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辞典 共和国辞典75期:台湾农村复兴运动对大陆的启示

农复会工作人员在乡间考察

农复会并非政府机构,其资金和权力皆有限,却又为何能获得农民的信任和支持,对在台湾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社会建设发挥如此大的作用呢?原因大致有以下四点:

一、增加生产与社会公道并重,财富实现公平分配

农复会从成立之初便强调促进生产和解决社会公平并重,这从其所秉承的理想及其实际所做的工作便可看出。

对于农复会的使命和理想,身为农复会负责人的蒋梦麟曾经在1953年有过很精辟的介绍:

● 农复会的工作,是根据两个基本原则:(一)社会的公道,换言之为公平分配。(二)物质的福利,换言之为增加生产。

我们要想把这两者达成平衡的境界。单独的只讲社会公道或公平分配,其结果是均贫。反过来说,若只讲生产。其结果会使富者更富,贫者仍贫,贫富悬隔的鸿沟,因此更为加深。

土地改革,为讲社会公道最要紧的工作。台湾的土地改革,在今年(民国四十二年)年底可完成。

增产最基本的工作,是水利、肥料和病虫害之防治。很谨慎的能把分配与生产配合起来,在世界这角落里,是解决农村问题的一把钥匙。(蒋梦麟,《西潮·新潮》,岳麓书社)

就实际工作而言,从农复会三十年的成果来看,它的确做到了推进农村制度改革与实现农业技术创新齐头并进。农业技术方面它竭尽全力提升台湾农业的生产力,实现了农业财富的快速增长;体制上它积极推动土地改革与农会改组,让农民获得自主权和发言权,让所有的农民都享受到了财富增长的好处,让财富的分配实现了公平。这显然完全不同于与大陆同时期所推行的“城乡二元体制”。

二、帮助农民解决最基本、最实际的需要,不要用“我们的幻想教农民”

农复会之所以能快速获得农民的信任与支持,在于他们在实际工作中一直强调以农民为主体,从农民最基本最迫切最实际的需要出发,而不是想当然的认为农民需要什么,用“我们的幻想教农民”。蒋梦麟在主持农复会时一直在强调这一点:

● “自地方及农民处了解彼等需要,而非教导彼等何者乃彼等所需要。因彼等所需,彼等自身了解最清楚也,由此一方针,故本会工作常在进步中,常从农民处获得新的经验。吾等不以先入之观念推行工作,但虚心自农民处学习。此乃本会方针所以不断进步之一重要因素。不问吾等之意如何良好,计划如何健全,倘不为农民所需要,吾等无法面前使之实行。”(蒋梦麟《对穆懿尔博士致克利夫兰先生关于本会工作基本思想演进一函之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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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从农复会为宜兰农民建水泥晒场一事上便可看出,农复会秘书长张训舜回忆说:

● 宜兰地区水稻收成期经常下雨,稻谷无法晒干,当然最好的是使用稻谷烘干机,但那时一方面是进口的,成本太高,一方面是农民还必须具备操作的知识才能使用,因此最简易的方法是铺盖一个水泥晒场。这类的构想,虽然最简单,却在实质上嘉惠当地农民。农复会铺设一千多个水泥晒场,分散在各适当、需要的地区。这种计划的推行,也不需经过行政机关层层的例行公事,而可直接向当地县市乡镇公所、农会接洽、提出建议,并给与经费补助。(《台湾“土改”的前前后后——农复会口述历史》,九州出版社P104)

由此可见,农复会首先做的就是帮助农民解决最基本的问题,而且是用最简便的让农民觉得最经济的办法。确实对农民有益,农民才能心服口服,才能心甘情愿接受指导。

三、注重农业人才的培养,在农复会里工作的专家几乎都是各领域里的顶尖人才

农复会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取得如此大的成就,很重要的保证就是它的计划的制定者和实施者都是农业技术和行政管理方面的一流人才。尤其是50年代初期,在农复会里工作的专家几乎都是各领域里的顶尖人才,既有很好的学术训练,也有很多实务经验。

农复会非常注意人才的培养。为了适应台湾农业现代化对新知识新技术的需求,农复会曾多次聘请海外专家到台湾进行实地指导,其人员也多次到世界各地进行考察。1972年,农复会会同由台湾经济教育部门共同拟定了培养农业人才的方案,主要内容是:

● 一是对农村建设的研究人员进行分期培训,预定在10年内选派500人到海内外接受高级训练,以备农业科学发展的需要。二是训练农民,对于现有农民和未来的农民进行训练和培育。三是对农村建设基层干部进行培育和训练。农村建设基层干部包括农业技术人员、农业行政人员、农业推广人员、农业教育人员、农业企业经营人员以及乡村医疗卫生、工程人员等。台湾农业教育的实施,对提高农业从业人员的素质,增强农业发展的潜力,为台湾农业的现代化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徐鲁航《农复会与台湾农业的现代化》)

正因为有一大批专家和技术人员的支持,农复会才能不断调动国民党政府各部门的资源促成其计划成功实施,也才能及时准确地为农民提供技术协助。

四、政府提供完全的信任和支持,“授予农复会最大工作自由”

最重要的一点是,农复会之所以能够存在并发挥出巨大的作用,离不开其所处的政治环境。当时的环境为农复会提供了两个重要的保证:

1、因为农复会是中美联合成立的,因此它的运作相对于国民党政府部门而言具有很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权,不受各繁杂的行政程序和权力的牵绊。蒋梦麟对此深有感触,他在回忆受命管理农复会时专门谈到蒋介石的话:

● 委员长(蒋介石)果断地说:“你去负责任,要什么人你去派,派了之后,你和行政:长商量好了,不必跟我说,我事情也忙,这件事情,就请你全权去办吧。”

这12年之中,政府对于农复会的工作和一班负责工作的人,只有信任,没有一点怀疑。所以我说,得到政府的信任,是最重要的事。假如政府不信任,不但土地改革的问题不能解决,其他一切事情,也都会办不通的。(蒋梦麟,《西潮·新潮》,岳麓书社)

此外,张宪秋也谈到“工作自由”对农复会的重要性:

● 授予农复会最大工作自由,由于极大幅度之工作自由,农复会得以避免各种公文与行政手续。发掘问题,迅速协助最适宜之机构予以解决。或协助不同机构,从各方面进行,达成一项总的目标。使当时各界一致工人,农复会办事效率远高于一般机构。

2、美国的经济、技术援助。

由于每年3380万美金的援华拨款交付农复会使用,农复会便不发愁资金问题,同时在这笔资金的使用上边也相对独立,“不需向预算单位或主计处商量,只要一方鉴定出问题,一方认为由此需要即可进行”。如果没有这些经费作为基础,那么农复会上述一切工作基本没有可能成功,即便是国民党政府提供拨款,则财政方面避免不了牵绊,其成功的可能性恐怕要大大降低。

除了拨款之外,美国还不断派遣技术人员赴台考察和交流,帮助农复会针对台湾农业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分析。不可否认,这些技术人员在解决农业现代化出现的问题方面也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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