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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军
陕西延安市富县人，1963年生，文学博士。主要从事小说理论研究及现当代小说评论。有专著《宁静的丰收》《小说修辞研究》《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必要的反对》等数种，有编著《十博士直击中国文坛》《百年经典文学评论》和《速读中国现当代文学大师与名家・张爱玲卷》等。曾获“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文艺争鸣》优秀论文奖、《南方文坛》优秀论文奖、《北京文学》文学评论奖、《上海文学》优秀论文奖以及2002年度和2006年度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等。现供职于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
郭文斌
祖籍甘肃，1966年生于宁夏西吉县，先后就读于固原师范、宁夏教育学院中文系、鲁迅文学院。发表作品二百余万字。著有散文集《空信封》《点灯时分》《孔子到底离我们有多远》，小说集《大年》《吉祥如意》，诗集《我被我的眼睛带坏》。2005年6月《小说选刊》主办在京召开《大年》研讨会。曾获国家金童奖，中央电视台电视散文奖，宁夏文艺评奖多种奖项。短篇《吉祥如意》先后获“人民文学奖”“小说选刊奖”“鲁迅文学奖”，散文《永远的堡子》获冰心散文奖。有短篇和散文进入中国小说学会、中国散文学会等多家排行榜，选入多家全国性选本。散文《腊月，怀念一种花》等被收进《百年中国经典散文》，被央视国际频道推荐为“影响过我的文章”。获得新浪网“中国边远地区十大实力派作家”称号。被评为“2007年感动宁夏十大人物”。有部分作品被译成外文。现任银川市文联主席、《黄河文学》主编、宁夏作协副主席。中国作协会员。
《郭文斌论》
无论是从获中国文学的最高奖项角度、被全国许多著名评论家聚焦的“话题性”人物角度，还是从李建军先生所言研究郭文斌有助于我们“理解”和“认识”文学的重要常识和基本标准角度、读者的持久争鸣角度，抑或是从“文学银军”的带头人角度，《郭文斌论》的出版在宁夏乃至中国文学史上都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无疑增加了“文学银军”的厚度和重量。而一些和作品相关的珍贵照片，则为研究者提供了难得的背景材料。
――出版者
五年前，在2003年第8期的《上海文学》上，我发表了一篇题为《论第三代西部小说家》的文章。针对年轻的第三代小说家的问题，我说过这样一段话：“如果用严格的尺度来衡量，第三代西部小说家的写作还存在许多需要超越的局限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例如，从整体上看，他们的作品虽然不乏新意和诗意，不乏朴实的情感和健康的道德内容，但是，缺乏境界阔大、思想成熟、技术圆练的大作品。更为严重的情况是，他们写到一定程度，一旦被社会认可，就不自觉地在已经形成的模式里进行复制性的写作，写出来的作品给人一种彼此雷同、似曾相识的印象。这几乎是所有那些已经成名的青年作家身上共有的问题。”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部分，我这样表达了对第三代小说家的理解和肯定：“是的，第三代西部小说家还走在路上，还没有达到理想的高度。他们之所以值得关注，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成就可以被当作普遍有效的经验模式，而是因为他们的写作，是一种有价值的启示，给我们认识自己时代的文学提供了一种参照。他们的写作是一种面对大地的写作，是一种向他人开放的写作。他们自觉地抵抗来自第二代作家的消极写作的影响，从不靠大胆的粗俗和对人性、道德的肆意凌辱来吸引读者的注意力。在他们身上，也很少看到都市的‘先锋’写作卖弄技巧的花哨和个人化写作渲染欲望体验的俗气，因此，不管他们的写作存在多少问题，他们是担得起人们的赞许和期待的。”
坦率地说，在写《论第三代西部小说家》的时候，郭文斌还没有进入我的批评视野。那时，他的小说创作还处于一种艰难探索的“自在状态”，还停留在对中国的并不成熟的“先锋文学”的模仿阶段，还没有实现化蛹为蝶的转化和飞跃。
在郭文斌过去的小说中，我们时或可以看见他的缺乏内在深度的调侃，可以看见缺乏价值重心和可靠方向的形式主义倾向――这是我们在中国的幼稚的“先锋文学”中常常可以看见的文学景观。阅读中国“先锋主义”作品，我们也许会吃惊于他们想象的诡异和行文的恣纵，但是，更多感受到的，是价值观上的虚无主义，是面对文学的玩世不恭，是对人物的冷漠和无情。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不再温柔地怜悯，不再优雅地感伤，不再对诗意化的写作表现出虔诚的态度。我们的眼睛不是向内关注灵魂的拯救，而是向外渲染感官的刺激；不是向上追寻精神的光芒，而是向下寻求庸俗的满足。我们背叛了《红楼梦》的诗情化的叙事传统，继承了《金瓶梅》和《肉蒲团》的色情化叙事的衣钵。在我们时代的某些试图变革文学秩序的激进分子看来，文学本质上乃是一种消极的精神现象，它所关注的焦点，就是“私人”和“肉体”，因此，谁越是用粗俗、大胆的方式表现“欲望”，渲染“黑暗”，谁的创作就越是具有“先锋性”，就越是接近不受道德羁绊的“纯文学”。
然而，在我看来，当代文学之所以缺乏力量感和影响力，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缺乏诗意，缺乏对于善的朴实而坚定的态度。要知道，在任何时候，作为破坏性的力量，冷漠和冷酷都是瓦解人类内心生活的；在任何时候，作为诗意的对立物，庸俗和粗俗都是降低文学的价值和尊严的。
好在，郭文斌意识到了反诗化写作的问题和危险，他走出了“先锋文学”的歧途，踏出了属于自己的路子，或者用一位大师的话来说，“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句子”。他成功地摆脱了过去的那种阴暗、畸形的写作模式的影响，选择了诗意化和善意化的写作路径。以美载善，以美启真，这就是郭文斌为自己确立的新的写作原则和文学纲领。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一篇影响巨大的评论文章中说，托尔斯泰的小说之所以充满“优美迷人的特殊魅力”，是因为他在写作的时候，“始终保持着少年的十足的天真和纯洁：“心理生活隐秘变化的深刻知识和天真未凿的道德情感的纯洁性――这是现在赋予托尔斯泰伯爵的作品以特殊面貌的两个特点，它们（永远）将是他才华的基本特征，不管他的才华在今后发展中表现出怎样的新的方面。”其实，车尔尼雪夫斯基所揭示的，乃是所有真正伟大的文学作品共同的品质和特征。
道德情感的纯洁性以及由此而来的诗意性，显然也是郭文斌后期创作的自觉追求。他把眼光转移到了孩子身上，因为他们最能体现人性的美好和心灵的纯洁。孩子，这快乐的精灵，这给生活带来快乐和希望的天使，乃是郭文斌后期小说中具有核心意义的文学形象。他无疑相信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孩子的纯真可爱和纯洁无瑕，可以成为照亮这个时代的精神之光，可以成为澡雪人心的净化力量。郭文斌笔下的农村孩子，虽然生活在困窘的家庭，常有冻馁之虞，但是，苦难、贫穷、饥饿从来不曾改变他们内心的纯洁和善念，恰恰相反，他们的心灵常常因为苦难而显得更加美好。他们的纯洁有助于人们培养一种大地一般稳定的心情态度，那就是对生活的平静而热烈的爱，那就是对未来的乐观而自信的态度。
当中产阶级化写作模式业已成为主宰模式的时候，当许多“著名作家”的写作沦为“社会订货”的奴隶的时候，当商业化和娱乐化成为普遍的文学时尚的时候，郭文斌的意义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应该研究郭文斌的诗意化叙事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意义；应该研究为了实现创作的突破他克服了什么样的困难，付出了什么样的努力；应该通过他的创作经验的研究，来考察伦理境界与文学诗意的关系；应该研究在以后的创作中，他需要解决的问题和必须应对的考验。
关于文学，几乎每一个命题，都可以找到几乎完全对立的理解，几乎都存在着截然不同的判断。长期以来，人们对这种文学观上的分歧甚至对立，采取一种相对主义的态度，认为在文学认知上，永远不可能找到一种普遍有效的“共识”和“真理”。然而，寻求一种普遍有效的“共同标准”乃是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工作的重要内容。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的一个任务，就是通过对伟大的经典作品的阐释，来确立这一标准。
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的序文中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可见，从人类精神生活的共同性来看，确立这样的标准，不仅是需要的，而且是可能的。
在我看来，研究郭文斌的创作，既有助于我们了解写作的艰难和快乐，也有助于我们认识那些重要的“常识”和基本的“标准”。许多批评家之所以对郭文斌的创作产生兴趣，其原因盖在于此；我们之所以编选这部批评文集，其缘故亦在于此。
谨序。
2008年6月7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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