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华网内容提要：《三国演义》通过理想的君王人选归于失败的故事，提出了理想与现实的巨大矛盾;《水浒传》则通过梁山起义的故事提出了以起义造反的方式解决生活中不公正现象的手段。但梁山起义事业的悲剧结局也给人留下了思考的余地;《西游记》则巧妙而出色地回答了《水浒传》留下的悬念。比起梁山好汉接受招安后的悲惨结局，孙悟空西天取经的行为则具有造福人类和探索真理的积极意义。从而把人的社会价值和个人价值统一在取经时期的猴行者身上。《红楼梦》则通过四大家族的衰亡和贾宝玉的出家反映出封建社会从外在的社会政治悲剧、内在的历史文化悲剧和永恒的人生悲剧三个层面，从而揭示出人生无所不在的悲剧，粉碎了前三部小说树立的市民阶层价值坐标。这样，中国市民文化的关注焦点也就从外在的社会政治逐渐进入人的生命本质，完成了市民文化向高雅文化的过渡和转移。
四大名著各以其独有的思想与艺术魅力饮誉于世，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但是，从中国文化史的角度看，这四部经典巨著的文化价值取向是什么?它们之间是否有其内在关联?它对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走向和发展具有什么形象展示的意义?却是人们疏于思考的问题，这也是本文意欲探讨的问题。
如果把四大名著的文化价值取向联系起来加以审视，似乎可以发现一个惊人的轨迹：他们从下层市民所关心的社会政治问题入手，进而转入到对人生价值的思考。其中既显示出通俗文化的由俗到雅的走向，也证明了中国文化自我调解机制的效率。
一、《三国演义》：谁是合法而又合理的君王?
这简直是一个十分怪诞的悖论：一方面，几千年中国文化的深层社会结构主要支柱就是封建宗法观念和专制制度[1]。按照这个结构的意图和效能目的，它所训导出来的百姓应该是循规蹈矩，逆来顺受。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在《三国演义》中，却表现出市民阶层对于专制制度执行者的身份认同问题的异乎寻常的关注。
在《三国》的作者和传承者看来，作为理想的君王要具备两个条件：一要合法，即要具备皇族的血统。二要合理，即要能够上从天意，下合民心。前者实际上就是封建宗法观念的影子，后者则是专制制度的外在脸谱。很显然，他们认为刘备集团既合理，又合法。毫无疑问，《三国演义》的主要落笔处为曹魏与蜀汉的矛盾斗争，而作者对二者的褒贬又是泾渭分明的。作者把刘备蜀汉集团的兴衰，作为作品的主要线索，把刘备、关羽、张飞、诸葛亮作为小说的中心和正面人物。作者把刘备的宽厚仁爱，诸葛亮的智慧绝伦和鞠躬尽瘁，关羽的忠义，张飞的勇武等都描绘得尽善尽美，并以此寄托自己的理想政治和理想人格;而作为蜀汉一方对立面的曹操，作者则突出他政治上的阴险狠毒和道德上的出尔反尔，以树立其乱臣贼子的形象。这样，在爱憎分明的对比中，作者的拥刘反曹倾向也就十分明显了。
《三国演义》拥刘反曹思想倾向的形成原因比较复杂，其中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原因;既有素材来源的原因，也有作者主观的原因;既有罗贯中的原因，也有毛氏父子的原因。
在有关三国历史的史书中，对曹刘二家的褒贬态度不尽相同。西晋陈寿的《三国志》和北宋时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尊魏为正统，有拥曹贬刘的倾向。东晋习凿齿的《汉晋春秋》和南宋朱熹《通鉴纲目》则尊蜀汉为正统。因为尊魏还是尊刘与史学家所处的历史环境有关。章学诚《文史通义·文德》说：“陈氏生于西晋，司马氏生于北宋，苟黜曹魏之禅位，将置君父于何地?而习与朱子，则固南渡之人也，惟恐中原之争正统也。诸贤易地而皆然。”习凿齿和朱熹的尊刘是为偏安王朝争正统、图恢复服务的。
如果说史书中对曹刘二家的褒贬尚有分歧的话，那么在民间传说和讲唱文学中的看法则是完全一致的。从唐宋时期的传说故事，到金元时期的有关戏曲，其拥刘反曹的倾向非常鲜明一致。这与南北朝以来受到国家分裂和异族入侵的汉人希望天下统一、“人心思汉”的心理有关。与此相关的是，在宋元以来人们对刘备和诸葛亮的肯定中，还融入了一定的民族情绪。如金朝王庭筠《涿州重修汉昭烈帝庙记》、宋代任渊《重修先主庙记》、元代程雪楼《南阳书院碑》及许多平话和杂剧等都是如此。人们把蜀汉作为“汉家”政权的象征，把曹操比作北方异族的统治，从而确立了“邦命中兴汉，天心讨大贼”的思想。
毛宗岗在修订《三国演义》时又加重了作品的这一思想倾向。在《读三国志法》中，他开宗明义地指出：“读《三国志》者，当知有正统、闰运、僭国之别。正统者何?蜀汉是也;僭国者何?吴魏是也;闰运者何?晋是也。”他还介绍自己修订《三国演义》的目的，是为了纠正陈寿、司马光的“谬误”，依照朱熹的正闰观念“而特于演义中附正之”。所以，经他修订后的《三国演义》，其拥刘反曹的正统观念就更加浓重而显豁。毛氏父子如此强烈的正统思想应当与他们的修订年代背景有关。他们修订《三国演义》的时间大约是在顺治或康熙初年，伪托金圣叹序的写作时间是“顺治岁次甲申嘉平朔日”，这正是1644年
