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汉奸”是个复杂的词汇，一些被贴上“汉奸”标签的人也同样具有复杂性。汉朝李陵降匈奴算汉奸吗？李鸿章主张与日讲和，是卖国吗？袁世凯与日签订“二十一条”，是弱国无外交的必然，还是乞和卖国？李娜赴日比赛为何也变成了汉奸？ “汉奸”一词毫无疑问是贬义词。按字面意思理解是“汉族里的奸细”或者“背叛汉族”的坏人。它是一个带有强烈民族色彩的词汇。但是，真正对它进行定义，确实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
李零曾写过一篇名为《汉奸发生学》的文章，指出“汉奸”之于男人就象贞操之于女人。道学家对女人失节，关注点一向不在原因（缘何失身，被谁强暴），而在后果（是否处女，可曾上吊）。同样，他们对男人失节，也是只责个人，不问环境。
其实，“汉奸”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词汇。它不仅是个静态词汇，而且是个历史的概念，其发生的背景也会对其判断标准产生影响。
正是因为“汉奸”这个词汇的模糊性，一些常被贴上“汉奸”标签的人物，从严格意义上去考证，或许就具有了一定的争议性。
1.汉朝李陵：叛变还是冤屈？
有人曾提出，汉朝最大的“汉奸”是李陵，但也有人觉得李陵本是投降，叛变完全被逼，因此不算“汉奸”。
李陵，汉名将李广的长孙。李广有三个儿子：李当户，李椒，李敢。前两个儿子早死，其中李当户留下了一个遗腹子，就是李陵。
汉武帝封李陵为骑都尉。天汉二年(前99年)秋，汉武帝派乐人出身的外戚、贰师将军李广利率领三万骑兵击匈奴右贤王于祁连天山，李陵归在李广利麾下，负责辎重。李广利是协律都尉李延年的兄弟，二人又同是汉武帝宠幸的李夫人的哥哥，世代相传的乐人之家。汉武帝以这样的人为征伐匈奴的大将军，李陵身为名将之后，怎能不感到屈辱？
李陵比任何人都急于建功立业，他主动向汉武帝请命，率领步兵五千人，迎战匈奴三万骑兵。而汉武帝居然答应了李陵的请求，还不时催促出战。结果，李陵带领五千兵出居延海以北，被匈奴单于以八万兵包围，李广利拒不派援兵，李陵血战八天八夜后投降匈奴。
李陵被俘后，汉武帝派遣因杅将军公孙敖将兵深入匈奴，接应李陵逃归，结果公孙敖无功而返。为了逃避惩罚，公孙敖则回禀汉武帝：“据俘虏交代：李陵已经叛国投敌，教单于兵法以备汉军，所以臣无所得。”
结果，汉武帝大怒，将李陵全家诛杀。
灭门之痛，使李陵决意留在匈奴。匈奴的单于对李陵十分器重，不仅把女儿嫁给了他，还封他为右校王。李陵在匈奴生活了二十余年，于公元前74年病故。
2.秦桧：诬杀岳飞遭人唾
如果说，李陵被逼“叛”汉，有冤屈，可以获得一些人的原谅，那么秦桧则是千夫所指的罪人。但，奸臣秦桧真的算“汉奸”吗？
说起秦桧，人们必然想起岳飞。岳飞的故事妇孺皆知：文武全才，起兵抗金，精忠报国，大破兀术的拐子马阵，名震中原。岳飞的能力引起秦桧的忌恨及宋高宗的不安，连发10道金牌将他从前线召回，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后来平反，封为鄂王，建庙于杭州，受后人祭拜。秦桧是岳飞故事中一个永远的反派角色。
秦桧诬杀岳飞，不仅使原本国力虚弱的南宋痛失一位统帅级的军事人才，而且手段之恶毒，让人痛恨。他之所以被称为汉奸，在很大程度上即因为此，因为他干了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坏事。人们怀疑他的动机，是不是内奸？是不是金人派回来破坏抗战的间谍？
中国人对秦桧恨之入骨，他死后不久即遭道义上的鞭尸，如果充当金人内奸、间谍的铁证，一定早被载入史册。然而，信史记载上，我们找不到秦桧充当间谍和内奸的证据。
除了“通敌”证据不足，另外一个观点认为，宋与金的战争，不过是中华民族的“内战”，而“汉奸”一词指向外族，因而秦桧的“奸”最多不过是政客的阴谋，并非“汉奸”。
对此，陈冲通过二十四史的修订的历程来做解释。他说，从刘秉忠、王鹗提出要修《金史》，到《辽史》、《金史》、《宋史》全部完成，前后用了82年的时间。用了这么长时间，不是因为史实难以考证，而是“义例”难定，具体说，就是在用什么态度来对待这三个朝廷上意见不一致。争论了70多年，才达成共识，叫“各与正统”，就是把辽、金、宋都视为中国的一个正式的合法的朝廷。这个问题一解决，三史很快就完成了。既然辽、金、宋都是中国的一部分，他们之间的战争就是“内战”，所以，在这个历史范畴内，就根本不存在“汉奸”或“民族英雄”。在《宋史》中，秦桧被列入了《奸臣传》，但并没有说他是“汉奸”，否则，《辽史》尤其是《金史》就根本无法下笔。
陈冲认为，如果硬要将秦桧指认为“汉奸”，那等同于把辽、金都从中国的“版舆”中排除出去。可这样一来，这到底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
3.吴三桂：陷入死局
三关总兵吴三桂奉崇祯之命，放弃宁远回援京师，宁远50万兵民一起入关，他想快也快不了，当他抵达丰润的时候，李自成已经先他一步进入北京。崇祯皇帝被迫上吊。
按照兵力来说，李自成拥兵最多，号称百万；明次之，但已不足自保；满清最少，却也有十万。吴三桂只有区区四万兵马。这个时候吴三桂有三个选择：一是投降满清；二是投降李自成；三是与两方为敌。
从名节上讲，投清是背明，落汉奸之骂；降李则背主，负不忠之名。他选择过投靠李自成，但农民军入城后，疯狂捕拷明朝降官，大肆抢掠金帛美女，况且其父亲吴襄和爱妾陈圆圆还在农民军手里。他也想做第三个选择，但是这样的选择不负责任，意气用事，50万兵民，扶老携幼，都眼巴巴望着他带他们走一条生路。
轻易下得了决心的事，对道学家来讲，成仁是可以保住名节，但作为一个三军统率，他手下有四万将士，自己成仁了，他们什么办?这种不负责任也不是大丈夫的所为。
最后，他不得不以大明孤臣义士的身份向满清借兵复国。李自成一见吴三桂阵营中突然出现了清兵，很快就亡命而逃。但多尔衮不是省油的灯，当李吴二人厮杀之后，他则坐享渔翁之利，满清军队则顺势趁机入关。
至于满清入关建立起的大清王朝，是历史演进的必然还是倒退则见仁见智。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对于中华民族而言，是福是祸，当时的评判标准与现代人的肯定也有所不同。
4.李鸿章：甲午战后被指卖国
把晚清时期具有世界眼光并致力于国家现代化的重臣李鸿章称为“汉奸卖国贼”，并非是1949年后的发明。实际上，李鸿章的这顶“汉奸”帽子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有人给他牢牢地戴上了。
李鸿章最早被称为“汉奸”，大约是在他接替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的时候。就天津教案而言，中国民众杀死法国领事丰大业等外国人20余人，自然不能不引起相关国家的抗议，而惩办凶手即使按中国的法律来说，也在合理范畴之内。但当李鸿章最后决定采取“以命抵命”处理此案的时候，他被骂为“汉奸”。
当然，让李鸿章的“汉奸”罪名更加全民化和激烈化的则是甲午战争。
1894年的甲午战争，之前，即使所谓开明人士，也以为中国只要固守纲常名教，再加上一点西洋器械或者制器之母机，就可以高枕无忧。对付西洋鬼子也许还有点麻烦，但在东方做老大，料无问题。因此，中日开战之前，举国上下，真正为中国担忧的，大概只有李鸿章一个人。
然而，在与“小日本”的甲午战争中，“大中国”居然全线溃败，并且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数额最大的赔款和割地纪录。这对于极爱面子的中国人而言，是前所未有的奇耻大辱。
1895年(光绪21年)签订马关条约后，李鸿章由日本回国，举国上下视其为卖国贼，背上汉奸罪名，翰林院亦联名弹劾。李因而被拔掉任职25年之久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改成“入阁办事”，实则是打入冷宫，当个闲差。
其实，在马关议和之时，李鸿章挨了一枪，并因为这一枪使日本的气焰消散了不少，主动做了很大的让步。但有人说他中枪是假的，是做戏；有人说李氏父子受了日本的贿赂；李鸿章在前线暗助日本人煤、米、面……
5.汪精卫：从慷慨义士到汉奸
1910年，参加孙中山同盟会的汪精卫来到北京，图谋刺杀溥仪的父亲、清王朝摄政王载沣，以表现革命者勇气，唤醒民众。当年，27岁的汪精卫虽然因暗杀失利而身陷大狱，却因此天下闻名。“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汪精卫在狱中的这一首诗令很多人为之钦佩。
汪精卫因在革命党内地位很高，民国成立后数度出任要职，历任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行政院长、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中国国民党副总裁等等，直到中日战争初期都是蒋介石最主要的政敌之一。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暴发，全面抗战开始。汪兆铭任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地位仅次于蒋介石。但是汪精卫认为中国当时仍然没有与日本一战的资本与能力，主张“和平运动”。
1938年8、9月间，周佛海的代表梅思平与日本首相近卫的代表松本重治在香港谈判，日方提出“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支持汪精卫搞和平运动。12月19日汪精卫假道云南前往越南河内。12月22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了第三次对华声明，表示不要求领土，不要求赔款，归还外国租界，撤销治外法权等。12月29日汪精卫发出《致中央常务委员会国防最高会议书》和“艳电”（29日电报代码为“艳”），电文称: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尊重中国之主权”，能使中国“完成其独立”，以“互相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三原则，“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这样做“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然而由于近卫内阁数天后突然辞职，以及云南军阀龙云没有如约支持汪精卫，汪的和平运动归于失败。
1939年初，汪兆铭和他身边的人在河内多次遇刺，日本派人将汪营救至上海。1940年，在日本的扶植下，汪精卫在南京宣布成立另一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本人就任政府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行政院院长，拥有自己的行政系统、军队、外交等，一方面与移都重庆的国民政府及老对手蒋介石分庭抗礼。
6.袁世凯：“我死了，为日本去一大敌”
袁世凯被骂为“汉奸”，最大的原因即是，他与日本签订了亡国灭种的“二十一条”。现在让镜头拉回到一个世纪前，我们看看袁世凯签订这个不平等条约的前因后果。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日本对德宣战，遂出兵侵占德国的殖民地青岛，并占据胶济线。德国此时有意将胶州归还中国，但日本越俎代庖地坚决不允，且显然有霸占山东全省的意思。此时，袁世凯政府强烈抗议，日本均置若罔闻。袁世凯又诉诸英、美两国，乞求主持正义，英、美乃合力劝阻日本，但日本不予理睬，且一度想刺杀周旋于英、美之间的中国外交家顾维钧。然日本最令人毛骨悚然之处，则是抛出一个旨在将中国变成又一个朝鲜的“二十一条”。
“二十一条”最厉害的要算第五号七条：要求聘用日本人充任政治、财政、军事顾问，日本人在中国内地所设之医院、寺院和学校有土地所有权，中日合办警政和军械厂，在武昌与九江、南昌间及南昌与杭州、潮州间建筑铁路，福建省内铁路、矿山建筑、开采，日本有优先权，有在中国传教权。
其实，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是看准了时机的。首先，西方列强忙于欧战，无暇东顾。其次，袁世凯已有称帝之心，日本遂欲以此“二十一条”作为支持他称帝的条件。因此，在提出“二十一条”的同时，日本还对袁世凯恩威并御，一方面许诺归还青岛，帮助镇压革命党和宗社党，另一方面又派兵强占山东，并大力帮助革命党、宗社党人遣返国内，将中国搞得一团混乱，以逼袁世凯就范。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将这一密约面呈袁世凯，并再三告诫要绝对保密。但袁世凯十分明白，中国的自救之道，便是将这“二十一条”公之于众，让世界干预此事。于是，顾维钧化装进入英、美使馆，翌日，“二十一条”即成为西方媒体的头条新闻。日本的阴谋被揭发，从而陷入相当被动的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