮推向了极端，推向了全社会的口珠笔伐的境地，成为一场名符其实的政治运动，而无丝毫思想性学术性可言。这是“五四”以来以“第三极”（既否定儒家文化，又排斥西方文化）的面貌出现的，是一场以学术为借口的思想政治运动，它以“大革文化之命”为特征，然而在实质上又仍然是受传统文化中那些消极东西的支配的。1973年至1975年的批儒反孔运动，就其声势和规模而言，是中国历史上最大最彻底的一次儒学批判运动。这场运动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这是有历史渊源和思想基础的。毛泽东年轻时积极参加“五四”运动，其“打倒孔家店”的情结一直延续到晚年。“文革”中“批林批孔”、“尊法批儒”即是这一激进情绪的反映。
其次，对法家无原则地拔高、赞赏、美化，失去了历史的真实。毛泽东是极其推崇法家的，他重新评价秦始皇、曹操、武则天、朱元璋等“刻薄寡恩”的法家人物，并且在给郭沫若的诗中写道：“劝君莫骂秦始皇，焚书之事待商量。祖龙虽死魂犹在，孔丘名高实秕糠！”的确，“百代皆行秦政制”，法家的专制、暴力、阴谋、郡县制、文化独裁、消灭知识分子、以酷法治国的做法影响了两千多年的中国政治，而毛泽东继承了法家的传统，他认为“治理中国需要马克思加秦始皇”，并且自称“坑儒比秦始皇还多”。他还说：“秦始皇主张‘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当然，我也不赞成引秦始皇（林彪插话：秦始皇焚书坑儒）。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四百六十个儒，我们坑了四万六千个儒。我们镇反，还没有杀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吗？我与民主人士辨论过，你骂我们秦始皇，不对，我们超过秦始皇一百倍。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贯承认；可惜的是，你们说得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大笑）。”④同年8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中又说道：“要马克思与秦始皇结合起来，民主与集中结合起来。”用秦始皇的极权政策比喻“集中”。同样的意思，有人记录为毛泽东表示要做“马克思加秦始皇”。应该注意的是，毛泽东的推崇法家并不是要搞“以法治国”，他实质上搞的是法家式的“法治”——君主专制下的“人治”，根本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法治。
毛泽东的政治专制和思想专制毕竟比秦始皇高明了许多，这也就迷惑了中国人——特别是农民几十年，至今仍然有相当一部分人沉浸在毛泽东情结里不能自拔，这也许有许多原因，但其中肯定有因为消灭了传统文化，失去了传统文化生生不息的恒久之道，也就失去了每一个人的自主意识，成为人云亦云，人走亦走，随波逐流的“群氓”。据说这是林彪当时“漫骂”人民的反动语录，其实倒是道出了中国人民可悲可怜的真实状况。这其中有许多 相当著名的学者被卷入，四处向工人农民做报告，在报纸上写文章。当然这在那个特定的环境下是可以理解的，是应该原谅的，而且各人的情况不可一概而论。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如果这些学者都能坚守自己的学术良知，不为权威利禄所左右，即使不能从根本上扭转这场运动的基本态势和进程，但至少于个人的政治节操无亏，学术品质无损。在这样的全民为一个伟大人物奇迹班愚弄得神魂颠倒的时候，可幸仍然有儒家精神塑造出来的个别儒者，以自己真实的生命维系了中国文化的血脉，成为儒家反专制传统的现代象征。
据说在“文革”后期批林批孔运动中敢于公开站出来反对批孔的全国一共三个教授：梁漱溟、吴宓、容庚。
被西方学者称为“最后的儒家”的梁漱溟先生，早在解放前就对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有尖锐的批评，坚持自己的思想观点，追求民主自由。解放后，毛泽东一开始让他加入政府，但他说我留在政府外可能更好，这样可以监督的政府。之后，他就以一个监督者的身份对新政权进行监督和批评，试图继续儒者以道抗政的传统，以真诚之心为新中国服务。最重要的就是在1953年9月在政协会议上与毛泽东的冲突，可以说是在毛权倾天下之时的犯颜直谏，虽龙颜大怒而壁立千仞，傲岸不屈，不改其志，非常典型地体现了一个儒者的刚风傲骨，是儒家反专制传统在现代的一次高扬。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1953年9月8日，梁漱溟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政协第十九次常委扩大会。会议在周恩来做完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后次日要进行小组讨论。当时周恩来希望他第二天作个大会发言，梁漱溟答应了。晚上他就开始为发言做准备。他觉得既然是领导党要自己发言，那么就应该把自己解放以后深入基层调查了解的实情和自己对一些问题的看法真实地谈出来，“说些对领导有所贡献的话。”⑤在11日下午的发言中，梁漱溟主要提出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除了发展重工业与实行私营工商业改造以外，其他方面是否也已经有了计划？二是在计划的同时，是否已经把完成计划所应有的群众工作安排好？三是农民问题或乡村问题。这是梁漱溟发言的重点，也是对中共批评最多、最直接、最尖锐的。梁漱溟指出，在农业方面，政府似乎没有一整套计划，“而所有一切都待农民回乡村居民积极起来。如何动员农民呢？是农会吗？当然是农会，但农会现在是什么情形呢？除了土改中起作用外，今日已不然，今日只有党政干部（各民主党派不到农村），其次团、妇女会。这够不够呢？感觉不够。（一）农村中党亦就是政，政亦就是党。一切事能作得主。但行政命令传达有之，教育意味不够，群众工作谈不到，从此近几年强迫命令包办代替作风之严重即可说明。（二）而且量亦不够，有党有团之地方照顾不够，党团不到之处更不够。总之农民比较落空的。”⑥这里批评的就是后来所谓的党政不分，以党带政，但党又能力有限，管不过来，就有空白；另外，一些党员在工作中出现了简单粗暴，忽视对农民进行教育的问题，强迫命令，包办代替的作风很严重。这些都是实情。可惜的是由于后来发生的事情使得党中央没有听取梁漱溟的意见，这样的农村工作方式一直就持续下来，造成了中国农村不但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还产生了许多悲惨的事情。
梁漱溟批评共产党对农村工作的失误造成城乡的差别和农民生活提高缓慢，因为解放后党的工作的重点从农村转移到了城市，“成长起来的农民亦都随着到了城市。因为较好干部都来作城市工作，此无可奈何者。然而实在……今建设重点在工业，精神所注更在此。生活之差，工人九天，农民九地。农民往城里跑，不许他跑。人力财力集中都市，虽不说遗弃吧，不说脱节吧，多少有点。然而农民就是人民，人民就是农民。当初革命时，农民受日本侵略者，受国民党反动派暴虐，与共产党亲切如一家人，今日已不存在此形势。”⑦这种直率的批评本是好意，当时在座的周恩来总理、农业部部长李书城也并没有提出异议。可是毛泽东听了汇报则另有看法，也可能是有人在汇报向过程中对梁漱溟的话有所曲解，9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4次会议召开，参加政协常委扩大会的人列席会议。毛泽东在听取了彭德怀所作关于抗美援朝情况的报告以后讲话，在阐述了抗美援朝的胜利及其意义之后，他话题一转，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行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是大仁政。行小仁政而不行大仁政，就是帮助了美国人。⑧虽然毛泽东没有点名，但梁漱溟明白这是针对他的。对于毛泽东说他反对总路线，他感到突然，也觉得委屈。当天晚上，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不仅不反对总路线，而且是拥护总路线的。”他希望毛泽东给他机会当面复述一遍原来的发言。第二天他把信面交给毛泽东并在晚上交谈了大约30分钟。在交谈中，梁漱溟要求毛泽东解除对他的误会，而毛泽东坚持认为梁漱溟反对总路线，只是不自知或不承认而已，言谈间颇有冲突。
如果梁漱溟就此罢休，不再吭声，也许事情就到此为止。可是，梁漱溟却不肯罢休，他要再找机会复述自己的观点，希望让公众评议。9月16日，梁漱溟获准在大会上发言，他复述了自己在9月9日、9月11日发言的内容，目的是想让人们明白他不反对总路线，并强调自己的本意是想就如何发动农民提供一些有益的建议。会上并没有人批评梁漱溟，他以为自此也就没事了。没想到第二天下午梁漱溟一进入会场，就发现会上印发有他在1949年写的《敬告中国共产党》一文和毛泽东在9月12日的讲话。梁漱溟知道，这是要批判他了。果然，一开会，章伯均就在发言中对他进行严厉的批评，然后周恩来做了长篇讲话，追述往事，说梁漱溟一贯反动成性，甚至说梁漱溟过去的所作所为，无非是为了“升官发财”，诸如此类。⑨在周恩来发言时，毛泽东频频插言，对梁漱溟大加指责：
梁先生自称是“有骨气的人”，香港的发动报纸也说梁先生是大陆上“最有骨气的人”，台湾的广播也对你大捧。……他们那样高兴你，骂我是“土匪”，称你是先生！我就怀疑，你这个人是那一党那一派！不仅我怀疑，还有许多人怀疑。从周总理刚才的发言中，大家可以看出，在我们同国民党两次和平谈判的紧要关头，梁先生的立场是完全帮助蒋介石的。蒋介石同意和平谈判是假的。……讲老实话，蒋介石是用枪杆子杀人，梁漱溟是用笔杆子杀人。杀人有两种，一种是用枪杆子杀人，一种是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杆子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⑩
这些批评可谓严厉，指责可谓尖刻，似乎能够看出毛泽东真是龙颜大怒，这在当时是没有过的。对此，梁漱溟才意识到毛泽东对自己的误会已经非常深了，他不断没有害怕、退缩，反而立即请求发言，上去为自己辩解。主席台上同意让他次日发言。9月18日下午，梁漱溟登台发言。他开门见山地说：“昨天会上中央领导人的讲话，很出乎伟大意外。当局认为我在政协的发言是恶意的，特别是主席的口气很重，很肯定我是恶意。但是，单从这一次的发言就判断我是恶意的，论据尚不充足，因此就追述过去的事情，证明我一贯反动，因而现在的胸怀才存有很多恶意。但我却因此增加了交代历史的任务，也就是在讲清当前的意见初衷之外，还涉及历史上的是非。我在解放前几十年与中共之异同，却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这需要给我较充裕的时间。”⑾他刚说到这里，会场上就有人轰他，不让他讲下去。所以，梁漱溟把话头转向毛泽东，以争取发言。接着，就是梁漱溟与毛泽东唇枪舌剑的冲突：
梁：我现在惟一的要求是给我充分说话的时间。我觉得，昨天的会上各位为我说了那么多话，今天不给我充分的时间，是不公平的。我想共产党总不会如此。我很希望领导党以至于在座的党外同志考验我，考察我，给我一个机会，就在今天。同时我也表明，我还想考验一下领导党，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我要毛主席的什么雅量呢？就是等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清楚之后，毛主席能点点头，说：“好，你原来没有恶意，我误会了。”这就是我要求的毛主席的雅量。
毛：你要的这个雅量，我大概不会有。
梁：主席您有这个雅量，我就更加敬重您；您若真没有这个雅量，我将失掉对您的尊敬！
毛：这一点“雅量”还是有的，那就是你的政协委员还可以当下去。
梁：这一点倒无关重要。
毛（生气地）：无关重要？如果你认为无关重要，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如果有关重要，等到第二届政协开会，我还准备提名你当政协委员。至于你的必须思想观点，那肯定是不对头的。
梁：当不当政协委员，把是以后的事，可以慢慢再谈。我现在的意思是想考验一下领导党。因为领导党常常告诉我们要自我批评，我倒要看看自我批评到底是真是假。毛主席如有这个雅量，我将对您更加尊敬。
毛：批评有两条，一条是自我批评，一条是批评。对于你实行哪一条？是实行自我批评吗？不是，是批评！
梁：我的意思是说主席有没有自我批评的这个雅量……⑿
这时会场大哗，不少与会者被梁的这种无视伟大领袖的权威，公开与毛主席你一句、我一句的顶撞行为激怒了，他们站起来呼喊，说梁漱溟是胡说八道，民主权利不给反动分之，要他滚下台来。梁漱溟坚持不下讲台，一副不屈不挠的样子。僵持了好一会，最后，还是被轰了下来。这里梁漱溟对毛泽东的要求从道理上讲是不过分的，但是在当时毛泽东已经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你一个儒者算什么？所以毛没有自我批评的雅量，也就自然没有接受别人批评的雅量。为了镇住梁漱溟，他先以政协委员进行威胁，没想到梁漱溟对这个位子倒不在乎，顶着劲要毛泽东的“雅量”，这简直的大逆不道，犯上作乱，然而今天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在后面支撑梁漱溟的无疑是儒家的思想：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其志也；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等等。
到了1955年，全国形成了一场大规模的梁漱溟思想批判运动。1955年4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开展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的社论，号召“对于思想上坚持资产阶级的错误观点的代表人物，应当视为思想上的敌人，展开斗争，使他们是思想上孤立，肃清这种资产阶级错误思想在群众中的影响。”首先响应《人民日报》的动员令，站出来公开批判梁漱溟思想的事实态度早年在北大哲学系教书时的学生、中国现代最著名的哲学家冯友兰。这年5月11日，冯友兰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批判梁漱溟先生的文化观和“村治”理论》一文。接着，吴景超、徐宗勉、千家驹、袁方、贺麟、任继愈、葛力、孙定国、朱伯崑、汤用彤、潘梓年、吴廷缪、金克木、胡庆均、望若水、汪子嵩、何思源、何炳然、沙英、周辅诚、高放、刘大年、艾思奇等也先后在《人民日报》、《新建设》杂志、《学习》杂志、《工人日报》、《光明日报》、《哲学研究》、《历史研究》、《文艺报》、《历史教学》、《教学与研究》、《大公报》等全国各大报刊上发表文章，批判梁漱溟的文化思想、哲学思想、教育思想、政治思想、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以及他的一些社会活动。据后来收入三联书店1955年12月与1956年4月出版的《梁漱溟思想批判》（论文汇编）第一、二集的批判文章就达31篇之多。与此同时，学科院也召开过几次座谈会，邀请梁漱溟参加，面对面地对他的思想进行批判。对于这些批判的态度，梁漱溟表示在政治上拥护（因为不拥护不行），学术思想上则仍然坚持自己的一贯观点。⒀这充分显示了一个儒者坚持自己思想，不为时世所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自主精神。
在文化大革命那个特殊的年代，梁漱溟充分表现了“舍我求真”的儒家精神。当时大部分学者在强大的高压下放弃了“求真”的追求而不得已为现实的生存考虑，而梁漱溟却独能在劫难中坚持自己的“学术生命”之“真”，人格理想之“真”，并不在乎为这些之“真”而舍弃“小我”之肉体生命。这种思想，正是孟子提出的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时舍生取义的儒家传统大丈夫精神。而梁漱溟难能可贵的就是他的思想与行动的一致、一贯。
1970年下半年，全国政协学习小组又恢复学习活动，这时，梁漱溟因关于讨论宪草问题的发言触犯了两点当时的政治大忌：第一，在当时狂热的“造神运动”背景下，他大胆地提出了制宪的目的就是为了限制国家最高权力的观点；他还认为“宪草”中写进个人的名字，包括林彪为接班人，这是不妥当的。第二，在当时毛泽东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坚持不设国家主席而林彪却坚持设国家主席的特殊斗争背景下，梁漱溟从常态和学理上论证了应设国家主席的观点，认为不设国家主席并不好，设国家主席是一回事，选谁做国家主席合适是另一回事。现在看来，这两点出于政治制度完善的理性之谈，但是在当时那个政治专制、思想一律的年代，这无疑犯了“天条”。由于这种原因，梁漱溟幸免于难，但于此则可见其“舍我求真”的精神。
这种“舍我求真”的精神集中地表现在他80 多岁的高龄时，还敢于站出来反对批孔，并为孔子和儒家辩难。1973年10月，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梁漱溟明白这是一场荒唐的政治运动，相当长的时间，他只是从旁冷静地观察，既不表示反对，也不表示支持。然而，对于一个敬佩孔子，对儒学素有研究的大儒来说，面对着把孔子和毫不相干的林彪帮在一起受审，保持沉默也是心灵的炼狱。后来，他表示自己对于批孔有不同意见，但是为了避免妨碍当前的运动，不想公开，如有必要，可写出来交领导看。几个月后，他终于还是按捺不住了，在1974 年2月22、25日两个下午，在政协直属组作了题为《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的长篇发言。在5个小时的时间内，他没有把所要讲的内容全部讲完，只讲了涉及中国社会发展史问题的部分。其基本观点：一是古代中国似不曾经历奴隶生产制社会那一阶段；二是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属于马克思所谓亚洲社会生产方式。否定中国有奴隶社会，这可是与基本定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社会五阶段论在唱对台戏，更致命的是当时异口同声的认为孔子是顽固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而梁漱溟则说：“目前批孔运动中一般流行意见，我多半不能同意。即如认为孔子护卫奴隶制之说，便不符合事实”，“时论之批孔者皆从孔子卫护奴隶制这一点出发，否认奴隶制即使时论失据”，“孔子在中国四五千年文化史上为承先启后的关键性人物”，“时下流行的批孔言论，总是指斥孔孟代表着一种‘复辟’、‘反动’、‘倒退’的运动，这表面上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而言，其实往往违反了马克思主义而不自知。”⒁这简直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螳臂当车”，于是，在后来的半年多时间里，大会小会，或以学习批林批孔为名，或从批林批孔入手，对梁漱溟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批判斗争，前后持续七个月。对于这些批判，梁漱溟从不缺席，每次都在座静听。直到最后一天，在批判会的总结大会上，会议主持人奉命一再追问梁漱溟对批判有何感想时，他迸出的只有一句话：“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⒂主持人勒令他对此做出解释，梁当即解释道：
我认为，孔子本身不是宗教，也不要人信仰他，他只要人相信自己的理性。我只是相信自己的理性，而不轻易去相信别的什么。……因为一定要我说话，再三问我，我才说了“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老话。吐露出来，是受压力的人说的话，不是得势的人说的话。“匹夫”就是独自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个只是坚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但这个“志”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
这一番话，使主持人和与会者“哑然”。面对这样一位具有孟子所称道的“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的现代儒家，围攻与批判又能起什么作用呢？因此，几天后上边传下话来，说梁某人是不可改悔的反动分子，跟他纠缠会上他的当，“转移了大方向”。这样，持续了大半年的批梁运动便草草收场。⒃
吴宓的情况是这样：
当时吴宓已经80岁了，他不顾年老体衰和个人生命安危，挺身而出反对批孔。他说：“宓不像×××那样，当趋时派。全盘否定孔子，……宓极不赞成。”又说：“没有孔子，中国还在混沌之中。”⒄他还对朋友说：“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我已下定决心：为中华文化殉难，为中华传统道德殉难。……此决非一时意气用事。实乃深思孰虑，理智之决定。眼见得中华五千年文化毁于一旦，我辈焉能晡其槽而啜其醨？！……孔子乃中华文化之重要象征，为我中华五千年来少有之教育家、思想家，而其最重要者，乃为我中华民族高尚道德之一代宗师。践踏孔子即是践踏中华五千年文化，践踏中华之民族道德传统。我吴陀曼（吴宓的小名——引者注）必须挺身而出，舍生以殉；庶几中华文化、道德之传统不绝如缕，千秋万世得知。瓦缶雷鸣，黄种犹存；乱草丛生而芝兰犹在也。……”⒅政治整个批林批孔运动中，他一直采取消极抵抗的策略，开始是称病不参加学习。病假无法再请了，到会学习时也很少发言。不得不发言时则只批林不批孔。列举事实，痛斥林彪，却绝口不提孔子。当时，吴宓所在的西南师范学院一位领导找吴宓谈心，原本想启发他带头批孔，而他则在坦率地表明了自己反对批孔的坚定态度之后，还针对当时流行的对孔子及其学说的无知、误解、歪曲从学理上进行了辩驳。那时，受到批判最多的是《论语．颜渊》中“克己复礼为仁”一句话，说这是孔子要弟子们克制自己，等待时机，复辟西周奴隶制。吴宓认为：“时下之论，并未弄清克己复礼是何意思。”他旁征博引，从什么是“礼”谈起。先秦著述，谈礼甚多，含义各不相同，其实则包罗极广，概括而又概括，也可分为法律规范、道德规范与伦理标准。春秋之世，礼多指道德规范，例如早于孔子的管仲就认为：“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孔子“克己复礼”之“礼”就是管仲“礼义廉耻”之“礼”。当时天下大乱，诸侯争战，公卿贪婪，横征暴敛，民不聊生。王公大夫骄奢淫侈，道德败坏。孔子提出“克己复礼”，旨在倡议人人（自王侯庶民）克制（约束）自己，要求自己的行为符合于道德规范。这怎么能说是孔子要复辟奴隶制度？⒆
那位领导说：“克己复礼”的“礼”，确实包括法律规范。并举出孔子的话，表明孔子都有称美奴隶制之处。
吴宓承认：“克己复礼”的“礼”也可以解释为包括法律规范。但绝不能等同为奴隶制度。孔子确有祖述尧舜，称道先王之道等言论，但从未说过恢复奴隶制度，更未声言反对新兴地主阶级。
吴宓认为，今天我们评人论事，要知人论世，看主流，看实际行动，并例举孔子两点遭到误解、歪曲的地方用历史事实加以辩驳。第一，孔子一生最主要的实践是教书。孔子开私人讲学之先例是反奴隶制的，他的弟子也大多是平民乃至奴隶。他毕生的行动，身体力行，是与奴隶制对着干的，怎么能抛开他的实际行动，凭空说他搞奴隶制复辟？第二，孔子继承发扬中华民族之传统道德，提倡仁义，讲求忠恕；主张“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要求青年“居勿求安”，“食勿求饱”；认为弟子（青年们）应该“入则孝，出则梯，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之余力，则以学文。”这个道德修养直到今天仍然是值得提倡的，其大半精神合于今日大力提倡的雷锋精神。⒇
那位领导说：你别忘了，孔子提供忠君，这是反动的。
吴宓说：古时所说的君，固然是具体的统治者，却也同时是社稷––––国家、民族的象征。当时批孔所加之最大罪名，是孔子复辟奴隶制，反对新兴地主阶级。然而，新兴地主阶级之政权不一样有君吗？现在*江的写作班子“梁效”、“罗思鼎”发表连篇累牍的雄文，称颂刘邦为伟大得无与伦比的法家人物，彼刘邦者，不正是新兴地主阶级的第二代皇帝——天下君乎？刘邦做了天下君，以神州为私有，倒是个伟大的法家，而孔子所称之君乃新兴地主阶级之君。甚或更为进步。信手拈来，如，《论语．学而》中孔子的一段话：“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其实是对治国之君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敬事––––兢兢业业，严肃认真地履行其职责。信––––讲究诚实无欺。对臣民敦厚诚恳；讲究言而有信，说话算数，不能朝令夕改，更不能口是心非；自不待言，绝对不可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节用––––节约俭省，绝不随意挥霍民脂民膏。爱人––––要爱百姓。使民以时––––一切驱使百姓的事情，征服徭役等等，都要照顾季节，不能有误农业生产。孔子主张的君乃如此，何曾主张恢复奴隶制？（21）
那位领导说服不了吴宓，便问：“你知道不知道，你是在抵触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全国性运动？”
“当然知道。”
“那你就应该明白，这就是现行反革命，是要受到严惩的呀！”
吴宓吐词缓慢、沉重：
“为了维护我的正确认识，为了中华文化与道德传统，宓准备领受任何不测之祸。虽死犹生，含笑九泉。”
那位领导倒抽了一口凉气，注视着吴宓，沉默了很久，才说：
“看来，你的神志不太清醒。大概年纪太大，有什么毛病。你暂时请假，在家休息，建议你不要向同志们高谈阔论。今天，我们只是私人交谈。……”（22）
后来，一位西南师范学院的老师回忆“文革”后期，他在与吴宓的一次交谈中，“提起批林批孔，他显得很激动。仍是坚执成说，认为批林可以，批孔则断然不行。道理很简单，一是林彪非君子，小人而已，不可与孔子同日而语，……把林彪与孔子相提并论，是对孔子的莫大侮辱，绝对不可以。孔子乃中国文化的根基，国人万世之仪型师表，举世同尊之文化伟人，其道德智慧，高伟卓绝，千古而今，无人课余伦比。如今肆意攻诋毁侮，无异于斩杀中国文化之根基，取消国人立言行事之标准，根本否认道德之存在，如此下去，世不讲仪型廉耻，人兽无分。文明社会何以为继？！”（23）
吴宓的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已十分平常，但在当时是一般人闻所未闻，更不是一般人言所敢言的。吴宓之论立足于他对孔子伟大人格、高尚道德及其学说的真义与价值的深刻理解，这在那个以“文化大革命”来反文化、反文明的年代是振聋发聩的。可惜这些话不但给吴宓带来了巨大灾难（他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并遭毒打、折磨而致伤残），而且不是公开的，更谈不上发表，未能产生什么社会影响。这是吴宓个人的不幸，也是整个中国社会的悲剧，值得我们好好反思。
结 语
早就想就写一篇关于儒家以自己的思想和人格与皇权政治抗争的文章，近期网上关于儒家和专制的争论刺激了我，关于儒学复兴的形势鼓舞了我，使我久已压抑的情绪得到了一个发泄的机会，借以通过历史的梳理来表达我追求思想自由和人格独立的意志。由于时间紧，自己的学识准备不足，这篇文章还只是初步的整理。我的动机不在“反专制”，而是通过这些材料表达在中国历史上儒者如何突破当时政治的压制，思想的控制，社会的流俗，学术的沉沦，以自己内在的道德修养，精神气质，思想力量，以儒者的主体性，进行思想学术的更新创造，一定程度上对当时的社会政治、思想文化产生了这样那样的影响，显示了思想对于社会的能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