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最高法有关内幕交易案件司法解释获得通过,证监会在找回自己的雄关漫道上又完成了惊险的一跃。
据财新网报道,本次司法解释的主要精神就是在内幕交易案中,允许公检法采用间接证据。嫌疑人没有合理理由能证明与内幕交易无涉的,都可以推定有犯罪嫌疑。
近年来,内幕交易已成为证监会最重要的监管稽查工作,占到立案数量的一半以上。正如证监会主席郭树清所说:“小偷从菜市场偷一棵白菜,人们都会义愤填膺,但是若有人把手伸进成千上万股民的钱包,却常常不会引起人们的重视。”
这一司法解释将首次减少证监会在司法过程中的举证责任,大大提升监管能力和效率。在此之前,公安机关往往对证监会稽查局提出很高的举证要求。
在迈尔克.道格拉斯主演的电影《华尔街》中,我们可以完整地看到美国SEC是如何直接抓人、获得证人支持、完成取证,从而将证券犯罪分子绳之以法的。这与证监会在国内办案时的被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自1992年成立以来,证监会就一直生活在身份的错乱之中。证券监管机构本是为保护投资者利益、查处证券违法行为而设立的,但证监会并未得到完成这一使命所需的侦查、传唤、监听及冻结银行账户等权力。由此,调查证券违法行为只能借助公安机关的力量,调查中与公检机关的协作不顺大大削弱了对违规者的惩处力度。从2002年开始,在时任总理朱镕基的推动下,公安部方才成立了证券犯罪侦查局。协作问题短期有所缓解但未能根本改观。
这一先天缺陷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当年的“基金黑幕”可算是股市监管缺位的极端事例,股市赌场论亦由此而来。如今股指再次陷入低迷,复权后几乎已跌回了十年前的水平,完全背离了实体经济增长的现实,这显然与游戏的不公平有着极大的关系。
一方面是市场监管严重不足,另一方面是证监会不时需要为提振股指而奔忙,在中小板和创业板成立之后,证监会则成了财富漩涡的中心,审批新股俨然成了证监会的代名词。该得到的权力没有得到,不该得到的权力却是与生俱来,权力的错误配置自然酿成了这一身份的错乱。
身份错乱的背后又是资源配置的无效。证监会共有总部和地方稽查执法人员500人左右,不到证监会总人数的六分之一,稽查人员严重不足。相较之下,美国SEC共有执法人员1300名,占总人数的34%;香港证监会共有执法人员120名,占总人数的22%。
证监会改革的方向显而易见,那就是“让市场的归市场,让监管的归监管”,把新股发行的权力还给市场,把市场监管的职责当仁不让地挑起来。
这除了证监会自身的努力之外,还需要国务院层面的编制等配套支持。证监会目前还只是一个正部级的事业单位,所辖的稽查总队处级以下人员还无法享有公务员待遇。
在过去三年,新股发行骤然增速。证券市场属性开始由“国企市”逐渐转变为“民企市”。在整个金融系统依然被国企专享的时刻,这一转变的意义可谓非凡。把股市搞好的意义已远远超出了股市本身,其中的关键正在于证监会的身份回归。(文/王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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